周恩来是嫉妒瞿秋白吗?:张闻天6

深邃的政治远见

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

1956年9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八大这一正确的思想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反而被严重地偏离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立足于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以此来估计形势，指导工作。毛泽东在八大后的多次讲话中，反复谈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告诫全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譬惕资本主义的复辟，因而全党在八大后，对阶级斗争这根弦是越绷越紧了，政治空气也就很自然地长期处于紧张状况之中。

1957年6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时，增补了若干重要内容，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同年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认为八大虽然没有提到这一问题，但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l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一讲话得到全会的认可，写进了全会公报。毛泽东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到八届十中全会已发展得相当全面，成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观点，并成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以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

把社会主义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做法，我们党内不少领导同志对此是有看法的，张闻天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当时仍然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却不能参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但是，张闻天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还是坚持正确的意见。当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倾错误思想在全国蔓延时，张闻天毅然在此前后三次批评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错误。

第一次是l961年8月16日，他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

第二次是l961年8月23日，他又写道：_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

第三次则是1964年2月7日，他又进一步写道： 工、农、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阶级斗争，把它一律叫做阶级斗争，是扩大化。

从上面引文可以看出，张闻天对于1957年以后轻易改变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是不同意的。尤其可贵的是，他在批评的同时，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触及我们党形成这个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他在1961年9月《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堵死；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本上已经消灭。在中国已经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文章中关于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和过渡时期已经结束的明确论断，应该说是比党的八大决议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八大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并没有明确表明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和过渡时期已经结束。

而后来的l963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则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日 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实际上恰恰是一年以前张闻天在上述笔记中所告诫的要防止的错误，即将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的时限扩大到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事实证明，正是对过渡时期的理解的失误，成为人们认识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重要根源。

除了上述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批评之外，张闻天从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对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与其有关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他完全不同意那种夸大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说法，早在1961年的笔记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思想意识上还将长期存在，但今天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是否在于思想落后或超越实际。接着他在1964年又明确表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即使两个马列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而是常常不一样，从而发生争论，这种争论当然不能说是阶级斗争。

1961年，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一文中谈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怎样表现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生产两大部类和农轻重比例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时写道：关于这一矛盾，在各阶层、各集团、各种人物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表现出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见。这类意见只要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以人民内部的方法求得解决。是否真是反社会主义的，也要认真研究，不能乱戴帽子，即使原为反对社会主义，经过批评已经放弃己见的，也应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以反社会主义论罪。各种不同思想中间，会有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那都是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思想上不通的人，只要组织上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决定，也容许保留。这样方能言路大开，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一切关于这类问题的解决，真正合乎实际情况。

张闻天虽然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各种矛盾，有时还会显得相当尖锐，但这些矛盾大部分是非对抗性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人民内部的方法求得解决；绝不能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更不能人为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张闻天关于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气候下显得尤为可贵，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敢于探索的勇气。

张闻天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内各阶级状况的正确认识这一基础上的，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张闻天指出，要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必须先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内的阶级结构，尤其要把握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实现了合作化、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的阶级的特点，以便使我们能够根据这些特点去采取适合于这些特点的解决方法。

那么，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完成后，我国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关于资产阶级。张闻天在1973年写的《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写道：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失 去了它对一切生产资料的占有......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再是统治阶级......在文化上，它也不再占有领导地位了。因此，虽然这个阶级的人还在，它在思想意识上、生活方式上还是资产阶级，但已经大不同于原来的资产阶级了。这是不再能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确切点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因此，对它的力量和影响，不能估计过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不仅被赶下了统治地位，而且失去了生产资料，它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基本上无法构成对无产阶级的颠覆威胁。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力量不能估计太高，更不能搞扩大化。

关于小资产阶级。张闻天写道：

这个阶级包括的阶层比较多，比较复杂，人数也最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级，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能否彻底胜利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知识分子、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许多阶层。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已经同无产阶级结成了巩固的联盟，这种联盟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也是无产阶级国家力量所以如此强大的基础，任何轻视或忽视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作用的偏向，都是危险和错误的。但是，小资产阶级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也不同于无产阶级。它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较大的差别。他们历来是小私有者，还具有动摇性、两面性。任何对小资产阶级这种动摇性、两面性估计不足，也是危险的和错误的。当然，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不同，阶层不同，它的动摇性、两面性的表现，也不完全一样的。在我国当前条件下，大量的矛盾正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正如张闻天在一张读书卡片的批评中指出的：全国胜利后，专门讲小资产阶级的地方较少，常常同资产阶级思想联系在一起讲。这种把小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推向资产阶级一边，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扩大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或者轻视、或者忽视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作用的偏向，都是错误的。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根源。

关于无产阶级。张闻天写道：

这个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已经不再是从前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了。它现在是全国统治的领导的阶级......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历程，给了它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使它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很大的提高了它的政治思想水平，使它不愧为全国人民的领导者的称号，现在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它的人数较之革命以前，已大大增加了，而且还在迅速增加，所以它同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比较起来，是处于压倒的优势。这是它今后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彻底胜利的非常有利的条件。...日但是无产阶级还有自己的弱点，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一个阶级，它在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方面的经验和知识还是不够的......关于如何正确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策略问题，当然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经验。而且在无产阶级本身的队伍内，也不是完全清一色的。以上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实际情况。这里必须顺便指出，张闻天在他的文章中经常把农民阶层称作为农民阶级，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具体化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即工农矛盾，把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具体化为工农之间的阶级斗争。当然，张闻天这样说，另有其深层的含义，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农民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内占绝大多数，因而并不会影响张闻天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更不会产生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关于却识分子。张闻天虽然没有正式提出过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他早在1949年担任辽东省省委书记时就有过类似的提法。他在1948年8月关于国营工厂建党的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国营工厂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指明：有的地方对职员缺乏正确的分析，没有把工厂中的职员看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夸大职员成分的复杂性，认为职员靠不住、工人反对职员，而没有积极地吸收先进的革命职员入党。实际上，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在工厂中的反映。在全国解放前夕，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新见解。

在领导工作中，张闻天不但重视和正确使用知识分子，而且主张培养和提拔知识分子，造就各种专门人才。他认为，没有大批的有现代科学知识与掌握现代技术的专门人才，东北经济建设任务的胜利完成是不可能的，因而主张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大胆依其能力提拔。

即使在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臭老九、异己力量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和工农一起是社会主义的三根支柱。当有人把复旦大学广大知识分子挨整受批的遭遇告诉他时，他还是坚定地、卓有远见地说：我们党还是需要知识分子的!足见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重视。

两个过渡时期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如何估计其社会形态，是一个关系到制定我党工作中心的重大问题。当时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仍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要尽可能缩短这一时期，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仅仅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约特定时期。根据这一基本估计，很自然出现了一系列背离八大正确方针的做法。张闻天对这一问题的估计，则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理论出发，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两个过渡时期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形态的历史时期，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巩固，因而它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全面提高社会生产力，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和准备必要的条件。共产主义的实现要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程度的思想觉悟，必然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准备阶段。它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来完成，而只能由社会主义来完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有第三个阶段，即两个过渡时期，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理论，是马克思早已论述过的。那末，张闻天又是如何看的呢?他在文革以前写的一篇学习笔记中写道，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过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以及其他可能参加的人民，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取得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毋庸赘言，这个阶段对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了的国家的经验，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阶段。但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而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胜利，仅是漫长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跨过了第一步，虽然是决定性的飞跃的一步。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的胜利，无产阶级的政党决不能在跨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之后，就踏步不前，停止革命，反对继续革命；正好相反，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之后，必须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巩固第一阶段的胜利和争取下一阶段的胜利，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一阶段的任务，除了动员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坚决镇压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革命力量的反抗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开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外，必须立即在城市着手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同时，在乡村必须消灭富农和地主的经济基础，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对农民小生产者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以堵塞个体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开始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以及封建主义的旧的生产关系，使无产阶级政权开始有适合于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必须迅速完成的基本任务。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比之第一阶段要远为深刻和广泛。它是空前激烈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时期，它是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参加的翻天覆地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的政治派别和人民群众，在这一革命斗争中，都要得到考验和锻炼。毋庸赘言，这个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胜利，是绝对必要的。不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不改造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不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继续前进，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长久保持。

第三个阶段。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取得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就可以停止不前呢?是否可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了呢?在这个问题上，张闻天首先批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三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根本不存在的错误看法。他写道：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这里所讲的日共产主义日，显然是指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他们把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正是为了要证明，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共产党人决不能停留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上，而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使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不错，列宁也曾多次写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日，也写过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日，但是列宁使用这种表达时，只是为了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任务，而完全不是表示在列宁的思想中过渡时期只限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而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就不是过渡时期了。那只是对列宁思想的有意的歪曲!列宁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指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并不是指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且，根据现有的经验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三阶段，较之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第二阶段，时间远为长久，任务更为艰巨、复杂而又伟大。

张闻天的关于两个过渡时期的理论，是针对1958年提出的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和1960年开始提出的长期历史阶段的过渡时期而写的。当时所谓过渡时期的错误理论，是导致我党一系列左倾错误的关键错误。张闻天在1961年写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中明确指出，必须反对轻视社会主义、急于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为何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的形态(虽然还是不成熟的)?张闻天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一文中写道：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以下的基本共同点：

(1)生产资料公有制；

(2)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互助合作，永远根绝了人剥削人和民族压迫民族的根源：

(3)国民经济的有计划领导；

(4)发展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5)生产的动力是全体劳动人民各尽所能的劳动积极性。为何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同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呢?张闻天写道：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以下的差别：

(1)生产力的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

(2)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的存在；

(3)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的存在；

(4)文化、技术和政治觉悟、道德水平还不够高；

(5)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

为何说，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必须经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呢?张闻天写道：

这是因为，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文化、技术和政治，使消除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及城乡 差别、工农差别和劳力劳心的差别成为可能，并使按需分配也成为可能。简言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共产主义准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他又说：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过程，就是给共产主义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的过程，就是教育人们成为有高度文化技术和政治道德水平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就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所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才能达到。(这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只有消灭资产阶级才能建立起来。)

正因为如此，所以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实际上也就是说，它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直接准备阶段，是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日革命的转变时期日中的最后一个过渡阶段。针对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阶段，急于跳跃，向共产主义过渡，或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而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形态这两种错误，张闻天写道：

(1)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2)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胜利，在中国大约有八年时间是这样的过渡时期)。它本身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是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不是在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以外独立的经济形态，它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

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经过几个阶段，如生产协作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以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而把它们看作是从封建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到，张闻天对当时有人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说成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的观点，是有异议的。而事实上这个过渡时期理论上的错误，正是造成改变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正确论断而走向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根源。

大家知道，划分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与另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二是生产关系。前者是主要标志，但也要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完善和成熟程度如何。从生产关系来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显然是有根本区别的。在第一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确立，因此这个时期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的生产力还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我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了平等互利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八大认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有人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过渡时期，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张闻天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一文中写道：

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成长，就是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准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它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是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的小阶段，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后，相信共产主义阶段还会有许多发展的小的阶段。

他在文革前写的笔记中也写道：

根据现有经验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三阶段，较之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第二阶段，时间远为长久，任务更为艰巨、复杂而又伟大。在这个伟大阶段内，必然还有不同时期(或小阶段)。比如，从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到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即从社会主义的初步建成(或称社会主义初期)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或称社会主义中期)，应该是第一个这样的过渡时期；再从社会主义的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即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到社会主义的完全建成(或称社会主义后期)，应该是第二个这样的过渡时期。我想，社会主义完全建成时期，还只是共产主义初步建成时期，从共产主义初步建成到共产主义完全建成，应该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不仅是基本消灭而是完全消灭三大差别的时期；这不仅是基本实现而是完全实现按需分配的时期。到那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最后实现了!

从上面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闻天并没有指明我国目前到底处在哪一个阶段(时期)，也没有提出初级阶段的概念。但是，在他对苏联当时所处阶段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期，即初步建设阶段。他写道：

从以上关于整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不同时期的划分看来，在苏联新宪法公布时期，苏联只是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上的)。从那时起到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并且在这个时期有过很大的成就，但是事实上苏联并没有走完初期到中期的过渡时期，更谈不上进入从社会主义中期到后期的过渡时期了。他认为，关于苏联已经完全建成了社会主义和关于苏联现在处在所谓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于苏联的真实情况的，是虚构的和臆造的。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张闻天20多年以前对苏联当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基本矛盾

众所周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具体化为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那么，这一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体而又集中的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性质上、特征上、内容上有何根本不同呢?张闻天的许多文章都论及到了这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矛盾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矛盾的性质及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等具体情况也是客观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如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农、轻、重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工、农、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上的矛盾，等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些客观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张闻天认为并非都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间的斗争。

张闻天指出：这些矛盾解决的原则，是全面照顾、适当安排，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结合，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适当结合。但究竟如何结合为好，如何结合才算适当，这就可能发生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这种争论，只有经过民主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才能解决。他又说：由于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任务，就与资产阶级国家不同，不是站在一个阶级、一个集团的利益上，反对另一个阶级、另一个集团，而是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日，是照顾到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巩固工农联盟。矛盾的解决，不但不破坏团结，而且更有利于团结；不但不削弱群众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更有利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就是要经过党和国家的自觉行动来实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客观经济规律，一定要经过人们自觉的利用，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由于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法，主要的应该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内，几种差别将长期存在，所以矛盾也将长期存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善，矛盾将不是激化，而是逐渐和缓，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

以上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但都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因为，基本矛盾是从该社会形态的全部矛盾中分出的，并具有决定一切其他矛盾作用的矛盾。它反映该生产方式最深刻的实质，并且贯穿整个历史时期，即在该生产方式存在的整个时期起作用，又体现该社会形态的基本动力和根本发展方向。主要矛盾一般是指在一定发展阶段上起决定作用的一个矛盾，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大家知道，我国理论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上一直是有争议的。当时有两种观点非常流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有统治地位，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张闻天对此是不同意的，并多次加以批评。

其一，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张闻天写道：

把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基本矛盾，归结为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把三大差别、所有制的差别、劳动报酬的差别，都说成是旧社会的残余、资本主义残余，是不正确的。这种差别同旧社会的差别，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这不是资本主义残余，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要改变这种差别，不能同这些差别去日斗争日，而是利用这些差别，去发展生产，最后消灭这些差别。

他又说：有人把社会主义内部所存在的几种差别(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和由于按劳分配的结果所产生的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当作资本主义残余或旧社会的残余，因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这些残余韵矛盾，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所以有质的差别，就由于存在有这些差别。这些差别不是靠斗争能够消灭，而正是要靠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这些差别，根本上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社会主义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以及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已经同资本主义下的这些差别根本不同了。这是社会主义下的差别，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差别。消除这些差别，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任务。当然，这些差别在形式上还带有资本主义残余或斑痕，还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是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没有的。这些残余的最后消灭，也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生长壮大，和它过渡到共产主义。

其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说成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张闻天写道：

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

他又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如从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49年至l957年)，这是一个阶段，这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又是一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建成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又是一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是谁战胜谁的斗争。这一斗争是以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堵死了；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本上也已经消灭了(它的主要队伍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时已经消灭)。虽然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分子也存在着，但已经不成其为决定的因素了。虽然对于这些残余不应有丝毫的忽视，但这终究是次要的矛盾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应该说，党的八大作出了基本上正确的回答。八大决议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得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而需要改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这是客观需要。列宁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

正因为这样，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能够稳定地有系统地进行这个转变。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且发展了上述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些观点和后来毛泽东陆续提出的一些观点，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任务必须转变的理论，竞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论点，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张闻天是赞成和拥护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提法的。他个人的提法主要有下面两种：

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他在1961年8月写的《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一文中讲道：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还多少存在，但不占主要地位。在这方面的基本矛盾，能否说是在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又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其本质应是一个东西，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的统一。基本上是统一的(生产为了满足需要)，但有矛盾(生产不能满足需要)。这种矛盾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表现形式。

张闻天在1961年9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作出了类似的提法。他写道：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主要表现，或基本表现，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而是生产和需要(也即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轻、重的矛盾)或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特点，就是在于它们基本上的一致性、统一性，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工农矛盾。张闻天在1962年11月写的《略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农关系》一文中指出：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来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最容易使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只能是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阶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此，也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当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还将长期存在。它不但同工农之间的基本矛盾有密切联系，而且在工农之间的基本矛盾没有消灭以前，也是不可能完全地和彻底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一切阶级，主要就是要消灭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矛盾，并且连带着也要完全和彻底地消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张闻天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上述两种提法，与八大的提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张闻天的后一种提法偏重于八大提法中的前一个方面，即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状之间的矛盾。张闻天为什么有这样明确、具体的提法，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只要回顾一下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有意识地主要着眼于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就不难理解了。比如，我国最近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然后转到城市的。这是否意味着抓住了这一基本矛盾，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呢?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工农矛盾的性质，张闻天在1962年所写的《略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农关系》一文中从工农之间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作了详细论述。

他写道：首先，应该肯定，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是两个不同的阶级(由于它们是在社会生产的两大不同生产部门内，即工业和农业部门内进行生产活动，所以它们所具有的生产条件也是很不相同的)，但这是特殊的阶级，即它们不是一个占有别一个阶级的生产资料，从而一个占有别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的产品的那种有剥削关系的阶级。它们是旧社会，即阶级剥削社会遗留下来的仅有的两个阶级。但它们已经不像在旧社会时期那样受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剥削的阶级，而已经转化为独立自主和不受剥削的新的阶级了。它们的不同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矛盾关系。

其次，虽然这两个阶级是独立自主的，谁也不剥削谁的阶级，但它们是相互依存的。一个阶级不能离开另一个阶级而单独存在。工人不能离开农民，正像农民不能离开工人一样(全民所有制不能离开集体所有制，正像后者不能离开前者一样；工业不能离开农业，正像农业不能离开工业一样)。他们虽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阶级，但它们在基本上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劳动的阶级，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它们的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它们的劳动都是集体和互助的劳动，它们都是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它们的报酬。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上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兄弟阶级之间的平等友好和互助合作的关系。它们之间的互相依存、平等友好和互助合作的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统一关系。

最后，这两个阶级虽然是平等友好和互助合作的阶级，但由于它们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同的阶级。由于工人阶级历来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历来又是农民阶级的领导者......这种关系决定了在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工人阶级是站在主导的地位(同样，全民所有制对集体所有制而言，全民所有制是站在主导的地位；工业对农业而言，工业是站在主导的地位)......必须指出，今天的集体农民比过去的个体农民已壑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他们昨天还是小私有者......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和生活习惯上还有许多资本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和习惯势力。因此，今天的集体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有他们原有的两重性的残余，即他们基本上已经是集体农民，同时还保留有小私有者的残余......共产党为了克服农民的两重性的残余，克服农民的小私有者的残余，总之，为了解决工农之间的矛盾，在对农民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措施的时候，对农民的落后的言论行动和生活习惯进行必要的、经常的和耐心的批评和教育工作，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提高他们的自觉性，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一种阶级斗争，但这是两个平等、友好和互相合作的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以至最后消灭工农差别。张闻天写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本质，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最主要的特殊表现......此外，社会主义社会内两个阶级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原则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的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工农阶级之间的矛盾却不是这样。这一矛盾，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像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这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二，它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而是经过毛主席所指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不断可以解决的矛盾。第三，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工农联盟，不是削弱而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削弱而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后，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就会把农民提高到工人阶级的水平，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从而消灭两种所有制、两个阶级，完成社会主义消灭一切阶级的任务，然后使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为什么说工农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张闻天首先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和基本任务出发作了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他在1962年3月写的《关于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它》一文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占有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突出的特殊表现......根据同样的原理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那末社会主义生产的全民性和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无产阶级和集体农民阶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当然也表现为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他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基本关系，在苏联和东欧许多兄弟国家的党内，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在这些国家内，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工农关系不正常，从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遭遇到了困难，就是不重视这一关系的明显结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他写道：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使两种所有制变为一种所有制，使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把集体农民提高到先进工人的水平，把农业提高到工业水平，否则社会主义就过渡不到共产主义，而这些任务的提出，正是根据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他认为，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福利的增长同生产关系脱离，同阶级关系脱离，必然会导致生产力发展和生活福利的增长仅仅是量的发展和量的增长的结论，从而只看到量变而看不到质变，只看到进化而看不到飞跃。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为了论证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工农矛盾，张闻天在他1962年11月写的《略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农关系》一文中，又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了考察。他写道，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最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一论点是合乎实际的。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曾经有过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开始曾经有过4种所有制，即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农民(手工业者不另提)个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有4个阶级，即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土地改革后只剩下3种所有制和3个阶级了。再后来，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基本上只剩下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和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了。我国从此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此，张闻天得出结论：可见，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来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最容易使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只能是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此，也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最后，必须指出，从张闻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工农矛盾含义极广，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城市与农村的矛盾。要使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首先必须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把集体农民提高到先进工人的水平，把农业提高到工业的水平。完成了这一任务，就是解决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矛盾也因此会迎刃而解。

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

195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当前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层出不穷。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的政治，即人为的阶级斗争，更是被强调到超乎一切的地位。在人们的思想上也出现了紊乱。知识分子看点书，写点文章，就是只专不红，就要被拔白旗；有人抓生产，就是右倾，就是唯生产力论者，劳动模范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学习的榜样。只有那些共产主义的空谈家、乌托邦式的人物，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对于当时出现的这种情况，张闻天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发言》中，就有过明确表示。他认为不能光政治挂帅，不能只算政治账。然而，张闻天的这一看法，非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想，张闻天于1973年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了论述建国后20多年中党在根本指导方针上得与失的一篇少有的理论总结。

大家知道，在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以后，张闻天曾指出农村工作重心必须及时的、坚决的从土地斗争转入生产斗争。之所以必须如此，首先是因为土地改革的目的，原来也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1948年，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后，张闻天又及时地指出：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国已基本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张闻天又一再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但是，共产主义是在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的。如果不去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蹋成画饼充饥的魔术。

总之，张闻天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斗争的中心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不首先取得政权，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当时的任务，主要是破坏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建立后，即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政权的主要任务，则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了，因此必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

张闻天认为，现在，无产阶级国家面前有三大任务：

(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中的死硬分子的一切反革命活动，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二)教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可以教育好的人，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卫生体育水平，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和身体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劳动者；(三)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丰富的产品，为进入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国家的国防、外交、公安、司法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一个任务服务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二个任务服务的；各个经济建设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贸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三个任务服务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这三个任务，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缺一不可的。但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无产阶级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的大小来衡量。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不管表面上装潢得如何好看，听起来如何悦耳，终究是空洞的，甚至只能给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灾难的东西。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必然是正比例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极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浪潮中，张闻天以其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性，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在肇庆撰写的文稿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针对这个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理论，从不同层次和侧面论述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理论依据。首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规律来看，张闻天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因素。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要靠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其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所当然，必须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这同唯生产力论毫无共同之处，用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观点来反对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上来，是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但是，调整的目的是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会变成空洞无物的议论，甚至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关系的改革，只有同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是行得通的，否则就会是行不通的。

张闻天的这一看法，主要反映在他1961年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以及其他文章中。他写道：

(1)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运动。现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成长，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不可能。这不是日生产力论日，而是历史唯物论。

(2)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要经常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只是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脱离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但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僵化不变的东西，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脱离，都是不对的。

生产关系调整的是否适合，要看它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物质生产。

第二，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来看，张闻天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是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惟一科学的观点。又说：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谋求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因此，任何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所谓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也就是说，只有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就是为改造旧的资本主义和为建立、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第三，从无产阶级政权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张闻天在分析了无产阶级国家专政、教育、生产三大任务及它们的有机联系之后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国家的所有部门以及各种群众团体的活动，从不同方向，直接间接地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来。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在全社会提高生产率，不能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不能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两种所有制的接近，不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总之，不能迅速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那它就不会有可靠的和强大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是巩固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以上基本原理，张闻天针对当时流传甚广的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错误思潮，指出：有人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正是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抓革命保险吗?如果你抓的革命，不从发展生产出发，并且归结为推动生产力的提高，那么，这样的日抓革命日，就不保险。抓生产危险吗?人们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当政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努力发展生产，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样的日抓生产日，谈何危险!

最后，张闻天语重心长地指出：我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一些唯物史观的常识。所以要不厌其烦地重温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在有些人已经把它遗忘得所剩无几了。有人不是天天自称日高举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如果连这样一些常识都丢掉，那还算什么日高举日呢?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那末，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又何在呢?张闻天在他的一些著作中大致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

一是为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张闻天在他于1971年写的《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中写道：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首要目的，是在于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以前已经自发地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革命不过给这一经济基础创造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这种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首先来源于它的经济力量。剥夺了它的经济力量，就是挖掉了它的老根，也就打击了它在上层建筑中原来的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必须用一切办法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首先就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人在政治思想上的解放，首先就是为了人在物质上的解放，没有这种物质基础，人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不牢固的。精神来源于物质，又必然要转化为物质。上层建筑依存于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我们重视思想工作，仅仅因为它有利于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把革命和生产隔绝起来或对立起来，认为精神决定一切，而物质是无足轻重的，显然是错误的。

二是为了提高所有制的水平创造物质条件。张闻天写道：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必须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自觉地不断改进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必须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同时又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会变成空洞无物的议论，甚至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无法发展的时候，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那样，生产关系的改变起着决定的作用，但这种改变的必要性仍然来源于生产力的要求，并且又是为了给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但这种矛盾一般可用自觉地调节或调整来解决。不断产生矛盾，不断调节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般表现形式。

三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张闻天指出，要消灭工农差别，就必须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大大提高工农业生产力，把农业的生产力提高到工业的水平，把农民提高到工人的水平。只有党和国家完成了消灭工农差别的基本任务，才能在国内阶级关系上说来，社会主义是完全地和彻底地胜利了。

至于城乡的差别、脑体劳动的差别，张闻天认为：在消灭工农差别之后，我想，城乡的差别也会跟着消失。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消失，在工农差别消失之后，估计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期。但是，因为工农差别的消灭：已经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消灭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所以完成这一任务，大概也不会有特别的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的任务，应该说是消灭工农差别，消灭一切阶级的任务。完成了这一任务，就是解决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从而就具备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条件。

四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张闻天写道：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是不能分开的。人民群众所以积极从事生产，发展生产，其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其中改善人民自己的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而且是一个首要的事件，因为人民群众看到增加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直接联系，就更会提高他们对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几千年来，人民群众破天荒地第一次看到生产不是为了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就会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就是因为在那里人民群众第一次能从物质上得到完全的解放，不再为生活而操心。革命如果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条件，那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这样的。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是人民群众在物质上得到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人民群众从物质上得到解放却是人民群众精神解放的目的，而且也是人民群众精神解放的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党的工作中心应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党的八大决议中也确认了这一转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转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直到四人帮垮台，情况才有所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认了经济建设为我党的工作中心，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局面。我们现在所主张的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推动我国经济的尽快发展。张闻天在这方面是有预见的。他关于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后，应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20多年前，在一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声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略，还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张闻天正是具备了这种条件。历史的发展也终究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应该说，我们今天能实现这一转变，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也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

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反动势力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有所加强。他们运用和平演变的战略对我国进行渗透，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也将长期存在，因而反对和平演变就成了我国人民所关注的一件大事。那末，它与党的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方针是否矛盾呢?根据我们对张闻天这方面思想的理解，我们认为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才能使他们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近几年来的事实表明，正由于我们党坚持贯彻执行了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正确方针，所以使国民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民得到实惠。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国家保持安定团结的有力保证，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张闻天特别重视对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农民)的引导和教育。大家知道，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如果对其消极的一面不加限制和教育而任其发展，就会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反对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像张闻天所批评的那样，一会儿极左，把小资产阶级推向资产阶级一边，从而削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一会儿又极右，对小资产阶级消极的思想和行为不进行长期的、经常的、耐心的教育，而任其泛滥，结果势必会出现像苏联解体和东欧诸国那样的剧变的局面。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沉痛历史教训。因此，对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经常的、持续的教育，乃是防止和平演变的关键。在当前形势下，党中央一方面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方针，同时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正确的。对此我们不能有丝毫怀疑和动摇。

公中有私

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我国在公私关系的宣传上也出现了一股极左思潮，而且愈演愈烈。如在物质利益问题上，怕谈或有意回避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物质上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就是离经叛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大帽子!甚至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认为人们不能为物质利益而生活，而只能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认为人们只能讲吃苦耐劳、牺牲奋斗，而不能要求生活过得好些。

张闻天认为，再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他针对当时的这股左倾思潮，在1973年9月20日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中指出：

理想是各种各样的。任何阶级的理想，都不能脱离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存在，都不能不最终归结为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度，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使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共产主义不是要我们像现在这样生活得差，而是要生活得更好。理想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不可实现的虚无缥缈的幻想、神话或乌托邦，而是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今天吃苦耐劳、牺牲奋斗，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生活，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但是，吃苦耐劳、牺牲奋斗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们并不是为吃苦而吃苦，为牺牲而牺牲，这也是很明显的道理。张闻天还针对宣传工作中把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大公无私日日、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与个人的利益相对立的看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从社会主义社会内公与私的辩证关系出发进行了分析：

在社会主义社会，公和私也不是完全隔绝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的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的利益，即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是公私利益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

公私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关系以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张闻天在1961年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谈到关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时写道：

有人把眼前利益说成只是物质利益，而长远利益说成精神利益，这是不对的。其实在眼前利益中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利益；在长远利益中也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过一个是今天要兑现的，另一个是在思想意识中存在(观念上存在)，今天还未兑现，但将来也要兑现的。这两者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如何正确解决两者的关系，需要好好研究。不能一谈到眼前利益，就说是物质刺激，是经济主义，好像只有谈长远利益，才算合乎理想，才算高尚。不知道眼前利益中也有精神刺激，而长远利益中也有物质刺激!

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吃不饱饭的人，他们对眼前利益特别重视，甚至日斤斤计较日。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计较，他们就要饿死、冻死。党的力量，就在于能够立即采取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能够立即取得群众的拥护。如果空谈长远利益，而不解决眼前利益，群众就会不相信我们。未来的利益所以能动员群众，因为这使他们相信，经过斗争和生产是会改善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的。不能否认，物质利益对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当然，这要加以思想政治上的解释，才能使群众了解。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是分不开的。

只给物质利益而不进行思想教育，就不能了解物质利益同政治的关系，同阶级斗争的关系，就不能提高人民的觉悟水平；只进行思想教育，而不给物质利益，思想教育就没有具体内容，就成为日买空卖空日。

张闻天最全面、科学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的文章，日是他写于1974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一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文章。

张闻天在文章中首先阐述了公私的对立统一关系。他写道：公和私(也包含集体和个人，国家和个人)是一对矛盾而又统一的范畴。没有私，就无所谓公，反之亦然。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互为条件而存在的。这种矛盾统一的关系，在不同社会制度内的具体表现和阶级内容，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对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私的、个人的利益和公的、集体的(包括国家的)利益则是基本上一致的。因此公私之间虽然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用自觉的调节的办法来解决。

基于这一认识，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提出了以下几个论点。

首先，私必须服从公。他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中，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集体的和国家的所有制)，公的、集体的利益不能不居于首位(即主导的方面)。因为这个公的集体，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集体，没有这个集体，人民群众的私的利益也就没有保证，他们的最后解放也无法实现。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集体的利益。

第二，公中有私。张闻天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中公的、集体的利益占居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充分论证了作为个人利益的私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他写道：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公和私也不是完全隔绝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的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的利益，即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是公私利益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党一贯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并十分重视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但是从这个社会的最大多数群众实际出发，必须坚持贯彻实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就叫公中有私。反对或否认这种私，是左的空谈。

第三，枣母谷夕卜市弘。张闻天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不但公中有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允许公外有私，对人民公社的社员就是这样。社员除从集体得到应得的劳动工分外，还允许他们在不耽误集体生产的条件下，利用业余时间经营个人的自留地或搞一点副业，并在集市上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以此来补助他们个人生活用品或用款的不足。这种政策，当然对农民个人有利，但对集体也还是有利的。......这是公私结合的一种辅助形式，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废弃。第四，谷季摹砻吊。除了公中有私、公外有私、私应该为公之外，张闻天还提出公还要为私。他写道：既然个人应该为集体，自然集体也应该为个人。不用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最后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的，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有关群众实际生活的问题，集体必须具体加以解决，使个人的问题也变成集体的问题。公为了私，自然私也就向公转化，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使每个人从个人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不能使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化，它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张闻天的上述论述，不仅是对当时公私问题上盛行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而且也是对长期传统观念的一种突破。本来，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传统的价值观就是重社稷、轻个人，重精神、轻物质。建国后几十年又几乎是一讲物质利益、个人利益，就被当作个人主义、修正主义批评，结果是导致实际上精神脱离了物质，集体脱离了个人。

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定物质利益，而且将一切的社会经济关系本质上都看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国家、集体、个人各个方面物质关系尽可能减少冲突的比较和谐合理的一种体系。张闻天这篇论述社会主义公私利益的著作，在实质上触及了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这种不断趋向合理的利益调节中日益成熟起来。

同时，张闻天的这篇论述社会主义利益的著作，还提醒各级领导，要重视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那种以为只要职工有了工资，农民有了工分，人民的生活问题就都解决了，国家和集体可以不管了的想法和做法，是资产阶级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平衡、协调、稳步的方针

1959年，张闻天针对当时中央所奉行的一条极左的经济建设路线，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条与当时中央所奉行的路线截然相反的平衡、协调、稳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方针，从而引发了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上的一场大论战。

张闻天提出的这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清晰地体现在他历次调查时的发言中、给中央的建议信中，以及他撰写的文稿和笔记中，特别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更是明确地把它说了出来。

关于平衡，1957年他在巡视驻巴基斯坦使馆时有一次讲话。当他谈到国内建设情况时就说国内有冒进，原因是经济建设追求先进标准，忘记了我们还很落后。同年6月，他在视察印尼使馆时也说到国内建设中的缺点是要求太高、太急、太大，并说苏联过去很苦，缩紧裤带工业化，我们今天条件好了，可以适当放慢，要平衡。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考虑这项任务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则，把重点过分突出，就会造成失调。工业布局，就不能光从战略上考虑。比如说建设武钢，就要考虑到它与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说武汉是战略要地，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建设武钢，而其他条件是否适应就不加考虑。

他还从哲学的高度，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日这是法则，当然是对的。但在经济建设中则不应人为地突破平衡，而应该利用积极平衡。他说：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使之大体上是平衡的计划。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可能会突破，遇有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保守、消极平衡，是必须反对的。但是，积极平衡也是平衡。

摹_亍毋阐，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发言第二部分中谈到缺点时指出，关于比例失调，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接着在第三部分中详细列举了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他说：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以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为例，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日元帅升帐日，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张闻天还说，日由于1958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食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结果使吃、用发生了问题。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基建战线太长，新增工人太多，许多公共产品不成套，许多公共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等等。

张闻天说：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关于稳步，张闻天在他于1952年给中央写的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一封建议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其中一个就是稳步前进。他在信中写道：离开了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而要加速工业化，显然是一种急性病。

慢些，但是稳当些。这是张闻天读列宁1922年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时写的一条批注。他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批评大跃进的第一条缺点就是求成过急。他在1961年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一文中，还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手工业、半机械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太快。而这次他读列宁著作，对于列宁论及稳步建设方针的许多地方，他都有表示赞同的批语。

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他对生产力落后的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已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长期遭受迫害，张闻天于1976年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许多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著述，只留下了提纲，有的甚至只以笔记的形式记下了要点，未能充分展开和发挥。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张闻天遗留下的珍贵文稿和笔记中，清晰地看出他提出的这条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方针的丰富内容。l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在他被迫写的检讨中，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过六条总结：

(一)强调发展生产力，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

(二)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三)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四)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五)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六)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张闻天的上述六条总结，更加全面完整地体现了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庐山会议上他的发言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他在庐山会议后潜心研究两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物质利益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后所形成的一条合乎中国实际国情的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

张闻天的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提出，是他在理论研究中敢于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的结果。他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上产生一系列分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的不同理解。譬如说，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运动。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唯生产关系论)，正像离开了生产关系而谈生产力，必然陷于机械唯物论(日唯生产力论日)一样。他认为，政治虽然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从而对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政治决定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张闻天认为不能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他从我国现有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出发，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渐进、稳步。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关系上，张闻天认为不应人为地突破平衡，主张利用积极平衡。他说：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在主观和客观的问题上，张闻天反对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他说：干劲虽大，但是强调过分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见，张闻天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是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产生和逐渐形成的归宿。据我们对张闻天经济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我们认为，张闻天经济思想的脉络可概括为：一依据、二出发、三主张、四强调，即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依据；从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出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主张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主张社会主义经济要按比例、平衡、协调、稳步地发展；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利用物质刺激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强调自觉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从而把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建设成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潜心研究

论群众--领导--群众

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岗位，专心致力于理论研究。他不仅潜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非常重视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写有不少哲学著作，可恺在文革中大部分散失了。

张闻天在论述认识论中的群众观点时，特别坚持毛泽东的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且把实践--认谚--实践的认识论的公式具体化为群众--领导--群众等公式，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实践观点。

张闻天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发展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充分发展了关于认识和实跋的辩证统一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强调实践的作用，就是强调人们的认识一定要自始至终通过实践，就是强调人们的认识一定要符合客观的情况，就是强调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唯心主义。

张闻天指出，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实践欢点，同时也是群众观点。这里所说的实践，不是指少数人的宴践，而是指社会的实践，也即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认识的根源，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论》中所说的，人们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同党的领导的认识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内容是一致的。张闻天把后者简化为群众--领导--群众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公式。他认为，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论的公式同群众--领导--群众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公式，在思想内容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说，后一个公式是前一个公式在党的领导和群众关系中的运用。张闻天指出：在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内，群众是领导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实际上，这是对长官意志论(领导--群众--领导)的有力批判。

张闻天指出：毛泽东在认识论中突出群众观点，是他对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的丰富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马列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卓越的贡献。这一观点指出，任何大革命家、大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学说，他们的发明创造，只能来自人民群众；同时他们的思想观点的是否正确，也只能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检验。脱离了人民群众，他们就什么也没有，或者只有一些空洞的和不切合实际的、对人民群众毫无用处或很有害处的空想或胡言乱语。这些东西照例像泡沫一样一边吹起，一边也就消失了。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使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同马列主义的群众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而使认识论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使认识论具有了无限的生命力。同时，这种思想，也使党在领导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获得了认识论的理论基础，从而使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成为真正科学的工作方法了。

关于人们的认识过程要经过两个阶段即从感性认识的阶段到理性认识的阶段的观点，张闻天认为：在从人民群众的认识阶段到党的领导者的认识阶段的观点中，也表现出来了。

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头脑，这好比一个加工厂，一切从群众中来的思想、观点，好像是这个工厂的原材料。共产党的领导，把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偏于感性认识的思想、观点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研究，经过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如果共产党人不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那末共产党人就等于一般群众，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这是党的领导工作中的从群众中来的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对党的领导说来，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阶段，不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领导。

张闻天在论述了群众--领导--群众这一公式之后，接着又把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具体用于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说：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的内容，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内各类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不论其为文化教育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同样是适用的。当然，对知识分子的公式，应该是日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工农群众日(或者可以是，日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的关系时，指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源泉，只能来自人民群众。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它能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这是惟一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文艺工作者的创造过程，不是别的，就是他们把从人民的文学艺术中所吸收来的分散的、原始的文艺形象，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加以塑造，从而创造出更有典型性的文艺形象。但是他们的作品，是否真的美，真的反映了群众中的典型，真的起了对群众的教育作用，那仍然只有由群众来审查、批判和鉴定。

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走群众路线的创作道路，也是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所应走的道路。我们党提彳且的，一切知识分子都必须深入群众，参加到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去，参加体力劳动，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都是群众路线的思想的贯彻执行。只有这样的路线，才能使知识分子真正工农化，劳动化。也只有这样的路线，才能逐渐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当然，除了提倡和实行知识分子劳动化的路线以外，我们还提倡和实行工农分子知识化的路线。但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没有消灭之前，即使一部分工农分子知识化了，成为学者、专家了，成为知识分子了，他们仍然必须坚持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工农群众的群众路线，否则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一样会脱离群众，以至蜕化变质!

张闻天还把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具体运用于工厂企业和农村公社里实行的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的思想。他说：......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的思想也是日群众--领导--群众日的公式的具体化，或者可以说是日群众--领导--群众日和日群众--知识分子--群众日的两个公式的综合。领导和知识分子都必须有联系工农兵群众的原则，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践的马列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口头上说理论必须联系实践，而实践上不真正联系群众的人，不能说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张闻天还把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经济--政治--经济这样一个公式同实践--认识--实践和群众--领导--群众这两个公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说：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从实践出发，首先是从经济基础出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从阶级关系出发。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日经济--政治--经济日的公式所表达的观点，也是彻底的群众观点，这种观点也可以用日群众--领导--群众日的公式来表达。经济基础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是劳动者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我们说，无产阶级的政治从经济出发，就是从劳动者的需要和要求出发，从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出发。我们说经济又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归宿点，就是说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和要求，就是说从经济上解放劳动者。我们又说，无产阶级政治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不能违反这些规律，就是说我们必须遵循人民群众自己行动的规律，因为经济规律无非是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中的行动规律。因此，群众是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由此可见，张闻天把经济与政治、实践与认识、群众与领导的辩证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是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论对立统一规律

张闻天在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上，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矛盾并不否定统一，而是以统一为条件，有统一，才有矛盾。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否定之否定，是旧的被改造成新的，而不是被消灭的过程。斯大林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从马列主义的哲学中排除出去，导致强调对旧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统统消灭，而不是在改造中加以继承，是片面的。毛泽东重视对立统一规律，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但毛泽东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却侧重于矛盾、对立和分裂。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提法，追根溯源，就在于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片面理解。张闻天在一则笔记中从理论上提出批评，认为日一分为二日的提法有缺点。他写道：

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的规律。这种说法有缺点。因为一本来是对立统一的一，而不是无矛盾的一；二本来是统一的发展，而不是无矛盾的一的分裂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是工人运动内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而不是先无矛盾，然后才有矛盾(分裂)的。

人的异化，是社会分工的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对于矛盾发展的趋向，张闻天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矛盾的解决，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发展为分裂。矛盾发展到分裂，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另一种条件下，矛盾可以不发展到分裂。

居于这样的理解，张闻天认为：在社会主义下矛盾的性质改变了，这反过来又改变了矛盾发展的趋势、克服矛盾的形式和手段。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统治物，不是物统治人。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的解决，是可能的。矛盾不断产生，但可以不断解决。举例来说，如几个差别，可以从资举主义的对立，到本质差别，到非本质差别，到消灭。当然，日矛盾是永远会有也永远可以解决的。飞跃，日渐进的中断日，贡变，可以是革命的结果，也可能是改良的、完善的结果。在}土会主义内，属于后一种。张闻天认为，客观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矛盾不能转化为对立。但如果主观上犯错误，矛盾就有发展为对立的可能性。改正了错误，对立性的矛盾又会缓和下来。他不无愤激地说道：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各部分人民中间矛盾是基本的、斗争是基本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土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了。

《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这一则笔记，张闻天是在1964年2月5日写下的。人们从这里可以多少看出他对伴随着上述问题上的错误而出现的哲学领域中把矛盾的某种解决形式绝对化倾向的担心。果不其然，两年以后，一场人为制造分裂的政治大革命就在全国掀起了。张闻天关于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以后，才显示出它的真理的光辉，真是可叹而又可庆!

对哲学的原理和原则的不同理解，也是造成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一系列分歧的根本原因，以致引起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一场大论战。譬如，在精神和物员的关系上，张闻天认为不能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他从我国现有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出发，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渐进、稳步。在主观与客观问题上，张闻天反对把主观能动陛强调到荒谬的程度。他说：干劲虽大，但是强调过分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张闻天的上述理论见解，是在逆境中写出来的，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党对人民的忠贞和奋斗不息的精神，将给正在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们以启迪和教益。

融哲学于经济理论

张闻天在一张读书卡片上写道：经济学是建立在哲学的原理和原则上的，而哲学则在经济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成。他们的一切经济学著作，同时都是扩大和加深他们的世界观的著作。他们在解决某一经济问题时，既解决了这一知识领域内的专门问题，也解决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他在另一张读书卡片上又写道：哲学是每解决局部的甚至日常的迫切问题的武器。如果哲学被剥夺了这种职权，哲学就会失去了任何意义。马克思从一开始他的写作(在《莱茵报》上)就表现出这一特点。

基于这一认识，张闻天在经济理论研究中非常重视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研究。融哲学的原理和原则于经济理论，又把经济理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认识，是张闻天经济思想的最突出的特点和方法。

张闻天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工农业对立统一关系出发，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取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写道：

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工农业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很明显，如果工业没有足够的力量帮助农业，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彻底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两种所有制和两个阶级的消灭，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农业工业化，就必须发展大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所以在工农业的对立统一关系上，大工业是主导的一面。没有大工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工业的发展决定于农业能够给工业多少粮食和农副产品以满足城市工业人民的生活需要，多少原料和剩余劳动力以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不但轻工业要以农村为主要市场，而且重工业也要以农村为重要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支援，工业的顺利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固然，为了要增产粮食和原料，为了要从农村调出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农业仍然要依靠工业的支援，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但如果工业忘记或放松了积极支援农业并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任务，企图单方面的发展，那到一定时候，工业的继续发展就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这里显示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取日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日和日工农业同时并举日的方针，有如何伟大的意义。只有根据这一方针，工业才能充分支援农业，工农业才能充分协作和共同高涨，从而为共产主义建立可靠的经济基础。所以，根据工农业的对立统一关系，不断调整和解决工农业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根据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使工农业同时高涨，是党和国家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片面性，既不利于工业，也不利于农业，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胜利。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的状态，显然已经阻碍了各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速度。

他又说：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大工业和大农业，是大工业和大农业密切结合的独立经济体系。只有先进的大工业而没有先进的大农业，这好像鸟之没有两翼，是飞不到共产主义的广阔的天地中去的。因为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两种所有制和两个阶级的差别是决然消灭不了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重视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片面强调发展工业而忽视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必要，是错误的。他指出：每一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分强调了一面，就会否定另一面。要遵守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要纠正片面性。

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张闻天在文章中同样论述了两者的相互辩证关系。他写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是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惟一科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同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决定经济的折衷主义的或二元论的谬说，毫无共同之处。

无产阶级的政治，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的根本观点，还是不能改变或动摇。

如果有人以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政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说政治最后不为经济所决定，而政治却可以最后决定经济，甚至认为政治可以超脱于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种政治决定论，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

张闻天在文章中不仅阐明了经济最终决定政治这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还提出了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许多精辟观点，如：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从实际出发的主要含义应该理解为政治要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和错误的界线；等等。

由此可见，张闻天坚决反对长期以来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空头政治和政治决定论。但是，他并没有忽视或否定政治的作用。他写道：

说经济决定政治，并不否定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否定前者，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否定后者，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就是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服务的具体表现，领导就是服务。所有这一系列论点实际上都包含着当时他对建国后20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而今日看来也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应该辩证地看问题，不能摇摇摆摆，一会儿从这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一会儿又从另一个极端滑到这个极端。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该牢记。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张闻天认为，斯大林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规律，表述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有一定的片面性。

斯大林对这一规律的表述和认识的主要缺点，就是他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日一定要适合日生产力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突出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矛盾关系，即辩证关系，因而把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简单地了解为只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一种日适合日了。其实，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既有适合，也有不适合，而且正是这种适合和不适合之间的矛盾关系，才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更由于生产力总是不断发展着的，而生产关系总是比较稳定的，所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合，总是相对的，而不适合却是绝对的。

总之，按斯大林的上述认识来看，似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说来，完全是被动的。

直到50年代初，当斯大林觉得他过去的片面说法有问题的时候，他才又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他说：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张闻天认为：斯大林强调生产关系韵作用是对的，但似乎又是生产关系决定着生产力了，甚至他本人根本否定政治经济学有研究生产力的必要。

接着，张闻天指出：斯大林之从生产关系是完全被动的论点，转到生产关系决定着生产力的论点，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完全了解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矛盾关系。当然，生产力最后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力的这种决定作用，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必然趋势。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不是片面的决定关系。

由于斯大林不甚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他就不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相反地，他却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两者是日完全适合日的。他的这种片面的看法，导致苏联思想界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日无矛盾论日。后来，斯大林对他过去的说法有所修正，他一方面认为二者之间的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还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的一些原理和原则已成了张闻天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坚持独立思考

张闻天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也可以说在所有的工作和思想作风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决不人云亦云、奉承迎合、看人看风行事。他常引用列宁的话说：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他认为，做研究工作，就是要在对大量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不管和别人的意见相同还是不同，总是独立研究的结果，而不是来之于道听途说。他最讨厌那种对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模棱两可、见风使舵的所谓研究。他说，有些人善于揣摩领导意图，写出的调查成果只是为了投领导所好，这根本算不得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直遵循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不敢逾越一步。张闻天则于1962年接连写出了《关于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它》《关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一些论点》等文章，对斯大林的经济规律理论提出了修正。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经济发展规律同自然发展规律一样，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够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利用它们为社会谋福利，但是不能消灭它们或创造它们。斯大林着重指出这一点，来反对唯意志论者和主观唯心论者，要人们着重地去研究这些规律，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为社会谋福利，这显然是正确的。但张闻天认为，还必须指出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的根本差别及表现出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以阐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规律的不同作用。

关于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根本差别及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张闻天写道：

首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根本差别是，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活动独立存在于自然现象的规律，而经济规律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没有人的生产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也就不可能有经济规律......所以经济规律不能离开人的生产的实践活动而存在......正是人在经济规律中的作用，使经济规律根本不同于自然规律。

其次，在阶级社会里，社会上的人是分成阶级的，因此经济规律在阶级社会里，是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的。在无产阶级社会里，人有先进落后之分，经济规律是通过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而实现的。经济规律就是在一个社会里，各阶级的人或各部分人之间的矛盾运动，离开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就不可能有经济规律的运动，也就不可能有经济规律。

张闻天认为，这就是产生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根本差别的原因。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规律的不同作用，斯大林认为，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就会利用它来为社会谋福利这一原理，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不但无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能做到这一点，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也能做到这一点。张闻天认为这一说法有问题。他写道：

第一，真正能够认识经济规律的，只有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为无产阶级，也为全人类谋福利，而资产阶级虽然部分地利用着有时也多少自觉地利用着经济规律对它有利的一面，但主要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发的。他们只是为了本阶级狭隘的利益，本能地、经济地、盲目地、自发地活动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社会，不是人支配经济规律，而是经济规律支配人。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才不再是机械地动作着的自发势力，而成了被认识了的必然趋势。其次，正是因为上述理由，所以必须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同以前任何社会比较，人的自觉的主观能动作用被提高到空前重要的地位，或者可以说决定性的地位，人类第一次从必然王国进入了日自由王国日。不是经济规律统治人，而是人利用它们，并使它们服从人的统治。......从此，经济规律才真正开始为了人类的美好的理想而服务。

由此，张闻天作出结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济规律虽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它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生产实践活动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论它是自觉的创造或是自发的创造。

(2)经济规律，在阶级社会里，通过不同阶级的斗争而实现；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里，通过先进人群和落后人群的斗争而实现。它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矛盾的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运动过程的规律。

(3)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正确认识这些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全人类谋福利。

(4)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经济规律才能从人类命运的统治者，转变为被人所统治，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才能最后的胜利。

张闻天认为，指出以上这些原理非常重要，也很必要。因为：

(1)指出这些原理，对反对关于经济规律的客观主义、无矛盾论、超阶级论、自发论，轻视或放弃无产阶级及其专政的历史使命等有特别重要的含义。

(2)片面强调有关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的一面而对人的自觉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一面重视不够，就会忽视认识规律必须研究和总结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丰富经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必须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张闻天认为，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说成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方法的规律，这不能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他写道：

(1)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需要的关系，必须考察它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本身发展的关系。孤立地提出生产与需要的关系问题，而且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基本经济规律日，是不妥当的。而且根据斯大林对这一规律的看法，似乎需要决定着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着需要，那也是不妥当的。

(2)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需要的关系，同决定它的社会主义社会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相脱离，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所有制关系相脱离，不免有点本末倒置。次而言之，即使对分配关系或交换关系而言，也不是需要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或交换关系，而是后者决定前者。可见，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生产和需要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发生关系，而是要经过许多生产关系的环节才能发生关系的。

(3)斯大林把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方法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显然是把客观经济规律日人格化日，从而混淆了客观经济规律和自觉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区别。其次，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任务、方法等等，并不是根据一条经济规律来的，而是人们对所有经济规律的全面知识的综合运用而来的。

关于按比例的规律，张闻天认为，斯大林把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说成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是不妥当的。他写道：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计划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党和国家的自觉的有计划领导的经济。这些计划，就是根据党和国家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任务和方法而制定的，也不是根据一条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生产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必须有一定的比例，这就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即按比例规律。其实这一规律在所有社会形态的生产中都是有的，当然其表现各有不同)。但是究竟需要何种比例，如何实现这种比例，就必须掌握所有的经济规律和了解具体情况才能正确的规定。所以日有计划日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自觉的领导，不能同日按比例日规律混为一谈。按比例规律是社会主义的一条客观经济规律，而有计划领导是自觉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把有计划领导同按比例规律混为一谈，并且似乎只有按比例规律是有计划的，显然没有分清客观和主观的区别，同时也忽视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自觉的主观能动作用。

此外，张闻天在1963年写的《关于斯大林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规律》一文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生产力问题，张闻天首先指出：斯大林认为生产力的要素是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人。他特别强调了生产工具，而不谈劳动对象。这是同马克思的看法，不完全一致的。其次，他认为：只有人和生产工具，还只有生产力的主体方面，还没有生产力的客体方面，即劳动对象。生产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交换，是人类生存的永久条件。没有自然界，人不可能一日生存。在生产力要素中，每一要素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劳动者的人，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生产的主体。生产工具是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媒介。经过这种媒介，劳动者加工于劳动对象，使主体的东西客体化；劳动对象经过加工成为可以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需要的产品，使客体的东西主体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这种循环不息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生存的运动形态。生产力要素中去掉劳动对象，就只有主体没有客体，就不能成为生产力了。何况人类社会愈进步，生产力愈高，劳动对象的重要性就愈大；不但经过劳动加工的劳动对象不断增多，而且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也愈益重要。所以斯大林关于生产力的二要素论，显然是不够的。

再次，他还指出：通常说生产力包含三要素，并不等于说生产力就是三要素。生产力必须在人们使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生产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生产力；离开了人们劳动生产活动，三要素只是生产力的因素，还不是生产力。最后，张闻天从生产的三要素出发分析了它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密切的联系。他指出：马克思并未说过，三要素只是生产力的三要素，他讲的是生产三要素。三要素既存在于生产力中，也存在于生产关系中，生产关系没有三要素，也不成其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中没有劳动力、生产资料、原料材料、生产品等等物质要素，就不可能有人的生产关系。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通过物的关系表现出来。同时，生产力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才能成为生产力，没有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结合起来的生产关系，也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生产力只有在生产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任何把内容和形式机械地分割开来的办法都是片面的、不妥当的。日日

关于生产关系问题，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应该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丙)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张闻天认为这个公式是有问题的。首先在于他只把所有关系当作生产关系的一个要素，而不指出它是所有生产关系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总和，从而缩小了所有关系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意义。其次，他把阶级关系同所有关系分开，而不知所有关系并不是只是指人和物的关系，而是指人和人的关系，即阶级关系。所以，阶级关系也不是生产关系的一个要素，而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第三，他把分配关系和所有关系、阶级关系并列起来。他不知道所有关系、阶级关系不但在生产资料的所有中表现出来，而且也在产品的分配中表现出来。第四，他只谈生产关系的分配方面，而不谈生产关系的其他三个方面，即生产、交换和消费方面。他不知道生产关系必须包括四个方面，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面，特别是生产方面，才是全面的。他把所有关系代替生产方面，把人的关系代替生产关系的交换方面，显然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最后，他对马克思说明人们日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日的了解，是不清楚的。这里是指产品交换还是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中的劳动活动的交换?前者是平常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交换方面，后者则是指生产关系的生产方面。

此外，张闻天认为，斯大林的这个公式不只在于他关于生产关系的内容认识有缺点，还在于他没有指出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在哪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如何在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表现出来。

最后，张闻天对生产关系问题作了如下的概括，指出：根据人们生产活动的实际情况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解释，应该说，生产关系包含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个方面，而生产是主要的、决定的方面。所有关系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总和。它使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它成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它成为一个社会形态的特征。不同的所有关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就形成不同的阶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表现在生产力和所有关系的矛盾中，就表现在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不为传统观点所束缚

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不拘泥于已有的公认观点，不屈服于任何权力，敢于坚持真理，是张闻天理论研究中非常突出的特点。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当时有些人认为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日左日，只会出现右倾修正主义，不会出现日左日倾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张闻天写道：有时要强调反右，有时强调反日左日，不能同等看待，这是可笑的无知。列宁在党内多次反对过日左日，但无人说他右。在这张卡片上，张闻天还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话：右派和日极左派日实际上是双生子，所以都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不同的只是右派并不经常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左派却经常用革命日的词藻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张闻天说： 所以反日左日也是反对机会主义。

左倾和右倾是党内两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弄清楚党内这两种倾向的同异及其联系，是很重要的。l974年，张闻天针对当时的情况，在《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一文中指出：关于右倾的危险和必须同右倾作斗争。现在大家懂得比较清楚，但是关于日左日倾的危险和必须同日左日倾作斗争，则似乎还有许多人不大明白。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日左日倾比右倾好，右倾是立场问题，日左日倾是方法问题，右倾危险，日左日倾保险，干脆来一个宁日左日勿右。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右倾表现为害怕阶级斗争，害怕群众革命运动，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搞阶级调和、阶级妥协、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和尾巴主义。日左日倾表现为玩弄响亮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词句，只讲斗争不讲联合，搞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张闻天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不论是右倾或左倾，都是对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背离，是立场问题，也是方法问题，两者都是机会主义，都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张闻天接着指出，因为右倾和左倾都是机会主义，都小资产阶级倾向，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右的可以转变为左的，或左的可以转变为右的。一个人，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可以表现为右倾，在另一历史：件下，又可表现为左倾。在一定条件下，右倾和左又可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党的正确路线。此外，右倾的错!又常常成为左倾的借口，而左倾的错误又可以成右倾的借口。它们为了自己的倾向，又可以互相利用，客观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同盟者。这种情况，我们在党内斗争的历!上是屡见不鲜的。

张闻天说，因此，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即正确路线和错误线的斗争，必然要表现为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既反对右《又反对左倾的斗争。当然，在不同情况下，何种倾向!主要的，并不一样。当右倾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时候，应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右倾，同时注意防止日左日倾。日左日倾可能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那就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左日倾，同时注意防止右倾。如果不顾社会条件的变化，把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只归结为反对右倾的斗争，因此只反右反日左日，日左日的倾向就势必会受到鼓励而发展起来，在一条件下甚至成为主要的危险。在日左日倾成为主要危险以，还要继续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就可能把正确的东西也当作倾，极大地伤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

张闻天认为，党内的右倾或左倾都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误，但只要对它们进行及时的、正确的批判和斗争，还是可日克服的。党内发生这类倾向，既不奇怪，也不可怕。共产党、正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经受锻炼，党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发展、壮大和巩固起来的。

此外，张闻天在理论研究中激流勇进，敢于研究重大的政理论问题和敏感的社会问题，以及对决定国家长期方针政策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问题。因而，张闻天在提出一个理论观点时，往往一时难以被人们所领会，甚至被作为批判他的依据。张闻天之所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就因为当时普遍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限于所有制关系，因此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超越生产力的水平去追求公有程度更高的所有制。针对这种情况，张闻天在1962年所写的《略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农关系》一文捃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固然是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但这一研究必须和生产力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因为我们要研究的生产关系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在运动中发展着的生产关系，我们必须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如何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研究生产关系为重点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为了进一步论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张闻天接着又专门写下了《关于斯大林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1963年)和《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1963年)两篇文章。他在《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文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观点，提出了生产关系的两重性这样一个极有理论价值的问题。正确认识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的关系，就等于抓住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核心。

张闻天认为，生产力固然是人对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人们是结合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的。所以人们对自然的关系，一定要通过人们的生产关系，才能表现出来。一切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一切生产力都是社会生产力，脱离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没有的。同样地，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是表现一定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而不可能是表现别的东西的生产关系，不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是不存在的。它们互相依存、互相渗透，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割裂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的矛盾不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外部，而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内部；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内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

张闻天接着指出，既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中表现出来，所以生产关系有其两重性，它包含有两个对立的方面。生产关系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表现，按照张闻天的说法，这两个方面就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和所有关系方面。

那么什么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呢?这里指的是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张闻天指出，这种生产关系就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它的永久性(即继承性，或连续性)。人们为了生存，就要生产；人们为了生产，就必须结成这样的生产关系。因此，这类生产关系同人类的生存一样的永久。第二，是它的易变性(或进步性)。它总是促进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总是跟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而改变着它的关系。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必然会引起人们在分工和协作方面的重大变革。

至于所有关系的特点，首先是它的暂时性(历史性)。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一种所有关系被消灭，而为另一种所有关系所代替。其次，是它的相对的稳定性(保守性)。一种所有关系确定以后，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可能轻易加以改变，要改变这种所有关系，必须经过政治革命的变革。所有关系的这两个特点，正好同生产关系一般的两个特点分别相对立。所有关系的暂时性和相对稳定性，正好和生产关系一般的永久性和易变性相对立。既然生产关系一般在生产关系特殊中表现出来，所以前者的永久性也在后者的暂时性中表现出来；前者的易变性，也在后者的相对稳定性中表现出来。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这种矛盾，表现出了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它们的关系，就是对立统一关系。这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就是张闻天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当然生产关系的两重性还不只表现于此。

由此，张闻天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是要在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

同时，张闻天认为政治经济学还必须联系上层建筑。他在1962年写的《关于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它》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固然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主，但它一方面必须联系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联系上层建筑。他在1963年所写的《关于斯大林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他的这个观点。他写道：因为经济基础不是别的，就是人们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不是别的，就是这些人们的思想关系。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同他们的思想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经验，不外是物质生产的经验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既然人们直接生产着、积累着生产经验，他们怎能不在思想上直接反映生产和生产活动，反映生产力变化的水平?

综上所述，按照张闻天的观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规律，即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关系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同时还必须联系上层建筑，联系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

张闻天的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经济学界不仅应该研究所有瓶关系方面，同时应该研究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如研究经济管理、如何配置生产力等等，使经济理论更好地为经济实践服务。然而遗憾的是，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管理心理学等新学科直到最近几年才纷纷出现，比张闻天提出这一卓见晚了将近十五六年。

在平均主义思潮严重冲击着马克思确立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时，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于l961年8月写出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的读书笔记，不仅捍卫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而且提出了富有新意的卓见。

关于按劳分配的性质和必然性问题，笔记首先分析了社会劳动的两重性，并从劳动二重性导出按劳分配的二重性，这一点颇有独创性。笔记对社会主义劳动进行了如下的分析。

一方面，张闻天指出：人们强调社会主义劳动是自觉、自愿、平等、自由的劳动，这基本上是对的，但它也还有不自觉、不自愿、不自由、不平等的一面。，日接着他还指出：按劳分配是自觉劳动的分配原则，但也带有强制性(不劳动者不得食)和不平等性(多劳多得)。这是一种崭新的分析。这对全面认识按劳分配原则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笔记还指出：社会主义劳动虽为直接社会服务，但也不完全，同时存在劳动差别，因而存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这是从商品经济的观点来说明社会主义劳动还具有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按劳分配还不能直接计算劳动消耗，而必须同社会劳动的实际联系起来。如果这种个别劳动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就难以实现多劳多得。这事实上包含了社会主义劳动具有商品劳动的性质，劳动报酬应与劳动成果相联系的思想。这对按劳分配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思想在笔记中提得不够明确，也缺乏必要的发挥。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是关于多劳多得的论点，有两点值得提出：一点是对多劳多得原则的解释。按照左倾观点，多劳多得就是为私，就是个人主义。笔记中提出：多劳多得也是对国家多贡献。多劳动，多贡献，多得。这是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是先公后私，公私两利。这一提法颇有新意。另一点是从多劳多得的结局来看，按照左日日倾思想的逻辑，多劳多得生活富裕了就会资产阶级化，就会变修，因此计较多劳多得是可耻的。他们宣扬讲物质利益就卑鄙，讲精神才高尚。张闻天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谬论。他指出：既然劳动是光荣的，多劳多得是正当的，那么劳动好的人生活好些，生活富裕些，就是应当的。这样生活好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积极拥护。怎么会变修正主义?同时人民要改善生活，就要提高生产，努力劳动，给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样日日集体利益司个人的利益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愿劳动，那是卑鄙的。劳动之后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这有什么卑鄙!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为它奋斗?张闻天把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提高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的高度加以论证，这就从根本上驳斥了反对多劳多得的种种谬论。

笔记中还发挥了马列主义关于按劳分配客观必然性的思想。从公有制、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主义劳动三个方面比较详细地论证了这个问题。值得提出的是，笔记能简炼地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平等权利，引申出劳动的平等权利，最后归结为按劳分配的产品的平等权利，这种概括，是相当精辟而富有创见性的。

关于物质鼓励和按劳分配的作用问题，反对按劳分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1)否定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原则；(2)否定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贯彻物质鼓励的一条基本原则。他们把物质鼓励斥之为经济主义、福利主义、钞票挂帅、个人主义，因此谁搞物质鼓励就是背离政治挂帅，就是搞修正主义物质刺激，就是大逆不道。

笔记中，张闻天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和物质鼓励原则。他说：我们不是利他主义者，也不是利已主义者，是两者的统一。他批评了叫人们只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不要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只关心集体利益的两种错误。他指怕说物质鼓励是不对的。精神不能离开物质，无物质就无精神。一定的物质条件，使工人更有可能提高其文化与技术。改善生活无疑是推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伟大动力。经济生活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精神。精神一经发动，也就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张闻天的这些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辩证分析是何等的精辟，有力地批驳了当时盛行的仿佛谈物质利益就卑鄙，谈精神就高尚的左倾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偏见。

关于按劳分配的作用问题，在这篇笔记结尾，张闻天充分肯定了按劳分配在建成社会主义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中的重大作用。他说：工资的作用，一方面在物质上鼓励工人生产，另一方面也在精神上鼓励其发展智慧、才能和技巧(发展个性)。按劳分配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按劳分配推动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改造，也是人的改造。人的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经验的增长，劳动能力的提高，从而使人的个性也得到多方面的自由发展。反过来，人的改造，又推动生产的发展。这样，按劳分配就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创造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学校。这里关于按劳分配推动生产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人的改造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十分精辟，非常精彩。

张闻天说，按劳分配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它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服务，也为将来的共产主义服务。按劳分配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自觉自愿的劳动纪律，提高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实现这一原则就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按劳分配提纲》的结论。

张闻天这篇提纲中关于按劳分配性质的分析，从劳动二重性导出按劳分配两重性的分析；关于从生产资料平等权利，引出劳动平等权利，导出按劳分配产品的平等权利的论点；关于必须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l卷第900页提出的社会主义工资标准的观点；关于工资的提高应跟在劳动生产率后面提高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性和矛盾性的分析；关于物质鼓励转化为精神力量的分析；关于按劳分配推动生产发展，技术进步和改造劳动者从而更加促进生产发展的辩证分析等等，都是闪闪发光、富有新意的理论和思想。应该说这篇笔记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左倾谬论的主要观点，而且捍卫、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的理论。

精心育人

张闻天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他常说：很多工作，我们原来都没搞过，不熟悉，因此要学着干，在干中学。

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是张闻天培养和提高干部的一个重要方法。早在1936年夏，红军刚结束东征不久，张闻天就利用中央机关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机，明确提出组织干部开展马列主义学习的任务。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机关干部于1936年10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同志先学习辩证法，每周进行一次座谈。大约在1939年，他组织马列学院编译部的10来个同志成立了《资本论》学习小组，隔周讨论一次，每次学习讨论都是他亲自主持，不论溽暑寒冬，从不间断，一直坚持到把《资本论》第一卷二十五章全部学完，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学习讨论会上，他规定学习小组的成员轮流对正在学习中的这一章作中心发言人。对中心发言人的要求，是尽量用自己的语言谈谈读完这一章后自己的理解和体会。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展开讨论，自由发表，因此讨论会进行得很活跃。对重要的章、节乃至片段，他要求进行详细的、深入的讨论。对学习中的难点，如第一章，尤其是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则不惜花费时间，深入钻研，务求理解马克思的原意。为此，大家还常常把《资本论》的德文原版与中、英、俄、日文的不同译本，对照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1951年4月，张闻天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他一到驻苏使馆，就亲自抓干部的学习，并再三强调，没有一定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不但搞不好研究工作，其他任何工作也是做不好的。在驻苏使馆，他自己或组织别人定期作时事报告。在组织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他根据干部的不同文化程度分了几个班组，高班的同志分工给低班上课和辅导，研究工作人员则结合业务着重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干部的业务学习他也非常重视，说这是外行变内行的惟一途径。在他的领导下，大家普遍学习了国际法常识、外交惯例以及其他国际知识。为了学得快一点，他提出一个办法，就是一个时期每人分工钻一个问题，然后进行交流；或者某人看完一本书，向大家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这样来互相补充，共同提高。此外，他还积极组织不懂俄文的同志学俄文由于抓得紧，有些原来学过英文的同志，学了一年俄文就可以做资料翻译工作了。

张闻天还十分重视对研究干部的培养和在研究工作中培养干部。可以说，张闻天到哪里，哪里就有学术性机构出现，或成立研究室和编译部，或创办学术性刊物。

在革命圣地延安，张闻天当时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工作够繁重的了，但他还担任马列学院院长，并亲自兼任该院编译部主任，成立了一些研究室，如马列主义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等。1945年第二次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张闻天兼任主任。延安整风后，他主编党内《参考资料》，对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曾以记者的名义写了许多评论和分析文章。l955年初，张闻天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他将政策委员会改组为政策研究室，各有关司也相继成立了综合小组。他还倡议创办了《外事研究》《业务研究》两种刊物，登载部内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调研成果，另外还一手筹建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张闻天成立研究室或编译部并亲自兼任主任，并非挂空名，而是自己参加进来，管得很具体、很细致。如抽调干部，个别谈话，了解工作进度和困难，审阅和修改部分译稿、调研报告和论文。他经常参加研究室的会议，根据各人情况，分配学习和研究任务，出题目、写文章、开讨论会。编译部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工作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目标一开始就很明确，即在前期要集中力量编译出版《马恩丛书》(共10册)，在后期要编译《列宁选集》(共20卷)。这30种书的翻译出版，不论对于解放区的理论教育，还是对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是一件大事。它扩大了马列主义的宣传阵地，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食粮。

张闻天非常注意研究工作的特点，强调发挥研究人员的积极性，照顾各人的特长和兴趣，从不采取硬性摊派任务的做法。他出的题目，有人觉得搞不了，他也不勉强，而是根据大家的意见再行商定。对于各人自选的题目，一般他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对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报告，他总是先和作者商量内容，研究提纲，待写出初稿送他审阅时，他又十分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或者亲自修改后再找作者商量，决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一直主张应给研究人员以尽量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不要老是开会，或搞其他与研究工作无关的活动。他认为，在研究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发生争论是好事，不应压制，也不必动辄开会，主张多采取个别交换意见的办法。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领导研究工作，不能像有些人搞行政工作那样，只靠下命令、发指示、画圈圈。研究工作是一种高级脑力劳动，应当有更大的独立性，还要照顾各人的专长和爱好，不能干涉过多，抠得太死。比方你硬要人家研究一个问题，还得按你的一意见写出来，而他对这个问题思想还不通，或者毫无兴趣，那怎么能写出好文章来呢?他还说，研究工作最怕想当然、瞎指挥，弄得人家像无头苍蝇一样团团转。一定要启发大家开动机器，考虑问题，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搞得生动活泼，提出些新的问题和新的见解。不然，思想僵化，死水一潭，就很难搞出什么名堂来。

在研究问题上，张闻天特别强调一个新字。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注意新的问题，发现新的动向，有新的提法和新的见解。还说，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算不得研究工作。例如，1951年他初到驻苏使馆工作时，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大家所想的是怎样把美国赶出朝鲜。但是，张闻天却已看出了有通过和谈走向停战的新的苗头，并组织写了一篇专题报告《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他以大量的材料(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报刊的公开言论)与论据来进行讨论，说明美国实在打不下去，不得不另找出路；同时估计中朝方面也很难把美国完全赶出朝鲜半岛，实现和谈停战是比较有利的和可能的。这篇报告向国内报送后，得到了外交部和周总理的表扬。

对于研究问题，特别是写文章，张闻天是极为慎重和认真的。每一个论点或提法，都是根据大量材料，经过反复考虑，还尽量征求别人的意见，才定下来。写作时，对于遣词造句也都要再三推敲，多次修改。他最反对研究问题时的轻率武断和写文章上的粗制滥造。

张闻天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也是默默地不断从事研究工作的一生，是通过研究工作精心育人的一生。

嗜书如命。勤笔耕耘

张闻天是一位学者式的革命家。买书、藏书、读书、著书，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做研究工作应力求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武装，二是要有比较广泛的基础知识。这对他来说，当然不在话下。他不但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知识，还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他嗜书如命。张闻天看书，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一拿到书就会连续看上几小时，常常忘了吃饭、睡觉和服药。他眼睛高度近视，还患有白内障，视力很差，可他全然不顾，就是在发病期间，也要躺在床上看书，致使医生不得不下日禁读令。他在病重期间，由于双手捧不动厚厚的书本，就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拆开来，装订成几小本拿着看。

张闻天读书很认真，很仔细，一般大家不太注意的地方，他也不放过。中译本的外文书名，通常印在版权页上，一般不留意看。有一次在散步时，外甥无意中提到《落角》这本书，随便说一句：这本书名译成日落角日，似太直译了一些，使人难以理解。张闻天立即低声念出俄文书名，大概在考虑外甥的话是否有道理。最近我们又翻了一下他读过的马恩列斯的全集，发现他改正了书中不少误译，甚至连《列宁全集》注释中的误释也不放过。

张闻天读书看报有几个一直坚持的习惯：一是做读书卡片，二是写眉批，三是写笔记。

张闻天的读书卡片，只留下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做的部分，此前的都已被抄走、散失了。当我们一张张地翻阅这些卡片的时候，不禁为他生前认真、刻苦的精神所感动。这些卡片多数是用旧台历和小学生方格练习本裁成的。卡片的正面是摘要，反面是自己的评论或见解，长短不一。卡片都分了类。就拿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典范)为标题的一打卡片来说，如果按卡片顺序抄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纲要。我们还发现，张闻天还把平时调查的重要内容也做成卡片，分别插入各类卡片中。

张闻天看书报时除了划杠杠、作记号外，还写下大量的眉批和旁注，以表示重要，或还有疑问，或有新的发现、心得和联想等。仅在《列宁全集》第32、33卷上，他就写下了400余条批注。例如，他在读列宁1921年10月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时就写下了一条批注：敢于承认失败、错误，并从中学习，非常重要!翻开这些书，凡是张闻天读过的，都有他作的各种记号和密密麻麻的眉批，有的还注明了阅读的日期，有的一篇上面写着好几个日期。

张闻天习惯于写笔记。即使在长征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仍坚持写笔记。张闻天的《长征笔记》，是一部完整可靠的长征史实记录，可惜除了少数内容在当时报刊上已发表的外，大部分在后来的战火中遗失了。从最近收集到的他的部分笔记本中，人们还吃惊地发现，在1946年任合江省委书记，从事繁忙的剿匪、土改等地方工作时，他仍未间断地摘写国际问题大事记。

张闻天的笔记，按内容分有两种：一种是工作性笔记，长征笔记就属此类；一种是学术性笔记。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后，张闻天离开外交部，从l96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写下了l0多本理论研究笔记，珍藏在家里的保险柜里。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所的造反派冲进来抄他的家，硬逼着张闻天把保险柜打开，把这些笔记本全部抄走。笔记本中所写的观点，当然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证。但张闻天始终不悔，直到晚年还一再挂念着这些笔记本。他对外甥说，如果能找回这些笔记，我可以写很多文章。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中的许多文章，就是从他的笔记本中选出的，如《关于按劳分配提纲》(1961年8月)、《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1961年8月)、《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1964年2月)、《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1961年)等等。

张闻天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勤于耕耘。他主编过多种报刊，从事过文学创作和翻译，主管过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他写的文章，有的是为党中央、东北局、外交部等起草的文件，有的以记者名义发表。据有关人士说，他在延安主编《参考资料》时，每星期都要发表两篇不署名或署笔名的文章，因此后人很难精确计算他一生中到底写了多少文字。仅据不完全统计，他至少写了2000余万文字。

张闻天_生勤笔并不是为了写而写，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写文章是探究和宣传真理，是为党和人民工作。几十年来，张闻天勤笔耕耘，总是和人民生活、现实斗争紧紧结合的。他有的放矢，不钻故纸堆，不搞无痛呻吟。他的研究课题同现实斗争总是息息相关。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被剥夺了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失去了人生自由，身居斗室。但他看到四人帮炮制的连篇累牍的极左言论，不禁怒火中烧，忧心如焚。当时张闻天就拿起手中仅有的一支笔，针对他们的谬论，默默地、然而中肯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一予以驳斥。l969年至l975年这6年中，他在两眼矫正视力只有的情况下艰难地写下了l0万余字的文章和笔记，在批驳四人帮谬论的同时，总结了这场劫难的历史教训，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提出了和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基本上相一致的意见。这些见解至今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使人们无不为之折服。

张闻天一贯主张：写文章必须以理服人，那种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张闻天写的文章，正是他的这些正确主张的实践。不论是早年对于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抗日战争期间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解放战争期间对于根据地问题上的左、右倾偏向，张闻天的批评都是既旗帜鲜明，又充分说理的。从庐山会议起，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上批评左的错误的态度更加坚决，论理也更加冷静。在这些文稿中，固然不可能有以势压人的当年文坛恶习，即使单纯的愤激感情的表达也为他所不取。张闻天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条分缕析，以理论的正确、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透彻，将错误观点彻底驳倒。

正因为如此，张闻天对于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决不 轻易改变的，即使领导上不同意，他也不随声附和，而是申述理由，进行辩论。在东北做地方工作时，他因主张供销合作社应该分红引起的一场争论，就是如此。1957年后，他着重研究国内经济问题，抓得很紧，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看法，总想找机会表而出之。他明知这是逆流而上，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坚持真理的不屈勇气和忧国忧民的忘我精神，使他往往不能自已，多次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最后在庐山会议上犯颜直谏，和盘托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张闻天作为理论家的一个杰出之处，就是他在我党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正确地回答那个历史时代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