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爸爸的信电影照: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

2010年08月06日08:19《抗日战争研究》王奇生

[导读]抗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竞争的战略互动下，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和党务重新恢复。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

王奇生：1963年生于湖南湘潭，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本科、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自1988年开始工作以来，历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副教授兼副所长等职。后在中国社科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留近代史所任博士生导师。2008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奇生主要关注近代史，著有《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006)。

原标题：《“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

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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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竞争的战略互动下，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和党务重新恢复。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文职的政工人员与职业带兵官难相颉颃，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在黄埔系和力行社的参与和长期掌控下，政工、党工与特工三位一体，更使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过来后，在中国不同政党的运用下，竟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

五四以后，中国人的学习榜样开始由欧美日本转向俄国。“以俄为师”成了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和革命政党热衷实践的目标。在“以俄为师”的大潮中，苏俄的“治党”和“党治”体制最受追捧。在学习苏俄建立列宁主义新型政党的同时，仿效其“红军”建立一支由革命政党控制的军队，也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理想。1920年代中期，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以政治工作为特色的苏俄党军制度开始移植于中国南方，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收到了令人惊奇的显著效果。但在北伐结束后，军队政工制度随着国共两党的分家而殊途异辙。共产党将其发扬光大，国民党将其废弃变易。

军队党化，本有助于破除北洋以来军队私有化的诸多弊端，但军队为政党控制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转移，最终由枪杆子来决定。不同的是，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异化为以军控政，以军控党的局面。

近代以来，许多外国的“先进”制度被移植进来，其中有不少水土不服。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过来后，在中国这一相同的“水土”中，却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看来我们不仅要考察“水土”，更要关注“移植者”。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1927年6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社评认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随后袁世凯凭藉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藉的国会相较量，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①

古今中外，最难以驾驭的统治机器莫过于军队。国民党“党军”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军队建设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军队党化，由党来指挥枪，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晚清民初以来，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称雄的工具。“党军”的意义，意味着以党建军，以党控军，军队服从党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军队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文职的党代表和职业军官之间“权”“能”分开，从而抑制军权过度膨胀。②

国民党改组后，确曾有过一段“党权高于一切”和“以党制军”的时光。但这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北伐打到长江流域以后，军权迅速蹿升，最终形成蒋介石藉“党军”坐大的格局。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和“提高党权运动”实即军权与党权的较量。党权本是至高无上，既要“提高”，说明党权已受到军权的侵蚀和挑战。当时国民党中央显已感到党有不能指挥枪的危险。在北方《大公报》报人眼中，南方的党权与军权之争，实际仍是文武之争。其实当时南方党人内部亦有相似的看法。“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当时尚站在武汉国民党左派一方的宋子文，最初的反应就是觉得文人被武人制裁了。他亲口对当时一位来华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③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南京的军权与武汉的党权公开对峙。未久，宁汉合流，国民党党权与军权形式上达成统一，而潜在的对抗依然存在。此后直至30年代初期，党权与军权一直处于分裂、对抗和较量之中。其间国民党党统几度分裂。在中央，蒋介石挟军权另立中枢，与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互争正统。在地方，北伐完成后养成军人盘据地方之渐。蒋介石在南京，冯玉祥在开封，阎锡山在太原，李宗仁在武汉，李济深在广州，张学良在沈阳，形成各自的军事权力中心。④国民党的党权、军权与政权呈现出四分五裂之象。但最终还是蒋介石以军权裹胁党权，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政权，形成如吴稚晖所称的“党亦交给武装同志，权亦交给武装同志”的局面。⑤“汤山事件”之后的胡汉民更愤激地申言：“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的军权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⑥中国政局再次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

“武主文从”不仅表现在南京中枢政局，在地方，各省主席十之八九也是武人。笔者统计1927-1949年间全国各省主席的出身背景，文人占12.5%，武人占87.5%；各省主席主政年数，文人仅占9.6%，武人占90.4%。⑦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与行政层级相并行的党务组织系统，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各自独立，自成系统，法理上两者的地位不分轩轾，平行并存，互相监督。实际上由文人主控的省党部无法与武人主控的省政府相抗衡。地方政治的重心在政不在党。省党部几乎沦为省政府的附庸。⑧可以说，国民党执政时期，武人控扼地方权势资源的程度与北洋时代几无二致。

蒋介石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军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主导群体。“盖无论古今中外，国家之兴替，全视军人为转移”。⑨在蒋看来，军队的组织精神在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均具有普适性。他说：“无论古今中外，要组织成一个健全的国家和社会，都是要全国军队化。”①他对军队化的含义作过如下解释：“就是以军队的组织，军队的纪律，军队的精神，和军队的行动和生活，使之普及于政治、经济、教育，以至于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战斗体，最后要做到民众即军队，军队即民众，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的目的。”在他看来，在一切社会组织中，只有军队组织最严密，最科学，最合理。因为军队组织的特质在于层层节制，系统分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11)故他极力主张不仅要政治军事化，政党军事化，而且要社会军事化。保甲制度的推行，即是他推进社会军事化的重要举措。

在蒋介石军治思想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军治实际上取代了党治。1930年，张季鸾曾深有感慨地说：

现在状况，政界固不堪，军界殆尤甚，且时局递演之结果，权力中心，皆集中于军。今人民已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社会所注意，报纸所记载，世界所研究，政府所筹划者，皆为关于若干军人之事。此情形已仿佛北洋时代之旧观，绝非三民主义训政下应有之现象。(12)

人民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正是党权衰微，军权膨胀的写照。自晚清以来，军人集团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13)“民国成立，军焰熏天”，是民国初年的一种写照。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欲提高党权，强化党力，以图制服军权，扭变“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的局面。但孙中山过早去世，北伐又过早举行(14)，蒋介石藉军坐大。军人持权的局面很快又复旧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军人的地位如日中天。军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群体。在军人势力膨胀之下，“党权高于一切”实际成了一句空话。南京政府建立初期，蒋介石手下一名旅长公然声称：“吾不知何谓党权高于一切，吾只知有万能之枪杆。”(15)军人骄横之态跃然可见。其时蒋介石自己亦承认：

近来最可悲的现象，为一般皆不知尊重党。武装同志之间，亦有忸于一时感想，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对党有反对之表示。当政治责任者，不知不觉之间，不免流露对党的厌恶之心理，且以党比拟于昔时之国会，颇有敝履弃之之概，亦有以为吾侪只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但不必一定需要党。(16)

“武装同志”视党如赘瘤，弃之若敝履，正是北伐结束后党军关系的鲜活写照。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坦言：“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17)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1942年，国民党政工人员龙家汾撰文指出，国军政治工作经历了三个时期：北伐时期为政工新生期，国共军事时期为政工消沉期，抗战时期为政工复兴期。他还指出，第一期的对象是军阀，因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政治眼光，没有政治技术，故政工朝气蓬勃；第二期的对象是共产党，因共产党“颇著政治头脑，颇有政治眼光，颇富政治技术”，政工乃消沉衰微；第三期的对象是日寇，因全民同仇敌忾，政工又复兴迈进。(18)

北伐政工之所以朝气蓬勃，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政工人员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充任。这一格局也潜伏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工因清党反共而衰微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军委会政治部于1927年8月被撤销。不久另成立政治训练部主导军队政治工作，但其职责仅为宣传与联络，沦落为“替军队贴标语”的地步。济南惨案发生，怪罪政工人员贴标语惹祸，遂将军以下之政训机关一律撤销。其后新军阀混战不断，各军离合向背无常，政工完全停顿。(19)张明编著《国军政治工作史稿案》对这一阶段的军队政工有过如下评述：“自十七年完成北伐，至二十年剿匪，为时三年，可谓整个陷于停顿状态中，其失败原因：一则由于在初创时期，政工制度含有监军作用，因政工人员使用不当，事无巨细，辄取管理与干涉态度，使军事长官对部属失去处分自由，致引起反感……；再则中央以共党操纵民运，清共后为正本清源计，断然将民运工作停止，自是政治工作即失其重要的一环，因此政工人员不敢再与民众接触，从而军民隔离，分道扬镳，结果贪污盛行于上，反动派操纵播弄于下，所有过去民众对政治工作人员的信仰与同情，完全丧失；……清共后，政工干部减少，部队又加扩充，原有政工干部不敷，乃起用未经训练人员，其缺乏政工志趣与技术，复无党的认识与革命热情，因之本身腐化日益加深，不惟不足帮助部队，反而妨害部队，故于国军克服济南后，总裁乃毅然撤销各级政工组织。”(20)30年代初，为配合“剿共”，先后设立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训练总监部“剿匪训练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等机构，但国民党军队政工一直处于衰微低落状态。(21)1929年2月，蒋介石曾对军队党务和政治工作的废弃过程及其原因与影响，作过如下一番检讨：

现在国民革命军军队里的党务和政治工作，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不能做，甚至党务也有名无实，或毫无党务可言。这是什么道理呢？其中的原因：第一，从前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人员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或受了共产党理论和宣传影响的人，后来……因为反对共产党，就对政治和党务工作人员也不信任了！第二，是军队里带兵官长，本来就对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怀有成见，只是没有机会来反对，自从有了反共的机会，他们不仅是对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要反对，连党代表的制度以及政治工作的计划也要全部取消了！……所以后来的政治工作没有一点效力，并且在军队中发生不好的影响！(22)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军队在1927年以后，则继承发扬了北伐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取得很大成绩。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重新重视政治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中共合作竞争之战略互动的产物。国共十年的较量，使国民党高层深切认识到政治工作是中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利器。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即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赖政治工作以生存、以扩大，阎先生（锡山）赖政治工作以防共、以整军，中央何至不能用政治工作以抗倭、以蹙共？”(23)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总管军队政治工作，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下设秘书处、总务厅、第一厅（掌军队和军事学校的政治训练）、第二厅（掌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第三厅（掌宣传）。贺衷寒、康泽与郭沫若分任第一、第二和第三厅厅长。抗战初期，第三厅引用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既体现了国共合作精神，也有借重共产党人之处。但与北伐时期不同的是，中共党员没有直接参与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

1938年3月，军事委员会通令：陆海空军各部队一律设置政治部及团连指导员，并规定政工人员的职责为主持军队政治训练，督促军民合作。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机构多次改制：开始是按部队层级，自战区、行营、集团军、军、师、团、营、连，逐级分设政工机构。后鉴于层级过多，分工过细，人员经费缺乏，乃以师政治部为重心，师以上的军、集团军不设实级的政工机构；其后军、师两级的政工机构又多次调整，或军实师虚，或军虚师实。只有战区设政治部和团、连设指导员则基本未变。故战时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大体为：军委会政治部→战区政治部→军政治部→师政治部→团指导员室一连指导员。人员编制，战区政治部一般有上百人；军政治部七八十人，师政治部10多人，团、连数人。(24)随着政工机构的扩大，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的数量亦迅速增加。抗战前夕全国军队政工人员仅3千多人，到1940年初即增至3万人。(25)

政工复兴之后，军队党务也重新恢复。北伐时期，党务与政工，如车之两轮，相辅并行。除中央设有军人部外，各军师团连均设有党的组织和党代表。党代表与部队长官平起平坐。国民党清党后，中央军人部被取消。党代表也不复存在。仅在中央组织部之下设军人股，后改设军人组织科。新军阀混战中，军队党务也卷入漩涡，实际工作无法开展。(26)1935年12月，国民党中央鉴于“军队本身为有组织的行动集体，若再加一重党的组织，徒紊乱其本身组织而毫无实益”，乃撤销军队（陆军）各级党部。(27)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训练重于作战”，于1939年3月又通饬恢复各级军队党部。(28)

战时军队党部的建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军队党务处，下设战区特别党部、军特别党部、师特别党部、团党部、连党部。连党部之下分设小组。(29)小组为训练党员的基层组织。蒋介石对战时军队党务训示三点：一、军队政治工作“应与党配合，以党为基础、为中心”；二、所有官兵员生，尽量吸收入党；三、军队党务工作由各级政工人员兼办。(30)

军队党部的职务，规定由军事长官与政工人员共同兼任。具体兼任办法是：特别党部设特派员和书记长各一人，分别由该部队军事长官和政治部主任兼任；其他如总干事、科长、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则由该单位政工人员兼任。如军特别党部由军长兼党部特派员，军政治部主任兼党部书记长；团党部由团长兼党部指导员，团政治指导员兼党部总干事；连党部由连长兼党部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兼党部干事。(31)名义上，军队党务由部队长官和政工人员共同负责，而且规定由特派员综揽特别党部一切事宜，书记长位居特派员之下，副署特别党部一切命令。(32)但实际上部队长官对党务大多轻视而不大负责。具体党务工作专委之于政工人员兼办。(33)

军队党部成立后，吸收官兵入党是其基本工作。抗战初期，“部队长官及政治部主任，颇多无党籍者，须先办理入党手续”。(34)蒋介石指示：“全体官兵员生，均须集团宣誓入党”；“军队党务经整理一年以后，凡军官之无党籍者，概无铨叙之资格。”(35)据统计，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共有党员688万，其中军队党员423万，占总数的61%。更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占军队党员的77%，占全国党员总数的47%。(36)在某种意义上说，战时国民党员的主要成份是士兵。按规定，士兵集体宣誓即为党员(37)，不收党费，也不发党证，几乎没有政党组织活动。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在国民党军队政工史上，北伐时期有“黄金时期”之称。(38)这一说法主要指当时的政工与党代表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在法理上有与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的地位；军队中的所有命令和法令规则，均由党代表副署；党代表对军事指挥官具有监督制衡的作用。(39)这一制度后来在中共军队中得到很好的继承、发扬和完善。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各级政治部与各级司令部，其相互关系是平行的；各级政治委员与其同级军事指挥员，在军务和行政上有同等的权力。“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时，属于作战行动方面的，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其余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40)

但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将领对军队中的二元领导十分反感。1939年3月，蒋在下令恢复军队各级党部的同时，也训戒政工人员不得与部队主管长官采取对立或监察形态，而应服从部队主管长官受其指导。(41)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亦极力主张“军队政工人员应重政治工作，不应重监视部队，应加给部队长以督饬政治工作之责”。(42)据蒋介石解释，他反对军队“二元制”是基于以下考量：

……实行“二元制”，就是军官与政工人员二者并立，互相监督。但我们中国古人说：“权出于一者强，出于二者弱。”我们既然委任了一个将领，就应该绝对的信任他，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牵制他，所以我们在北伐之后，就取消党代表制度，采取一元制，把一切事权集中于带兵者。我认定一元制必定比二元制要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43)

带兵官与政工人员的紧张关系在“二元制”的北伐时期确曾存在过。(44)但当蒋介石易为“一元制”后，政治工作实际成了军队的附属品，政工人员的地位由部队的监护者，一降而为部队的宣传员。政工人员甚至被人戏称为带兵官的“姨太太”，部队里的“清客”。(45)陈公博谈到，有次他与白崇禧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白崇禧即认为，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不过“贴标语，叫口号”而已，无足轻重；“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46)政治工作几乎受到军事将领的普遍轻视。

抗战时期，政军关系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无一个明晰的制度规定。政工人员在部队中亦无明确的法理定位。(47)军队政工自成系统，人事、经理独立。政工人员的考绩升等，经费的领发报销，均受上级政工机构直接领导和管理。政工人员与部队长官没有隶属关系。在法理上，部队长官管不着他。(48)“在阶级方面，政治人员与部队长官不相上下，在职权上确定政工人员有参加命令通告意见、军法会审、以及经费审核特权”。(49)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又明令训戒政工人员应服从带兵官的指导，导致政工人员对自我角色定位感到困惑：似乎既不是与部队长官平起平坐的党代表，又不是完全听命于部队长官的纯幕僚。(50)也有人将政工人员定位为带兵官的帮手，好比带兵官是一家的家长，而政工人员是他所需要的家庭教师。(51)

1940年，即将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的梁寒操，对军政关系定位的两难性，作过如下表述：

我们的立场，本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站在党代表的地位，对部队采取监督指导的态度，但目前这个方式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是绝对秉承部队长官之命，办理部队政训，也因为政工另有系统，人事经理都独立的原故，不能实行。(52)

也就是说，战时国民党政军关系既非军主政从的“一元制”，亦非政军制衡的“两元制”，而是模棱于两者之间。其结果，部队长官与政工人员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互相歧视者有之，互相倾轧者亦有之，弄得猜忌丛生，自相纷扰”。(53)在部队长官一方，大体表现为：（一）否定政治工作的效用，轻视政工人员；（二）对政工人员不信任，戒备政工人员监视；（三）担心政工人员与自己争权夺利；（四）视政治工作为点缀，利用政工人员为自己摇旗呐喊。(54)而在政工人员一方，则表现为：（一）视部队长官为落伍军阀、封建势力；（二）以改造军队为使命，监视检举部队长官的言行；（三）文职背景的政工人员鄙夷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愚莽和粗鲁；（四）利用士兵与部队长官抗衡。(55)

政军关系紧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战前政工延续下来的特务传统。自30年代初开始，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为以黄埔系为核心组成的力行社所经营和掌控。由于力行社的法西斯主义组织特征，政工系统也成为他们用来对付异党异派的特务工具。很多政工人员同时也是力行社及其下层和外围组织的成员。(56)在战前，力行社的工作对象主要有二：一是对付共产党；二是对付地方实力派。抗战初期，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下，共产党尚不遗余力地谴责国民党政工的特务性质。(57)同样，地方实力派在全面抗战的情境中仍对南京中央所派遣的政工人员深怀戒惧。据一位少将级的资深政工干部忆述，为了同化或吃掉“杂牌”部队，政工人员除了进行一般的宣传教育工作外，主要是调查掌握部队的实力消长，侦察部队长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真实态度，以及了解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矛盾。(58)

1938年7月，国民党体制内的一位政工干部在埋怨政工人员“技术拙劣”时谈到：

在整理军队前提下，政工人员既由最高统率部派遣，工作而外，附带作些兵力装备的调查，人事思想的分析，自属应有之义，不足为奇。不幸当时一部分将领，见不及此，认为政工人员是统率部派的侦探，含有检举监视意味，发生普遍的恐惧与不安，歇斯底里的惶恐戒备。在此种情况下，政工人员自应先行设法取得部队官兵之信任，调查工作自可从缓。最低限度，也应审慎与极端秘密。而一般政工人员，为博取部队的尊重，常有意无意的半公开的进行，似乎是藉此表示权威。这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影响所及，有许多军队，竟派人对政工人员暗中监视，一举一动，都逃不出部队长官的耳目侦察。于是尔诈我虞，愈演愈烈。在彼此提防戒备的情形下，政工功效乃打消无余。(59)

战时国民党政工内部在检讨工作的困难情形时，亦不隐讳部队长官把政工人员看做侦缉他行动的特务这一事实。1939年军事委员委员会政治部在南岳召开全国政工会议。会上政治部承认“过去政工人员多少负有特务性质，因此和部队长官不甚协调”。为了减少这一矛盾，政治部公开以“反特务”相号召。(60)

虽然如此，非嫡系的“杂牌”部队，对代表重庆中央立场的政工人员仍然处处设防排斥，甚至不愿政工人员与官兵经常接触，也不许政工人员与闻军队的事。(61)而政工人员方面，有的故意以中央派遣员的身份敲诈地方“杂牌”部队长官。(62)即使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政治部责成各级政工人员检举和稽查部队的弱点，而战时部队长官经商、走私、吃空额等现象普遍存在，政工人若加以检举，势必与部队长官发生磨擦，也因此而歧视和嫌弃政工人员者。(63)

一般情况下，握笔杆的政工人员与握枪杆的职业军官发生磨擦，前者显然居于弱势。不过，由于政工人员受军委会政治部主管，政治部难免有意维护其政工人员的权益。因分属不同系统，政工人员有时也不甘示弱，而敢与部队长官相颉颃。部队长官即使嫌弃政工人员，甚至政工人员胡作非为，也对之无可奈何。据徐永昌日记载，有一军长，明知其政工人员侵吞军饷，却不敢向政治部检举并提出换人要求，因为担心因此“开罪”政治部，而新来者可能更坏。(64)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战时国民党军队政治和党务工作的成效如何？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国民党体制内的自我评价。

1947年，蒋介石在一次针对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曾批评各级军官“不重视政治工作，把政工人员看作军队的附属品，以致工作不能发展，成效甚鲜”。(65)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认为军事的溃败与政工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又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乱，以致军风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道路不可。(66)

抗战时期，军令部长徐永昌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他认为中共军队克敌制胜的唯一长处就是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他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极为不满。与蒋介石指责军事指挥官轻视政治工作有所不同，他将责任主要归咎于政工人员。他指责政工人员无爱国心，无中心思想，只会分离内部，甚至是“一群谁对他好他说谁好的蠢才”。(67)

阅读战时讨论政工的文章，其普遍看法是：与战前相比，战时政治工作有了相当的进展，但离预期目标还甚遥远。他们的预期目标，是要恢复北伐时期政工的功能与信誉，达到北伐时期政工的水准。

1940年，张治中接替陈诚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主持战时政治工作达5年之久。在晚年回忆录中，张对战时政治工作的优点、缺点和困难之点作了一番相当细致的检讨。首先，他肯定部分政工人员在对日作战中，与官兵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与其勇敢牺牲的行动。他在列举了多个可歌可泣的实例之外，还提供了一组统计数字：1940-1944年5年间，在湘北、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中原、衡阳、桂林等8次战役中，政工人员共阵亡434人，受伤492人，失踪560人。(68)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留存的档案中，也找到了部分相关数据，与张治中的数据相吻合。(69)这些政工人员都是伤亡于抗战后期之对日作战战役中。政工人员的身份是“官佐”，其总数约3万人，如此比例的伤亡与失踪，确是其浴血抗战精神的体现。

张治中认为，战时政工人员对部队官兵风气的转移，部队纪律的监察，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做了相当艰苦的工作。同时，他也承认：“抗战愈至末期，政工本身力量与客观原因相互激荡，矛盾愈益加深，困难愈益扩大，以致缺点毕露，功用尽失。”(70)

在人事制度上，政工人员的出路和待遇均远不如职业军官。战时职业军官升迁非常快速(71)，而政工人员则受种种限制，升迁殊感困难。“恒有团指导员，其最初之团长已升任军师长，其本团之营连长已升任团长，而团指导员则仍为该团之指导员者”。另一方面，优秀的政工干部，虽具备相当的能力、资历与功绩，亦不易获得升迁部队长官之机会。(72)至于政工人员的待遇，表面上与部队长官一致，实际上则显有轩轾，如武器、马匹、车辆等项，均不配给政工人员，其他如吃空额等，也成为部队长官的专利。由于政工人员待遇低，升迁慢，职权小，一般军官视政工为畏途，不惟高级军官多不愿转任政工，即军校出身之初级军官，亦视政工为毫无出路之工作而加以鄙弃，导致政工干部来源极感缺乏。而现有政工人员觉得个人前途黯淡，情绪低落，不安于位，从而导致政工人才缺乏，素质下降。中下级政工干部补充尤感不易。连级指导员经常空缺，只好由副连长或排长兼任。而连排长因本身职务过繁，多无暇兼顾，以至基层政治工作经常处于空虚状态。(73)

战时政治工作的内容，无论国、共，大体不外这样几个方面：在部队鼓舞士气，在后方发动群众，在敌后瓦解敌伪，收拾民心。从民心士气的角度来考察战时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成效，情形实在令人沮丧。以1944年中原会战和桂柳会战为例。蒋介石总结中原会战的情形说：“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74)而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指出：“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枝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75)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76)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竟不如入侵的敌军，的确是莫大的耻辱。军民关系的紧张和对立，造因固不止一端，但至少是军队政治工作失效的表征。

再看部队内部的政治教育，1938年冬1939年春，有人对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的614名士兵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士兵知道中国国民党的，占70%弱，知道“三民主义”的，占48%弱，还有30%的士兵不知道中国国民党，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义”。即使知道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也很少知道这两个名词以外的内容。调查者发表感想说：这是目前军队政治训练最确实的成果，说明政训工作没有渗透进士兵和基层民众之中。(77)

1939年以后，随着军队党部的建立，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想必士兵不知国民党的情形不大可能继续存在。但集体宣誓全体加入，其效果恐怕与全体不入没有太大差别。因为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入党后不交党费，不发党证，没有组织活动，党员缺乏党的意识。党部仅具形式，并无权威。党对部队无论消极或积极作用均无由发挥。(78)查八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比例，一般控制在20-30%之间，只有真正优秀的官兵才被吸纳入党；党员在部队中具有相当的政治优越感，因而在部队中能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八路军中，支部工作是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建立于连队的党支部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实际推动力量，是保障党的路线与军事任务执行和完成的重要基层组织。(79)蒋介石虽然也强调军队政治工作应“以党为基础、为中心”，实际上，将军队党务交由政工人员兼办，而政工人员并不能运用党的组织关系，加强其权威与效能，工作反而与政工有重复矛盾之处。政工人员对兼办之党务自然无所用心。(80)其结果，政工本来是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最终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战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即承认：“军事胜于政治，政治胜于党务。”(81)“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82)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