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酒斩华雄什么意思:自称读完中国书的民国两奇人 - Qzone日志

俞大维晚年曾口述了《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

这封由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曾发表于1984年1月25日的台湾《中央副刊》上。

俞大维生于1897年，绍兴人，1918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进德国柏林大学深造。是知名的弹道学专家。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参谋本部主任秘书、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职。1949年随蒋介石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他一生嗜书，藏书甚丰。1993年2月皈依佛门，法名“净维”。1993年7月8日卒于台北，享年97岁。

俞大维的家世十分显赫，其父俞明颐曾任湖南督练公所（清政府训练新军的部门）兵务总办；其母曾广珊为中国清朝末年名臣曾国藩之孙女；其大伯俞明震为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妹俞大彩是知名学者、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的妻子；其侄子俞启威曾曾任天津市长、建国后第一任机械部长；其姑丈陈三立是晚期影响极大的诗人，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其表哥陈寅恪是史学大家；另一表哥陈衡恪是著名画家，梁启超赞陈衡恪是“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尚人格、不朽价值的第一人”；其表姐曾宪植的丈夫是叶剑英元帅；俞大维还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其子俞扬和，娶中华民国蒋经国总统的女儿蒋孝章为妻。

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提到的自称读完中国书的学界两奇人夏曾佑与陈寅恪，都是民国年间的大学者。

夏曾佑生于1863年，卒于1924。字遂卿，一作穗卿，号别士、碎佛，笔名别士。杭县（浙江杭州）人。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他对今文经学、佛学有精深的研究，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有相当的素养。此外他还注意学习外国史地知识和自然知识，造诣很深。黄遵宪对夏曾佑渊博的知识和学术上深邃的见解很推崇，曾写诗称颂夏曾佑：“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己亥续怀人诗·十三·仁和夏穗卿》） 

夏曾佑的父亲夏鸾翔，精算学，“与同邑李壬叔善兰、戴谔士询，并称为杭州算学三大家。”夏曾佑从少年时代起就好学深思，“年十四入泮”，二十六岁中举。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十八岁的夏曾佑中进士，后任清政府礼部主事。

1891年，夏曾佑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锐意改革之士。其时，他们年青气盛，经常高谈阔论，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治学心得，反复切磋，往返辩难，彼此都觉得很投机。他们各自的住处相距不远，所以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就争论，争论的结果，梁启超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见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原刊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九号）。  他们成了“讲学最契之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 
　　

夏曾佑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先驱者之一，其思想对梁启超影响相当大，梁启超甚至说“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1896年，由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存”。1897年，夏曾佑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民国时，夏曾佑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著有《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是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该书阐扬教育的作用，虽仅写到隋代，但书用章节体编写，突破传统的编撰方法，依据历史的进化和演变，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此外，他对今文经学、佛学均有较深研究，也擅作诗，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有《夏别士先生诗稿》传世。

陈寅恪是俞大维的表哥，他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
                                                      
1919年，大学者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１９３８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后，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因为二战爆发交通断绝，牛津大学虚位等待陈寅恪多年，才另请他人。

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他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一惯狂横的康生竟然被陈寅恪堵在门外。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他让历史系的同学到中大图书馆为他借回了一堆弹词小说，其中有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助手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弹词小说。于是，他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把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有趣的是，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之创作过程，被陈寅恪谦虚地幽默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荡之，“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二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但使人深为遗憾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著作，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陈寅恪生前，中国学界便一直翘首以待陈寅恪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一时有“天命所归”之切望，但陈寅恪没有写出这种体系性的著述，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曾预作挽夫人唐筲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