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 ACT扎古:太平天国宝藏之谜—zxhm.blog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太平天国宝藏之谜太平天国两大藏宝之谜
　
　　太平天国有两个至今未能揭开的藏宝之谜。一个是天京藏宝之谜，一个是石达开大渡河藏宝之谜。　　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太平天国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后期，却腐化成风日渐衰败，终于自己给自己敲响了丧钟。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不仅没有促进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是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大的破坏和灾难。分析其失败的主观原因:一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的目的并不明确；定都天京后，领导者贪图享乐，生活极其腐化，特权思想膨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造成人员分裂、政局混乱。二是战略上的失误。独师北伐，无后勤保障，犯兵家大忌。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绞杀太平天国。清廷有官军，有强大的地主武装，帝国主义有先进的武器，太平天国很难抵挡，其最终的失败在所难免。
　　1864年，太平天国的末日终于来临。首府天京(今南京)陷落后，湘军如洪水猛兽般地进入天京(今南京)，烧杀奸淫，肆意抢掠，地毯式洗掠全城达三日之久，可称得上是挖地三尺，捞尽了天国首府里所有的浮财。
　　因“历年以来，中外皆传洪逆(清统治者对洪秀全的蔑称)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湘军领袖曾国藩与曾国荃弟兄怀疑还有更多财宝窖藏在地下深处。
　　“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
　　湘军攻克南京，曾氏弟兄听凭湘军掠取浮财。曾国藩奏报同治帝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
　　且看曾国藩写给朝廷的奏折: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曾国藩以“挺经”之法，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明明白白地上奏“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写诗说“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覼”，意即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怎么会“全无货财”呢，谁信？
　　朝廷对曾国藩还是十分信任的，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有关藏宝的两种说法
　　湘军入城后，曾国荃的部队是最先进入天王府的，相传曾国荃挖得洪秀全的藏金而入私囊，最终为毁灭证据，一把大火烧了天朝宫殿。清人有笔记记载，洪秀全的窖金中有一个翡翠西瓜是圆明园中传出来的，上有一裂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皆是浑然天成。这件宝贝后来居然在曾国荃手中。
　　当年湘军劫掠天王府时搜查得很仔细，甚至连秘密埋在天王府内的洪秀全遗体都被挖了出来，焚尸扬灰。一大批窖金怎会发现不了呢？所以，曾国荃得窖金的说法有许多人愿意相信。
　　另有记载:“宫保曾中堂(指曾国藩)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湖南)，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如此多船只运送，不能不让人怀疑是曾氏弟兄在给老家送掠来的窖金。
　　清代文人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忠襄即曾国荃，说他攻占南京竟然有千万收入。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驴、王豆腐靠太平天国窖金致富。近代学者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南京采风记·人品绰号》载:“宁俗好以绰号呼人。暴富人家，皆有绰号。如王豆腐，即其家曾业豆腐也；蒋驴子，即其先有人赶驴子也。”位于城南三条营二十号的蒋寿山故居主人，就被人戏称“蒋驴子”。蒋寿山，苏北淮安人，为人诚恳忠厚。前清咸丰年间，其父淮安人，蒋驴子随父流落南京以赶驴为业。太平军攻破南京后，蒋驴子投军养马。被忠王李秀成赏识，升为驴马总管。据说得到太平天国的窖藏，而富甲江南，人称蒋半城。大富商王豆腐也相传是靠得到太平天国的宝藏而富起来的。
 
　　石达开藏宝之谜　　除天京藏宝之谜外，太平天国还有一个藏宝之谜。
　　据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宝藏的故事》记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夕，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于某隐秘处。石达开当时还留有一纸宝藏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训。
　　石达开，广西贵县人。太平天国首封之五王之一，为翼王。石达开早年在家务农，1851年拜上帝会于金田起兵后，任左军主将。同年12月，在永安被封为翼王。1856年“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在天京奉洪秀全命辅政。后因洪氏兄弟揽权，于1857年潜逃出走到安庆。1863年5月，石达开的太平军到达大渡河边。当地土司千户王应元拆桥防御，太平军进退无路。6月13日，石达开向清军请降以救全军，于6月25日在成都被凌迟处死。
　　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调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大渡河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工兵们从山壁凿入，豁然见到3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但是挖开两穴，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　　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为蒋介石侦知。他速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肃博士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终于被迫中止。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查后判断:该三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似非为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石达开究竟在这里有没有藏宝，也成了历史未解之谜。
　　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是，在重庆南川市铁厂坪有段传说，当年石达开西征途中曾经路过南川，留下了一批宝藏，只要找到了一座名为“太平山”的位置，就能找到石达开宝藏。
　　两地的文物部门都肯定了石达开部队在当地的活动，说，“至于宝藏，不好解释，找不到东西”。
　　在大渡河岸边的安顺村，当地老百姓这样讲石达开的传说:“当年石达开率三万大军走到大渡河的时候，有个爱妃生了儿子，石达开犒赏三军用了三天时间。结果三天过后，大渡河涨水了，军队无法渡河。这个时候清军又分别从前后对石达开军队实行追堵，看见了吗？当时他们住在村后的营盘山上，而山上只有几户人家，根本没多少粮食供给军队。” “石达开随军带了很多金银财宝，我们的祖辈说，这些金银财宝被装到7个大棺材里，一个连的军队负责埋藏，结束出来的时候，10个人的小分队守在出口处把这一个连的人全部杀死了。然后，这10个人的小分队回去吃完饭后全部死去，而做饭的炊事员后来也被一支毒箭射死。所以宝藏究竟埋在哪里根本没人知道。”
　　在重庆南川市，当地盛传的说法是，找到了“太平山”，就可能找到石达开的宝藏。据《南川县志》记载，石达开率部经过合口河到桥塘，沿路军纪严明，在老百姓家用饭，都会把银子留下。南川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李黎说:“这是我们在县志里查到关于石达开唯一的文字记载，至于在太平山藏宝的传说无法求证。”
　　和世界上所有的藏宝之谜的复杂性一样，太平天国的两大藏宝之谜至今仍未解开。仅靠文物部门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这些埋在地下深处的宝物能早日重见天日，以造福人民。
 
　太平天国还有第三个藏宝之谜 　　浙江省湖州市位于太湖南岸，地处江浙皖三省交界，水陆交通便利，物宝天华，历史悠久，自古就有“清远地”、“水晶宫”的美称。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太平天国将领黄文金与谭绍光攻克湖州城，黄文金被封为堵王镇守湖州。同治三年六月，天京危在旦夕，幼天王洪天福贵在1000多名精兵的护卫下突出重围来到湖州。此时，太平天国在江浙占据的城市已全部丢弃，只有湖州城还在太平军手里，但已被清兵团团包围。七月初，清兵集中兵力围攻天京，湖城外围稍解，黄文金派其弟昭王黄文英护送幼天王等一行出城到达安徽广德。七月二十七日，湖州城陷落，黄文金突围到广德和幼天王会合，连夜护驾到宁国，中途黄伤重而亡，幼天王洪天福贵一行很快被清军擒获。
　　黄文金镇守湖州两年多，以市区南街太平巷与小西街交叉的大户人家宅院作为堵王府。湖州老一辈口头相传，在黄文金的旧宅中地下埋藏着幼天王从天王府带来的巨额财宝，有9大缸，13个坛子。湖州古钱币收藏者陈达农老先生对此深信不疑。1954年，一个盛夏的清晨，陈达农路过黄文金旧宅所在的太平巷，无意间看到两个小孩手中正在玩一枚特别大的铜钱，他要过来仔细地察看，发现这枚比成人手掌还要大的铜钱铸有“太平通宝”几个字，于是断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太平天国“圣库”中的镇库钱。这种硕大精美的镇库钱非常罕见，据说目前发现传世的不超过3枚，像他这样生于钱币收藏世家的以前也只是从书本读到过，尚未目睹过真品，可见其珍贵稀有。而那两个小孩是在太平巷青石板的缝隙中捡到的。本该天京“圣库”才会有的镇库之宝为何会出现在相隔数百里的湖州城里？个中原因有多种说法，但这个发现本身就为太平天国湖州藏宝之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有位世居太平巷的老人曾提供一个重要情况:1924年，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在临近湖州的长光、广德摆开战场，湖州城里的有钱人纷纷外逃避难，街上行人稀疏，太平巷内的堵王府旧址也空荡荡的。这时从上海来了两个中年男子，暗中租下原堵王府中一处老宅院，挖掘开院落内各个角落，找到了隐藏在后院花坛下的秘密地窖，然后不辞而别。有人推测认为，如黄文金旧宅里真有窖藏金银的话，估计也被这两个文物窃贼窃走了。
　　1986年，湖州南街改造拓宽，黄文金旧宅也在被拆之列，未听说拆房中有重大发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堵王府议事厅被完整无缺地搬移到市博物馆内保留。　　笔者世居湖州，认识担任过市博物馆馆长的邱老。老人曾向我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任职期间，收到过上海一素不相识的老人来信，信中披露了一个秘密:老人的爷爷孩提时代，某天夜里偶然目睹了太平军在湖州城东的孔庙前空地上掩埋一箱箱的东西。老人在信中提到的孔庙20世纪50年代已改建成湖州南园小学，后来老人的来信在“文革”中不幸遗失。2001年，南园小学大规模扩建，原孔庙的老建筑全部被拆除，地基挖得极深，却没发现宝藏的蛛丝马迹。
　　尽管在南园小学里没发现太平天国的藏宝，但是邱老坚信当年老人的来信绝不是空穴来风，当年的孔庙旧址周围还有许多老房子，地下从没开挖过，其中的秘密可能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曾国藩族人偷了太平天国宝藏？
 
　古往今来，发现宝藏、盗墓寻宝、群雄夺宝……都是引人入胜的上佳题材，像外国名著《所罗门王的宝藏》，以及金庸《鹿鼎记》的四十二章经等，无不疯魔万千读者，但这都限于“纸上谈兵”。但据闻近日广东省韶关市掀起寻宝热，有机会可让人们大过寻宝瘾，这倒是个新鲜话题。
　事缘有传媒披露，当地始兴县的曾氏银库，其外墙盛传有幅藏宝图，可指示太平天国天京(南京)宝藏所在。又据始兴县东湖坪民众代代相传声称，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天京银库突然起火，曾国藩上报所有财宝付之一炬，实际上则由其弟曾国荃偷龙转凤，分作九份收藏，其中一份就藏于始兴曾氏银库，又由于当地盗匪猖獗，曾氏族人慢慢把财宝分散藏于山脚、田垄、屋角等，从而在银库外墙留下藏宝图。但是，至今百多年来，无人看懂该幅“藏宝图”，而银库外墙如今也斑驳模糊，再也难以辨认。
　　首先，曾国荃攻破天京之时，天王府早就烈焰冲天，有很多太平军将士聚集引火自焚，誓与天国共存亡，故曾国藩所报极可能为事实，却非事实的全部！事实上，早在城破之前，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就积极转移天王府财宝，当时把这项“物流工作”交托名为“蒋驴子”的驴车领队，只道是一般物品，但随着李氏在当年秋天被捕，天国灭亡，蒋驴子也就被迫“挟带私逃”，盖无可能向曾国藩自投罗网也。是以曾氏兄弟虽富，那是收复东南诸省并劫掠各大城市如长沙、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湖州、扬州，以及天京民居所得，但实际得自天王府财宝应该不多。
　　其次，从蒋驴子及后在南京成为首富，可见李秀成被捕后并未爆出天王府宝藏踪影，之所以让其安享那批“物流货品”，应是留待自己东山再起之用。只为曾氏兄弟心虚，一害怕李秀成才高；二害怕劝其自立为王的流言传到朝廷大为不妙；三就是湘军沿途劫掠，曾国荃根本早就吃饱了，为免李秀成被押到北京，在慈禧太后面前对质，故悍然不顾慈禧懿旨，杀人灭口就地处决李秀成，无形中使天王府宝藏“断线”。
　　然而，正如之前所述，曾氏兄弟确实吃得太饱了，是以把多年“经营”所得，分作九份收藏也绝不为奇，但是否有必要把收藏之处给予“正名”，又何必要叫作“曾氏银库”？是故意招惹盗匪，还是故意炫耀给朝廷知道？凡此都不符合曾国藩后期稳重收敛的性格。
　　无论如何，始兴县宝藏旧事重提，起码是寻宝寻到旅游这块宝藏了，若可吸引多些人到当地旅游，让人们认识历史，温故知新，也是好事。此外，当地有村民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日军入侵粤北，族长选派村中三十六名壮士，把银库内财物转移到山间，从此下落不明……这个说法引发无限想像空间，若可适当运用，相信更有助当地开拓旅游业。
 
　　太平天国宝藏根本不存在 早已被挥霍殆尽       南方某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太平天国财富凭空消失藏宝图无人识》的长篇报道，报道称，据传当年曾国荃骗取太平天国财富，其中九分之一藏于广东韶关始兴东湖坪“曾氏银库”，并在“曾氏银库”外墙上留下太平天国财富藏宝图，但一个世纪来无人能解。
　　该报道通过网络传播后，影响很大。一时间，沉寂多年的关于太平天国宝藏通过曾国荃之手流转民间的说法再一次被提起。记者从韶关始兴有关方面获悉，看到报道后很多人前往该地寻宝，其中，不乏有部分湖南人。昨日，记者在长沙采访了曾国藩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刘绪义，他从各方面分析认为，所谓太平天国宝藏根本就不存在。
　　“曾老九”无须把银库建在家乡以外
　　某报的报道说，相传，当年始兴县东湖坪有人在曾国荃手下做事。曾国荃事成之后，将到手的金银分为九份，四处藏匿。东湖坪因为靠近曾国荃的老家湖南而又“山高皇帝远”，被曾国荃相中。曾国荃九分之一的金银都存在“曾氏银库”内。
　　刘绪义说，曾国荃俗称“曾老九”，是曾国藩的九弟。假设依报道所说，“曾老九”把事成之后到手的金银藏到了始兴县东湖坪，但这里离曾氏老家湖南湘乡少说也有千把里地，靠近曾国荃老家之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刘绪义认为，即使“曾老九”建有银库，也无须把银库建在家乡以外。曾氏故居地处湘中偏僻山区，本身就是个藏宝的理想之所。当年黄巢起义失败后，就曾藏隐于此躲避官府的追剿。“曾氏兄弟何苦要把大批财宝藏到始兴县东湖坪？那么大一批财宝要运到千里之外，外人焉能不知？”
　　报道说：“根据清人笔记记载，曾国藩的夫人从南京返乡的时候，护送船只多达二百多艘，这么庞大的队伍到底运载何物？还有记载说有人在曾国荃的家里见过一个洪秀全收藏的翡翠西瓜。种种迹象让人怀疑，太平天国银库的火就是曾国荃放的，目的是将银库里的财物据为己有。”
　　出于研究曾国藩的需要，刘绪义历来比较关注事关曾国藩的新的史料发现。“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清人笔记’的记载出自何处？但从这‘记载’来看，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曾国藩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打下南京之后，曾氏更是诚惶诚恐。就凭他的性格，是断不可能派‘多达二百多艘’船只这样‘庞大的队伍’护送其夫人回乡的。这一点无需考证。”
　　刘绪义认为，如果“曾老九”的确在始兴县东湖坪藏有大量财宝，依据他的为人，也不可能在当地的一堵墙上留下什么“藏宝图”。那样的话，岂不是在告诉世人“此地无银三百两”？
　　太平天国的宝藏早已被挥霍殆尽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率兵攻下太平天国的老巢天京(金陵)，民间盛传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的金库搬到了湘乡老家。后来，朝廷也在追究这个事情，曾国藩不得不在奏折里说：“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以后捕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宫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曾国藩的这番话历来被认为是在为曾国荃掩盖侵吞太平天国财物的事实。以致南方某报的报道说：“当时朝野上下，几乎没人相信这个说法，可神通广大的曾国藩硬是摆平了这件事，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千古悬案。”
　　刘绪义认为，曾国藩的这个奏折不排除有“掩盖”的成分。“据史料记载，湘军在打进南京后的确抢了太平天国残余的部分财物，违法乱纪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太平天国的宝藏早已被‘洪天王’挥霍殆尽，其财富已所剩无几。”
　　今年3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刘绪义著的《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该书里说，“洪天王”的王冠和金项链都是“重达8斤”。“就连24副碗筷、浴盆、马桶、夜壶等都是用黄金打造的……据考证，‘洪天王’和太平天国众将领的生活都是极尽奢靡的。”
　　1862年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南京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南京。在两年多的围困中，“外面的财富进不来，即使太平军曾经贮藏囤积了大量财富，根据‘洪天王’骄奢淫逸的秉性，已是穷途末路的他不可能不将拥有的财富耗费一空！一直以来，民间传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太平天国宝藏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
　　据刘绪义介绍，关于太平天国宝藏通过曾国荃之手流转民间的传说由来已久。“然而，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太平天国宝藏。这一点，从清廷审判抓获的太平天国将领的口供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无论是李秀成还是被满将胜保抓获的陈玉成，其供词中都未提及在南京存在宝藏之说。”
　　《曾国藩家书》曾一度无钱刊印
　　当时，攻下南京城后，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的“曾老九”因为回营睡大觉而放走了幼天王和李秀成，遭到朝廷的斥责。后又因左宗棠的“点水”，差点祸及整个湘军。“在所有历史文献中，没有发现‘曾老九’将太平天国宝藏据为己有的任何确信证据。种种迹象表明，曾家也不曾有一笔意外的巨大‘横财’。”
　　今年38岁的刘绪义出生在娄底市双峰县，“我老家与曾国藩的故居仅一山之隔。”2007年底，他在写作《历史给谁来酿酒——湖湘才子品读曾国藩》一书时，走访了大量曾氏后人。“规模较大的湘乡曾府早在攻打南京之前已经盖好……直到现在，也从未听说过曾府埋了什么金银珠宝，更没看到曾家后代有任何获得巨大‘横财’的迹象。”
　　那么，是不是“曾老九”把抢得的财宝分发给湘军士兵了？刘绪义在经过考证后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无稽之谈”。“1864年8月14日，曾国藩奏请裁撤湘军25000人。这些人回到家乡后，的确也置了一些田地，盖了几间房屋，但其基本生活状况不见有多大改变。所以说，湘军在攻陷南京后抢得的财物并非民间传说的那样‘惊人’，他们其实没有抢到多少太平天国的财宝。”
　　刘绪义曾经专门研究过曾国藩的生活习性，曾国藩“向以节俭闻名”。《曾国藩家书》里说：“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
　　“从《曾国藩家书》里的记载可以看出，曾氏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没饭吃，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通过研究，刘绪义进一步发现，1872年3月，曾国藩因“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而溘然长逝后，“曾老九”开始编辑整理《曾国藩家书》。“可等书编辑整理好后，曾家却一度因无钱刊印而只好暂时搁置……无独有偶，1890年11月，66岁的曾国荃辞世，他的儿女们欲为他编《曾忠襄公文集》亦拿不出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