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前遵义会议毛泽东算不算执政？

    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党中央总书记的是张闻天，他与王稼祥等人力荐毛泽东指挥军队。此后几年，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遵义会议开始，无论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张闻天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而张闻天在发言中则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党是按照张闻天的基本精神决策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掌权后的毛泽东对张闻天日渐疏远。从庐山会议到“文革”期间，张闻天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

延安时期的张闻天与毛泽东

    但目前在学术理论界也有另一种观点。如李方祥在《中华史林》《马列研究》撰文“关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争议和史实辨证 ”该文指出：因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如果从党内职务来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分工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他确实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是，能否由此就推论出毛泽东不是领导核心呢？我认为，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如果从形式上看问题，根据毛泽东没有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这一职务，认为他就不可能是中央领导核心，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却能发挥核心作用的，在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众所周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并没有担任党中央的主席或总书记这样的最高职务，但他却发挥了核心作用，今天早己为全党、全国乃至世界所公认，有谁能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呢？所以不能仅凭职务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根据目前披露的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这个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许多参加遵义会议的领导同志，如周恩来、杨尚昆、邓小平等人，都曾有这方面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这个说法。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领导层内部就已经有人提出变更领导、请毛泽东“出山”。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长征时期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回忆，认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不仅最早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而且首先找张闻天谈心，明确提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王稼祥的意见获得了张闻天的支持。另一种说法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认为是张闻天提出的动议得到王稼祥的赞同。。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据聂荣臻回忆，王稼祥还与他就更换领导人间题交换过意见。并且明确主张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王稼祥的提议与聂荣臻不谋而合，此外，王稼祥还利用各种机会，与周恩来、朱德等人交换意见，获得众人的赞同。

    杨尚昆是遵义会议的列席者，他的回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可是经过考证，这则回忆与杨尚昆本人在其他场合的回忆似乎是相矛盾的。公开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可以指挥军队，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回忆，当时张闻天提出把博古撤下来，“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谢绝而提议由张闻天来代替博古呢？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是以“身体不好，有病”作为拒绝的理由，但实际上，毛泽东当时比其他同志，是为了党内的团结、避免党的分裂，使中央高层领导更平稳地过渡。时任中央秘书长并列席遵义会议的邓小平，在1965年6月向非洲朋友介绍我们党和毛泽东如何正确处理从遵义会议至党的七大期间党内问题时，曾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

    遵义会议后，陈云受中央的委托前往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陈云在报告中谈到“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这个关键问题时，并没有提到张闻天负总责，而只提到“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作为遵义会议的出席者，陈云了解中共的组织原则，所以他在这里显然不是有意忽略张闻天，而恰恰真实反映了当时党内的现实：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

    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人军事小组，进入中央最高决策核心，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发挥核心作用的首要前提条件。？第二，遵义会议后中央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正确意见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中央领导的重视，这是毛泽东虽无最高领导职务之名却能在实际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重要原因。

    而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比较民主，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听取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张闻天也不是完人，在知识结构、工作经验方面也是有欠缺的，尤其是对军事不了解，这一点张闻天本人也有自知之明：“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在亲身经历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挫败张国焘分裂活动之后，张闻天曾感慨万千地对吴亮平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这在实际上也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发挥核心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周恩来仅仅是徒有虚名的最高军事领导，实际上他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对于重大的军事计划和战略决策，一般是毛泽东先提出初步意见，周恩来参与讨论并充实完善，最后由他来具体部署落实。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客观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既分工又配合的融洽的工作关系。对此，许多在他们领导下的老将军都深有体会。例如，当时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

    另一个原因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不同性格。周恩来在党内和红军内有较高的威望，而且他的性格比较随和、群众基础较好，对周恩来的意见其他人比较容易接受。而毛泽东性格上有一种“虎气”，“一贯重视路线、政权、方针、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是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妥协”。他批评其他同志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往往十分严厉、毫不留情面，这样往往伤害感情。往往成为实施他正确观点和战略意图的障碍。而周恩来有助于弥补毛泽东在性格上的这种不足，从而有助于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如在是否攻击打鼓新场的争论上，就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坚决反对，虽然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可是在会上讨论时他却成为少数，最后毛泽东以去掉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结果不但仍未能说服众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后毛泽东连夜去找周恩来，让他暂时缓一点发布命令，再考虑考虑，并力陈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害关系，最终说服了周恩来。后来毛泽东又去找朱德商量，也获得了支持。第二天重新开会讨论，结果周恩来出面把众人说服了，从而取消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避免了一次极可能造成的军事损失。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之下逐渐树立起来的。

    当然在战场外，张闻天也有话语权，只是那一时期，大家都是能够发扬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