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贤同游竹林（在今河南焦作），当是曹魏正始年间（240-249）的事，其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近代陈寅恪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七人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关于“竹林七贤”名称的由来，据周凤章先生考证源于谢安（《“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载于《学术研究》1996年6期）。周文倾向于陈寅恪先生论点，因为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年龄明显不符。然而，没有年龄与资格限制的学术平等，恰恰是正始清谈的特点。中兴名士中流传的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被孙盛所收集整理，“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魏书》卷21《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去年河南博爱县（焦作下辖县）月山镇皂角树村村民在村南竹林中发现竹林七贤亭遗址碑，也为竹林七贤在这一带活动提供了佐证。该遗址碑发现后，曾出版《竹林七贤》一书的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剑敏专门赶到博爱，对该碑进行了考证。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以文学、音乐闻名。因政见与当权的司马氏不合，遂寄情山水，康崇尚自然、养生之道，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著有《养生论》。该书的养生之道，其实也暗合了老庄哲学及政治取向上的“无为”、“寡欲”、“道法自然”等观点。康尝自言“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老子庄子，吾之师也”（嵇康《幽愤诗》）。“全真”即保持本性的意思，语出《庄子.盗跖》“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虛伪事也，非可以全真”。后王重阳创全真教，即由此而来。嵇康一生服膺老庄，潜心玄学，追求一种“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嵇康《释私论》）的人生境界。
据说，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康坏话。嵇康的耿直、藐视权贵，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文学上，鲁迅把其诗歌和散文校注后辑为《嵇康集》。
音乐上，嵇康除擅弹奏《广陵散》外，还有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被害前，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广陵散》在历史上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明朱权《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重新谱出这首古琴曲音乐。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就是嵇康当年演奏的原曲。
阮籍在政治上与嵇康一样，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怀有不满，但同时感觉世事已不可为，遂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阮籍本有济世之志，然时局不利，时势维艰，曹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阮籍不愿曲奉于司马氏，报效无门，也只得寄情山水，言志于诗，醉卧樽酒中。阮籍是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晋书.阮籍传》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李白曾作诗曰：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他常独驾远游，穷途而泣，在广武山，观楚汉古战场，他嚎啕大哭之后发出千古一叹：“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太白与籍，非同代人，何以知籍骑驴上东平？盖因同一类人，惺惺相惜罢。
刘伶应该是七贤中最为另类的一个，以今人眼光观之，简直神经质。伶作《酒德颂》，自称“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唯酒是务，嫣知其余...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其诡异放纵、荒唐不羁、玩世不恭的形象跃然纸上。
刘伶视酒若宗教，几乎顶礼膜拜。《竹林七贤》说：“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晋书列传十九刘伶》中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记述刘伶醉酒：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七贤中另几人就不再一一记述。七贤在文学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承前于建安七子，但成就较后者逊色。
建安文学是三国前期文学,经过文帝、明帝两朝,发展而为后期文学，即正始文学。这时期主要作家有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及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竹林七贤”。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很险恶，不少文人罹祸被难，影响了他们去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即使有的作者写及现实问题，其方式也往往比较曲折隐晦。代表正始文学主要成就的，是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对残暴虚伪的司马氏集团作了揭露和批评。嵇康态度尤为激烈，终于被司马昭杀害。在艺术上，嵇康“文辞壮丽”（《魏志·王粲传》），阮籍“才藻艳逸”（同前），都有鲜明的特色。正始名士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七子那样执著，持比较冲淡的态度。除嵇、阮外，多数文人笔力渐弱。因之文史界有“建安风骨”一说。及后来，尤其自嵇、阮后，碍于形势，文风曲折，有风度而乏风骨，少了一些硬朗雄健。鲁迅先生在评向秀的《思旧赋》时，也指明了当时政治形势对文人的压抑，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情感。
嵇康、阮籍、刘伶三人，又是七贤中个性张扬者。世多谓“魏晋风度”之文人慵懒、消极、颓废，一个证据就是魏晋名士们清谈时常常“扪虱而谈”，一边捉虱子一边闲聊，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然读嵇、阮诗文，并非尽然。
如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盻生姿”（九）；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羣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十三）。
阮籍《咏怀诗》82首有：“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十五）；
“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三十八）；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三十九）；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四十二）。从诗文中，我们是可以看出诗人意气风发、积极人生一面的。但身处乱世，让诗人积极入世、一展抱负的理想破灭了。在用率性而为的行径打破道德约束时，又总是徘徊在自我设置的道德底线前。一种理想破灭时，没有另一种理想来代替，郁闷是难免的。于是，不敢（或不想）面对现实，产生消极避世的想法，寄情山水，借酒浇愁。
嵇、阮们进入这样一种心灵状态，用美学的说法，是追求一种“空灵”的境界，其有着深刻社会背景，是魏晋交替的大时代环境决定的。按本人的理解，这种追求是被动与无奈的。是一个时代文人对社会责任的放弃，也是自我放逐的心灵历程。作为个体，嵇、阮的力量是渺小的。而整个“魏晋风度”所囊括的知识分子阶层精英，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却集体失语，就不能不说是悲哀了。从这一点看，所谓“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残缺的“风度”，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行为。魏晋名士们在自我放逐之后，也似乎开始追求其高尚而伟大的自由----老庄哲学中的“逍遥”，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自我精神的觉醒，而只是政治压力下的苟延残喘。一如竹林七贤们后来的分道扬镳，真正的“自由”追求不到，只好向政治势力低头。山涛、王戎投靠司马氏势力，阮籍迫于压力为司马氏僭魏作劝进表，刘伶不知所踪。
嵇康、阮籍、刘伶们貌似荒诞的言行，与其说是在反对当时的传统道德，不如说是反对打着道德大旗的丑恶人群。在他们心中，又何尝不向往着美好道德，何尝不向往着美好精神？
船山先生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名教为天下所讳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为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盖船山先生之意，自嵇康后，“清议”名存而实亡，专制政权对文人思想自由的压制愈益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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