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实现在线客服功能:重庆辩证法:超越“左”和“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5:43:51
“左”和“右”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左”,也没有绝对的“右”,历史总是在“左”和“右”的动态平衡中走向未来。重庆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实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超越“左”和“右”的羁绊,因地制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近年来,重庆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实践中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形成了充满辩证智慧的重庆辩证法。重庆辩证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重庆的具体演绎。

  重庆辩证法的智慧内涵主要有七个方面

  辩证法不是诡辩法,也不是变戏法,其精髓在于找到结合点,将矛盾双方具体地、内在地统一在一起。重庆辩证法不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论原则,而且既能“一分为二”、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合二为一”,善于通过辩证智慧找到结合点,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重庆辩证法的智慧内涵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不偏废四项基本原则。重庆始终坚持全面、完整、准确、科学地贯彻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坚持“一个中心”的同时,不偏废“两个基本点”。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不偏废四项基本原则。重庆实践始终以改革开放为“杀手锏”。黄奇帆形象地把改革和开放誉为两把“金钥匙”,称其是一对“孪生兄弟”。近年来,重庆市推行了以公租房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房改”、以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目的的“户改”、以“地票”交易机制为核心的“土改”、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宗旨的“社改”,这些改革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重庆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率先提出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的构想,同时,“走出去”到国外投资。与此同时,重庆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做“传家宝”,不动摇,不偏废。薄熙来强调:“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正因为如此,重庆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致力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打黑除恶”、“三项活动”、“三项治理”、“三项行动”遏制腐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加强党的领导和作风建设,巩固人民政权。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为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持久的动力。在重庆,民生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人民幸福,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导向。重庆实践充分尊重了人民的主体性,找到了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薄熙来指出:“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是不矛盾的,不仅不分散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良性互动。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重庆把改善民生既作为发展的目的,又作为持久的动力。2010年以来,重庆干了十大民生工程,有效地刺激了内需,拉动了消费,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困难,GDP还保持两位数增长,财政收入增加了49%,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保证了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两个50%”(重庆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分别拿出50%用于民生工作)为重庆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财力和人力保障。

  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做大蛋糕”、讲效率是生产力的价值诉求,“分好蛋糕”、求公平是生产关系的价值诉求。近年来,重庆没有搞GDP崇拜,也没有放任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而是适时调整生产关系,致力于通过解决民生问题、“缩差共富”、努力分好“蛋糕”。公平地分好“蛋糕”,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调动了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刺激了消费,扩大了内需,为“做大蛋糕”提供了发展动力。重庆实践充分说明,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重庆之所以能完美演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合奏曲,是因为找到了二者内在统一的实践路径,即共同富裕。薄熙来精辟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共同富裕不仅是发展的目的与归宿,也是发展的过程与动力,共同富裕应该贯彻于发展的全过程。”实践证明,抓共同富裕并不耽搁发展,抓共富本身就是抓发展,共富与发展越良性互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越好,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越多,越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实践还证明,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实惠的“沃土”,只有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灵活运用政府与市场“两只手”。黄奇帆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无法、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失灵’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灵活运用。”在重庆实践中,这“两只手”运用自如:一是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例如,通过成立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等七大要素市场,用市场化手段,激活城乡资源要素。二是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政府及时出“手”。重庆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问题上,由政府兜底。政府“打黑除恶”净化市场环境,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三是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例如,重庆既不走计划经济时代福利房的老路,也不完全依靠市场,而是创造性地开启了商品房、公租房“双轨”运行的格局,创新性地打破高房价困局。目前在全国40个主要城市中,重庆平均房价最低。

  精神可以变物质。重庆既要建设开放高地,也要建设道德高地,要把两个高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薄熙来形象地指出:“钢铁和大炮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财富重要,GDP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精神可以变物质’,正义的事业无敌于天下!物质与精神是辩证的统一,国家要发展,民族要振兴,既要讲价值规律,也要讲精神气概。”近年来,重庆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通过“唱读讲传”,用包括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华,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教育群众。与此同时,重庆始终把满足百姓的文化需求与发展经济融为一体,用先进文化照亮人心,团结民众,把先进文化汇聚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国民共进,抱团发展。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重庆通过创造“八大投”、“渝富”等模式,不断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其国有资产规模由2001年的0.17万亿元增加到1.25万亿元,由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并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重庆的国有经济发挥了其在国民经济中主导作用,被誉为“第三财政”。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在重庆实践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民共进”、“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一批国有企业的成功上市和ST上市公司的成功改造,使非公企业从中获得股权增值收益168亿元。万亿元国有资产中,非公经济参股已达38.6%。这种“抱团”大大增强了民营经济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

  森林重庆建设,既是民生工程,也是环境工程,还是一个经济工程。重庆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且质量较低,森林覆盖率低于全国人均水平。建设森林重庆,培育森林能够有效改善全市以及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安全。森林重庆建设“一年种了十年树”,营造了城市“大氧吧”,惠及全民,提升了城市品位,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人民的幸福指数。森林重庆建设加快经济产业结构向绿色生态产业的转型。通过充分发掘山区广阔的山林资源,提高山地生产效益,使林业发展成为加快山区发展,促进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用辩证法的智慧,客观全面地看待和评价重庆实践

  重庆实践超越“左”和“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随着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的变化,“左”和“右”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左”,也没有绝对的“右”,历史总是在“左”和“右”的动态平衡中走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始终在“左”和“右”的调整中寻求着动态平衡,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重庆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实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超越“左”和“右”的羁绊,因地制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重庆的实践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经验,既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又学习了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发展经验。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是重庆实践的灵魂,既不迷信“马教条”,也不迷信“西教条”。重庆站在时代的前列,走的绝不是文革的老路,更不是资本主义的邪路,既不蹈文革旧路,也不步欧美后尘,注重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其改革创意不亚于80年代的深圳开发,也不亚于90年代的浦东开发,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在全国率先破题。比如,重庆创造性地破解内陆开放难题,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创新公租房管理模式,堵住了利益输送的“黑洞”和政府无休止地修建公租房而产生的投资“黑洞”等。

  求真务实是重庆实践的内在品质。薄熙来曾对求真务实精神进行了生动地强调:“我们不能讲空话,言出法随,说到做到,不能放空炮。”重庆实践针对各种难题,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不哗众取宠,不摆花架子,实实在在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重庆”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市委全委会提出的“民生十条”和 “共富十二条”,条条看得见、摸得着,条条可测量、能落地。目前的重庆实践表明,“五个重庆”的建设目标已基本实现。民生攻坚战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缩差共富”迈出实质性步伐。之所以说重庆实践不是喊口号,还因为重庆的决策者着眼长远,深刻洞悉国内外经济发展新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内在规律了然于心。

  既不能“丑化”重庆实践,又不能将重庆实践“美化”。要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当前关于重庆的看法中有两个极端,一是“丑化”,把重庆的“唱红”丑化为“文革重现”,把“打黑”丑化为“黑打”;二是“美化”,忽略重庆发展存在的问题,把重庆实践“美化”。“丑化”大多出于对重庆的不了解。“美化”重庆是对问题的回避,无疑是对重庆的捧杀。这两个极端都不符合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要防止两个极端,必须客观全面深入地了解重庆实践。要知道“唱红”绝不是走回头路,不是回到文革;要知道重庆的“打黑”是实实在在的“法治”,它有两条“底线”。更要知道重庆是后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对困难,重庆的决策者运用辩证智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薄熙来提醒大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一分为二,必须看到问题,必须有忧患意识。”“我们有不进则退,不治则乱的压力。”黄奇帆更是提醒大家:“重庆的很多改革创新措施既是发展经济的‘杀手锏’,又是一把‘双刃剑’,需要紧绷神经,高度注意”。

  2010年,美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称重庆是“中国的明日乐园”,“中国扬子江上的芝加哥”,“世界的未来之星”,“全球化城市发展的标杆”。美国《连线》杂志把重庆誉为“藏在大雾后的发展速度最快的世界大都市”。西方媒体对重庆如此高度的评价,与其说是对重庆实践及其辩证智慧的认可,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中国奇迹”的赞许,也许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认同。

  (钟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不同群体误读重庆的深层机理

  以唱红歌为代表的“唱读讲传”活动,是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方式,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好载体

  将唱红歌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具有复杂的社会因素

  对于重庆唱红歌,有许多赞同和认同的,也有不少怀疑和质疑的。特别是其中有一些将唱红歌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的议论,不能不引起深思。应该指出,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具有复杂的社会因素。

  首先,唱红歌在形式乃至内容上与文化大革命有一定的类似。在形式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喜欢搞群众运动。持续、燥热和大规模的群众狂欢,武斗、唱歌、忠字舞等都是典型的表现。在内容上,文化大革命表现为左倾和非理性,尤其是极端的个人迷信。唱红歌在形式上也有群众的动员,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歌曲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这些容易使人产生联想。

  其次,当今社会存在着左中右各种思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在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道德滑坡,理想信念丧失,贪污腐败严重等诸多社会问题时,不少人怀恋相对简单的过去。更有一些人借此否定改革、鼓吹文革。他们力挺红歌,企图在唱红歌中重温文革旧梦。面对以上情况,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回潮保持高度的警惕,从而对唱红歌产生了高度和过度的敏感。

  唱红歌不等于“左”

  首先,红歌的内容不等于极左。重庆红歌的内容包含很广,时间上包含了建党90年来的歌曲,而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歌曲。在内容上,这些歌曲的主题主要是救国、建国、兴国、强国。红歌包括了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祖国的歌曲,也包括了歌颂改革开放、歌颂民族团结、歌颂家乡美好的歌曲。文化大革命中最有代表性和流行的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各色语录歌等并不在政府推荐的红歌曲目中。至于某些歌曲中的一些词句,带有既定年代的痕迹,带有歌曲所常有的夸张,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红歌的形式不同于文革。重庆唱红歌有政府提倡和推动的因素。重庆曾遴选了36首歌曲作为红歌传唱曲目,要求全市的所有媒体高密度宣传推广,还要通过多种方式,组织老百姓学唱。但是,今天的社会氛围远远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氛围。能够大规模地唱起红歌,还是有广泛的群众自愿的基础。政府在这个基础上引导和提倡,而不是强制。重庆唱红歌中也有不少丰富多彩的活动,但无论是活动的频率和规模,都与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动员不可类比。

  重庆并不是只唱不做,而是又说又做

  评价唱红歌,还要放到重庆探索的系列举措中观察。唱红歌只是重庆探索系列举措的一个侧面,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侧面。唱和做是相辅相成的,唱得好还要做得好。重庆并不是只唱不做,而是又说又做。中国的现代化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对于地处西部、相对落后的重庆来说,依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最近几年,重庆利用外资增速连续居全国第一,重庆的出口量2009年80亿美元,2010年达124亿美元,2011可望达250亿。这些对外开放方面的大踏步前进,表明重庆与闭关锁国的左倾心态毫无关联。重庆这些年所表现出的新气象、新观念、新尝试、新实践、新面貌,都是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不仅如此,唱红歌是重视文化建设的举措之一。文化建设尤其是价值观建设是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以唱红歌为代表的“唱读讲传”活动,是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方式,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好载体。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提倡颂扬党和人民的红歌,是政权性质的体现。立足于人民群众的自愿,为唱红歌搭建平台、提供辅导,政府毋宁说是当责无旁贷。

  (陶文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和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矗立着一堵越来越高的“社会墙”。 正是这堵“社会墙”,使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对政府有关部门表现出种种猜疑、隔膜和不信任感。因此,重庆提出的干群关系活动,就会被认为是走形式、走过场的政治秀,“叫好不叫座”

  近年来,重庆的发展成绩越来越被世人关注,也被很多的学者认可,有学者甚至专门研究重庆现象、重庆经验,并加以实践概括和理论总结。

  然而,我们也看到,同样是重庆经验,学界还有一片另外的声音。如对推出不带广告的红色频道,有人认为是有违市场经济常识,难以维持。还有的学者认为,运动式打黑,是对法治的践踏和法律正义的籫越。对于红歌传唱,甚至有一种误读就是:重庆模式是对毛式路线的回归,甚至是在向文革靠拢。

  针对这种被误读的无奈,针对这种虽有很多响应或者支持、但是却很少有人去真正实践或实施的“叫好不叫座”现象,我们需要如何解读呢?

  “媒体误读”背后——一堵越筑越高的“社会墙”

  近年来,对一些社会现象,经常会发生一些“媒体误读”现象,也就是一些媒体报道时或者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时,往往会传出与初始事件和目标不一致的说法和议论。这种现象的发生,对一些工作会产生一些干扰和误导,使政策的正面传播产生障碍。究其背后原因,就在于党和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矗立着一堵越来越高的“社会墙”。

  正是这堵“社会墙”,使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对政府有关部门表现出种种猜疑、隔膜和不信任感。因此,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这样,社会有些媒体和有些群体却会认为是那样。重庆提出的干群关系活动,就会被认为是走形式、走过场的政治秀,“叫好不叫座”,而人们对此也就依旧淡漠、甚至反感。这就导致外界无法了解到重庆改革创新的最真实情况,有时还因为媒体报道不实被误解、误读、误传。这充分说明,这堵“无形”的社会墙确确实实地存在,而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媒体的宣传和对新闻事件的正确解读和有效传播。

  以重庆创新党的作风建设的“三项活动”为例,重庆市委市政府针对党风、政风不振的背景而采取的要求干部大下访、结穷亲、三进三同等活动,是干部作风建设的有力举措,是干群关系改善的主要桥梁,也是城乡共富发展的必要功课。然而,在社会受众普遍存在的“官民对立的心理假设”和普遍的“仇官、仇富心理”背景下,有些媒体为了迎合受众心理定位,致使重庆的这些举措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宣传和传播,相反还招致了政治作秀等非议。为此,重庆市委市政府有意安排与媒体密集互动,希望通过境内外媒体,对“重庆模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真实、详尽的报道,让外界对重庆有一个更加全面而真实的了解,不要让“重庆模式”被误读、误传、误解而“被神秘”。

  “社会误读”背后——一个越来越深的阶层分化“鸿沟系”

  媒体误读,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媒体的有意疏冷和选择性的解读,但实际上,却体现了“社会墙”背后的一个阶层分化隔离的“鸿沟系”。

  同样是干群关系工程,群众不再是同一特质的大众群体,相反,却分化成有着不同利益需求、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众口难调,同样的善举,在不同群体面前和不同的群众眼中,由于得到的损益结果不同和程度不同,他们的反应和解读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任何一项制度和政策都将带来利益的再分配,重庆清理黑社会、黑律师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等也就必然会遭遇到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解读。即便是重庆市委市政府致力于建设“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一座为中下层社会造房的城市、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为重庆市民的民生、安全、健康、环保、富裕做出不懈的努力,在评议权利大众化、而大众意见多元化的今天,在错综复杂、沟壑壁立的社会“鸿沟系”面前,出现分歧和争议也不可避免,是再正常不过了。

  “内部误读”背后——既得利益者的傲慢和纠结

  如果说媒体误读和社会误读,都有着不可控制的客观原因的话,那么,有时出现的内部误读就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干部大下访、结穷亲、三进三同等“三项活动”,并没得到所有干部的支持,相反,甚至在内部的专项满意度测评中,也有少数的人员保留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现象充分说明,重庆实践被刻意误读,有着来自于当事人内心的一些心理障碍因素——那就是利益得失的考虑和利益纠结。

  我国干群关系虽然经历过“鱼水关系”的革命时期,但革命胜利后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和经济发展,某些干部由于享有特权而形成的优越感也越来越强。邓小平时期就指出的官僚主义作风,虽经多次整改,也无法有效地得到控制。目前在城乡差距加大的情况下,有些官员已经习惯了身居政府大院、养尊处优的日子,现在提出要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活动,身体、精神上已经不再能够过苦日子、穷日子。而三进三同、结穷亲客观上对其既得利益造成了伤害,自然使其对“干部下基层”的制度感到深恶痛绝。为此,这些人就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进行反对。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类批评的声音实际上是既得利益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无病呻吟”,反映了重庆新政背后的利益纠结。

  避免误读的几种措施

  针对误读背后的复杂社会心理和利益纠结,如何做到让真相更好地传播,避免误读现象的发生呢?结合重庆实践的具体做法,笔者认为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要建立完善的政务公开制度,保证信息主渠道的畅通。很多误解、误读、误传来源都是小道消息,而对于官方渠道、正规媒体以及社会公信力强的机构,由于拥有较为严格的自我约束制度或者较为严格的惩罚机制,这种现象较少发生。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神秘,减少误读,从而形成公开透明的社会风气,从而有利于培养信任。

  二要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形象建设,改善干群关系,真正获得人民的信任。我们现在倡导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要有切实有效的措施,使老百姓的诉求得到及时的回应和圆满的解决。要加强自身的约束和监督,确保党和政府在理论和行动上都做到一切为了人民,让人民获得实质性的好处,从而成为人民的信任所在和依托所在。

  三要加强党和政府内部管理,肃清政府内部的黑暗、贪腐和污秽,通过端正作风、纯净政风来净化社会风气。“政者,正也。其身正,无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不行。”要想得到社会的理解,获得群众的支持,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严格自律和以身作则。加强党和政府的内部管理,带好公务员的队伍,是减少社会误读的关键所在,更是有效传播、正确传播新政的关键渠道。

  四要培养自由、理性和宽容的社会心理,消除过激和片面的社会偏见和歧视。如果说社会不平等产生社会傲慢的话,社会不和谐就是来源于相互的偏见。而傲慢和偏见是阻碍真实传播的主要原因。针对那堵越筑越高的“社会墙”和越来越深的“社会鸿沟系”,需要通过培养自由、理性和宽容的社会精神,使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的认知、理性的判断,使每一项正面和非正面的事件都能得到宽容下的理解,而不被偏见所挤压和歧视。只有这样,才能杜绝误读现象,或者即使发生误读,更多的人也会从理性的思考中获得真知,避免“失音”现象和被神秘化的可怕后果。

  (胡仙芝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重庆人如何看待“重庆故事” 调查

  ● 在“在重庆的诸多创新实践当中,您最满意哪几项”这一调查中,“打黑除恶”得票率最高,为90.5%

  ●您对这一届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执政满意程度如何?合计表示满意的高达92.5%

  近年来,重庆的创新实践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多数人赞同、支持,但也有一些误读甚至非议。“打黑除恶”被视为“人治”,“唱读讲传”被指为“左”,对“重庆故事”的种种声音,作为重庆人,感受如何?怎样看待?11月8日-13日,人民论坛杂志联合人民日报重庆分社实地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350份;调查方法为随机抽样调查与记者实地采访调研;问卷调查对象分干部、大学生、普通市民。与此同时,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记者深入重庆当地区县乡镇,并重点调研考察了“民心佳园”公租房小区、市公安局、曾家镇虎峰山村等地创新实践,问卷调查与实地调查客观真实反映了重庆人对重庆系列创新举措的态度与看法。

  重庆人最满意重庆的哪些创新实践

  ——在“在重庆的诸多创新实践当中,您最满意哪几项”这一调查中,“打黑除恶”得票率最高,为90.5%;“办好‘民生十条’”、“落实‘共富十二条’”得票率均超过80%,各占83.1%、82.6%,排在第二位、第三位;“建设‘五个重庆’”排在第四位,得票率为68.6%;“唱读讲传”排第五位,得票率为66.7%;“‘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排第六位,得票率为61.5%。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所列选项得票率均在60%以上。

  立冬傍晚时分的重庆人民广场,带着稍稍寒意却依然暖意融融。高亢激扬的乐曲在广场上空回荡,数百人自发组成的歌舞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随着各自的乐曲载歌载舞,此起彼伏,一派祥和,让人由衷感叹这盛世佳境。

  “重庆的探索很多,一个接一个,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有些目不暇接。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走在大街上越来越安全,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越来越有奔头。至于外界的看法我们并不在意。”人民广场的老百姓如是对人民论坛记者言说。

  2010年重庆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应当说,近年来重庆走出了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转型发展之路。以2009年重庆重拳“打黑除恶”为经济社会发展扫清障碍为始,“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等创新举措次第推出,重庆在民生建设上投入真金白银。置身山城,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城市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老百姓的心气很高,干部的干劲很足。从调查中也可以看到,对重庆的一系列创新举措,群众的满意度均在60%以上。

  您对这一届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执政满意程度如何?调查结果显示, 52.3%的受调查者选择“非常满意”,40.2%的受调查者选择“满意”,合计表示满意的高达92.5%。选择“一般”的为4.5%;选择“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分别为2.2%和0.8%。

  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执政满意度为什么会这么高?人民论坛记者在重庆街头调查采访发现,群众反映最多的一方面是打黑除恶打得狠、打得准,“大快人心,深得民心”;另一方面重庆有力地实施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系列举措:重庆在2010年率先启动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如“民心佳园”已有两万余人入住公租房;提前实现全市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使300多万农村老人老有所养;培养和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解除外出务工群众的后顾之忧;以解决农民工户口为突破口,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配备校警,建成500个交巡警平台等等。

  重庆以民生为导向的转型发展之路已经初见成效。过去我国的沿海地区和东部地区靠出口和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这是东部率先崛起的基本经验。中西部内陆地区并不具备对外开放的先天优势,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积极探索内陆开放的新模式、新做法。正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说:“对于善于执政理财的政府来说,越舍得在民生上花钱,政府就越有钱、越发达。我市财政为民生花钱之多,比例之高,在全国都数得着。我市地处内陆,光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很难把经济发展起来,一定要做好促销费、拉内需这篇大文章。”

  重庆人对“误读”的看法

  ——在“您认为重庆被误读的原因是什么”这一调查中,62.9%的受调查者选择“个别媒体的报道不够客观、准确,产生误导”; 60.3%选择“创新发展突破了诸多旧观念,有些人有排斥心理”;50.6%选择“是较深入全面的改革探索,不深入其中难以理解”;40.3%选择“没有亲自到过山城,感受不到重庆的巨大变化”; 22.9%选择“微博上个别人以偏概全,故意捣乱”。

  近年来,重庆推进系列创新举措可谓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为此重庆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媒体报道密集,舆论关注度极高,“重庆模式”也成为理论界研讨中国模式的一个区域典型。在诸多关注中,多数人赞同、支持,但也有一些误读甚至非议。如“打黑除恶”被视为“人治”,“唱读讲传”被指为“左”,“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被认为是搞形象工程等。

  针对外界的一些“误读”,重庆人的态度如何?调查显示,选择“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心胸更宽,包容更多”占总64.6%;选择“善待质疑,作好解释,重视讲好自己的故事”占总60.3%;选择“坚定走好自己的路”占总56.9%;选择“不必在意,他人议论未必恶意”占总27.1%。

  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面对误读,重庆人更多地选择了“包容”、“善待”,表现出了成熟而理性的心态。

  应该说,大凡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事项,也就被放在了社会显微镜下被观察,稍有瑕疵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人民论坛记者在重庆街头采访了一位居民,他向记者表示,“重庆在很短的时间内打掉了一大批涉黑犯罪团伙,我们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对于外界讨论的是否有干预司法独立之嫌,这的确是在打黑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对外界“误读”的原因,重庆人将第一位的因素归咎为个别媒体报道的不够客观真实。媒体是信息传播的中介,没有到过重庆的人多数只能通过媒体了解重庆。“唱红打黑”由于其高调、标新立异以及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这一“红”一“黑”,立场鲜明,极具话题性。媒体的喜好误导了群众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唱红打黑”是“配角”,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主角”,但在外界看来,“唱红打黑”似乎成了重庆形象的全部,配角被当成了主角。构建“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五个重庆” 、“办好十件民生大事” 、“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些举措的内容较之“唱红打黑”更加丰富,但却没能引起媒体和外界的广泛关注。

  调查结果也表明,六成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作好解释,讲好自己的故事很重要。实际上,所谓讲好故事,就是要让外界了解重庆不只有“唱红打黑”,重庆故事中还有很多亮点值得去听、去看、去了解。

  当今社会,网络媒体发展极为迅速,成为了当前“左”、“右”思潮激烈碰撞的场域,围观、盲从、谩骂等等裹夹其中,一个热门事件或新闻往往还会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大帽子。有关重庆模式等的讨论也难以摆脱这种时代的喧嚣,尤其是网络上个别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既没有到过重庆,也没有对重庆的系列创新探索作深入的研究,往往以偏概全,给予负面歪曲或刻意打压,这也迎合了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在舆论上形成了一种误导。对于一个地方的实践探索,我们更多地应当秉持理性的态度,鼓励多干多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地方政府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问卷调查中专门设计了一个问题——“对重庆、江西等地的‘唱红’、‘打黑’等活动,您怎么看?”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调查者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其中选择“非常赞成”、“赞成”和“一般赞成”的分别的占33.9%、21.6%和14.5%,位列前三。

  未来重庆将如何消除“误读”

  ——您认为重庆应当如何消除“误读”?调查结果显示,88.6%的受调查者表示,“用事实和成绩证明一切”;60.2%的受调查者认为,“媒体作好舆论向导、宣传报道”;56.6%的受调查者选择,“‘山城’人民要做好重庆的最佳代言人”;43.4%的受调查者表示,“邀请大家到重庆,实地感受开放的重庆、真实的重庆”。

  从以上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88.6%的受调查者表示要用事实和成绩来证明一切,消除“误读”。重庆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重庆的创新改革发展一刻也未停留。

  自“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之后,为达到“增强与犯罪碰撞率,提高群众的见警率”的目标,自2010年2月至今,重庆用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市街道重要节点设置了500个交巡警露天平台。在人民论坛记者采访的重庆人民大礼堂交巡警平台,配置了精干警力,还融合了许多高新技术成果,享有20多项专利,在平台配置的笔记本电脑上联通了大量治安信息,有关人员介绍自人民大礼堂平台设立以来,该平台交巡警已抓获逃犯数十人。与此同时,重庆警营文化长廊历经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打造成目前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警营文化长廊,成为重庆文化育警一道亮丽的风景。

  重庆的创新改革一方面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也在积极听取外界的建议。针对外界“赶农民进城”的“非议”和质疑,重庆的公租房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更加以人为本。人民论坛记者在重庆了解到,位于两江新区的民心佳园,是重庆首个公租房小区,该小区计划建设54栋25至33层的住宅楼,期中25栋已建成入住,其余29栋即将建成。民心佳园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自豪地向记者说:“就在全国各地刚开始建设保障房,媒体报道各地保障房开工率的时候,我们的公租房已经建成入住了。”

  在“民心佳园”公租房小区,人民论坛记者碰到了正在“农转城流动服务车”上办理城镇落户手续的贾先生,他告诉我们,重庆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设计已不再是非农村即城市。农村居民转户后,将“穿上五件衣服”,即在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上实现一步到位,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同时原来的“三件衣服”还继续保留,就是允许农村居民转户后继续保留农村林地使用权、原户籍地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种粮直补、农机具直补等与土地相结合的各项补贴共三项权益,最大限度地保障转户居民的利益。

  人民论坛记者还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90%以上的当地居民对重庆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为山城是值得常久居住的城市。重庆正雄心勃勃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两江新区规划展厅前的红马雕塑,高高耸立,意欲腾飞,承载着重庆一马当先,海阔天空的未来发展前景。据展区工作人员介绍,两江新区于2010年6月挂牌成立,是目前我国内陆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被重庆人喻为中国内陆开放新引擎。

  在以上调查数据中,我们同时看到,56.6%的受调查者认为“‘山城’人民要做好重庆的最佳代言人”,这也是消除外界“误读”的重要方面。“唱读讲传”的“讲”即讲故事。实际上,在采访调查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重庆人很善于讲故事,能说会道,讲起他们的幸福日子,讲起政府的系列惠民举措,重庆人都是热情洋溢、侃侃而谈。

  重庆虽然是直辖市,但重庆的先天条件并无优势,甚至有很多劣势。重庆地理位置不沿海、不沿边,深居内陆腹地;地形崎岖多山,修建基础设施难度极大;重庆40个下辖区县中,有14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民数量比京津沪三市农民总和还要多。但也正是因为重庆是一个典型的内陆欠发达城市,重庆的做法才具备了可以借鉴的意义。如果能够从重庆的一系列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其他欠发达地区借鉴的经验,外界何不乐观其成呢?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魏爱云 刘建 杜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