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刺激和一个结论

日期：2011-11-18 作者：张业松 来源：文汇报                     
    ■张业松
    
    在哈佛听讲座，下午错过了费正清中心的一个专题研讨会，China's NarrowWelfare State from Mao to Now（“毛时代至今的中国福利状况”）。从海报看，着重要讨论的是中国作为“窄福利国家”的制度起源和变迁，研究福利在人口中覆盖面狭窄的成因。主讲者是政府系的美女讲师NaraDillon，上学期在一个会上听她发言，口音迷人，我甚至专门查看过她的官网主页，打算去听她一门课的。计划没有实行，又错过她主题吸引人的讲座，令我十分懊悔。
    
    本来中午哈佛燕京学会的讲谈会之后，大家还议论到社保、福利问题，也有人提到接下来要去费正清中心。我却不知怎么搞的，彻底记错了时间，完全没有意识到大家的潜台词可能是接下来还可以在下个场合延续这个场合的讨论，在相关主题下，把讨论进行到底。所以实际上，我错过的不只是Nara的讲座而已，还有与大家进一步交流的机会，包括向中午的讲者，台湾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蓝佩嘉博士继续讨教。蓝教授的讲谈让我听出了一脑门的官司，由刺激出惊到豁然明白，很是有收获。也让我在经历了这情绪起伏的一天之后，犹有余幸，觉得算是没有辜负坎布里奇今秋的这个初雪的日子。雪下得不大，就那么点意思，却是切切实实地来了，预告了冬季，而且可能预示着严冬。
    
    蓝教授的讲谈主题为“Segmented Incorporati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ural -to -Urban Migrants in Shanghai”，大概可以译为“区隔纳入：上海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二代”。按我们的概念，基本上讨论的就是“农民工子弟”吧。但报告是用英文书写和发表的，蓝教授用了  “移民”（migrants）这样的词去定义，讨论中还用到  “国内护照”（internal passport）、“绿卡政策”（thegreen card policy）等。这些词汇用于在国际场合讨论国内问题，不知是否因为我外行，既不懂社会学，也不懂社会学的国际术语，少见多怪了，总之是觉得很受刺激。这个刺激点不在于她的不恰当，而在于，这些看似不恰当的词汇，可能恰恰更好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借用蓝教授讨论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入常规学校后的情形的说法，就是“同一学校，不同世界”（sameschool,divided world）。怎么个不同法呢？蓝教授说，上海中小学接收农民工子弟的普遍做法，是在原有校区校舍的基础上，扩建新的校区校舍，为非本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弟辟出专门的教学、活动场地，聘用新的教师，使他们与原有的学生及教学秩序区别开来，不在一起学，也不在一起玩，形同另建校中之校。她做了很多“田野调查”，受访的农民工子弟表示，“他们”跟“我们”玩不到一起的，互相看一眼，就能区别身份，因为“他们是白的，我们是黑的”（Theyare white,we are dark）。这就是“区隔纳入”的意思：确实“纳入”了，但是“区隔”的。我查了一下“Segmented Incorporation”这个概念，常常被用于讨论美国的拉美裔移民问题。而segment这个词，指的就是从一个整体上切割或区分。
    
    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对我来说，更大的刺激来自于互动环节。当蓝教授结合户口和独生子女政策、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等，深入分析了农民工子弟在城市的生存环境、文化想象、未来前景等问题之后，一个质疑被提出来：这种情况说明上海存在很大的未能满足的教育需求，给私立教育留下了空间，为什么没有人设立民办中学？那些孩子就在上海读书，回去参加高考不是也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回老家念高中？提问者是香港口音、在台湾工作的学者，不很了解“国情”情有可原。我却由此灵光一现，猛然意识到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与上世纪80年代我考大学那时候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这个不同在整个高考制度中，看起来只是一个具体环节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重要，但事实上，却从根本上导致了一个趋势，使高考制度承载的重大社会功能——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受到了阻滞。90年代以来推行的高考分省、分区域命题的政策，其设计意图可能是为照顾教育水准和文化状况的地区差异，其实际效果，却可能是进一步固化了各地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状况，并在教育资源配置、人才培养和输送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近些年屡屡引发社会关注的跨省区“高考移民”现象，可以说主要是由于省区间教育资源不平等造成的。分省区命题改革不仅没有使这种不平等得到改善，可能反而在两个层面上加剧了它：一是“部属高校”的地方化，使一批重点大学加大了在所在地的招生比例，相应的在外地招生的比例，如果不是被缩减，至少也未见有同等比例的提高；二是省区内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与落后及农村地区考生的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重点大学招收的农村子弟比例越来越低，说明在高考体制的分省区录取的大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分省区命题带来的，是壁垒更高的“流动性障碍”。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弟已经随他们的父辈在“建设祖国”的广阔工地上流动起来，他们接受教育和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却被分省、分区命题的高考制度，从根子上拴在户籍所在地，被迫在一张漂泊的书桌上，书写他们未曾熟习的考卷。这种情形下，怎能指望他们有竞争力？
    
    进一步追问，高考分省、区命题，设计目标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主要途径之一，难道不正是教育？国民教育的均齐，不全方位地体现在教育目标和标准的均齐上，而仅仅指望“德育”，能行吗？相比于80年代，教材的多样化也许是好的，但在一个以考试为导向的制度框架中，教材的多样化如果不归齐于考试的一致性，而是共生于考试的各自为政，那么，这种多样化带来的就不是教育内涵的丰富性，而可能恰恰是狭隘，以及分化国民认同的壁垒。
    
    感谢蓝教授，这就是她出色的研究带给我的刺激和启示。我的结论是：高考分省、区命题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它无助于解决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制度化地抑制了农民工子弟群体和不发达地区考生的上升竞争力，并进一步影响到国家教育方针的清晰性。有人问，你想怎么办，希望高考重新回到全国统一命题吗？我想，回答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而要问是该如何是，否要怎样否。是与否之间，应该也还有更多可能的替代方案。
    
    我从一次单纯的听讲座过程中，产生这些直观的，可能也是很肤浅的想法，把它写下来，可能也只是毫无价值的胡说八道。但，兼听则明，集思广益。这类涉及公共政策的复杂议题，正是应该通过广泛讨论凝聚社会共识，寻求处理和解决之道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自深入调研的专家见解，和来自外行的愚者一得，都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我感到遗憾的是，会后从与蓝教授的交谈中得知，她的论文将用英文发表在美国，这样一般国内读者很难看到，恐怕难以形成“在地”的公共讨论；她在上海做研究，与上海的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没什么联系，其成果恐怕也难以进入决策参考的视野。要真是这样，那就太遗憾了。我这个外行，喊了这么报道性的一嗓子。容有乖舛，方家是政。
    
    2011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