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伦电子琴简谱:卢雪松:陈丹青教授的愤然离职

陈丹青教授的愤然离职

一、陈丹青教授的学术经历

陈丹青，男，上海人。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陈丹青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后，留在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任教。1982年，陈丹青移居纽约，成为自由画家。2000年应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陈丹青的作品多次参加海外重要展览。多幅作品为美术馆、美国艺术机构及私人收藏。

陈丹青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被认为是当时最具才华的油画家，在画坛产生较大影响。《西藏组画》被公认为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持续获得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西藏组画》冲击了当时长期盛行并严重教条化的主题性创作模式，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从接受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1980年他创作的《西藏组画》较早开始摆脱俄罗斯—苏联油画对中国油画展的影响，追求用传统西欧油画的写实手法来表达对现代生活、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的真实感受。陈丹青具有较强的造型能力，画风细腻，感情真挚，思维敏锐，有着一种稳定和深沉的力量。”[31]另有评论认为：“人道情感和人格力量是陈丹青艺术中主要的艺术底蕴，这是他本人情感品格的自然体现，侵透了他的自身经历，包含着他对底层人民的深切理解、怜悯和尊重。这种人道情感个人格力量赋予他的作品以辉煌和崇高的意义。”[32]

陈丹青是“文革”结束后较早赴美的艺术家。他身处西方当代艺术中心的纽约，对中西艺术进行有价值的比较思考，并出版了《纽约琐记》（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近年来，他的具象绘画创作，以及画中画、写生"静物"等，在图像泛滥的现时代，思考当代架上绘画艺术家存在的意义，呈现出新的独立价值观。

陈丹青初回国，就遭遇了一次事关“出版自由”的小小插曲（陈称为“事故”）。2000年夏天，陈丹青拟在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多余的素材》已印好10000册“书芯”，数册加了封面的样书也已经到手。秋初，忽然接到责任编辑顾华明的电话，该书不能出版了。书芯均捣作纸浆。“理由呢，好像是写了个别不宜谈论的历史人物吧？没错。”[33]其实书中所涉的“不宜谈论的历史人物”似乎只有江青（《红色娘子》中谈及）与汉奸胡兰成（数篇中谈及）。事情的起因是“社里另有同志觉悟高，报上去，社领导遂决定不出版。”此后，该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被要求删去几篇再出版，遭到陈丹青的拒绝；在三联书店被以“不好卖”为由婉拒；两年后，该书终得在山东画报出版社面世。

二、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段经历

陈丹青从纽约回北京，加盟清华美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自由画家变成美术学教授，其具体的过程如他在《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一文的《缘起》中所说：

1999年岁阑，袁运甫老师、刘巨德老师给我越洋电话，告知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合并，并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2000年2月正式报到，清华园陈书记、美院王院长、张书记，及诸位副院长热情接待，清华外办陈红老师，院外办张主任、苗老师一周内携我办妥外籍人员驻京手续。此后人事关系归属外办与人事处，年薪五万，教学启动费三十万。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34]

在从2000年到2004年的数年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给予陈丹青教授的所有正面的印象，在陈丹青的《招生与教学感想》一文中有完整的表述：

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

从陈丹青的以上陈述可以看出，清华美院方面对陈丹青的态度是比较尊敬的。对陈丹青的教学设计，不仅并未有任何干涉，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都采取了尽量支持的态度。了解中国高校现状的人都知道，院方确实已经释岀足够充分的善意，但是，陈丹青已经在艺术与人文的自由世界里无拘无束地生活了十八年，对于“国中文化形势和文化环境”，他当然极擅比较，不仅仅是与“过去”的古今比较，而且还有着与他国的中西比较，也深知那“大幅度改变”固然十分不易，但那些始终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对一个自由的艺术灵魂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在同一篇文章中，陈丹青也简单谈到了一些负面的印象，为表示对院方的善意的肯定，他特别指出：“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按他自己的话说：“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填表格大概是陈丹青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痛感压抑与烦扰的种种不愉快的经验之一。陈丹青是敏感而敏锐的，在教授们必须填写无穷无尽的各式表格的世纪奇观的背后，确实是“体制”在炫耀其“权力”，所谓“学术道德及其规律”，那只是权力借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的借口。陈丹青说：“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对于“国家的良性变化”的“证实”，是陈丹青教授受聘回国的真实原因。“被暂时利用”，远不是那样轻松而容易；“小小的标本”不仅的确在无限扩张的巨大权力面前是“小小的”，而且被钉在“体制”打造的十字架上，被迫像“标本”那样存在：疼痛，无法动弹，失去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对一个自由灵魂来说，“愿意充任”一枚“标本”的时间不会很长。

三、陈丹青愤而辞职

2004年10月15日，在其续签合同即将到期之前不久，陈丹青教授向清华美院的院领导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该报告全文如下：

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间，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

此报告，将同时呈交清华校方、外办、人事办各一份。我的职衔、工作、居留及医疗等证件，合同到期时将会上交，俾便注销。目前借住的团结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质始终未获解释（参看附件之五），何时搬离，听候指示。

再次衷心感谢学院对我的重用与信赖。我与自己的职称实难匹配，深感惭愧。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虽以请辞告终，但我对本院与教学的感情，恐怕比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2004年10月15日

以下参考陈丹青教授公开发表的若干文字，对陈丹青教授在《报告》中谈到的辞职的真实原因略作整理与展开。

1、“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

在《辞职报告》当中，陈丹青说：“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这是陈丹青回国四年后的深沉慨叹，其“更深的认知”却不仅仅停留在“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上面。陈丹青说：“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这里的“体制”的含义应该是广义的。

陈丹青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的最深切的反感，就是“两课”（政治课、外语课）考试的主导地位以及考试分数作为取舍标准。陈丹青首年招博士生，五名入围者全都因为外语不过关而搁置。次年招收研究生，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第三年招收研究生，业务分数最高者因“两课”各差一分，申请通融未准。第四年同一人仍因“两课”问题未被录取。在这一背景下，陈丹青深有感触地说：

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而实则退步，“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35]

陈丹青教授对“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的估计，可能会让人感到震惊。但是，“没文化”、“没常识”、“没思想”，确实是长期以来严重损害高等院校学术自由的“总报应”（陈丹青语）。陈丹青已经直接点出，“学术尊严荡然”是“两课”考试统治教育生活的直接后果。“两课”考试之弊，陈丹青曾再三陈述，包括向学校领导当面提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这种错误甚至荒谬的做法有所纠正：

清华前书记贺女士恳切听取人文艺术学院意见陈述。我仅提一条：“两课”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我对贺书记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也。今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背逆。“政治考试”置人格品德于不顾，其后果，仅述极端个案，即发生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奇案。此案虽属例外，然为清华九十年所无有。该生学业优良，必通过“政治考试”，但不知怎样“做人”—“教育”而一至于此，尚复何言。据《北京青年报》载，国家决定以西城区小学做试点，废除“政治”课（据此而知，连小学生也要学“政治”），改以“品德”取试见教，此正本清源之举，善莫大矣。大学考试怎么办？具体意见，我已在本院“教学前瞻”会议发言稿有所阐述。要之，大学是葆蓄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此乃常识。故政治考试不废，中国人文艺术教育无非摆设，休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再就是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制。去年我已在上海《艺术世界》为文细数其谬，痛陈其弊，若学院同意，愿再发表。要言之：一、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者，纯属神话。二、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我考试政策而竟公然罔顾之。

但我深知“国情”渊源，非如此，难以维持局面，故“两课”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36]

从这段话里，可以窥测到：在陈丹青教授主张废“两课”考试背后，有着重人格品德、倡自由思想、兴国文水准的系统完整的教育主张。“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奇案”虽属极端个例，但事情既发生在新世纪的中国大学，事件的主人公成长在“置人格品德于不顾”的大教育背景下，“两课”考试所代表的教育价值（人格不顾，国文不通）当然难以逃脱谴责。更重要的是，陈丹青教授点出了“两课”紧箍咒的实质：“权力”。绝对权力企图长久地控制一切，这就是“体制背后的国情”。

2、"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

陈丹青的《辞职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在清华美院“五年期间”的“处处被动而勉强”的教学经历。他说，“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这种“弥足珍贵”，其实是指在“五年教学”当中对于现行人文艺术教育的真实面目与自己的精神边界的清醒了解。对于教学自由的最主要的威胁，来自政府“学术行政化”的高等教育政策。“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决意实施改革的总背景，然而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37]也就是说，虽然陈丹青辞职的孤绝之举并非人人能作得出，但陈丹青在教学实践中的不自由之感却是“院中同事，俱抱同感”的。

在陈丹青的心目中，什么是人文艺术教育的正常状态？“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着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38]陈丹青教授对于人文艺术教育的理解是完整、精当和深刻的。他说：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39]

学院教育的“向上负责”，以“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为目的的“量化”管理，教学的“程序化”，对“考试分数”的强调，都使得陈丹青教授在教学实践中所坚持的“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自由沟通、活泼辩难与深刻领悟，陷入“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境地。用陈丹青教授的话说，“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也就是说，“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的陈丹青必须面对“在教学工作中，则恪尽己能，维持现状而已”的悲哀与失败。陈丹青教授说：“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无法实现这一基本的教学理念，是陈丹青教授最终决定结束其教学的根本原因。

3、“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

在《辞职报告》中，陈丹青说：“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这是五年教学给他的深刻教训。辞职后，在《钱江晚报》“人文大讲堂”，陈丹青以《师生关系没有了》为题发表了演讲。他开宗明义地说：“刚才介绍说我是自由职业画家，这是不准确的。我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教师。我在2004年10月递辞职书，但当时班上有研究生还没有带完，虽然已停止招生，但还要带他们到明年1月毕业，到那时候，我就有自由没职业了。”[40]至少在清华美院的教学，让陈丹青深感这一份“职业”与“自由画家”的存在状态是彼此冲突的。陈丹青表示赞同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中提出的“反求诸己”的自由观。自由不是社会给予的，不是学校给予的，更不是体制给予的。他问道：“你自己自由不自由？你的内心自由不自由？你的本事、学识能不能让你自由？”[41]陈丹青的选择当然不是唯一正确和明智的选择，但是绝对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发现在教育体制当中变通与周旋就意味着一种让步，而有一天这种让步已经悄悄吞噬了底线。陈丹青说：“我顶喜欢尼采一句话。他说：服从？No！领导？No！Never！”[42]拒绝毫无意义甚至随波逐流的“服从”，正是一个“独自工作”、独自创造的自由心灵的基本特质。

四、“陈丹青愤怒”的巨大回响

陈丹青辞职风波的结果是，由于考虑到陈丹青还带着的两名博士生和4名硕士生都要到2007年才毕业，经过与校方交涉，陈丹青又与清华美院续签了两年“善后”性质的合约，但不再承担新课，也不再招收新生。至2007年，陈丹青才算完全卸掉清华教职。

2005年3月，陈丹青公开辞职的事件被媒体（《中国青年报》）披露后，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回响。2005年4月，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记者柴静专门采访了陈丹青。《南方周末》也以《一格一格降人才》为题刊发了对陈丹青的专访。《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刘天时的专访题为《严重的是教育问题》。上海《文汇报》致电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询问陈丹青辞职事，因工作人员并不知情，该报竟然刊登文章否认此事。各报发表了一系列专门针对此事的评论文章，如《新京报》发表的社科院哲学所徐友渔研究员的《“陈丹青愤怒”拷问研究生招生体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陈丹青与清华都有教训吸取》，社科院博士后李隼的《从陈丹青的愤懑期待教育自主权存在的空间》；《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徐友的《陈丹青离校出走我们都有责任》；《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鄢烈山的《论陈丹青的“出走”》；《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缪哲的《论陈丹青教授辞职事》；以及杨东平教授的《丹青之思》，昝爱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痛经”》等。评论者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但对此事件的热烈关注是共同的。

此后的数年中，陈丹青辞职事件的后续效应始终以缓释的方式渐渐释放着。据陈的《退步集续编》，“舆论竞相转载，就此闹开。早先我觉得咱们有报纸，有电台，但能算媒体么？这回发现有了，有那么点媒体的意思了。”[43]这就是说，在陈丹青教授看来，陈丹青辞职事件的后续效应中，首先包括他的“金刚怒目”、“拍案而起”的狷介行为对媒体的报道题材、报道思路和报道风格的积极影响。陈丹青以及特殊身份、特殊角度和出人意料的“出招”，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思想自由的氛围，拓宽了言论自由的尺度。

陈丹青在给央视《新闻调查》的一篇文章中说：“据本人观察，《新闻调查》播出迄今，教育现状没有本质改变。以上几位落榜考生的境遇改变均与学院无涉。在过去一年内，唯一的改变可能是：批评质疑现行教育体制的公开度与频繁度，略有改观，略见增加。”[44]其实，陈丹青本人可能也并不认为在体制环境未发生整体性改变的情形之下，“教育现状”会发生“本质改变”。但是，对于这种长久不变的荒谬现状的公开抗议和“批评质疑”，其“公开度与频繁度”的“改观”与“增加”，本身就是这一事件对社会进步的最大促进与贡献。陈丹青自己在此后的数年里，一直坚持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呼吁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戕害精神自由的可怕现状给予关注。各种与此相关的种种公共讨论也都无法绕开陈丹青“金刚怒目”的那一页。2007年7月号的上海《科学》杂志发表了时东陆的《什么是博士学位：与陈丹青商榷》，对于“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博士学位的概念，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区别，大学课时与考试的意义等等”提出了不同看法。这表明陈丹青的《辞职信》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仍然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彰显。也就是说，要彻底总结这一事件的后续效应，还需要更充分的时间来进行观察。

五、“陈丹青愤怒”引申岀的思考

陈丹青辞职事件中，值得思考的内容有很多。但是，首先需要思考的恐怕就是：假如陈丹青所说的这些荒谬现象，我们很多人长期以来都深有同感；那么，第一个戳破这层窗户纸的为什么是陈丹青？徐友在《陈丹青离校出走，我们都有责任》一文中说：

他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据理力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我在各种会议上、饭局上见到过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他们谈到导致陈丹青出走的种种类似弊端，无不感同身受。对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我同样知道，在慷慨激昂的谈话之后，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开会、布置、填表、争经费、争项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坚决和彻底，难道不可以多多少少为改变不合理的体制尽力，而不是一面批评，一面却支持和巩固，以至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45]

在个人和“不合理的体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徐友先生说得很对，我们很多人虽然在私下里不乏“慷慨激昂”，但是我们“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在“支持和巩固”着这个荒谬的体制。这就是“不合理的东西”貌似“根本不可动摇”的真正原因。个人和“不合理的体制”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的。而陈丹青勇敢地与“体制的惯性和力量”战斗，不仅在现实中为“体制迷墙”撕开了一个缺口，而且为人们心中的迷信“体制不可战胜”的强大心理定势撕开了一个缺口。这是对个人放弃良知与担当的随波逐流的一个最尖锐的批判，更是对个人自由选择、自由行动的一个最精彩的示范。

其次，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可能就是：当体制短时间内仍无比强大，我们能否从其中出走，自创一片自由天地？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李隼先生在文中说：

即便陈教授有一天真的离开了，他仍然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自己办学吧，没有学位的陈教授带出来的没有学位的弟子，不见得就比有学位的清华美术学博士、硕士们更难有出息。或许，终有一天，我们的研究生招生体制，已经可以有陈教授注重的“爱好学术自由，并尊重人文社会艺术科学规律”的教育自主权存在的空间？[46]

“自己办学”，这是许多评论者对陈丹青教授的建议和期待。也许那些“没有学位的弟子”对体制的挑战和对“爱好学术自由，并尊重人文社会艺术科学规律”的空间的刺激才是最有效的。杨东平教授在《丹青之思》一文中说：

我们也许仍需要在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上有所作为。近年来，已有一些志士仁人在走自己的路，恢复私塾和创办书院。如果在一些有条件、有实力的民办高校，开办不需国家颁发学历、书院式的“大师班”，如“陈丹青工作室”，象当年章太炎、李叔同、齐白石授徒那样，难道会没人来学？难道社会和市场会不认可其“文凭”的含金量？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多有赋闲的大师，而真正追求学术、思想和艺术的青年更是大有人在。通过艺术家、学者和民办教育家的共同努力，打造一片不受体制束缚的文化、艺术新天地，真的只是奇思异想或奇谈怪论吗？

我们相信就像杨东平教授所说的，“打造一片不受体制束缚的文化、艺术新天地”是最有意义的，只有这片天地成为真实的存在，旧的荒谬体制才能在两种力量的比较与消长中渐渐瓦解，最终成为尘灰。只是，对于“新天地”而言，陈丹青的出走仅仅是个洒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