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dj当兵:毛泽东标准像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第一张标准像

　　从1950年至今，新华社先后公开发表了四张毛泽东标准像。据加工、制作这四张标准像的陈石林先生回忆，从1950年10月到1959年10月之间，先后公开发表了两张毛泽东标准像，1959年9月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征得毛泽东同意决定为毛泽东拍摄、制作一张新的标准像。为了让标准像不过于呆板，新标准像是毛泽东的半侧面像，由于是半侧面，双耳自然无法同样突出。新标准像加工、制作后，经毛泽东亲自选定、批准，在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新的标准像。直到1966年底，全国到处悬挂的都是这第三张标准像，当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也是以这张半侧面标准像为摹本绘制的。

　　但从1964年起，随着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个人崇拜日渐浓重，“一些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对第三张毛泽东标准像提出了意见，认为半侧面像只突出一只耳朵，且左眼珠偏上，似乎毛泽东在‘偏听偏信’。”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决定再为毛泽东拍摄制作一张正面双耳的标准像。新的标准像在1967年元旦正式公开发表，取代第三张标准像，一直使用至今，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就是按第四张标准像绘制的(陈石林：《我加工、制作毛泽东标准像的点滴回忆》，《党的文献》，2000年第3 期)。所幸这第三张标准像是经毛泽东亲自选定，不然有关人员还真无法担当让伟大领袖“偏听偏信”的责任。
  毛泽东第二张标准像   　　毛泽东第三张标准像  　　拍摄于1964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至今悬挂的第四张毛泽东标准像
 　　毛泽东第一张标准像的原始照片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像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画像，下面这六幅是毛泽东主席从青年开始，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使用最多、运用最广的照片和画像，可以说是毛泽东主席一生中代表各个年代或时期的标准像。同时，附有陈石生先生关于建后毛泽东主席四幅标准像诞生的经过介绍。
 　　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像
 　　建国初期的毛泽东像
 　　早期悬挂在天安门的毛泽东像
 　　国庆十周年时期的毛泽东像
 　　从64年沿用至现在的毛泽东像
 

　　★毛泽东标准像的诞生(作者：陈石林)

　　第一幅标准像的诞生

　　一个人制作的领袖标准像被刊印上百亿幅，真是一个值得自豪的事情，也绝对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毛泽东主席睿智、慈祥的标准照片，从孩提时起就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无论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还是人民币上的毛泽东，都以完美的形象让人们感到亲切，感到发自内心的景仰。这肯定是中国第一流的摄影师拍摄的作品，这肯定是使用世界上最出色的摄影器材拍摄的作品，这肯定是中国第一流的图片制作大师完成的作品?!我们许多次猜测着拍摄制作的技术，我们许多次猜测着主席像作者的模样，没想到却无意间与作者在《大众摄影》杂志社巧遇，原来他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图片社的创始人，毛泽东标准像的制作者陈石林。听听他给我们讲述的那段传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还没有毛泽东主席的标准照，人们举着的巨幅照片仍然是陕北时期头戴八角帽的图像。1950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美国一家报纸发表报道的时候，同时刊登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头像，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主席与身着华丽元帅服的斯大林并列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当时，身为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发现这个问题，感到作为国家元首的毛主席标准照过于简单，与中国的形象不太吻合，当即向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建议，希望尽快为毛主席拍摄制作标准照片。这个建议最终上报到毛泽东那里，得到首肯后，新闻总署派出几名摄影师前往拍摄。由于灯光、拍摄时间等许多客观条件的局限，最终拍出的照片不太理想。于是，萨空了请来摄影局摄影处副处长陈正青，请他物色一名技术优秀的图片后期制作人员，在主席以前拍摄的照片中选择合适的图片加工制作第一幅标准照片，经过反复挑选比较，我被光荣地选中了。

　　接到这个重要的任务后，我非常激动，马上投入工作，很快把一年多来摄影记者们拍摄的毛泽东活动照片全部找出来选择。最终，看上了1950年毛泽东和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部分代表合影的照片，我选取合影中毛泽东的头像部分，再运用各种技术方法将周围的人物去掉，将背景处理完善，一张使用普通相机拍摄的、图像质量一般的照片，经过精心地修绘翻拍，终于成为毛泽东主席首幅标准照片，由新华社向全国正式公布，当年的印刷数量就达到2000万份，除中国外，还发行到40多个国家。

　　1999年我国发行最新版百元人民币，2000年我国发行20元面值的人民币，钞票上面的毛泽东形象，也是临摹第一版毛泽东侧身标准像完成的。
 

　　第二幅标准像的诞生

　　50年代相机非常稀少，毛泽东的图片很少。上级领导布置任务，要制作一幅毛泽东的正面标准照片。我查阅了当时毛泽东活动的各种照片，经过反复挑选，我终于从一个大的团体合影中找到形象较好的毛泽东正面照片，由于照片是使用美国航空胶卷拍摄的，反差很大、颗粒粗、层次差，如果不进行后期处理，根本无法使用。经过认真地修绘翻拍制作，一幅形象端重、和蔼可亲的正面标准照诞生了，被运用为早期的天安门城楼挂像，也大量地登载于《毛泽东选集》中。
 

　　第三幅标准像的诞生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决定制作一幅反映毛泽东当年形象的正面标准照片。摄影记者为毛主席拍摄了一张清晰度和皮肤质感较好的照片，但是，由于存在一系列的摄影技术问题，画面的整体效果不太理想。最终领导还是决定让我来加工制作。我用反转显影、复制底片的方法，完成了第三幅标准照的制作工作。1960年至1966年天安门城楼悬挂的巨幅画像就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追悼毛主席大会上使用的大幅画像也是使用第三幅标准照片放大的。 

　　第四幅标准像的诞生

　　1964年，中央决定重新制作一幅露出双耳的标准照，选派摄影记者专程为毛泽东拍摄，但是图片的整体效果不理想，有关领导决定还是让我进行后期暗房加工制作。我运用新研制成功的“透正拷负”工艺，对影像进行了精细的修整，制作出层次丰富、质感强烈，形象庄严的标准照片。1998年元旦前夕，毛泽东女儿李讷见到我时热情地说：“第四幅标准像太好啦，老人家很喜欢，是老人家亲自圈定的”。第四幅标准照从1964年起一直沿用到现在。

　　除陈石林介绍的上述四幅标准像外，我通过查看有关资料还发现前两幅照片使用的比较多、比较广。第一幅是革命早期毛泽东青年时的标准像，第二幅是建国前使用比较多的，特别是战争年代，许多场合都悬挂过这幅，可以说是建国前的毛泽东的标准像。
 　　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留影(钱嗣杰摄）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和钱学森、陈永贵在一起(钱嗣杰摄）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健步走向黄洋界(钱嗣杰摄）
 　　1965年毛泽东会见李宗仁夫妇(钱嗣杰摄）
 　　1965年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东湖宾馆(钱嗣杰摄）
 　　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
 　　6月29日，北京，临近故宫的画廊工作坊内，画师葛小光正在对一幅毛主席像上色。过去34年，葛小光每年都负责绘画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拒绝过无数访问的他，建党90周年庆祝前夕，终于接受外媒访问，并让记者进入其邻近故宫的画廊工作坊。
 　　葛小光7岁开始学画，1971年，师从王国栋学习绘制伟人像。与老师当年画像时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资格审查不同，葛小光想画伟人像，只要王国栋点头就行了。曾在北京美术公司与葛小光共事20多年的王增林回忆说，葛小光是毕业后分配到美术公司，经组织安排，才成为王国栋的学生之一。
 　　在高6.4米、宽5米的画布上走笔，对于初学者来说颇为不易，单单从体力上就很难吃得消。葛小光学画巨幅画像的地点是在美术公司专门搭建的一个画室里，“大概高有7、8米，长达30多米。”因为油画要考虑到自然光条件，画室的顶部是透明的，为了方便画像进出，工作人员甚至把门与顶棚特意连了起来。
 　　面对三人多高的画布，必须有一些大的辅助设施。与现在用的自动升降梯不同，当初，画像前要用木板搭建一个平台，平台两侧再各放一个梯子。画像时，需要在楼梯上来回往返。为了照顾到中、远距离的效果，画师不得不经常走下平台到远处观察一下。后来，葛小光他们总结出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大家把望远镜反过来用，这样，不用跑太远，就可以观察到画像的整体轮廓。
 　　在色彩使用上，必须适应外界光线的变化。而且，要考虑到天安门周围的环境，红墙黄瓦、蓝天、“金字型构图”，画像的色彩要跟他们融为一体。
 　　由于画像太大，绘制时色彩的过渡要大一些。否则，“太实了或者太外露了，画像看起来就花了。”葛小光说，一般一幅画得画三、四遍：先起轮廓；接着铺一遍颜色；再调上一遍，逐步深入；最后一遍要整体观摩，细心完成。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完成一幅画却通常需要半个月左右。而且，绘制的时间都是在每年国庆前的9月份，天气炎热，常常汗流浃背。葛小光对此却有点不以为然：“以前我画像用木制梯子，现在用上可以自动上下的铁梯了。”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与老师王国栋在文革时期因画像不时遭受到诟病相比，葛小光现在已经不需要那样的担心了，因为有关部门“很尊重画家的创作”。为了能更传神地画好主席像，葛小光几乎看遍了有关毛泽东的资料，包括照片和一些相关文章。而这样做的结果，除了丰富画像创作、让主席的那股神气呼之欲出外，还使他更加坚信“毛主席确实是个伟人”。“每次作画的感觉都不一样，像重新打开了历史之门。”葛小光称每次在画毛主席像时都会有所改动，“融入自己的理解”。
 

　　有人对他几十年画同一个人提出质疑：“那不叫画家，叫工匠。”谈及至此，葛小光像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到德国的时候，去马克思墓前凭吊，发现这位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墓碑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学者马克思。”在他看来，画毛泽东像是一件“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既荣耀又严肃认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