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毁人不倦的应试教育
（一）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可惜，到目前为止，几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家们似乎就没谁有本事弄懂这一点。他们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朝乾夕惕，夙兴夜寐，为国家辛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兼蠢才。

从中国的第一位大教育家孔丘开始，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培养完美的奴才。孔子最喜爱的模范学生是颜回，在《论语》中说了他许多好话。可除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外，该生唯一的优点似乎就只是“不违如愚”。老孔喜欢他，主要是小颜靠拍马装傻赢得上司的欢心。

大致与孔子同时，希腊也有个大教育家柏拉图，出了个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老亚是西方文明的开山祖之一，他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确，他和乃师的哲学观点完全是相反的。老柏认为世上先有桌子这个“理念”，才有桌子这个实物问世，而老亚则认为他老人家完全说倒了。用孔子的标准来看，这种学生简直是欺师灭祖的叛徒（“叛徒”的原意就是不听话的学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师父尸骨未寒，你就清算他籍以扬名立万的学说，这种枭獍只该挨雷打。

可惜，因为喜欢“不违如愚”，孔子便成了世上最不成功的教育家。孔门七十二贤人都是没脑袋的废物，自小颜以下无一人留下自己的见解。不仅如此，孔子对马屁精的个人爱好还成了流传万古的民族传统。自他以后，两千年的士子都是不违如愚的木乃伊。据说真理已被圣人穷尽，读书人活在世上唯一可做的事，不是去想个自己的道道出来，以对得起爹娘给的脑袋，而是“代圣贤立言”，把死人的零言碎语用自己的话发挥一通。教育的实质竟然是用死人的话去阉割活人的大脑和脊梁骨，而且这种野蛮制度竟能延续两千年，端的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洋洋大观。

西式学堂取代了中式私塾和书院后，药换了，汤换了，可烹调的方法一点也没变。虽然讲授的是进口货，然而师道尊严却仍然是不容挑战的，“汝需爱汝师，不可爱真理”仍然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听话的学生就是好学生，稍越雷池半步就要遭教师的荼毒。

在西方，如果学生质疑教授内容，教师只会心花怒放，因为那表现出了学生勤于独立思考。然而在中国，这么作就是成心和教师过不去。上高中时，有一次我写外语作文时自由发挥了一通，越出了党八股的滥套，老师竟然为此召开了班会来帮助我，一直帮助到我饿得挺不住，违心地认了罪，会议才在苍茫夜色中结束。当研究生时，我最怕的事就是外行导师找我，强行领导我这个内行。如果我不违如愚，那就意味著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干蠢事。如果我据理力争，指出他的荒谬，那就得考虑毕业鉴定的可能性问题。

因此，在中国，教育其实是一种威权统治。师生关系是刀俎和鱼肉的关系。教师凭借崇高地位和强大势力，将奴才学生组成，以泰山压顶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去压服孤立无援的不听话的学生。只有个性特别强悍的学生才能在这种无情的绞肉机中熬过来，保住脊梁骨不至寸断。学生从小就学习如何望风使舵、助强凌弱，在老师的领导下以众暴寡、围剿异端，日后到了社会上不使出童子功来才是怪事。那些迷信鼓吹武力的爱国志士们接受的训练，是从七岁就开始了的。

破除这种奴才教育的根本途径，是引入西方的人权观。教师一日不将与学生视为人格上平等的朋友，教育便一日只会制造奴才。

奴才教育的逻辑结果，就是制造出大批的蠢才来。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中国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干的主要的活就是端坐在教室里，不违如愚地听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不违如愚地把老师的每句P话记下来，写上卷子去。在这方面，学数理化的学生还要学会翻点小花样，需要练熟复杂的解题体操，好在考试时对付教师的花拳绣腿。学社会科学的则完全是个录音机，只要有足够的内存，能把教师的笔记一字不错地背到试卷上，便是本系的大才子。

这种注入式的教育方法的第一个大弊病，是像大锉刀一样地把人的最可贵的天赋—想象力给锉掉了。人的智能可以从低到高粗分为记忆力、理解力和想像力。咱们的文科只训练学生的记忆力，理科则多出一点理解力的训练，然而因为师道尊严不容挑战，教师们便无情地诛锄异端，合力扼杀学生的想像力。我只不过在那篇外语作文中稍微发挥了点文学想象力，就几乎饿出胃病来，以后自然只会写合格的党八股。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很小时有数学天才，无师自通地想出从高位算起的心算办法来，算得比计算器还快。可等他进了小学后却因此遭到教师孜孜不倦的修理，最后终于变成了不违如愚的呆子。

这教育方法的第二个大弊病是融铸了学生的机械世界观。学生习惯了找标准答案，便以为天下的问题都只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标准答案。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那真实的世界其实乃是一团混沌，从来就不会像教科书上那样清晰。没有一个教师告诉过学生，无论是文是理，教科书上的世界只是一个简化了的理想世界。他们看见的文学形象不见得就是作者想表现的那个；真正的历史人物决不会像书上说的那么简单；而自然界里根本就没有几何学研究的点、线、面、体，物理学研究的质点和刚体，化学研究的纯净物质。所以，在真实的世界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只有一个答案。有时那答案可以是多重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相反的答案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成立。不难看出，这种教育必然要造出大批只会静态思维、超简化直线思维、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思维、隧道眼思维的白痴来。中国人热爱“抓主要矛盾”，这决不是偶然的。

哺育蠢才的另一方法是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上次回国讲学，我惊讶地发现至今国内的大学还在开多如牛毛的必修科，讲授许多一辈子也用不上的无用知识。英国大物理学家卢塞福有一次晚上到实验室去，见到一个研究生在那儿辛勤工作。当那位学生告诉他，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时，老卢问曰：“那么，你用什么时间来想问题呢？”中国教师们最热心干的事，就是用无比丰厚的基础知识把学生的脑袋填死跺紧，既不给它们留下空间，也不让那些会说话的工具有丝毫的时间去自己想问题。却从来不教学生那些知识是怎样寻找出来的。这也毫不奇怪，因为那些知识都是别人找出来的，他们自己便发梦也没想过脑袋除了作恭承雨露的香唾壶之外还有别的功能。

其实，掌握各种知识，再去解答为验证掌握程度而人为造出来的各种难题，乃是天下最扼杀创造力的脑力苦役。可惜的是我们的教育家们以为这就是开学校的目的。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许多时候，重要的不是对一个现成的问题想出答案来，而是知道怎么去寻找问题，这就是老子说的“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道自己的领域里有哪些问题还没解决，在没人指点的情况下，自己想出解决的途径和验证答案的方法，这才是“知之上”，才是我们的学校应该教给学生的基本功。

西方的教育走的正是这个路子。在这儿，学生从中学起就开始作各种各样的课题（projects）。在老师的指导下上图书馆查资料，开讨论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和老师同学平等地辩论，真正做到了“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生动、主动、活泼”地学习。我曾见过一份中学的地理作业，题目是：“试论述丹麦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它对该国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的影响”。这样的论文，无论从教科书还是从课堂笔记上都找不到答案，也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接受过这种训练的学生去参加难题大赛肯定比不过咱们的尖子，然而人家的独立研究能力，咱们那些连文献都不会查的大学生拍马也追不上。

蠢才教育的又一秘诀是近亲通婚。国内分科之细，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隋何无武，绛灌无文。隔行如隔山。我一个朋友的孩子选的课一是数学，一是历史，一是新闻传播。这种组合，在国内肯定要认为是疯子干的事，可在这儿却是家常便饭。热衷于近亲通婚的结果，便是生出一群群白痴来。既不会因为不同学科的刺激和交流而开拓视野，启发本领域的创造灵感，更不会出现横跨在两个领域间的边缘科学家。

更让人无奈的是咱们这种近亲通婚还是包办婚姻，一旦入错了行，哪怕万般无奈，也毫无离婚希望。一个熟鬼原来是搞材料科学的，后来跑去搞建筑，最近却又改去搞美学。每次改行都并没从头干起，职位一直不变。像这类从此山山巅一步跨到彼山山巅的“超人”，便在下世纪的中国也不会出现。
就是这许许多多的弊病，使咱们的学校成了专门培养奴才和蠢才的摇篮，是造成国民平均智力水平惊人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十几年前，美国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卢刚事件。1991年11月1日，一位叫卢刚的中国留学生，在他刚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学位的时候，开枪射杀了3位教授，一位和他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和副校长柯莱瑞。随后，卢刚饮弹自尽。整个枪击过程不足20分钟，卢刚在自杀前总共向六个人开枪，除女学生茜尔森被击中脊椎，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外，其余五人全部丧命。

看到卢刚事件，我也想到了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

“挺能杰儿（teenager）”们乃是世上最莫名其妙的生物。人发育到了这个阶段，大抵都会暂时性地变成怪物。孩子在那个年龄段时，我俩的关系紧张到了几乎破裂的程度。记得有一次这小子冲著我大喊：“你凭什么 run my life？（管我的事）这是我的人生，不是你的，是不是？我就是要自杀你也管不著！” 
当时自然是气得够呛：这是什么话？真是不识好歹！什么叫“run your life”？难道小孩玩火柴，大人也不能去抢下来，否则就是专横霸道？真不该把孩子带到西方来。 

一气之下，索性撒手不管：有朝一日你要哭著来见我，悔不该不听老子言！然而我这一撒手，天也不曾就此塌下来。人家苦头自然是吃了些，而且都是我预警过的。可当我得意地指出这一点时，小子却说：“是的，你早说过。不过不到那一步，谁听得进去？这些教训得自己去总结，谁教也没用！”

这话让我琢磨了许久，从这儿我悟出了中国人做人的荒唐。无论是对孩子、对配偶、对兄弟姐妹，还是对朋友，咱们都觉得有一种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要去照看人家的人生之路，似乎慢慢眼（沪语，证明阿拉是上海人）别人就会误入歧途。关系越亲密，这责任感也就越强烈。这沉重的道义十字架压塌了所有的人的脊梁。无论是诲人者还是被诲者都如同活在教堂里。谁要偶尔露出人性的劣根，诲人者就丧失了为人师表的资格，被诲者就得让为师表者痛心疾首。无论扮演的是哪个角色，接下来的事似乎就只有自杀以谢天下。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活得无比之累的原因之一。咱们没有意识到：无论多么亲密的关系，都并不自动给你作他人人生向导的权利。除非对方如大旱盼云霓般渴望你的指点，硬要去诲人不倦，实际上是滥用亲情或友情的一种僭越。

咱们这样做毫不足奇。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诲人不倦的社会。无论是在家里，在学校中，在社会上，不管你碰到什么事，小到定时作暑假作业，大到如何看待海湾战争，家长、老师和当局都会立刻为你提供一个无比明确的标准答案。照著这个答案去回答人生试卷，你就会获得成功，从被诲者变成了诲人者。蔑视别人的劝告，你就会遭到社会的合力惩罚。於是咱们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诲人社会，由诲者与被诲者两个等级组成。每个人都要力争上游去作第一等级，决不肯撒手不管，一定要去无比热心地指导旁人。 

可惜就连在中国那个拥挤社会中，人生的“标准答案”也正在为时代的大潮冲得七零八落。就算咱们能保住那个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用它去诲人不倦，把被诲者们成功地变成了古代那些百依百顺的孝子，也无非是造出了一群因袭陈见的窝囊废。这样的社会又有什么生机？ 

西方社会里的一条文明通则，就是承认各人有充分的自由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没有什么 “标准活法”。就算你说的真是标准答案，具体的教训还是只有自己去总结。没有一定的人生经验，格言不会变成座右铭。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哪怕对方是你儿子，人家也只会觉得你是外行领导内行。无视这种心理常态，在游说毫无效果还要喋喋不休时，唯一的作用便是刺激对方的逆反心理，越发要跟你对著干。如果对方干的真是错事，你岂不是火上浇油？如果对方干的是对的，你岂不是毫无来由地给人家制造阻力，让人家活得更加艰难？不管结果是哪一种，你那诲人不倦只能毁掉本来是正常而自然的关系。 

鲁迅说：豪猪们挤在一起，就要刺痛对方，所以彼此之间得保持一定距离。敬爱的林副统帅在《红楼梦》上作眉批“勿太密，亲则疏”。哪怕亲如父子，彼此之间还得留上一定距离。这距离体现了对他人人权的尊重，给对方足够的喘息空间与行动自由。中国式的诲人不倦，其实只是对他人人权的巧妙的“崇高的”践踏而已。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毫无创造力，就是靠了这几千年的毁人不倦的自杀与他杀的机制。

更严重的是，这种社会修理使高才生们的脸皮特别薄，意志特别脆弱，视野是缺乏中间状态的两极。因为下得一手好蛋，他们便给周围的一切人宠成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弱者：课堂上老师的夸奖，家长看过成绩通知单后的喜笑颜开，考上名校后同学的钦佩与艳羡…。从小习惯了掌声和鲜花，自然就认定“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的“地平线”是区分天堂和地狱的，而他们坚信自己属於天堂。当这信念开始轰毁时，剩下的唯一选择自然就只是地狱。 

即使卢刚式的悲剧不发生，这样的戏剧人生也难免是悲剧人生。我当年上大学时，被强行分到一个本人深恶痛绝的专业。在大学中，我屡萌退学之念。但我毕竟知道，如果这么做就是发疯：哪有大学生不当回来当工人的？然而日日在智力上被人家“强迫做爱”，实在是苦不堪言。有天我向一位我最尊重也最知心的亲人请教，他却嗤之以鼻： “兴趣？咱们有什么福气玩这奢侈？再说，没有兴趣，可以培养嘛！” 

我深以为然，於是便去奋力培养那兴趣，培养得成绩焕然。不但成了高才生，也像卢刚似的下蛋下到国外去。到目前为止，本人还没失手从梯子上掉下来（不过也快了）。不幸的是，兴趣并不是人工菌，可以大规模地培养出来。我培养出来的，不过是超人的意志。全靠了它，我才几十年如一日地强压下那与日俱增的对专业的厌恶。这超人意志的来源，说穿了一钱不值，乃是那么一个活思想：“不干，咱丢不起那大人！” 

难以想像还有比这活得更卑微的戏剧人生。一个人委屈自己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委屈自己，只敢看人家的眼色行事，不敢随心所欲地潇洒走一回，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比起来，卢刚走的，是一条太轻松太轻松的路。 

说来也巧，我出国后，那位亲人因孩子要考大学，来信问我国外什么专业吃香。我怒火腾腾，马上修书大骂：“你怎么就没想过问一声孩子喜欢学什么？你有什么权利代孩子决定？难道你害了我还不够，还要把自己的孩子也坑了才甘心？” 

如我预期，那信不过是我已忘记国情、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的明证，丝毫没影响该发生的事。在中国，孩子们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更没有失败的自由。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在中国的确是万古不磨的真理。 

最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对孩子的强暴是在爱心下作出的。在中国，爱不是尊重对方的抉择自由，却是越俎代庖，替别人设计规划灿烂的未来，好让他的才能能在现实条件下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咱们忘了，只有上帝才有这个权利，而中国现代史上的大悲剧，正是领导们（家长们）不辞辛劳地为子民（女）规划未来的幸福生活弄出来的。 

在很大程度上，咱们这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个个是“我的叔叔于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