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深圳市存款余额:中国医生属于高危职业？

　　“白衣天使”是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赞誉，但近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这一神圣的职业却时常遭遇误解，甚至让老百姓感到不满。据媒体粗略统计，全国今年已发生至少9起医生被打事件。在医患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曾经的“白衣天使”变成了付出太多、所得太少、压力太大、名声太差的矛盾人群，而“活多、钱少、高危”亦成为行业关键词。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并不容易，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苦衷。有医务人员用“外表光鲜，内心憔悴”自嘲；更有人感叹，“天下最难的职业就是在中国当医生”……

1中国医生的工作压力

　　根据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的结果显示，医师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医疗纠纷、工作量大以及患者的期望值太高，有70.67%的医师将此三项列为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而选择“行业竞争非常激烈”这一选项的比例明显较低。

　　这一结果是否表明医疗行业的行业竞争压力不大呢？为此，多位知名医学专家认为，医疗行业是知识密集行业，同行竞争的压力是很大的。医师们认为同行竞争的压力虽大但有序可循，且同行竞争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

　　与此相反，面对社会的不理解和患者的责难，医生们感到难以预料和掌控，这种无所适从的压力让医生更难以应付。职称上，正高级人员承受的来自“医疗纠纷”的压力最大；医院级别上，医院级别越高，来自“工作量”的压力也越高，数据表明，在缓解看病难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再单靠提高工作效率、医生缩短休息时间的方法去解决，中国大医院医师的工作负荷已呈现“超载”现象。从医院所在地区来看，县城医院承受的来自“患者期望值太高”的压力明显高于城市和乡村的医院，这可能和县医院是一个基层区域的医疗中心，患者对其医疗效果的期望值很高，但由于我国县级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水平和三级医院相比具有局限性，患者的期望让医生们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2常态化的超负荷工作

　　有人这样描述在某三甲医院中和医生偶遇的情景，“只见一片白影在你的眼前瞬间飘过，还没看清他的面貌，就只看到10米开外的后脑勺了。”这是工作中的医生，给很多人留下的是片刻不停的印象。

　　而在医生自己眼中，他们的一天像张拉满了的弓。调查中，当问到“平均每个工作日在单位的时间”时，仅5.8%的医生选择了“少于8小时”，工作8-12小时的人占77.8%，16.4%的人甚至超过12小时；此外，49.2%的人每隔4-5天就要上一个夜班，76.1%的人中午休息不超过半个小时；80％的人工作中顶多只有10分钟的时间休息。此外，参与调查的所有医生都曾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其中，18%的人曾连续工作48小时以上。

　　北京协和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科主治医生这样描述他普通的一天：早上8点上班，但一般7点40前就到医院交接班，先把病房里十几个病人的病情问一圈；8点开始组织查房；10点左右就要等教授进行三级查房，遇到通情达理的，回答清楚问题就行了；可要是碰上不好沟通的，得耐着性子解释个把小时，说到口干舌燥，也难让他们满意。下午1点半上班，要么出专科门诊，要么有文献汇报。到晚上七八点钟，好不容易下班回家了，可连句话都顾不上和家人说，就得接着赶晋升的论文、和人签约的书稿……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很幸运了。“那帮年轻的住院医比我们还累，经常三四十个小时‘连轴转’，把科室都当家了。”

　　医学教授工作也不轻松

　　年轻医生的生活状态如此，教授们的工作也不轻松。一位肿瘤界名望颇盛的专家说，他出门诊时，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很难有喝水的时间；甚至连上厕所，都有病人跟着，怕你借机“开溜”。此次调查也显示，在工作时间能喝上一杯水或根本没时间喝水的医生占80%，96%的医生曾在工作中憋过尿；而中午不能按点吃饭或只能飞快吃饭的医生占到了83%。

　　“印象中，我几乎没在中午1点前离开过诊室。没办法，病人来一趟不容易，挂上专家号更不容易，要是草草了事，怎么对得起人家？”这位专家说。更让人无奈的是，现在，“看病”只是他很小的一部分工作，更多的时间要拿来做科研、出外讲学。“北京医疗水平的确比地方高很多，传播和交流学术很必要。否则地方上的医疗水平上不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于是，不少专家周末打着“飞的”全国转；周一照样要打起精神上班。

　　工作负荷严重超载

　　工作负荷严重超载，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千人城市人口的医生人数是1.75人，而每千人农业人口的医生数只有0.47人（早在2005年，美国的人均医生数是每千人3.59个，法国3.37，英国2.2，韩国1.6）。由于中国医务人员编制由当地卫生部门统一计划，当病人增多时，医生给每位患者提供合理质量的医疗服务就很难保证。此前有报道调查医生就诊时间发现，眼科医生包括使用检查仪器在内，每位患者耗时5分钟，内科医生问诊时间平均7分钟。“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这样的抱怨常常发生。

　　在美国，一些特定科室的医生每周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病人身上，比如麻醉医生、心血管医生，胃肠病医生，外科医生和泌尿科医生，他们每周平均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是46~50个小时。初级保健医生每周在病人身上花费的时间居中，约30~40个小时。

　　根据美国医疗网站MEdSCape对全美22种专业，共15794名医生进行的调查，70%的医生，每周的工作时间在55小时以下。23%的医生每周接待病人在49人以下，41%的医生每周接待50到99人。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接待更少的病人并不代表低效率，而代表医生可以在每一个病人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只有不到5%的医生接待一位病人所需的时间在9分钟以下，有15%的医生甚至在每一位病人身上要花去25分钟以上的时间。

3写病历降低工作效率

　　写病历占用60%上班时间，诊断和治疗难分身。中国医生要处理的病人多但却缺乏效率，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常常是大量时间、精力被用来完成与治病救人无关的事。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曾在博客刊登了一个普通医生写给卫生行政部门的建议，在这封信中，医生自爆每天要用大量的时间书写大量的文字（病历），而只用很少的时间去为病人解决实际的医疗问题。另有妇产科医生回应称，值班时经常24小时睡不了觉，病历书写超过60%的时间。“强烈建议简化病历书写，否则怎么能做好医生最重要的工作--诊断和治疗。”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医护人员显然要轻松很多，他们很少会做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脏活累活”。美国医院里医生和护士加在一起一般只占医院总人数的50%，其余人员都是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有将近50%的美国医生每周的文书工作在9小时以内，超过20小时的不到15%。合理的医生和护士比例能有效减轻医生的负担。美国医院内，医生与护士的比例大约为1比4，而中国医院的医生与护士比大约为1比1.5。

　　那国外的医生们又是如何写病历的？

　　一位三甲医院的负责人曾到新加坡考察过。据他介绍，新加坡的医院有专门的辅助人员帮助医生写病历，医生只需要记录一些重要的、关键的病人信息，然后将记录纸交给专人，由后者负责将病历整理补充为完整的文字资料。

　　一位在美国有过从医经历的医生这样描述美国医生是如何记录病历的。“患者就诊，医师花时间和病人讨论病情，包括病史。医师给患者做体检，也可能做一些实验室或放射科检查。然后，做出诊断或区别诊断，最后，给病人拟定一个治疗计划，而且要向患者解释，即知情同意。等患者离开诊室，医师使用一台录音设备，记录患者这次的就诊信息。这些医疗信息，可以录入一个手持录音机或一台接入中心服务器的常规电话。医学听录员评估医生的这一录音报告，然后，通过听写，将声音文件或录音带转化为符合格式要求的医疗记录。这样的医疗记录就成为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件。等下一次患者再来就诊，医师就会把医疗记录或整个病历要过来，那上面已经包含了患者过去的就诊记录……”

　　一位媒体工作者在法国生活多年，他去当地医院看病时，看到医生的病历只有简单的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以及医生的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仅此而已。他还了解到，法国医生写病历都不能超过3分钟。简化写病历的过程，是为了鼓励医生充分与患者进行交流，详尽了解患者的症状，而不是把医生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头书写病历上。对于重病的病人，大医院的医生会通过电话与病人的私人医生保持联系，详细了解病人的病史，还会就某些细节进行沟通，一般不依赖病历。

4医患纠纷严重威胁中国医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科专家钟南山疾呼：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

　　近年来，由医患纠纷引发的暴力冲突屡见不鲜。今年10月26日，广东南海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将新生儿误当死婴扔在厕所。汕头市的一个产妇到医院保胎时，收到护士送来的堕胎药。还有一个一直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国人的身体已经被医生们滥开的抗生素搞得羸弱，很多人都相信，这一切源于医生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药品提成。

　　日前，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患者砍伤的血案，引发全社会对医生群体生存状况的关注。据媒体粗略统计，全国今年已发生9起医生被打事件。

　　几乎就在这五六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医患关系一步步陷入泥淖，无可自拔。

　　几年前，当我们看到有医院的工作人员头戴钢盔上班时，或许还会觉得有些夸张；就在11月份，著名的医疗论坛丁香园发布了《医疗工作场所防止暴力行为中国版指南》，其中细化到指导医生不要背对着门坐着。这份魔幻色彩颇重的指南，被半官方的中国医师协会放到自己网站显著的位置。

　　就在这几年，患者们对医生的不信任达到极致。他们担心被医生多开药、多检查；看病时，全程录音以备不时之需。在必要的时候，还会雇佣“医闹”，与医院大干一场。

　　作为一个崭新的职业，“医闹”从大城市蔓延至小城市，这个再无他国所有的职业，早已预测了中国医患关系将会扭曲到极度。

　　就在这几年，鲜血不再是手术室内的专利，在医生的办公室和病房，它们开始四溅。而那些行凶的患者和家属们，也在之前遭受了巨大的伤害，他们认为这与医生的私德有关。

　　从统计上，那些激烈的事件仍然只是少数的。但是，少数总会影响多数，尤其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他们不再像文明社会中，一种受人敬仰的职业和它的主顾的关系。极端情况下，他们更像丛林中的一种动物和另一种动物的关系，互相伤害。

　　每年医疗纠纷近万起，7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国家卫生部新闻办此前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单2006年在中国内地就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造成医院财产损失超过2亿多人民币。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的326所医疗机构中，321所（98.47%）医院存在着被医疗纠纷困扰的问题。另据卫生部统计，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的恶性倾向。

　　随着患方与医方纠纷攻防的强弱转化，医患纠纷近年来大有从民事经济纠纷走向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危险。在2009年6月，中国内地先后发生6起“血溅白衣”事件，有医院院长挨打致肋骨多处骨折，有当班护士被人砍伤颈部，抢救无效身亡，有医生被患者家属围攻，跳楼脱身……6起医闹事件共计造成近20名医务人员伤亡。

　　今年暴力的医患纠纷

　　2011.01.10

　　由于对治疗措施不满，青岛东部市立医院急诊科刘大夫在抢救一位心脏病病人时，患者家属冲入抢救室对其进行殴打。

　　2011.01.31

　　由于患者死亡，家属与医院之间存在纠纷，上海新华医院内，约20名患者家属冲进心胸外科病区，刺伤10名医护人员，其中6位医生伤势严重住院治疗。

　　2011.03.28

　　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一位患者酒后就医与医生产生分歧，殴打急症室主治医师董冰，受害者左上额缝5针，右脸部骨伤。

　　2011.04.02

　　广东省人民医院急症室一位酒后就医的患者因候诊时感到等候时间过长，对两名医生拳打脚踢，一名医生眼睛淤血，另一名则被踹倒在地。

　　2011.05.30

　　由于患者死亡，该患者之父纠集近百人封堵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殴打医生，医院工作人员多人受伤。

　　2011.08.03

　　上海医疗急救中心一竺姓医生在抢救一名晕倒的老人时，急救流程遭到两名围观人员误解，最终竺医生惨遭殴打至当场晕厥，全身多处受伤。

　　2011.08.16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医院内，一名患者自认为治疗未达到理想效果，持菜刀砍死内科专家刘中林、重伤医生尹力宏。

　　2011.09.08

　　北京一患者家属认为医生态度不好、配药慢，殴打人民医院穆新林副教授，导致其左胫骨平台后交叉韧带附着点处撕脱性骨折，颈椎半脱位。

5中国医生收入远低于世界水平

　　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

　　在中国，医生的收入可能在社会整体收入中排名在中上水平，但考虑到成为医生所投入的教育成本以及救人性命创造的价值，医生薪酬仍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医生的收入水平。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发现，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不相符+很不相符），而其中选择“很不相符”的比例高达51%。

　　医疗行业是高风险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但中国医生的平均工资仅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19倍。而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美国医生的平均年收入是17.4万美元，医生的收入是普通人收入中位数的3.95倍。日本中年医生平均年收入可达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0多万元），比国民平均收入高一倍多。中国香港医生初入行时的平均月收入就超过5万港币，且会逐渐按年资增加。拥有10年工龄的医生的月收入约10万港币。同比发展中国家印度，当地资深医生每月收入在6万美元以上，而普通医生每月收入也在2万美元左右。

　　目前我国加大了对医师执业活动中收受红包、回扣现象的治理力度，中国医师协会大力支持这些治理措施。但是应当看到，医生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面临住房、子女教育等各种问题，如何让从事高尚职业的医生不为蝇头小利折腰是一个管理者应当考虑的现实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入力度，给一个高技术含量高风险行业的从业人员一个合理的回报是让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6近五成医生对执业环境不满

　　近5成医疗工作人员对执业环境不满，78%的医生父母不希望子女学医

　　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中，中国医生对执业环境状况的担忧并没有明显改善，近一半（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而满意的比例为19.02%。调研报告分析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多，医师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造成了医生对执业环境的负面感观。这种负面情绪还直接影响医师对下一代的职业规划和建议，因为有78.01%的医师不希望自己的儿女从医，支持、肯定从医的父母仅占6.83%。早先的调查统计也显示，在近10年的高考状元专业选择调查中，几乎无人选择医学，考生们最热衷向往的专业是经济管理。

　　在中国，性别上，男性医师（54.13%）明显比女性医师（43.13%）对目前的职业环境不满意，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尊重女性成为一种修养，所以即使有不满，患方对女性医务人员的隐忍程度较高，相反，患方对男性医务工作人员的不满较易表达出来，因此造成了男女医师在职业环境感受上的不同。职称上，级别越高对医疗执业环境不满意比例逐级上升，其中正高级别医务人员不满意的比例最高，为55.47%，这可能和高级别的医务人员责任心更强、工作压力更大有关。医院级别上，一级医院满意程度较低，仅11.46%，还不到三级、二级医院平均满意率（19.84%）的三分之二；医院所在地区上，乡村医院工作人员对执业环境的满意度最低，其中不满意的比例高达59.86%，满意的比例仅为5.44%，满意度还不到城市和县城平均满意度（18.04%）的三分之一。上述数据说明一级医院、乡村医院这种级别较低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师个人成就感不如人意，若不加大基层和乡村医疗机构的投入，基层医务人员队伍的稳定问题会成为影响初级卫生保健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

　　在美国，不算离谱的工作时间，加上丰厚的收入带给医生的是较高的职业满意度和归属感。根据调查，有53%的美国医生对待遇感到满意，护理人员中，也有48%对收入感到满意。在被问到如果有机会选择，还会不会再当医生时，只有12%的美国医生表示不会，69%的美国医生明确表示会，而且其中还有61%的医生还愿意继续选择原有的专业。总体而言，大部分美国医生对自己的专业都挺满意，满意度最高的科室是皮肤科，满意度高达80%，最差的是风湿科，不过满意度也有65%。

7医生难有个人生活

　　如此大的工作强度，直接导致相当一部分医生难有个人生活，双休日、黄金周等休息时间也多半“铺”在了工作上。调查显示，近一半人“工作日平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不足两小时，超过4小时的仅7%；近90%的人“每个月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少于2天。同时，仅3%的医生能休够“双休日”；不足1%的人休满过7天的“黄金周”，60%的人甚至休息不了3天；超过50%的人从未享受过年假。

　　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住院医师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个春节没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了。“每年春节就算不用在病房值班，初四也得参加科里的大查房，况且过年值班这种事我们年轻人肯定得冲在前面。哪有时间回家呢？我知道老人想过个团圆年，但实在没办法，只能打电话报平安了。”这位医生表示，他还一直觉得愧对妻子。“结婚这么多年了，因为要值班，没一个长假能带她出去旅游，平时见面都说不上几句话。好在她也特理解，一直很支持我。”

　　调查同时显示，只有3%的医生平时能进行有规律的健身。对此，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表示，其实，“多运动”、“每天要走1万步”这样的话，通常是医生对患者说的，“这些道理医生们都懂，可就是工作太忙，自己反而缺乏运动。”

8医生健康面临危机

　　医生争分夺秒拯救生命，却可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一起起有关医生英年猝死的消息，让人们为之动容。2008年1月24日，40岁的北京医院核医学科大夫郑建国因持续工作，导致心源性猝死。葬礼上，他的一位同事自言自语地说，“真不能再这么干了”；2007年11月18日，广东省人民医院44岁的脑外科医生郭予大因病毒性心肌炎引发猝死；2007年10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医院32岁的产科医生耿岩连续加班后，晕倒在医院走廊里，尽管抢救过来，神志却一直没有清醒……不久前一项数据也显示，由于长期精神紧张、体力透支，医生的平均寿命比国人平均值低3岁。

　　83%的医生称同事中有患癌病例；37%的人周围有同事猝死，仅16%的医生能坚持体检。王拥军对此很无奈：“他们就生活在医院，甚至办公室隔壁就有检查心脏的仪器，他们自己每天都在为病人诊治疾病，但却留不住自己的健康，这实在是件很悲哀的事。”

　　北京某三甲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陈医生说，她每隔3-4天就要值一个夜班。“我家离单位只有20分钟车程，可我最长一次连续4天没回家。第一天是因为手术多，结束时已经夜里11点多了，实在没力气回去；第二天值夜班，忙了一夜；第三天是因为下班后要做实验……最近，我有两个同事患了乳腺癌，都才30多岁。我们都知道经常值夜班的女性易患乳腺癌，可工作性质如此，没办法。”

　　王拥军指出，医生是昼夜节律最紊乱的职业之一，其特殊的工作方式和人体的生理在进行对抗；其次，医院里患者密集，病毒密度自然高很多，且很多病毒都和肿瘤的发生息息相关；再次，来自家庭、收入、医患关系等压力，也给医生带来极大的精神负担；最后，医生每天都要面对死亡和病痛，就算有人说医生麻木，但医生毕竟也是人，心理冲击比普通人多很多。

9在中国当医生尤其累

　　当医生累，在中国当医生尤其累。究其首要原因，是因为患者太多。王拥军指出，中国的病人群体原本就庞大，医生的“供”远小于患者的“求”。据了解，美国一个医生每天只看6个病人，中国医生却至少要看60个。

　　其次，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王天佑教授表示，目前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社区医疗机构的力量没充分发挥出来。患者都向大医院集中，自然给大医院医护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大医院医生“累死”，小医院医生“饿死”。

　　第三，王拥军指出，在国外，每个医生都有秘书，医生只对病人作诊断和治疗，别的事情都不用自己管；而中国的医生却要“集医生、秘书和勤杂工于一身”，这些医疗外的杂事分散了医生很多精力，让他们疲惫不堪。

　　第四，紧张的医患关系使医生在工作中既要保证治疗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病人和自身的安全。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指出，“医疗事故”、“医疗纠纷”这两把利剑，时时都悬在头顶，怎一个“累”字了得！

　　最后，医院对医生照顾不够周全。王拥军表示，医生在医院里没有活动空间和休息的地方，甚至连吃饭都不能得到保障。尤其是上夜班的医生，经常当天下午就连续工作，接了班还是一直忙。下夜班后，太累的就抓紧睡了，想吃饭的就只能以方便面解决了。

10中国医生困境如何形成？

　　价格管制忽视医生价值，酿“以药养医”、红包回扣恶疾

　　乱开药、过度检查、收红包、拿回扣一度成为医疗纠纷中的导火索，也被认为是医生群体道德下降的证据。造成乱象的根本原因却不仅仅是医生在垄断医疗服务资源之后的利欲熏心。在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和药品最高零售价被政府管制之后，医生的工资与每天的工作量和强度、专业技术、风险来对比严重失衡。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支出不能超过总收入。于是多开药、多做检查就成为医院创收、医生谋生不得已的做法。

　　相比之下，国外医院不受价格控制，让医生通过门诊等技术服务“以医养医”，不但劳动价值能够体现，也杜绝了多开药的腐败空间。在香港，持本港身份证的“符合资格人士”急诊收费每次100港元，住院、护理、注射也是按劳收费。因为一旦取消管制，服务价格标准提升后，医生会尽量利用专业知识看病问诊，开药反而成为增加成本的事情。

　　医疗资源分布不公使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疲于应付

　　中国的医疗投入总体上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社区医院本应是患者就医首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层卫生机构的就诊率达80％以上。但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80%的优秀医生又集中在大医院，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仅1/3能正常运转，1/3处于瓦解边缘，1/3已瘫痪。这种配置不公导致大病、重病都得到大城市大医院就医，供需关系进一步失衡，不仅为医院追求“高药价、高耗材”的过度医疗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诊治“一号难求”，为数不多的医生只能疲于应付，恶性循环。

　　医疗鉴定秘密进行，鉴定人不署名不担责

　　多数医生被打事件源于医患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导致患者对院方极度不信任甚至寻求报复。当医患纠纷寻求司法途径解决时，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公正的医疗鉴定。

　　目前，医疗纠纷有两套鉴定系统，一套是医学会的，一套是司法鉴定机构的。但是，目前医疗事故官司很难通过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质证程序保证结果的公正。

　　实质上，由医学会组织的鉴定并没有问题，这也是世界通用的做法。但现在的问题是，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往往很简单，患者很难对其进一步质证，而且专家给出鉴定结果后也不用签字、不会出庭，即使鉴定有问题，也无法在法庭上质证。

　　另外，患者病历真假也是医疗司法纠纷中的难点。“法官没有能力判断真假，而医学会并不管病历真假。现实中，只要是法院提供的病历，医学会一般会视为真实。”

　　此外，一次鉴定通常需要数月，最长可达两年多。耗时过长令许多患方难以等待，因而不选择鉴定。医疗鉴定的最终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

　　在医患冲突愈演愈烈背景下，曾经的白衣天使何以变成付出太多、所得太少、压力太大、名声太差的矛盾人群？

11社会应关注医生健康

　　如此超负荷的工作严重影响医生的身心健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医疗质量也很难保证。为此，钟南山呼吁，全社会、医院和医生自己，都要关注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

　　首先，从体制上解决。王拥军表示，医生工作如此辛苦，却解决不了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其中自然存在体制上的因素。“如果不改体制，再过十年二十年，医生还会这么累，医患关系也还会这么紧张。”他指出，相关部门必须增加大医院中的医生数量。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则认为，应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服务。“让患者在社区首诊，有需要的再转到三级医院来。”在此过程中，大型公立医院改革十分关键。王天佑也表示，发展社区医院，首先要尽快培养全科医生，补充社区医院的力量。其次是加大宣传，告诉大家去社区医院就诊的好处。最后是完善医保制度，有些疾病，不在社区医院看病，就不给报销。

　　其次，医院和医生自身的努力。王拥军建议，新医院设计时，要给医生留出专门的活动空间；同时，扩大医生的诊疗空间。在美国，每个门诊医生都有50平方米的工作空间；而中国却常是2-3个门诊医生挤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工作。

　　钟南山则对医务人员提出了4个基本健康建议：第一，每日均衡营养，定时定量合理饮食；如果由于工作繁忙无法满足全面营养，建议在膳食之外补充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第二，保障睡眠，注重充分休息；一张一弛，才是健康之道。第三，适当运动。第四，善待压力，学会把压力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平和的心境，面对生活种种挑战。

　　最后，患者要给医生充分的理解。钟南山表示，“当医生态度不够好时，不能只简单地从医德考虑问题，还要考虑他们受环境因素困扰、心理障碍、体质下降等因素。”陈鑫也认为，其实医生辛苦点儿没关系，能救死扶伤，就是对他们辛苦的回报。“但如果能被社会理解、认可，那就是更好的回报。”医生不是神，目前医疗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不是医生造成的，而是由医学本身特性所决定的。也因此，还是希望患者们能多理解医生、体谅医生。

12医院应该去行政化、去商业化

　　既然目前医院之不能合乎公众期待、医生成为公众批评对象的根源，乃在于混合了行政化与商业化上述两种体制之恶，则改善医患关系，改善医生、医院形象，也就当从两方面同时入手。

　　从医院管理体制上说，首先医院需要去行政化。医院是最典型的专业机构，在这里，最有价值的就是每个医生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它最好的治理模式就是律师、会计行业所普遍采用的合伙制。即便是公立医院，也应当引入医生自治机制。只有通过自治的医护人员共同体内部的道德奖惩和知识激励机制，才能让医护人员培养出一定程度的医学职业伦理。

　　同时，医院也应当去商业化。中国社会过于商业化了，而且，是最鄙俗的商业化。从政府到媒体乃至普通民众，都只是从金钱积累的角度看待商业，而忽视其背后的精神价值。据此，人们片面地以为，只有金钱、物质性收入才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于是，医院也被当成企业来对待、来管理。

　　但是，自医生这个职业诞生、自医院这种机构出现，它就不是商业性的。在西方，最早的医院都是由教会创办维持的；在中国，最高明的医生也都是“儒医”、“道医”。现代各国绝大多数医院，公立医院自不用说，即便是非公立医院，都是非营利性机构，不以赚钱为目的。为此，允许、鼓励尤其是宗教机构举办各种类型的医院，恐怕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中国人，尤其是医疗行政管理部门，恐怕也需要认识到：医院所从事的业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绝不能成为营利性机构，院长绝不能成为老板，医生绝不能在开处方、开检查单子的时候算计本院的商业收入。

　　当然，一旦引入了自治机制，则医院目前的商业化格局也会被打破。从中国目前的情形来看，行政化与商业化反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商业化可以说是行政权力寻求其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相反，如果医院实现自治，则医生共同体将会通过更好地服务于患者，而从整体上维护、增进所有合伙人的长期利益。这样的目标将使医生不会选择商业化那样的机会主义的自杀性策略。

　　即便不能进行上述较为根本的制度变革，但去行政化、去商业化的方向也是应当坚持的。具体的变革措施可以有：

　　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拨款，让医院不再依赖患者的缴费来维持生存。由此，医生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将不再考虑医院盈利的问题。财政拨款还应当达到这样的水平：医生所能获得的收入将不低于社会的中等偏上水平。这是保证医生尊严的前提。

　　应当调整目前的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具体地说就是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服务的价格，即提高诊疗费、护理费、手术项目价格等，相应地降低检查费，控制药品价格，以此提高医生的专业技术在医院整个收入中的比重，这也有利于医生在医院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至于医院内部的收入分配机制，应当在吃大锅饭的基础上有适度差距。换言之，医院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之间的收入不应存在太大差距，同等资历的医生之间应当维持大体相当的收入。当然，医生的能力也确实应当得到部分反映，可以容许医生获得部分诊疗费或者手术费。但是，同一医院内部同等资历的医生之间的收入差距绝不能太大。当然，政府也可以鼓励医生离开医院到社区开设私人诊所。

　　总之，在设计医院治理模式、安排医生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应当考虑医疗服务的自身性质，在这样的制度下，医生才有职业的自尊感。如果把医院当成行政单位或者企业看待，结果当然只能让医院不像医院，生活于这样的医院里的医生，当然也就可能遭到公众的怀疑。

13结语

　　曾经有多少人以当医生为荣？而现在却到处弥漫着公众对医生的质疑！医生生存调查报告告诉了我们医生的艰辛。医生是我们“生命所系，健康相托”之人，然而现在，他们成为看病贵、看病难的第一指责和仇视对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紧张的医患关系还需要医患双方慢慢化解。医生对患者，多一点爱心，也多一些沟通；患者对医生，多一点了解，也多一些理解。医生--这个被我们托付了健康乃至生命的职业，盼望她能随着制度改变的阳光而重焕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