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强生多酶清洗剂:贫富差距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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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衡量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已十年未公布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05日09:22 东南网“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实现程度为79.8%。”在2011年的年末，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将公众的视线又聚焦到了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上面。 虽然这份通篇使用数字来表达中国与小康社会距离的报告对于基尼系数使用了“略高”这样的一个模糊的形容词，但也有不少人士注意到，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 “后来的基尼系数肯定是算过的，不算他不知道，无法比较。”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猜测。 自从1988年参加经济学家赵人伟教授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以来，在过去20多年间，李实共进行了4次关于基尼指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结果分别为：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 这个后来由李实牵头的课题组所测算的基尼系数多年前早已突破所谓0.40的“国际警戒线”。“2010年，基尼系数估计已经达到0.50的水平。”李实估计。 城乡差距约3.3倍 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指标，通常用字母G表示，其值在0和1之间。G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一般认为，0.4以上的G值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G值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然而，这样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指标，在中国却不得不面对特殊的国情。 “目前，我国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可分别通过城乡居民住户收支调查的原始资料计算得出，但由于我国城乡居民的住户调查尚未一体化，所以，还不能直接通过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只能根据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收支分组资料估算得出。”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报告》在注释中对无法公开基尼系数的原因解释道。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的调查队至今仍区分为农调队和城调队，数据无法自然接轨也在情理之中。至今，仍有不少经济学者倾向于将农村与城市的基尼系数截然分开。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提出：中国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很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应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而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程永宏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研究文献都只关注农村或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对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定量研究极为有限。 在十多年前，由于依赖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二元统计数据，许多学者也不得不分别计算农村、城市两者的基尼系数。例如李实的课题组1995年测算出0.455的总体基尼系数的同时也算出了农村内部0.34，城市内部0.28的基尼系数，两者都远低于总体的基尼系数。 如果只保留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分组基尼系数，则城乡差距将被人为抹平，参考价值将毫无疑问打上折扣。 在主张二元基尼系数的学者看来，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内部，基尼系数都没有超过0.4的警戒线，因此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仍然非常稳定。 而如果将城乡一体考虑计算，学界的估算值基本都在介于0.45-0.50之间，提醒着决策层保持警惕。“现在中国的城乡差距在3.3倍左右，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是无法忽略的事实。”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本报记者表示。 与统计局调查方法迥异 在2007年李实课题组第四次大规模测算基尼系数时，不仅分别测算城市与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也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而且，依旧采取了与国家统计局合作调查的方式。 “要保证基尼系数的可靠性，首先要保证抽样的代表性，其次是样本数据的可靠性，最后才是计算方法的问题。”李实介绍。 课题组所抽取的样本几乎都在一万份以上，而在2007年，样本数量更是达到了2.3万，都需要挨家挨户上门进行问卷调查。这样的工作量显然不是课题组所能承受的，选择与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合作成为了无法避免的选择。 “统计局进行入户收入调查基本上都有10万以上的样本，城市5万，农村6万，我们主要是从中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李实说。 尽管以国家统计局的样本为主，但李实的问卷却得出了与国家统计局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原因是两者的问卷有着一定的差异—在城市调查中，国家统计局只计算现金收入，而李实课题组除了现金收入之外，还让样本填写实物收入的情况，另外，对于自有住房者，除非其对外出租，否则统计局不计算其租金，但课题组则将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包含在内。 “你有房子，让别人住和你自己住，性质是一样的。租给别人能获得租金收入，自己住也应该看做是等值的收入，实际上也是其收入的一部分，只是没有通过交易过程反映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没有房子，你租房子要花钱，这个和你自己有房子自己住，效用是一样的，一个是花钱的一个不花钱，之所以不花钱因为是你过去投过资了，现在获得的是投资收益。”李实解释。 随着十年来的房地产价格日益高涨，自有住房估算租金在个人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据李实课题组的估算，2007年这部分租金大概占城市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李实课题组还对难以调查的高收入人群进行估算，从而让收入分组的数据变得完整。 “问卷不可能得到隐性收入或者非法收入的情况，特别是高收入人群，所以只能够根据掌握的其他数据进行估算。”李实介绍，以2007年的调查为例，当年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48，但如果加上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估算，基尼系数可能上升到0.52-0.53。 尽管与原来的数据差异只有0.04，但反映的收入差距却极其巨大。 “基尼系数的特点是有递减性，当收入差距不大的时候，基尼系数的反映更为敏感。比如两个人的收入差距从两倍扩大到三倍时，在基尼系数上就表现为从0.17变为0.25，而当他们的收入差距从10倍扩大到15倍时，基尼系数的反映就只是0.41到0.44，所以尽管从0.48-0.50，看上去变化不大，但它反映的实际收入差距扩大也许是30-50倍。”李实说。 而根据王小鲁在2010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2008年，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这样的巨大数字甚至连李实、罗楚亮等人都感到难以接受了。 潜藏社会危机动因 看到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已经有不少学者坦言，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堪比某些因贫富不均常年动荡的国家。但关于0.4警戒线的预言始终没有应验，这是否意味着基尼系数在中国国情中的失效？ “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基尼系数在扩大，但中国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因为高速经济增长，哪怕是最低收入人群也能改善生活，因此社会稳定能够保持。”在李实看来，基尼系数只是观察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但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一定直接演变为社会不稳定，“为什么中央领导一直强调经济增长，要'保八’，遏制失业增加？失业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收入差距更大，另外，不同的政府对社会稳定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有时候一些短期的维稳手段也能起到暂时的效果。”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让政府对高速增长以及社会维稳始终无法放松。“从过去30年的经验数据来看，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就上升0.76个百分点。如果其他的条件不变的话，根据这个数据来推算，基尼系数如果从现在的0.47回落0.37，消费率大概可以从49%回升到57%。”王小鲁坦言，正是由于基尼系数的逐年升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经济结构调整难以到位。 药方并非没有开出，包括李实在内的学者都认同“限高，扩中，提低”，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全面覆盖社会保障、提高全民教育等正在实行的长期政策。但拐点何时出现，是否会出现，仍旧没有答案。 “未来五年内，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是很难看到的，”李实说，“如果经济上陷入衰退，或者经济增长突然降下来了，首先面临的就是失业问题。失业一旦出现，再加上这么大的收入差距，一旦经济发生问题，受到冲击最厉害的往往都是低收入人群。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老百姓心理不平衡，一旦被打破，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代表委员建议将基尼系数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4日15:59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记者杨金志、朱薇）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当前应更加重视收入分配改革，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将“基尼系数”等社会发展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主要指标，其数值最小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最大为“1”，表示绝对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翁杰明说，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他认为，要缩小“三个差距”，关键是“以效率支撑公平，以公平保证效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均等的市场准入机会，推行成果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注重公平。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说，缩小贫富差距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深化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今年年初，重庆等地将“基尼系数”列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重庆市降低“基尼系数”的重点是缩小个人收入差距，使低收入人群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持续扩大，“贫者扶助”与“富者约束”同步推进，具体措施包括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对垄断行业的工资调控、提高高收入人群社保缴费标准等。 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表示，不仅是“基尼系数”，其他有关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指标，也应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体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人为本，增加群众的幸福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蔡建国说。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将“基尼系数”等社会发展指标列入考核体系，要注意可操作性和科学性，防止演变为新一轮的“政绩工程”。“系数是一个量化的数字，如何统计大有讲究，必须要由权威、独立的机构来判定，不能让被考核者自说自话，也不能盲目攀比排名。”全国政协委员孙南申说，“否则就可能出现老百姓'被幸福’'被发展’的现象。”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来源：国家统计局科研所 2011-12-19 15:40:39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1]，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各地统计研究部门对2000年~2010年全国及各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进行了统计监测。结果表明，过去的十年中，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努力克服了严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生产成本上涨、“非典”疫情、罕见的冰雪灾害与大地震、泥石流，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建设与自然环境保护态势良好。全国及各地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冯仑：富人的财富早晚是大家的 不必仇富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05日 10:47 中国企业家网冯仑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存活下来的好公司长的有30年，短的将近10年，万通也已有20年。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富二代的话题，我在上海还看到有专门做富二代自律培训的组织。
我经常接触到一些富二代，在交流中我看到他们眼里有希望、信心，也有惶惑、踌躇甚至恐惧。几十亿元财产和事业突然降临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会让他们感觉不安。所以我有时会和他们的家长讲，就让他们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吧。从各方面看，企业的传承、财富的传承、精神的传承在今天的民营企业里已经变成了第一代创业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这件事为什么会给大家造成这么多困扰？因为它十之八九都做不好，但还得做，就像人们追求爱情，十之八九都不顺利，有时只是昙花一现，但最后日子还得过，传承也是这样。
创业者设计传承方案的时候像谈恋爱，制定了很多计划，做了很多美梦，结果看到的却是继承者的改弦更张，甚至背叛。
宗教找继承人经常讲徒孙不如徒子，徒子徒孙能超过祖师爷的很少。所以传承这件事的成功概率确实不大，和最初的辉煌相比，继承者总是黯然失色或出乎意外。
中国社会也是这样，几千年来不断在选皇帝，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培养他们，最后也还是要面临王朝衰落，再经过动乱、杀伐出新皇帝。这件事情似乎成了一个悖论，但又不能不面对，需要在不可能的环境下尽可能做出好的选择。
传承包括四个方面：财产的传承、人的传承、体制制度的传承、精神价值观的传承。
富人的财富早晚是大家的，不必仇富
读书时经常讲继承老一辈的传统、理想，那都是精神传承，比较抽象，但财产传承则比较具体。
首先看财产的传承。今天在中国要把财产传下去，我个人认为是不大可能的。第一从中国历史看，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是1927-1937年，就是北洋政府倒台、蒋介石北伐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一直到抗战前这段时间，但那代民营企业的财富都没有传承下来，在1945年以后的战乱中民营企业损失很大，再加上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本家被迫把财产都裸捐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财富很少有传承成功的。
土地也一样。1945年以前，大陆把有地的人叫地主，抗战以后实行土改，把地主杀了、土地抢了，分给没地的人，所以对于地主来说没有传承。对于拿到土地的人来说也没有传承，1956年全国发展人民公社，国家又把地拿走了，所以也没传下来，今天仍然是土地国有，农民只是租用，免费在国家的土地上耕种而已。
到了我们这代，经过改革开放，民营企业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从以往的制度、基因、文化、历史来看，在中国没有传承财产的智慧和制度条件。那么接下来能不能传下去呢？我认为不确定，八成也传不下去。
第一，先来看看税收。假定你有一套房子价值100万元，你如果要卖掉，需要交增值税、所得税等，这样一大半所得都交掉了。如果你不卖，死的时候得交遗产税(这个税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征收)，遗产税至少交50%，就是价值100万元的遗产要交50万元的税。如果遗产是房子，就得先变卖房产，换得现金，这一过程完成后，可能只能剩下70万？80万元，再交完遗产税，所剩不过20万？30万元而已。若遗产是现金，也一样要交税，只不过损耗少一点，但也得交一半多。股权或其他财产的转让也要交税。
这样看来，第二代没什么可指望的，所以也不用仇富，政府都替人民安排好了，富人的财产都是大家的，就算你坐拥百亿，除非你有本事不死，一旦去世，这都是社会的钱，有产者想把钱在中国传下去的梦想显然要大打折扣。对于老百姓来说应该鼓励富人好好赚钱，因为他越富，咱沾光越多。所以，就像富人想把钱都传给第二代一样，仇富本身其实也是不理性的。
高额遗产税制度使财富的纵向传承很难实现。中国社会遗产税的法律一旦正式颁布，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拍手称快，但各路首富、二富可能就没精打采不想干活了。所以目前很多中国人把财富转移到低税的地方，像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它们的综合税率大概是10%或11%。但如果你转移的方式方法不对，不仅转不过去，甚至还要坐牢。资产转移到境外，操作不好就违法，中国现在的法律是堵，中间会有风险。另外，比如你把财产转到美国，美国遗产税是50%，比中国执法、税务还严，而且它在全球征税，就算以后你在中国炸个油饼，都得在美国交税。新加坡不是全球征税，最近新加坡大选，其中辩论得最激烈的话题就是新移民给他们社会带来的挑战。台湾声称全球征税，但因为它是一个地区，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实际上没法实现。
除了税收，目前财富继承人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挑战就是老婆有限，孩子更少，如果孩子再没教育好，那传承百分之百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使用信托的方法比较好，把财产做个信托，通过专业团队来管理，使子女变成受益人，但不成为经营者。这样就可以把家族财产交给专业人士来管，挣的钱专业人士拿一部分，即所谓的管理费；受益人拿一部分，这样可防止辛苦创下的家业被不争气的孩子糟蹋掉，从而规避风险。通过信托，比如可将受益人分成三份，孩子拿一份，公益基金拿一份，另外一份给家族其他人。这种方式在西方很流行，最后子女饿不死但也富不了，他永远能有一份比工资略多点的收入，但想创业他还得再折腾。
富人的财产早晚是大家的，如果都是这种制度，富人挣再多的钱，穷人也无所谓，反正你最后信托给公益基金，你的后代也就拿着比我工资略高一点的收入。这是要靠时间的，给富人点时间，等到临死之前他总得琢磨这事情，他一琢磨，发现可用的就这套制度，也没别的可选。比如巴菲特，我不认为他在道德上会比我们更高尚，如果将财富全留给后代，他要交遗产税，那他所持的股票就要全部卖掉，公司立即不值钱。他只有将财富交给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是最会挣钱的人，这样他死后第一省了税，第二公司股价不会往下跌，他的财产不会缩水。这是制度安排，不是道德安排，如果是道德情操的话，为什么早几年不想这事，老了快死了才想这事？希望中国未来也这样，把制度设计好，那些有钱人老了快死的时候，他自然会采用这套制度。
按制度操作之后，有专业团队帮着管理财富，后代不至于饿死就行。这样的话，富人的财富等于是社会财富，富人只是辛苦而已，证明了你很能干，满足了虚荣心，但并不证明你的后代能有多少福气。比如说巴菲特，财产如果不捐，股价维持不住，后代能不能交得起遗产税都不知道，所以按美国的制度，他不捐不行。我可以举个例子，陈逸飞去世后，他儿子跟后妈打官司，后来在底下怎么调解的？很简单，一打官司，这事在美国吵嚷起来，人们发现这人死了，税务局马上开始收遗产税；在税务局没弄清之前，需要先押一笔钱，打完官司再说。这样里外一算，再加上诉讼费、律师费，没准还赔钱。俩人一看不行，不如在中国和解。美国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传承实际上包括四方面的内容，财富的传承、制度的传承、人的传承、价值观的传承。究竟要传承什么？其实这个属于价值观和体制的范畴。就像美国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传承内容截然不同，封建社会只传承给人，结果老出事；华盛顿就传价值观，至于总统是什么人无所谓，结果这个价值观一直传到现在。
第二，再来看公司治理。财产从第一代往第二代传时，在公司治理方面也有很大风险。因为很多民营企业的制度、治理不像上市公司那么先进、透明，多数比较传统，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决策模型、内部治理结构和决策环境都偏向大比例私人股权、集权或家长制。这对公司财产的安全性不好，它和透明、有制约、相对分权的治理模型在决策上成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假定你的治理结构完全私人化，私人占50%以上的股份，属于集权决策模型，如果正确的决策按100分满分算的话，那他经常会作出从负90分到正90分的决策，太跳跃，很不稳定，正确的概率不高。比如真功夫集团创始人因为夫妻吵架上法庭影响到公司决策，还有些大老板拿公司资金去行贿被抓等。这就是因为公司是你的，你怎么做决定都没人能拦你。
万通是上市公司，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没有动力，因为我在公司里的股份不足以让我冒这个险，我仅占30%以下的股份，我冒险挣了钱，大家分70%，我就分30%，而一旦出事，坐牢的百分之百会是我，我不会那么傻。
其次，由于治理结构规范，我们有董事会、监事会、职业经理人，机构是完全透明的，按公司设计的流程我轻易拿不到钱。私人公司的老板可以拿十万、上百万现金去搞定人，但我不行。所以股权相对分散、透明的董事会加上合理治理、外部监督，这样的公司财富往下传承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但大部分民营企业不是这种情况。
公司在良好的治理结构下，决策模型带来正确的概率相对会高一些。多数情况下，所作决策是60?80分，最差的决策不低于60分，最好的决策不高于80分，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传奇，有利于连续的正向积累。万通自身的发展就经历了两个阶段，从创业到盲目扩张时期，犯了很多错误，我们把它纠正过来收拾干净，大概是十年前，然后才进入到现在的治理环境：每天都有进步，没什么特别伟大的事，三五年有点大变化，比如上市、投资者进来，一直是连续的正向积累，做不出毁灭性或自杀式的决策。这种模型让财富传承成功的概率相对大一点。
企业治理有机毁人亡和人机分离两种模式。第一种结果通常是因为治理方法上出了一点事，公司就没了，比如牟其中的南德集团、胡志标的爱多集团。好的治理结构是人机分离模式，领导人出事坐牢了，公司还在，甚至可能发展得更好。比如物美，它的创办人出事了，但这家公司一直存在，市值还涨了，柳传志还对它增加了投资；再比如国美，黄光裕出状况了，公司由别人打理，还在继续发展。这些都是上市公司，老板的股权是受约束、透明的，这对财产的传承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婚姻中的女人对财产的传递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何鸿燊的故事曾引起了很大反响，他有四个太太，最宠爱的是四姨太，大太太在财产问题上已经退出了，不争了，二太太跟三太太联手对付四太太，所有豪门恩怨的故事其实都是重复的，如果老爷子一蹬腿，财产就分成四份了，下边还有二十几个小孩，再往下分，就分没了。所以财产的传承跟婚姻有很大关系。
这种婚姻结构在中国老式家庭中很普遍，比如台湾的王永庆有三个太太，现在王永庆家族的财产以三娘系为主，其他两个也都分一点，财产就分散了。还有香港的“小甜甜”龚如心，她老公被绑架后失踪了，她经常和一个风水先生在一起，她死之后这个风水先生陈振聪拿着“遗嘱”来索要财产，结果打官司没成功，大姐的脸面却都掉地上了，后来家里其他人把财产捐给慈善机构了。
中国A股最大的股权过户是因为离婚，当事人是孙陶然(微博)，他是蓝色光标(27.110,-2.08,-7.13%)公司5个发起人之一，公司上市了，他拥有的股权市值大概两三亿元，因为离婚，他把价值一亿多元的股权将近50%的份额转到前妻名下。全世界这种故事非常多，每离一次婚就分一半，离两次婚基本就没财产可传了。中国婚姻财产的离婚分配相对还算温柔，只分婚后共同财产，美国连未来挣的钱都要给老婆分，甚至老婆现在用什么香水，未来还得用什么香水，非常具体。比如杰克·韦尔奇离婚签的协议就极其具体。在美国做名人的离婚律师，跟做大公司生意一样，标的很高，很赚钱。
对于妻子，财产是按照法律来分，婚外女人分不到太多，因为你没有婚姻关系，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有同样的继承权利。最典型的就是香港的“二李”，梁洛施为李泽楷生了三个孩子，他们都有继承财产的平等权利，但他们的妈妈(梁洛施)分不走一文。另一个大佬家也是，第二代直接人工受孕，一下生三个孩子，孩子们连妈是谁都不知道。如果香港的做法传到大陆，那么跟有钱人生孩子的会越来越多，跟有钱人结婚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
以上讲的便是财产传承中要面临的三个巨大挑战：税务问题、治理结构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功的概率非常小，有些人费尽心机用二三十年来解决，做得还行，但非常累。比如曾经是台湾首富的一位大佬花了20年时间，在活着时就把股权传给子女，这样不管离婚或遗产税都躲了过去，但媒体都在批评他。这个家族到第三代不可能再如此玩一遍，毕竟程序太复杂、子女太分散，而且第二代有兄弟四五个，越往下传承越困难。
中国大陆目前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上市公司很有钱的股东，在活着时就把股份都转给子女，因为小孩还小不懂事，由孩子的监护人再做一个信托，18岁以前还是由家长来管理，但儿子是受益人，赚的每一分钱将来都是他的。这样就将控制权、收益权和未来的财产所有权阶段性地做了划分。现在香港有很多富豪在设计这样一种制度，但生前处理资产的转移问题，在大陆还不是很普遍。一个社会要想让多数富人不去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活着时好好赚钱、死了以后捐给众人，那就必须给财富创造者以安全感、荣誉感，挣钱的过程中要尊重他、鼓励他，这才可能让他感恩，做更多善事，不躲避遗产税。
西方有遗产税，所以富人生前捐款越来越多，比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因为他们死后财产一大半会因为交遗产税变成政府的财产，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就捐给公益基金，这个基金以后还可以按他生前的设计去运行，他说了算。因此中国应该鼓励私人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因为人们觉得捐给基金会至少不会被不适当的人乱搞，比如一些公职人员拿这些钱去大吃大喝、办国有企业等。
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曾发生过。1956年民营企业裸捐以后，政府拿这个钱办了国有企业，使其变成了国有资产，经济差点崩溃。因为大家不相信政府会管得比自己好，所以还不如鼓励他们成立基金会，由基金会找专业人才进行有效治理。这样财富的所有者跟社会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形成普通民众跟财富创造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达成财富所有者、企业家与社会的和解。
只要给时间，让所有人看到财富创造者的财富最终会流向社会、惠及民众，这样真正的和谐社会就有可能建立。如果社会试图用革命的方法剥夺富人财产，那就会乱套，会让社会进入一个倒循环，最后谁也不去挣钱，导致社会动乱和倒退。这样的事“文革”做过，朝鲜做过，柬埔寨做过，越南也做过，都曾引发过经济崩溃，于是后来又都不得不改革，开放私人经济，鼓励致富。总之，用法律和制度确保大家安心创造财富、行善，这才是财富传承方面积极和正面的信号。
永远不可能复制自己
关于传人的问题，人总想复制跟自己一样的人，儿子最好模样跟自己差不多，精神、理想、能力也都跟自己一样，然后就能把自己的事业一代代传承并发扬下去。但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遗憾和不满意，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不可能拷贝出同样的人。
我和一个同学的孩子聊天，他父母觉得这孩子特不像自己，父母最爱说他们当年如何有理想、上学怎么艰难，他却不想听。电视剧《雪花那个飘》、《北风那个吹》里讲的就是老一辈成长的环境，在那样的环境里容易产生英雄主义情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人物和角色榜样，比如成吉思汗、关羽、岳飞、项羽，随时都会激发出年轻人的英雄情怀。另外，中国历史苦难深重，也会激发男人匡扶正义、以天下为己任的愿望和理想。
然而现在，人一安乐就不想大事了。有个年轻人已经27岁，对于养家、娶媳妇、生孩子、买车、买房很多人生庸俗的事，他一点也不急，说反正我们家就我一个，有父母管。如果从小把他踢到蚁族的圈子里，那他每天就得奋斗。所以苦难会带来责任感，悲情催发豪情。
今天这一代成长的环境变了，历史故事仍然有人在讲，但都改成戏说了，台词都是今天的，讲的也是今天的故事，已经无法让人产生庄严、神圣和崇高感了。比如貂蝉在历史上是办大事的，在电视剧里却被整成一坐台小姐。网游里所有历史上崇高的东西都被碎片化。现在大家挣点钱、喝个咖啡、唱支歌、看个电影，没有战乱、灾难，家长希望孩子有英雄主义情结，这件事基本不可能。
我有个在新加坡的朋友，老爱对儿子说，当年我考大学，多困难我都考上了，但现在条件这么好，你怎么就是不好好读书，天天玩游戏呢？结果，没想到这孩子竟然在世界上得了游戏大奖，运动、跑步、皮划艇样样都玩，后来进了特种部队，成为像“海豹突击队员”那样的角色，也被最好的大学直接录取，这让朋友很吃惊。我说现在孩子用功的方法变了，今天的学校就是喜欢这样的学生。时代完全不能复制了，以前头悬梁、锥刺股，拿个瓶子装些萤火虫照着读书，还有凿壁偷光什么的，是那时的环境，今天在网络上泡着的就是读书人。
时代环境变化导致你永远不可能复制一个自己，所以人和人的传承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满意的。唯一能满意的就是你选的人可以应对未来的挑战，而不是应对你曾经面临过的挑战。
在人的传承上，光靠人选人成功率非常低。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新希望(15.25,-0.77,-4.81%)集团刘永好的闺女刘畅。有天在成都我跟刘永好开会，晚上吃饭时他的女儿刘畅很高兴，说要请大家看电影《建党伟业》。我说你怎么对这部电影这么感兴趣？她说我是团委书记。后来有次在他们家吃饭，我很好奇，又跟她聊起团委书记的事情，我说你怎么想起来去做团委书记？所有人都知道新希望集团是特大的民营企业，有好几万员工呢！她说团委书记非常有意思，开始她并不是很想做，后来成都团市委来动员她，这样的话她就做了。做了以后才觉得压力挺大，因为员工这么多，要做好这个团委书记将会面临诸多挑战。
她在国外读书生活过很久，回来以后我们有时会在一些活动上碰到。有次在金鼎组织的活动中跟她聊天，她说有段时间也比较苦闷，从国外回来后找不到感觉。我说最近这段时间你好像找到了感觉。她说觉得自己想明白了，然后就去做了团委书记，因为觉得只有跟新希望集团下面的年轻人建立起更好的沟通，将来才能更好地参与企业管理。
最近因为立体城市的事，我跟他父亲经常开会，有时候她会在，慢慢地开始跟我们一起讨论问题。她经常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吸收新东西比较快，跟年轻人打交道也比较顺，在这个阶段帮她父亲做了很好的衔接。另一方面刘永好也很注意给她一些机会，他经常对我们这些朋友说，如果去成都，有机会要到家里吃个饭聊聊天。几年下来，我发现刘畅跟上一代的企业家多数都已很熟悉，同时也变成了民营企业第二代当中的核心人物。有天我在上海见到另外一个老板的孩子，聊天过程中发现他对刘畅充满敬意。所以我认为在民营企业的第二代当中，刘畅会成为非常有领导力的继承者。
有天晚上我女儿给我看她知道的很多名人孩子的网页，他们在网上炫一些东西。这些孩子没有太大的使命感，可能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了这种情况。
有次在天津碰到个广东老板，我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一个老婆一个孩子。我说你这什么意思？他说你问我几个孩子，我没法回答，我只能说一个老婆一个孩子，离了结了再生，所以我五个孩子不违法，一个老婆一个孩子。
现代家庭中孩子数量比较少，传承当中风险在加大。所以，我希望民营企业的选人体制能够逐步改变成让制度来选人，让业绩来证明人，让价值观来凝聚人，让事业来激励人。在事业传承上，企业家面对的不应是具体的某个人，而应是所有人。
公司的中级管理者和高管，也都应该用制度来选。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政府观看拉登被击毙的直播画面里，奥巴马总统没有坐在正中间的位置。按照传统规矩，大哥什么时候都得坐中间，你看萨达姆、金正日的照片，哪个时候他们都在中间。这张照片反映了美国的制度授权清楚，中间的人是主要责任人。
奥巴马在竞选前也就相当于中国的科级干部，通过一年半的全美演讲，竞选成了大哥。这个过程就是制度选人，因为谁都可以报名，接近于奥运会的游戏规则。制度选人就是根据第三方规则在透明环境下进行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进入的机会，对最后胜出者大家才是服气的。
制度选人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美国制度让决策成为扯皮制度，比如议会、三权分立，都在扯皮，而行政是独裁系统，执行非常有效。一旦决策以后，所有系统都是独裁的，但决策之前是扯皮的。这样做是高成本决策，低成本执行，低成本纠错。
决策扯皮要花成本，一个政策、法案的讨论通常要一到两年，美国的国会电视台天天在播，决策成本很高，但执行成本低，因为大家都扯完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另外纠错成本低，因为有舆论监督，有反对党，天天在帮你纠错，不可能等你把错误犯大了再说，因为还没等你犯大，就会让媒体给折腾下去。
公司也这样，如果是相对集权的体制，就是决策成本低，一个人说了算(所谓拍板快)，必然造成执行成本高；因为你一下拍板了，底下人都没理解，大家也没有参与讨论，执行的时候就经常会阳奉阴违。结果纠错成本也高，因为谁也不敢对大哥说不，看着车毁人亡，大家除了表示同情、悼念，毫无办法。
从公司治理来说，一定要避免把创办者、大股东变成集权制度下的神，避免放纵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执行的时候东倒西歪、最后自尝苦果的悲剧。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好的治理结构，将决策的成本适当提高，拖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但所有的决策都是60?80分，执行有效，即使有毛病在此过程中也会被大家提出来。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系统有效，积小胜为大胜。总之，如果制度选人和系统有效结合起来，公司就会比单一的人选人制度更能降低风险、更可持续。
制度传承与系统有效
制度传承的目标应该是打造一种财产安全、系统有效、合理激励的公司治理制度。它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股权设置上避免一股独大，适度加强公司资本的社会化构成。一个人占51%以上股份就是一股独大，不管是民营、国企、外资，风险都很高，这意味着整个决策机制都寄希望于一个人，而人不是神，不可能永远正确。人是有缺陷、会犯错误的，能力是相对的，所以应该建立股权相对分散又能够统一协调、理性议事的治理结构，来维持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
一个好公司的股权设置，大股东应该在30%？40%之间，另外还有其他股东、小股东和散户，这样比较容易作出接近80分的决策。太过分散也未必好，比如像万科的股权分散到最大股东也才占16%的股份，当创办人还在时，没有问题；但往后走，公司权力过于分散，形不成合力、主导，容易作出低于60分的决策，而且公司多头用力，逐渐也会走下坡路，过去这样的事例非常多。所以合理的股权结构应该避免两极化，就是过于分散和过于集中，而应该建立相对集中、统一协调、适度社会化的治理结构，保证公司有一个好的决策环境。
第二，公司要建立一整套透明的制度。一个是对内透明，公司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大家的事。比如我们8年前设立万通历史陈列馆时，就是想告诉大家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否则大家会猜测所谓的“原罪”，把创业者往坏里想。这在夫妻、朋友中间也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他的信息越多，其实你越会把对方往好里想。如果把互不相识的两个男人放在黑屋子里，他们就都可能会想着先下手为强，很容易会打起来。因为在黑暗当中，人容易把事情或对方往坏里想。在对环境不明确的情况下，人有防卫本能，高估风险，但在透明条件下，人有安全感，就可以良性互动，甚至给予正面激励。
透明度很重要。比如我不做万通上市公司董事长了，公司也要审计我，把结果就放在网上，让大家看。董事长做的事情也在大家约束之下，包括我每次报销，大家都可以看董事长是不是自律的。现在公司的财务、利益、关联交易都很透明。一旦透明，就会获得信任感，增强凝聚力，或给大家揭弊、纠错的机会，从而防微杜渐，净化组织。
对外也要透明，这样外部对你也会有信任，别人看你才不会往坏里想。最好的透明方法就是上市，有了法律强制性的透明义务，信息都要披露，比如买房子、资产处置。上市公司的信用比不上市公司的信用要高，用不上市公司的股票去银行抵押贷款，银行一般不放贷，但用上市公司的股票就可以从银行拿到贷款，因为除了可流动以外，上市公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透明。
公司对外的透明度还可以有效地促进内部约束力的加强，包括人的制度约束、道德约束、行为约束等，保证更好地执行制度和传承。人在黑屋子里没人看见的时候，可以随意变换姿势，但灯光一打开，你变换姿势时就会觉得别扭，这叫自律。因为人有道德羞耻感，越透明不雅姿势越少。所以将公司置于完全透明的环境下，就可以减少多余动作，确保好的制度可以有效地传承下去。
公司需要把内部制度和外部社会的接口纳入管理范围。公司作为一个组织除了营利功能以外，还要满足别的功能，比如企业社会责任的功能，公益和营利需要分开，不能又像公司又像慈善机构。一个组织越细分，它的功能协调越好，系统健康，组织生命力才越强。单细胞的组织，生命力都很弱，但如果多细胞组织很多功能混在一起，界限不清楚，也会很乱。有些民营企业，私人消费、捐款都从公司出，公司就很容易崩溃。
私人股东不能从公司里拿钱消费，比如买房。你应该建立私人公司，以便和公众公司的业务分开，同时也应和公益的事分开。私人业务可以相对不透明，跟上市公司不一样，个人兴趣可以放在私人公司里去处理。
私人跟合作伙伴等外部系统的关系也要制度化、合约化，跟政府各部门的外部系统也应建立很好的接口，这样企业的传承就不会受干扰。
民营企业如果把自己的事业分成营利事业、私人公司、公益事业这样三部分，组织功能就比较完善了，系统之间才会有跟外部世界的正常接口。公益有公益的法律规范，私人有私人的游戏规则，上市公司有公众公司的规则，这样以后也不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现在发起了六个公益基金活动，还能跑得过来。
要确保制度传承，品牌也很重要。因为一个品牌里边有精神层面，也有物质层面，比如可口可乐是做碳酸饮料的，品牌已经固化了，如果可口可乐做房地产，品牌损失就太大了。品牌约束会使继承者不轻易做跨行业决策。比如共产党用红颜色，这也是品牌颜色，它可以强化制度记忆。万通做绿色，品牌、口号、LOGO等软性东西会让个人不太敢去挑战违反制度约束的事情。
国家也是这样。美国建国头十年出台了宪法，华盛顿在宪法内活动，到点就退，至今已经两百年了，这个制度依然传承得很好，宪法也没怎么被改过。所以美国的品牌、经济实力都传承了下来，科级干部、演员、拉链不严的人都可以当总统，经济还可以发展得很好。通过建立无缺陷的制度以弥补有缺陷的人的失误，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这才叫系统有效，这也是民营企业事业传承唯一正确的努力方向。
终结者还是开启者
价值观的传承最可参考的是宗教。不管什么教，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一样。价值观的传承有点像养孩子，也有点像腌咸菜。所谓养孩子，孩子小时候都是光着屁股出来的，看不出什么差别，十年之后，你会发现这家孩子跟那家孩子就不一样，气质不同，这是由味道、状态、相貌、语言等综合起来的肉体以外的品牌特征，是靠一天天的时间养成的。价值观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
比如万通员工的气质跟很多私营企业员工的气质就不太一样，我们讲理想，讲“学先进、走正道、追求理想、顺便赚钱”等讲了20年，不断地让同类的人聚集，让另类的人离开。这就跟养孩子一样，你要把公司的气质、精神文化传递下去，要靠时间和重复训练。这也像腌咸菜，放进去是白菜，弄了点卤，拿个石头压着，盖上盖子，一个月后拿出来就成了泡菜，比白菜好吃。这个过程就要在特定环境下，加特定的外部力量，封闭起来、重复训练。
训练中得有经典，哪怕五页纸，比如《道德经》的五千字。经典就是故事加启示录。所有宗教经典写的都不是学术著作、文学著作，而是故事偏点文学，启示录偏点哲学。《圣经》是最典型的，里边有大量的故事，你可以当文学看，也有很多启示录，像哲理性的短句，朗朗上口、易于传播。
公司也要有启示录。万通20周年时，《万通全书》逐步变成公司里的“圣经”，里边有很多故事，故事后面有点启示录，挺好玩的。比如“吃软饭、戴绿帽、挣硬钱”，有点调侃，不那么严谨，但传达的意思很清楚。企业精神价值传承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编好自己内部的故事，同时把这些启示录贴墙上、搁桌子上，到处都是，每天提醒大家。
另外要有场所。比如腌咸菜的泡菜坛子，就是一个外部环境，宗教叫教堂、清真寺、庙。企业的泡菜坛子就是学校，要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进来的新员工是白菜帮子，搁进去三个月以后是泡菜，有它的作息时间、整套程序、游戏规则。
庙里头还得有人，就是传承的人，也叫布道者。人和神之间有一个启示者叫先知，比如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耶稣等。他下边是人，比如十二使徒，经典、信念通过具体的布道者来传承。企业的布道者是我们的高管、中层管理者，他们承担着传播、传承、训练的职责。
创办人是最好的布道者，因为公司是你创办的，可以将历史和现状连接上，然后下边再有一些人来传播公司使命、价值观，比如“守正出奇”。我们还会有很多仪式性的活动，比如反省日、长城宣誓、生活节等。这些仪式性活动有利于价值观的内化。中国古代讲幼童发蒙时要背书，要背到变成用肌肉读，不用嘴读。像读“人之初、性本善”一句话最后要变成肌肉的活动，要深化到骨髓里，升华为终身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开始重复的时候会有抗拒，因为内心有你以前装进去的东西，现在要塞进去另一个东西，那就得使点劲，把旧东西逐渐压转，与塞进去的东西融合，变成新东西，最后经过反复咀嚼，逐渐理解、升华。
有人专门研究历史上的思想改造运动，发现它用的就是这套程序，把意识形态逐步内化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它有四步程序：第一步是学习动员，搞一个运动时，先说这件事很伟大，提升士气，似乎不搞不行；第二步就是对照检查，这么伟大的事看你做得怎么样，结果发现哪都没做好，离组织的要求太远，内心极度不安，深度忏悔；第三步组织处理，叫思想从严、组织从宽，思想上要求大家很高，但具体处理的时候让大家都过得去；第四步就是升华，大家感恩于组织上给的教育，特别是又给了一次政治生命。如此往复，练得对组织深信不疑。
基督教也这样，教民到教堂忏悔，说自己是浑蛋，出门时主也没杀他、没扣他钱，然后他感谢主。
所以，精神价值的传承要靠经典，要有场所、传道者和活动、仪式。随着公司发展的时间越来越长，民营企业需要考虑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对于创办人最大的挑战，就是个人的定位：你要做终结者还是开启者。所谓终结者就是人选人，越选越差，不去树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大家赚完钱一拍两散，或过分追求个人财产最大化，公司变成一个人的公司，对外、对内都不透明，家庭关系混乱等，这些都可能使你变成终结者。
我希望自己能够像华盛顿一样成为万通的开启者。华盛顿终结了英国的殖民地，开启了民主宪政的共和国。我在万通今后十年做的工作就是开启未来的大门，终结掉野蛮生长的阶段。每一个创业者都应成为过去历史的终结者和成就未来的开启者，这样企业才能有未来，才能永续发展。马建堂：高收入阶层收入不透明使基尼系数偏低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17日 11:14 中国新闻网中新网1月17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今日(17日)举行发布会，介绍201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会上表示，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而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
马建堂表示，中国居民收入调查工作的改进，发布内容的增加，这是必然的。如果顺利的话，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力争今明两年，甚至2012年我们就可能尝试着发布中位数。
马建堂指出，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1912年提出的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用来反映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但是严格讲它不是一个统计指标，它是经济学家依据统计机构提供的基础数据计算出来的，不同的经济学家，不同的研究机构，同样的基础数据，计算的结论恐怕还不一样。
据马建堂介绍，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897。
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何没有发布？对此，马建堂表示，我们认真研究评估，感觉到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而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偏低。原因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这样一来，依据我们现有资料计算的结果，我们评估了以后，感觉到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
马建堂指出，全国居民统一的基尼系数，它的计算需要一个基础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开展城乡住户调查合一，要推动城乡住户调查的一体化，先取得全国统一的居民分层的收入，这是计算基尼系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我们现在的城乡住户调查，朋友们都知道的，是分开进行的，我们在农村调查农民收入，在城镇调查城镇居民收入，这样就没法形成一个分层的统一的全国居民收入，所以我们国家统计局制定了三年工作规划，到2013年，我们要把分开开展的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起来，统一设计指标，统一选取样本，统一调查数据，统一公布数据，这样就为我们计算全国居民的统一的、唯一的基尼系数提供了资料的基础。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城乡住户调查的一体化现在已经开始，到2013年我们就能正式对社会提供全国统一的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到时候我们国家统计局内部的研究机构，就会根据统一的居民的分层收入数据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但我还要强调，基尼系数不是统计指标，是依据基础数据计算出来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认真评估以后，感觉这个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可信的，我们就会将它发布。
马建堂表示：“社会公众的关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统计发展的动力，社会公众需要什么，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它生产出来，而且要尽可能准确地把它生产出来。但是有的时候，朋友们，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统计数据方法的调整，还要注意数据历史可比，还要注意社会的接受程度，还要把它衔接好。”刘世锦：收入分配差距深层原因是机会不均等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17日 09:23 中国经济时报从改善民生到机会均等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本报记者 崔克亮
1月14日上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关村(5.04,0.27,5.66%)资本市场研究会、西南证券(9.01,0.50,5.88%)(微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2012中国资本成长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从改善民生到机会均等”的主旨演讲。会间，中国经济时报(微博)记者以此为主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深层原因是机会不均等
中国经济时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造成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世锦：如何看待和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有不同思路。一种相当有影响的思路是强调再分配，包括二次分配，还有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现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农村人和城里人之间，收入差距这么大，原因究竟何在？如果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的话，他们之间的能力差距并不大，至少远不会像收入分配差距显示得那么大，或者是倒过来的。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历史的、体制的、政策的原因所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引起的，是人们所穿的几件“衣服”不同。从根子上讲，是人们获取资源或者进入某种市场的机会不均等。
所以，对收入分配问题，尽管再分配是必要的，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实质是机会均等的问题。
人力资本成长的机会链条
中国经济时报：诚如你所言，机会不均(即起点不公)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性原因，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世锦：尽管机会不均等问题普遍存在，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最好是从我们认为的机会最少的人群开始。例如，从宁夏固原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开始。他首先遇到的是贫困问题，吃饭、喝水、住房等基本生活条件都有困难。然后是很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问题，再下来是教育问题，义务教育以后能否上高中、大学，或者接受职业教育。接下来面临的是就业问题，主要是能否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即在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这样才能获取较高收入。除了就业之外，他能否获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和权利，也就是市民化的问题。如果这个人有点本事，想自己办个企业，但有没有创业的机会。就业和创业的前提，是企业特别是处在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有没有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是否有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特别是进入那些行政性垄断行业，能否公平获取资金和其他资源，如土地、能源、原材料等。如果他想进入高层级、高薪酬的领域，如果没有背景和关系，是否有公平机会，等等。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机会链条，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人力资本成长的机会链条，其中有若干重要的机会窗口。
第一，在这个链条上，几乎包括了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大部分重要议题，如反贫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就业、创业、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土地流转、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公共机构用人制度改革等。这个单子还可以列更长。
第二，这个链条是不均衡的，机会之窗打开的程度不同，有几个大的瓶颈。从逻辑上说，一个社会的机会均等程度，可以从这些机会之窗打开的多少和打开的大小(程度)来衡量。这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关键环节机会之窗打不开，正是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从中国这些年的情况看，有些事情做得较好，如脱贫、非农就业等。但更值得重视的是问题，比较突出的包括城乡统筹发展，其中有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农村土地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基础上的合理流转和优化配置问题；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其背后的问题包括市场准入受限、基础行业行政性垄断等；人才的纵向流动问题，也就是人才从社会低阶层向高阶层的流动通道是否开放和通畅。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一系列下一步需要着力推动的深层次改革。
第三，对资本市场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为所有真实创造财富特别是以创新方式创造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提供公平、便捷获取资金和高效使用资金的条件。资本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源上说，都与没有解决好这个根本问题有关。目前的突出问题，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大企业和民营经济与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配置失衡。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为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服务的问题。
促进机会均等是一项公共产品
中国经济时报：在促进机会均等、营造公正的社会环境方面，政府有何责任和义务？
刘世锦：如何有效推动机会均等？需要明确的是，创造机会均等环境是一项公共产品，是政府责任。这几年我们强调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这里如何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很重要。改善民生仅仅是为了扶贫解困，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状况、提高福利水平，或者更多地着眼于维持社会稳定，有些人甚至只是将改善民生看作一种救助或安抚的手段。其实，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它看成是促进机会均等，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这是需要的第一个转变。
这方面可以研究借鉴北欧国家的经验。以往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有误解，认为是养懒人，其实，他们更多地着眼于提升人力资本。社会保障提供安全稳定感，医疗提高健康水平，教育特别是在职教育培训则提高专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如丹麦社会福利水平是相当高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在欧洲是最活跃的，由此可以解释北欧国家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的原因。
第二个转变是不仅把人民群众看成是消费者，更重要的是看成生产者和创造者。他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也能通过生产和创新过程获得更大的乐趣。
第三个转变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变化。过去较多的是提供有形产品和服务，如基础设施，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后要更多提供无形产品，如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制度，社会性流动特别是纵向流动的机制等，而这些要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在此意义上，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推动，也是一项公共产品，而且是当前紧迫而重要的公共产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要从改善民生提升到促进机会均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社会转型期的需要。
促进机会均等与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促进机会均等、恪守公平正义，无疑是我们应该追寻的基本价值和底线伦理，它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还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刘世锦：如果在促进机会均等上取得重要进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将会显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当机会均等程度提高后，主要基于能力差距的收入差距不会很大。
第二，即使存在基于能力差距的收入差距，社会的认可程度也会较高，这时政府也容易通过再分配方式缩小这一差距。
第三，一个机会均等程度较高，人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创新型社会。
第四，一个由于机会均等程度较高而收入差距较小的社会，也将是一个消费所占比例较高的社会，将会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中国目前投资比重、资源消耗型产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的问题。
所以，要解决中国结构失衡问题，即我们经常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机会均等都是治本之策。
可以预见，当中国在促进机会均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将会带来两个最显著而重要的成果：一是全面而高质量城市化的加快，二是中产阶级形成速度的加快。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两类最大的人群，一是全面融入城市的原农村人口，二是生活和发展质量提升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中国今后几十年，特别是今后二十年，在逐步进入高收入阶段过程中，这两大人群将提供主要的需求来源，更提供主要的增长动力，尤其是创新动力，同时也是社会走向内在均衡而实现和谐发展的主要力量。
因此，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促进机会均等、提高中国社会机会均等水平，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也完全有可能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基尼系数不公布被指回避问题 专家称或已超0.5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19日 01:23 东方网微博王羚
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近年来，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悬疑，各方莫衷一是。几天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11国民经济新闻发布会上以“难以获得高收入者信息”作为十年不公布基尼系数的理由，立刻引起许多学者质疑。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时，国际公认这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
国家统计局自2000年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十年之间没有再公布过。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2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中含糊地提到，2010年的基尼系数比2000年略高。
由于没有官方权威的基尼系数统计，各方对于基尼系数的猜测高低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而现在社会相对接受的基尼系数，一个是世界银行测算的，中国2009年基尼系数是0.47；另一个是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计算出的0.48。
马建堂在17日的发布会上针对记者质疑回复，国家统计局难以获得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靠统计局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而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曾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微博)》专访时表示，基尼系数有不同的计算，但不管谁来算，都需要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而现在官方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的确是不全面的。
“主要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的隐性收入，没有包括在统计数据里。实际居民收入差距会比现在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更大。”王小鲁说。
李实也证实，中国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数据掌握不全，使得现有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低于实际水平。“实际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会超过0.5。”
从这个角度说，马建堂所说高收入者统计数据不全的解释是属实的，但是能否成为中国十年不公布基尼系数的理由呢？许多学者表示了质疑。
经济学者许小年(微博)认为，先按现有数据公布基尼系数，以后再修正，GDP等统计数据都是这样处理的。不能以数据不准为由，拒绝公布。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十年不公布基尼系数被解读为不愿意正视现实，有意回避矛盾。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收入分配研究学者认为，十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国家统计局有必要如实公布现有数据所能反映出来的基尼系数。
“比真实的偏低也不要紧，总比没有的好。这样还可以给各方一个压力，一方面想办法获取高收入者的收入数据，同时想方设法缩小收入差距。不然的话，就是掩耳盗铃，只会越来越糟。”这位学者称。
根据王小鲁所做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又称隐性收入)高达9.3万亿，其中80%集中在20%高收入家庭。而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腐败带来的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的不适当分配；其他垄断性收益的不适当分配等。
关于基尼系数的争论只是一个表象，在这背后，是中国已经严重失衡的收入(财产)分配格局。正如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微博)所言，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中国城乡之间的财产分配差距比单纯的收入分配差距更加悬殊，亟须引起各方重视。
尽管上上下下都已经看到问题的严峻，但是目前来说，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改革步伐一直磨磨蹭蹭，见不到实质性进展。
究其实，阻力在于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某些既得利益者，成为收入分配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阻挠者。《工资条例》酝酿多年，2010年就已经上报国务院，至今没有下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国家发改委手中也捂了多年，最近终于传出消息，最新修改的一稿已经上报国务院，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出台。
正视真实的基尼系数，只能算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先有勇气面对，再着力改变，收入分配问题才不会永远停留在每年两会的热点问题单上。(稿件来源：第一财经日报)报告称内地10%富裕家庭收入占社会总收入57%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4日16:31 中国经济网中国经济网(微博)北京5月14日讯 5月13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京发布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截至去年8月，中国内地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6.38万元。其中，城市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11.20万元，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3.10万元，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
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农村22278元。从数据中发现有0.5%的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有150万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说明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清华大学(微博)教授李宏彬表示，根据这个收入分配算出GDP数下线是0.44%，资产85%，根据资产算出GDP数是0.75%，说明我国目前资产分布不均情况远远大于收入不均情况，这跟房地产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有关系。
据介绍，报告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保险、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报告称城市家庭资产平均247万 网友大呼拖后腿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6日02:59 中国网
样本数量 
平均数 
家庭有房率 
家庭平均负债 昨天是国际家庭日，网友们讨论最多的是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等一系列的数据引发大家的热议。不少网友大呼，和自身感觉相距甚远，“我欠了银行好几十万呢！”还有人说：“我拖后腿了，我还没有住房！”
据悉，该报告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保险、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昨天下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采访，回应了几大热点问题。
现代快报记者 项凤华 马乐乐
样本数量是不是过少？
样本家庭：共8438个，江苏占405个
总体和80个市县样本人均GDP分布
总体 样本 人均GDP 均值 中位数
17334.8 17809.2 11370 11349
注：从上表可以看出，样本与总体在人均GDP的分布上是非常接近的。
“做这份报告，花了三年的时间。”昨天下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在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介绍，《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是我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领域的全国首份报告，填补了行业空白。
仅仅8438个样本，是否真的可以概括所有的中国家庭？甘犁说，样本抽到了江苏的泰州、盐城和扬州的405户家庭。“我们的调查数据不能代表江苏，但是可以代表全国。”
[回应] 数据可以代表全国
甘犁介绍，此次抽样方案的标准就是“随机”。首先他们在全国抽取了2585个县/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然后直接从市/县中抽取居委会/村委会；最后在居委会/村委会中抽取住户。
首轮调查的户数设定为8000-8500户。从可操作性角度出发，首先，根据城乡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末端抽样的户数(即从每个居委会/村委会抽取的户数)设定在20-50户之间，其平均户数约为25户；其次，在每个市/县中抽取的居委会/村委会数量为4；最后可以计算得到抽取的市/县个数约为8000÷(4×25)=80。“从抽取的80个市县样本与总体的人均GDP描述统计可以看出，样本总体在人均GDP的分布上是非常接近的。因此我们有信心可以代表全国的情况。”
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 家庭资产数据：平均数确实拉高了
城市家庭
均值 中位数 金融资产 其他非金融资产 住房资产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11.2万 145.7万 93万 247.6万 10.1万 237.5万 1.7万 1.4万 40万 40.5万 0万 37.3万
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
城市家庭中，金融资产11.2万元、其他非金融资产145.7万元、住房资产93万元，负债10.1万元、净资产237.5万元。相应的农村家庭数据为3.1万元、12.3万元、22.3万元、3.7万元、34万元。
城市家庭人均资产高达200万元，看到这个数据，新婚不久的南京市民小齐第一个反应是自己“被平均了”，目前他正在努力地凑房子首付，可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吃喝住花费完，想攒钱很难。
[回应] 家庭收入差距很大
甘犁坦言，抽样调查的样本里，非常有钱的人很多，资产最多的10%家庭占全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84.6%。这样一来，平均数就拉高了。“我们还有个数据比较准确，那就是看中位数，比如城市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仅40.5万元，与平均数247.60万元差距悬殊。”
甘犁认为，平均数和中位数都有意义，平均数反映了社会财富，中位数反映了收入的分布，两者一比较能看出，现在家庭收入差距非常大。
[南京] 绝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记者昨天从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了解到，“十一五”期间，在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南京市低收入居民与高收入居民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05年，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0%低收入家庭高34872元，201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63170元，收入差距的绝对数扩大了81.1%。可见，如何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仍然任重道远。
家庭有房率89.68%？
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1.22套
自有住房拥有率
城乡地区 城市 农村 拥有 自有住房 户数 自有 住房 拥有率(%)
3412 4112 东部 3477 中部 2377 西部 1754 全国 7566 85.39 92.60 87.35 94.42 90.41 89.68
拥有不同住房数量家庭占比(%)
城乡地区
城市 农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1套 2套 3套以上
69.05 15.44 3.63 80.42 12.20 2.10 71.31 15.08 4.12 80.27 14.03 1.16 84.27 8.03 0.80
报告称，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其中城市为85.39%，2011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为1.22套。具体到套数，城市家庭中只有一套住房的占69.05%，两套的占15.44%，其余的拥有三套或三套以上。报告中指出，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家庭自有住房率很高：世界水平为63%，美国为65%，日本为60%。
“这个比例太高了吧！”在南京一家网站工作的小伙子小张惊呼，“我因为家庭条件还可以，所以拥有自己的房子算是比较快了，我的同学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租房住的。”
“89.68%？有这么高吗？”南京我爱我家市场部总监胡涓娟说，南京我爱我家一年做的租赁业务是3万笔，而南京一年发生的租赁交易笔数没有人知道是多少。“如果自有住房率这么高的话，每年这么大的租房量从哪里来呢？”
任志强在看到新闻后也在微博中转发，并称“中金的数据更可靠”。据了解，中金公司曾经在2010年发布报告称，我国家庭平均拥有0.74套住房。
[回应] “家庭”的界定有区别
89.68%的数据引来网友们的一致质疑，昨天下午，该调查中心以书面形式在网站上发布了相关解释。
此次调查对“家庭”的界定为：受访家庭中不同个体必须至少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即同屋居住、共享收入、共担支出。
例如，在城市中一个三口之家，子女已成年并有工作，子女收入的一部分交与父母。此时，由于子女与父母同吃住，家庭的消费支出是依照其收入共同规划的，因此子女与父母属于同一“家庭”。若父母拥有住房，则该子女也应算作有房。
在农村中的一个典型情况是：农村家庭去城市打工，由于其在农村有自有住房，因此属于拥有自有住房家庭类型。
解释中还表示，虽然我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但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差异较大。大城市的自有住房率要低于中小城市，年龄越轻的家庭自有住房率也越低。
“按这个说法，接近九成的自有率恐怕真的会有。”链家地产市场部经理舒莉莉说，对于刚毕业在宁工作的大学生来说，由于父母在老家有住房，因此按照“家庭”界定他们也算有房子的。
[江苏] 住宅私有化率88.1%
“江苏目前没有住房自有率这个统计数据。”昨天下午，省住建厅人士说，去年年底，江苏省有一个“住宅私有化率”的统计数据：88.1%。他表示，所谓住宅私有化率，就是私有的住宅建筑面积除以住宅总建筑面积。需要指出的是，“住宅总建筑面积”范围是已经进行过房产登记的住宅，而尚未办证的住宅或者尚未建成的住宅并不在统计范围内。“其实住宅私有化率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苏家庭拥有住房率还是比较高的，只不过不能直接印证。”
家庭平均负债仅6.26万元？
住房贷款是家庭的沉重负担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负债金额(元)
100816 36504 62576
城市 农村 总体
家庭负债均值
家庭负债最受关注，在房价高的今天，很多人都戏称自己是为了银行在打工。于是当报告说“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10.08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65万元”时，引起一片哗然。
[回应] 样本中负债家庭占38.22%
甘犁解释，在受调查样本中，有负债的家庭占38.22%，其中，农村家庭负债比例达40.31%，高于城市家庭35.16%的负债比例。中国家庭负债包括农业及工商业借款、房屋借款、汽车借款、金融投资借款、信用卡借款以及其他借款等种类。
“调查中，有不少人没有贷款买房，有的正好已经还完了，还有的还没买房。样本中，有13.94%的城市家庭为购买住房而向银行贷款，还有7.88%的非农户籍家庭通过其他渠道借款买房。”
甘犁告诉快报记者，不可否认的是，住房贷款是家庭的沉重负担，非农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28.39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47%。农业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12.22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32%。住房贷款总额远远大于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的家庭负担最重，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11倍多。
来源：现代快报评论：收入分配制度并非贫富差距拉大根本原因
2012年12月07日 06:55 人民网-人民日报刘尚希
调整财富分配 缩小贫富差距(经济时评)
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
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各种讨论不由自主地集中在“收入”的分配制度上。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时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分配存量体现为财产存量，具体而言，即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例如，廉价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转移本来属于全民的资产所致。
金融资产也是如此，居民手中的大量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升值，有的金融资产如储蓄存款甚至贬值了。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价值通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在隐性地向金融部门转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高薪高福利，实际上就是把广大居民手中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分配存量做了再分配，使居民部门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金融部门。如果造成分配存量转移和再分配的制度不改革，则财富集中化还会加快。
分配存量的转移和再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那样摆在明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观察，与当前的三大制度有内在联系：一是城乡分治导致的财富转移。过去是通过农产品剪刀差来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后来是通过户籍、土地来为城镇化提供资金积累。户籍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人口城镇化，农民进城了，提供廉价劳动力，但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并未因农民进城而同步扩大，因为农民没有市民待遇。土地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土地城镇化。城乡贫富差距由此继续扩大。
二是公共产权制度导致的财富转移。公有制下的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其资本化收益也应归全民所有。但公共产权制度存在漏洞，不少自然资源如煤炭、矿山廉价地转移给了私企，等到开采完了，其资源的公共产权也同时消失，部分地下的国民财富变成了私人的巨额财富，而生态、环境成本却由社会承担。
三是垄断导致的财富转移。任何国家都有垄断，有些垄断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如公用事业国家垄断。但有些垄断则不然。在财富极度金融化的社会，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往往成为财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因此，上述这些制度不改，分配制度的改革仅仅从“收入”着手都只是治标之策。报告称我国家庭基尼系数0.61 收入差距世所少见
2012年12月10日07:52 京华时报中国家庭基尼系数达0.61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昨天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关注点1 基尼系数达0.61收入悬殊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表示，中国收入不均程度罕见，但从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高基尼系数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它并不可怕。在短期内要缩小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政策来实现；而在长期则需要通过全面提高教育水平以实现机会均等。
报告还显示，造成农村与城镇贫困家庭低收入的最主要原因均为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农村贫困家庭低收入则还受到户主健康状况与社会保障程度的影响。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中国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表示，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好地进行城镇化，坚定不移推进经济转型。
关注点2 城镇失业率8.05%
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7月中国城镇整体失业率为8.0%。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人口为34624万人，由此推断我国2011年7月失业人数超过2770万人。
报告称，由于“下岗浪潮”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老年人失业率更高，51-55岁劳动者失业率高达16.4%。
而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21-25岁城镇劳动者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失业率为16.4%，远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就目前受到高度关注的“农民工”群体，其整体失业率只有3.4%，大大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失业率，后者高达11.2%。同时，由于农村后续劳动力的供给有限，“民工荒”现象将持续存在。
而根据季度追踪调查数据，2012年7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较2011年7月高出0.05个百分点。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率上升，老年劳动者的就业形势好转。
潘建成表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这既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还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提高教育水平。这对于就业和收入都有积极影响，这还有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大系统中的一环。
背景资料 2000年后已停发官方数据
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指标，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中国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官方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在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中仅提到“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实现程度为79.8%”。
发布本次数据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是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公益性学术调查研究机构，其主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该调查是针对中国家庭金融领域全面系统的入户追踪调查，调查成果将建成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领域的基础性数据库，为社会共享。中心计划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性入户追踪调查访问，样本分布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为8400多个家庭。调查称中国基尼系数高于世界均值 贫富差距较大
2012年12月10日 04:39 上海证券报西南财经大学发布《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
降低基尼系数需由分配调节发力
⊙记者 李丹丹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9日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在全世界处于较高位置。短期而言，我国政府有足够的财力通过转移支付政策来降低收入差距；长期可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减少机会不均来降低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中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全球基尼系数平均为0.44。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调查的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较大。
不过，该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指出，从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高基尼系数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并不可怕。
报告对于降低高基尼系数也提出了建议。从短期来讲，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调节应当以二次分配的调节为主，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从长期来讲，需要通过全面提高教育水平以实现机会均等，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2009年来我国基尼系数逐步回落
2013年01月18日13:17 国际在线国际在线消息：1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马建堂：关于大家关心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和发布，去年我曾经说过，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和发布需要城乡住户调查从城乡分开的、城乡收入概念不一致的调查制度，走向全国统一的城乡可比的住户调查制度。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是反映全国居民的收入差异情况，要计算它，就需要全国居民的收入是多少，分等份的收入是多少。过去城乡分开的住户调查，大家也注意到了，只有分城乡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全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可比的同样指标的城乡居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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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国家统计局称2012年GDP同比增长7.8%
经过近两年的准备，我们对原有的城乡分开的住户调查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从去年12月1日开始，全国40万户居民已经按照全国统一的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指标体系进行记帐。根据这个新的全国统一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分类口径，我们对历史的分城乡的老口径的住户基础资料，特别是收入资料，进行了整理、计算，然后得出2003年到2011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我现在把它提供给大家。
我们即将提供给大家2003年到2011年基尼系数，是按照新标准、新口径、老资料计算出来的，不排除2013年会按照新标准取得的新数据，对这些历史数据进行适当修订。但是，到底修订不修订，修订多少，我现在还没法说，因为2013年的收入数据要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有。按新标准、老的历史数据测算的结果，就是这张表。
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这张图下面的这条红线是世界银行计算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应该说两者的数据差不多，很接近，我们统计局有关单位测算的数据还略微高一点。怎么看待这个数据？怎么看待这张表？第一，这些数据、这个曲线说明了我们国家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因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不算低。第二，说明了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我国各级政府采取了惠民生的若干强有力的措施，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最高的0.491逐步地有所回落。
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立足于这个基本国情，正确处理市场与效率、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一手抓科学发展，把我们的蛋糕做得更大，另一手狠抓收入分配，把我们的蛋糕分得更好，从而使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居民人均收入和GDP翻了一番，而且我们的分配要分得更好，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力争要增加得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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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旨在定量测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回良玉：到2011年底全国扶贫对象达1.22亿人
2013年01月18日16:55 中国新闻网中新网1月18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中国扶贫任务艰巨，扶贫对象群体大，贫困程度深、返贫问题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突出。
回良玉强调，必须实现“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的目标，但任务极为艰巨。
回良玉称，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300元计算，到2011年底，全国扶贫对象有1.22亿人，占农村居民的12.7%。如果到2020年下降到3%以下，年均需要减少1000万人。中国扶贫对象贫困程度深、返贫问题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突出，能达到这样的幅度就更为不易。
回良玉指出，牢牢把握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这个工作重点。坚持“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全面执行片区各项规划；要实行分类指导，从每个片区的特点、特征、特色出发，因地制宜、分区施策；要加大扶持力度，在普惠政策的基础上制定针对片区的特惠政策、“特别手段”，实施一批重大民生工程、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要强化各方合力，完善部委联系制度，健全省际合作机制，拓宽社会参与渠道。
回良玉要求牢牢把握坚持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外部扶持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有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他们积极投身扶贫事业，不断提高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才能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富。还要瞄准扶贫对象，按照新的扶贫标准抓紧做好贫困识别工作，完善到户机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丰富开发式扶贫内涵，不仅要开发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更要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基本素质，不断更新观念。社科院：中国不仅收入差距过大 而且背后问题大
www.eastmoney.com2013年05月02日 01:46
查看评论(397) 4月26日，由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13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其中，一篇分报告题目为“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特征、根源与对策思路”。该报告认为，当前中国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报告建议在国有经济地位不被削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和规则，实现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公平分配，通过完善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
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中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无太大不同，但再分配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大降低，而中国的收入差距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无法通过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中国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仅仅是收入差距过大，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其背后的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
报告提供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第一，优先消除分配不公。报告认为，中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源于国有经济或者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的收益没有被全体国民合理分享，因此，如何公平合理地处置国有资产及其收益问题，就成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正确途径是在国有经济地位不被削弱的情况下，通过完善制度和规则，实现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公平分配。
报告指出，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公共产品等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过程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消除分配不公就必须堵住这些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漏洞，为此，报告建议迫切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完善制度和规则：一是要完善土地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改革集体土地征占用制度，提高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份额，将土地出让金纳入财政预算；二是要建立更加严格的矿产资源使用制度，尽快开征资源税，提高矿产资源使用税标准，建立矿产资源行业的利润分成制度；三是需要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加强监管，提高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国有企业收益应该尽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关系到生计、安全的公共事业、自然垄断和战略性资源行业应该谨慎上市：四是需要进一步规范公共产品的资本化运营，对已经收回成本的高速公路、市政交通等企业应当尽快清理整顿，严格监管私人部门进入公共产品领域，降低公共产品服务费用。
第二，通过完善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
在优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基础上，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可以通过不断完善再分配机制和手段加以解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加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实施按家庭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当前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不足局面，一方面需要尽快征收财产持有环节的税种，如房产税和遗产税等；另一方面需要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从分类征收转变为按家庭综合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待遇水平较低，保障程度不足。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入手，增强制度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发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为此，可以考虑在全国推行高龄津贴制度或建立统一的非缴费型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和企业年金制等。
三是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解决外来人口的同城待遇。在当前公共服务提供中，最大的不公平来自生活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个城市的人被区分为不同身份而差别对待。因此，加快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工作和生活在同一城市或地区的外来人口纳入当地的公共服务体系。为此，国家可以考虑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托的公共服务提供体系，一个人只要在城市有稳定住所和工作，并且居住超过一定年限，就应该享受到和城里人相同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和住房等待遇。
报告:中国家庭资产分布不均 10%富人拥有64%资产
www.eastmoney.com2014年02月23日 08:46
2014财经-宜信财富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宜信财富与联办财经研究院共同推出《2014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报告撰写人之一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在会上对报告中关于中国家庭财富的成长与风险部分时称，中国家庭资产的分布非常的不均，最高资产10个百分点的中国家庭拥有63.9%的资产。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2011年到2013年中国家庭资产增长了19.6%，其中，房产增加了26.8%，中等资产阶层各类资产的增长对总资产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房产，贡献比为76.8%。
如果按家庭资产(包括房产)作为标准，中国最富裕的前5%家庭资产标准至少为262.99万元，前1%家庭资产标准至少为739.35万元，也就是说，家庭资产超过739.35万的家庭就是中国前1%资产最高家庭；如果按家庭收入作为标准，前5%家庭的年均收入至少为45.21万元，前1%家庭年均收入则为115.17万元。
在致富原因方面，资产前1%的富裕家庭中，56.1%的家庭是通过创业富裕，前5%的富裕家庭中37%是通过创业致富，而从全国来看则只有14.1%的家庭是通过创业致富。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国最富裕的前5%高净值家庭中，有78%的富裕家庭集中在东部地区。
此外，从资产结构来看，资产前5%的家庭金融资产占比为7.4%，非金融资产为92.6%；资产前1%家庭金融资产占比为6.7%，非金融资产为93.3%；全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占比为8.1%，非金融资产为91.9%。在非金融资产的构成中，房产占很大比例，资产前5%家庭的非金融资产中房产占比61.1%，前1%家庭房产占比为42.2%，全国家庭的非金融资产中房产占比则高达71.1%。
资产前5%家庭风险资产占比为38.5%，前1%家庭则为46.1%，全国家庭中这一比例为24.3%，富裕家庭风险的资产比例较高甘犁称，这是由于富裕阶层对金融市场参与度远远高于其他家庭。
报告还揭示了中国高净值家庭参与民间借贷的情况，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全国家庭中，有34.7%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借入，12.3%的家庭有民间借贷借出行为；资产前5%家庭20.2%参与民间借贷借入，27.4%家庭有民间借贷借出；资产前1%家庭20%有民间借贷借入，37.9%家庭有民间借贷借出。可以看出，参与民间借贷借出的比例随家庭富裕程度递增，借入行为则为富裕程度递减。
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全国有166万户家庭参与民间有息借出资金，总规模达7500亿，平均利率36.2%，户均借出45万元。其中，有42万户家庭的借出款为低息借入、高息贷出，户均贷出55万元，总额达2300亿，他们以平均7.5%的利息成本从银行借入，然后再以平均36.6%的利息借出。
数据还显示，正规金融越发达，民间借贷的比例就越低，民间借贷家庭资产负债率高与正规借贷家庭，甘犁称，这也说明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大于正规借贷的风险。密歇根大学：中国贫富差距已超美国
www.eastmoney.com2014年04月29日 11:22
周一(4月28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最高之列。周一(4月28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最高之列。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透露，在1980-2010年期间，衡量贫富差距的一项通用指标在中国猛增近一倍，目前表明收入严重不均。
该报告显示，这和2012年一份调查中许多中国人的看法一致，在当年的一份调查中，受访者将不平等视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挑战，严重性超越了腐败和失业。
密歇根大学在密歇根州安娜堡的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研究所调查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次报告的共同作者谢宇(音译Yu Xie)表示，中国人认识到收入不均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他们看来在收入不均方面的容忍度高。
该研究所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在中国5所大学开展了6项调查。利用搜集的数据，他们计算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并将其与早前的预估值对比。
基尼系数为零表明所有收入获得平均分配，为1则表明财富完全集中。上述研究人员写道，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贫富扩大的情况远比美国严重。
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5，而美国的为0.45.198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30。基尼系数不小于0.5表明贫富阶层差距巨大。自2000年基尼系数达到0.41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停止发布这项数据。
贫富差距的扩大与数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吻合。中国政府政策对城市和沿海的倾斜，以及对农村和内陆的忽略加速了差距的形成。凯捷咨询2013年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每年产生的百万富翁超过了任何其他新兴经济体。
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历史数据显示，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扶贫办:我国去年底仍有逾8200万贫困人口
2014年10月14日10:20 中国新闻网中新网10月14日电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今日表示，中国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贫困程度还比较深，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一些地方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
国新办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扶贫日和社会扶贫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郑文凯表示，今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扶贫日”的批复明确从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具体活动由扶贫办商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设立“扶贫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扶贫开发构成的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了对于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格外关心，所以设立“扶贫日”是继续向贫困宣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郑文凯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扶贫开发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扶贫开发为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社会和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称，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贫困地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一是贫困人口多，按照国家的标准，到2013年底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参考国际标准，还有两亿多人。二是贫困程度还比较深，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一些地方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三是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大部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灾害多、基础设施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方的贫困问题是难啃的硬骨头，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短板，所以必须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齐心协力打一场新的扶贫攻坚战。报告称全球亿万富翁人数倍增 财富不均持续加剧
2014年10月31日 09:26 中国新闻网中新网10月31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31日报道，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的最新报告显示，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亿万富翁人数增加一倍，显示财富不均的情形持续加剧。乐施会指责各国政府没有公正地解决财富与收入问题，并指政府推动公平社会责无旁贷。
根据乐施会(Oxfam)的报告，虽然过去14年来各国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缩小，但在同一个国家内的贫富悬殊却越来越大，“许多穷人每天为生活挣扎求存，他们的邻居却生活在富裕中”。
报告指出，有多达70%的人生活在近30年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国家中。同时，个人财富不平等的形式也越来越严峻。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亿万富翁已增加一倍，达1645人。
据估计，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去年每天的所得增加6.68亿美元。“如果(微软创办人)盖茨将所有财产兑现，即使他每天挥霍100万美元，也要218年才能花光所有财富。”
乐施会执行董事比扬依玛说：“极端财富不均根本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反而会阻碍全球大多数人繁荣。今日财富不均的现象正不断增加，接下来还会继续如此，直到各国政府采取行动为止。我们不应该被狭隘的经济学说及强人与富人的私心蒙蔽，而忽略了此一现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警告，目前的财富不均水平会“伤害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更会破坏我们的政治”。
乐施会指出，贫富不均的问题，各国政府都难辞其咎，因为它们天真的相信财富落入金字塔顶端的人手中，会自动令所有人受惠。但事实并非如此，政府有责任确保最贫穷的人不会落于人后。
乐施会呼吁各国政府，让富豪承担公平的稅赋，并设法解决逃稅、提升女性经济地位与权利，并于2020年达到全面自由的公共服务。
根据报告的计算，各国政府只要对这些亿万富豪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课以1.5%的稅率，一年将可获得740亿美元的稅金，足以让全球每一个孩子上学，以及提供全球最贫穷国家医疗服务，拯救49个贫国的2300万条人命。金融危机后全球亿万富翁倍增
www.eastmoney.com2014年11月02日 08:08
国际扶贫发展机构乐施会(Oxfam)近日报告称，金融危机后，全球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翁不减反增，翻两倍多，由2009年3月的793人增至今年3月的1645人。
乐施会上述报告还透露，过去四年这些亿万富翁的财富合计5.4万亿美元，增长124%。今年1月该组织报告称，排名前85位的全球巨富财富总和相当于35亿最贫困者——相当于全球半数最贫困者的所有资产。上述本月报告称，去年这85位巨富的财产增加约2400亿美元，折合平均每天财富增加6.68亿美元，几乎每分钟就增加50万美元。
乐施会的数据展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据该组织统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共有16位上述巨富，当地赤贫人口3.58以人，南非的贫富差距较该国推行种族隔离政策末期更大。该组织预计，假如向这些巨富征收1.5%的财产税，一年纳税额将超过700亿美元，纳税收入足以负担全球所有最贫穷国家一年的基本医疗护理与教育的费用。
乐施会的国际执行董事Winnie Byanyima认为，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远非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是地球上大多数人获得幸福的障碍。它阻碍增长、腐蚀政界、扼杀机遇、助长局势动荡，还计划了歧视、特别是性别歧视。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Andrew Haldane回应乐施会的上述报告称，该组织不仅为最贫穷的人们代言，也代表着更多人的集体利益，因为“越来越多迹象表明，极端不平等持续且显著伤害金融系统的稳定和经济增长。”我国仍有12万多个贫困村 约4000个村未通电
2014年12月15日14:28 新华网新华网北京12月15日电 (记者林晖)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15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时说，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面临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刘书文介绍，按照我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国有12万多个贫困村，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长期困扰贫困群众的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增收难、贷款难等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目前全国有3917个村不通电，影响近380万人；连片特困地区有3862万农村居民和601万学校师生没有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全国有近10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
针对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刘书文表示，这是我国首个社会扶贫方面的专门文件，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全面创新社会扶贫的方向、途径和措施。《意见》的出台有利于汇全国之力、聚各方之财、集全民之智，打好新时期扶贫攻坚战，并推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事业，国务院扶贫办将尽快搭建社会扶贫信息服务平台，结合建档立卡工作把贫困村帮扶重点和扶贫规划摆出来，分门别类设立社会参与项目，让想扶贫的人信息对称、渠道畅通，推进扶贫供给与扶贫需求有效对接。我国仍有逾8千万人未脱贫 6省贫困人口超500万
2014年12月15日14:02 中国新闻网中新网12月15日电 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今日指出，中国现在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中国面临的贫困形势仍然很严峻。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部署全面推进社会扶贫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和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曹洪民今日作客中国政府网，解读《意见》并与网友在线交流。
刘书文指出，现在国家虽然这么强大，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位，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贫困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因为受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一些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峻，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刘书文表示，现在中国仍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到2012年底，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60%，农民医疗支出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60%，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比全国要高3.6个百分点。
刘书文称，全国有3917个村不通电，影响近380万人，连片特困地区有3862万农村居民和601万学校师生没有解决饮水安全的问题。近10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
刘书文表示，现在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仅有不到7年的时间，所以扶贫攻坚的任务极其艰巨。富人也有集中效应 全球最富80人身家五年已翻番
2015年01月25日 05:59 南方都市报幻灯片
2014年，《21世纪资本论》一书红遍全球，提出了各国都关注的核心话题———怎样弥合贫富差距。从东亚到北美，从欧洲到澳洲，大多国家都变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周，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也发出警告，如果不平等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2016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他99%人口的财富总和。
贫富纵线
乐施会主要依据瑞士信贷银行的全球财富报告、福布斯富豪榜等数据资料进行计算。发布研究报告《财富：拥有全部，想要更多》：从2000年至今1%最富阶层所拥有全球总财产的比例，走出一条宽扁的U形，2000年高峰约48%，至2008年低谷约44%，到2014年这一比例增长至48%。乐施会按照现有发展势头，预计到2016年，这一比例将超过50%。2014年，全球精英每人的平均财富是270万美元。
除去这1%人群，余下全球52%的财富，大部分(46%)又为其中19%的富有的人所掌握。剩下的80%人口仅拥有5 .5%的全球财富，平均每个成年人拥有3851美元，仅是富人平均财富的1/700。
贫富分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金融海啸后全球贫富分化加剧，富人群体里同样有集中效应。在富人队里，谁拥有相当于全球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乐施会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是388个人，至今已锐减至80人。从2009—2014年，最富有80人的财富已经翻了一番。
从数据上看，似乎只有当大危机导致富人财富显著缩水时，其占有全球财富的比例才会有明显下降。在正常时间里，穷人财产增长的比例总是赶不上富人。
本届达沃斯论坛年会的联合主席、国际乐施会执行总干事W innieByanyim a警告说，现在世界上每9个人中就有1个人挨饿，超过10亿人生活在贫困线内，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这种不平等将阻碍人类对抗贫穷的步伐。
文字来源：新华社 乐施会
参照系
我国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究竟如何？
“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介绍，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李实分析说：“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4—0.36之间。”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李实告诉记者，以往人们大多把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但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方面。过去1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个人财富积累速度非常快。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李实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收入差距可能仍会处在高位徘徊状态，既不会出现明显扩大也不会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预计将在0.45—0.50波动。
据了解，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较显著。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在0.3—0.4，美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0.45，2013年基尼系数约0.47。在亚洲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在0.5左右。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6。拉美地区，巴西、阿根廷的基尼系数较高，均大于0.5；非洲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集中在南非，基尼系数约为0.6。
专家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等现象。全美最富有20人坐拥美国全民财富总和一半
2015年12月07日15:15 新华网新华国际 闫洁
这是将一张20美元面值钞票折起一半后，将钞票上的白宫图案与背景中的白宫组合起来拍摄的照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美国政策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全美最富有20人坐拥的资产比美国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显示出美国社会财富分配差距悬殊。
比尔·盖茨。（新华社记者 陈晓伟 摄）
英国《每日邮报》5日援引报告内容报道，这20人中的“首富”是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此外，“股神”沃伦·巴菲特、社交网站“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以及4名沃尔玛集团继承人均榜上有名。
马克·扎克伯格。（图片来源： 新华/路透）
报告说，这20人的净资产总和高达7320亿美元，超过全美一半人口、即1.52亿人的财富总和。除此之外，《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美国最富有400名富翁执掌的财富比3600万户典型美国家庭的资产总和还要多。
沃伦·巴菲特。（图片来源：新华社）
按报告的说法，如今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模式不是“金字塔形”，而是类似于西雅图地标太空针塔的“头重脚轻”型，也就是说，美国社会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仅占全美人口大约0.1%的富豪手里。
2006年3月2日，美国新版10美元钞票正式发行。（新华社记者吕明响摄）
报告说，为缩小悬殊的“贫富差距”，有人建议一方面应堵死包括“离岸避税天堂”和私人信托基金在内的“富豪财富逃跑通道”，另一方面则应出台相关政策，对富豪“狠狠征税”。
此外，这份报告还显示出美国社会种族间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譬如，美国最富有100户家庭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美非洲裔人口的财富总和。而在《福布斯》评出的最富有400名美国富翁中，仅有两名非洲裔和5名拉美裔。
韩5大富豪总资产约2000亿元 超朝鲜全年GDP
2015年12月07日11:49 环球网
三星会长李健熙
[环球网报道 实习记者 魏悦]据韩联社12月7日报道，韩国排名前五名的富豪财产总额为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00亿元），超过朝鲜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7日统计，截止12月3日，挤进世界富豪榜前400的韩国人有三星会长李健熙（81位），爱茉莉太平洋会长徐庆培（139位），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179位），现代集团会长郑梦九（309位）和SK集团会长崔泰源（367位）五名富豪。
据统计，五人股票现金等各种财产加起来共计364亿美元（40万亿韩元），据韩国统计厅资料显示，朝鲜2014年GDP为33亿韩元，此外，五人财产总值是韩国GDP的2.7%。
韩国首富李健熙财产是13万亿韩元，相当于可以买价值4.5亿韩元的法拉利跑车3万台，可以给2.5亿美国成年人每个人买一个巨无霸汉堡包。
另一方面，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总资产达到834亿美元，霸占全球富豪榜榜首位置，西班牙服装零售品牌ZARA的创始人阿曼西奥·奥特加以762亿美元位居第二，其后依次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掌门沃伦·巴菲特（623亿美元）、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587亿美元）和墨西哥电信大王卡洛斯·斯利姆（559亿美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