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汁饮料价格:中国可利用援助欧洲机会谋求解除对华武器禁售

　　11月12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宣布辞职。

　　至此，欧债危机已经让两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先后下台，和“阿拉伯之春”相比来得更加兵不血刃。

　　但显然，领导人下台只是欧债危机的一个后果，并非医治危机的良药，欧债危机并没有因为两位领导人的下台就稍有平息，欧洲依然在艰难突围，并试图寻求外界的援助，但是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盟友已经自顾不暇，唯一有实力施以援手的只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对于中国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刻。今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前所未有，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的动荡，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小的影响，如果说中国愿意出手拯救欧洲，某种程度上也是拯救自己。“二战”结束之后，欧洲经济遭受重创，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推出欧洲复兴计划，旨在帮助欧洲尤其是西欧重振经济，美国提供的援助资金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复苏后的欧洲从美国大量进口商品，帮助美国消化了巨大的工业过剩产能，反过来提振了美国经济。将今天中国援助欧洲和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自然是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思路仍然是一脉相承。

　　中欧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自从1975年中国和欧共体建交以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虽然历经波折，但总体还是朝着不断升温的大方向前进。1998年，中欧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2001年，中欧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从根本上来看，中欧关系不断发展升温的核心纽带还是经济因素。随着欧盟持续扩容，经济规模大幅增加，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目前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欧盟经济如果持续衰退，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美国从巅峰跌落之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已经日渐明晰，作为世界的重要一极，欧洲的战略重要性也因为美国的式微而提升。而对欧洲而言，中国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刚刚在今年7月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中国拥有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尤其在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中国显然是最有能力对欧洲雪中送炭的经济体。

　　中国对欧洲施以援手的理由，除了因为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大背景之外，可能还可以有一些更现实的利益交换。目前横亘在中欧之间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欧盟始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二是对华武器禁售，前者出于欧盟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后者则是意识形态的冲突。相比之下，现在突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是因为欧盟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贸易保护意识会更加突出，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以继续对中国的很多行业予以反倾销打击，对于提高欧盟国家的贸易收入有现实利益，而对华武器禁售对于欧盟其实已经并无太多实际意义，欧盟早在2005年就已经试图取消禁令，只是在美国强烈反对之下才最终作罢，此次若取消对华武器禁售，既可以作为换取中国援助的筹码，还可以通过出口武器换取贸易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清除上述两大障碍，中国援助欧洲还可以借此增加在一些重要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去年11月份，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位居第三，尽管如此，这对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基本上没有实质性改变。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访华，意在探讨中国救助欧洲的可能性。如果中国通过增资IMF的方式援助欧洲，可以借此机会要求继续增加在IMF的话语权。另外，还可以考虑将人民币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目前SDR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构成，人民币如果纳入SDR，可以此作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结算上已经开始试点，但在储备功能上并无进展，如果加入SDR，将有助于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美元霸权衰落的背景下，人民币迟早要走上从贸易结算到储备的国际化之路，欧债危机或许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机会。

　　尽管面临诸多机遇，但对于中国而言，救助欧洲国家同样风险重重。一是因为欧洲危机国家表面上只是缺钱，实际上是经济模式存在巨大缺陷，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对经济模式做出根本改变，任何外界救助都注定了难逃一败。尽管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危机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难以为继，如果欧洲危机国家的经济模式无法彻底变革，外界救助即使再多资金，最多也只是帮助危机国家暂时避过债务违约，而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其次，如果中国购买相关危机国家的债券，还面临巨大的贬值、减值和违约风险，比如欧盟近期通过对希腊的救助方案，其中就包括对希腊国债减记50%，这意味着希腊债权人的债权缩水一半。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备受争议的华盛顿共识为准绳，向危机国家开出药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维持审慎的财政政策。如今世事轮转，发达国家成为危机的受害者，审慎的财政政策依然是他们要做的首要改革。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对于习惯了高福利的欧洲人而言，紧缩财政消减福利无疑是场艰巨的改革。今年10月27日，欧盟首脑在第二轮欧盟峰会上确定了救助方案框架，最重要的3个措施是对希腊国债减记50%，欧洲银行业资本重组方案、欧债稳定机制扩容方案，当然前提是希腊必须进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改革。因为希腊此前的财政紧缩已经遭遇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所以，尽管欧盟做出了对希腊国债减记50%的重要救助措施，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还是试图冒险将该方案在国内公投，并最终因此下台。意大利的财政紧缩之路同样也不乐观，意大利参议院最新通过的新一轮财政紧缩和经济改革计划，据称是为了满足外界对于意大利在“后贝卢斯科尼时代”的改革期待。这项号称可以节省598亿欧元的计划，其实也没有太实质性的内容，比如将意大利本国的增值税从20%调高到21%，公共部门薪酬在2014年前零涨幅，私营部门女性的退休年龄从2014年的60岁上升到2026年的65岁，和男性同时退休等，这些改革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触及意大利的财政体系。

　　对于欧洲国家而言，财政紧缩依然是一条漫漫长路，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越是紧缩，对于经济增长越是不利，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接受救助的国家开出财政紧缩的药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多年难以恢复增长，至今还被人们诟病，今天欧洲的财政紧缩之路，同样还是充满争议。

　　对于中国而言，援助欧洲可以有多种方式，如直接购买当事国的债券、通过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间接援助，或者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等。如果将欧洲看做一家公司，中国援助欧洲的方式，注定了中国只能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而无法以大股东的身份对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进行彻底变革，而这恰恰才是欧洲最需要的。欧洲短期最缺的是钱，长期最缺的是改变经济模式的勇气，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外界援助只能是暂时的雪中送炭，最终决定欧洲命运的，只能是欧洲人自己。■

　　欧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如果将欧盟看做一个整体，欧盟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2010年的经济总量来看，欧盟的GDP高达16.28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1倍，是中国的2.5倍。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欧盟对于中国经济有多重要，显然已经不言而喻。但与此同时，欧盟也是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时不时向中国企业挥舞起反倾销大棒，让中国企业饱受非市场经济地位之苦。

　　主笔◎谢九

　　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欧洲对于中国最核心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这个出口市场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保证了中国相当数量的就业人口。

　　欧盟和中国贸易的重要地位确立于2004年。2004年之前，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将这一地位维持了约11年之久。2004年，随着波兰、匈牙利、捷克等10国加入到欧盟，欧盟扩容到25国，加之欧盟经济的快速发展，欧盟在这一年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一直持续至今。随着中欧贸易关系的持续繁荣，在今年7月份，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至此，中国和欧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如果从中国出口欧盟的角度来看，2000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仅为382亿美元，2010年大幅上升至3112亿美元，占去年中国全部对外出口额的20%，比美国占中国全部出口额的比重高出2个百分点。

　　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不仅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也为中国解决了大量的就业。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产品多以纺织品、玩具等利润较薄的初级产品为主，虽然这种贸易结构经常被诟病为“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但对于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就业能力远非高科技产业所能比。某种程度上而言，就业比增长更为重要。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2009年GDP增长只有9.2%，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出口锐减，而研究一下当年的出口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的主要出口国中，出口额下降幅度最大的并不是风暴眼中的美国，而是欧洲。200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下降12.5%，对欧盟出口额下降了19.4%。上一次金融危机中欧洲并不是主角，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已经如此巨大，如果这次欧债危机继续蔓延升级，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势必会大于上一轮。这种影响在今年已经有所显现，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从今年7月到10月，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单月出口额从7月的351亿美元下降至10月的287亿美元。

　　如果将欧盟和美国、日本相比，这三大经济体占我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呈现很明显的“一升两降”的趋势，从2000到2010年，中日贸易额的比重从17.5%下降到10%，中美贸易额的比重从15.7%下降到13%，而中欧贸易额的比重从14.6%上升到16.1%。考虑到将来的发展趋势，这种一升两降的趋势可能还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下去，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已经很难重返往日的经济巅峰，欧洲虽然现在看上去充满动荡，但核心国家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表现还是比较健康，尤其是德国，在本轮欧债危机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与美国相比，德国具有很坚实的制造业作为支撑，即使在危机中也有大量的全球需求，而美国经济早已显露出产业空心化的迹象，过度集中于金融产业等所谓高端服务业的经济结构，去泡沫化的时间还很漫长。与欧盟内部的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很早就意识到了高福利的危害，从施罗德到默克尔，德国一直在消减过度的福利开支，这使得德国财政相比其他欧盟国家健康很多，抵御冲击的能力也就更强，德国预计2011和2012年的财政赤字率仅为1.1%和0.7%，不仅大大低于其他欧盟国家的赤字率，也远远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

　　随着中欧贸易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欧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不断升级，自2003年双方达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2008年，中国和欧盟建立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最高对话机制——副总理级别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在此之前，中国和美国、日本已经分别建立了类似的对话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日高层经济对话。

　　当然，欧洲对于中国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看，只有越多的出口才能拉动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就业，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越多的进口，就意味着越多的消费选择，因此进口的意义也同样重要。如果说出口到欧洲的中国产品有效降低了欧洲人的生活成本，那么，中国从欧洲进口的产品则明显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品质。

　　中国从欧洲进口的显然不仅是这些高品质的个人消费品，更重要的还在于技术引入。自改革开放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技术来源地，截至2010年底，中国自欧盟引进技术35459项，累计合同金额1348.7亿美元，占我国技术引进总额的一半左右。其中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荷兰为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前5个国家，铁路运输、电子设备和新能源等是中国从欧盟引进技术最集中的行业。

　　贸易纠纷的制造者

　　虽然欧盟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尤其在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上，欧盟一直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

　　2006年，欧盟发表了历史上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同时还首次发表了一份对华贸易战略文件，题为《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这份文件在阐述了中欧贸易的迅速发展给欧盟带来的利益之后，大量的篇幅讨论中国对欧盟贸易带来的竞争与挑战。欧盟在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倾向也由此抬头，开始对中国产品动辄挥舞反倾销大棒。

　　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欧盟扩容之后，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些欧洲国家还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品遭受“中国制造”的冲击最为严重，所以在欧盟内部提高了反对“中国制造”的呼声。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欧之间贸易的失衡。在1996年之前，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一直呈现贸易逆差，1996年开始，中国对欧盟的贸易开始扭转，顺差逐年扩大，2010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1427亿美元。面对贸易失衡的状况，欧盟和美国的应对方式各有重点，美国主要是施压人民币升值，而欧盟则主要拿起了反倾销武器。

　　相比之下，反倾销武器针对具体产品更为直接有效，一旦中国产品被欧盟认定为存在倾销，就会被施以很高的惩罚性关税，基本上意味着欧盟市场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相关中国产品关上了大门。比如今年9月份，欧盟对原产中国的陶瓷征收最高达69.7%的惩罚性关税，执行时间从2011年9月15日至2016年9月14日，这给中国的陶瓷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原先出口欧洲的产品不得不转向国内。

　　中国产品之所以频频成为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对象，主要原因是中国当初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WTO。如果一个国家属于非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案件的发起国可以不使用被调查国的自身数据，而是可以选择某一替代国该商品的成本数据，以此计算倾销幅度。比如欧盟在对中国鞋发起反倾销调查时，以巴西作为替代国计算我国的鞋业制造成本，从而判定中国鞋在欧盟属于倾销，但事实上，巴西的生产成本和中国相差甚远，以此得出的结论并不真实可靠。

　　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主要依据在于市场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程度。欧盟对于市场经济体的主要要求是：企业有权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决定价格、成本、投入等，不受政府的明显干预，主要原料的成本价格能够反映其市场价值；企业有一套完全符合国际财会标准并能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的基本财务记录；企业的生产成本与金融状况，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歪曲；确保破产法及资产法适当地适用于有关企业；市场化的汇率。

　　事实上，这种判断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比如俄罗斯还没有加入WTO，已经被欧盟国家承认了市场经济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新西兰在2004年率先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至今已经有80多个国家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最大的几个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一直拒绝承认。与美国相比，欧盟在对华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上更为强硬，2010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之后，美国曾经表示将“以合作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欧盟对此似乎从未松口。

　　欧债危机爆发之后，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可能会援助欧洲，以此换取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事实上，市场经济地位固然重要，但是还没有重要到以大笔真金白银去换取的地步。因为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后，即2016年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即使美国和欧盟等国家不主动承认，届时中国也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另外，随着中国从欧盟进口额的增长，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失衡状态也在逐步改善，今年5到8月，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连续4个月单月负增长。

　　目前中欧之间进一步发展战略关系主要有两大障碍，一是欧盟始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二是对华武器禁售。与市场经济地位在5年后自动到期相比，对华武器禁售显得更加遥遥无期，如果说中国此次援助欧洲会带上附加条件，解决对华武器禁售问题比市场经济地位更为实际。2005年时，欧盟一度对此有所松动，将解决对华武器禁售问题正式摆上了议事日程，只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才不得已搁置。随着欧债危机的升级，欧盟内部对于对华武器禁售问题似乎又开始松口，今年初，欧盟外长阿什顿在欧盟首脑会议上提交报告，称“欧盟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已经成为中欧进一步发展外交和安全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11月初在日本接受媒体采访时，阿什顿说：“我们将把对华军售问题作为与中国的关系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来考虑。”表示将积极着手解决该问题。西班牙外交大臣安吉尔·莫拉蒂诺斯也曾在去年表示：“西班牙正在权衡对华武器禁运的利弊，现在是欧盟再次考虑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的时候了。”从经济角度来看，解除对华武器禁售，也可以增加欧盟国家的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债务压力，比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更为有利。

　　欧盟已成中国对外投资的热土

　　中欧之间的合作除了贸易之外，还体现在相互投资上。欧盟的很多公司来华投资，在赚取不菲利润的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税收，而中国企业也开始尝试走出去，欧盟成为中国企业重要的目的地。无论是作为外资来源地，还是投资目的地，欧盟对于中国经济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如果从历年来累计投资金额来看，欧盟是中国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如果从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欧盟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仅次于香港和台湾地区，领先于日本和美国，如果不考虑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欧盟其实已经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以最近两年的数据来看，2010年，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688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5.89亿美元，这一年，香港地区以674.74亿美元高居第一，台湾地区以67.01亿美元居于第二位，日本和美国的投资额为40多亿美元，落后于欧盟的投资额度；2009年，排在前两位的依然是香港和台湾地区，欧盟以59.5亿美元居于第三位，日本和美国分列第四和第六。

　　欧盟对中国的投资不仅保持数量的稳步增长，更重要的是，欧盟对华投资通常都带来了较先进的技术，尽管欧盟对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品仍有限制，但历年来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仍然是中国通过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重要来源。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市场的利润对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很多欧盟的跨国公司除了将更多的生产加工能力转移至中国之外，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也越来越多，投资领域也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更高端的产业拓展。2007年欧盟吸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后，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和中国较为接近，人们一度以为这将使得中国对欧盟企业的吸引力下降，但事实证明最近几年欧盟对华投资额反而大幅上升，显示出中国对于欧盟企业的吸引力并不仅仅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

　　同样，欧盟对于中国企业的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增长势头非常迅猛，成为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土。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0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为59.63亿美元，这一数字和欧盟对华投资65.89亿元相差已经不算太远，和去年同比增长101%，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7%，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其次是对东盟投资的44.05亿美元，对美国的13.08亿美元，对俄罗斯的5.68亿美元，以及对日本的3.38亿美元。

　　如果从历年来的对外投资存量来看，我国2010年底对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为296.9亿美元，其中欧盟125亿美元，占比高达42.1%，其次是澳大利亚26.5%，美国16.4%，加拿大8.8%，日本3.7%。近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向海外拓展，人们普遍认为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海外资源，但从上述数据来看，这种理解显然多有偏颇，以资源为主的澳大利亚只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以2010年的中国企业在欧盟的投资来看，53.6%的资金流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3.9%的资金流向了制造业，5.4%流向了金融业，流向采矿业的比重只有2.5%，并不以资源见长的欧盟高居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一位，说明欧盟对中国企业有着其他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通常包括：获取资源、扩大品牌影响力、扩大市场份额、获得先进技术和实现业务多元化等，欧盟市场无疑是中国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最佳目的地之一，除了获取资源之外，其他的战略目标几乎都可以在欧盟市场获得。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的几起重大收购案，可以很清晰地显示出中国企业的战略目标，和美国屡屡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中国企业的收购相比，欧盟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相对开放，中国企业在欧盟的收购成功率也比美国市场高，比如早年的TCL收购法国的彩电企业汤姆逊和手机企业阿尔卡特，2006年中国蓝星集团以4亿欧元收购法国安迪苏集团，2009年北汽以2亿美元收购瑞典萨博的知识产权，2009年中远集团以43亿欧元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35年的专属经营权，2010年吉利以18亿美元收购瑞典沃尔沃等。

　　随着欧债危机的升级，中国企业还会在欧盟市场迎来更多的收购对象，这或许将是国内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为欧盟当地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2010年底，中国企业在欧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近1600家，覆盖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雇佣当地雇员3.77万人。

　　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选择

　　我国高达3.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中，约有2/3投资于美元资产，由于美国经济已经从巅峰期回落，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长期存在，美元贬值的大趋势也难以避免，我国外汇储备过于集中于美元资产的风险显而易见。

　　外汇储备多元化虽然早已成为共识，但现实选择其实并不多。黄金虽然是理论上很好的品种，但市场容量终究有限，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加之目前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也并不适合外汇储备大规模进入。石油虽然也是很重要的战略资产，但价格波动频繁，收储成本也很高，如果我国外汇储备大规模购买，势必大幅推高石油价格，反过来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所以无论是黄金还是石油，这些实物资产都只适合有限储备。归根结底，从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来看，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标的还是金融类资产，而在国际上众多金融资产中，除了美元之外，欧元区资产是第二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抗衡美元单一霸权的，目前也只有欧元。

　　无论中国是否将在本轮欧债危机中继续增持欧元资产，欧元资产在事实上已经是我国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远远不及美元所占的比例，但根据市场的普遍预计，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中约有20%至30%是欧元区资产，从绝对数量来看，也有约6000亿到1万亿美元之巨。由于欧债危机还在持续升级，从短期来看，继续投资欧元区资产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账面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浮亏。

　　根据央行公布的三季度外汇储备数据也可以大致窥见欧元区资产的贬值风险，今年9月份，我国的外汇储备单月减少608亿美元，是时隔16个月后的首次单月下降，而当月的贸易和投资仍然呈现双顺差的局面，所以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欧元的贬值，今年三季度，欧元兑美元一度贬值6.1%。如果将来欧债危机进一步向意大利等欧元区大国扩散，欧元可能还有进一步贬值的风险，对我国外汇储备的欧元资产将继续形成考验。当然，风险也总是和收益对等，目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左右，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8%，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7%，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5%，经济基本面最好的德国国债收益率最低，仅为1.87%。

　　不过，短期账面上的浮亏浮盈并不是外汇储备关注的重点，从长期来看，如果想要摆脱对于美元资产的过度依赖，目前动荡的欧债市场，可能反而是我国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的良机，从安全稳健的角度来看，除了风暴眼中的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之外，欧洲核心国家的资产还是值得关注，比如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些受冲击较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