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云ecs推荐码:从“道德守望天使”到自甘沉沦的“伪知识分子”阶层

近二十年来，目前的中国知识精英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堕落成最为不学无术、最为道德堕落、最辜负民族期望、最没有学术贡献和最缺乏时代方向感，他们在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心目中，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学术建树，更没有引领启蒙民众思考行动的号召力与执行力，普遍受到社会的怀疑、嘲笑、甚至否定。

现在，我们痛苦地发现，作为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守望天使”的中国的知识精英集团，已经整体堕落了。论文造假，成果抄袭，贪污腐败，卖淫嫖娼，行贿受贿，潜规则盛行，无所不用其极，种种恶行令人发指，触目惊心。有人激愤地认为，中国知识精英集团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最为不学无术、最为道德堕落、最辜负民族期望、最没有学术贡献、最缺乏时代方向感、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自甘沉沦的“伪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的知识精英集团在古代称为“士”或者“士人”，民间叫“读书人”。

古代士人精英集团是中国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继承者。从古至今，士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传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异族统治下，他们也没有放弃坚持，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能丢，始终是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守望者。他们或者立言传世，或者进入官僚系统成为士大夫，即使在乡下，也有“乡绅”在守护着传统道德；他们坚持用中国文化改造“夷狄”，因此保持了中国文化的长盛不衰。

不管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不管是东晋士子的佛玄归流，还是宋明的“心学”、“实学”，不管是清朝的考据训诂，还是“五四”时候的启蒙救亡，几千年来，中国知识精英集团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设计者和守望者。

在目前这个物质世界丰富多彩但精神世界却浮躁纷乱的大环境中，在以大学和研究所为舞台的许多知识精英之间，弥漫着一种因为对权力的痛恨而引起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浓厚情绪，这种情绪占据了知识精英的大脑，使得他们无志于研究治学，无志于实践求索，无志于国家民族的未来，更没有“吾侪不出，如苍生何”的伟大使命感，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心态下面，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本行专业，致力于在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持续不断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对中国全社会、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运的破坏运动。

这种被整体蔑视的产生原因，既不是源于“反右”时期的思想钳制，也不是“文革”时期的刻意丑化，而是产生在社会地位尊崇、研究经费充裕、思想领域相对开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现在，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震惊和思索。

中国古代教育对像是士人，培养目标则是“学而优则仕”。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和权力阶层关系密切，古代的选士制度，包括科举制度，正是由“学”入 “仕”的门坎。谁有能力跨过这道门坎，谁就能进入统治阶层，施展自己的治国理想和抱负；能力不济者则只好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退回社会下层寻找谋生手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士人阶层的做人准则。

一部中国历史，也充满了中国士人 “遇”和“不遇”、“仕”与“不仕”、“达”与“不达”的矛盾纠葛，但是家国情怀一直是中国士人的本质特点，无论穷困时还是显达时都不忘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更不背离仁义道德。因此古代中国有

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并不多。

历史上的可歌可泣的例子不胜枚举。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中这样解释“理”和“势”的关系：“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者，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以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就是说，一个政权的正当性归根结底在于讲“道理”，即天理和人道，而读书人则应该敢于以道制势，而不枉道以从势。

中国的知识精英集团具有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君子“固穷”，“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中国的“伪知识分子”阶层精英们认为是传统道德阻碍了“民主思想”的贯彻，因此，便以不负责任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反道德行为来摧毁传统道德，所以，“范跑跑”才会把自己违反人类公德的自私行为，吹嘘为最符合人性的反国家暴政的斗争。被学生砍死在课堂上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一边把女研究生抱在怀里，一边抨击亵渎法制的贪腐行为。

中国的“伪知识分子”阶层精英们的种种恶行，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权威，使大众更难理解甚至反感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分权和制衡的真正意义，从这一点说，他们实际上起到了“反民主”的恶劣作用。所以，在这种社会心态下来实行拔苗助长式的“民主选举”，中国的结局不会好于韩国和泰国，甚至不会好过菲律宾，这种“民主”给中国人带来的命运，只会是一种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复仇和清算，绝不是什么“流奶和蜜”的仙境。

中国的“伪知识分子”阶层精英们在推崇美国“科技文明”的时候，恰恰是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打破了他们在中国思想领域内的霸主地位，冲淡和稀释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颠覆了他们正用来误导我们的价值标准，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互联网确实把世界变成了平的，一切思想都要在这个时代再次进行价值重估和价值再建。全世界的“雷锋塔”都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无数偶像和权威原来都是些经看不经用的银洋腊枪头，大到疯迷世界的“美国梦”，中到CNN和BBC如日中天的公正神话，小到道貌岸然的大师泰斗，纷纷被山寨版的“齐天大圣”们打下擂台，这不仅出乎话语权垄断者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山寨英雄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这个时代的“礼崩乐坏”，却使中国意想不到地进入了新的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新中华文明的曙光，从2008年“5·12”那天开始，已经在天际熠熠生辉。在高据讲台的那许多中国的“伪知识分子”阶层精英们（主要是社科类）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道德的高尚、思想的深邃和对真理的忠诚，却看见了这个群体中绝大部分人的浅薄、偏激、愚蠢甚至邪恶，看到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报复性的疯狂仇视。

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社会正气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的堕落败坏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良心、思想、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和灵魂。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人文精神与道德彻底和最后堕落的重要标志，因此有足够理由引起我们的 “大恐惧”。

中国古代知识精英集团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君子”就是具有完美理想人格的知识分子，他们以道自任，洞悉道与势，或者“天理”、“人道”与政治权势之间的互动关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其基本信念就是“道尊于势”，“道”才是终极价值和真理，决不“枉道以从势 ”，也不“曲学阿势”，因此才“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邦无道，富且贵焉，耻矣。”（孔子《论语》）。不随波逐流，不曲阿奉迎，宁可忍受贫乏饥饿也要坚守“道统”，这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尚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