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大麦笑我狂:走出华为_经管励志系列合集(精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9:04:13
作者:汤圣平

 走出华为_经管励志系列合集(精编)
自 序:当华为已成往事
    1996的9月18日忽然入的华为,2003年的1月28日又忽然从华为辞职。
忽然间,华为成了我的往事。
“往事不用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出于震撼和感动的缘故,《霸王别姬》像是我记忆中的背景经常在眼前反复播映。当华为成为往事时,此时的情感才被时间的棱镜折射出一束
束夺目的色彩。


在深圳,两个月内搬了3次家,在疲劳和厌倦中的1996年9月,我跨入了华为。突然间,我发现我爱上了从用户服务中心大厦的大厅里快步地走过;我爱上了等电梯时同事们热情的打闹;我爱上了办公室里那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我还爱上了那个靠在墙角的垫子。我不仅中午睡,我晚上还睡;不仅上半夜睡,我下半夜还睡;不仅工作日睡,我星期天还睡;不仅我自己睡,还把室友找来睡;不仅睡觉,我把牙刷、牙膏、毛巾都带过来了。我爱上你了,华为。


2000年,公司领导要派我到市场前线去工作,我对市场实在是一窍不通,我想退却。但领导和同事们鼓励我,认为我肯定行。我就豁出去了。我这个连交换机多少钱一线都不知道的文科生,我这个一时间连内存和硬盘还没分清楚的文科生,我这个在市场前线很难一见的纯纯粹粹的文科生,是华为一如既往地手把手教我。当领导告诉我可以选择一个办事处的时候,我将信将疑地问他:杭州可以吗?当任命出来时,我久久地注视着屏幕。我谢谢你,华为。


2002年底,我提出辞职,办事处多次挽留。当我做了决定之后,代表处请我吃饭;系统部一遍一遍请我吃饭;同事们一遍一遍一遍请我吃饭,我这个被同事们称为从来没看见喝醉过的人,尽情地把自己喝醉了。我这个即将离开华为的老员工,我这个华为给了我比绝大多数同龄人要多的老员工,我这个偶尔对华为还有些抱怨的老员工,面对此情此景,怎么舍得开口和你说再见呢?我留恋你,华为。


2003年春节后,我开始安心写作本书,关掉手机,拔掉电话线。但是,每到周末,我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电话开启。我知道,此时华为朋友们的电话就会响起,那是熟悉的到酒吧集合的信号。我坐在大群华为人中间,没有一点隔阂,酒还是大口大口地喝,谈的还是华为、任正非。爱华为、骂华为,就是话题离不开华为。我这个留着胡子的前华为人呐,嘿嘿,我怀念你,华为。


我在书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一种莫名的惆怅紧紧地勒着我。我和好朋友冯光喝酒,我告诉他,我心中有隐隐的不安,这样写华为,是不是对不起华为对我的好?他说,你不是经常提起,我们对华为应该感恩吗,你写书的时候是不是也带着这种心情呢?如果是,你的文字中就会自然地流露出来。
对,感恩,感恩!我释然了,我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在写你呀,亲爱的华为。
因为感恩,所以热情地歌颂你。
因为感恩,所以无情地批判你。
圣平自序于杭州寓所
2003年12月3日

因为爱我们相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宝利嘉文库》写在连载前面


《走出华为》由我社和《宝利嘉文库》联袂推出以后,在社会上快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欣慰的同时我们感到更多的是出版人沉甸甸的责任:如何把一个鲜活的新经济时代典范的企业管理案例真实地呈现给广大读者。借用汤圣平先生“抛出一块泥巴引您的一块玉”的说法,我们也占用一隅文字,抛出一点“泥巴”:

 

我们宁愿认为这是一本专谈中国企业管理的书。书中没有卖弄深奥的理论,只是平淡朴实的讲述;看似没有过多剖析高远的战略,只是娓娓道来的人事。实际上,本书从头到尾都在讲管理——华为的管理思想与华为的管理行为是怎样编织了一张光彩夺目但也有些结扣的锦绣的。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比如说“华为大合唱”一节,不熟悉华为的读者的感喟或许是:壮观;熟悉华为的读者可能一笑了之:见过;但是当您仔细看过作者在书中的描述之后,你就会真实地感受到:华为是如何把一个“合唱的管理思想”发挥到极致的。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描述和论点都悄无声息地渗透在全书的角角落落。


我们宁愿认为这是一本关注中国企业命运的书。《走出华为》始终紧扣华为的成与败,探讨事物的美与丑,拷问企业的是与非,是为关注华为的命运;同时在《左右之道》、《让品德给成功分级》、《乔装打扮的中国企业》、《我给中国企业分类》、《企业管理的经典案例》等等篇幅中,作者已经超越了华为的视角,聚焦于中国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是是非非,是为关注中国企业的命运。更主要的,华为不仅是华为的,华为是中国的,它的发展与演变将演绎和预示着中国企业的风雨与晴日。比如《相信规律——我看华为接班人》,说的是华为接班人的事情,实际上无论是作者直接的论述还是可以推而广之:华为接班人所遇到的就是普遍困扰着中国企业的东方文化与企业经营科学的矛盾与胶合的问题。
不一而足。


至于说本书是“前华为人讲述在大阳台上晒钱的故事”之类,恐怕或多或少都是在断章取义和不负责任。这不仅仅曲解和归谬了本书的主旨,而且对作者、对华为也带来了不必要的误读甚至伤害。我们知道,中国企业在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承载了太多的负荷,华为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我们解析华为,是因为华为所经历和面对的问题其他企业同样也会经历和面对,是因为华为的管理实践(无论成败)是所有中国企业弥足珍贵的财富和借鉴,是因为我们对中国企业的成长壮大怀有深深的关注和爱意。
因为爱,我们走近华为;因为爱,我们解析华为;因为《走出华为》,我们才相识相知。


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出版人作为普通读者的理解。就像书中所说的:“好在一本书的价值是靠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有了你的睿智和深刻,我们对一个企业命运的关注和洞察就会精深的更多。”这也就是我们把本书的节选放在网络上共享的原因:共享才能集思广益,集思广益才能更好地成长。
谢谢您的阅读。

篇首语:怒向误解
    · 更主要的是,想通过揭示事实真相击碎很多人对华为妄加揣度的逻辑
· 只有把对华为溢美以及贬低的误解纠正过来,我们对它成与败的分析方法才可以按照管理的一般规律去认识
之所以把有关《华为的冬天》的内容放在本书的开篇,并不是为了以揭华为的短而吸引


大家好奇的目光。一方面想实事求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认为,事实不是很多媒体中所描述的那样:“华为包括IT业还在如沐春风时,华为总裁任正非就大胆地预言了华为冬天的来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想通过揭示事实真相击碎很多人对华为妄加揣度的逻辑:华为神秘得让你觉得它是一个魔法,而不是遵循了一个客观的规律。


请不要把《华为的冬天》看作所谓的神来之笔,醒世的恒言,你应该关注在这篇文章背后所汇聚的华为已经实践了的管理规则和行为,任正非的成功以及华为的成功是行走在科学化管理轨道之上的。这是从《华为的冬天》作为管理文献的角度我们应当看到和理解到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更深层次的探究,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华为,通过《华为的冬天》背后的故事,一起来分析华为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未来将会怎样。如果我们只是因循表面的话语,就一定不能正视管理者的责任、企业管理的雷区,包括一个全面、真实的任正非。


同样,认为华为是一个“土狼”是对华为的误解和偏见。华为和“狼”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根据这个其实所有组织都该学习的特征来把华为视为“土狼”,而把对手视为“狮子”,实际上是把华为视为弱者,视为在管理上乏善可陈、靠的只是一股猛劲的弱者。“狼”是一种精神,而不是说自己就是一个比“狮子”要弱小的“狼”。“狼”的说法的确来自华为,那是因为华为要学习“狼”的精神,把对“狼”的精神的移植理解为华为只是“狼”、“土狼”就大错而特错了。
至于外界纷传“华为实行军事化管理”,那就已然没有一点“土狼”的幽默与含蓄了。


只有把对华为溢美以及贬低的误解纠正过来,我们对它成与败的分析方法才可以按照管理的一般规律去认识,而不是炒作概念,更不能捕风捉影。一会儿可以预言冬天的来临,把华为说得高深莫测;一会儿又是“土狼”、“军事化”的质疑和揣度,除了勇气以外,没有君临天下的霸气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两种极端都不能让我们冷静、准确地去解剖华为。
这就是为了纠正三个传言的目的。

“华为的冬天”早已来临
   

IT界和管理界真正把任正非摆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是《华为的冬天》(见本章文选链接)的隆重面世。在搜狐网的搜索结果中,把《华为的冬天》直接放在根目录“华为”的下面,足可以看出本文的地位。我在浙江做市场时,很多电信局局长把任正非的这篇文章打印出来让全局学习,由华为的客户亲自主持学习这篇文章,足可以看出任正非这篇文章所刮起的旋风。

 

任正非战略眼光高不高远?我说实在是高,如果一个企业是一个现代的企业,企业家的作用是最关键的。华为在《华为公司基本法》中说华为价值创造的4个元素是: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把企业家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其实我觉得,没有企业家在前面决策,其他的都免谈。华为的成功,一半归功于任正非。
但是,对《华为的冬天》的讴歌却是一个不小的误会。
1.“华为的冬天”早已来临
· 人家开始裁员了,华为才开始预警应该不算很超前吧
· 最关键的是,时间是动态的,趋势是连续的
· 任正非所“预言”的冬天,一部分已在中国蔓延,一部分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影子了
什么叫预言?很简单,就是在事实还没发生前就有人能根据线索判断某一事物在将来一定发生。《华为的冬天》发表的时间是2001年的2月份。
■ 行业的冬天早已来临


早在2000年7月份,搜狐、网易等就进入了5美金以下的纳斯达克“垃圾股”行列。2000年,朗讯、爱立信、北电、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几乎所有国际通信巨头的增长速度就在放慢,甚至出现亏损,朗讯更是在1998年就开始萎缩,刚刚进入2001年,几大公司都不约而同进行了裁员。人家开始裁员了,华为才开始预警应该不算很超前吧?


朗讯是华为挂在嘴边的公司,任正非先前曾带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贝尔实验室,回国后在内部刊物上热情洋溢地发表文章,表达对朗讯技术实力的钦佩之情。但是,这个拥有世界上顶尖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最向往的,培育出6个诺贝尔奖科学家的科研机构———贝尔实验室的通信巨人,在2000年初股价跌到了几个美分,下降幅度达99%,原有的3万名研究人员只剩下了1/3。这样一个通信巨人在2000年就开始轰然倒地,能不使任正非产生强烈的震撼?此间,任正非的各类讲话和文章中频繁出现对朗讯巨变的感叹以及对员工的危机告诫。
不到两年,朗讯裁员过半
时间:2002年06月17日 17:36 来源:肖佐 原创-IT


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茉莉山的朗讯科技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设备制造商,在面向服务提供商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光网络、无线网络和通信网络支持及服务领域中牢牢占据领先地位。朗讯科技公司以贝尔实验室为后盾,致力于为全球最大的通信服务提供商设计和提供网络,充分借助其在移动、光、数据和语音技术以及软件和服务领域的实力发展下一代网络。


但由于国际电信市场低迷,曾经拥有10.6万员工的朗讯在2001年1月开始结构性调整,经过多次大幅裁员,至今年3月底,只有5.6万员工。一些分析师和投资者日前表示,疲软的电信市场将迫使朗讯科技公司进一步裁员,有可能再裁去5000人,以达到约5万名员工的目标,估计在今年7月份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而且,这些通信巨头并不是因为管理不善,而是因为技术变化、竞争加剧以及通信需求的快速减少。显而易见,国际市场上通信行业的冬天其实早早地就拉开了序幕。
摩托罗拉裁员2500人
2001年2月26日 22:27:53 ChinaByte
摩托罗拉周一宣布,该公司在哈佛大学设立的制造分部将停止经营,这样将有2500名摩托罗拉员工失去工作。
摩托罗拉发言人称,本次裁员是公司提高工作效率、改善财务状况、加强员工凝聚力的一项长期的、有效的“工程”。摩托罗拉在全球共有员工13万人。
(作者注:各位不妨到网上把几大公司的“名称”和“裁员”放到google里去搜索,看看结果如何)
■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国外出现通信业的大衰退是不是国内就可以安然无恙呢?显然不是。要知道,通信设备的关税相对较低,中国通信业的竞争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全球化的硝烟,国际大公司在华为公司诞生之前,就在中国大举拓展市场了。华为、中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开始了拓展国际市场的步伐,进入国际市场不仅是它们销售的补充,而且是产品进入全球,成为全球化大公司的战略举措。因此,一方面,国际市场萎缩将直接威胁中国企业国际市场的拓展;另一方面,国际通信设备巨头在国外出现需求紧缩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把需求很大的中国作为更大的市场,以此来挽救他们的颓势,这势必将给华为等国内企业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实际上,在2000年后,国外通信公司已开始用比以前残酷得多的价格竞争来与华为等企业争夺地盘。


更要命的是,国内的市场也在萎缩,2000年华为的销售目标是250亿元,2000年的第4季度,华为全力向目标冲刺,那时电信运营商原本的建设计划就开始减少甚至砍掉,华为销售人员为了能完成目标,全力冲刺,把原本可以在2001年签的合同提前到2000年年底签。即使这样,华为全年也就完成了220亿元。


国内由于十多年的高速通信建设带来的通信需求减少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来,运营商网络建设的现实主题是优化,而不是大规模的建设。20 世纪90年代末,通信建设的增长势头在减缓。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电信运营商将直接受到国外企业的冲击,运营商再也不能高枕无忧,他们需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2000年的第4季度,运营商就开始把年初计划建设的项目砍掉或者压缩。2001年,通信设备的采购锐减了30%。这些数据可不是到2001年突然拿出来的,实际上在2000年底、2001年初,运营商就曾召开计划会议,确定了2001年全年的建设计划,华为的销售人员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拿到。也就是说在2001年初,华为就应该知悉运营商建设需求的数据,更不要说早前的风声了。
最关键的是,时间是动态的,趋势是连续的。
运营商不仅把建设计划迅速减少,商务交易上也是一压再压,华为形容在某些地区的窄带交换机的销售就像卖大白菜一样。2000年,华为给员工免费发放了一本书让大家学习:《发现利润区》。
华为在2001年一季度的销售额只有30个亿。
提醒一声,《华为的冬天》发表的时间是2001年2月份。
种种再明显不过的事实都表明,任正非所“预言”的冬天,一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影子,一部分已经在中国蔓延开来了。

《华为的冬天》:一手举矛,一手举盾
    2. 《华为的冬天》:一手举矛,一手举盾
· 华为不仅没有预言冬天的来临,相反,在冬天已经来临的时候,华为却把本该比别人过个更温暖的冬天的棉衣也脱去了
· 行业的冬天并不代表就是企业的冬天,凭借华为的实力,完全可以在冬天里把一些对
手乘机吃掉


如果我非要通过论证时间的先后来说明《华为的冬天》的预言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那我多少还有哗众取宠之嫌,而且不见得有什么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华为不仅没有预言冬天的来临,相反,在冬天已经来临的时候,华为却把本该比别人过个更温暖的冬天的棉衣也脱去了。
不妨告诉你几个数据:
(1) 10000人。从2000年10月份开始,华为的招聘大军在全国各地驰骋,总共向10000挂零的几乎清一色名牌大学本科以上的毕业生发放了接收函。发放接收函就是表明你想、你能接受他们。
(2) 400亿与600亿。任正非在大会上说,这些毕业生要为2001年销售400个亿、2002年销售600个亿做战略贮备。
……乖乖,这是冬天的情景吗,这似乎在说盛世要来临了吧?10000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当于一整所重点大学了。400个亿、600个亿的销售额,猛涨了好几倍啊!
2001年2月,华为的冬天?


虽然像汤姆·彼德斯这样的大师或者普华永道这样著名的咨询公司也对管理中的冲突、矛盾、悖论大加追捧,但华为在2000年度所犯的错误仍然有些让人颇为费解。当通信业出现的危机已经有明显苗头的时候,在通信业巨头们主动全面收缩的情况下,2000年的10月份以后,华为公司却一口气在全国招了10000名大学生。
如此大的手笔,却偏偏发生在深秋里最后一片树叶开始凋零的时候。


华为公司在2000年底的失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华为在2001年后优秀人才的结构性流失,人员臃肿,人工成本不堪重负,最终引发了市场停滞不前,甚至重大失误多次降临在华为身上。要知道,行业的冬天并不代表就是企业的冬天,凭借华为的实力,完全可以在冬天里把一些对手乘机吃掉。
曾经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华为的面前,但华为不仅没有珍惜,还让竞争对手迅速成长起来。是不是有些令人扼腕叹息?

《华为的冬天》:雪上加霜
    3.《华为的冬天》:雪上加霜
·《华为的冬天》已经无法避免失误的发生。接下来的几年,华为不得不消化这个自酿的苦果
· 人们不是不能清醒地面对冬天,而是有点把握不住公司的形势与目的了

· 那么《华为的冬天》不仅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它也对华为公司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本来不想再把这个话题讨论下去了,揭开这个所谓的“误会”并没有给我带来一丝的快意。相反,我为华为在错误的时间里做了件错误的事情而深感沉重。2000年,几乎所有人都对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扩张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但在人们对华为发展魔力的错觉下,理智屈服于膨胀的热情,失误就这样在集体无意识中悄然发生了。
华为开始紧急刹车。我宁愿相信是这样的,起码华为开始意识到就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前,自己制造了一个不太好收拾的局面,此刻想通过文章的方式来降降温,试图亡羊补牢。
只是,《华为的冬天》已经无法避免失误的发生。接下来的几年,华为不得不消化这个自酿的苦果。


当2001年学生才俊们开始向华为涌来的时候,华为不得已刹了一下车,加上学生自己的原因,实际报到的学生有6500名左右。把6500名大学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纳入华为自己的体系,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更主要的是,2001年后,成千上万的陌生面孔突然出现在华为的市场、研发、用户服务中心,16000多人的庞大队伍本来就略显臃肿,又要培训、安置这么多带着对社会五彩的幻想、实际经验一穷二白、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大学生,一个再强大的组织也难免不会受到冲击。
华为在2000年底无疑是犯了个错误。但请允许我的坦率,把《华为的冬天》以这种形式发表又是个不小的错误,无异于雪上加霜。


《华为的冬天》发表后,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时,我没太留心,这篇文章的语言似曾相识,我以为又是一篇例行的危机教育文章(实际上,它整理于任正非对华为例行的“2001年十大管理要点”的阐释,而“十大管理要点”中核心的东西近几年基本没变)。如果不把这篇文章在业界的影响力算进去,《华为的冬天》中所说的大多数内容和基调对华为的员工并不陌生,“短木板”理论、“变革与创新”、“自我批判”、“对事不对人”被华为经常提起,几乎每个华为人进公司前和进公司后都要受到这些名词的教育,比如文章中所称的“预计我们大量裁掉干部的时间大约在2003年或2004年”,除了时间不一样外,在公司几乎每年的“十大管理要点”中都要提到,只不过有时候说法更温馨一些,叫做“减员增效”。


《华为的冬天》除了题目的确振聋发聩之外,它的危言级别并不比过去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从华为成立的第一天起,华为人就已经接受了“下岗”、“淘汰”、“失败”、“煮青蛙”、“老虎与两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等概念和名词。员工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等到了华为大张旗鼓要求员工学习,特别是《华为的冬天》以与华为低调完全不相同的路径被社会上争相传阅的时候,我有些茫然,华为的员工们也开始迷惑。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华为去年进了这么多新员工,老板开始赶我们这些人走了。进而人心惶惶:华为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人们在由华为一手制造的热情中兴奋着,又被华为亲自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人们不是不能清醒地面对冬天,而是有点把握不住公司的形势与目的了!
刚刚还在大批招兵买马,销售计划再攀新高,过年前还身处“盛世”,怎么过完年回来就成“冬天”啦?


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告诉员工“冬天”的开始是很必要的,但是一个人浑身还热气腾腾时,你只能慢慢地给他降温,而不能突然把他往冰窟里一扔。更何况,“夏天”、“冬天”都是华为自己制造出来的。前文说了,实际上员工始终都在疑惑华为2000年底的“狂热”。作为在一线工作的员工,虽然和高层不在同一个战略层面,但是对华为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大家可能比高层看得更清楚,或者说,作为弱小的个体,他们对未来更担心。所以,华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失误发生就发生了,危机意识的渗透可以长抓不懈,让人们慢慢适应未来,但是不能用“华为的冬天”这样“耸人听闻”的词汇,不能用如此暴风骤雨般的方式宣传。业界、外界不问华为的实际拿来就学,并推波助澜,是不是和这样“鲜明的定性”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不过,《华为的冬天》以这种方式传播或许不是华为的本意,如果放下华为的实际情况不谈,《华为的冬天》的的确确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华为的冬天》无论从“预言”还是管理角度都是领风气之先、令人深思的。任正非虽然算不上真正在做“预言”,但是他有这个勇气,以及用这样形象的方式说出来,通信界的其他企业家们却不愿意、不敢承认这些现实。从管理角度而言,这篇文章的确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管理文献,这也许就是它为什么会超越通信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人们不去关注华为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华为的冬天》是不是预言并不是我想驳倒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知晓了华为实际的所做所为,那么《华为的冬天》不仅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它也对华为公司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文选链接:华为的冬天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下去。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公司从上到下,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危机,那么当危机来临的时刻,我们可能措手不及。
如果四面出现危机时,那我们可能真没有办法了。只能说“你们别罢工了,我们本来就准备不上班了,快关机器,还能省点电”。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研究出危机时的应对方法和措施来,我们就不可能持续存活下去。
■ 均衡发展,抓短木板


我们怎样才能活下来?同志们,你们想一想,如果每一年你们的人均产量增加百分之十五,你可能仅仅保持住工资不变或者还可能略略下降,如果我们不多干一点,可能保不住今天,更别说涨工资。不能靠没完没了的加班,所以一定要改进我们的管理。在管理改进中,一定要强调改进我们木板最短的那一块。要坚持均衡发展,不断地强化以流程型和时效型为主导的管理体系的建设,在符合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条件下,不断优化你的工作,提高贡献率。


为什么要解决短木板呢?公司从上到下都重视研发、营销,但不重视理货系统、中央收发系统、出纳系统、订单系统……等很多系统,这些不被重视的系统就是短木板,前面干得再好,后面发不出货,还是等于没干。因此全公司一定要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评价体系,统一的考评体系,才能使人员在内部流动和平衡成为可能。比如有人说我搞研发创新很厉害,但创新的价值如何体现,创新必须通过转化成商品,才能产生价值。因此要建立起一个均衡的考核体系,才能使全公司短木板变成长木板,桶装水才会更多。
■ 对事负责与对人负责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以流程型和时效型为主导的体系呢?现在流程上运作的干部,他们还习惯于事事都请示上级。这是错的。


已经有规定,或者成为惯例的东西,不必请示,应快速让它通过去;执行流程的人,是对事情负责,这就是对事负责制。事事请示,就是对人负责制,它是收敛的。我们一定要在监控有效的条件下,尽力精简机关。例行越多,经理就越少,成本就越低。


在去年的一年里,如果没有改进行为的,甚至一次错误也没犯过,工作也没有改进的,是不是可以就地免除他的职务。他的部门的人均效益没提高,他这个科长就不能当了。他说他也没有犯错啊,没犯错就可以当干部吗?有些人没犯过一次错误,因为他一件事情都没做。而有些人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他管理的部门人均效益提升很大,我认为这种干部就要用。对既没犯过错误,又没有改进的干部可以就地免职。
■ 自我批判


我们一定要推行以自我批判为中心的组织改造和优化活动。自我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也不是为全面否定而批判,而是为优化和建设而批判。总的目标是要提升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要强调自我批判?我们倡导自我批判,但不提倡相互批评,因为批评不好把握适度,如果批判火药味很浓,就容易造成队伍之间的矛盾。而自己批判自己呢,人们不会对自己下猛力,对自己都会手下留情。即使用鸡毛掸子轻轻打一下,也比不打好,多打几年,你就会百炼成钢了。自我批判不光是个人进行自我批判,组织也要对自己进行批判。


公司认为自我批判是个人进步的好方法,还不能掌握这个武器的员工,希望各级部门不要对他们再提拔了。两年后,还不能掌握和使用这个武器的干部要降低使用。在职在位的干部要奋斗不息、进取不止。干部要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责任心、使命感。自我批判从高级干部开始,高级干部每年都有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上提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有人听了以后认为公司内部斗争真激烈,你看他们说起问题来很尖锐,但是说完他们不又握着手打仗去了吗?我希望这种精神一直能往下传,下面也要有民主生活会,一定要相互提意见,相互提意见时一定要和风细雨。我认为,批评别人应该是请客吃饭,应该是绘画、绣花,一定不要把内部的民主生活会变成了有火药味的会议,高级干部尖锐一些,是他们素质高,越到基层越温和。事情不能指望一次说完,一年不行,二年也可以,三年进步也不迟。


我希望各级干部在组织自我批判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千万要把握尺度。我认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象绘画、绣花一样,细细致致地帮人家分析他的缺点,提出改进措施来,和风细雨式最好。我相信只要我们持续下去,这比那种暴风急雨式的革命更有效果。
■ 任职资格及虚拟利润法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任职资格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过去的评价模糊状态。才会使有贡献、有责任心的人尽快成长起来。激励机制要有利于公司核心竞争力战略的全面展开,也要有利于近期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增长。


如何掌握任职资格的应用,是对各级干部的考验。我们公司在推行激励机制时,不要有短期行为,我们要强调可持续发展。既要看到他的短期贡献,也要看到组织的长期需求。不要对立起来,不要完全短期化,也不要完全长期化。


同时,我们要推行以正向考核为主,但要抓住关键事件逆向查事。对每一件错误要逆向去查,找出根本原因,以待改进。并从中发现优良干部。我认为正向考核很重要,逆向的考事也很重要。要从目标决策管理的成功,特别是成功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在失败的项目中,我们要善于总结,其中有不少好干部也应得到重视。要避免考核绝对化,形而上学。特别是要从有实践经验、有责任心、有技能,且本职工作做得十分优秀的员工中选拔和培养骨干。
干部要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责任心和使命感。区别一个干部是不是一个好干部,是不是忠诚,标准有四个:


第一,你有没有敬业精神,对工作是否认真,改进了,还能改进吗?还能再改进吗?这就是你的工作敬业精神。第二,你有没有献身精神,不要斤斤计较,我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如果用曹冲称象的方法来进行任职资格评价的话,那肯定是公平的;但如果用精密天平来评价,那肯定公平不了。第三点和第四点,就是责任心和使命感。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有一点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赶快改进,否则最终还是要把你免下去的。
■ 改革与创新
要保证IT能实施,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组织结构,稳定的流程。盲目创新只会破坏这种效率。


尽管我们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但对一个正常公司来说,频繁地变革,内外秩序就很难安定地保障和延续。不变革又不能提升我们的整体核心竞争力与岗位工作效率。变革,究竟变什么?这是严肃的问题,各级部门切忌草率。


一个有效的流程应长期稳定运行,不因有一点问题就常去改动它,改动的成本会抵消改进的效益。我们要坚持“小改进,大奖励”。“小改进,大奖励”是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改良方针。应在小改进的基础上,不断归纳,综合分析。要简化,优化,再固化。这个流程是否先进,要以贡献率的提高来评价。“治大国如烹小鲜”,我们做任何小事情都要小心谨慎,不要随意把流程破坏了,发生连锁错误。大家在处理相互之间人际关系上也要保持冷静,稍不冷静就惹麻烦。千万不要有浮躁的情绪,戒骄戒躁,收敛自我,少一些冲动,多一些理智。
■ 平常心面对变革


我们要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变革。什么是变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时候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才能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才能运行。特别是随着IT体系的逐步建成,以前的多层行政传递与管理的体系将更加扁平化。伴随着中间层的消失,一大批干部将成为富余,各大部门要将富余的干部及时输送至新的工作岗位上去,及时地疏导,才会避免以后的过度裁员。我在美国时,在和IBM、CISCO、LU?鄄CENT等几个大公司领导讨论问题时谈到,IT是什么?他们说,IT就是裁员、裁员、再裁员。以电子流来替代人工的操作,以降低运作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我们也将面临这个问题。预计我们大量裁掉干部的时间大约在2003年或2004年。
今天要看到这个局面,我们现在正在扩张,还有许多新岗位,大家要赶快去占领这些新岗位,以免被裁掉。


我们要消除变革中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高中级干部。我们正处在一个组织变革时期,许多高中级干部的职务都会相对发生变动。我们愿意听取干部的倾诉,但我们也要求干部服从,否则变革无法进行。待三年后,变革已进入正常秩序,我们愿意遵照干部的意愿及工作岗位的可能,接受干部的调整愿望。对于干部,我们只有这样一个方法,愿意听你们诉一诉,诉完后还是要到分配的岗位工作。对于基层员工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努力提高自己本职工作的技能。哪一个部门的干部工作效率不高,应由这一个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任。
■ 繁荣背后的危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网络股的暴跌,必将对二、三年后的建设预期产生影响,那时制造业就惯性进入了收缩。眼前的繁荣是前几年网络大涨的惯性结果。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热得人们不理解一样,冷得出奇。
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作者:任正非。整理于《华为2001年十大管理要点》的阐释讲话)

篇首语 左右之道
    · 华为副总裁们浮浮沉沉,但"左非右芳"这个最核心的管理结构的形成和持续已经8个年头了
· 女人不是不能成为第一把手,我是说,像华为这样,任正非作为最早的创业者、最受尊敬的自然领袖,他需要孙亚芳这样一个女搭
在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大企业的最高层像任正非、孙亚芳这样具有如此的“左右”特色。
通常说,理想的合伙人应该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志同道合、相互补充。优秀企业大多如此,但任正非与孙亚芳把这两个特点又大大地深化了一层。


志同道合是合伙人走到一起的最大理由,可鲜有几个合伙人,特别是创业者能始终并肩战斗的。其根本原因还是“志不同,道不合”,这时已不是“志同道合”本身的问题了,而是因为不能“互补”出现的隔膜使“志同道合”的方向发生了偏转。这个世界的发展状态是:不平衡—平衡—不平衡,也就是说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才是始终的。分道扬镳的“合伙人”们就是因为“平衡”而使他们最终失去了事业的“不平衡”。随着时间的发展,规律肯定将把合伙人在利益、地位上区分开来,但此时合伙人之间当初的平等地位,特别是心态上的平等,将使他们出现对资源上的平等诉求与主张。于是,分歧、内讧、出走就开始了。
没有多少个企业能逃得了这个宿命吧!华为却不然。华为的副总裁们浮浮沉沉,但“左非右芳”这个最核心的管理结构的形成和持续已经8个年头了。
不平衡是不是肯定就能带来平衡与和谐呢?也不一定。


孙亚芳既不是创业者又不是职业经理人,这就是容易达到平衡的不平衡。创业者之间难以达到妥协,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板和几个纯粹职业经理人的组合,又使“妥协”变得易如反掌。中国绝大部分股份制企业在这两种模式中起伏游走,而任正非与孙亚芳的“左非右芳”模式却介于两者之间。


中国大企业中“男女搭档”的模式也不是没有,可是往往又会出现两种极端:要么“女当家”,要么“男当家”。只是,“女当家”和“男当家”有所不同,由于男女之间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的不同,使“女当家”的模式中男女的差距不是特别大;“男当家”却是绝对地以男人为主,“搭档”中的女人只是他觉得特别“放心”、“好使”的职业经理人而已;反过来,女人对男人也是言听计从。华为的“左非右芳”模式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女人不是不能成为第一把手,我是说,像华为这样,任正非作为最早的创业者、最受尊敬的自然领袖,他需要孙亚芳这样一个女搭档。它特别类似稳定、和谐的爱情或婚姻的规则:男人能力、地位应相对较强,两者差距又不要太大。爱情也是需要“对手”的。
记得孙亚芳的秘书曾经问孙亚芳保养皮肤的秘诀。孙亚芳说:很简单,始终保持一颗年轻、愉快的心。看看孙亚芳对工作的专注、对华为事业的热望你就能无疑地感受到这样一颗心了。
同对华为的无比热爱、同对事业的无限追求,任正非与孙亚芳这样一对相互敬重、相得益彰的男女搭档对华为的发展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孙亚芳其人
    · 如果孙亚芳也像吴士宏一样写一本《芳草依依》之类的书,你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界有比吴的地位、权力、影响力都大得多的女人
· 其实,在孙是董事长之前,华为“左非右芳”的格局就确立了
· 在我所知的非议中,我个人认为多数是对她不了解,以及她是女人的缘故
· 那么多年富力强的副总裁群策群力,不如孙亚芳片刻的思考,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这样
说任正非,你能理解,你一定会奇怪为什么还要提起孙亚芳,她是何方神圣,能和任正非相提并论?


说来说去,这都和华为的低调有关。如果哪天华为成为上市公司,或者脱去低调的外衣,孙亚芳一定是媒体记者的红人。如果孙亚芳也像吴士宏一样写一本《芳草依依》之类的书,你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界有比吴的地位、权力、影响力大得多的女人。国外豪门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也好,总裁也罢,准确来讲,他们都是做市场的,不是做企业的,中国只是它的销售分公司,它的战略、策划、财务、人力资源、商务等等几乎都受命于总部或者从总部繁衍过来。一个销售额再大的办事处终究只是一个办事处、一个部门而已,部门首长实际上只是一个职权范围更大一些的执行者,而执行者与决策者完全是两个量级的概念。所以,很多做部门负责人很轻松的人,一旦自己做起企业来才感觉到做企业有多难!职业经理人成千上万,但真正的企业家又有几个?


所以,舆论对事物扩张起的作用太大了。我通过在华为的几年,深刻地感受到媒体炒作与低调的两重天,也明白了华为如此低调的良苦用心,舆论张力的强大可以轻松地让一个普通人一夜成名,也可以让一个力能通天的人徒呼奈何!而最可怕的是,这两个角色往往是同一个人。
还是回过头来说孙亚芳吧。孙亚芳将是决定华为何去何从的关键人物之一,说华为,一定要说她。
孙亚芳,现任华为公司董事长。


孙亚芳并不是华为的创始人,约50岁左右的年纪,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来华为之前在某国有单位搞通信工作。她是1992年才进入公司的,先是做培训部经理,后来到长沙做办事处主任,后主管市场,再后来升任为主持市场和人力资源的常务副总裁,1998年任华为公司董事长兼常务副总裁至今。
华为的董事长是在1998年华为出现一些风波的情况下设立的,由于孙亚芳在对外协调上的能力,任正非提议孙做董事长,负责外部的协调,自己做总裁,专心做内部管理。实际上任是第一把手,孙是第二把手。


孙亚芳在华为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公司虽然还有几位常务副总裁,但实际权力都在孙之下,这不仅是排名的问题,而且是需要直接或间接向她汇报的问题,可以说华为决策层中的决策层就是两个人:任正非和孙亚芳。有一些人员任命和重要文件只要孙亚芳看过同意,基本就可以通过了;华为的公司级文件,抄报的一栏只有两个人以任总、孙总相称,其他副总裁都要出现姓名;由她直接主管的市场和人力资源部门的文件,只抄报给孙亚芳一个人;其他副总裁都称呼孙亚芳为孙总,甚至任正非在公开场合都是孙总长孙总短。
8日圆满结束对该国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
(节选自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


《我的父亲母亲》是任正非的真情流露,写得很感人,在外界也是广为传播。文中出现的“纪平”是华为主管财务的常务副总裁,是和任正非一起创业的最早几个人之一,在华为也是说一不二的主儿。就是这样一位重臣,任正非直呼其名,而称孙亚芳为“孙总”。任正非称其为“孙总”,有孙亚芳毕竟是董事长的原因,其他更多的则是因为孙亚芳在华为的实际地位了。其实,在孙是董事长之前,华为“左非右芳”的格局就确立了。


孙亚芳在华为大部分时间主管人力资源和市场。我觉得,在华为的所有部门中,市场、研发和人力资源3个部门是对华为贡献最大的。华为最让竞争对手胆寒的是它严密的市场体系,而不完全是技术优势,与对手在技术上差不多的情况下,华为能通过市场获得更大的优势。华为近两年在营销人员流失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其根本原因就是早已成型的严密的市场组织体系。
而市场组织体系是在孙亚芳的领导下建立的。
孙亚芳的另一个杰作便是华为人力资源体系的建立。


华为从1996年开始了风起云涌的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可以说华为人力资源体系的建立对华为的作用极为重要。很简单,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如果没有了人才,它就和一个仓库没什么区别。正是科学的“选、育、用、留”的人力资源体系,让华为在人才队伍的建设上取得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明显优势,才使华为能在1996年后迅速奠定了在中国通信制造业龙头老大的地位。
甚至,如果你对《华为公司基本法》有兴趣,你不妨去读读,我认为《华为公司基本法》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有关人力资源政策的内容,因为它在描述规则,其他的内容则多在定义概念。
人力资源体系的主要组织和推进者还是孙亚芳。


不过,华为员工除了敬畏和钦佩之外,也有一些对她能力的微词,就我所知的非议中,我个人认为多数是对她不了解,以及她是女人的缘故。关于孙亚芳对华为的影响和作用我不想专门论述,在本章中我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说出来,希望能给你一个整体的直观印象。
■ 故事一


1999年市场部召开常委会(华为实行委员会制,因为市场部的地位,几个常委都是公司级的副总裁),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市场部干部问题。大家认为市场部的部分中层领导安于现状,缺乏斗志和狼性,关键原因是压力不足,缺乏忧患意识,于是常委们一致同意在市场部再来一次类似1996年的中层干部竞聘活动。现场的会议气氛甚至还有些激昂,同志们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会议决议由常委之一的干部部部长张建国向孙亚芳汇报。孙听完后,斩钉截铁地说,不同意!竞聘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特殊做法,是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不得已行为,是小公司的做法。华为通过这几年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评价系统已经比较完备,我们应该通过体系的运作来考察干部,压力不足是因为我们没有执行评价体系而不是因为没有发起竞聘。
我以为然。那么多年富力强的副总裁群策群力,不如孙亚芳片刻的思考,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这样的。
■ 故事二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市场部的高层们讨论市场策略以及人力资源的相关事宜,孙也在座。各位副总裁们正在讨论之中,突然任正非从外面走进来,不论三七二十一,站着就开始发表观点:你们市场部选拔干部应该选那些有狼性的干部,比如说×××(当时为办事处主任),我认为这样的干部就不能晋升。任正非话音刚落,孙亚芳就接着说:老板,×××不是你说得这样子的,你对他不了解,不能用这种眼光来看他。任正非竟一时语塞,好像在串门一样转身就往外走,喃喃地说:你们接着讨论吧。
后来,×××于2002年升任为华为的高级副总裁。
■ 故事三


1998年,华为制订职能工资体系,其中的一个关键工作是把全公司的职位评出“职位等级”。在一次全公司确认“职位等级”的会议上,由于我的领导———干部部部长郑树生有事缺席,市场部由我参加,会上我把市场部的“职位等级”表拿给孙亚芳看,孙看了一眼后问我:郑树生看过了吗?我一怔说:应该看过吧。孙非常坚定严肃地说:不能是应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几年来,每次我在使用“应该”时,我都在掂量其中的分量,很多时候,我都尽可能地不使用“应该”一词。
■ 故事四


1999年,由我任组长的一行4人历尽千辛万苦写了一本《华为优秀客户经理模型》,这是一本既有理论又有华为实践,形象描绘华为销售人员素质模型的书。我本人认为,如果那本书能够公开出版,或许是一本畅销书。


一天,我收到了张建国转发孙亚芳写的一封电子邮件,写的是:市场部各位常委,我收到了市场干部部写的一本《华为优秀客户经理模型》,他们做了件非常有建设性的工作,以后市场部的领导要多抓这些建设性的工作,张建国,有空我要请这些同事们座谈。


近7年来,孙亚芳是我见到的真正把人力资源以战略相待的最彻底的一个人。很多人认为孙亚芳事无巨细,缺乏战略眼光,那是我们把战略神化了。能在浩瀚得似乎有些宏伟的人力资源工作中看出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就是“建设性工作”,就是战略眼光。要知道进行神气活现的面试、组织一场人头攒动的培训是多么容易让人错会成“建设性的工作”啊!

篇首语:乔装打扮的中国企业
    · 长期占领电子百强显赫位置的某通信集团,人们有所不知,它实际上就是在做贸易和代理
· 国内企业太注重宣传自己了,哈佛以后不找中国的企业来做案例了
中国也有不少人在搞高科技,可它们是CKD、OEM的高科技,把别人的东西拿来贴个牌子
就说是自己的高科技。长期占领电子百强显赫位置的某通信高科技集团,人们有所不知,它实际上就是在做贸易和代理。


传统行业也不能说就不是高科技,可口可乐、沃尔玛、宝马我也认为它们就是“高科技”。问题是我们的传统行业在做别人的补充,在做低层次的竞争。看看所谓的空调大国,国产的空调便宜到何种程度!帅康进入空调业时发布的行业发展白皮书中,列举了中国空调业的10大罪状,总裁邹国营在《商界名家》节目中面对全国观众依然毫不避讳地称国外的产品比中国好。说明什么?说明空调差到令最希望掩人耳目的企业家都不忍心说谎!
今天我去买一把椅子,服务员告诉我某张椅子好因为那是“hanpi”做的,我很咤异,难道还有热皮、寒皮,她告诉我是韩国的皮。我大惊失色,韩国的皮就比咱中国的皮好?
话说回来。
我认为中国的这些企业应当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他们的起点低,发展时间短,外部环境也不够好,他们能做到如此天地,实在是可歌可泣!
但是,我们千万要冷静地看待,不妨把掌声鼓得吝啬一点。


国内一位著名企业家在哈佛演讲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各种颂扬铺天盖地。实际情况是,哈佛也的确邀请了我们这位企业家,大家也应该知道,哈佛选择企业做教学案例是很普通的事情,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他们都需要。退一步说,请中国人去哈佛讲课也的确算是荣誉,但如何对待和正视它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校方的组织者是我好朋友的好朋友,中国留学到哈佛的博士生,他反复申明,这仅仅是一堂教学课,不能录像用来宣传,可企业家的随行人员不顾组织者的强烈反对,硬是把全过程录制下来。大家都是中国人,碍于面子,也就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好朋友的好朋友说,这件事让他很恼火,国内企业太注重宣传自己了,以后不找中国的企业来做案例了。
……
现在,还是来说华为。

我给中国企业分类
    · 我们在乎政府对我们的定位,不去想发展的本质,于是就有风靡一时的《深圳,你被谁抛弃》
· 如果中国只是世界的制造中心,那么中国就将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将成为强国经济的附庸

中国的企业在我眼里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类型是绝对的,或者在哪个地区的企业一定就是哪个类型,我只是想通过地缘特征说明这些企业的特征:
(1) 东北型。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大型制造企业,在国家大量的投资下,这些乘着“国字号”的大船乘风破浪,已经成长为中国巨无霸的制造企业的楷模。代表企业有长春一汽、上海宝钢等。
(2) 北京型。大型贸易、服务等国有企业,他们利用国家赋予的关系资源以及战略资源的垄断经营在中国长久不衰,甚至代表中国光荣进入世界500强。代表企业有中石化、4大国有银行、中国电信等。
(3) 上海型。依托上海东方明珠、远东第一大城市的威名,作为中国政府大力建设的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国际财团纷纷入驻,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打开中国的窗口。代表企业有汇丰银行、沃尔玛等。
(4) 江苏型。中国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中国人民和政府的热情好客甚至可以免费使用的土地吸引了大批来华的投资客。代表企业有台积电、上海通用等。


(5) 浙江型。浙江人的勤劳、务实和精明,让他们能把一根拉练、一只打火机、一双皮鞋做成世界第一。以浙江人为代表的企业可以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传统领域迅速积累财富,他们是资本运作的高手,他们是中国企业的财富名人。代表企业有万向、希望集团等等。


(6) 山东型。山东离北京、上海不近不远,是中国改革的中原地带,因此山东地域特点的企业从最初就带有国资或者集体资产背景,然后开始国有民营、独立发展,他们依靠中国劳动力等自有优势,在一些传统行业里和国际大企业从拼价格开始,最终占领市场,并且在全球化分工的大潮流下,进攻国际巨头放弃的产品或地盘,他们是中国最为世界知晓的企业。代表企业是海尔、联想等。


(7) 深圳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前沿阵地,深圳建立了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系,他们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国际化竞争,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先进力量的产业方向、人才队伍、企业治理结构,他们是中国追赶世界直至和世界同步的最坚实力量。代表企业有华为、招商银行、搜狐、万科等。
在中国,我们把太多的目光投向了前6个类型的企业,我们太关注财富百强,我们太关注世界500强。


我们太在乎政府对我们的定位,不去想发展的本质,于是就有了风靡一时的《深圳,你被谁抛弃》;我们讲究资本运作,少数人甚至利用政策漏洞去炒作,我们心中的偶像是翻云覆雨的金融大鳄,于是又有了风靡一时的《富爸爸、穷爸爸》。
我最推崇的一句话是成功的人自有成功的自由。因此对这7个类型中成功的企业,我都对它们投以尊敬的目光。只是,请允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1) 中国大型资源型的企业具有一些先天垄断的性质,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未来还是依靠政府以及垄断,不能形成自我成长的机制,不管现在有多大,最终肯定要退出企业竞争的历史舞台。
(2) 外商投资企业的兴隆更多的是因为它母公司的成功,他们的最大动机是到中国来利用更便宜的劳动力和就近渔利中国庞大的市场。
(3) 如果中国只是世界的制造中心,那么中国就将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将成为强国经济的附庸。


(4) 中国财富100强是个人财富的100强,大多数不是企业的100强。比尔·盖茨成为首富那是因为微软也是电子业的翘楚,可中国多数的财富名人是因为自己居垄断地位的股份而致富的。如果他们不改变思路,一定长不大,因为财富不分享。没有分享怎么会有人才有团队呢?独食不肥嘛!


不久前,我在从广州回杭州的火车上认识了几位浙江人(不要误会,坐火车的不一定没钱。我不一样,失业在家,省点),一路上聊得甚为投机,聊起来才发现我是何等的肤浅。一位给我港资企业董事名片的女士告诉我,某某政府准备修一条省道,拟引资招标,听起来很市场化吧,但政府有个条件,只允许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参与竞标,因为这样就可以增加政府引进外资的政绩,不得已,她把本来是彻头彻尾的中资企业又转道到香港去注册公司(香港就是外资?不懂)。
我们对外资的渴求到了何种地步!


还有,大家一说起高科技就想起泡沫,这本是经济发展的周期使然,而不是高科技本身有什么问题,美国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技革命,就不会有美国繁荣的今天;日本如果赶上了这一波的科技浪潮,就不会有今天挣扎的日本。即便如此,我在前不久的电视上看到小泉宴请西方诸国首脑的第一件事,就是展示刚刚研制出来的机器人,我大为震动。前几年,中国领导人在国外推荐国产彩电的确值得骄傲,但我们还要更多地向世人展示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高科技。

中国企业最优秀的人才基地
    4. 天才、传奇、领袖
· 杨元庆25岁才毕业进入联想。在他这个年纪,李一男在华为已经是“一脚踢死牛”的主儿了
· 唯独,只有,仅仅只有李一男离开公司后,华为专门在《管理优化》报上登载了李一男的长篇辞职声明
· 现在李一男到了产品部,他那个部门少1万恐怕通不过吧


1996年,我刚到华为公司,对华为的一切充满好奇,看到一张张政治局常委来华为视察的照片,我问同事宋婕:“标题上说'华为公司技术人员向某某中央领导汇报’的小伙子是谁啊?好像每张都有他,小伙子很牛嘛!”
“小伙子?他不就是李一男,华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吗?!”
李一男!我来的那一年,他26岁。


而他成为华为公司的副总裁时不是1996年,而是1995年,他25岁。很多人认为1995年华为还是小不点吧,但1994年的时候,胡锦涛就到华为参观了。1996年的时候华为已经有3000人,年销售额是26个亿。


中国年轻一代管理精英中的大哥大级的偶像是杨元庆。他25岁才毕业进入联想。在他这个年纪,李一男在华为已经是“一脚踢死牛”的主儿了。就是现在,李一男也很小,1970年出生的,杨元庆已经冲上40不惑的大关了吧。


李一男,华中科大少年班本科,1993年从该校硕士毕业后进入华为研发部,凭借出色的技术、业绩及领导能力,1995年升任主管华为最要害的部门———中央研究部的总裁、公司副总裁,1998年任华为公司常务副总裁,1999年任华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000年离开华为,独立创办北京港湾通信公司,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刚一起步,年销售额就达到2亿元,两年就得到10个亿的风险资本。由于近两年通信业环境不好,加上毕竟成立不久,公司的运作还有些困难。但我相信只要气候转暖,他一定会成长为一个通信业巨人。我回过头来修改稿子时已是10月份,我听说港湾公司2003年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0个亿。
还是说他在华为公司的经历。
大家知道,副总裁也有甲乙丙的,他是主管研发的常务副总裁。华为就靠研发吃饭了,直到现在,华为还是研发人员最多,收入最高,当然地位也是最高。李一男当时的实际地位和权力仅次于“左非右芳”。


华为的研发有那么重要吗?举个例子。你知道华为决定上3G意味着什么?意味着4000名骨干研发人员将耗费数年做3G的研发,意味着你要养活这4000人数年,可这3G牌照还不知什么时候发,更何况市场、生产还将做大量的投入和支持工作。最关键的是如果3G不成,华为何去何从将成为难题,甚至会有灭顶之灾;如果成了,市场接受了,对华为将会意味着新的辉煌,对世界的移动制造业的格局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说成败,不说其他投入,仅4000人3年的工资至少15个亿以上,3G的牌照迟发一天,华为的成本支出就是300万元。我们很多所谓大企业是在做贸易,做组装,这个不赚钱再换一个。而华为呢,一项研发投入进去只能是生死未卜的等待,残酷到你可能回头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3G研发不是李一男的事,但在华为公司研发史上,他做出了多少对公司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决定啊。其实在李一男之前主持研发的是郑宝用,郑宝用是任正非创业的搭档,相当于P&G(Procter & Gamble,宝洁公司,1837年以两个合伙人的名字命名),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位元老而已,他是华为公司研发的奠基人,管理上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不要以为他年纪已大,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2001年,郑宝用因健康原因退出华为公司的管理层,他的为人和能力在华为都是广为传诵的,用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
就是这样一位既是元老(而且是元老中的元老),又年富力强,能力、资历、成就不比任正非逊色多少的郑宝用,在研发大权的争夺中最后却输在了没有华为创业背景、从华中科大刚刚毕业不久的“小孩子”之手。


这里面会不会有权力的斗争?或许有,但我觉得揣度这些与“狗仔队”性质无异。无论是不是权力斗争,任正非也不敢把如此重的重担放在一个承担不起的人身上。华为公司的人才太多了,郑宝用本人也是一个比较善于与人合作的人,华为现在掌门的副总裁绝大多数和李一男是一个年代进公司的,挑谁不好,干嘛非挑李一男呐?任正非也绝不会因为权力斗争的原因扶植一个不懂研发不懂管理的人,华为是民营企业啊!要靠自己生存活命的。任正非的权威本来就不可撼动,无须通过这种权力斗争来巩固自己,而且,李一男绝不是听话的那种人,相反很有个性,比他随和听话的副总裁很多。任正非自己虽说也是技术出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信技术一日千里,他专业技术方面新的东西懂得越来越少,任正非能大部分判断什么一定不可以做,但绝不至于能预测一定可以做什么。
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很多的技术决策在李一男那里已经基本上就定论了。


有人说,在华为任正非一人说了算,副总裁都是傀儡。同志,你想想啊,一个20000人的公司,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事业部、没有子公司的庞然大物(见后文《20000颗心一起跳动》),一个人独裁是不可能的。你以为任正非是神吗?那华为为何要招如此多的高级人才,“傻子”更容易把任正非当成上帝。任正非在华为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不要说权威是宝贵的管理资源,权威不等于独裁吧?!你还记得我在前面说到孙亚芳时一个对干部评价的故事吗?工作过的人都应该有体会,无论你领导怎么独断专行,怎么聪明绝顶,这下属的作用可是太大了,他虽然只是建议权,实际上因为领导的信息缺位,建议权也就因此成了决策权,领导只是最后按“Enter”罢了。慈禧独裁吧,一个小李子就能把她弄得晕头转向。所以,华为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任正非独裁(见后文《相信规律》)。
从1995年李一男主管研发到2000年李一男离开的5年间,正是华为发展最辉煌的时候,而直到1999年,李一男在华为中央研究部都是一人独大。


华为中央研究部高手如云,年轻气盛,即便不是高手,也都是高学历。作为研究部总裁,你没有几下子能把人服住?李一男当政5年,研发部人莫不对他交口称赞,服服帖帖。他离开华为创业后,上百的在华为是骨干以及担任重要职务的兄弟们先后聚在他的大旗下。截至现在,华为常务副总裁级别的人走过3个,高级副总裁走的更多,唯独,只有,仅仅只有李一男离开公司后,华为专门在《管理优化》报上登载了李一男的长篇辞职声明,大致意思是说他辞职不是因为华为亏待了他,只是想尝尝创业的滋味,感谢华为云云。你也看得出来,实际上这不仅是李一男的声明,还是任正非的声明,华为的声明。主要意图就是怕引起员工的震动,稳定军心。
李一男在华为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 聪明绝顶的李一男


我没有见识过李一男的技术能力,但我曾经听无线研究部的总工唐东风满怀敬重地评价过李一男的聪明。有一次唐要向客户搞一个技术汇报,邀请李一男出席。由于李一男太忙,事先没有就技术进行沟通,在去会议室的楼梯上,李一男说:你给我把主要的东西讲讲吧。就是从1楼到2楼的距离,李一男到会场上竟然能滔滔不绝地把精华阐述得非常透彻,连唐本人都难以置信李一男领悟、掌握得如此之快。这是一项新技术,而且可以看出他事先不知这项技术的细节,因为他说的很多语言是唐的介绍,但如此专业的技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全部掌握,理解丝毫没有偏差,而且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 自然领袖的李一男
他在华为的权威我是领教过的。


1998年李一男除了负责研发外,还在市场部兼任产品行销部总裁,我那时在市场干部部负责测算市场部的奖金,市场部两个最主要的部门是产品行销部和国内营销部,华为历来认为客户经理(国内营销部)要比产品经理(产品行销部)重要,因此在我的测算中,客户经理的平均奖金是7万,产品经理的平均奖是6万,我把测算结果汇报到公司资深副总裁、干部部部长杨汉超那里,杨总沉思了一阵说:本来倒没什么问题,但现在李一男到了产品部,他那个部门少1万恐怕通不过吧。


就市场部而言,最大的官不是李一男,应是市场部总裁,因为市场部在公司的地位,市场部总裁、下属几大部门的头都是公司副总裁,当时在市场部任职的6位公司副总裁在华为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年富力强一族,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掌握着核心部门的大权。论资历,谁都比李一男老,3位是1990年就进入华为公司的元老,最晚的两位是1993年进入公司,但人家好歹都是博士啊!论年龄,都普遍比李一男大5岁以上,只有胡厚昆比李一男大2岁,可胡是1990年进的华为。另外,李一男长期在中研部,到市场部来只能算是个新丁,而其他6位中的4位都是市场部元老级的人物,小米加步枪从市场上一步步做起来的。还记得我前文中说的制订“狼狈组织计划”的徐直军吗?他也是7大副总之一。


就是这样6位让华为人敬畏的副总裁(我相信不少人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毕竟公司太大了),在市场部常委的会议上,只要李一男说话,6位副总裁基本鸦雀无声,认真听讲,如果没有他的意见,这结论是没法轻易下的。


华为没有政治级别,华为内部也没有谁有什么背景,同志们都是精英中的精品。如果你能力一般,仅凭职位高一点是不可能获得大家尊重的。就是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就算官比别人大,也不代表别人就一定要尊敬你。再说,除了孙亚芳外,华为的副总裁之间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可以说,李一男的权威一方面来自于他的职位和权力,更主要还是他的自然领袖风范。你要知道,在年龄上他还只是个毛头小伙,而且单薄文弱的……他在腰上挂个手机我都替他累!
朋友,25岁时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还在整天地想着买富康还是买夏利,是买商品房还是去摇经济适用房的号子,整天还在想着怎么样才能逗“朱科长”开心,工资怎么样才能涨到4500元吧!


李一男在25岁时已是10个亿产值的华为公司副总裁,30岁时他已协助把华为带过了200亿的大关,他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华为的发展方向:程控交换机、几十个G的波分传输、代表未来的数据通信、通信技术的皇冠GSM、CDMA、数千人的招聘计划、盛大的市场策划、全球性的市场扩张战略的拍板,李一男都是核心决策层中的一员,甚至很多时候就是直接来自于他的决策。人家可是1995年的25岁啊。


我不太想得明白,如果华为公司是家上市公司,如果华为公司抛弃低调的舆论主张,如果华为是家生产日用品需在大众媒体上进行广告轰炸的公司,1.70米不到的身高,110斤不足的体重,是风就敢把他吹倒,年薪数百万却买了辆捷达车的25岁华为公司常务副总裁李一男,在妙笔生花的记者那里将会生成怎样的文字!

篇首语 让品德给成功分级
    · 他没有精英的气质。狮子之所以能成为霸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独步天下的勇气
· 代表最高成功境界的企业家们始终铭记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为员工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国家创造尊严
· 如果品德的等级建立不起来,我们就永远有身份的等级


我们的民族不知什么时候对“社会精英”有种近乎迷信的崇拜。一方面我们嫉妒他们,另一方面在他们面前我们显得无比卑微,比如北大才子,比如某科学院看门的正教授。如果就这么看了两年的大门,他是不是“精英”我还真有些怀疑。
他没有精英的气质。狮子之所以能成为霸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独步天下的勇气。
但是,我们却给了他们热情洋溢的赞助。为什么?因为景仰他们,因为迷信他们,北大毕业怎么能不是精英才子呢?正教授怎么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呢?
同样,我们的社会热衷于成功,崇拜各类财富精英。追求成功、景仰财富是好事,可我们在对成功者三呼万岁时,有没有拿开遮眼的笏板来看看他们的脸呢?
成功是按品德来分级的。


我们有踏着老百姓的肩膀一路走过来的成功。他们利用灵通的信息、政策的漏洞、便利的人际资源,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对社会资源进行“合法”掠夺,不仅自个儿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还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这是最低等级的成功!我给予一笑。


还有一类成功是纯中国式的成功。企业家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他有一份硕大的家业,但是外人是沾不得的,他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起来。他们也知道分一杯羹给别人,可千万别指望他能与你分享。他们也不会冒太大的风险,说起往事来也许你听得心惊肉跳,但你有所不知,其实那是一份再稳不过的差事。这是中级的成功!我给予掌声!


还有一种最高境界的成功。他们始终站在创新的最前沿,特别是高科技(不仅指高科技,泛指代表创新和领先世界的欲望),要知道“高科技”不是一种炫耀,它更需要一种使命感。“高科技”的风险也许会让你迅速身败名裂,“中级的成功者”对此是会三思的,“低级的成功者”是永远不会去招惹的。代表最高境界成功的企业家们,始终铭记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为员工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国家创造尊严。员工成功了,企业成功了,国家也成功了。这是使命感的成功!我给予崇敬。
我们的社会何时来给成功分级啊!如果品德的等级建立不起来,我们就永远只有身份的等级。


华为就是我心目中最高境界的成功。任正非成功了,他建立了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依照我有限的价值创造能力以及华为对我的馈赠,依照我知足的心态,汤圣平也成功了;华为在深圳,改革开放在深圳,一个世界级企业在深圳的诞生就是改革的成功,中国也成功了。
来,请跟我来,推开华为的这扇大门,一起去欣赏这繁花似锦的温馨花园吧。

在大阳台上晒钱:高薪的华为
    · 所谓的“补充”保险,就是在员工工作的时候就把你养老的钱发了
· 我们以后一定要买大阳台的房子,这样如果钱发霉了,就把钱放在上面晒
· 任正非比这做得还好的是,他只有不到5%的股份
· 一个有钱的老板却舍不得给你钱,他说给你什么,你都不要信


“华为公司保证在经济景气时期和事业发展良好的阶段,员工的人均年收入高于区域行业相应的最高水平。”这是华为在其《华为公司基本法》中说的话。这实际上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人是做大事的人。
如果就具体的管理政策而言,我始终觉得任正非的高收入政策是华为公司最成功的地方之一。有人肯定会说,他有钱啊!


在公司初创或者效益一般时,很多老板做的是什么?自己多捞点,否则自己开公司为了什么?等他赚了钱了,你不要以为一个人成了有钱人,他就会主动把钱分给别人,相反,很多人敛财的欲望更强了。任正非两者都不是。
华为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和员工一起共患难。等华为有钱了,他又鲜明地提出“利益共同体”,他甚至有个形象的说法,“带兵打仗,哪能不给士兵几两烟土钱。”


他说了,还真的是这么做了。就一个群体而言,华为的高薪是中国其他任何企业所无法比拟的。前不久,状告华为的前北京研究所所长的股票是354万股,不要说他还有不少于50万的工资和奖金,每股70%的分红,他的年收入是多少?而他,其实还不是真正的核心层面的人物。


华为比这做得还要好的是,它甚至发了很多员工都没想到的钱。华为从1996年就开始发相当于工资15%的“补充”保险(华为称为安全退休金),并且每隔两年便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上去。所谓的“补充”保险,就是在员工工作的时候就把你养老的钱发了。请问有几家公司给员工发过这种保险?我想很多公司觉得给员工交社会保险已经是很大的恩赐了吧!华为公司有几个人想到华为能在2002年把股票价格从每股1元涨到2.64元?有哪个公司的股票分红可以达到70%?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不仅发当前的,从制度上、从人情上完全可以不发的以前的钱,华为竟然还主动补偿给员工。没有实行安全退休金制度以前的钱,也按现在的标准补发,比如1990年进公司的人,可以再获得6年退休金的补偿。华为在2000年时,曾主动给一些当时是骨干人员但此前股票较少的员工补了一笔股票。华为不补给你,你能怎么样?再说了,今年你是骨干,以前你是普通员工,什么时间办什么时候的事,完全可以说得通。要知道,仅这一笔就是十万、几十万以上的收入,相当于白给呀。
人最怕的就是承诺,因为兑现不了往往会自找麻烦。任正非在创业初期说:我们以后一定要买大阳台的房子,这样如果钱发霉了,就把钱放在上面晒。人家说到做到。


有很多人曾经问我,你们出来后,华为能不能把股票的钱给你们。我以前说能,因为我没有听说过不能的。但现在我可以大声地告诉你:完全能!我在辞职后,所有的工资余额立刻打到我在杭州的账户上,公司股价公布后的一个月内,华为就把股票按照最新的价格全部兑现到我的账户上。要知道华为2002年的效益并不怎么好,现金流也不充裕。
所以,我颂扬华为不仅因为我曾在那里工作过,而是我觉得能给我承诺,给我兑现承诺的公司是值得信赖、值得颂扬的公司。


任正非比这做得还好的是,他只有不到5%的股份。在中国,亲自一手创办、一直担任总裁、在华为威望无人能及的民营企业的老总,他的股份只有5%。你还能说什么呢?反正我是无话可说。据讲,华为有个副总裁在华为做了时间不长后离职,因购置别墅向任正非借钱,任老板自己掏腰包给了他100万!


即使我现在是辞职人员,即使我要写一本有很多批评华为内容的书,我还是深深地佩服华为和任正非。我和几个华为的辞职人员在一起聊天时都说,华为最后的成败定与天,定于地,定于未来的华为人,但华为和任正非在过去和今天取得的成就没有几个人可以企及。因为做企业,做大企业,做世界级大企业,要靠一种大气,没有大气怎么会有战略呢?战略是要高瞻远瞩的。不大气的人,没有资格做企业家,不大气的企业,终究也做不了百年老店。
任正非和员工利益均沾是大气,主张以分配作为企业文化的基础是战略,而且是大战略。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华为既自主研发,又给员工发这么多钱,而利润还能排在百强之首?这就是大战略。


我们不理解葛朗台是吧?我们不理解有的人贪污1000万为什么不收手,还要拿1个亿吧?不要不理解,换你我试试,不一定比别人好。这是人性啊,是根深蒂固的自私的人性啊。没有多少人可以突破,虽然我们都可以侃侃而谈,指指点点。
伟大和平凡的区别就在于此。
一个有钱的老板说:我虽然给你的钱不多,但我可以给你很多发展的机会。听我说,不要相信他。你可以反问他:那您为什么要挣这么多?您是不是就不想“发展”了?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有钱的老板却舍不得给你钱,他说给你什么,你都不要信!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伊曼,他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对人的行为,尤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行为提出了崭新的解释。


有一次,卡伊曼从以色列首都的一个酒店打的去机场,到达机场后司机要他付100元,卡伊曼和他的朋友都认为太高了,不合理。出人意料的是,司机没有讨价还价,却把车又开回了酒店,并让他们下车:“你们重新打车再去吧,看看是不是这个价!”
很多人对司机的行为都不能理解,但卡伊曼心领神会,因为这正好证实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发现:风险决策后的输赢结果对人而言是不对等的,减少100元带给人的损失,远远大于增加100元带给人的收益。
有钱的人更容易成为守财奴。
所谓男人难过两道关:金钱和美女。对它们的占有是人性中最深厚、最基本的自私性的表现。平凡的人也许不需要这样的洗礼,但对伟大的人而言,事情就不是这样了。


我们每个人都在说吃亏是福啊,可是有多少人始终就没能跨过这道坎?初一做了,十五忘了;今年做了,明年忘了;一辈子都在做,可偏偏到59岁时忘了。不知任正非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忘掉,但他已经坚持了整整15年了。
汤师傅茶馆:王石的收入
· 万科在业界的名气与高层职业经理人所取得的收入不符
· 万科的品牌价值、公司的影响力与万科的实际经营业绩之间是不是有些差距呢
前两天看王石攀登珠峰,当然关于他的新闻也特别多。其中一则访谈中谈到王石自曝年薪只有60万元人民币。
我很佩服王石的气魄,就像网上有网友的帖子说,原以为王石只是作秀,没想到他真的登上珠峰了。


我不知道王石的60万年薪包括些什么,我相信一个老总60万薪水的内涵远远比我们这些纯粹的职业经理人要丰富(虽然王石也声称自己是职业经理人),王石的坐骑就是一辆大奔嘛。但是我基本可以推断除了股票收入,除了作为老总自然拥有的福利,打到王石工资存折上的可能真的只有60万元。


我在万科呆过两个月,对万科略有所知,同时我对万科有很深的感情,我甚至有些崇拜王石。只是我还是要问王总一句:您这个大集团的堂堂董事长年薪才60万元,那您那些副总们,各地分公司的总经理们、经理们还有普通的员工们能比60万元高吗?在深圳,在北京,在上海,哪怕在南京,在武汉,您分公司的总经理们年薪只有这么点,他们能没有一点怨言吗?


我对地产行业的薪酬行情不是特别清楚,应该是比IT行业要略低,可我知道万科的管理层,包括总部职能部门对人的要求都是挺高的。事实上在前几年,我在公开发行的《万科周刊》上看到,一下子记不清楚是哪个子公司的老总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万科在业界的名气与高层职业经理人所取得的收入不符,在职位上我们似乎处于“上流社会”,可收入却无法让我们跻身这个阶层。
“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万科在人才的吸引上的确受到了收入的一定制约,好在万科在管理以及营造的氛围上替代了一些收入不高所造成的影响。


我不是在这里宣扬金钱万能,但如果我们鄙视金钱的作用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什么企业,人家出20万,你出10万,如果不是对你有特殊的感情,你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再说了,人家出20万又不是要我的命。万科是否因此没有吸引到更多、更好的人才呢?
万科是中国房地产的大腕,但是万科的品牌价值、公司的影响力与万科的实际经营业绩之间是不是有些差距呢?我在想,如果在薪酬方面多些吸引力可能对万科的快速成长更有利,也更能通过业绩体现出你的霸主地位。
算是多句嘴,无论如何,万科还是中国优秀企业的代表。

华为的冬天不裁人
    1. 华为的冬天不裁人
· 竟然有个别辞职学生在外面说,华为是用卡车来装要去培训的新员工的
·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华为在裁员,实际情况是:正好有人主动走,华为就把主动离职的人算成“末位淘汰”


工作后的人再到华为来,就知道华为公司是如何的宽宏大量了。有些学生刚来几天就拍着翅膀走人,要是在其他公司,不把你大学吃补助的助学金耗完,不把你大学谈恋爱的热情耗尽,你甭想走人。但竟然有个别辞职学生在外面说,华为是用卡车来装要去培训的新员工的。有人转述给我时,我只好一声叹息:
连良心都不讲的人,我不知道他能有什么出息!
做人要厚道啊!
“像任老板这样又傻又有钱的人不多。”听同事说完这句话后,我对任老板真有些感动。
德不孤,必有邻。
华为只有5%的淘汰率,实际上主动淘汰的比率比这还要低一些。华为有句非常流行的话———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这句话其实包含了3层意思:
(1) 错误是可以犯的。
(2) 但你不能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
(3) 不一定只能犯两次错误,只要你所犯的错误是不同的错误就可以了。
华为公司在2002年利润大幅下滑(如表15-1所示),公司内部说法只有5个亿的情况下,华为公司还是坚持不裁人。
表15-1 电子百强排行榜中有关华为的数据单位:万元
年份 单位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出口交货值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
2001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20000 290000 70000 207000
2001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22895 265437 99873 304963
2001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21420 124615 225014 305575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网。
而此时国际风云是如何变幻的呢?很多人都知道从诺基亚公司到爱立信,从朗讯到北电,各大通信公司都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大量裁人。同志们纷纷落马,说哀鸿遍野一点也不过分。
这几年,上海淮海路下午的咖啡厅里就坐着这些昔日的贵族。他们集体自愿失业,过去百万年薪都拿了,现在叫他到哪里去挣这份钱呀?
就说国内人们都认为IT业的翘楚———亚信公司吧。


2002年,亚信突然开启裁人的阀门,要求每个办事处都要裁员20%,每个销售人员(含管理层)都有可能接到两份E-mail之一:一份是解聘书;一份是降薪书。我所知道的某办事处主任,他以前还经常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和同志们讲讲黄段子,可那几天一上班便钻到他的办公室里不出来,普通员工更是忐忑不安地在计算机前守候。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有一天,主任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说:“同志们,我被裁掉了。”
“楼上的留下来,楼下的请走人。”这就是裁员,不一定你不优秀,但现实就是这么无情。
华为从来就没有裁过人,即使是在华为的冬天,IT业的冬天。更准确地说,华为从来就没有一次活动算得上是真正的裁人。


1996年的时候,感觉华为就有闲人,这也是华为在1996年全面引进考核制度的一个原因。据说,那时孙亚芳和人民大学的顾问老师对话,说华为怎么裁人,顾问说你们到办公室去转一圈,看到那些上班无精打采的,就可以裁掉10%。当然,华为没有这样做。
1996年到2000年,是华为历史上成长最快的几年,在这几年里,华为大规模地扩招,自然没有裁员计划。
《华为的冬天》成了别的公司裁人的借口,而始作俑者的华为却对裁人几乎连一点表示都没有。


从2001年的第2季度开始,华为启动“轮训”,所谓的轮训根本就不是裁人,甚至连末位淘汰都算不上。公司要求办事处把两名销售人员退回公司培训,称主要目的是让员工有更多的培训机会。各个办事处纷纷响应,考核为D的两名员工被送回公司培训。当时人们认为公司是借机会裁人。但请注意:
(1) 这些人回公司真的是集中起来培训公司产品和销售技巧的。时间为半个月,工资照发。有哪个公司裁人前还给你机会培训?培训可是一种投资啊!


(2) 培训合格的再次上岗。有的觉得不太适合做市场,就在后方做行政或者销售管理工作,更多的还是派到另外的办事处继续使用。杭州办事处当时的两位员工就被重新分配到另一个办事处,一位继续任高级客户经理,和在杭办是一样的职位;另一位居然被提拔使用,位居副经理之职。
整个杭州办事处有近40位销售人员,全办事处有60人,仅仅有两人回公司培训,而且竟然没有一人离开公司,你说这叫裁员吗?
2002年,华为换了个名称:末位淘汰。末位淘汰多少?一个季度每个办事处1—2个名额!如果某个部门业绩比较突出,那么该部门也可以允许没有一个被淘汰的名额!
我通过几年的人事工作经验和对华为的了解,总算明白了什么样的人华为才会直接辞退:
(1) 进入色情场所不幸遭遇执法人员被抓个正着的。
(2) 公然谩骂客户并且客户没有打算原谅的。
(3) 同事之间在办公场所公开“搏斗”造成恶劣影响的。
我上面说的可不是从治安条例中演化出来的,我说的这几条都有华为现实的案例支撑,每一条都可以丰满为一个故事。我还没有看到因比这些情节轻的事实而被公司直接辞退的。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华为是给他换岗呢?通常有两条:
(1) 丢了项目,其情节和损失都比较严重的。
(2) 根本不符合岗位要求的。比如,做市场的见人就想躲的;做人力资源的喜欢拉帮结派吹胡子瞪眼的;做售后服务的随便拔板子让机器瞬间停机的。
如果在新的岗位上再次表现得差强人意,这位同志才有可能真正离开华为。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华为在裁员,实际情况是:正好有人主动走,华为就把主动离职的人算成“末位淘汰”。按照华为的规定,如果华为辞退员工,每工作一年就发放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主动辞职就没有了。“末位淘汰”当然算作华为辞退员工,因此那些本来拿不到补偿金的人华为却主动给了他们,是不是恰恰说明了华为的宽厚呢?
这是从用人方面来讲的。从薪酬体系来讲就可套用一句广告词:华为的保护体贴又周到。


华为一般不会因为一件事给某个人涨工资或者降工资,股票、奖金也是如此,华为的股票核定参考每个人年终评定(业绩、任职资格、劳动态度)的结果,但也只是参考。华为的奖金也有核算,这种核算更像是预算,只分摊到办事处等部门一级,没有任何一个数据直接是和哪一次事件有明显数学关系的。


华为从来没有提成的说法,有些公司觉得业绩和奖金直接挂钩会更加明显地刺激员工。这种做法实际上往往会迫使员工做出短期行为,把正常的激励变成斤斤计较的利益驱动。华为在1995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打算,在经过精确的测算后就再也没有实行过。在IT业这样需要团队作战的行业里,你能说的清楚谁对项目的贡献能精确到数字吗?如何来认定业绩的归属?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能把这里面搞明白了,它产生的导向作用会是什么?谁不会小肚鸡肠地去抢功?再说了,产品卖得多的人贡献就一定大吗?
如果你是家产业形态和华为类似的IT公司,不信你去试试这种“科学”的提成公式,保证有人会得上百万、上千百万,而有的人却少得可怜。最要命的,你会发现最终你自己既收不了场也下不了台。
无论如何,失信于民总是一件最可怕的事。


在华为,你知道自己的表现好坏肯定最终对你的业绩考核以及利益产生影响,可你本人不会确切地知道它和收入的关系,于是你就不会在每一件事情上患得患失。很多事情往往你越在乎,就越找不到感觉,员工不会因为时时刻刻惦记着自己的利益问题,就时时刻刻与公司算账,与同事算账,甚至与自己算账。
华为的这种尺度,我想就是中庸吧。

被曲解的“垫子文化”
    华为党委书记陈珠芳老师说得好:你有钱你可以吃小炒,但你必须得排队。


在华为没有贵族,除了在收入和职权上有高低之分外,在人格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华为的副总裁如果你不认识也没有关系,他们和普通员工一样的打扮、一样的行为规范。没有员工见到他们点头哈腰,他们没有特权,他们天天就在你的身边。无论是物理位置还是心理位置。
但要知道,这些和你站在一起排队,和你无碍地说笑的小个子,转身可能就要去拍板3G的生死,或接待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做汇报。
1. 曲解的“垫子文化”
· 站在门外,你甚至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老板的一张简易的小折叠床,老板就差打地铺了
· 垫子的确是当初加班、勤奋的衍生品……准确地讲,华为的“垫子文化”反映了华为的“平民文化”
在2000年前,华为副总裁一级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是很常见的,即使有所谓的独立办公室,也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他的副手和秘书,共3人。


在我印象中,一直有独立办公室的只有任正非、孙亚芳、郑宝用3人,而且仅仅是真正的办公室,绝对没有我曾经见过的一些官职不大排场不小的领导所配备的奢华办公室:地上配有高档的地毯还不说,很多领导的办公室竟然有洗手间和淋浴房!


任正非在2000年搬到龙岗基地之前,在科技院的7楼办公室也就是30个平方左右,普普通通的桌子,普普通通的装修,背后也没有看起来吓人一跳的巨大书柜。站在门外,你甚至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老板的一张简易的小折叠床,老板就差打地铺了。


至于各副总裁,大多和员工在一个开放的办公室里办公,办公用品也和常人无异,只是他们的办公室往往在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只能给他们极其有限的单独空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的眼里。到了午休时分,一群男男女女“不成体统”地都在一个办公室里躺下。循着细细的鼾声,你都可以发现副总裁同志正在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磨牙之声相闻。


很多人包括客户认为发现了华为人辛勤工作的证据:放在办公室里睡觉的“垫子”。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解,垫子的确是当初加班、勤奋工作的衍生品,但是在好几年前,华为的垫子已经变成人们中午睡觉的工具了。因此,准确地讲,华为的“垫子文化”反映了华为的“平民文化”。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还能勉强说得过去,但把灯一关,帘子一拉,副总裁和普通员工们,男员工们与女员工们就这么像海豹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有几个公司能够如此?


当然,华为不是办公室不够用,更不是小气省钱,华为公司在硬件上的配置是非常追求品质的,不要说现在新的生产基地是按照五星级的标准进行装修,早在1996年搬入的科技园办公大楼的装修标准就是四星级水平了。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在全国的办事处租用了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中最好的写字楼,办事处主任们都有一个相当体面的独立办公室,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办公室都比任正非的要宽敞明亮。不要以为高层不知道,华为的高层就等于半个市场人员,下办事处是常事。但高层从来没有因此而有任何非议,办事处主任也不会因此而战战兢兢。说到底,这都是副总裁们、任正非亲自签字同意的!
华为的面子是给市场的,不是给职位和权力的。

吃出一个“文化”来
    2. 吃出一个“文化”来
· 据说任正非请客主要就是吃面,而且还不带钱包
· 这位老板实在没有把华为的文化摸透,华为人可以一掷千金,但绝不铺张浪费
· 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吃文化”才会生生不息
说到吃,读者可能会疑惑:你也太吹捧华为公司了,说别的行,说到吃恐怕还要到我们这里来取经。你先别急,听我道来。
■ 领导买单


部门领导请下属吃饭在华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每次吃饭三五成群、浩浩荡荡,一般都是部门领导和他的员工们同去。菜足饭饱,领导买单,因为领导工资高啊,领导的活是大家干的呀,他不买单谁买单?华为还形成了不成文的例行活动,任正非也专门为此说过话,领导不请也得请。我没有亲眼见过任正非请客,但其他领导隔三岔五带着员工成群结队去吃饭都是常事。也许是个玩笑,据说任正非请客主要就是吃面,而且还不带钱包。


不同的“假设”就是不同的文化。很多组织认为官是民的父母,提拔你就是对你的恩赐,而华为认为当官的是沾了下属的光,领导应该感谢下属。这种“假设”的不同,企业文化自然就有天壤之别。就像麦格雷戈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不就是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吗?
■ 专找便宜的吃


你要以为华为的员工有钱,肯定会大吃大喝那你就错了,华为人专找大排挡吃饭。领导请客也是“小气”得很,找一家小馆子坐下,一盘水煮花生,一盘拍黄瓜,一人再来一碗炒河粉,最后,算是改善伙食,再上一盘回锅肉。
这就是华为人请客或者聚会的常见菜单。


1998年的时候,华为一离职人员想起华为人这么高的薪水,买房子都是成批成批地买,吃饭风又如此盛行,于是在与华为只有一街之隔的地方开了个档次较高的饭店,所谓“较高”,就是有迎宾了,有包厢了,菜单不用手写了。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家平常的中档饭店。
你大跌眼镜了吧!两个月之后,这家饭店就倒闭了。


这位老板实在没有把华为的文化摸透,华为人可以一掷千金,但绝不铺张浪费。停在大排挡外面的是一辆宝马,车的主人就在里面吃刀削面。华为人所谓的请客聚会,实际上就是普通的吃饭而已,说白了,就是员工沟通、聚会的一个借口而已。


华为人是不是就是艰苦朴素呢?我觉得还不是。前文说了,华为人也认识螃蟹,吃螃蟹。华为就是习惯了,“老一辈”的创业者就是这么过来的。早期任正非经常对几十个员工说,今天改善伙食,熬点猪尾巴汤啊!大家拽着猪尾巴吃得挺开心。每个新人进来后,大家请客吃的也就是这些,久而久之,自己也就爱上这口了。
■ 吃饭搭台,沟通唱戏


华为公司之外的人如果与华为的朋友在一起吃饭,你通常就会感觉到你失去了自我,因为他们所有的话题都离不开华为。聊着聊着,突然有人说:下班了干嘛还谈什么华为啊,聊点别的!同志们“嗡”的一声开聊别的话题。聊着聊着,突然又有人说:刚才不是说不谈华为了吗?怎么又聊起华为来了?来,喝酒,喝酒。
于是,又是一阵哄笑。


公司派人到办事处做支持,事情还没谈,先吃饭再说,也就是找一个咖啡厅或者干净的小饭店。当然吃的最多的还是华为人的最爱:火锅、湘菜,反正要够辣,够劲。吃得汗流浃背还是那个话题:华为。顺便把本次来的目的、对策全都穿插进去。饭吃完了,问题也就谈完了。
一抹嘴,回办公室干活,“吃人嘴短”啊,哥儿们,保证连夜把报价做好。
设备出问题了,用服兄弟火线把设备调通。走,兄弟们,感谢,感谢,出去吃顿饭。
看到小王近来情绪不稳定,领导一拍小王的肩膀:中午我请你吃个饭,聊聊。
“我投诉你了,希望你不要介意。”“没关系的,都是为工作嘛,明年我再投诉你,哈哈,走,去喝一杯。”


过年过节了,网上立刻会收到相关部门的贺卡。到了元旦附近,每个部门都有一项重要任务:请相关部门吃饭。还是麻,还是辣。那些天,你几乎天天有饭局。过去一年中哪些工作你们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有些事情你们做得还不够;明年部门的规划大体是什么,需要得到你们什么样的支持。
……这不是文化是什么?
10年前,华为创业员工围着大排挡吃着炒河粉,煮花生。10年后,大家开始吃火锅,吃烤肉,但还爱吃河粉,还爱吃花生。
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吃文化”才会生生不息。
“吃文化”承载着华为一路行来的历史。

发钱的“艺术家”
    发钱的“艺术家”
· 华为通过发钱实现了一次面对面的公司与员工的对话,员工与自我的对话。不仅发了钱,还传递了真情和价值观
· 如果说发钱是一门艺术,那么华为就是一个发钱的艺术家


在杭州,辞职后我曾经帮朋友与一家浙江比较著名的高科技公司洽谈人力资源咨询事宜。该公司非常重视,公司总裁亲自和我们谈,在谈话中,他多次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个量化的考核标准出来,由于他工作太忙,在临走时特意嘱咐其人力资源部经理看看我们提供的考核表范本。
老总的意思也无可厚非,华为在前几年也经历过这个过程。但华为现在已经不在意把考核表设计得美仑美奂,把奖金算得多么准确无误,而是在意考核沟通的过程和薪酬发放的沟通过程,华为把这个过程称为“发红包”。
华为每年都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发红包”活动,7、8月份公司分股票发奖金,那时公司的高层几乎全部出动,包干到户到各个部门进行“发红包”,比如,市场部的几位副总裁按片区分赴各地和员工沟通。
沟通什么呢?沟通公司的发展战略,沟通绩效评价和反馈等。根据保密原则,分头分级进行沟通:
(1) 发放红包。告诉你今年的“红包”是多少。
(2) 自我评价。问你对结果的意见、对自己的优缺点的评价、未来的发展道路。
(3) 指导意见。结合之前公司的综合评定活动告诉你去年的表现,指出你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发展方向。
(4) 激励沟通。最后勉励你好好工作,签字认同。


诸位可不要认为华为担心员工不认购股票而搞路演来了,华为人几乎就没有不把股票认购下来的,只有人希望能获得更多公司的股票。股票代表着分配利益的机会,代表公司对你的认同。如果股票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数目,很多人还会很失落、很沮丧。
华为把发钱不仅当作一个结果,而且作为一个过程让员工知道公司的战略、公司的导向、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
可以说,华为通过发钱实现了一次面对面的公司与员工的对话,员工与员工的对话,员工与自我的对话。不仅发了钱,还传递了真情和价值观。
不只是发股票等比较重要的活动才展开“发红包”行动,平时例行的涨工资,特别是新员工的涨工资,你的主管也会告诉你为什么要涨这次工资,工作中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只是发钱,只要事关评价,比如季度的例行考核、劳动态度评定、任职资格认证,你的主管都会和你沟通,告诉你考核结果的由来,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甚至还要制定详细的绩效改进计划。
如果说发钱是一门艺术,那华为就是一个发钱的艺术家。

刺刀要见红
    · 客户经理有个单独房间不说,还有一张特别大的床,一个人在上面可以滚过来滚过去
· 但就凭这次民主生活会的组织和控制来判断,他完全可以做一个优秀的部门主管
· 任正非朴实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有很多,“不要脸”才能进步的理论,经常在我做事的时候在我耳旁响起
华为有民主生活会,很多人听起来肯定很新鲜,公司怎么搞得像政府机关一样。这就是华为,只要是好的东西,它就拿过来,而且改进得更完善、更彻底。
华为的民主生活会还是两个主题: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自我批评的成分又要多一些。因为,华为认为只有具备自我批判精神的人才能成长。华为有“不要脸”的理论。


华为的民主生活会可真开,每季度例会肯定要做一次自我批判,不是只在你的领导面前,而是在众多的同事面前。每个人都得过这道关,“不要脸”才会进步,华为通过民主生活会让你认识自己,让大家把缺点暴露在阳光下。所有人都把缺点暴露出来,你就很坦然了。
华为的民主生活会是要刺刀见红的,挠痒痒根本过不了关。对于中国人来说,批评自己相对还容易,当面批评别人就很难开口了(与背后说人坏话甚至污蔑完全不同)。这样一来,华为就要拿捏其中的分寸了。


华为觉得高层的承受力、理解力、包容力要比基层员工强,因此在高层开展互相批评的活动更不鲜见。高层的批评活动我没有参加过,我曾经担心这样激烈的形式会导致有人放一把火把公司给烧掉。2002年,我在杭州办事处亲自参加过自进华为以来唯一的一次以批评别人、揭露丑恶现象为主的民主生活会后,我就不再担心,甚至我为它的精彩而叫好了。
以下是那次民主生活会的片段。


(背景:办事处代表刘刚从其他部门刚刚调到杭州任代表,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办事处内部存在的一些人事矛盾,于是在一次季度例会的进程中,安排了一整个晚上的民主生活会。那份纪要我没找到,如果把那份纪要公布出来,可以视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典作品。现在是根据我的回忆把其中的片段摘出来的)
刘:今天我们大家要好好地谈谈心,把你心中最想说的话给说出来,有问题不能藏着,暴露出来,我们反而容易解决。哪一个先讲。
(王利第一个上去)
王利:我觉得我们客户经理到前线拼命,可我们却得不到行政资源的支持,比如,我跑好几个本地网,却要不到车……
刘:你还没把要害的东西说出来,哪一个再上来?
何龙军:……(略)
刘:还是没讲到点子上,你下去,汤圣平你上来讲讲。你不是前段时间想离开公司吗?有什么想法谈谈!


汤:我有两点要谈。第一点,在分组的讨论会上我也说过,华为公司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公司把老员工的内部股份全部1比1置换成期权,这样新员工无论如何努力也赶不上老员工,股权是华为的命脉,如果新员工不能获得激励,公司的动力也就不存在了。第二点,我觉得现在的考核和淘汰是面对基层员工的,中层干部却能安然无恙,我觉得无论责任在谁,中层干部都要站出来承担责任,你说这飞机掉了和民航局长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导向。我就这么多。


刘:汤圣平,你说的还是官话,还是没有把内心话说出来,我帮你说,你和×××的矛盾我是知道的,我前两天和×××谈话,我说你这个人的缺点就是狭隘,不能包容人。张××辞职时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是有问题的。
……


卜(产品经理):我觉得现在的客户经理对产品经理一点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一部车,4、5个人,客户经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副驾驶上一坐,客气话都没一句,把我们这些老同志全部放在后面。本地网的宿舍也是,客户经理有个单独房间不说,还有一张特别大的床,一个人在上面可以滚过来滚过去,而我们这些产品经理呢,两个人睡一个小房间。
……


这次民主生活会办事处数十人上去发言,全都是谈对别人、对事物的意见和看法。事后,没有人觉得别人批评了自己,感觉很憋气;相反,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感觉特别痛快,此后,办事处的组织气氛得到了明显改善。我因为不久后就辞职了,所以对办事处代表刘刚了解不多,但就凭这次民主生活会的组织和控制来判断,他完全可以做一个优秀的部门主管。
我在想,为什么这种“刺刀见红”的批评会会取得如此好的效果:
(1) 有高层主持、控制、调节会议,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问题让所有人都知道,即使有过节,甚至“冤仇”,也不能抓你的小辫子。
(2) 不能让少数人批评,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发发牢骚,这样问题既暴露了,也不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多数人开个别人的批斗会。
(3) 话不说不明,如果能在“对事”的基础上来“对人”,彼此反而释然了,不打不成交就是这样的道理。
(4) 民主和沟通是华为的一种文化。


华为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是爱面子,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往往就来自于这些善意的或恶意的爱面子。华为这种“不要脸”的精神和行动,让员工把各自的主张和诉求通过组织的渠道有序地舒解出来,人际关系在人们没有猜忌和隐瞒的轻松气氛中得到了进一步地纯洁。
把事物暴露在阳光下,有了阳光,什么都温暖了。任正非朴实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有很多,“不要脸”才能进步的理论,经常在我做事的时候从我耳旁响起。

导弹专家讲的故事
    在此说的导弹真的是“导弹”,而不是“捣蛋”。华为真的把导弹专家请来了,华为把当初搞卫星、搞导弹的技术专家以及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都请来了。
华为前后聘请了约30位老专家在荣誉部从事员工的思想工作,此举不可谓不绝。华为人


实在太年轻了,受的挫折太少,对美好的生活不知道珍惜。到了深圳后,几个回合下来有些年轻人就找不到北了,特别到了华为这样在深圳人见人爱的公司,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地自我膨胀是很正常的事情,老专家们的丰富阅历和挫折教育来的正是时候。荣誉部里的一位老专家,在绵阳搞过导弹,德高望重。我把他在一次干部部内部学习活动上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些专家们开展思想教育的作用了:
基地的火箭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装配。装配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问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次,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让大家忙活了半天,当然后来排除了。


有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嘴上不牢,爱唠叨,而且他自己认为在工作中领导对他不够重视,没有发挥他的才干,经常发发小牢骚。听说,火箭出了点小问题,小伙子洋洋得意,心想,看你们不重用我。有一天,他对一个朋友说:你知道吗?那个故障是我故意弄出来的。其实,这根本和他没关系,他只不过是想显显自己而已。


一天,基地突然全体紧急集合,这种事情也是家常便饭。不过今天的气氛似乎有些凝重,风拖着沙重重地扣在人们的脸上,人们都屏气凝神等待领导的训话。这时基地领导面沉似水,站在台上,环视四周,厉声说道:“把人押上来。”几个全副武装的武警把一个五花大绑的人架了上来,正是那个大学生!他瘦削的身体在寒风中显得更加单薄,无色的嘴唇似乎想说些什么。
“就是他,想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人民是绝对不能饶恕他的……”
人们支起耳朵听着。有什么办法,本来不大的事情,谁让他多嘴来着。人们听着听着似乎有些麻木,直到分明听到一句再清楚不过的话才感到心惊胆寒:
“把他拉下去,枪毙,立即执行!”
……
“冤枉啊!冤枉啊!”
风在吹。
砰!


我在《读者》上看到一篇文章,说食草动物之所以被食肉动物杀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食肉动物比食草动物团结。听作者说起来,再回忆回忆《国家地理杂志》,说得真是一点都没错。食肉动物看似分散,一旦攻击猎物,它们便一起冲锋,抱腿的抱腿,卡脖子的卡脖子的,出不上嘴的干脆就爬到猎物身上。而食草动物呢,看起来聚居在一起,一旦敌人冲锋过来,全部四散奔逃,直到其中的一个倒霉蛋被杀死才全部停下来,用最弱小或者最倒霉的同伴的生命换取了自己的安全。在电视画面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狮子还在大快朵颐其同伙
,羊儿们却已经悠然地吃起草来。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幕似乎根本与它们无关。
人是爱吃肉的,所以人需要团结。但团结往往是今日中国社会和组织中最最缺少的,因此团结合作又是弥足珍贵的。
有人说华为是“人海”战术。人多是没用的,如果没有有效组织,人还是少一点的好。
社会把包袱扔给了企业,企业不得不承担起培养员工团结合作精神的职责。可以说,华为是把团结合作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企业,为什么这么说呢?
华为的高级人才是IT企业中最多的,在业内对一个项目投入人力资源也是最多的,华为取得的业绩也是最骄人的。所以,华为的团结合作是发挥到了极致的。

段小楼与程蝶衣
    · 他到过很多世界级的大企业,不过分地讲,华为接待客户的组织水平堪称世界一流
· 朋友,如果您不信,欢迎您到华为总部去转转,你就能体会到那位日本总裁的话了
· 我知道有些大型的通信设备公司,他们的主任和销售人员一起去拿分销商的回扣
· 所以,建议那些急着想把绩效考核做好的公司,你先把公司目标管理体系理顺,这个目标管理既是目标本身的,更是有关目标中的人的


在杭州,我的一个客户亲口转告我,日本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参观完华为后对他说,他到过很多世界级的大企业,不过分地讲,华为客户接待的组织水平堪称世界一流。我一下子想不起是哪家大的公司了,印象中与松下是一个级别的。
华为看起来风风光光的客户接待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举一个杭州地市局的副局长带领3—4个人到深圳基地参观的一个普通接待过程:
子:办事处秘书。地点:杭州。帮助销售人员填写客户接待的电子流。
丑:办事处会计。地点:杭州。帮助申请出差备用金。
寅:客户工程部(专职接待部门)接待人员。地点:深圳。打电话核实和修改电子流中行程安排。
卯:司机,接待人员。地点:深圳。机场接机,安排住宿。
辰:系统部职员。地点:深圳。打电话和销售人员确认高层接待事宜,并且负责安排高层领导。
巳:公司总监A。地点:深圳某酒店。设接风宴。
午:公司总台。打出电子屏幕:欢迎某某局长一行。
未:公司总监B。地点:公司会议室。统一介绍华为的产品战略。
以下地点:产品展示厅。
展厅人员A:负责讲解移动产品;
展厅人员B:负责讲解传输产品;
展厅人员C:负责讲解宽带产品;
……
申:生产部人员。地点:深圳。带领客户参观生产部。
酉:以下地点:会议室。
人力资源部副总监:介绍华为企业文化;
财务部副总监:介绍华为的财务管理;
……
戌:公司副总裁。地点:深圳某酒店。设送行宴。
亥:客户工程部。机场送行。
……
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接待,就有一个迅速组建的20—30人的团队直接为你服务,幕后的支持者就更多了。


说起来几乎是一笔带过,实际上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比如最简单的———接待用车,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车辆,客户工程部就要设专门的调度科,既保证客户出门就有车,又能使客户在参观、会谈、吃饭等间隙调配使用。


比如展厅接待。到过华为展厅的客户朋友应该知道,华为的展厅川流不息,同时有10批客人参观很正常,有时一批客人就有几十人之多,整个展厅全是人。即便如此,只要客户一进入展厅,讲解人员马上就会迎过来,致欢迎词并开始讲解,这些安排是要费一番脑筋的。
至于说请如此多的总监讲课、吃饭,都需要事先有深圳方面的专职人员联系、协调,因为工作忙的缘故,副总裁级别更是需要多次确认。不过,总监级以上的领导,他们的一个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陪客户吃饭。


朋友,如果您不信,欢迎您到华为总部去转转,你就能体会那位日本总裁的话了。不少原本认为华为只是个暴发户的电信局局长,只要他到华为去参观一次,观点立刻就会发生改变。所以,华为季度例会、年度例会中的工作总结,都要通报各个办事处把客户邀请到华为参观的情况。因为,华为自己也清楚,只要你来,就不怕你不对华为佩服。


华为的客户对五星级饭店根本不陌生,我相信一些外企比华为的接待规格要高,而且这些局长们对国内、国外,国内大企业、国外大企业都见识得多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它们自己也是国内最具实力的公司之一。他们之所以认为华为公司是一流的,是因为由华为的接待而折射出华为的管理也是第一流的。这些自己也是管理者的客户们看到了华为优秀管理的一面,几乎没有不打心眼里佩服的。
“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这句话在华为就像上世纪80年代人人都在说“五讲四美”一样。华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大家看过张国荣的《霸王别姬》吧?我本人认为本片实在是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电影,看一次哭一次。一个演员和一个角色的命运竟然如此离奇地相似,我们谁能摆脱命运的捉弄呢?


程蝶衣为什么能和段小楼初期合作得那么好,形影不离?除了特殊的因素外,最根本的因素是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成为名角。但是目标达成之后呢,双方的目标就发生变化了,段老板想“还俗”过日子,而程老板是“不成魔不成活”,目标不一样了,纷纷扰扰的事情自然就来了。
很多企业也有什么项目组,但项目组内的矛盾重重,根本原因就是目标不一致。更坦白点说,利益不一样。于是抢功的、拆台的、中伤的……各种武艺琳琅满目。
就像Marketing和Sales的矛盾天生难以调和一样。


在很多公司,这两个职位矛盾重重,在华为两者之间的摩擦就要小得多。华为对两个人的考核是一致的,只要哪个项目出了问题,两个人就一起受罚;而国内的不少通信公司呢,产品人员只管技术宣讲或者做做配置、报价,项目成不成功与他关系不大。


领导的目标如何定位呢?下属的业绩就是你的业绩,道理很简单吧,很多组织也这么说,但不少组织就是做不到这点。因为,销售人员完成目标是提成的,或者是有大笔佣金的,销售人员本能地想把这个项目“做”成“自己”的。如果别人参与了,肥水就流了外人田了。而华为不是,领导就对总目标负责,他的奖励也是来自于部门的业绩。我知道有些大型的知名通信设备公司,他们的主任和销售人员一起去拿分销商的回扣,这两个人搅在一起,不为钱闹点别扭才怪呢?利益上闹别扭,人还能唠在一起,你相信吗?


依靠什么样的力量让研发人员也能上市场前线呢?靠华为的“市场”导向。研发人员把产品研制出来并不代表大功告成了,开发的东西卖不出去,研发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们的考核中要考核新产品的销售额、毛利润等。有朋友从华为跳槽到我书中提到的一些大型IT公司,普遍反映当设备出了问题,他们公司的服务人员姗姗来迟,研发人员更是袖手旁观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华为呢,技术支援体系分了三级:客户经理不行,办事处产品经理上;办事处的产品经理解决不了,公司产品行销人员上;产品行销人员解决不了,研发人员亲自上。因此华为的研发人员经常在前线与客户直接面对面地交流技术问题,现场对设备进行定位、调试和分析。
这些效果全是华为以共同的目标为牵引的考核在起作用。
客户经理、产品经理、维护人员、部门领导甚至研发人员,如果项目丢了,大家都有责任。但是,如果人人都有责任,怎么能做到公平呢?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背后也要把各自在项目中的表现分个清楚,因此把共同的大目标分解成不同的子目标,项目负责人如何跟踪、监控项目也非常重要,这就是考核中最重要的环节———目标管理。与其说华为考核做得好,不如说华为层层级级的目标制定、科学的目标监控以及及时的工作辅导做得好。


在华为,有这样的考核处理,集体考核与个人考核既统一又分离。比如在全国的办事处评比中,杭州办事处得了较低的评价“C”,那么具体到办事处的个人,考核的等级都要受到牵连,总体评价水平都要下降,可并不防碍表现好的个人照样得S。二者很好地达到了平衡。
所以,建议那些急着想把绩效考核做好的公司,应先把公司目标管理体系理顺,这个目标管理既是目标本身的,更是有关目标中的人的。

天下华为是一这
    · 只要有人新发现一个酒吧,一个好吃的饭馆,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成批成批的华为人出没
· 我家的客厅里东倒西歪着十几位男男女女,大家一边看球,一边忘情地啃着鸭脖子
· 有人说这是华为的“洗脑”,这种“洗脑”有什么不好吗?我喜欢
你可不要以为这是句口号,它是现实。


华为的组织结构我已经描述过了,实质上就是一家公司的运作制度。比这种制度上的设定更可怕的是:所有华为人都曾经或即将大范围地流动,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之间,在研发与市场、市场与行政、研发与生产之间的调动司空见惯,没有一个人敢说某个部门他能工作两年以上的。华为内部流动实在是太频繁了,以至于今天你们分完手说“后会有期”,也许明天就在同一个城市不期而遇。员工之间没有不同部门的障碍。


在华为,除了驻外机构的行政人员以及极少的当地销售人员外,所有的人都是来自工作所在地以外的省份,没有因为你是外地人,别人就会冷落你,更不会出现在同一个饭桌上有人在热火朝天用别人听不懂的家乡话旁若无人地聊天的场面。一大群从各地聚集到深圳的年轻人,又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外地相遇,那些热情的心能不一起跳动吗?员工之间没有地域文化的障碍。


华为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总部,深圳总部来了人,没有人会诚惶诚恐。在总部工作丝毫不比在前线光荣,实际上华为人以到前线工作为荣,但毕竟后方又是管理部门,于是两者便扯平了。同样,在西宁工作和上海工作也没有身份上的不同。地位上平等了,一家人的气氛才会更加融洽。员工之间没有地位的障碍。


华为如此多的人从一个学校毕业,不要说华工、浙大等在华为有数百人之多,就是我们人大在华为也有数十人。感情上有时也是物以稀为贵,拉帮结派实质上还是一种自卫心理,越是强大的人越没有这个必要。华为公司看起来最重视的校友情结也不是障碍。
相反,在没有内部组织障碍的力量推动下,校友、同事、老乡的圈子彼此交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些圈子之外相互认识,或者在心理上早已认识。


在华为,即使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可能就是一个部门的;即使不是一个部门,也有可能相互认识的;即使不认识,我们总能找到彼此认识的人;即使啥关系都没有,只要你说你是华为的就永远OK。只要一见面,发现共同的话题太多了:任正非、百草园、大学生活、大排挡……


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华为就是缘于全体员工近距离相处的亲切感,你到华为公司内的任何地方,从来不用担心没有朋友。近两年从华为跳到竞争对手公司的员工不少,可在那些公司呆了很久的员工还是经常和华为人玩在一起。我从华为离职也快1年了,周末还是不由自主地邀上华为的朋友一起吃喝。华为的气氛实在太浓烈了,我之所以喜欢上了杭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到了杭州这个陌生的城市竟然有那么多朝夕相处的同事,让我能仔细地把杭州生活的好处咀嚼出来。刚开始只有三两个人在一个酒吧,到散场时你就会发现满满地坐了一桌华为人。只要有人新发现一个酒吧,一个好吃的饭馆,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成批成批的华为人出没。
华为人赌博的情况很少见,相反我听到几个大公司的销售人员聚到一起就是打牌、打麻将。赌博是最容易伤和气的。


在很多公司已经废弃集体宿舍的“先进”潮流下,华为竟然给员工造集体宿舍,当然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操作的。深圳基地的“百草园”,可以容纳近10000人的小区全部住满,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关外,华为打造出了一个环境一流的世外桃源。百草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为员工解决了住宿的问题,而是通过集中的居住强化了员工之间近距离的感情。百草园成为10000人共同的家。


在各驻外机构,华为也是给员工租住条件较好的酒店或者小区,几十人把一层楼全部包下来,住在家里,感觉你的四周都是可以亲近的邻居。我和离开华为的几个朋友经常满怀深情地说,2000—2001年我们在杭州紫云饭店6楼的生活最让人怀念,可谓“流金岁月”。那些日子,只要回到宿舍,我们便“走家串户”,拉着也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女同事一起看比赛、聊天、喝酒。2000年的“欧洲杯”期间,我们的生活简直就是大学时代的“华为版”,一群人坐在地上吮着田螺、喝着啤酒、尽情地欢呼。2002年,我搬出去自己租房子,同事们还是呼朋唤友看世界杯,我家的客厅里常常东倒西歪着十几位男男女女,大家一边看球,一边忘情地啃着鸭脖子。


你在华为还能听到一个令你发愣的词汇。比如一个同事告诉你,我今天来了个同学,他刚从外地过来,我要陪他吃饭;今天我上网转了一圈,碰到我们班的谁谁、谁谁了;这个国庆节我和同学一起出去玩等等。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他指的是大学或者中学同学,那是他的“华为同学”!一起在华为培训的同学。他们怎么会如此亲近呢?这些同学几个月几个月吃住在一起,思想在一起,他们也有钱了,活动的方式也多了,自然,感情联络的渠道也就更便捷了。另外,他们对待友谊的态度愈加成熟了,更没有大学时代存在的入党、评先进、分配工作等复杂的利益纠葛。“华为同学”大有超过大学同学之势。我那时进公司没有这么多的人一起培训,听到他们说起来像自己兄弟姐妹的“华为同学”时,我好生羡慕,惊讶啊!
有人说这是华为的“洗脑”。这种“洗脑”有什么不好吗?
我喜欢。不信,我把2万个高级人才放在你面前,让你洗洗,你看你能办得到吗?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华为大合唱
    · 市场部第一次唱出《志愿军进行曲》,歌词改变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之类,据说任正非当场落泪
· 全场“华为前进”的呐喊声一片一片激荡开来,不绝于耳
· 华为人已根本不在乎是否唱得好听,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激昂的歌词、亢奋的曲调、全场此起彼伏的共鸣来震撼彼此的心灵
朋友,你见过万人大合唱吗?好像首都体育馆有过,是北京市出面组织的活动吧。可你见过一个公司组织的万人大合唱吗?
我不想歌颂它的宏大,我只是惊叹它的苦心。


当你置身在10000人中,华为事业的高度顿时让你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当你听到全场整齐、激昂的歌声,巨大的声浪在全场起伏时,不由你不惊叹这是多么宏大的集体啊!而你正是这个无与争锋的集体中的一员,此刻华为就是你的,她就在你的面前;你想掬她入口,却又发现她飘扬在你的周围。你已经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华为的大合唱已经成了华为的保留节目了,每到年终,华为的大合唱就要拉开序幕。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文艺表演,它完全演变成了一种团队精神的训练课,变成人们认识“一个华为”的仪式。
华为大合唱的场地经历了4部曲:食堂、风华剧院、深大体育馆和深圳体育馆。
1996年元旦,在用服中心大厦7楼食堂,市场部第一次唱出《志愿军进行曲》,歌词改变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之类,据说任正非当场落泪。


记得1997年的时候,合唱在风华大剧院举行,到场的应在2000人左右,整个场面隆重、热烈。我那时还在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先唱完后,我坐到为各个部门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上去,坐得稍后一些。由于大合唱的曲目多为兴奋型,反而容易使人觉得缺乏起伏跌宕,看似热烈,其实也就平淡地听着。合唱晚会接近尾声,轮到市场部唱了,市场部的同志们竟然很多人手里还拿着稿子,他们从办事处回来开年终会议,训练的时间当然短一些,不过一边偷偷地瞄着稿子,一面似乎歌词早就了然于胸的认真表情倒让我觉得十分可爱。我在津津有味地听着。快结束了,突然间在舞台的前方站起来数排人,其中有人领头高喊:华为前进!华为前进!其他人也跟着高喊:华为前进!华为前进!人们和着呼喊的拍子“啪”、“啪”整齐地鼓掌。


全场“华为前进”的呐喊声一片一片激荡开来,不绝于耳。那个场面,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热情澎湃、忘乎所以,充满在异性面前表现冲动的大学时代也没有机会看到这样令人振奋的场面。我想,这大抵就是企业精神吧!


1998年也出现过此情此景。后来的几年,那种令我终身难忘的即兴表演因为员工急剧扩大而消失了,现在的大合唱虽然更为壮观,但我还是深深怀念那个场面。我想华为精神的线索可以从合唱中清楚地找到。以下是选自华为内部文章《大合唱迎新年》:
北边中研部,横幅上书“让生命的火花放射光芒”,四条标语从天而降:
“从有线到无'限’,继承发展,坚持反对幼稚倡拿来主义;
甘平凡尽本职,点滴创新,勇于自我批判做工程商人”。
“融小我于大我,均衡建设,放眼全局增质增效求改进;
铸生命于产品,团结创业,组织优化提高核心竞争力”。
南面市场部和技术支援部联队上空高悬:
“市场将士,高瞻远瞩扭转乾坤;技术专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五湖四海,遍地英雄下夕烟;亚美欧非,壮志未酬誓不休”。


华为人已根本不在乎是否唱得好听,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激昂的歌词、亢奋的曲调、全场此起彼伏的共鸣来震撼彼此的心灵。早几年前还有人深情款款、拿腔捏调地唱《长江之歌》,也有人摇着白晃晃的膀子“光怪陆离”地跳拉丁舞(说个笑话,别说,唱得跳得都还真不错),如今,大家就比谁的嗓门大,谁的人多,几个部门唱同一个曲目的更是常见,只是有些部门把歌词改成具有华为特色的歌词罢了。比如《华为电气人》:


咱华为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肩负着民族工业的希望。 咱华为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进了华为就进了更大的学堂。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年华,都是热血儿郎。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智慧和知识放射生命的光芒。咱华为的人,就是不一样,全都是优秀的儿女,才情放在事业上。咱华为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兴旺,贡献青春和力量。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辉煌,都在赢得荣光。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不同的岗位构建共同的辉煌。
军队思想工作的法宝是大合唱。但大合唱绝不是军队的专利,而是任何组织都需要的武器。千万不要说大合唱、像华为这样的大合唱就是军事化管理。即使就是了,也没什么不好,好的东西就应该拿来就用。

给下属倒杯水:内部客户也是上帝
    4. 给下属倒杯水:内部客户也是上帝
· 在华为,会议还没开始时,投影仪的光已经打到墙上,主持人已经把电脑试了一遍
· 华为在北京、上海、杭州等旅游城市的驻外机构,它们成了全国、全世界华为人、华为客户的“旅游服务中心”

· 华为团结合作的强大文化有效地弥合了一部分华为组织庞杂、流程不畅所产生的“内部公关文化”


在华为,如果销售人员想安排你的客户到外地参观华为的设备,只要你打个电话给所在地的华为销售人员,不管你们认不认识,你只管来吧,需要注意的事项事先商量好。当你的飞机降落在机场的时候,酒店已经预定好了;当你要参观机房的时候,他事先邀请的客户会给你的客户现身说法;你的客户有一定级别的时候,他还会邀请他的重要客户一起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


在华为,你的一个技术难题早上通过NOTES到达中研部,晚上你打开有关那个问题的最后一个邮件,你会发现你的计算机要滚动好几屏,相关的技术人员都在为你献计献策,最后,某个领导拍板,某某工程师将会在明天到达办事处。


在华为,还有一个明星词汇:“投诉”。华为的考核表中一般职位都有一个考核要素:和同事的合作,在100分中占10分。考核它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是否有人投诉你。在华为,投诉别人的人很多,被投诉的人也不会怀恨在心。一方面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对事不对人。最关键的是,大多数人都有类似投诉和被投诉的经历,一旦你被别人投诉,不管是不是事实,不要争辩,先自我检讨再说。你是总监,也免不了会有人投诉你,投诉你的人可能就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在华为,人力资源部是“人力资源委员会”的秘书机构,除了对它权力的界定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服务”。但凡比较重要的制度,人力资源部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人们更好地理解。
在华为,管理上还流行着一个词:“模板”。但凡稍微复杂一点的表格,相关部门就会为你设计好一个模板让你参考。再复杂、重要一点的制度和文件,相关人员就会通过电视会议或者亲自到各地给大家宣传和讲解。
在华为,会议还没开始时,投影仪的光已经打到墙上,主持人已经把电脑试了一遍。
在华为,一个给客户的技术讲座或一个时间紧急的报价,行政人员齐上阵,一夜不眠做出大量精美的资料。仅就市场资料而言,华为就会领先对手一步。


在华为,你电话打到全国任何一个驻外机构,你告诉秘书你是哪个办事处的,你需要预定一个房间。放心,她不会再问你的底细,马上就把传真发到华为的签约酒店;不用你追问,她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向你通报预定情况。华为在北京、上海、杭州等旅游城市的驻外机构,它们成了全国、全世界华为人、华为客户的“旅游服务中心”。没人规定,也没人有意见。


在华为,各个驻外机构都会有一本“行政指南”。在那本精心准备、定期刷新的好几十页的小册子中,你会一目了然地看到全省各地的华为签约酒店、景点指南、酒吧、咖啡厅,还有各类躲在旮旯胡同里的火锅店、鸭头店、烧烤店。
在华为,领导们的客户服务意识十分强烈,很简单,就是主动给下属倒杯水。下属是内部的客户,内部客户也是上帝。


华为团结合作的强大文化有效地弥合了一部分华为组织庞杂、流程不畅所产生的“内部公关文化”。所以,华为取得了比别人更高、更大的成就。华为的整体危机比某个决策失误、错误举措应该所产生的危机相对要小得多,这和华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制度化保障的团结合作是有着根本联系的。
否则,华为的成与败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狼性”就是“狼心狗肺”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华为的成长不能说是必由之路,我相信任正非本人也不敢说成功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但是回过头来看,任正非的成功又是命中注定的。任正非说当初涉足通信业是“误入歧途”,实际上只是个谦虚的说法,他有勇气进入这个行业就是成功的一半。“大市场才能孵化大企业”。


华为无论在管理、研发、生产上都可以看出两个字:大气。要么不做,要做就做自己的,做了就做最好的。我有理由相信,中国那些把自己胸脯拍得山响的汽车商在将来一定还是要为别人打工,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没打算自己去搞点东西,而是自己原谅自己说先引进、再消化。但请明白,等你把别人的东西消化了,别人可能已经把它淘汰了。关键是,如果态度不对,你就不会匍匐下来真心去做。赚钱和做事业永远是两回事。
所以书一直写到这儿,我始终念念不忘、魂牵梦萦的就是任正非对待事情的态度: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仅仅凭借这一点,任正非就要比99%的中国企业家更加伟大!
· 华为的销售人员甚至在知道了你在哪个小岛上开会后,他也会摸过去把你找到
· 你要是参加过华为的项目分析会,你肯定会被吓一跳,这帮华为人太疯狂了
· 这就是华为的“狼性”……说白了就是“狼心狗肺”的意思,就是“穷凶极恶”,对“猎物”穷追不舍,不到手不罢休,不把自己累趴下不罢休而已


我在华为第一次见电信局长,是因为有个资料要递给他。早上8点钟我就去他办公室了,他说要开会,你等等吧,我就站在能看到他会议室的位置等着。他出来两次,我都迎上去,他说还要继续开。一直等到中午,他出来了,我连忙再上去,他告诉我,他要去吃饭,改天你再来吧。他走了,我还站在那里,一个小时后,电梯门打开,从里面出来的局长抬头看到我,一愣:“你怎么还没回去啊,到我办公室来吧”。


我这样的做法对于华为的销售人员来说再普通不过了。华为的销售人员能做到你一天不见我,我就等你一天;一个星期不见我,我就等你一个星期;上班找不到你,我节假日也要找到你。华为的销售人员甚至在知道了你在哪个小岛上开会后,他也会摸过去把你找到。不见面,人家怎么知道你卖的是什么东西呀?


在销售中,坚持只是毅力问题,经过周密策划的毅力就更可怕了。你要是参加过华为的项目分析会,你肯定会被吓一跳,这帮华为人太疯狂了,一个项目保底要拿下50%,做得好要拿下80%,再给你一个挑战性目标:拿下100%。然后,项目组就开始围绕着100%的目标把项目涉及到的所有客户全部写在黑板上;把所有竞争对手的策略和优势劣势逐条写在黑板上;把自己的人员分工写在黑板上,副总裁也要列进去。然后,10个项目组成员分头行动。结果,你会发现,华为真的做到了100%!


比这还厉害的是,华为把本来被别人拿走的项目都能抢回来。市场人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签了吗?大签了吗(终审通过)?只要最后一个字没签,我们就要去争取。2000年的浙江省拨号接入服务器项目,各市分头建设,其中一个富裕的地市已经决定购买一家国外公司的产品了。我们不气馁,星夜赶往该市,从给技术工程师讲技术开始,一个一个地讲,最后讲到负责技术的数据局局长,讲到原来对华为设备一无所知的局长决定写报告给市电信局的局长。华为再去拜访市电信局局长,不见,再等;再等,不见;不见,不走。最后终于见了,只要见了,华为的技术人员就能把你说服。原来只有把握做5个地市的项目,原来无论是客户还是华为人一开始也不敢奢望的项目,华为硬是通过锲而不舍的精神一下子把全省11个地市全部拿下,总共1.05个亿。


这就是华为的“狼性”,没有什么“团结合作”那么复杂高雅的,说白了就是“狼心狗肺”的意思,就是“穷凶极恶”,对“猎物”穷追不舍,不到手不罢休,不把自己累趴下不罢休而已。华为就连一根2米长的线缆都能通过空运卖给你,如果从这层意思上来讲,华为就是吃肉连毛都不剩的“狼”。华为不是贪图蝇头小利,而是通过以小搏大来“霸占”整个市场。
华为的“远大”既是高瞻远瞩,又是一种面对目标的狼性:执着,专一、野心。只有前者,没有后者,那就是海市蜃楼,就是好高骛远。

 动物凶猛的市场造势
    · 还有传得更离谱的,说华为人在北京只住北京饭店,其他饭店不住
· 回去一琢磨,本是来参加北京通信展的,怎么结果满脑子就剩下华为了,记忆中整个成了华为国际通信展了
· 所以,通信业发展为大公司时代,只知道摆阔去烧钱,你是烧不出一个“差异化”出来的。关键时刻,还是四个字管用:实用、实力
在任正非开着“广州标致”一路摇摆的时候,华为的接待用车却是林肯、考斯特。
“要么不做,要么就做最大”的“压强原则”也深入影响到华为在市场上的行为,很多人认识华为的慓悍作风是从巨大的市场投入开始的。


杭州办事处一个同事春节回来之后,说了一件在火车上碰到的事情。同事家在江西,在杭州踏上从上海开来的火车,坐在他身边是一家计算机公司的技术人员和国内一家著名通信设备供应商的市场人员。这几年计算机行业比通信行业日子要难过一些,员工待遇当然也要差一截。于是这位通信人士飞沙走石地大肆鼓吹他们的良好生活水平,计算机人士不由得非常恭敬地说:你们真好。通信人士说了,我们这还不算什么,华为才夸张哩!在杭州,公司给员工租了世贸中心的一整层给他们住。
您没听懂吧?世贸中心是杭州最高档的商业物业,包括一个杭州最好的写字楼和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华为租用世贸中心的写字楼用来办公不假,可租来办公写字楼作为员工宿舍却被夸张成了讹传。
还有传得更离谱的,说华为人在北京只住北京饭店,其他饭店不住。大家把华为人都当成小贝(贝克汉姆)了。
但这些讹传都与华为巨大的市场投入和造势有关。
2000年,那个令竞争对手瞪目的北京展
走出北京国际展览中心1号厅,笔者只向对面一幅迎风抖动的巨大广告望了一眼,视线便再也不能移开。胸口如遭重击,生生作痛。


那幅广告分明写着17个大字“关注客户需求,华为客户化网络解决方案”。笔者在从事市场研究期间,和销售前线的许多同事在谈及华为时,都对华为网络方案中所体现的用户为导向的思想非常关注。在参与网络规划部工作后,更加意识到针对具体的用户需求提供网络设计方案的重要性。
然而,当我们仅仅还是“意识到”的时候,华为已经在这次展会上开始大张旗鼓地宣称“客户化网络解决方案”了!而参观华为的展台,华为相对于上海贝尔的技术、营销优势,更加毋庸置疑。
(摘自陶源智业,暑名上海贝尔陶洪波《华为进攻》一文,标题为作者所加)


就像房交会是房地产价格的风向标一样,通信展是各大通信公司展示新产品以及全新产品营销理念的舞台。由于通信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要新产品的配合,通信展已经演变成通信巨头们磨刀霍霍、短兵相接、甚至拳打脚踢的战场了。
距北京展的1个月左右,华为便开始正式成立项目组,项目组的成员超过100人,可以相当于一个不小的IT公司了。总裁、副总裁几乎全数描眉打眼,披挂上阵。


紧接着各个办事处开始邀请客户参观,就按每个办事处邀请100名客户来算,全国就有3000名客户,这还是我保守的估计。据消息灵通的同事说,2000年的北京展,华为总共邀请和接待了5000名客户!暗自一算还真差不多,我这一个客户经理在2000年的通信展中就带了10名客户,仅仅杭州一地的客户经理有15人左右。我们就按总共3000人算吧,3000名客户是什么概念?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数字很可能是几大通信厂商邀请客户的总和。


3000名客户入住五星级酒店,而且还要离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不远,这要多少个房间?北京饭店、贵宾楼、王府、昆仑、长城、中国大饭店等等五星级饭店到处都是华为人和华为客户,最后包括香格里拉,甚至西苑宾馆都用上了。
您说,这不是有钱烧的吗?是在烧钱,关键时候就得烧钱。
第一轮,先住在北京饭店。
说实话,住过北京饭店的不多吧。五星级饭店多的是,但北京饭店多少有点像饭店业的图腾吧?!
第一轮,你心中就有些感触了吧?
第二轮,华为拉着你参观展览。


很多重要的客户,厂家都打破头去请,但敌不过华为,客户都参加“华为团”来了,既然是跟着华为来的,华为的展台肯定是参观的第一站。同志们,想象想象,3000人即使不在同一个时间里来,分散在几天也是蔚为壮观啊!要知道,还有多少过客,还有多少老百姓,还有多少专门来收集资料和手提袋的大学生啊!而且,华为不仅仅是让客户看看展览而已,还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你讲解。你就看吧,华为的展台前人山人海,就跟打擂台一样,就跟过去小姐找夫君满街抛绣球一样,那个场面谁见了谁都得激动。这个社会就怕两个字:人气。客户虽然也有几分明白是华为人的邀请,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寻思:难道大家都看上华为公司了?


看完热闹,你再看门道。满脸都写着“IT”的华为技术人员带你逐个参观华为的产品,08机已经不讲了,和你讲软交换了;固定少讲了,和你畅谈移动了;产品不讲了,和你展望面向未来的网络解决方案了。他时而伸长脖子听你发表意见,让你觉得虚荣心得到满足;时而看你听得瞳孔放大、神情恍惚,他就讲得纵横开合、云山雾罩,让你顿生崇拜之意。


懂与不懂的惴惴之间,你又被请到展厅上的休息处小坐。上得台来,只见宾客满堂,热气腾腾。公司自称副总裁的人站起来笑脸相迎,副总裁再对你汇报一番华为公司的发展战略、对技术演进趋势的理解,虽然您贵为局长,可技术底子早就被岁月耳鬓厮磨得差不多了,突然间遇到一个技术高人,还真有些冒汗。此时副总裁同志话锋一转,恭敬地向你征求对华为的意见,你突然间才想起,谁跟谁啊,我才是客户呢!
起身离开华为前往其他展台,没有了华为人山人海的壮观,没有了讲解人员“煽风点火”的讲解,也没有那么多的副总裁热情相迎。你会突然觉得他们的展厅怎么就这么小、人气怎么就这么弱呢!
走出展厅,再次引颈四顾,满眼华为大旗上的半个太阳仍然在对你妖娆地笑着。


不要以为,华为这就让你回北京饭店睡觉了。走吧,继续去中国大饭店,原来那里有华为的技术讲座,华为销售人员肯定会推荐你去听你最熟悉的一个主题,因为接下来就有相关的大项目要运作,你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正好听听华为的思路。
听完讲座,还没完哪,下午拉着你去参观长话大楼,让你实地观摩华为设备的运行情况。去就去吧,反正这次是卖给华为了。不过,别说,还真长了不少知识、见解。
第二轮下来,您有些累,但心里开始有些佩服了吧。
晚间当然是需要轻松的。华为请东方歌舞团编排了一出《华为之夜》的晚会,舞姿翩跹,歌声酽酽,您踩着袅娜的舞步,和着曼妙的音乐。北京秋天的晚上,多么美丽动人的夜晚啊。


终于躺在了宽大的床上,裹着一天的充实和莫明的兴奋开始入睡了。就在半梦半醒之间,你依稀看到,华为的销售人员一会儿向你冷笑,一会儿又向你抛个媚眼。我相信,如果你身为局长,你肯定就开始琢磨那笔银子的数量了;如果你是一名工程师,那你眼前飘浮的也许都是华为的机柜。
这就是华为的第三轮。
一般来讲,这三板斧下来,你就被“修理”得差不多了,你就开始对华为侧目相看了。回去一琢磨,本是来参加北京通信展的,怎么结果满脑子就剩下华为了,记忆中整个成了华为的国际通信展了!


北京展是国内最大的通信展,华为花费颇多,华为支出最多的是2000年的香港展,据说香港展的耗资过亿。其他诸如日内瓦、新加坡、美国、巴西等重要的展览,华为一定会派大队人马参加。我特别羡慕华为展览部和广告部的同事们,他们可以背着展板在世界各地兴奋地云游,这虽然是工作的需要,但在其他公司或许不太有这样的机会吧。


除了各类展览外,华为其他造势、策划活动也气势如宏、花样翻新,各种技术研讨会,各种“行动”、“巡展”更是五花八门。就连配线架这种简单的产品(用来走通信电源线的配套产品),华为竟然也派了一辆宽大的货车,外面包装得美仑美奂,拉着这个“劳什子”在全国到处展览。


你不要以为华为是想露脸,其实华为恨不得把自己装成一个老太太,华为一露脸就要产生效益。比如,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深圳高交会,既在深圳,又是高新技术,你肯定以为华为会粉墨登场。错了!华为一向只是象征性地参加,根本不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因为高交会是诸多待字闺中的高科技项目展示,项目普遍偏小,主要目的是找婆家和风险资金。你注意一下,它是交易会,不是展览会。华为复杂的局用通信网络设备不可能通过一个展示就可以交易的,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基础工作。因此,即使是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华为的好机会,华为也不愿多露脸,因为参观的人群不是华为的潜在客户群。华为不干这种叫好不叫座的买卖。
这就是华为的实用主义。对我有用的商业机会,砸锅卖铁,我也要投入比别人更多的资源来展示我的形象;对我的市场不产生影响的事,再出彩我也不出场。


3000名客户需要很多费用不假,但你也要知道他们产生的效益。没有比这更能展示公司的形象,没有比这更能展示公司的产品,没有比这更能拉近客户与公司的距离了。1000万的费用可能产生1个亿的效益,甚至影响意义更加深远。而且,一次展览中很多的成本是固定的,请的人越多,成本摊得越薄。


最主要的是,北京展之所以能充分展示华为的实力,就像前文在“华为接待的组织”章节中说的一样,真正打动客户的不是北京饭店而是你磅礴的展览气势,不是会务人员的讲解而是你前沿实用的产品,不是漫无目标地拉人而是你周密的组织和接待水平。
所以,通信业发展为大公司时代,只知道摆阔去烧钱,你是烧不出一个“差异化”来的,你“烧”人民币,别人就把美金往“火堆”里扔。关键时刻,只有四个字管用:
实力、实用。

篇首语:心酸的触壁
    · 华为现在就是个领跑者,但你的体力正在透支,后面的追兵已经蜂拥而至
· 其中少数人被裁减,多数人自行辞职,其中又有大批的骨干人才。这是人祸
· 等生机盎然的春天来临时,你就会发现即使蝌蚪也能奋勇向前

 

当我们看到田径场上一路绝尘的选手时,我们千万不要太早给他掌声,你会突然发现在冲向终点前的那一刻,有人从他身边迅速地闪过。而且你注意看,跪在地上呻吟的往往不是后来居上看似拼尽全力的胜者,而是一路风光无限,获得绵延掌声的领跑者。
同样是赛场,专家和常识都告诉我们,即使是大个子主宰的运动,NBA最成功的不是姚明这样的巨人,最后的桂冠往往戴在身高不足2米但身体矫健的叫迈克尔·乔丹的这些人头上。


当然,做企业有所不同,强大的企业不妨做个领跑者,因为领跑是你成功的标志。可企业竞赛也是一个特殊的田径场,是一个不断地撞线,又不断把底线的绸布重新拉起的田径场。赛道上的竞争者已不仅是起跑线上的出发者,你的观众可能会成为你的竞争者,甚至为你欢呼的人也试图把你击溃。你可能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机器,一路独占鳌头,你也可能暂时落在后面奋力追赶。华为现在就是个领跑者,但你的体力正在透支,后面的追兵已经蜂拥而至。
比这更可怕的是游泳比赛中一路劈波斩浪的领先者,由于成功的浪花而看不见后面的竞争对手,就在你挥手触壁的一刹那,一只手已经奋力地抢先伸在了你的前面。
心酸的触壁!
还有比这更让人心酸的事吗?
新世纪来临时,IT业的冬天真的很冷。这是天灾。


可冬天本来是强者重拳出击的最好季节。如果华为是一个修炼到家、身强体健的强者,就应该趁着严寒把竞争对手远远地甩在后面。可事实偏不是这样,对手们不仅在缩小与华为的距离,华为在冬天里更是把自己消耗得气喘吁吁,两三年之内竟然有近4000人离开华为。要知道,其中少数人被裁减,多数人自行辞职,其中又有大批的骨干人才。这是人祸。
天灾。人祸。曾经有一个如此好的机会摆在华为的面前,但华为却没有珍惜……
冬天终究会过去。等到生机盎然的春天来临时,你就会发现即使蝌蚪也能奋勇向前。

小灵通:华为不灵通
   

华为如果不是得益于在窄带市场上的优势,华为如果没有在固定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如果不能看到华为整体的结构性管理优势,如果把华为在几大战略产品上的失误单独拉出来……这两年,华为完全可以排入表现最差的公司之列。
事情当然不能有这么多“如果”,当然也不能把华为的好与坏割裂开来,这种统计、论断的方式并不科学。但是有一点,华为在几大战略产品上的失误实在有些令人惋惜和痛心,
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曾经的华为人。
1. 小灵通:华为不灵通
· 中兴通信受冲击更大,可PHS的适时杀出,给中兴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 有人形容UT斯达康就是罩在华为之外的一张网,飞出一个小鸟人他就装进去一个
专家阚凯力炮轰小灵通:只是电信敲门砖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30日 11:26 中国新闻网
(内容略)
华为对小灵通的态度就是这位专家对小灵通的态度。
2001年是冬天真正来临的一年,南北电信分拆,电信建设趋于饱和,购买设备大幅压缩,华为的销售步履维艰。其实,中兴通信受冲击更大,可PHS的适时杀出,给中兴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UT斯达康就更不同了,这个使小灵通在中国人中启蒙的制造商,在短短3年里由一个华为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的小公司,一跃成为华为的重要竞争对手,在华为的竞争对手分析中,已经把UT斯达康列在中兴之前。UT斯达康在2003年的前3个季度实现销售额170亿元,预计全年将达到250亿元,可初冬时的2000年末它的销售还不足30亿元。不仅是业务的,还有人才的,有人形容UT斯达康就是罩在华为之外的一张网,飞出一个小鸟人他就装进去一个。


面对有2000万用户的PHS,华为连一分钱都没挣到。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技术,凭借华为的技术实力,华为可以在短短几个月里拿出产品,在市场上也肯定会取得效果。2001年后,不断有客户惋惜地说:你们如果卖小灵通,我们一定买你们的。要知道,华为的客户关系平台就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机场,只要你有飞机,就能停泊。最要命的是,只有产品的合作才有关系的建立,华为丢失了产品,不可避免地也丢失了关系,而竞争对手正好利用这个产品成功地搭建了另外一个“机场”。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也就罢了,战略总得有所取舍,天下美餐不能都给华为享受了。可此时华为人在小灵通摧枯拉朽的市场攻势面前开始坐不住了。2002年下半年的一次会上,我听任正非说:华为没有投入小灵通的研发是明智之举,华为不能什么都做,华为的目标更加高远,华为集中精力在3G的研发上。我觉得说得很好,集中资源做一件大事是战略的法宝。但话说回来,华为一开始就应该进入小灵通的领域,内部传言,华为曾经考虑过做小灵通,后来可能出于PHS“技术层次”落后的原因而放弃了。如果是这样,华为的确犯了个错误,华为的成功法宝不就是以迅速满足客户需求而不仅仅是技术领先吗?但是,既然没有做,即使错了,也不要回头,坚持走下去。
可是,另一边,华为已经开始亡羊补牢。
华为把赌注压在CDMA450上,什么东西?就是CDMA制式的小灵通,相对UT斯达康的产品,基站范围更广、投资更省。这是一个不错的技术和想法,新兴运营商,比如网通,对于这项技术是比较看好的。


华为各办事处的移动产品部在2002年、2003年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动CDMA450的建设,华为希望能通过它异军突起,在小灵通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不仅如此,华为更把它作为战略增长点,在小灵通市场上另起炉灶,如同CDMA之于GSM。但结果:
信产部清除CDMA450,普遍服务基金将提前出台
信产部死命令:彻除CDMA450,开动农村电信市场;奚国华限年底前出台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初稿。


几天前,中国电信总经理周德强、中国网通总裁张春江被请到信产部副部长奚国华的办公室,奚对他们再次宣布了信产部决定:两大运营商不论在城市或者农村都不许再使用CDMA450技术,除西藏已经建成的保留外,其他的都要拆除(由于西藏地位特殊,且西藏政府投资600万元在CDMA450网络建设里面)。
(摘自《财经时报》报道)

不做终端为哪端?
    · 华为应该算是大型移动网络制造商中唯一不做手机的公司
· 后来我又听说,华为卖小灵通是为了打压某竞争对手。我在想,这不又是剑走偏锋了吗

 

华为不生产终端设备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华为员工都知道的“国策”,媒体批评华为不上终端设备时和《华为公司基本法》中“华为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联系在一起。我至今没有明白不进入信息服务业和不进入手机行业有什么关系。只记得1996年春节,华为廉价卖给员工自己生产的无绳电话回家过年。便宜倒也便宜,但最后“儿子”不要了,只用“母亲”通电话,你别说,效果还不错。后来,就再没见华为生产话机了,集体大辞职的英雄———总经理毛生江那时也被调到华为电气去了。


不断有客户问我华为不生产手机的原因。我说生产那玩意太麻烦,生产手机和生产电视不一样吗?说实在的,我也纳闷华为为啥不生产手机。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阿尔卡特都是无线网络的供应商,为什么人家要造手机,你华为就偏不做呢?


权威的说法是手机对工艺的要求较高,这不是华为的强项,最主要的是,手机的营销手段和主设备有天壤之别。在康佳、厦新等厂家纷纷进入手机制造业的时候,华为不以为然;当中兴开始生产手机时,华为还是不以为然。华为应该算是大型移动网络制造商中唯一不做手机的公司。


在华为CDMA失败、小灵通没有进入、3G遥遥无期时;在面对UT斯达康小灵通手机供不应求,不得不靠大量走私手机支撑时;在看到UT斯达康的丰厚利润60%来自手机,一部200—300元成本的手机就敢往4位数卖时,华为才突然想起做手机来了,前不久更是与西门子成立了3G手机的合资公司。据说,先期投入市场的是小灵通手机,看来华为的小灵通情结是很深的。后来我又听说,华为卖小灵通是为了打压某竞争对手。我在想,这不又是剑走偏锋了吗?

“含冤”的CDMA
    · 我只把华为“含冤”的战略失误路线图简单说说
· 在技术领先的情况下,即使你已经赶上来了,仅仅因为曾经错过了一班车,你的整个行程就全部被斩断了


小灵通、手机的失败更多的是“集中优势兵力”的战略选择问题,而且毕竟参与得少或者没有参与,损失更多的不过是当前的利益,但 CDMA的全军覆没则可能影响到华为长远的发展。关于华为的CDMA,媒体给予了大量关注,我就不再赘述。我只把华为“含冤”的战略失误路线图简单说说。


华为一直把重点投在GSM上,也难怪,GSM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移动制式。当中美两国在WTO的谈判上围绕CDMA的技术引进举棋不定时,华为也莫衷一是。准确地讲,这个CDMA是2G的技术,即CDMA95。而华为研发的3G是欧洲制式———WCDMA。华为也曾赌过,1999年年底突然在公司内部网上公布了一个“3030项目组的任命”,项目组人员春节不放假,封闭在深圳特区关口外的“华为员工培训中心”集中工作。这就是CDMA95的项目组。


但是,3030项目组后来悄悄地就没了,华为还是对CDMA95的发展心存疑虑。当CDMA95的大旗终于在中国祭起的时候,华为只有CDMA95的交换机部分,而缺少最核心的“移动翅膀”:基站。中兴成了移动的大哥,华为被CDMA95所抛弃。


可贵的是,华为并没有放弃,当中国联通要把2G的CDMA95升级为2.5G的CDMA1X时,华为在早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把1X的产品进行了商用,并且经过测试以及一些省市的技术评标,华为CDMA1X的技术达到了先进行列的水平,在若干个省竟然排名第一。这时,华为似乎又和竞争对手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但是这已经晚了。联通最后决定全部采用在已有CDMA95设备的基础上平滑升级到CDMA1X的办法,如果采用华为的产品,就意味着要把原来已经启用的CDMA95的基站系统全部搬出去。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不去论它,仅凭这点,中国联通怎么会作出有利于华为的选择呢?
华为再次铩羽而归。华为扭转自己CDMA在世人面前形象的战略又一次遭到了重大失败。
在技术领先的情况下,即使你已经赶上来了,仅仅因为曾经错过了一班车,你的整个行程就全部被斩断了。
华为,你怎么能不令人扼腕痛惜呢?

人浮于事
   

战略上失误有人的问题,也有一些机缘的问题。华为战略上出现的重大闪失,当然也有部分机缘的因素,因此有些方面尚可原谅。但是,2001年以来,华为在管理上出现了一些本来不该有或者情况应该轻微许多的问题,这就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
1. 搞,搞定,一定搞定
· 华为过去的管理优势是相对优势。准确地讲,华为不是管理得太好,而是中国企业管理的普遍薄弱
· 现在华为的中层出现了一类“邮件转发干部”,回复下属的邮件,只写上有板有眼的7个字:“搞,搞定,一定搞定”


近年来华为的不少管理行为,可以适用“人浮于事”了。华为过去的管理优势是相对优势。准确地讲,华为不是管理得太好,而是中国企业管理的普遍薄弱,如果华为不能进一步革新,如果国际巨头随着中国市场、市场管制的进一步开放而觉醒起来,如果一些国内企业管理改进能够提速的话,华为遭遇更大的失败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华为对于“人浮于事”的提法不要觉得刺耳,起码应该有些触动。
华为的一些高层人士,可谓“少年得志”。青春年少便获得巨大的财富,在公司内部也一言九鼎,呼风唤雨,骄傲、颓废的情绪便自然滋生。别墅、高尔夫是如今某些高层的重要话题。


华为的中层干部,从总监一直到部门的主任、科长,其中少数是闲职,少数是“个体户”,更多的是领导着几个下属的“基层”管理干部,类似于部队里的班长,村子里的妇女主任。现在华为的中层出现了一类“邮件转发干部”,回复下属的邮件,只写上有板有眼的7个字:搞,搞定,一定搞定。


部分基层员工,开始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而是关注待遇问题了,2000年后进入公司的新员工更要严重一些。客户工程部的接待人员拿着签单到酒店等消费场所与相关人员勾结兑换现金,员工拿着公司发的电影票到电影院门口倒卖,以及员工大量虚报发票,这些已经不算秘密了。我曾多次看到员工报销“××水饺馆”的发票,更有甚者,员工话费超额还颇费周折地写上说明:与客户交流太多,话费超标,请求全部报销云云。你知道,华为话费报销标准是多少?每月1000元,加上话费赠送,额度更高,这还只是移动,固定长途随便打。1000元的电话费,还有人说不够!关键是,这不是健康的思维方式,就算本月电话的确全都打给客户了,扪心自问,平时我们多少倍于公话的电话是私话啊。


客观地说,这些只是少数人的所为,但是它说明组织的肌体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病体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它扩散开来的危害就更大了。至于说职能部门把表格隔三岔五升级,文件朝令夕改,近几年来,在华为也已经有些司空见惯了。
2. 华为人,你忙吗?
· 而华为的市场人员则更不能嫁了,嫁了他,意味着后半夜你还会独守空房
· 华为人均劳动生产率不要说无法和国外巨头们比;在国内,也只是UT和中兴的2/3左右,你能很忙吗

· 还有一部分华为人不仅不再加班,而且上班还苦于无事可做,华为人无事可做的程度是令我们看到华为极其优秀的一面后难以置信的
华为加班是出了名的。在深圳,甚至有些女孩曾经不无认真地说不能嫁给华为人,因为嫁了,就意味着前半夜你将会独守空房。而华为的市场人员则更不能嫁了,嫁了他,就意味着后半夜你还会独守空房。
华为的办公室夜幕下还是灯火辉煌,华为不久前还在实行5天半工作制,华为给外界“魔鬼”般的印象就是来自于华为人没有休息日的工作热情。
应该说,华为曾经是这样的。但近一两年,华为的“忙”和“加班”已经大不相同了。
一起来分析,一起来看看:
(1) 华为人均劳动生产率不要说无法和国外巨头们相比;在国内,也只是UT和中兴的2/3左右,你能很忙吗?
(2) 华为是个彻头彻尾的高科技公司,生产人员只有10%左右,生产线已经完全流程化和自动化,你能很忙吗?
(3) 华为的品牌在国内是老大哥,和国际巨头也可以分庭抗礼,客户主动找上门的事屡见不鲜,你能很忙吗?
(4) 华为的办公已经全面实现IT化,公司遍布全球的NOTES系统互联办公,手机、便携电脑几乎人人都配,你能很忙吗?
(5) 华为的管理系统已经达到世界级的水平,事务性的工作全部由几百个秘书承担,你能很忙吗?
(6) 华为公司近3年创新工作已经基本上轨道,大多日常工作已经例行化了,你能很忙吗?
(7) 华为的部分职能部门开始习惯于在总部“做文章”,基层已经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了,你能很忙吗?
(8) 请自己人吃饭比请客户多,去酒吧的次数比去客户的办公室多,你能很忙吗?
(9) 白天和朋友谈论买房、买保险、买车,晚上准点回家,你能很忙吗?
(10) 当事人回家休息或外出旅游,从岗位上消失1个月后无人知晓,你能很忙吗?
(11) 数个月等待新岗位,闲得可以天天睡觉,你能很忙吗?
(12) 在国外呆了3个月,销售人员就请客户吃过1个汉堡包,你能很忙吗?
以上说的只是少数人的极端行为,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的华为人是不忙的。逻辑很简单:华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这么优秀的管理,这么尖端的高科技,人均生产率却很底,员工怎么会忙得起来呢?
华为人,加班又在干什么呢?有真有假,大体如下面一些:
(1) 学习或开会,华为规定学习和培训不能安排在上班时间。
(2) 白天工作太吵闹,晚上写东西安静。
(3) 领导今天心血来潮加班,我们也要向领导学习,其实领导今天可能就是来坐坐,不为别的。
(4) 吃完饭,不巧把班车误了,公司基地在关外,离家太远,干脆坐晚上9点的班车吧。


(5) 干些私活,还有免费空调和电话,于是办公室一派温馨的气氛,这是驻外机构的场景。深圳等地的员工就没有这么温馨了,绝大部分已经涌回了家。不过,这更利于有些人打电话了,华为一个小时的长途不算过分,曝光过一起长达5个小时的私人电话。还有人竟然图快,利用公司的proxy上黄色网站(你也太心急了吧,拨个号上网不行吗)。


(6) 有时是在加班。不过,你想想,销售人员不就是谈项目时最忙吗?除了我们需要陪着憨厚的笑脸外,能比电信公司的工程师们忙吗?比如说浙江电信公司的工程师吧,他们要轮流听5个厂家做汇报,轮流和下属11个地市确认方案,轮流和5个厂家谈判,最后还要写报告给领导,工作量绝不在华为之下,人家也就3—5个人,而华为一去就一屋子,可以组织一场完整的篮球赛,连啦啦队都不缺。


我上面各条所指的仍然还是小部分人,但是把各条整体加起来,华为在同类型的企业中,特别是按照最优秀企业的生产率标准来要求,华为肯定不能用“忙”来突出自己。我不否认有一些华为人很忙,特别是当一个研发或者市场的项目开始时。但是,还有一部分华为人不仅不再加班,而且上班还苦于无事可做,华为人无事可做的程度是令我们看到华为极其优秀的一面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面。
这更多的不是指华为具体的管理问题。其中深刻的原因我将在“华为危机的凶手”中论述。

华为,一个寓居的公司
    · 我们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过再搞IT
· 华为也是,华为给员工提供了中国任何企业所无法给予的收入和成长机会,但是它却忽视了最能唤起共鸣的人性元素:家园
· 深圳,一个寓居的城市,必然有人迁徙。华为,一个寓居的公司,必然有人逃离
我爱清谈。在我即将离职前的半年里,我时常和华为做市场的兄弟们在茶馆里清谈。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其中最甜蜜的,就是畅想离开华为后干点什么。
我们什么都想过。开茶馆、开餐厅、开礼品店、开洗衣店、开幼儿园、开酒吧……钱不够,钱若够,还想开KTV、桑拿。甚至,我们还想过卖肉(加盟河南双汇的放心肉加盟店)!
我们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过再搞IT。我所认识的华为市场人员,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以后再也不搞IT了,太耗费青春了!
IT有罪吗?它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行业啊!它绝对是财富和素质的代名词啊!难道是我们见异思迁,生在福中不知福?


不过,客观地说,外人更多地看到的是IT的光彩,其实对于业中人来讲,他们是在财富、智慧和兴奋中体面地耗尽了青春。当然,完全怪罪IT业显然有失公允,每行都有每行的艰辛,IT业毕竟是知识经济的产品,最起码,能获得更多的回报与体面的声誉。
我们是被华为的生活方式给折腾坏了,转而把罪责转嫁给了IT业。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华为给了我们这么高的收入,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成长机会,甚至如果撇开华为危机的话题不谈,华为的工作量、某些工作环境甚至非常舒适!


《深圳,你被谁抛弃》是篇不错的文章,但我认为它的视角是有些偏差的。深圳真正的危机,人们“抛弃”深圳最主要的原因是:深圳是个没有安全感、没有品位的城市,它最脆弱的软肋是深圳没有一个让人们诗意地栖息的大地上的家园。
华为也是。华为给员工提供了中国任何企业所无法给予的收入和成长机会,但是它却忽视了最能唤起共鸣的人性元素:家园。
华为,没有家园。高薪、公平、互助、宽厚、沟通,还有“百草园”都能把人才吸引过来,但是要把他们长久地留住,这些都还不够。
家园的本质:稳定,安全感。


我曾经说,如果我不在华为,我可能买不起房,但如果我不在华为,我肯定有了房,有了家。面对杭州超过深圳的房价,我曾经后悔过,2000年我到杭州时为什么不买一套,甚至多买两套呢?后悔的不只是我,几乎所有的销售人员都有同感。后来我说:我们不要后悔了,各种因素决定了我们必然不会想到买杭州的房子。看看杭州办事处所谓的买房高手都是谁?不就是在杭州定居,有家有口的那几个本地化销售人员嘛 。他们比我们聪明吗?他们最初只是想买房子自己住,后来是一不小心,发现房价竟然扶摇直上可以赚钱时才想起炒房子的。


我们呢,我们这帮单身汉,不知道自己在华为的下一个客栈会在何处。一到晚上,别人在家里和老婆商量在哪买房?怎么个买法?而我们呢,天一擦黑,一帮漂泊的男人就往酒吧里钻。就算杭州的房价涨了个底朝天,我们也不会想起去找房子!
IT业让我们漂泊。但人终究要筑起自己的家园。与其说我们在背叛IT业,不如说我们在背叛华为的IT业。因为我们通过华为认识了IT业。


深圳依然精英荟萃,华为依然人才济济。但是也有不少人正在背起行囊离开深圳,走出华为。为什么呢?最关键的是,无论深圳,还是华为,在那里工作的人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把它们当成一处自己可以安心栖息的长久的家园。
深圳,一个寓居的城市,必然有人迁徙。
华为,一个寓居的公司,必然有人逃离。

汤师傅茶馆:冷眼看“权”钱
    ——华为元老状告华为股权案之我见
· 华为不是制造中国富豪最多的公司,但绝对是制造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公司
· 说白了,如果老板想玩你,分分钟就可以让你找不到天上人间
· 这点我觉得要成为华为所有人的认知前提,否则我觉得我们有点昧着良心,更不大对得起任正非
由我来说“华为两位元老状告华为股权案”有点狗拿耗子的嫌疑。所以,我根本无意冒犯,包括当事双方。我只是借用这个题材,说说一般情况。


先从情看。1块钱能分7毛,过去曾经1块钱分9毛,我真不知道哪个行当能有如此高的资金回报率?放高利贷也没这么容易吧,最起码你还要雇上几个打手以备逼债之用。坦率地说,华为不是制造中国富豪最多的公司,但绝对是制造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公司。也听说某些上市公司制造了多少多少的百万富翁,可挑明了说,不少是骗咱股市老百姓的血汗钱,像华为这样拿自己的净利润往员工的腰包里塞,把大家养成一个个百万富翁的公司,中国肯定没有第2家。


我不相信华为利润高到10年能自始至终保持在70%以上的分红率,10年间我想总有一回两回利润回落的,任老板完全有理由降到50%,不知华为人买不买这个人情?不要说50%,30%我都会感恩戴德!你可以说我贱。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愿意在人家那里干活,又给了你不少的钱,你就要感恩。10个亿的利润老板说成1亿,你以为你是能从报表中看出来,还是掰着手指头算出来?工资1万给你9000你真的会走?老板说100个亿的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了,你能分辨出所以然来吗?说白了,如果老板想玩你,分分钟就可以让你找不到天上人间。只要不违法。
说任老板在这几年犯了一定程度的冒进错误我赞同,但如果谁说任老板在给钱上不够意思,我还真跟他急。


再从理看。准确地讲,华为目前实行的股票制度不能用上市公司的标准来要求它。如果你说按照每股净资产分配,华为当初要大家购买股票的时候,也没有按照每股净资产来算呀,任正非完全可以说净资产是2.5元,炒股票都有这样的心理,总是觉得1元涨到2元似乎比2.5元涨到5元要容易得多。如果2.5元涨到3.5元,你觉得挺多的吧,买不买?华为可是1元的基数分7毛,比例多高啊!而且,2000年的时候华为还补发了部分员工一笔股票,几十万现成的钱,白花花的呀。有人说了,如果不是股票那就是非法集资,你想啊,有哪家公司集资给70%回报的?只有两种解释,要么任正非携款潜逃,要么任正非真的是在自家大阳台上晒钱。因此,我倒更愿意把华为的内部股份制视为和发工资一样的激励手段,正是有了这样的激励手段,华为的同志们才有了绝大多数同龄人没法相比的财富。这点我觉得要成为华为所有人的认知前提,否则,我觉得我们有点昧着良心,更不大对得起任正非。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华为实行的股票制度是非常不规范的。其他不说,2001年还1元钱呢,2002年就成2.64元了,你说10年每股净资产都没涨,1年时间就涨得这么不成体统,叫人家怎么敢相信你的科学性啊。你现在的2.64元就是老老实实的测算数据吗?我在辞职前一直惴惴不安:我这前脚一走,后脚华为该不会把股价涨成4.64元吧?
真的,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华为为什么在冬天来临的2001年把股票大幅升值,一次性上涨了164%,2002年却只涨了12%!
这其中的玄机到底在哪里呢?

“白天”不懂夜的黑:危机背后的危机
    · 华为危机背后的危机是还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些危机,仅知道这个道理不行,下定决心去改才叫认知
· 但是企业管理和财务数字的乘除完全是两回事!企业管理就像华为的交换机
· 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家都在说管理成长,华为也在说不要穿上“红舞鞋”,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家还是管不住自己对扩张的欲望


华为危机背后的危机是还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些危机,仅知道这个道理不行,下定决心去改才叫认知,相当于“know”和“recognize”的区别。华为的危机在制造出来后又因为时间的拖延而被大大加深了。我所说到的一定范围内的人心浮动、人浮于事,以及整体性的人满为患,我相信华为肯定也看到了,可就是不改。否则,大家就看不到我如此多的关于危机的文字了。我说的危机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如果从近两年的某些管理思想和战略决策来看,我觉得华为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还说2000年大规模扩张的问题。华为大规模招人是一贯的,1996年之前的事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我想1996年人员总量就有3500人,1996年之前华为发展一路坎坷,人员进进出出也很频繁,因此那几年招聘的人数肯定不会少。1996年之后,更是以3000人、5000人、10000人这样的数字在社会上横扫千钧。销售计划也是,今年50亿,明年就是100亿,后年就是250亿。其实所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也都知道有些指标根本完不成,运营商的计划明摆在那儿的嘛。可明知如此,还是要签责任状,每年完不成计划,但每年还是要把大包扛下去,名为“压强原则”,实际上是不是盲目做大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按理说,2001年冬天真的来了,任正非也隆重地推出了《华为的冬天》,可华为做大的意识还在膨胀。有追求是好事,但成功的企业一定是长短结合,收放自如的,哪能时时刻刻都端着刺刀冲锋啊。如果没有这两年来华为优秀人才结构性的流失,我敢肯定华为的总人数还要上升。去年华为的海外市场大约销售了40亿人民币,可由于高昂的费用,利润很低,某个地区部更是累计亏损了5个亿。任正非今年要求向海外直接输出1000名销售人员,其中欧洲400人。华为的海外销售人员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一年要往兜里塞20万元人民币甚至要多得多的主儿啊!更不要说还有庞大的行政资源平台需要搭建。这么多人在那里是不是真的有用呢?有些销售人员在国外根本就是睡觉、上网打游戏,难得见上客户一面,即使有的销售人员忙得死去活来,但大多都可能是在做无用功。高层关系搞不定,你把交换机镶上钻石也没用。


当然,任正非以及一些海外市场人员会说,市场机会很多,不抓住有些可惜。任正非在2002年的一次电视会议上说过类似的话,说朗讯等公司把人撤走了,而我们坚守阵地,结果就把他们遗弃的地盘抢过来了。我个人觉得,这种想法不正确。按照任正非的逻辑,比如一个小运营商,如果有两个销售人员去做,一年也有1000万的销售,利润有200万,两个销售人员却只有100万的工资和费用成本,算起来是赚的,那干嘛还不到处撒网呢?于是,你就会看到全中国只要是城市的地方就有华为人出没,华为更是恨不得把红旗插到与中国建交的所有国家去。截至2002年,华为在全球建立了8个地区部和32个分支机构,华为实际上的触角比这还要广。


但是,企业管理和财务数字的乘除完全是两回事!企业管理就像华为的交换机,用户线、中继可以一点一点地往上加,但加着加着你就发现要扩主控了,扩主控就是相对复杂的事情,可能要加一个柜子,甚至可能还要再建一组配套系统。


记得前文说到华为小灵通手机的战略问题时,我说了一个词:剑走偏锋。我不是一个企业家,不懂战略,可我不明白华为怎么能把小灵通的战略定位为打击某个竞争对手呢?有人说:小灵通的成本很低,即使失败了也没关系。我说不对,华为本来就在移动方面没有自己的地位,小灵通更是被别人耻笑。你如果做,你就像模像样地做出来,让别人觉得华为当初只是一念之差。现在,假设你失败了,人家客户哪知道华为是骚扰别人的战略啊!人家只会认为华为的移动真是不行,产品出来一个死一个,难道你还能向客户解释你的“骚扰战略”不成?


战略,要针对竞争对手是没错的,但是阻击对手不是目的,发展自己才是关键,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话说回来,市场是残酷无情的,甚至是要兵戎相见的,说骚扰本身并不过分。但是华为的小灵通和竞争对手相比还是个小弟弟,怎么能以一个领先者的姿态来骚扰或阻击别人呢?无论是骚扰,还是阻击,都不适合华为的小灵通手机,因为它的身份太特殊了,其他的产品或许还可以。但愿是同事们误解了任总的意图。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家都在说要管理“成长”,华为也在说不要穿上“红舞鞋”,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家就是管不住自己对扩张的欲望。成长是快乐的,特别是那些对企业有特殊感情的,把企业当成一个小孩子来看待的人,没有一个不希望它尽快成长的。


正因为如此,“知”和“行”在这层感情的冲动下难免就会分道扬镳。我们每个人在做父母之前,没有谁不说以后要让自己的小孩子自由地成长,但你看看那些肩上背着小提琴、手里弹着钢琴、脑子里还在想着奥数的孩子们吧,他们难道都是“糊涂父母”的子女?
许多错误,就是如此这般在客观地发生着。
汤师傅茶馆:讲点义气
——华为起诉前员工侵占知识产权之我见
· 您几位这么一做,不就等于把华为吃饭的家伙给砸了吗
· 李一男离开华为总不能开拉面馆吧
· 但是,如果拿了东家的好处还要胳膊肘往外拐就有些不够义气了
前不久华为起诉了前华为员工,说他们侵犯了华为传输产品的知识产权,就此我也说上两句吧。


如果,我说如果,华为指控的是事实的话,我认为华为做得没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华为在传输方面真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花了大把大把的银子才把传输做到了世界第一的品牌,而几位同志把产品COPY不说,还被华为的重要竞争对手收购了,这就不是闹着玩的了。传输产品已成了华为吃饭的家伙了,您几位这么一做,不就等于把华为吃饭的家伙给砸了吗?


而且,我觉得华为在“起诉”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从华为出来的员工创业搞的所谓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扪心自问,有几个没把华为现成的东西拿过来就用的?总体来看,华为差不多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已经挺够意思了。
但是,华为在有件事情上,我个人认为值得商榷。


李一男在北京创办的港湾公司。技术上,年轻的李总有没有从华为出来前藏着一招半式的?华为内部公开的说法:有。人才上,李总也一打一打地从老东家处挖走了不少优秀人员;市场上,李总也和华为展开了肉搏战。港湾公司不仅成了华为的竞争对手,而且在华为看来多少还有些像完全是针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只要是和港湾竞争的项目,华为跳楼大甩卖,也要把项目拿下来,丢其他项目尚可以原谅,如果销售人员把和港湾公司竞争的项目丢了,主管一定就要被问罪了。


李一男创办一个新的公司,虽然和兄弟分家不同,但华为卧虎藏龙,人各有志,另立门户算是顺理成章,除非大学毕业就创业,否则其他的任何情况都意味着进入新的公司就是和原来公司的决裂。一个人的核心技能毕竟有限,特别像华为这样广招毕业生来大力培养的公司,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一个人加盟或者创办一个公司不带着一点前面东家的知识和技术,毕竟脑子不像磁带,记忆了就是抹不掉的。李一男离开华为总不能开拉面馆吧?在华为学到的东西必然就是他开办新公司的饭碗;李一男是华为里程碑式的领袖人物,他出来有华为的兄弟跟随他,也是人之常情;出来经营同一个领域的公司,自然而然就有竞争。
都是彼此的饭碗,到底该保谁的饭碗,知识产权自有它的保护法则,按照规则办事好了。不过面对这样难以区分又和感情有些牵连的东西,我觉得不妨来点道德的考量。


对于华为来讲,如果大家都曾经是一家兄弟,有兄弟出去混碗饭吃,只要不算太过分,还是要以宽容为本。如果是竞争对手,按照市场规则平等竞争就可以了。港湾公司的诸多行为尚属可以理解的范围,高新技术产品剽窃过来,如果一两年后还不更新换代必然死亡,因此即使有承接原来衣钵的嫌疑,没有自主核心研发能力迟早也要完蛋。再说了,对已经出去的人痛下狠手,还在其中的同志们如何作想呢?
对于员工来讲,拿了东家的好处,感不感恩倒在其次,毕竟市场的开拓、公司的兴隆绝不是拿点“好处”来就行了,还是要继续流血流汗的。但是,如果拿了东家的好处还要胳膊肘往外拐,就显得有些不够义气了。

华为,你到底是什么
   

我们为华为优秀的一面而兴奋不已,华为糟糕的一面又让你觉得华为的气数已尽。如果把华为危机中的任何一个拿出来加载到中国其他企业身上,仅一条危机就能将它们致于死地。比如,让你看得惊心动魄的“人满为患”,不要说由此导致的巨大人工成本会让许多企业关门大吉,仅仅由此产生的混乱就会让这些企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1. 华为,你到底是什么
· 因此,华为的核心危机只有一个,而这个核心危机产生的核心因素也许就来自于一个政策,甚至是一个举措
· 《深圳,你被谁抛弃》说的危机都是事实,有勇气说出来值得欣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迷失了方向
·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因为,因为华为简单


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华为的危机。我在第一稿中说:如果华为有7宗罪,那么7罪之首是“人满为患”;我在第二稿中说:如果华为有7宗罪,那么7罪之首是“家长余风”(把别人当傻子)。后来我觉得用“7宗罪”有点太煽情,于是在你看到的也不知是第几稿的文字中,我把它改成:如果把危机细分(按章来分),最大的危机是上一章的内容———“家长余风:人性缺位的华为”。
不过,7罪之首无论是谁,如果抛开“寓居的公司”这个综合的危机,华为危机中两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家长余风”和“人满为患”。
“家长余风”是华为管理思维的“劣根性”问题,是整个中国企业中普遍的“劣根性”问题,我在最后一章再和大家探讨。先说“人满为患”。


为什么说“人满为患”是一项大大的罪名呢?很简单,人只要是胖了,什么毛病都可能出来了。温家宝总理在“哈佛”演讲时谈到中国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多。华为的“人浮于事”、“人心浮动”、“官民失位”、“危机运动”、“股权缺位”都与“人满为患”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人多了,钱就少了,股权危机的导火索就被点燃了,人心就思动了;因为人多了,就会有闲人在制造大量的无用功;因为人多了,你就不得不需要官职来把这些人激活,就无法避免“官民失位”;因为人多了,你就不得不在矩阵里繁殖机构,无用功就更多了,管理成本就直线上升了;因为人多了,让员工对公司的未来就产生了担忧,心一乱,就不是产生哪一个危机的问题了;因为人多了,不要说太多深层次的危害,仅仅是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不由得会让人产生莫明的浮躁!
甚至,和人多看起来没有太多关联的“危机运动”,也是因为有大量冗员了,才让人们在真假莫辨中忐忑不安地工作着。所以,我说《华为的冬天》是“雪上加霜”。
“人满”实在是华为的患,是华为的大患,华为看起来林林总总的危机都可以从它身上找到大部分答案。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直接原因很简单,把人招多了,又没有去及时裁人(其实优化更准确)。甚至可以还原到一个点:如果没有2000年的那一次6500人的招聘,华为的危机绝不会如此严重。


因此,华为的核心危机只有一个,而这个核心危机产生的核心因素也许就来自于一个政策,甚至是一个举措。总体上,从当前来看,华为的这些危机并没有很大程度上威胁到“高薪的华为”、“公平的华为”、“互助的华为”、“沟通的华为”和“华为的华为”,华为现在还是个“人才帝国”。这些危机也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远大的华为”、“做实的华为”和“低调的华为”。


我们总是说看待问题一定要辨证地看。辨证包括两个方面:静态的是与非分别是什么样;是与非之间是互动的。如果“是”是主流,一般情况下,这个事物就是健康的,即便如此,“是与非”也能相互转化。但是,我们千万要注意,它的转化是需要其他条件来作用的。因此,第一步一定要看清楚“是与非”,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寻找有没有转化的条件(我在下一章将会结合华为来谈),否则我们就会夸大其辞,甚至危言耸听。
华为的“是与非”如何呢?请允许我庸俗一点———优势是主要的,危机是次要的。我们看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而且要抓住影响事物性质的核心要素。


我相信看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人,一定觉得深圳愁云惨淡,岌岌可危。但是如果你把事物的纲和本质抓住,我们的结论就不一样了。深圳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深圳是中国高科技最集中的城市,深圳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深圳是中国仅次于香港、上海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看数据和报道)。一个城市已经如此了得,我们怎么能直接钻到问题里不出来呢?深圳的确有它自身的缺陷,但还有的就是类似于“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缺陷。《深圳,你被谁抛弃》说的危机都是事实,有勇气说出来值得欣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迷失了方向。


华为也是。一个高薪、公平的华为就可以让众多的企业望尘莫及,因为这不是钱多的问题,这是优秀的品德、科学的管理、远大的战略的问题。同样,我说了就凭一个“远大的华为”,任正非就比99%的企业家要伟大。华为高层的职位经常变动是个危机,但是这和不变动、即使变动也是“意思意思”完全不同,如果做了,好处居多,可能也有些坏处,但那也比什么也不做强多了。


你可能会说:汤圣平且慢,我现在也承认华为的优势是主流。如果你说的危机是事实,我虽不认为华为是“大是大非、毁誉参半”,但绝不是主要、次要这么轻松的。我们不能说危机是10%,成绩是90%,如果说华为的危机要占到30%是不是不算夸张呢?招聘人员过多的背后原因是“盲目扩张”,况且无论危机的成因是什么,结果总是客观存在的。再说了,华为又不是一般的企业,15年了,华为怎么可能成为中国企业的NO.1呢?


是的,您说得一点儿没错。从我进入华为开始,华为每年的年终大会,任正非都要提到一个概念:明年将是华为生死攸关的一年,明年如果挺过去了,华为的日子就好过了。如此“生死”了好多年,我相信2004年,任正非还要说这句话。其实,不是任正非在说,华为的员工也这么认为。部分有自己人看华为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原因,也存在着只看危机而忽视核心成功要素的原因,不过毕竟这些危机就在眼前(就算30%吧,虽然这种说法不科学,起码可以直观地判断:危机比较严重啊),再加上险恶的IT业,任正非、华为人怎么能不忧心忡忡呢?


但是,华为却始终能在中国通信制造业中独占鳌头,让国外巨头胆战心惊。华为在2001年后战略上的确经历了几次失败,但几千万、几个亿,100%份额的项目还是一个个地在签。也正是在2001年后,华为发力,对思科的市场步步紧逼的呀!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因为,因为华为简单。
简简单单的任正非!简简单单的华为人!简简单单的华为!

再论任正非:简简单单任正非
    · 他不是压制你,也不是恫吓你。反正,不要烦琐的讨论、争鸣,你去做吧。他说完也转身去做了
· 任正非每个月看到这么一大笔钱的工资,他是怎么忍心签的啊,这个字他一签就签了15年啊
· 他把这件简单的事情有点复杂化了,之所以变得复杂,本质上还是因为他的简单
· 那个眼神我特别熟悉,就是1996年那个晚上的眼神
· 我突然想把任正非改成任总……是的,他是足够值得我一辈子尊敬的一个人。


任正非的决策方式很简单,他做就做了,不会花费很多时间去反复论证,3000人、5000人需要就去招吧,钱尽量花,预算做好了,花不完就是你的责任。销售计划公司讨论完了,各个办事处上来就签,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不要去讲什么理由,你把理由讲得再充分他也不听,他就相信局方建设100个亿,我就按照50个亿来做计划,要什么资源你只管说,任务完成不了那是后话。他不是压制你,也不是恫吓你。反正,不要烦琐的讨论、争鸣,你去做吧。他说完也转身去做了。
这是任正非的简单。


华为不做小灵通经过市场证明是个重大失误,但有一点,3个月就可以搞出的东西,任正非一直坚持了3年不去做它,他就把全部的精力完全集中在3G上,华为3G技术在国内的领先证明了他简单思维的正确。任正非现在开始做小灵通手机,他的市场战略我表示质疑,从产品战略来讲,是要为3G手机铺路,与西门子合资生产3G手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催生TD-SCDMA。也就是说,任正非还是执着于3G。
这是任正非的简单。这是他战略思路的化繁为简的简单。


任正非的个性有时候率真得像个孩子。2000年的下半年,我负责浙江省电信公司的销售,和办事处主任一起陪他去见浙江电信的高层领导。浙江电信局长、三位副局长和所有的处长都来了,任正非把华为公司的形势向各位客户作了汇报。说到华为成就的时候,你会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快乐。汇报完了,你让局长讲吧,不。他意犹未尽,他把WTO后电信市场的开放给运营商带来的影响高屋建瓴地说了一遍,不是捧他,他说得真的很好。问题是,你要让人家局长说话呀。


后来,人家局方终于有机会开始说了,双方总算交谈起来。谈到了杭州,主管建设的沈局长就说:我认为未来杭州应该以高科技兴市。话音未落,任正非就说:沈局长,你说错了。我认为杭州应该发展旅游业,只有城市漂亮了,才会有人才来。说实话,沈局长当时有点挂不住,人家是主管通信建设的副局长啊,而且我看彼此的观点其实也不冲突。任正非是不是故意的呢?绝对不是,如果是故意让客户难堪,他干嘛还要千里迢迢地赶过来拜见客户呢?他在刚一进客户的会议室时,见人就发名片,非常恭敬地说:我是任正非。他甚至还要给我一张。是不是他没水平呢?绝对不是,他的理论水平非常高。人民大学的一位华为顾问,是我的大学老师,他告诉我,有一次深圳市委书记召集深圳大企业开会,很多知名企业家发言,他觉得其他人的讲话和任正非相比都要差一大截。不过,不论老师说的是不是事实,说任正非出口成章绝不是夸他,他能在60分钟内把话说得风雨不透,而且绝不会东家长西家短地啰嗦,你看看《华为文摘》就知道了。


所以,任正非就是这样的个性,率真的个性,有话他就说,并不是不尊重你,更不是不尊敬客户。任正非一到杭州就对我们说,没关系,只要对公司、对市场好,你们觉得有必要,处长我也见。但一见面就会时不常地发生上面这些事。所以我们私下里打趣说,以后不能让老板见客户了。当然,如果客户能够知道这就是任正非的个性,或者和他多打交道的话,客户就会明白他的用意并且能领悟到他睿智的思想了。
这是任正非的简单。


1997年的时候,华为在7楼食堂召开驻深员工的全体大会,说着说着,任正非突然说,华为的高层都长得丑,你看李一男,还有胡厚昆,长得多丑啊!你们站起来给大家看看。那两位还真像模像样地站起来对大家“秀”了一下。2000人的会场顿时气氛很轻松,大家都开心地一笑,他自己也像个孩子那样在笑。大家知道,任正非就是这个脾气,他绝对不是侮辱别人,也不是为了印证他的权威,他的权威实际上从你决定进入华为的第一天起就建立了。
这是任正非的简单。个性中率真的简单。


他1998年之前一直开着个广州标致车,后来副总裁们劝他买个更安全的车,他才买了辆宝马。有一次开着新车经过科技园一个路口,一块小石头挡住了去路,按理说,宝马车可以很轻松地压过或绕过去,但他硬是下车来把石头拿走了。
这是任正非的简单。


华为如果有员工在待遇上和公司有点纠纷(依我看,多数是员工自己的责任),人力资源部门一般是要根据规则来的,这时候有人就会想到给任正非写信或者直接去找他。一般地,他都不会为难员工,能给员工的就给了。华为有时候现金流也紧张,工资却是照发。2000年华为招了这么多人是个大大的失误,但是招来了,华为就没亏待过大家:当初说多少就是多少,该涨工资还是要涨。我在想,任正非每个月看到这么一大笔钱的工资,他是怎么忍心签的啊,这个字他一签就签了15年啊!
这是任正非的简单。对待金钱和享受的简单。


任正非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除了工作就是看书,很多人以为任正非技术不懂了,管理方面只会讲军事上的那一套,这些都是天大的误会。任正非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能与国内外不同咨询公司的管理顾问把管理的方方面面探讨得清清楚楚,讲话打印出来后,你既看不到高不可攀的理论,也没有谈什么细致入微的操作,他说的都是能让你看到方向,却要你深入去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这是任正非的简单。


任正非在《华为公司基本法》中就把接班人给制度化了,我觉得与其说是他高瞻远瞩,不如说是他把自己置于制度的监督之下。任正非有个儿子叫任平,作为父亲,任正非为他倾注了不少心血。任平先到中科大读书,后到英国读书,回来后任正非让他到生产部的库房和办事处去体验生活。有一年我看到任正非给人力资源部写了个批示:合肥办主任××,如果你以后再把办事处的车借给任平,我就处分你,你在合肥不能给他任何好处。任正非也只是让任平在华为学习学习。前两年,他支持任平自己去开了另一家和华为性质截然不同的公司。任正非把华为的事业当成大家的事业了。
这是任正非的简单。对待事业执着的简单。


任正非的女儿和姐妹都在华为工作,却把名字改掉了。前几年,我对这件事还非常气愤,为什么不正大光明而要干掩耳盗铃的事呢?慢慢地,我就不这么想了,他的女儿也是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其他几位亲戚都是本科以上,他们在华为没有特权,口碑也都非常好。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改掉?等于夹着尾巴做人啊。人家任正非创办了华为公司,把几个亲戚招进来工作有什么过分的?他不改名字你又能怎么样?况且华为的规定只是不允许高层将自己的亲戚介绍到操作性的基层岗位。任正非的亲戚把名字改掉是否最好,我不去论它,但任正非起码觉得这有些对不起员工,他还是把公司当成大家的了。他把这件简单的事情有点复杂化了,之所以变得复杂,本质上还是因为他的简单。
这是任正非的简单。


1999年江泽民到深圳视察,准备参观华为。任正非当然非常重视,亲自安排接待事宜。安排任务过后,任正非到生产部门看看准备的情况,他突然发现设备明显地重新摆放过,而不是常规生产的样子———这就相当于欺骗总书记嘛。任正非赶快把一位负责的总监叫过来,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怎么能欺骗别人呢?一口气上来,他竟然揣了总监一脚,对方躲过了,本能地想跑,任正非说:你还跑,回来呀,把设备摆回去。说实话,任正非脾气是火爆点,但“打人”在我这么长的时间里还是第一次听说。不应该,但是实在有些可爱。
这就是任正非的简单。固守道德情操的简单。


1996年我到人力资源部不久,晚上在办公室里写东西,任正非的办公室和我隔了3间屋子。写着,写着,眼睛的余光发现有人在看我,是任正非。他站在窗边,看了我写的东西5秒钟,然后背着手,轻轻地往他的办公室走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并不是在分辨你在写什么,也不是在审查你是不是在加班,就是关注、温和、爱护。就像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是从内心深处透出来的欣赏和随意,不为什么,他就是来看你几眼。


任正非的大会小会我参加了好多次,每次上台前人们都热烈鼓掌,他总是说:你们别鼓掌,再鼓掌我就走了。一坐下来,他总是用眼睛把会场来回认真地、挨个地扫一遍。那个眼神我特别熟悉,就是1996年那个晚上的眼神。


1997年,小平同志追悼会的那天早晨,我一早到达7楼设的灵堂时,见任正非已经到了,他还是一身旧衣服,显得很憔悴。人慢慢地多起来,任正非一直在人群的周围走动着,要大家往前站、往里站。整个现场,任正非的眼神都很悲伤,是想流眼泪的悲伤,是眼睛失去焦点的悲伤,是疲惫但又欲言又止的悲伤。
在写这些文字时,任正非满脸的皱纹和他的眼神就在我的思想和文字间飘来荡去。当我把书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思绪在紧紧地缠绕着我:做一个企业好难!做一个企业家好难!


任正非建立了一个中国NO.1的公司,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在企业界具有N0.1地位的人呢?说实话,得出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依我看来,任正非在中国企业家中一定是占据了一个最为突出的位置的。世界上有很多企业也低调,但他们只能做到其一,做不到其二。其一就是所谓的个人低调,其二就是让企业低调。任正非能够低调到底,因为他知道“名利”就像是根水中的木头,你只按一头,那一头肯定还是会翘起来。
低调的目的还是任正非简简单单的生活、简简单单的事业、简简单单的爱。


我依然坚持华为应该裁人,或者加大主动淘汰的力度。不过,我知道华为之所以一直没有这么做,50%是因为有难言之隐(或者就算是一个错误),但另外的50%是因为任正非不想把这些人赶走,任正非想与大家同舟共济渡过这个难关。这不是我在揣摩他的心思,你叫我说证据我说不出来,我就是凭感觉,我对他眼神的感觉。我相信,大多数华为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任正非的不忍与宽厚。


所以,我批评他的失误,那是实实在在的失误。只不过,失误也可以分成两种,他是为了企业和员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这完全不是人格的失误,这是最要紧的。但是,失误对于企业的结果来讲,是不会按人格来划分的,因此需要修正。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把任正非改成任总,或者是改成一个能让读者深深感受到我内心敬意的称呼。是的,他是一位浑身散发丰满人性魅力的人,一位足够让我一辈子尊敬的人。
任!仁!人!
希望任总保重身体!希望任总把华为带得更好!

简简单单华为人
    · 老板,稍等,我在看电影,我马上出来
· 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这些外表柔弱、不修边幅的小伙子却有一颗颗火热的心
· 华为选拔大学生也是有标准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踏实、诚实、朴素
华为不仅任正非简单,华为的员工也普遍简单。
我在前面把华为的副总裁们的长相和举手投足描写得似乎有些“戏剧化”,其实不是我在歪曲,也不是故意耍“无厘头”博你一笑,华为人就是这样,它是华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还说郑树生。1998年,郑树生任市场干部部的部长。当年之夏,世界杯打得如火如荼。郑树生绝对不是踢足球的材料,他一天要抽两包烟,按照他的说法,蚊子都不敢叮他,叮他等于自杀。就是这样被烟熏得里里外外都是黑的瘦弱的郑总,里里外外忙得脚下生风的郑总,世界杯的那些日子,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我和丁红兵把8强、4强、决赛、冠军的名单交到他手里。我们开始“赌博”,事先还要说好赔率。赌什么呢,先赌的是红牛。后来发现不行,我们喝完红牛兴奋,他喝完红牛呼呼大睡,再加上后面的决策难度加大,于是改成吃饭。等到决赛前,他抢先一步把冠军押在巴西身上,那我们只能押法国了。结果,按照1?誜8的赔率,我们一口气赢了8顿饭。然后,我们吃。那时副总裁杨汉超准备接替他任干部部部长,于是两个令华为人听名字就敬畏几分的副总裁,两个相当于“副总理”的副总裁,陪着我们这些只是“乡长”的下属,连续好几天在大排挡里还了8顿饭的“赌债”。主要是回锅肉和毛血旺。


有一天,郑树生请我们吃完饭后还要请看电影,名字记不清楚了,但肯定有两个字,“性”、“狂”(因为是深圳的一家大电影院,不是什么低级的片子,好像还是一部好莱坞的名片)。深圳的电影市场不景气,偌大的千人电影院里只有几个人,我们几个人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中途,郑树生的电话响了。
“老板,稍等,我在看电影,我马上出来。”
这就是简单的华为人。


华为中研部的小伙子,高学历、高智商、高收入,很多都是“钻石王老五”。不少人,特别是外人常觉得他们狂妄、不懂事、邋遢。华为上海研究所位于金茂大厦,金茂的管理人员经常被华为这些小伙子搞得哭笑不得:他们穿着上班的拖鞋在电梯里旁若无人地上上下下。不过,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这些外表柔弱、不修边幅的小伙子却有一颗颗火热的心。


1998年,中国发大水,华为捐了2500万元的设备,1500万元的现金。1500万现金全是员工主动捐献的,一般都是捐工资的10%,而中研部的小伙数千数千地捐,有人甚至上万地捐。要知道,有些单位捐钱至少还要贴个红榜出来,华为根本什么都没有,捐了就捐了,没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回报。考核也不会因为多捐了钱,领导就会给你提一级。当然,客观地说,有主动捐的,也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华为号召的原因,但这些人都心甘情愿地多捐一些。没有人不爱钱的,华为如此高素质的人不会不懂得这种事有“压力”,退一步说,即使我不得已捐了,发发牢骚总还是可以吧。为什么没有任何牢骚意见呢?因为大部分人从心底里觉得还是应该捐。


1998年之前,中研部有BBS,我有几次进去了,看得我热血澎湃,由不得你不为他们的正义感所震撼。他们会为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观点,你从语言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强烈爱国的痕迹。如果遇到一个华为人,你说你想买“某国”的车,大抵你会遭到一通奚落。
我想起来中研部的一部电脑屏保,靠近走廊,很多路过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得见。
有一天,上面写的是:痛并快乐着;
又有一天,上面写的是:板凳要坐10年冷;
再有一天,上面写的是:明天会更好。
这就是简单的华为人。


无论是前华为人、现华为人,无论是老员工、新员工,自己人坐在一起,60%的内容会说华为的危机。但如果他和一个外人聊起华为,95%的内容是把华为描绘得万紫千红。这几年媒体报道华为的内容越来越多,我可以武断地说,那些不问青红皂白在帖子上把媒体骂一顿的大多数是华为自己人。一部分是因为媒体的谬误,但还有的就是:不管你说得对不对,我都要骂你。就像两个女人刚开始异口同声批评其中一个人的丈夫,说着说着,其中一个人就会突然反目说:我丈夫好不好,关你什么事!华为人对华为的感情大致如此。所以,我在写华为危机篇时,我心里都有点打鼓。
这就是简单的华为人。


华为人爱招大学生,但华为选拔大学生也是有标准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踏实、诚实、朴素。华为除了招大学生,也广泛在社会上招聘,招聘的重要指标还是踏实、诚实、朴素。华为人不仅不招在社会上频繁换工作的,华为甚至在1997年之前还有个明文规定:在小公司当过小老板的不要。那些已经进入华为的员工,如果做事情“八面玲珑”,一般来说,它是进入不了华为的干部和核心层的。


有人说华为的女孩长得丑,其实准确点说,华为无论女员工长得是否好看,平实才是最重要的。你长得再漂亮,你也应该踏踏实实地做事情。不瞒您说,华为对女孩的长相还真是要挑的,当然主要是挑那些看起来让人觉得踏实、诚实、朴素的人。
这就是华为人,简简单单的华为人。

简简单单的华为
    · 因为华为相信一个人不是一看一测就能说得清楚的,要靠实地去做,要去培养
· 华为的学习、思想工作不会动辄开大会,在岗位上、在工作中,甚至很多时候在下班后就和风细雨地做了
· 本来应该得这个奖项的人就慷慨把荣誉“赠送”了,这是操作的简单,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简单
· 只按照流程办事是封闭结构,只有例外和例行结合才是开放式的有效体系
简简单单的任正非,简简单单的华为人,决定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华为。


华为现在有500名管理学硕士肯定不成问题,因为1998年、1999年两年就大约招了500名本科学工,硕士学管理的毕业生。我说过,华为把很多事情当成学问来做,但是做学问并不代表就是把事情做得复杂。比如招聘,现在很多单位时兴“性向”或“素质测评”,我本人在大学里专门学的一门课就叫《人员素质测评》。我相信,华为搞一套这样的东西出来很方便,搞不出来,买一套来也很简单。华为做过这套东西,但是从来就没用过,看到差不多的人就把他招过来。所以前面说,任正非看了一眼张建国的简历就说:明天过来上班吧。为什么呢?因为华为相信一个人不是一看一测就能说得清楚的,要靠实地去做,要去培养。
这就是简单的华为。


如果辞职,特别是骨干、领导辞职,华为会百般挽留,但那是感情上的,如果你真要走,华为绝不会拦你,也不会通过薪酬刁难你。同样,员工如果觉得在华为没有前途了,或者华为已经让你换岗培训了,他们自己就意识到了,多半会主动离开,走得干干净净,不会出现耍赖、上访、投诉的情况。华为在2000年前走的人,相当一部分是华为想淘汰,却不是华为开口赶他走的,华为并没有通过降工资等手段“折磨”他。这两年辞职的情况和华为自身的失误关系多一些,但这4000人中,肯定有一部分也是不太适应华为而选择主动离开的。
这就是简单的华为。


任正非会经常说起毛泽东、邓小平、三大战役、抗美援朝,他还说军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工作等等,而且说得群情激奋,因此外人认为华为就是在搞军事化,搞运动。事实呢?华为都是把这些精华的思想、战略与具体的企业管理结合在一起的。华为学习非常频繁,学完还要写心得,可华为学习的都是与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东西,甚至具体到一个报销、一个工资制度,与企业行为无关的事情,华为绝不会干。华为请了那么多“导弹专家”,这些人都是德高望重,你以为他们会说:小伙子们,来,我们开个会,给你们讲讲导弹是如何飞到天上去的。不是的!如果员工思想上有疙瘩了,有什么对别人、对公司的意见了,员工辞职前需要沟通了,这时候导弹专家才会行动,而且主要不是他说,而是他听你说。华为的学习、思想工作不会动辄开大会,在岗位上、在工作中,甚至很多时候在下班后就和风细雨地做了。
这就是简单的华为。


华为的考核体系洋洋大观,可以用做MBA的教材,但你要以为华为是用它来考人、量人,那你就错了,至于说用考核来提拔人就更错了。华为考核精细的主要目的是让考核成为一个管理过程,通过考核传达公司的价值以及目标导向,让员工能直观地比对、学习,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努力方向。华为提拔干部、发工资还是靠“感觉”,可笑吧?不可笑!不仅是程序上简化的问题,而且还很准,因为华为对一个人的了解和考察早以通过日常的管理、“考核”渗透进去了,为什么能渗透进去?还是简单,华为的领导和员工就是简单地在一起工作的,天天在一起,你是什么人他还不知道?华为的荣誉奖、导师制是做学问做出来的吧?但这个做学问的最终结果是简单,因为他们把厚厚的书读完了,读明白了,事情就简单、实用了,而我们经常听说的实用,那只是简陋,不是简单。而且,华为不管你的制度有多厚,操作还是简单地来。荣誉奖名目很复杂吧,但是绝不会复杂地去评比,有时甚至简单到大家认为某个人需要鼓励,本来应该得这个奖项的人就慷慨把荣誉“赠送”了,这是操作的简单,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简单。
这就是简单的华为。


华为的组织纷繁复杂,怎么能做到比对手更快的响应速度呢?华为能做到7天内到货甚至4天就到货,你要知道,华为的货都是从深圳运过去的,华为的产品不是拧几个螺丝就能往外拉的,为什么?还是简单。组织复杂点,但该我做的事情,我会在规定时间里做好,我即使对你有意见,事情做好了再说,绝不会以工作来报复你。这是例行的工作,华为还有一套似乎已经例行的例外机制。很多事情可以根据情况越过流程来做,你求助资源,他们会通过与流程中的人充分沟通,在第一时间里作出迅速反应。这就更是简单了。有的人认为按照流程办事才叫科学、规范,我认为不对,流程会把信息扭曲,有些紧急的事情,流程中的人判断问题就不一定清楚,因此例外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只按照流程办事是封闭结构,只有例外和例行结合才是开放式的有效体系。
这就是简单的华为。


华为“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是事实,但跟它们嫁接到其他企业产生的影响相比对华为的伤害要小得多。华为似乎可以分成干活的人、不干活的人,这些不干活的人干了些人浮于事的事情,有时也做点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他们一般不做釜底抽薪的事情。对于不干活的人,干活的人虽然有意见,但是该干的活他也干了;谁在干活谁不在干活,华为基本上也能做到心中有数,不干活的人虽没有丢掉饭碗之虞。但一般来说,得到重用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对付华为的人浮于事比较简单(把人裁掉1/3,立刻就可以见效)。这也就是简单的华为人在起作用。


当然,不干活与干活的人在一起工作,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比如前面提到的开会,文山会海的公司1个会开3天,华为1天开3个会,但是别人开3天可能还没有结论,而华为是在烦琐的会议后把那些烦琐的事情都简单地做了。无论什么样的会,先把议题说清楚,大家就往一个目标上议,议完就散会,散完会就去做。因此,虽然华为在烦琐的流程和执行中做了很多无用功,但是它做的有用功照样比竞争对手多得多。所以不说嘛,华为300名人力资源队伍中即使有150人在做无用功,另外的150人做的有用功也是惊人的。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的确精干,可他们只是发发工资、计计考勤、罚罚款、给领导写个纪要,再组织几个培训什么的。名为人力资源开发,做这些又有多大用呢?
这就是简单的华为,这就是简简单单的华为。

敬畏简单
    · 这个简单不是智商的简单,时髦地讲是一种心智模式
· 如此,简单怎么不注定要在华为身上发生呢
· 简单决定了对企业发展方向至关重要的支点:执着的目标导向、优胜劣汰的价值规律、固守人性美德的道德观念、化繁为简的思维方式、纯洁友善的人际关系
· 敬畏简单吧,就像我们敬畏生命。生老病死,生命的规律最简单不过了


我在做市场包括处朋友时,有个切身的体会(当然也是教训)。你把事情看得简单了,关系反而更融洽了。这个简单不是智商的简单,时髦地讲是一种心智模式,是一种大度、豁达和放松,做到这些只需要一个品质:简单。不管客户的官有多大,你把他也想成和你一样的人,他也需要朋友,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在乎你,事情就简单了。
中国人的人性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复杂。我想我压根儿就没有林语堂先生的睿智和深邃,所以就不再献丑赘述中国人了。


再说起《华为的冬天》,我不是想推翻我在开篇里的观点。但是,为什么IT业的冬天已经到来了就是没人说?为什么《华为的冬天》出来后,中国著名的IT厂商(包括更早就在冬天里的计算机厂商)也把《华为的冬天》打印出来在公司上上下下地学习呢?是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萧条是源自行业的冬天,不会想成是自己企业的冬天。不过,就是想到了,他们也不会把这把利刃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大声对外面说:快来看啦,我在冬天里。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就等于自毁前程吗?而华为呢,非常简单地把这件事做了。结果呢,很显然,别人没有认为华为就是在冬天里,华为的自我批判精神反而让企业界和客户觉得华为已经做好了应付冬天的准备。这种简单,反而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理解。


还说《深圳,你被谁抛弃》,文中所说绝大多数是事实,只不过我认为深圳真正的问题是“寓居”。但是不管怎么样,深圳的危机确实是深重的。既然如此,深圳的那么多的“第一”从哪里来?我甚至认为深圳是中国25年来最辉煌的城市。深圳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和华为一样,简单。深圳没有包袱,企业没有包袱,深圳人没有包袱。深圳人的目标很简单:成就一番事业;深圳人的思维方式很简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深圳人的心理契约很简单: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深圳人的人际关系很简单:讲规则。这就够了!知识经济时代,不就是人吗?这些不就是最大的生产力、最大的竞争力吗?
中国有这么多的城市,为什么“简单”偏偏发生在深圳身上?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优秀的企业,“简单”却偏偏发生在华为身上?


我说,注定要在华为身上发生。简单的任正非、简单的华为人不都是天生就简单的。而且,它们不足以让华为就成为一个“简简单单的华为”,关键是什么样的要素促成了这些简单的人走在一起,并且使他们按照“简单”的思维和“简单”的方式来做事情。


您再回忆回忆我的《中华有为:华为是什么》吧。高薪、公平的华为使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谐了,简单就有了基本的保证;互助的华为、沟通的华为、华为的华为又在此基础上把这种简单、和谐再次上升了一个层次;做实的华为是不是就是让大家简单地做事情?而远大的华为就是要让公司、员工执着地去追求一个目标,执着是不是就是简单?最后,低调的华为让简单得到了升华:什么样的喧嚣我们都不要去管,我们只管“我行我素”地做好自己的事。
如此,简单怎么不注定要在华为的身上发生呢?
简单的人与简单的事与简单的公司,相互交融,塑造了一个无坚不摧的“简单”。
再追根溯源,这些简单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华为作为民营企业,简单的产权关系、简单灵活的运作机制是简单的基本保证之一,另外就是华为自己的功劳了,就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最精华的部分所在了。
简简单单的任正非、简简单单的华为人、简简单单的华为!简单决定了对企业发展方向至关重要的支点:执着的目标导向、优胜劣汰的价值规律、固守人性美德的道德观念、化繁为简的思维方式、纯洁友善的人际关系。
不知读者朋友有没有研究过素质模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素质,但是有两项素质对大多数人适用,并且高居前列,这就是:成就导向、人际沟通。你想想看,这两项素质与简单有什么关系?
所以,敬畏简单吧,就像敬畏我们的生命。生老病死,生命的规律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在本书的上一稿中,接下来的整整一章是“罗马并非一日建成”,现在我觉得相对于一个“规律”而言,这个道理就显得太肤浅了。只不过,我想说的是,大公司抗风险能力强是人们的共识,通信行业更是如此。现如今真正的全球化已经来临,通信行业的巨无霸早已把天下瓜分殆尽,通信行业的高投入让小公司的生存愈加困难。所以,“大公司”虽不是成功的条件,但是华为能在残酷的20世纪90年代里突围出来,本身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实际上就是遵循了一个简单的规律。
成功的“保龄球效应”


10年后一次大学同学聚会。10年前稚气未退的毕业生现在已经变成了各个行业的栋梁之才。但是细心分析,你会发现有的人是企业的高管人员,有的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有的在政府已经做到处长级以上的干部,但是有的人只是靠10年的资历在企业里混成了个可有可无的“骨干”,或大腹便便其实还是普通一职员。同学们都散去后,我对班主任慨叹说:为什么10年前差不多的同学,10年后差别如此之大。


班主任笑着说:事业就像打保龄球,他的算分规则是,如果你能击出全中,就可以把后面两格的分累计上,如果你一开始就能击出全中,并且能连续全中,你就会把看似每次打倒不少却不能全中的人远远甩开。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招领先,招招领先。

肤浅的“短木板”理论
    · 我们总是习惯说发展是主流,问题只是局部,中国人最喜欢说的这句话是最害人的了
· 假设没有这个转换条件,即使是恶人也不一定会有恶报的
· 华为的生存环境太凶险了,特别是作为处于食物链上端的一家制造业公司
我们总是习惯说发展是主流,问题只是局部,中国人最喜欢说的这句话是最害人的了。你见到有几个人死于五脏六腑都无药可救的?
后来人们反思这句话的谬误,于是便有了“短木板”的理论,华为人也把“短木板”理论牢记心中。从自然现象而言,“短木板”理论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事物的分析上,“短木板”理论就不够深入全面了。


“短木板”理论说水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那个最短的板,这是事实。可是,事业成功的大小不一定就是取决于你的最短,而要看短在何处以及长和短之间的转换。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的短毫无所碍,甚至你可能什么短都没有,但一个偶然、一个坏运气就可能让你立马玩完。


我们看到的“短木板”是静态的,可事实上短和长之间是互动的。更要命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水桶的短板是能看见的,你不会傻乎乎地打满一桶水,或者刚走了几步,该漏的水也就漏完了一大半,更多的路程你不用提着满满一桶水困难地前行。怕就怕一个生了虫子的木板你却看不见它,当你气喘吁吁地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哗”地一声崩溃,麻烦可就大了。


前文我说到了“是与非”的辩证法。“是与非”之间的转换不在于“是”有多“长”,“非”有多“短”,而是说“是与非”间存不存在转换的条件。假设没有这个转换条件,事物就不会有这么复杂,甚至即使是恶人也不一定会有恶报的。因此,我们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我们需要把“是和非”的“长和短”说清楚,具体到对一个事物作出判断时,我们就要分析“是”与“非”的根源何在了。更主要的,要看看有没有什么“短”的外力能将“非”变成彻底的“败”。


华为的危机在“简单”这个规律面前被一定程度地弱化了。但是无论如何,大量的冗员、人浮于事、股权的危机等等还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这些危机的根源来自企业管理以及运作的习惯性思维。如果不能从根子上认识到它,不能从结构上解决掉它,这些危机难免就会越来越深重。即使你能某种程度地免疫,但肌体总是会受到损伤的。


华为的生存环境太凶险了。特别是作为处于食物链上端的一家制造业公司,华为过长的食物链让它生存的风险迅速加大。更何况,华为还要不断面临通信行业持续全球化的残酷竞争,通信行业的高投入和漫长的产出周期,通信行业延续性和独占性的网络特点以及通信行业复杂难辨的采购模式等诸多挑战。不要说华为目前尚有很多危机,就是一个百毒不侵的企业也很难说它不会遭遇失败。
所以说啊,坏人不见得不能上天堂,好人不见得不会下地狱。

再读华为危机
    · 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华为却断断续续地讨论了好几年,最后又不了了之
· 员工总是感到工作后没有调整过来,其中有生理的问题,更有心理的问题
· 甚至有高层领导把他们的工作方式“惯性”为整个公司的工作方式:高层领导本来就没有什么周末


为了能把事情说得明白,我用了“有用功”和“无用功”两个概念,但是现实要比它们的加减法复杂得多,很多有用功是会被无用功成倍地抵消掉的。同样,华为的“简单”是制胜的功臣,但是“简单”绝不是免疫的保证,如果把它和“复杂”掺在一起放久了,它也会变质。危机会把很多“简单”吞噬掉,并把它们变成“复杂”。


举一个前面说到的小例子,不让员工上班时间利用公司的公共网络资源做个人的事情,方法很“简单”,谁上网就追究谁的责任,可华为却把它“复杂”成要将计算机里面的个人物品统统删掉,还要耗钱、耗人飞来飞去检查。
谁“复杂”少一点,谁的成功就多一点。
我再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看看华为是怎么样把它“复杂”化的。
华为在中国早已实行5天工作制的情况下,一直实行一周工作5天一周工作6天的5天半工作制。


一周工作5天半本身倒也没什么,几年前华为人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一周“工作”5天半或许还不止。实行5天半工作制的不仅是华为一家,中兴通信也是5天半工作制。而且,总的来说,华为并没有欠员工的假期,华为少了25天左右的周末,但是华为另有约25天的年休假给予弥补。


因此,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简单到华为只需说个“YES”或“NO”就OK。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华为却断断续续地讨论了好几年,最后又不了了之。其实,华为一直实行老的办法是有“民意”的:市场部的员工希望春节放假长一些(除了法定假之外,把年休假再放7、8天进去)。
而实际上,人们希望5天工作制是明摆着的,同时实行5天工作制可能也是效率最高的:
(1) 全国绝大多数企业实行的就是5天工作制,别人不上班,华为对外和谁去沟通呢?特别是一线的市场部门,周六过来上班就是聊天、贴发票,没有多少事情干。所以这个25天被浪费了很多。
(2) 市场部可能是有人赞成旧的休假制度的,因为市场人员平时都可以在宾馆里睡大觉,何不再休25天年休假呢?


(3) 即便如此,市场部赞成旧的制度还是少数。因为我后来就在他们中间,知道他们的“民意”。你也不妨一起来设想一下,星期六上班,星期五就没有周末的感觉了,也就等于把双休日的气氛全破坏了。华为人经常出现这样的对话:“这周是大休还是小休啊?”“休息一天。”“小休啊,烦死了!”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人民放长假7天,华为却只有6天。别人在休息,自己跑来上班的感觉不太好吧?特别是,这种感觉一年至少要出现25次。


(4) 华为的年休假员工是不是都休了呢?华为把年休假分成过年约7天,平时约18天。过年的7天,绝大部分人都休了,而平时的额度,我虽然没有统计,但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人没有休。平时休假,工作谁来管呢?更主要的,就算有人真的离开岗位,我相信工作也照样运转,问题就是,华为人的“危机意识”让你没有“面子”去休这个假。因此,不仅仅是实际休假不够的问题,华为的这种休假体系让员工的休息与调整变得支离破碎,员工总是感到工作后没有调整过来。其中有生理的问题,更有心理的问题。


(5) 华为把大家没有休完的假按1倍的工资补偿给大家,无论是逻辑还是实际,华为人捐款都成千上万地捐,谁会在乎这几千块钱而不要十好几天的假期呢?多数华为人想休这个假,却又苦于“脱不开身”。而且,还是前面的意思:简单的华为人不是在乎总天数够不够,而是在乎怎么休的问题。
华为对此讨论再三,定不下来。


对于员工,人们在华为觉得“累”,有一部分竟然就是来自这个本来仅是个方式的休假问题;对于外人,人们觉得华为人也太累了,有人据此就认为华为没有人性;对于华为,更需要审视自己了:有一些“人浮于事”的人在做“调研”、“决策”;有一些拖着“家长余风”的影子;甚至有些高层领导把他们的工作方式“惯性”为整个公司的工作方式:高层领导本来就没有什么周末。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电气”卖给艾默生后,艾默生立即实行了彻底的5天工作制。艾默生还是华为的原班人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为不久前也终于实行了“5天工作制”:一个月4个星期中有3个星期工作5天,另一个星期工作6天!
你说烦不烦!如此简单的事情,一些“简单”的华为人却把它如此复杂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姑且不提,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值得我们玩味和反思呢?是不是和我在书中提到的华为危机有些一脉相承呢?

再读华为危机
    · 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华为却断断续续地讨论了好几年,最后又不了了之
· 员工总是感到工作后没有调整过来,其中有生理的问题,更有心理的问题
· 甚至有高层领导把他们的工作方式“惯性”为整个公司的工作方式:高层领导本来就没有什么周末


为了能把事情说得明白,我用了“有用功”和“无用功”两个概念,但是现实要比它们的加减法复杂得多,很多有用功是会被无用功成倍地抵消掉的。同样,华为的“简单”是制胜的功臣,但是“简单”绝不是免疫的保证,如果把它和“复杂”掺在一起放久了,它也会变质。危机会把很多“简单”吞噬掉,并把它们变成“复杂”。


举一个前面说到的小例子,不让员工上班时间利用公司的公共网络资源做个人的事情,方法很“简单”,谁上网就追究谁的责任,可华为却把它“复杂”成要将计算机里面的个人物品统统删掉,还要耗钱、耗人飞来飞去检查。
谁“复杂”少一点,谁的成功就多一点。
我再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看看华为是怎么样把它“复杂”化的。
华为在中国早已实行5天工作制的情况下,一直实行一周工作5天一周工作6天的5天半工作制。


一周工作5天半本身倒也没什么,几年前华为人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一周“工作”5天半或许还不止。实行5天半工作制的不仅是华为一家,中兴通信也是5天半工作制。而且,总的来说,华为并没有欠员工的假期,华为少了25天左右的周末,但是华为另有约25天的年休假给予弥补。


因此,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简单到华为只需说个“YES”或“NO”就OK。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华为却断断续续地讨论了好几年,最后又不了了之。其实,华为一直实行老的办法是有“民意”的:市场部的员工希望春节放假长一些(除了法定假之外,把年休假再放7、8天进去)。
而实际上,人们希望5天工作制是明摆着的,同时实行5天工作制可能也是效率最高的:
(1) 全国绝大多数企业实行的就是5天工作制,别人不上班,华为对外和谁去沟通呢?特别是一线的市场部门,周六过来上班就是聊天、贴发票,没有多少事情干。所以这个25天被浪费了很多。
(2) 市场部可能是有人赞成旧的休假制度的,因为市场人员平时都可以在宾馆里睡大觉,何不再休25天年休假呢?


(3) 即便如此,市场部赞成旧的制度还是少数。因为我后来就在他们中间,知道他们的“民意”。你也不妨一起来设想一下,星期六上班,星期五就没有周末的感觉了,也就等于把双休日的气氛全破坏了。华为人经常出现这样的对话:“这周是大休还是小休啊?”“休息一天。”“小休啊,烦死了!”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人民放长假7天,华为却只有6天。别人在休息,自己跑来上班的感觉不太好吧?特别是,这种感觉一年至少要出现25次。


(4) 华为的年休假员工是不是都休了呢?华为把年休假分成过年约7天,平时约18天。过年的7天,绝大部分人都休了,而平时的额度,我虽然没有统计,但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人没有休。平时休假,工作谁来管呢?更主要的,就算有人真的离开岗位,我相信工作也照样运转,问题就是,华为人的“危机意识”让你没有“面子”去休这个假。因此,不仅仅是实际休假不够的问题,华为的这种休假体系让员工的休息与调整变得支离破碎,员工总是感到工作后没有调整过来。其中有生理的问题,更有心理的问题。


(5) 华为把大家没有休完的假按1倍的工资补偿给大家,无论是逻辑还是实际,华为人捐款都成千上万地捐,谁会在乎这几千块钱而不要十好几天的假期呢?多数华为人想休这个假,却又苦于“脱不开身”。而且,还是前面的意思:简单的华为人不是在乎总天数够不够,而是在乎怎么休的问题。
华为对此讨论再三,定不下来。


对于员工,人们在华为觉得“累”,有一部分竟然就是来自这个本来仅是个方式的休假问题;对于外人,人们觉得华为人也太累了,有人据此就认为华为没有人性;对于华为,更需要审视自己了:有一些“人浮于事”的人在做“调研”、“决策”;有一些拖着“家长余风”的影子;甚至有些高层领导把他们的工作方式“惯性”为整个公司的工作方式:高层领导本来就没有什么周末。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电气”卖给艾默生后,艾默生立即实行了彻底的5天工作制。艾默生还是华为的原班人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为不久前也终于实行了“5天工作制”:一个月4个星期中有3个星期工作5天,另一个星期工作6天!
你说烦不烦!如此简单的事情,一些“简单”的华为人却把它如此复杂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姑且不提,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值得我们玩味和反思呢?是不是和我在书中提到的华为危机有些一脉相承呢?

华为的转折点
    · 我认为导致这个转变的只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条件”:3G
· 未来3G的采购模式肯定会非常复杂,复杂到可能就靠一点好运气
· 如果华为的3G失败,她将极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退步成二流的通信设备供应商
前面说了“是与非”,我们再来看看华为有没有把“是与非”转变为“成与败”的条件。华为的生存环境很险恶只是大方向,我认为导致这个转变的只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条件”:3G。
华为的3G技术排名第一,我听说了;华为的WCDMA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商用,我也听说了。但你不妨听我再说点别的。
■ 华为高层关系的竞争力堪忧


做市场70%靠关系,30%靠技术。大公司的技术差别只在毫厘之间,通信产品的技术含量让你很难严格地把几个大公司的产品给区分开来。在决策者那里,决策天平向谁倾斜就是看他对谁的产品好恶和对谁的关系认同。


企业的产品销售无一例外都是以客户关系为突破口的,靠关系的建立带来对技术的认同。建立关系本身是正常现象,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只要你能对得起朋友给你的机会就可以了。我们也不要把西方公司的营销想象成“技术取胜”,只不过他们做关系的方式与中国人不同罢了。中国人爱吃火锅,喜欢亲密无间的感觉;西方人爱吃西餐,讲究卫生和高雅,吃西餐也不是一个人吃,美国人爱开PARTY也不只是为了娱乐。


现在的问题就看华为人做关系的能力了。华为人做关系的能力自然不用担心,但是现在,特别是未来的客户变了,华为销售人员在面对客户决策权上移的情况下,华为在地市一级苦心经营的市场优势已所剩无几。一个厅级以上干部见到一个大学毕业生会怎么样?本来甲方和乙方的地位就悬殊,这下差别就更大了。2001年以来,华为在高层客户关系方面的竞争力在逐步下降,甚至在少数省份,华为的系统部主任拜访总经理的机会都很少。而华为有经验的、能与高层对话的“老”营销人才还在不断流失。


客观地说,凭借华为密不透风的市场体系,华为能通过整体优势来弥补在高层关系竞争力上的不足。但是3G大不一样,3G的战略地位将使客户的决策越来越高层化,电信运营商的省一级分公司的发言权可能都很微弱,甚至有政府参与决策的可能,未来3G的采购模式肯定将会非常复杂,复杂到可能就靠一点好运气。
国外大公司也把3G视为救命稻草,CXO们频繁在中国出没,动辄中央领导接见,动辄在《对话》节目中作秀。华为要在这场营销角力中胜出,实在需要花一番不同寻常的气力啊!
■ 华为移动没有品牌


我不惮以恶意来评价华为的关系能力和营销能力。我个人认为华为在高层营销方面如果能及时调整战略和人员,凭借华为的营销思想和历史积淀,华为不一定会吃败仗。但是,关键的是,客户即使对华为好了,客户也不一定采用华为的设备。


华为在移动方面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大规模应用的产品。因此,华为的产品再先进,别人心里都会打鼓。海尔做空调能做老大,但做彩电我看短期内肯定做不过TCL和康佳,品牌是深入人心的,连中国电信为了填补自己没有经营移动的经验,还花大价钱建设小灵通嘛。华为在GSM领域苦心经营,几年里也主要是卖掉了一些微蜂窝,参与建设了移动、联通的边际网,不仅份额,而且代表产品竞争力的网络地位,华为也不高。也就是说在GSM上,华为的品牌还只是一个小弟弟。
在CDMA、小灵通领域……这两个我就不想多说了。
客户认为,华为在移动方面落后于中兴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如此,中兴在国内以移动第一品牌的身份参与联通CDMA共计数百亿元的采购,它不也才拿了十几个亿吗?


就说CDMA吧,联通二期建设2.5G的CDMA1X,没有人说华为的东西不好,甚至在有些省华为排名第一。我见浙江丽水的客户时,客户也说华为的东西真不错,可就是没人敢用。成本姑且不说,最主要的是技术风险太大了,原来的东西用得好好的,运营商怎么能贸然使用一套技术评估的确不错,但却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设备来替代呢?


其实,搞这一行的都很清楚,有没有产品应用是非常关键的。对于运营商是一场革命的3G,巨大的投资以及高技术的含量将使他们很有可能“买熟不买生”。华为在移动产品上的连续失误难免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令人扼腕的“错觉”。
我宁愿相信这是错觉。只是3G采购的机会只有很少的几次,错过了这个村,也许就没这个店了,很多技术很好的选手,就是因为没有大赛经验而不得不被排除在国家队之外。
■ 迟迟不发的3G牌照


最新消息说,要到2004年下半年才发3G牌照,中国现在是不是就迫切需要3G?从市场需求看,可能还没到这个地步,我们传统的2G、2.5G的话音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做好,中国力推TD-SCDMA(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是肯定的了,但是它的进展有些让人担心。TD-SCDMA不推出来,3G牌照就不大可能发的出来。
时间就是金钱。3G的大规模支出实际上就是寅吃卯粮,看谁能挺得住,每迟到一天,华为就要多投入300万元。


就华为的战略来讲,3G也是华为的重中之重。如果3G失败,它将极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退步成二流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3G的优势有很多,只是3G的归属本身就是个需要一点运气的东西,再加上华为先天性的不足,不可知和不确定性就更大了,偏偏3G不像其他产品,华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并不是想预测华为在3G上注定的成功与失败,肯定地说,我没有这个水平。但是,我有理由为华为捏着一把汗,不仅仅是因为我深爱着华为。
至少,我衷心祝愿华为能取得这场战役的最后胜利。

后记一:那一晚的诉说
    安徽是我的第一故乡,听到人们说老家经济发展,皖南人文荟萃时,我骄傲;
人民大学是我走向外面世界的第一座温馨驿站,当人们说人大是中国实力最强的文科大学时,我骄傲;
深圳是我梦开启的地方,当人们说深圳成为世界级的都市,南中国海最璀璨的一颗明珠时,我骄傲;
华为给了我安身立命的翅膀,当人们说你是华为出来的,厉害!我骄傲;


曾经听一个华为朋友愤愤不平地说,有一天在浙江联通碰到一个厂家的销售人员,他主动问我朋友是哪家公司的,知道是华为后,小伙子一脸轻松地说:哦,你是华为的啊,我们公司有好多人从你们华为跳槽过来的。晚风中,我们静静地在听,同事嘴里的烟卷不停地在颤抖:这只是一个生产配套产品的小公司销售员,他连副处以上的客户都见不上,还说,还说,哦,你是华为的啊……
我们都很气愤,也有一些悲凉。虽然我们从华为离开了,但身上已被深深地烙上了“华为印”,人都是需要受重视的,当人家轻描淡写,甚至还有一些轻蔑你的时候,那是怎样的心情啊。华为的强盛,我们的身份!


想起西晋亡国皇帝怀帝和愍帝先后被乱臣刘聪俘虏,虏后先加以厚待,后屡遭羞辱,最终被害。其中愍帝被刘聪命令在打猎时穿上戎装,执戟前导。后来还有一次,刘聪在大宴群臣时让他给众人行酒,洗酒杯,当刘聪离开时又要愍帝执盖随从,在座的几位晋朝旧臣不忍看到这个场面,尚书郎辛宾竟冲上去抱着年仅18岁的愍帝失声痛哭。刘聪大怒,将辛宾立即斩首。不几日,年幼的愍帝也被杀了。
……
华为,我相信你。
华为,华为人需要你好好地活着。
华为,中国需要你好好地活着。
华为,亲爱的华为,祝你好运。
汤圣平记于北京友谊宾馆
2003年12月26日

后记二:生活的旋转门
    在华为准备辞职时,我本来没打算写这本书,我本来想投奔张建国麾下鼓捣咨询公司来着;我本来没打算住在杭州,我本来想在深圳定居,寻找3年前的影子来着。
结果,从华为辞职后,我就好上写书了;结果,我就想在杭州定居了。
真是要感谢生活!生活原来像个旋转门,只要你热爱她,转到哪一面都是五彩缤纷。


我从来没有如此亲近过西湖。每到晚饭的放风时间,从白堤到苏堤,从断桥到雷峰塔,我像个与西湖一起孤芳自赏的另类,架着单车一路骑行;我像个文弱的诗人,在西湖上的每座桥的面前,我都从车上慢条斯理地下来,缓缓推行。
“先生,你要算命吗?”
我从来没有如此亲近过大排挡。午夜12点,我便又架上单车,在大排挡边与我性质相同的男男女女们一起等着鸡腿、米粉、鸭脖子。
兴致所至,我偶尔还会到几公里外的南山酒吧一条街转转。看到那些拼命扭动肢体的男女,突然觉得有趣起来,我在酒吧里还从来没有如此清醒地欣赏过,原来灌醉的人还有如此高超的表演技巧。
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一个月内连丢3辆自行车的。
我还养了一圈小胡子。杭州出租车司机问我是不是搞服装设计的,浙大食堂里邂逅的大学生说我一定是搞IT的,到了北京,饭店的服务员非要说我绝对是大学讲师。
啊,真是要感谢生活,就连胡子里还有不同的人生。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感谢社长张树相先生、第三编辑室主任曹宏举先生、本书责编周晓慧女士。贵社愿意快速、大力出版我的拙作,我想就是一种平常意义上的责任心以及出版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吧。我的作品虽然不敢冠以“社会科学”的大名,但无论如何,贵社都是对我个人的莫大奖赏。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出版社能出越来越多的对中国企业思考的书,这样中国企业管理才能更快地向规范化、国际化迈进。只有百家争鸣,才会百花齐放。
感谢闻洁老师。在这本书中也有您大量的心血。从您那里,我找到了指导我写作的两个坐标:社会责任感和始终为读者着想。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欢迎您到杭州来,我陪您到西湖边去听“坊间”的越剧。


感谢杨东龙。师兄对这本书的肯定和鼓励给了我把它最终付梓的勇气。没有您真诚的、专业的帮助,我这本书断然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从您那里,我深切感受到您对企业、对管理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企业命运的深情关注,更让我尊重的是您的坦诚胸襟和职业精神。您曾经给本书起名《华为你好》,我就知道在对这本书的理解上,您和我的心是一起跳动的:我不是要卖弄我在华为的经历、通过解剖华为而吸引别人好奇的目光,我是希望通过不讹传、不捏造、不谄媚、不猎奇的事实,嫁接上我对华为的思考,继而希望能触摸一点中国企业成长的规律和命运。我们深夜长谈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早晨,我推开窗户,满世界的雪花飞舞。我相信,瑞雪是为纯净无瑕的心孕育的,丰收是由责任和诚信砌造的。


感谢张建国。张总是7年来给我最多指导和帮助的人,您那天对我书的评价让我眼圈湿润,不仅仅感动于一份被夸奖的激动,更多地,我分明感受到了一个老华为人的心和我是相通的,您在文字中看出了我对华为的真情,看出了我在真情下对华为冷静的思考,我想,这就是知音的本意吧!您说再奋斗10年,当您50岁时,您就可以告慰一生了。是的,A型血的执着、浙江人的智慧、甘肃生长的磨砺一定会让你受益无穷,华为的10年是您坚实的脚印,创业的10年将是您飞翔的天空。
向我的奶奶、阿爷(父亲的另外一种叫法)、妈妈、外甥女、女友道歉。整个一年我的生活轨迹都有些“不正常”,更没能多去看看你们。
向我的好朋友们致歉。请原谅我把手机关掉了,请原谅我没有陪你们在杭州好好玩玩,希望你们能一如既往地请我吃火锅、泡酒吧。
向汤圣平道歉。哥儿们,对不起,看把你瘦成这样了,回去咱们喝豆浆好好补补。
汤圣平改记于深圳寓所
2004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