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退票电话人工服务:淫乱导致后代智力低下的科学论证及文明诅咒论 全分析

淫乱导致后代智力低下的科学论证及文明诅咒论（1）
作者:江南水湘   2011-05-17 22:10 星期二 晴　　第一章：性行为规则决定智力　　　　　　　　犹太民族为什么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俄罗斯为什么可以在六百年间从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公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强国，创造了人类顶峰的科技文明，却又在短短几十年间变得连最基本的工业都没有足够的人才来维持，连唯一正常运转的石油工业都只能依靠外国技术人员？　　　　　　因为，人类的智力水平跟一项生活习俗相关，一个民族的智力水平可以在几代时间内迅速提高，也可以在一代内迅速大幅降低！　　　　本书将讲述人类智力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如此简单，以至于没有什么生物学知识的读者在看完本书后都可以大致理解它。而了解了这个规律后，人们将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后代的智力。　　　　　　感谢美国和欧洲，他们发达的生物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全方位阐述这条规律。本书将详细介绍决定人类智力的物质、该物质的使用限制、分配规律，控制它分配的基因机制、控制过程和控制决定权归属。　　　　　　2006年3月份的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生物卷》刊登了美国纽约锡拉库扎大学生物系皮特尼克实验室的学者斯科特?皮特尼克（Scott Pitnick）的一篇论文《蝙蝠的交配体系和大脑尺寸》（Mating system and brain size in bats），在这篇注定要翻开人类历史新一页的论文里，皮特尼克先生介绍了一个与人们普遍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事实：拥有更大睾丸的生物种群，它们的大脑就要比那些睾丸更小的种群的要小。　　　　　　皮特尼克的研究小组对334种蝙蝠进行了研究，发现雄性蝙蝠的睾丸大小差别很大。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蝙蝠中，雄性的睾丸在身体中的比重在0.11%至1.4%之间。但是在雌性乱交的蝙蝠种类中，雄性蝙蝠的睾丸在身体中的比重达到0.6%至8.5%。在雌性较忠诚的蝙蝠种类中，雄性蝙蝠脑部平均约占体重的2.6%，而在雌性乱交的种类中，这个数字降到了1.9%。　　　　　　有趣的是，皮特尼克小组进行这个解剖实验的初衷是为了证明精子战争有利于生物进化，混交的动物由于都是在激烈的精子战争中的胜利者，其各种性状都优秀，智力同样应该优秀。实验结果与他们最初的假设大相径庭（1）。　　　　　　皮特尼克的论文一出，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世界各国的各种媒体纷纷给予报道，各国生物学家也纷纷跟进研究。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生物在生存竞争中进化，而性竞争是生物进化的主要途径，因此，那些在性交配上竞争越激烈（也就是说雌性拥有的性伴侣越多）的生物进化越快，各顶生物指标越优越，当然智力也是生物指标之一，所以，越乱交的生物，其智力越高。　　　　　　皮特尼克的论文出来之后，至少生物学界转变了原来的想法，不再认为乱交有利于智力进化。例如专门研究蝙蝠交配行为的权威、英格兰埃克塞特大学的生物学家戴维?霍斯肯斯就说，这项研究证明某些种类在进化过程中牺牲了智力发展的机会，以获取更强的性能力。　　　　　　新闻界也对此加以相当关注，不少新闻报道的加上了诸如“男人睾丸越小越聪明”之类的标题。一些科学家也对性行为对人类的智力影响进行了猜想。　　　　　　但事情也仅到此为止，特别是生物学家发现性行为对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容量没有什么影响之后，这次由一篇论文引发的喧嚣就此平息。　　　　　　因为，人们认为，一项生物性能的改变是长达数千年甚至数十万年的事。我们现在无论怎么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对人类的睾丸大小和智力水平产生什么影响。　　　　真的是这样的吗？！　　　　　　加利福尼亚大学生态和进化生物学教授史蒂文?弗兰克斯（Steven J. Franks）做了一个实验：和他的同事在温室中栽培了两种芜菁种子，一种是5年旱灾之前的1997年收集的，另一种是2004年旱灾结束后收集的。　　　　　　这些植物分成３组，每组提供不同量的水，水量的多少从干旱到浸润不等。在每一种情况下，旱灾后采集的植物都会更早开花，意味着这些植物能在土壤干涸前产生种子。在干旱的年份，晚开花的植物在产生种子之前就会枯萎（2）。　　　　　　在进化的时间表上，这种变化会有多快呢？参与弗兰克斯这个研究的阿瑟?韦斯（Arthur E. Weis）教授说，这表示经过7代以后，该植物的生长周期加快了16%。　　　　如果生物的性状调整都得通过DNA序列改变才能完成，那么上述实验的结果是不可思议的。这表明，在DNA序列改变之外，生物改变性状还存在另外的方式。　　这只是植物身上的故事，现在让我们看一则动物身上的故事。　　由美国哈佛大学乔纳森?罗索斯（Jonathan B. Losos）带领的研究小组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海岸对面的巴哈马群岛的12个小岛上，对棕色变色蜥蜴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将一种较大的肉食性蜥蜴引入其中的6个小岛，而另外的6个小岛则不投放肉食性蜥蜴，以作对照，观察它们迅速出现的变化情况。　　　　　　科学家在研究开始6个月和12个月之后，分别统计小岛上贴有标记的棕色变色蜥蜴的数量。结果发现，6个月后，引入肉食性蜥蜴岛上的棕色变色蜥蜴数量少了一半多。而且，有肉食性蜥蜴的岛上，幸存者多是长腿蜥蜴。科学家认为，此结果是因为长腿蜥蜴较短腿蜥蜴跑得更快。适者生存，于是，棕色变色蜥蜴的腿纷纷变长了，以便能更好地躲避捕食者的捕获。　　　　　　在接下来的观察中，研究人员发现，经过前6个月与捕食者的“殊死搏斗”，幸存的棕色变色蜥蜴纷纷改变策略，当其地面的住所被捕食者发现后，它们就会逃到树枝上躲避“杀身之祸”。6个月之后，研究人员再次测量的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这些蜥蜴的腿竟然又变短了。而在另外6个没有引入肉食性蜥蜴的小岛上，12个月之内，蜥蜴的腿长则没有明显区别。　　　　　　刚刚把腿变长的蜥蜴为何又把腿变短了呢？科学家表示，蜥蜴的腿再次变短是因为短腿蜥蜴更能适应在细小树枝上的活动，这有助于它们避免成为别人的美餐。于是，短短的6个月之中，蜥蜴又变成了粗短腿，以适应攀树枝生涯。而且研究人员预测，经过一段时间后，引入肉食性蜥蜴的岛上的棕色变色蜥蜴，腿会变得更短（3）。　　　　　　如果前一个变化，即生存下来的棕色变色蜥蜴的腿变长了，那是因为短腿的棕色变色蜥蜴都被吃光了，剩下的自然是长腿的多，这样还可以解释这个变化的迅速。可从长腿又变回短腿，仍然只用了6个月，如果还用DNA序列改变来解释的话，那就完全不通了。　　　　　　据科学家研究，多种生物可以迅速调整它们后代的睾丸尺寸，例如青蛙（4）、黄粪蝇（5）、海生扁形虫等动物在特定的培养条件下，几代内睾丸尺寸就发现极大变化。　　　　　　所以，很多“进化”其实不是进化，它们只是基因早就设定的调整程序，环境一变化，性状就可以迅速变化。这种现象，学术界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表观遗传学。　　　　表观遗传学是研究表观遗传变异的遗传学分支学科。表观遗传变异(epigenefie variation)是指，在基因的DNA序列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功能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表型的变化。它是不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的核内遗传。目前学术界认为，基因组含有两类遗传信息，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信息，即DNA序列所提供的遗传信息，另一类是表观遗传学信息，它提供了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去应用遗传信息的指令。Epigenetics这一名词的中文译法有多种，常见有译成“表观遗传学”、“表现遗传学”、“后生遗传学”、“外因遗传学”、“表遗传学”、“外区遗传学”等等，现在还没有统一的中文名称。早在1942年的时候，沃丁顿（C．H．Waddington）就首次提出了Epigenetics一词，并指出表观遗传与遗传是相对的，主要研究基因型和表型的关系。几十年后，霍利迪(R．Holiday)针对Epigenetics提出了更新的系统性论断，也就是人们现在比较统一的认识，即表观遗传学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改变”（6）。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DNA甲基化、x染色体剂量补偿、组蛋白密码、基因组印记、表观基因组学和人类表观基因组计划等问题都是表观遗传学研究的内容。这些内容每一项都足以写很长的篇幅，并且本书读者也没必要了解太多这些专业知识，本书就简单介绍一下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内容。由于生物性状的迅速调整最基本上是通过DNA甲基化来实现的，因此这里就介绍一下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DNA methylation）是最早发现的基因组DNA修饰途径之一，也是最主要的一种表观遗传修饰形式，是调节基因组功能的重要手段。大量研究表明，DNA甲基化能引起染色质结构、DNA构象、DNA稳定性及DNA与蛋白质相互作用方式的改变，从而控制基因表达。　　在DNA甲基化过程中，在甲基转移酶的催化下，DNA的CG两个核苷酸的胞嘧啶被选择性地添加甲基，形成5-甲基胞嘧啶(5-methylcytosine，5MC)，这常见于基因的5'-CG-3'序列。大多数脊椎动物基因组DNA都有少量的甲基化胞嘧啶，主要集中在基因5'端的非编码区，并成簇存在。　　　　　　结构基因含有很多CpG 结构, 2CpG 和2GPC 中两个胞嘧啶的5 位碳原子通常被甲基化, 且两个甲基集团在DNA 双链大沟中呈特定三维结构。基因组中60%～ 90% 的CpG 都被甲基化, 未甲基化的CpG 成簇地组成CpG岛(CpG island), 通常长度在lkb～2kb左右，位于结构基因启动子的核心序列和转录起始点。　　　　　　DNA 甲基化可引起基因组中相应区域染色质结构变化，使DNA 失去核酶?限制性内切酶的切割位点，以及DNA 酶的敏感位点，使染色质高度螺旋化，凝缩成团, 失去转录活性。因此，DNA甲基化与去甲基化就成了开启和关闭基因的重要手段，生物可以通过它迅速调整性状。　　　　　　体内甲基化状态有三种：持续的低甲基化状态，如持家基因；诱导的去甲基化状态，如发育阶段中的一些基因；高度甲基化状态，如女性的一条缢缩的x染色体。DNA甲基化主要是通过DNA甲基转移酶家族(DNA methyltransferase，Dnmt)来催化。DNA甲基转移酶分两种：一种是维持甲基化酶，Dnmt1；另一种是重新甲基化酶如Dnmt3a和Dnmt3b，它们使去甲基化的CpG位点重新甲基化。　　　　　　甲基化位点可随DNA的复制而遗传，因为DNA复制后，甲基化酶可将新合成的未甲基化的位点进行甲基化，因此，在细胞分化的过程中，基因的甲基化状态将遗传给后代细胞。生物体甲基化的方式是稳定的，可遗传的（7）。　　　　　　上面所说的情况是已经分化了的组织的细胞的甲基化情形，可以说，甲基化就是让细胞具有指定的使命的基因开关，高度甲基化就是不表达，低度甲基化就是表达活跃，生物用甲基化程度的高低来控制基因的表达程度。高度分化了的组织细胞里的DNA往往大部分片段都是高度甲基化的，只有一小片断特定的DNA序列是低度甲基化的，表达特定的基因，所以它们就有了特定的功能。　　　　　　但是，当要表达成一个新个体时，这样高度甲基化的基因组将带来年龄信息，无法发育成一个新个体或者发育成的新个体一出生就具有其母亲的年龄，例如那些克隆的动物因为其基因组在人工作用下进行的去甲基化的不彻底，往往一出生就是个老动物，这对生物来说是灭顶之灾。所以，生物对它们要发育成一个新个体的细胞要进行去年龄化处理，也就是去甲基化处理。高度去甲基化的细胞没有任何特定使命，可以向任何方向发育，哺乳动物只有一种细胞的DNA是高度去甲基化的，那就是处于发育初期某一阶段的受精卵。　　　　　　　　　　在哺乳动物的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要经历2次表观基因组重编：一次在生殖细胞形成过程中；一次在早期胚胎的着床前发育过程中。在这两个阶段甲基化方式会发生全基因组范围内的重排，使细胞获得广泛的分化潜力。对于基因表达调控来说，不同器官和时间发生DNA甲基化谱的重排是细胞分化的重要方式。受精前生殖细胞的DNA是高度甲基化的。受精后，精子便发生快速，主动的去甲基化，这个过程起始于原核DNA复制开始前，表明它不是依赖DNA复制的去甲基化（8）。精子的主动去甲基化与精子染色质的表观遗传重构有关。Reik等用抗5-MeC(5-methylcytosine)抗体荧光免疫组化检测发现，小鼠精原核的主动去甲基化在受精后的4小时内便已完成，这种低甲基化状态一直维持到桑椹期（9）。然而卵原核与精原核的快速，主动去甲基化不同，卵原核的去甲基化是逐步，被动的和具有DNA复制依赖性（10）。这种区别是因为在卵原核中，去甲基化与维持DNA甲基化水平的酶——DNA甲酰基转移酶Ⅰ(DNA methyl-transferaseⅠ，Dnmt1)的丢失有关，它主要发生于受精卵第一次DNA复制和细胞分裂后。此后甲基化的程度越来越低，到桑椹胚达到最低水平。在从桑椹胚发育到囊胚时，会发生细胞特异的重新甲基化，在胚胎植入的阶段囊胚内细胞团(inner cell mass, ICM)会选择性地再次甲基化，而在胚外组织DNA甲基化水平维持不变。囊胚内细胞团是哺乳动物发育的胚基，将发育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所以其特定的甲基化模式，对于植入后的胚胎发育起着关键作用。这种在ICM发育的不同阶段，不同细胞，不同基因的选择性甲基化，对分化成各种特异基因表达类型的细胞有重要意义。这种基因表达的时空性调节是细胞分化的基础。　　　　　　目前不断有证据显示甲基化在基因表现的环境因素有着相互作用，在首6日对怀孕雌性老鼠照顾的差异，会导致在某些基因启动子区块差异的甲基化，进而影响基因表现（11）。　　　　　　受精卵中精原核的快速主动去甲基化让它通过甲基化携带的发育控制信息迅速被消除，特别是去甲基化过程是发生在DNA复制之前，其所携带的发育控制信息未经过表达就已经消失，而受精卵中卵原核的去甲基化是逐步，被动的，并且发生在DNA复制之后，与DNA复制互相影响，其所携带的发育控制信息得到充分的表达。受精卵中精原核与卵原核不同的去甲基化过程表明母体的经历信息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去甲基化和重甲基化这个过程传递给后代，而父本的信息则很难传递给后代，大部分被清除了，另外受精卵中的大部分物质来自母体，精子带来的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细胞核，决定重甲基化过程的受精卵中的化学环境全部来自母体，更何况哺乳动物的胚胎发育是在母体内进行的，母体的化学信息环境也影响到重甲基化过程，也就是说，母体完全掌握了通过DNA甲基化来调整后代性状的权力，而父本则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靠边站。而怀孕期环境对基因表现的影响更加加重了母体在后代性状调整中的作用。　　　　　　通过阅读前面的内容，相信读者已经了解到，生物可以在极短的时间，甚至短到一代，就可以让某项或某几项性状发生极大的改变，并且也明白了这种迅速调整的手段，还了解到了这种调整的权力基本由母系垄断。　　　　　　　　好了，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回到皮特尼克的发现上。既然滥交会削弱动物的大脑，增大它们的睾丸，而人与人之间的大脑容量也有着巨大差异，从1200毫升到1700毫升都有，睾丸大小更是千差万别，智力高低也相差巨大，况且生物性状的调整如此迅速，如果滥交会令动物后代的智力迅速衰退被证实为生物规律，那么，联想到当今的社会状况，确实让人忧虑。
那么，大脑与睾丸之间，到底存不存在竞争关系？它们如果存在竞争关系的话，竞争的又是哪些物质或资源？皮特尼克的结论是建立在大量的解剖数据上的，不应该会出什么问题。也就是说，睾丸和大脑“势不两立”已经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现在问题是大脑和睾丸到底在竞争什么？　　　　　　皮特尼克等人对蝙蝠中大脑与睾丸具有竞争性的解释是，精子生产需要大量能量（energy），而大脑恰恰是动物各器官中单位重量最耗费能量的器官，所以睾丸与大脑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能量！！！就是“能量”（energy）这个词，让无数的学者误入歧途，也让皮特尼克的这篇论文被埋没，至少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光彩。因为，目前所有学术数据都表明，精液中并无什么能量物质，而睾丸更是一个拒绝能量的器官，温度稍微升高就会影响到精子的生成！　　　　　　目前，性学界普遍认为精子是毫无营养的，单位精液的营养含量甚至比不上血液。他们的依据是：精液中的精子含量是极低的，一毫升精液中含有的精子数量虽然高达2000万到1.5亿个的惊人数量，但精子是人体最小的细胞，单个精子的质量只有37×10-12克（12），所以每毫升精液中含有的精子质量只有0.74－5.55毫克。就算男人们一天射三次，一次10毫升，每毫升精液中含有1.5亿个精子共达到45亿个精子，其精子总质量最多也不过0.1665克（良种种猪一次性射出90亿个精子，是这个数量的2倍）。这么一丁点的物质就算全部都是蛋白质，它也算不得什么珍贵的营养，在人体每天摄入的物质总量中都微不足道；就算它全部都是脂肪，它也包含不了多少能量。他们因此得出如下错误结论：生产精子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可是，如果生产精子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连如下一个最简单的现象我们都解释不了，在人群中，男人的睾丸大小有着显著差异。要知道，生产更多的精子可以生育更多的后代，在基因竞争中显然占据更多主动，有着非凡的优势。如果生产精子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那么应该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由于运动方便等原因限制了睾丸的无限增大，所有健康男人的睾丸都一样大小，都达到了有利于运动的极限尺寸。显然事实与此完全不同。　　　　　　还有，如果射出精液的代价还比不上失血，那么，献血经验表明一个人一次失掉400毫升血液算不了什么，但有人能承受一次性射出400毫升精液的代价吗？显然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同意。　　　　　　那么，生产精子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早在1992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生态和进化生物学系的韦恩?A?范?沃里斯（Wayne A. Van Voorhies）就发现，生产精子损害线虫寿命。沃里斯通过诱导基因变异的方式抑制线虫的精子生成，雄性线虫的寿命延长了65%。在这个实验中，沃里斯在抑制线虫的生精能力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交配能力，并且也观察到了这些没有生精能力的线虫的交配行为，通过观察，沃里斯确认是生产精子缩短了线虫的寿命，排除了肉体上的交配行为对寿命的影响（13）。　　　　　　现在确凿的证据表明，精子生产代价高昂，是以雄性动物的寿命缩短为代价的。那种说生产精子毫无代价的说法早应该扔垃圾堆里了，只有那些不读书不看论文，不学无术的假专家才在坚持说生产精子毫无代价。　　　　　　既然精液中干物质少得可怜，就算全部都是一种营养物质都算不了什么，那么生产精子的代价出在哪里？　　　　　　我们在仔细分析精子中的所有物质以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把目光锁定在了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 , DHA）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上。　　　　　　精子（不是精液）中的DHA含量极高，正常精子的DHA含量达到精子总重的14%以上，精子中的DHA含量一旦降低到8%以下，精子即丧失活动能力（14）。　　　　　　DHA在自然界所有二十二碳脂肪酸中不饱和度最高，作为生物质膜具有最高的通透性，使用它的生物质膜的活力和灵敏度是最好的。在精子中的DHA含量偏低时候，精子的活力和授精能力都很差，不育症与弱精症患者的精子DHA含量水平低于健康男性。DHA含量对精子质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西班牙莱里达大学医学系的潘普洛纳（Reinald Pamplona）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报告，通过分析8种动物（老鼠、大鼠、天竺鼠、绵羊、狗、猪、牛和马，其最大寿命从3.5年到46年不等）的肝脏线粒体脂肪酸，结果显示脂肪酸中的双键总数和过氧化指数跟动物的最大寿命呈现负相关关系（r = -0. 88, P < 0.003; r = -0.87, P < 0.004）。而论文中附录的表格数据显示：在哺乳动物的细胞质膜中DHA含量越低，则其最大寿命越长；而DHA含量越高，则其最大寿命越短（15）。　　　　　　下面根据论文内容编制的表格和摘自论文的图表，有兴趣的读者自行分析。　　　　　　表1：8种哺乳动物肝脏线粒体脂肪的脂肪酸组成（摩尔%）（最后一行是我们根据论文中的数据添加的，与表格倒数第二行的DHA(22:6n–3)数据恰好形成对照）　　　　Table 1.Fatty acid composition (mol%) of liver mitochondrial lipids from mammalian species　　脂肪酸 老鼠　　Mouse 大鼠　　Rat 天竺鼠　　Guinea Pig 绵羊　　Sheep 狗　　Dog 猪　　Pig 牛　　Cow 马　　horse　　14:0 0.21 ± 0.04 0.60 ± 0.18 0.37 ± 0.04 1.25 ± 0.25 1.11 ± 0.34 0.70 ± 0.40 0.57 ± 0.07 —　　15:0 0.23 ± 0.08 0.53 ± 0.13 0.82 ± 0.10 0.45 ± 0.08 — 0.41 ± 0.14 0.36 ± 0.10 —　　16:0 23.40 ± 0.93 16.02 ± 2.20 14.25 ± 0.95 13.95 ± 0.61 15.67 ± 0.72 12.12 ± 2.05 8.73 ± 0.96 10.31 ± 1.49　　16:1n–7 5.27 ± 0.85 3.14 ± 0.88 2.73 ± 0.23 3.20 ± 0.36 2.34 ± 0.21 2.70 ± 0.42 1.47 ± 0.40 3.11 ± 0.21　　17:0 0.56 ± 0.06 0.63 ± 0.13 0.75 ± 0.18 1.10 ± 0.22 0.73 ± 0.06 1.71 ± 0.49 1.30 ± 0.41 0.87 ± 0.12　　17:1n–7 0.72 ± 0.07 — 0.56 ± 0.12 1.33 ± 0.27 — 1.16 ± 0.33 0.70 ± 0.19 —　　18:0 9.53 ± 0.68 14.25 ± 3.80 17.27 ± 1.47 18.83 ± 2.38 21.52 ± 0.87 16.69 ± 3.09 22.99 ± 2.95 17.84 ± 0.82　　18:1n–9 18.82 ± 1.40 18.32 ± 1.70 11.35 ± 1.19 18.33 ± 1.84 13.32 ± 1.43 24.70 ± 0.96 19.89 ± 1.86 14.24 ± 0.89　　18:2n–6 17.01 ± 2.39 14.75 ± 1.50 36.87 ± 2.39 22.80 ± 1.50 23.09 ± 2.27 18.07 ± 1.94 25.94 ± 2.41 46.74 ± 1.64　　18:3n–3 0.24 ± 0.09 0.40 ± 0.04 0.56 ± 0.19 1.09 ± 0.18 1.15 ± 0.17 2.12 ± 0.42 2.34 ± 0.11 2.14 ± 0.05　　20:3n–6 1.84 ± 0.23 0.86 ± 0.41 0.57 ± 0.14 0.40 ± 0.19 1.23 ± 0.47 1.30 ± 0.35 0.99 ± 0.88 0.08 ± 0.02　　20:4n–6 12.75 ± 0.89 23.46 ± 4.52 10.69 ± 2.29 14.31 ± 1.83 18.55 ± 0.31 13.35 ± 1.40 11.70 ± 3.09 3.14 ± 0.90　　20:5n–3 0.49 ± 0.16 0.61 ± 0.25 0.40 ± 0.03 — — 0.67 ± 1.31 — 0.85± 0.09　　22:4n–6 0.13 ± 0.03 0.94 ± 0.44 — 0.51 ± 0.11 — 1.29 ± 0.20 — —　　22:5n–3 0.38 ± 0.09 1.29 ± 0.63 1.23 ± 0.46 1.12 ± 0.16 — 1.14 ± 0.51 1.72 ± 0.85 0.19 ± 0.03　　22:6n–3 8.34 ± 0.90 4.20 ± 1.66 1.50 ± 0.62 1.28 ± 0.37 1.25 ± 0.37 1.78 ± 0.59 1.24 ± 0.48 0.42 ± 0.01　　最大寿命（年） 3.5 4 8 20 21 27 30 46　　由上表的最后二栏的对照可以看出，哺乳动物的最大寿命与DHA含量呈现负相关关系。　　下面论文作者制作的图表更是非常直观地显示了这种关系。　　　　　　图表1：肝脏线粒体脂肪酸双键指数（a）、亚麻酸摩尔百分比（b）、二十二碳六烯酸（DHA）摩尔百分比（c）与最大寿命对照图。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r mitochondrial fatty acid double bond index (DBI) (a), mol% of linolenic acid (18:3n–3) (b), and mol% of docosahexaenoic acid (22:6n–3) (c) versus maximum life span (MLSP). Regression equations: (1a) y = 2.29 - 0.09 x, r = -0.88; P < 0.003; (1b) y' = -1.01 + 0.86 x, r = 0.97, P < 0.0001; (1c) y'' = 1.18 - 0.82 x, r = -0.89, P < 0.003; where y = log (DBI), y' = log (mol%18:3n–3), y'' = log (mol%22:6n–3), and x = log (MLSP(yr)). Values are means ± SD.　　　　　　在图表1a和1c中，可以看到肝脏线粒体脂肪酸双键指数以及DHA与哺乳动物的最大寿命都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从上面表1中可以明显看出，在众多构成肝脏线粒体脂肪酸双键指数的多种不饱和脂肪酸中，只有DHA是其含量与最大寿命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其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中有些并无相关关系，有些甚至呈现正相关关系，例如亚麻酸（18:3n–3）。也就是说，图表1a和1c中的相关性关系都可以归结到DHA上。　　随着保健品广告的播放，想来人们对DHA已经不太陌生。　　　　　　DHA俗称脑黄金，属于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在保健品广告里，DHA是维持健康的灵丹妙药，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可以增强视力，可以治疗某些狂躁症状，可以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差可以让人成仙了。　　　　　　别笑！你还真不要指责这些广告，因为DHA确实神通广大。　　　　　　英国脑营养研究所麦克?克罗夫特教授和日本著名营养学家奥由占美教授最早揭示了DHA的奥秘，他们及后续者的研究结果表明：DHA是人的大脑发育、成长的重要物质之一，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构成成分，在人体大脑皮层中含量高达20%，在眼睛视紫质中所占比例最大，约占50%。众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在动物怀孕时给它们喂食缺乏DHA的食物，它们产下的后代会变得智力低下并且会患上众多疾病。　　　　　　人脑是一个电讯号为基础的器官，人的记忆、思维能力取决于控制信息传递的脑细胞、突触等神经组织的功能，即信息在神经系统内的传递范围、方向和作用。DHA在神经组织中约占其脂肪含量的25%，突触是控制信息传递的关键部位，是由突触膜和间隙组成，DHA有助于其结构完整、功能发挥。当膳食中长期缺乏DHA时，突触膜中就会缺少含DHA的磷脂，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进而对信息传递、思维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为什么DHA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真核细胞及其亚细胞器如线粒体和内质网等的表面包被着双层磷脂膜结构，即质膜或生物膜。生物膜的功能是将细胞及细胞器与外界微环境隔离，并负责物质转运和信息传递。所有的质膜具有3个共同的结构特征：即连续排列的双层磷脂膜，两层磷脂分子疏水的非极性基团在内部，而其亲水极性基团分别朝向细胞或细胞器的内外表面；膜具有液态流动性。其液态流动性的强弱取决于膜的脂肪酸组成，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膜的流动性越好，DHA含量越高，膜的功能越强。 　　　　　　作为导电功能的神经元细胞质膜，DHA是omega-3脂肪酸，其羟基的第三个碳碳键就是双键，离质膜表面的距离只有二个碳碳键，而当大脑缺乏DHA时用作代用品的二十二碳五烯酸（Docosapentaenoic Acid, DPA）是omega-6脂肪酸，其羟基的第六个碳碳键才是双键，离质膜表面的距离有五个碳碳键，其导电能力当然要比DHA差得多了。一旦大脑缺乏DHA，不得不用DPA代替，大脑的灵敏度就会极大下降。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动物大脑中的DHA含量较低时，动物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显著下降。　　　　　　营养学界的一致意见是：DHA于健康有大利，应该大力补充DHA，或者补充可以转化为DHA的α-亚麻酸18:3n–3。　　　　　　　　　　本书前面提到，西班牙莱里达大学医学系的潘普洛纳在论文里报告动物肝脏线粒体脂肪里的DHA含量与该种动物的最大寿命呈现负相关关系，那么这不是说，DHA对健康有害吗？为什么还说DHA有益于健康呢？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发行纸币来维持经济的健康运行，如果不发行纸币，即使是发行了金属货币，也根本不能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停止发行纸币，立即就会流通不畅，市场秩序大乱。而发行纸币不止可以维持经济的健康运行，还可以为政府提供巨额的钱息，就是说现代政府可以用印刷品来代替财富，消耗的是纸和油墨，印出来的却是钱。可以说，纸币是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金融利器。　　　　　　但纸币并不是可以任意发行的，它的发行必须根据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来进行，发行不足量，则流通不畅，国家经济运行效率下降，而一旦超过这个量，则会引发通货膨胀，如果任意发行，则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国民经济崩溃。　　　　　DHA跟纸币非常相似，动物不用它不行，多项身体机能将下降甚至消失，严重的甚至导致死亡，用多了也不行，用多了会导致短寿甚至猝死，它有一个量的限制。　　　　　　在这里界定一下“动物对DHA的使用”这个概念。DHA是一种脂肪酸，脂肪酸在动物体内有三种用途，第一种是合成磷脂等物质再去构成各种生物质膜；第二种是当成燃料在线粒体内燃烧为动物提供能量，最后一种是生成脂肪储存起来成为储备物质。DHA当成燃料来烧，它的作用跟硬脂酸等普通而廉价的脂肪酸没任何区别，相当于把红木当柴烧，虽然“大材小用”，但对动物的寿命没有任何影响；第三种用途其实不是最终用途，最终还要用于前面两种用途。在本书以后的内容中，“DHA的使用”都仅仅指第一种用法，即构成各种生物质膜。　　　　　　　　虽然DHA用于构成生物质膜才是显示它的价值的用途，但实际上，DHA绝大部分都没用在这个用途上，而是用于当柴烧了。　　　　　　据研究，美国人每天膳食摄入的omega-3脂肪酸约为1.6克，大约相当于摄入总能量的0.7%，这其中约有1.4克为α-亚麻酸， 0.1到0.2克为二十碳五烯酸（EPA） 和 DHA （16）。由于没有一般饮食中EPA和DHA的比例，只能作个参照一些已知数据进行推测。已知鲱鱼油中EPA/DHA 为 3:2；而增强营养油中EPA/DHA 为4:1（17），在此，我们取居于这两个比例中间的数值，假设美国人膳食中EPA/DHA 为2:1，据此算出美国人每天膳食摄入的DHA为33到67毫克。而纳尔逊等人的研究表明西方人每天膳食摄入的DHA小于50毫克（18）。　　　　　　另据戴维斯等人研究，人体内部α-亚麻酸转化为DHA的比例约为2-5%（19），人体每天膳食摄入的α-亚麻酸约为1.4克，即1400毫克，那么就有28到70毫克转化为DHA。这样算起来，按西方人的饮食习惯，人体每天获得的DHA总数在61毫克以上。　　　　　　　　　　但这些DHA中，平均约有3.8毫克用于大脑（20），大约同样数量的被睾丸用于生产精子，另外还有一部分用于肝脏，至于身体其它器官，则用量极少。虽然目前未有人体每天使用的DHA总量的数据，但本书作者估计，这个数值不会超过20毫克。也就是说，美国人摄入的DHA中，60%以上都被当柴烧了。那些营养品保健品广告把DHA的营养价值吹得天花乱坠，虽然他们说的是实话，但这个实话漏了部分内容，那就是正常发育和饮食正常的人摄入的DHA都是过量的，再补充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孕妇和婴儿补充DHA和其前身——亚麻酸有意义。有统计数据显示，服用富含DHA食物的孕妇，其所产孩子平均智商比普通孕妇所产孩子要高约8个点。对于婴儿食用富含DHA的奶粉，估计效果也会相当不错，不过作者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不敢乱说。　　　　　　对于人体将大量的DHA当柴烧，还有一个更加有利的证据：自从美国为了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强制在面粉中添加叶酸后，美国人血浆中的DHA水平就显著提高了（21）。也就是说，当人们饮食中摄入的支持使用DHA的物质增加后，饮食中摄入的DHA虽然没有增加，但DHA的使用量却增加了。这就说明，人们平时摄入的DHA由于缺少支持物质而并没有全部利用。　　　　　　不止人类由于缺少支持物质而没有全部利用身体所获得的DHA，其它动物也一样。研究发现，大鼠在食物中添加叶酸培养15天后，其血小板、血红球和肠内磷脂中的DHA水平都显著提高（22）。相反，在经过6周的低叶酸食物培养后，大鼠的血浆和血小板的DHA水平显著降低（23）。并且，人们发现食物中缺乏叶酸会导致大鼠的神经系统缺乏DHA（24）。　　　　　　可能会有读者想：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大量补充叶酸，把叶酸当饭吃，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对这类乐观过头的读者，作者在此忠告：叶酸是一种维生素，吃多了会导致锌摄入　能力下降甚至缺失。此外，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马克?卢科克（Mark Lucock）和英国利兹大学的佐薇?耶茨（Zo? Yates）在《自然基因学评论》上撰文说，在食品中添加叶酸的做法，使大众叶酸摄入量普遍提高，可能会使人类整体基因构成逐渐发生改变。母亲饮食中叶酸过量的婴儿体内一种名为677T MTHFR的基因更容易出现变异，该基因与体内维生素的新陈代谢相关。两位科学家在文章中还指出，由于越来越多的孕妇摄入过量或者足量的叶酸，因此未来人口中677T MTHFR基因出现变异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然而，数项研究证明，这种变异会使成年人罹患心脏病、多种癌症和妊娠合并症的可能性增加（25）。　　　　　　还有，提高DHA的使用量，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缩短寿命，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代价。　　　　　　为什么DHA的功能如此强大，人体还会把大量的DHA当柴烧，也不用于构成生物质膜呢？　　　　　　前面已经提到过，肝脏线粒体脂肪里的DHA含量与该种动物的最大寿命呈现负相关关系。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呢？这就要从DHA的结构说起。　　　　　　先看一下DHA的结构图和结构示意图。　　DHA分子的3D结构图，黑色的是碳原子，白色的是氢原子，红色的是氧原子。　　DHA分子的结构示意图，双线的是双键，单线的是单键，第三个碳碳键是第一个双键。　　　　　　　　DHA全称为二十二碳六烯酸，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它有一个羧基（图中红色的两个点为羧基中的两个氧原子）和一条有二十一个碳原子构成的碳链，在这二十一个碳原子之间有二十个碳碳键，其中有六个为双键，由于碳原子只有4个电子可以跟其它原子结合成为共价键，所以这种结构是生物界中链式脂肪酸的碳碳双键所能达到的最密集水平（由于碳碳双键会导致脂肪酸碳碳链条的弯曲，再密集就成环状结构了，环状结构的稳定性反而很高，化学活泼性很低）。正因为如此，所以DHA的化学特性极为活泼，当它作为生物质膜时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和通透性，这是它具有强大生物功能的原因所在。但有利也有弊，它的化学稳定性也最差，非常容易被过氧化物质破坏。更严重的是，它的过氧化产物对它自身有破坏作用，如果缺少抗氧化剂的保护，DHA在接触过氧化物时会发生变质链式反应，在短时间内迅速变质成为过氧化产物（26）。同时，它的过氧化产物对细胞具有高毒性，会造成细胞的活性下降甚至死亡，哺乳动物组织内高水平的DHA过氧化反应会导致溶血、肌肉坏死、神经系统损坏甚至造成动物死亡（27）。　　　　　　由上所述，DHA是一件生物利器，可以极大地增强细胞和各种亚细胞结构的功能，但它就像美国的B2隐形轰炸机一样，作用极大，维护费用也极为高昂。以美国的国力，每年数千亿的军费，也只保持了20架B2隐形轰炸机。DHA的使用数量由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维生素E、维生素U等抗氧化剂的数量决定。但是，就算在重重的抗氧化剂的保护下，DHA也只不过避免了链式反应，由于作为功能质膜不停地接触过氧化物，仍然不断地被破坏，产生高毒性的过氧化产物，并不是补充大量抗氧化剂就可以避免的。也就是说，如果某种生物能够无限制地摄入和使用抗氧化剂，那么它虽然可以大量使用DHA来获得强悍的功能，但代价就是寿命很短。　　　　　　何况，大量补充抗氧化剂也可能存在副任用，有报道称过量食用维生素C药片会产生副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正常精子中DHA占精子总重量的14%以上，既然DHA含量如此之高，而精子中的DHA都是作为细胞质膜存在，那么，精子中的过氧化毒性显然是非常厉害的。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生产精子会损害寿命了。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了解到，世上存在一种叫做二十二碳六烯酸（DHA）的物质，生物使用它可以获得强大的功能，但由于DHA的化学不稳定性，它的使用数量受制于抗氧化剂的数量，并且是以缩短寿命为代价。动物的大脑和精子生产都必须大量使用DHA，大脑缺乏DHA就要用DPA代替，灵敏度会大幅下降；精子缺乏DHA就没有活动能力，不能授精。　　　　　　　　　　显而易见的，睾丸尺寸的增大或者说精子生产的增多会挤占大脑的DHA使用份额，导致大脑可以使用的DHA数量减少。　　　　　　但这种影响会有多大呢？下面将提供一份精确的数量分析。　　　　　　美国科学家John C. Umhau等人在他们的研究论文中指出，人脑中的DHA消耗量为3.8±1.7毫克/天。即2.1－5.5毫克/天。人类大脑中的DHA消耗量有着巨大的差异，样本中最大差异达到2.619倍（20）。　　
一个射出体外的人类精子的重量约为37×10-12克（12），一亿个射出体外的人类精子的重量约为3.7毫克。而健康男人射出体外的人类精子的DHA含量占精子总重的14%以上。则一亿个健康男人射出体外的人类精子的DHA含量为0.518毫克（3.7×14%）以上。不过，这不是生产一亿个精子的全部作为质膜的DHA消耗。，精子在射出体外之前就由于储存在睾丸中，受到一定的影响，他们消耗了一部分的DHA。在射出的精子中，含DHA最高的占总重的20.32%，则生产一亿个精子的全部DHA消耗要高达0.75184毫克（3.7×20.32%）。我们就按这个量作为生产精子的全部DHA消耗，作如下计算。　　　　　　人类平均每天大脑消耗的DHA为3.8毫克，相当于每天生产5.054亿个精子的全部DHA消耗；样本上限每天大脑消耗的DHA为5.5毫克，相当于每天生产7.315亿个精子的全部DHA消耗；样本下限每天大脑消耗的DHA为2.1毫克，相当于每天生产2.793亿个精子的全部DHA消耗。而按样本最大差异计算，上下限3.8±1.7毫克/天的，则最大差异为3.4毫克，相当于每天生产4.5222亿个精子的全部DHA消耗。　　　　　　人类每克睾丸每天平均生产3.1±0.5×106 个精子，消耗的DHA为0.02331±0.003759毫克。以平均值计算，人类每天大脑消耗的DHA为3.8毫克，每克睾丸消耗的DHA为0.02331毫克，则人类大脑平均消耗的DHA数量相当于人类睾丸以平均值计算163.02克消耗的DHA数量。而按样本最大差异计算，上下限3.8±1.7毫克/天的，则最大差异为3.4毫克，则这个量相当于人类睾丸以平均值计算145.86克消耗的DHA量。也就是说，样本最大差异之值相当于145.86克人类睾丸消耗的DHA量。　　　　　　奥地利科学家Lukas Sch?rer等人研究表明睾丸越大制造精子速度越快，活力越强。他们发现把海生扁形虫放在一个精子战争激烈的环境（更大的群体）里培养，它们的睾丸会比雌雄配对培养的时候显著增大，通过放射显影技术，研究人员可以直接观察到海生扁形虫的睾丸活跃程度（也就是生精速度），他们发现海生扁形虫的睾丸尺寸与活跃度呈线性相关，睾丸大的海生扁形虫单位重量的睾丸所生产的精子比睾丸尺寸小的更多（28）。　　　　　　前面的计算全部是以平均值3.1×106计，而在实际上，一对100克的人类睾丸每天可生产的精子不止3.1亿个，而一对20克的人类睾丸每天生产的精子不到0.62亿个。如果较大睾丸制造精子速度按每天3.6×106个/克计算，样本最大差异之值相当于125.62克人类睾丸消耗的DHA量。　　　　　　　　　　由于大脑神经元细胞与精子都使用DHA构成生物质膜，神经元细胞质膜中的DHA可以以灵敏度下降为代价使用DPA代替，而精子质膜中的DHA却是不可替代（精子产量倒是可以减少）。而人体所能使用作为生物质膜的DHA总量是一定的，所以当睾丸尺寸显著增大，精子产量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动物为了不影响到健康而缩短寿命，只能够减少大脑神经元细胞质膜中的DHA含量，使用DPA代替，从而使大脑神经元细胞灵敏度下降，导致智力水平下降。而当睾丸尺寸显著减小时，生产精子需要使用的DHA大大减少，节省下来的DHA，就可以用于构成大脑神经元细胞质膜，使大脑神经元细胞质膜中的DHA含量提高，增加神经元细胞的灵敏度，提高智力水平。　　　　　　按照上面的计算，非常明显地，人类在不牺牲最大寿命为代价的情况下，将睾丸变大将不得不损害智力。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不能够将人类生产并且维护精子的全部DHA消耗都计算出来，这个数值仅仅是生产精子的DHA消耗数值。我们只能够这样说：最聪明的男人在睾丸增大不高于125.62克的情况下，在不牺牲最大寿命为代价的情况下，变成最笨的人。　　　　　　当然，这是本书在已有确凿数据的条件下的计算结果。但是，由于精子中所含有的DHA水平极高，精子一旦被生产出来，它所含有的DHA就持续不断地进行自然氧化。意大利罗马大学学者安德里亚?楞次（Andrea Lenzi）的研究表明，在储存已生成精子的附睾里，连接生精管一头的附睾头部里那些刚刚生成的精子，其各种抗氧化剂（维生素E，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的含量都远远高于储存在附睾尾部的那些已经生成了一段时间的精子，例如附睾尾部精子的维生素E含量只有附睾头部精子的25%，在活性上也差得很多，附睾头部精子里抗氧化剂的活性高达附睾尾部精子的2至3倍（29）。　　　　　　由此可见，生产精子并维护到它射出的代价，并不是根据已经射出的精子的最高DHA含量计算出的数据，而是要比这个数据高得多。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确切数据，只能够说是比这个数据高。　　　　　　所以，要把一个最聪明的男人变成最笨的男人，其所要增大的睾丸质量要比上面所计算的125.62克要小得多，就算按高60%计，睾丸增大78.51克就可以了。　　　　　　有些民族的男人长着硕大的睾丸，据说高达90多克，而这些民族普遍智力低下，连个位数乘法都无法学习，中国的某些老板到这些民族组成的国家投资，根本就无法雇佣当地工人生产，不得不排除万难从国内高薪招聘工人。而这种行为还要受到当地人的抗议，说中国老板歧视他们。　　　　　　由于DHA的使用与哺乳动物的最大寿命负相关，也就是说DHA使用速度越快寿命越短，那么，DHA的使用就有了一个终生定量问题。一个哺乳动物终生要用占总体重X%的DHA就要死亡？这个作者尚未有数据。同理，当要进行跨物种比较时，它们终生要分别用多少克DHA于大脑与睾丸？当它们体重不同时又该如何比较？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这就要引进一个新的数量单位：%年。要进行物种间的DHA　使用比较，%指的是每天使用的DHA占总体重百分比，年指的是最大寿命年限。　　　　　　同样地，由于睾丸生产精子的速率固定在一定的范围，睾丸生产精子消耗的DHA的速率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还可以在比较不同物种间的睾丸尺寸时使用%年这个数量，这里的%指睾丸占总体重的百分比，年指的是最大寿命年限。　　下面我们就用这个新的数量单位来进行物种间的比较。　　　　　　大猩猩的最大寿命是54年（30），黑猩猩的最大寿命是59年（30），大猩猩的睾丸占总重的0.03%（31），黑猩猩的睾丸占总重的0.3%（31）。大猩猩的精子战争是非常罕见的（31），它的睾丸占总体重比例和最大寿命的乘积是1.62%年（0.03%×54年），黑猩猩的精子战争是非常强烈的（31），它的睾丸占总体重比例和最大寿命的乘积为17.7%年（0.3%×59年），二者的平均值为9.66%年。也就是说，分配给睾丸最多的资源和最少的资源的比值为10.926倍。人类的睾丸占总体重比例平均是0.08%（31），人类的最大寿命是122年（31），人类的睾丸占总体重比例和最大寿命的乘积为9.76%年，正好与中值相当。最淫乱的黑猩猩的睾丸占用的DHA份额为人类的1.8135倍（17.7%年÷9.76%年），也就是说，目前人类的平均睾丸再增大81.35%，达到占总体重比例0.14508%，即达到极限。如果达到这个水平，人类的智力水平就要跟那些平均智商只有67的民族看齐了。由于睾丸越大生产精子速度越快，所以，这个数量比较是有一定的缺憾的，不过，在大致上，这个数量比较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在避孕技术普及之前，一个国家的男人的精子生产与出生率是直接对应关系，而阅读理解能力与智力也是直接对应关系。下面这个引自1976年资料的研究图表显示（32），在统计的十九个国家之中，阅读理解能力与出生率是呈线性的负相关关系。这是一个睾丸越大智力越低的佐证。　　引用文献：　　　　　　　　（1）Pitnick, S.; Jones, K. E. & Wilkinson, Gerald. S. (March 22, 2006) Mating system and brain size in bat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Volume 273, Number 1587 / Pages: 719 – 724.　　　　（2）Steven J. Franks, Sheina Sim, and Arthur E. Weis. Rapid evolution of flowering time by an annual plant in response to a climate fluctuation.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vol. 104 no. 4 1278-1282. Jan, 2007.　　　　（3）Jonathan B. Losos, Thomas W. Schoener, R. Brian Langerhans, David A. Spiller. Rapid Temporal Reversal in Predator-Driven Natural Selection. Science Nov 2006:Vol. 314. no. 5802, p. 1111.　　　　（4）P. G. Byrne, J. D. Roberts & L. W. Simmons. Sperm competition selects for increased testes mass in Australian frogs. J . Evol. Biol. 15 (2002 ) 347–355.　　　　（5）Hosken, D.J. & Ward P.I.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testis size evolution via sperm competition. Ecology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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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生育天才孩子的方法。　　　　　　　　　　既然动物的智力变化有着必然的规律，那么，我们人类就可以掌握规律，利用这个规律为我们的优生优育服务人类的个体智力差异虽然受到一定的遗传因素影响，但主要还是受到资源在大脑和睾丸之间的分配比例决定的。这就决定了人类完全可以通过控制精子战争的风险来控制后代的智力水平。　　　　　　在第一章，我们了解生物的性状可以由甲基化和重甲基化这个过程进行代际的快速调整。那么，这种调整是怎么实现的？　　　　　　生物的蛋白质结构由DNA序列决定，所以生物的一切质量性状都是由DNA序列决定的，要出现新的蛋白质那就不是表观修饰可以解决的了。而生物的数量性状则不然，它完全可以通过表观修饰来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是怎样达成的呢？　　　　　　生物实现同一功能的器官组织，大多数都是由完全相同的细胞组合而成，这个器官组织的任一细胞的结构和功能都完全相同，其功能的强弱，仅仅取决于这一器官组织的细胞个数。而一个器官组织的发育，在同一物种中其发育时间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个器官组织最终要发育到多大，取决于其发育的速度。而大多数器官组织的发育，都和激素相关，发育时期的特定激素浓度决定了特定器官组织的发育速度。通过控制这一特定激素在此器官组织发育时期里的浓度，就可以决定该器官组织的大小，由其大小来决定其功能强弱。而DNA甲基化程度的高低，正好是控制某一特定DNA片段的表达活跃度的手段。高度甲基化的DNA片段是沉默的，即完全不发生表达，则低度甲基化的DNA片段是非常活跃的，在二者之间的甲基化程度，DNA片段的表达与甲基化程度负相关。也就是说，通过对某一特定DNA片段的甲基化程度的控制，就可以决定特定器官组织的大小。而生物在生产下一代时，母体可以通过去甲基化和重甲基化这个过程，将反映自身经历的信息转化成甲基化编码，传递给后代个体，以此决定该个体的各种性状，保证其适应它的母体所经历的环境。　　　　　　例如决定动物四肢长度的是四肢的上肢骨和下肢骨的长度，而这些骨的长度只与这些骨的细胞数量相关，而细胞数量与发育时间和发育速度相关，各种动物的四肢发育时间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发育速度与特定的激素浓度成正相关。通过控制在发育时期里特定激素的浓度，就可以最终决定动物四肢长度。而特定的激素浓度，受到相关的DNA片段甲基化的控制。只要升高或者降低相关的DNA片段的甲基化程度，就可以最终决定动物四肢长度。　　　　　　睾丸正好也是一个由其大小来决定功能强弱的器官，睾丸越大，功能越强。只要其母体调整与睾丸发育相关的激素所对应的DNA片段的甲基化程度，就可以调整该个体的睾丸尺寸，从而达到其控制该个体的睾丸使用的DHA数量的目的，以适应其将要面对的性环境。　　　　　　大脑皮层的表面积对动物的智力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大脑皮层表面积很小的动物，其智力不可能很高。通常认为决定动物大脑皮层表面积的是基因代码。但是，大脑皮层表面积决定的是这一动物的智力潜力，而不是个体的最终智力表现。一个拥有远超本物种平均水平的大脑皮层表面积的动物个体，其智力未必高于本物种平均水平。动物个体能够将其智力潜力发挥到什么程度，拥有多高的最终智力表现，还得看一项关键的物质：DHA。　　　　　　如果大脑组织中的DHA含量较低，大量使用DPA代替，即使拥有很大的大脑皮层表面积，也会因为信号传递效率低下而不能够表现出好的智力。众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在动物怀孕时给它们喂食缺乏DHA的食物，它们产下的后代会变得智力低下并且会患上众多疾病。这是通过摄入量限制而使动物智力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动物大脑缺乏DHA的原因是身体内的DHA总量不足。而在身体内的DHA总量充足的情况下决定大脑的DHA使用数量的是血脑屏障转运DHA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强弱取决于血脑屏障相关质膜上的转运DHA的转运蛋白的数量。前面已经介绍动物摄入的DHA往往是过剩的，所以通常情况下决定大脑使用的DHA数量的就是血脑屏障上转运DHA的转运蛋白数量。那么控制动物个体最终智力表现就可以通过控制血脑屏障上的转运DHA的转运蛋白质数量来实现。而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去甲基化和重甲基化这个过程来实现，只要其母体调整与血脑屏障质膜上的DHA转运组织的蛋白质数量发育相关的DNA片段的重甲基化情况，就可以实现这个控制。通过控制这一特定的DNA片段的重甲基化程度，就可以达到其控制该个体的大脑使用的DHA数量的目的，以适应其将要面对的性环境。　　　　　　中国有句俗话：“头仔憨，二仔精，尾仔灵。”说的是在中国清代以后民间常见的现象：在一母同胞的兄弟中，出生序列靠后的孩子比靠前的要聪明些，越靠后越聪明。这在中国清代以后的兄弟中非常普遍。但是，这种现象只在母亲是从一而终的孩子们中出现，改嫁的母亲在改嫁前后出生的孩子的智力与这句俗话没有什么关系。关于改嫁妇女的孩子，我们所知的样本只有少量几个，当然，在这几个中，改嫁前出生的孩子的智力全部都比改嫁后出生的孩子高。因为我们掌握的样本不足够多，我们只能够将这种现象当作一个佐证。　　自从动物出现雌雄两性分化，雄性的配子数量远远大于雌性的配子数量之后，精子战争就是动物群体内竞争的主战场之一，如何应付精子战争并在其中取得最大利益，是基因能否延续的关健。所有不能够合理应对精子战争的基因，都已经消失在进化长河中。能够生存到现在的基因，早就锻炼出一套应对精子战争的娴熟技巧。这就是：基因根据它世代寄居的母本生存机器（动物躯体）的性状况，来判断其后代所面临的精子战争的强度，并根据这个精子战争的强度来调整后代睾丸和大脑之间的资源分配比例。也就是说，基因根据自己经历的母系世代的性状况来调整后代睾丸和大脑的资源分配比例。　　　　　　具体说，由于以前所有世代的性状况，已经在当前一代的生存机器中有完整记录，这个记录决定了这一代生存机器的智力水平。所以，基因对后代智力的调整是以这一代母亲的智力为基准，根据这个母亲在怀上这个孩子之时所经历过的一切性经历来判断这个孩子将面临的精子战争的强度，并据此决定这个孩子的DHA在大脑和睾丸之间的分配比例。当这个母亲的性经历反映的精子战争的强度向变强方向发展时，则增大孩子的DHA在睾丸上的使用份额，降低在大脑上的使用份额，使孩子变愚蠢而生育能力较强；当这个母亲的性经历反映的精子战争的强度向减弱方向发展时，则减少孩子的DHA在睾丸上的使用份额，提高在大脑上的使用份额，使孩子变聪明而生育能力较弱。　　　　　　这是说，动物后代以其母亲的智力水平为基准线，母亲的性经历越复杂，则其后代的智力较之母亲下降越多，母亲的性经历越单纯，则随着这种单一性伴侣的性经历时间保持越长，其后代的智力越高。由于中国自清代以后，女性从一而终的比例很高，就呈现了二胎比头胎聪明，三胎比二胎聪明，小儿子在众多儿子中最聪明的现象。　　同样地，大脑与睾丸之间的DHA份额分配，也是可以非常快速地调整的。只要基因从母体的信息反馈中获知后代要面对的精子战争强度改变，大脑和睾丸之间的DHA份额分配就能够迅速调整。在具体的操作上，只要将发育数据中的睾丸尺寸和向大脑转运DHA的速率调整一下就可以了，而实现这一点在甲基化和重甲基化中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决定一个新生命是聪明还是愚笨，只需要母亲的躯体对后代的精子战争强度作出评估，基因在千百万年的进化中早就准备好了随时应对的程序，迅速就完成调整。　　　　　　性经历信息（曾经有过多少个性伴侣、是否曾经在短时间内跟多个雄性交配）是动物最重要的生活经历信息，当然也是通过去甲基化和重甲基化来传递。　　　　　　所以，后代的智力，完全决定于两个因素：一、作为基准的母亲智力，二、截止怀孕时母亲的性经历所反映的精子战争强度。　　　　　　一个从一而终的女性，在其一生中都没有更换过性伴侣，那么，在她刚结婚时，结婚一个月时，结婚一年时，结婚十年时，结婚二十年时等时间，都反映出精子战争强度很低，这个强度往往会比她的基准——她自己的母亲截止到怀上她时的性经历所反映的精子战争强度——要低，数据不断被调整，基因程序认定她的后代所面临的精子战争强度较之她本身这一代还要低，于是，她的后代就把睾丸缩小到与这个精子战争强度相适应的水平，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增加大脑能力，随着这种单一性伴侣持续的时间越长，她的后代就越聪明。这就是为什么越靠后的孩子比靠前的要聪明些，最小的孩子最聪明的原因。　　　　　　科学家们统计指出，天才往往出生于母亲36到42岁，平均39岁时。我们知道，女性的生育年龄是有限制的，36岁已经是高龄产妇，生育已经相当危险， 42岁几乎是女性能够自然生育的极限，在这个年龄生育要说母体对孩子的支持比其他年龄段要强，那肯定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天才往往出生于母亲的这个年龄段呢？用我们的理论解释就简单了，因为这是贞洁的妇女们能够以最长的单配时间来自然生育的年龄段，她们在生完这个孩子之后已经不能够再自然生育了，其更长的单配时间对自然生育后代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天才往往是最小的孩子，也就是说最小的孩子在众多孩子中最聪明。这与我们中国在清代以后的大部分家庭情况相吻合。　　　　　　据报道，科学家关于高龄产妇会生天才的研究结果一出，那些影视明星们纷纷抢着在这个年龄生育，希望自己能够生一个天才。但这可能吗？以她们的生活作风，生育年龄越大，身体所记录的精子战争强度越高，生出的孩子只会越蠢，更何况高龄产妇本身就容易生出健康有缺憾的孩子。　　　　　　当然，要生育一个天才，并不是说必须生育一大堆孩子，最后一个是天才。而是要结婚较早，生育较迟，比方说，女性在二十三四岁结婚，开始过夫妻生活，采取避孕措施，到三十二三岁生育孩子，孩子就已经比母亲要聪明得多了。当然，前提是不能出轨，哪怕一次也不行。当然，如果对生育天才极端渴望的话，也可以提前到二十一二岁结婚，婚后十多年再生育，但是最好不要超过36岁，毕竟高龄产妇风险较高。　　　　　　那么，有一些婚姻实在是无法维持下去，妇女既要离婚又要想生育一个聪明的孩子怎么办？对于生活中的某些不幸，在这里，有一个办法可以补救，但是，这个办法只对那些只曾经和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的女性有效。因为这时她们的身体还没有记录下更换性伴侣，精子战争强度上升的信息，反而因为只与一个男性伴侣发生关系，当前记录的性经历所反映的精子战争强度较低。其办法是：在更换性伴侣之前，将她们体内的卵子取出来进行冷冻保存，到想生育时进行体外受精后植入体内；或者取出后立即体外受精，再植入体内。这样，她们的后代得到的精子战争强度评估就截止于取出卵子时的性经历，后代会更聪明些。当然，这个办法对已经更换过性伴侣的女性无效。　　　　　　而去甲基化和重甲基化是传递母体性经历信息的最重要手段，这种办法出自于我们的一个推测。由于所有行体外受精的动物也能够控制后代的睾丸大小，所以我们推测控制后代的睾丸大小的信息物质存在于卵子中，通过这些信息物质控制重甲基化时写入的信息。但是，由于人类是行体内受精的动物，母体内的其他信息物质会不会影响到重甲基化时写入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上述方法由于精卵融合发生在体外，去甲基化和重甲基化时不受妇女体内信息物质的影响，试管婴儿的方法可以避免在这个最重要的阶段中受到母体更换性伴侣的信息的影响，但是，我们不清楚在胎儿在殖入母体后发育过程中会不会受到母体内的信息物质的影响。不过我们估计这种影响就算存在也会很微弱，毕竟重甲基化已经决定了主要程序。　　　　　　有人可能会想：“人们贞洁了，生出的孩子是聪明了，可他睾丸小，性能力不足，无法享受性福，对他和他妻子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这真是一个严重的误会。Boaz Yuval等以色列科学家为了控制害虫而研究使用一种性能力超强而没有生育能力的雄性害虫来控制害虫的技术。Boaz Yuval等人发现，绝育和运输过程会对雄性果蝇的性能力造成损害，但通过喂养用细菌“增强”过的高蛋白的食物可以大大提高已经绝育的雄性果蝇的性能力。可见性能力与生育能力是分开的。　　　　　　要弄清其中的原理，就要从动物进行性生活的代价说起。　　　　　　第一章已经讲过，动物生产和维护精子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当环境需要雄性动物拥有更加强大的生精能力时，它们不得不牺牲智力来拥有一个庞大的睾丸。但是，性能力跟生育能力完全是两个概念，睾丸大生育能力强并不等同于性能力强，同样睾丸小生育能力弱也不等于性能力差。　　　　　　性能力为什么会不跟生育能力挂勾呢？这就要从动物进行性生活的目的来说。　　　　　　动物进行性生活的最重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生育后代。但我们也观察到，有些动物需要过很多次性生活才能生育一次，而一些动物则只是在发情期过一次或一段短短时间的性生活后，就开始生育过程，不再过性生活了。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自然界有三种性生活形态。第一种是完全混交，即雌性动物的性伴侣不固定，这种形态包括好几种亚形态，其中包括：1、动物群体生活，雌性动物挑选那些在某些方面出众的雄性动物交配；2、动物平时单独行动，到生育季节时到某些固定地点挑选性伴侣进行交配；3、优胜的雌性动物占有地盘，所有在此地盘的雄性动物任由该雌性动物挑选交配。第二种是小群体生活，优胜的雄性动物占有小群体内所有雌性动物的交配权，例如狮子和大猩猩。第三种是一夫一妻制生活，雌雄动物的性伴侣固定，此类动物中的一些种类偶尔有偷情行为。　　这三种性生活形态中，前两种形态，不管是哪种亚形态，它们都是只是在发情期过一次或一段短短时间的性生活。这种情形的还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雌性动物在一个发情期中只与一个雄性动物交配，则它们的过性生活的时间普遍很短，往往只有几秒钟，另一种情况是雌性动物在一个发情期先后与多个雄性交配，这种情况下交配时间可能会相当长，因为交配顺序在后的雄性动物往往要努力把交配顺序在前的雄性动物的精子弄出雌性动物的性器官，从而增加自己的精子获得授精的机会，而雌性动物也需要让几个雄性动物的精子在它的性器官里交战，让胜出的精子获得授精权，从而达到挑选优秀精子的目的，例如狗就是如此。而第三种形态，即一夫一妻形态，动物们往往长年进行性生活，并且性生活时间普遍较长，像人类的性生活有些甚至超过半个小时，最长记录竟然是44分钟，并且一晚可以发生多次。　　　　　　由上所述，只有那些过一夫一妻制生活的动物可以长年过性生活，而一夫一妻制的特点是一雌一雄两个动物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后代，还要防止对方的背叛。这就需要双方具有增进感情的渠道。由此我们可以说，性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功能，那就是增进雌雄动物之间的感情。　　　　　　混交的动物雌雄之间除了交配的那短短时间外，生活没有交集，不需要合作，互相之间根本没有感情，它们根本没有通过过性生活增进感情的需要，因此它们的性交时段很短暂，性交持续时间也只是出于挑选优良精子的需要才会在一些物种上表现得长一些；而过小群体生活的物种，雄性动物只要战胜了其它的雄性，它就可以极其可靠地占有雌性的生育资源，所以它不需要通过性生活增进与雌性的感情，因此它的性交时间极短，例如大猩猩和弥猴就是如此。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动物过性生活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生育后代，另一个是为了增进雌雄动物之间的感情。生育后代需要精子，所以生育能力的增强必须增大DHA的消耗，代价极大；过性生活时雄性动物会射精，但射多射少却有讲究。　　　　　　澳大利亚科学家家研究显示，男人观看那些有多个男性参与、暗示着精子战争的色情图片时，其精子生产会增加（1）。美国科学家罗宾?贝克在他的论文中揭示，男人会根据情况精确的调整精子生产速度和射精量（2）。罗宾?贝克还在他的《精子战争》一书详细描述了其中的种种细节：在夫妻两人长期过性生活，妻子并不出轨的情况下，男人的精子产量会大大下降，做爱时射精量大大减少。那些妻子出轨，或者夫妻分开一段时间后重逢的夫妻过性生活时，丈夫的射精量会大大提高。　　　　　　同时，科学家的研究显示，男人做爱的能量消耗是每分钟2.4KJ，而每克碳水化合物的能量是16.72KJ，做爱能够消耗的能量是极少的，远远少于重体力劳动，仅仅相当于中度体力劳动，做爱60分钟的能量消耗也不过144KJ，相当于烧了9克糖的能量。这么点能量对我们的身体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睾丸小、长期跟固定的妻子过性生活的男人每次过性生活时支付的代价小，因此他们可以进行更加频繁的性生活，而且由于他们需要通过性生活巩固这种夫妻关系，因此他们的基因会要求他们不但要进行频繁的性生活，还要每次性生活时坚持的时间更长一点，以此让妻子满足，从而巩固夫妻关系。　　　　　　外国媒体的报道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个规律，让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新闻报道：　　　　　　中新网1月19日电　据英国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一项最新调查报告，女人性高潮的次数与伴侣的收入成正比，男性赚钱愈多，枕边人“性福”的频率也愈高。　　据“中央社”报道，负责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家波利特及倪特尔教授，对5000名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访问人员对受访者的私人生活，包括性生活、收入等问题都进行了解，受访者中，1534名有男性伴侣的女性，是这项调查研究的根据。　　　　　　研究人员发现，其中121名女性在“鱼水之欢”过程中每次都能达到高潮，408名女性则经常有性高潮，另外762人“有时侯会”，243人很少或从来没有。　　波利特说，女性是否能达到性高潮，影响的因素很多，但性伴侣的财富多寡，是重要因素之一。　　　　　　他指出，根据研究调查，伴侣的收入愈高，受访女性性高潮的次数也愈多。之前在德国、美国的调查也显示，男性的财富比外型更重要。　　　　　　由于大多数富人往往比穷人聪明，这个报道从侧面表明，聪明的男人拥有更加强大的性能力。　　　　　　引用文献：　　（1）Kilgallon, SJ, and LW Simmons. 2005. Image content influences men's semen quality. Biology Letters September 2005 vol. 1 no. 3 253-255.　　（2）Baker, R. R. & Bellis, M. A. (1993) Human sperm competition: Ejaculate adjustment by males and the function of masturbation. Animal Behaviour. Page1, 6, 861-885.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摸鱼儿》，金代词人元好问作。　　　　　　古往今来，评论和赞美爱情的诗歌篇章如天上银河里的星星一样多，可问世间情为何物，还真没人说得清楚。　　　　　　在这里我们要给它一个最清晰的定义　　　　或许这个定义有些冷血，但学术需要定义清晰。　　　　　　爱情是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基因利益关系人的一种感情。　　　　　　在《自私的基因》里，理查德?道金斯向我们揭示了动物对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存在着利他行为。而且这种利他行为的显著性与行为实施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共有基因百分比呈完全正相关。　　　　　　动物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基因不可能直接指挥它们对其他个体应该怎样做。而愿意为其他个体付出，必须是对对方有感情。利他行为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主动付出。在双方拥有较多的共同基因的个体之间的感情，就叫做亲情。例如兄弟姐妹之情，父母子女之情，祖父母孙子女之情，叔姑与侄子女之情，等。其中血缘关系越近，则共同基因越多，感情就越深厚。他们的利他行为的发生是建立在共同基因受益要大于付出者的损失的基础上的。例如，父母与子女的基因关系为50%，父母付出导致基因利益受损为1子女的基因利益受益要高于2他们才肯付出，祖父母孙子女之间的基因关系为25%，祖父母付出导致基因利益受损为1孙子女的基因利益受益要高于4他们才肯付出。而动物有着对这种基因关系准确判断的手段，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详细地写清楚了动物对群体中的其他个体付出的程度刚好完全符合基因利益的最佳收益，也就是说基因通过各种方式能够完全掌握它所寄居的生存机器和群体中的其他个体的平均共同基因比例。　　　　　　基因控制的生存机器只对基因利益关系人付出感情，双方有血缘关系，共同基因较多，拥有感情当然不奇怪。但是，爱情又是怎么回事？爱情的双方可没有血缘关系，而且有血缘关系还不利于基因。这就不得不引申出一个概念：预期基因利益。　　　　　　所谓预期基因利益，就是现在双方没有共同基因，但双方可以共同投资于下一代，拥有共同的基因利益。向对方的投资会转化为共同的下一代中的基因利益。爱情，就是对预期基因利益的付出。　　　　　　这种预期基因利益随着双方亲密行为的发生将变得离实现更加接近，随着生育而变成现实，即双方拥有共同的基因利益载体：后代。所以，性行为的发生对爱情的巩固是有相当作用的，同时，这种预期基因利益的感情会随着双方亲密行为的发生及时间的增长而越来越深厚。　　　　　　但是，上述预期是在一个坚贞的群体中才成为可能。精子战争使得这种预期基因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所以，爱情与亲情是不一样的感情，它还存在一个概率问题。这个概率问题与精子战争的强度相关。所以，基因不但以母本世代的性经历作为睾丸尺寸与大脑灵敏度高低的参考基准，还以它作为爱情深厚度的参考基准。也就是说：聪明的男人更爱他所爱的女人。　　　　　　对于母亲来说，她的每一个孩子都拥有50%的她的基因，这中间不可能有什么差错。所以，母爱从来都是深厚的。而父亲就不一样了。是的，这个孩子是他的性伴侣生的，但是，是不是他的亲生孩子，却是大可商榷，这中间存在出差错的可能。也就是说：他支付到其性伴侣及她生的孩子上的投资有可能落空，为竞争对手所侵占。　　　　　　在人群中，母爱是不容置疑的，而父爱却是千差万别的，其原因就在于此。　　　　　　《性趣探秘》写道：　　　　　　但是雄性在与一个雌性交配后，稍过一些时刻即可以再与别的雌性交配，藉此创造出更多的子代来延续血脉。例如，男人每次射精都会释放出2亿个左右的精子——即使最近几十年来有关人类精子数量不断减少的报告属实，也至少会有几千万个精子。如果男人在他的性伴侣280天的孕期内每28天射精一次（这一射精频度相信多数男人都能轻松做到），那他释放出的精子足以令世上20亿左右的育龄妇女受孕，条件是他能顺利地安排令每一个妇女接受他一个精子。就是这一进化逻辑诱使众多的雄性动物在令雌性受孕后立即弃之如敝履，开始下一轮追逐。如果雄性埋头照顾孩子，他将丧失许多可供选择的大好机会。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多数体内受精型动物。正因为雄性享有这些选择机遇，促成了动物世界中主要由雌性照看后代这一模式的形成。　　　　　　还有一个因素是对血统纯正性的信心。在你付出时间、精力和营养去养育一个受精卵或胚胎之前，你最好还是先确认一下它是否确实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你后来发现它竟然是别人的孩子，那你已输掉了这一场进化竞赛。你这是自掘坟墓，延续了竞争对手的香火。　　　　　　女性以及一些采用体内受精方式的雌性动物，她们不会面临母亲血统纯正与否的困扰。精子进入母体，令母体内的卵子受精，过一段时间从雌性体内产出幼儿。在此期间不可能偷梁换柱，将别人的孩子放入她体内调包。因此雌性照看子代是一个稳妥的进化选择。但是雄性哺乳动物以及其他体内受精型动物的雄性，对父系血统的纯正性并没有把握。不错，雄性确知自己的精液注入了雌性体内，过些时候，雌性娩出了孩子。但是，雄性怎么能保证在它不注意时雌性没有和其他雄性交配呢？它又怎么能知道究竟是它自己抑或是别人的精子令这一卵子受精呢？面临此等无可避免的不确定性，进化的结论是，多数雄性哺乳动物选择了在交配后马上远离，去追逐更多异性并令其受孕，由那些雌性去养育孩子——希望那些和他有过一夕之欢的一个抑或更多的雌性的的确确怀上了它的孩子，并且成功地独立养育了孩子。由雄性照看子代将是一场糟糕的进化赌博。　　基因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对每一笔投资都精打细算，详细地评估其风险和收益。对雄性来说，每一分落到其共同基因的载体上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都是固定的，差别只在于雄性的付出到底有多少能够落到其共同基因的载体上。在一个坚贞的种群里，雄性对性伴侣及其所生的孩子的每一分投资都落到了自己的共同基因上，这其中不可能出一点差错。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雄性非常乐意投资，表现出来的就是对妻子和孩子的爱都非常深厚。而在那些淫乱的种群里，雄性对性伴侣及其所生的孩子的投资有很大可能落空，自己的共同基因载体获益的可能较低，倒是便宜了竞争对手的可能性较高。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雄性非常吝于投资，表现出来的就是对妻子和孩子都非常冷漠，形同路人。　　　　　　那些坚贞的鸟类，例如燕子，父亲辛勤地喂养子女，它们的付出和母亲毫无二致，虽然它们不是人类，但是，我们可以说它们拥有深厚的父爱和爱情。　　　　　　人类学的大量资料都可以证明上述规律。在那些乱交严重，智商低下的民族中，你不可能看到爱情。例如贾里德?戴蒙德在他的著作《性趣探秘》一书中写道：　　　　　　“当我刚开始在新几内亚高地工作时，那里粗暴虐待女性的情形常令我愤慨无比。我在林中小道上遇到的夫妻，通常都是女人弓腰驮着大量柴禾、蔬菜和一个婴儿，而她的丈夫则在一边昂首挺胸地走路，除开弓箭外什么也不拿。男人出门打猎只是为男人们创造交往的机会，捕获的一些动物当即被男人们在林中吃掉。妻子们还被随意买来卖去、抛弃，无权对此说个不字。”　　　　　　巴拉圭的北部埃克印第安人也是“好大喜功”，他们的男人宁可千方百计猎到大动物并与一同打猎的男人分食，多余的与其他人分享，以博得慷慨的名声，却不愿老老实实地猎取更容易猎取的小动物从而为妻儿带回更多肉食。　　　　　　而这些部落无一例外地都是处于淫乱的社会风气中。例如对于埃克人，贾里德?戴蒙德写道：“埃克人同其他人群一样，婚外性行为并不鲜见。盘问她们66个孩子所有可能的父亲（即她们在受孕时刻的性伴侣），平均每个孩子有2．1个男人被提名。在一组28个埃克男人中，女人们总是更多地提名出色的而不是拙劣的猎手为情人，更多地以好猎手作为孩子可能的父亲。”　　　　　　由此可见，爱情受到精子战争的严重摧残，在精子战争的威胁下，爱情就是对基因利益的出卖，拿自己的资源去为竞争对手抚养孩子，基因是严禁这种出卖的，所以，在精子战争威胁严重的情况下，爱情是没有生存土壤的。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都可以DNA检测了，我虽然偷情，但是都用了保险套，生孩子还是和我老公生啊，生的孩子没有我老公基因，我会把它打掉。我老公的基因利益没有受损，所以，我的孩子应该聪明啊。　　　　　　这位仁姐啊，如果你有办法通知你的基因，跟它说一说现代科技的进步，说一说你的决心，让基因通融通融，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问题是，没有人能够给基因打这个电话，就算有人能给基因打这个电话，基因也是个油盐不进的货，是万万不会收条子办事的，它只会顽固地按照千百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规则来处理事情。所以，这个孩子还是聪明不起来。除非人类科技进步到可以直接干涉DNA重甲基化过程，否则，在DNA重甲基化时，孩子该聪明还是要变聪明，该愚笨还是要变愚笨。　　　　　　不但孩子是否该聪明基因不会听你的，就连夫妻之间的爱情，基因也是完全按照千百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规则来控制，你就算通过文学作品吹得天花乱坠，把爱情说得跟性毫无关系，骗得上帝都相信了你，可基因还是不会有丝毫感动，当它感受到精子战争的威胁强烈，还是要毫不犹豫地把爱情当作老鼠蟑螂一样的四害给消灭掉，断不会对它有丝毫的怜悯，让其可以存在的。　　　　　　不止爱情如此，父爱同样如此。在一个坚贞的社会里，男人可以对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女好得不得了，那是因为基因为他准备了这样的深情。而在那些淫乱的社会中，基因绝不允许男人对其妻子所生的孩子（天知道是谁的种）有多少感情，就像前面所说的埃克人一样。在淫乱的民族里，有父爱出现比大白天出现大头鬼还要令人惊奇。　　　　　　可以说，男人是否应该对妻子以及妻子所生的孩子拥有感情，完全是基因根据精子战争风险来决定的。跟风俗，宗教，文化，国民教育水平等没有多少关系。　　有一个俄罗斯的笑话：一个俄罗斯男人回到家，看到妻子与一个陌生男人在睡觉，直冲到酒柜前，拉开酒柜门一看，怒吼道：“畜生，竟然喝了我半瓶伏特加！”　　　　　　这个笑话很多中国男人可能觉得不可理解，才觉得它是笑话。但在俄罗斯，它是再也正常不过的情形。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政府用暴力废除婚姻制，俄罗斯的性风气就急剧变得淫乱，虽然后来俄罗斯恢复了婚姻制，但性风气的败坏已经不可逆转，现代俄罗斯人已经不再将性看成一件严肃的事，乱性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常态了。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民族已经跟埃克人差不多了。在上一代高强度精子战争环境中出生的俄罗斯男人，他们的基因没有为他们准备爱情与父爱，他们不依靠婚姻和抚养孩子作为传播基因的保障，没有必要重视性的独占性，与半瓶伏特加比起来，妻子与其他男人睡觉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用不着关心。　　　　　　那么，在精子战争威胁轻微地环境中受孕的男人，他的基因为他们准备爱情与父爱，是不是就一定会保持他们的爱情与父爱呢？　　这就要看下基因是否有后续的手段来判断自己的利益是不是有保障了。　　　　　　基因之所以会为男人准备爱情与父爱，是因为爱情与父爱在它所预期的环境中可以为基因带来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只有实际生活中精子战争的强度等于或者低于它所预期的精子战争强度，或者至少比它所预期的精子战争强度没有强烈很多，男人的爱情和父爱才可以为基因带来竞争优势，如果精子战争强度高出预期水平太多时，爱情和父爱就失去了意义，继续维持保持爱情和父爱对基因就构成了出卖，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基因就要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灭绝。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下面一个问题：　　　　　　男人有没有办法判断精子战争的强度呢？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一个男人生成精子的速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常常与滥交女性混在一起的男人，他生成精子的速度比普通人快。澳大利亚学者基尔加仑（Sarah J. Kilgallon ）和西蒙斯（ Leigh W. Simmons）研究发现，那些看了两男对一女的色情图片的男人自慰射出的精子的活力，比那些看一男对一女的色情图片的男人远为高。（1）　　　　　　关于男人如何根据精子竞争风险来调整射精量的，美国学者罗宾-贝克(Robin Baker)研究得最深入。各位有兴趣的可找他的论文看看。（2）　　　　　　不但男人，其他动物在精子战争环境变化时也是可以调整射精量的，例如东方食蚊鱼（ eastern mosquitofish ）（3），蟋蟀（crickets）（4），珊瑚礁鱼 （coral reef fish）（5），彩虹海鲫（Rainbow darters）（6）， 公鸡（cock）（7）。雄性动物的这种对精子战争的敏感性是非常高的。　　从上面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雄性动物能够非常迅速地知道精子战争的强度变化。既然“男人有没有办法判断精子战争的强度”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基因在面临危险的环境是不是有办法对自己的策略进行改变？　　　　　　虽然精子战争的强度增加会让男人加快精子的生产，但是，男人的睾丸尺寸很难有较大的改变。所以，长着一对小睾丸的男人，不可能改变自己投资于性伴侣及其所生的孩子从而获得基因利益的模式，也就是他拥有的爱情与父爱。所以，无论面对怎么样的精子战争强度，男人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策略。　　　　　　但是，男人对性伴侣及其所生的孩子的投资不是一次性就全部投入进去的，而是在一生的漫长时间，每天投入一点。所以，男人虽然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策略，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投资对象。也就是说，放弃自己现在的性伴侣和她所生的孩子，寻找下一个异性作为自己的性伴侣，对她和她所生的孩子进行投资。　　　　　　前面说过，基因不可能直接指挥动物对其他个体应该怎样做，而是通过感情控制动物为其他个体付出。男人要放弃一个女人和她所生的孩子，就必须放弃对他们的感情。也就是说，男人发现自己被卷入到远高于预期强度的精子战争，就要启动放弃爱情与父爱的程序。　　　　　　由于更高的精子战争强度导致男人生产更多的精子，而生产更多的精子会消耗更多的DHA，挪用身体其它部分的DHA使用份额，导致男人血液中的DHA水平下降。海贝尔纳（Joseph R. Hibbelna ）在他们的以家庭暴力犯罪者为研究对象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血浆中DHA水平低的人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荷尔蒙水平较高，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荷尔蒙水平较高的人更容易陷入恐惧和焦虑中，容易激发防御行为和暴力行为。也就是说血浆中DHA水平低的人更容易发生家庭暴力行为（8）。　　　　　　这些研究表明，男人生产更多的精子将会更冲动易怒，更容易发生家庭暴力行为，无论是男人更冲动易怒，还是发生家庭暴力行为，都将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夫妻父子感情出现裂痕甚至无法相处。这就是基因启动的放弃爱情与父爱的方式。所以，男人的身体机制一旦发现精子战争强度超过了他的基因所预期的强度，就会强迫男人启动放弃爱情与父爱的程序，让夫妻父子关系紧张，进而达到放弃当前的性伴侣和子女，重新寻找性伴侣生育其他子女的目的。　　　　　　现代欧美社会中抑郁症流行，自杀成风，家庭暴力异常频繁，研究显示欧美人在过去一年中受到暴力攻击的比例高达20－25%，一生中的比例是52-68%。他们的家庭暴力状况让人们毛骨悚然（9）。这就是性解放带来的苦果。　　
是的，基因是很精明，知道趋利避害，指使它所寄居的生存机器（聪明男人）放弃对自己不利的性伴侣。但是，如果是社会变化太快，快到它的生存机器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找到适合基因利益的性伴侣，基因又能够怎么办呢？如果全社会的女人都差不多都是荡妇，显然聪明男人的基因是无法找到适合它的利益的生活方式的，那么，它是不是向现实妥协呢？　　　　　　基因是个又霸道又独裁的家伙，它是绝对不会承认是自己的错的。当它无论如何驱使它所寄居的生存机器都找不到合适的性伴侣，它的确是妥协了，不过它的妥协方式是完全的自暴自弃，它会乱发指令，让生存机器无所适从，在焦虑，恐惧，歇斯底里中做出各种变态行为，例如恋童癖，家庭暴力，甚至滥杀无辜，向不相干的人群开枪扫射等。　　　　　　如果你遇上一群野猪，你当然要小心，但是如果你遇上一只单独的成年雄野猪，你更加要小心，因为单独的成年雄野猪有可能是被赶出猪群的前猪王，作为被淘汰了的失败者，这样的离群公野猪已经放弃了自己，变得不可理喻，它暴躁易怒，极具攻击性，完全不以自身的生存利益为考虑，逮上了谁就不死不休。有经验的老猎人是断不敢去招惹这样的家伙的。　　　　　　作为一个被基因放弃的生存机器，控制它的基因已经不再兢兢业业地发出正确的指令以保证它的生存利益，而是乱发指令，这样的个体行为不可理喻，充满攻击性。人也一样。当一个天生睾丸小脑袋聪明的男人生活在一个非常淫乱的性环境中，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找到能够传播基因的保障，基因就会放弃这个倒霉的生存机器，他们就会像被赶出猪群的前猪王一样不可理喻，充满攻击性。近年来欧美出了不少校园枪击案，有的甚至死伤成百，而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枪支私有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从美国立国到现在一直如此，甚至以前的枪支管理还要松懈得多，但是性解放兴起之前却没有发生过这种恶性的枪击案，校园枪击案是直到性解放兴起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今天的欧洲，青年男性越来越粗鲁，工作越来越漫不经心。抑郁症的青年男性越来越多，整个青年一代好像就要跨了。《参考消息》转载英国每日电讯报文章《如今年轻人为何如此粗鲁》说，如今的年轻人比前辈们更粗鲁了。Demos的调查显示，年轻人的“粗鲁程度”10年来明显加剧。年轻人从来不曾这么骄傲自满、自我陶醉、好高骛远、不懂合作、极端粗鲁，而且自己似乎毫无察觉。　　　　　　调查的机构解释说，这是父母们不加以管教的结果。我不想对他们的解释加以驳斥，但是，这么明显的问题不会仅仅是缺乏管教就造成的，因为教育的选择与社会需求紧密相关，而社会越发达，越需要人与人之间紧密合作，父母不可能不对孩子的这种品质加以培养塑造。　　　　　　促使今天英国青年男性如此粗鲁的真正原因，只有这种解释才最具有合理性——是因为他们的基因受到了高于预期的精子战争威胁，这种威胁让他们的血浆中的DHA水平下降，产生焦虑和恐惧，并且暴躁易怒。　　　　　　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出过一个领导世界潮流的男性大企业家，也没有出过一个举世闻名的男性大科学家。二战以前，欧洲曾经是世界经济与科技的主要发动机之一，就算是二战后70年代前，欧洲仍然在世界的经济与科技领域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与影响。那时，欧洲的男性大企业家人才辈出，群英荟萃，男性大科学家也是一时风云际会，群星灿烂。欧洲，曾经领导了人类的文明发展达三个多世纪，曾经是科学的圣地，曾经是现代公司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发祥地。但是今天的欧洲却万马齐喑，就像一潭死水，在经济与科技领域越来越被人远远抛在后面。　　　　　　欧洲的男性都在感受到高强度的精子战争气息，而他们中的那些适应这个强度的精子战争气息的男人都是笨蛋，笨蛋是不可能有能力为国家的强大作贡献的。而仅存的那些少量聪明到足够为国家的强大作贡献的男人，他们的基因没有为他们准备参与精子战争获胜的能力，而是要求他们规避精子战争。在欧洲那种淫乱无处不在的环境中，他们无法适应，血浆中的DHA水平偏低，精神高度紧张，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不可能有心思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在70年代后再也不出人才的原因。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虽然没有像以前一样人才辈出，但还是涌现了不少成功人物，其原因一是美国的人才制度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前往美国，二是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不像欧洲那样。在欧洲保持保守生活方式的人统统被扣上“野蛮、落后、奴隶制、奴役女性”的帽子，在事实上被剥夺了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只能被性解放分子牵着鼻子走，被强迫接受淫乱的生活方式；美国作为一个以清教徒为主的国家，美国人极端重视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不能够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剥夺，所以美国犹太教和天主教仍然有一部分虔诚信徒，这些人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因此可以生育聪明的后代，例如比尔?盖茨的母亲就是个犹太人。并且由于某些人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用感受到高强度的精子战争气息，心态安宁，自然有心思追求事业上的成功。　　现代社会，一切以人为本，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分为智力素质和教育素质，教育素质自然是指国民教育水平，其他书说了无数，这里就不说了。而智力素质除了由基因在重甲基化时决定的智力潜力外，还取决于国民的智力水平的发挥，而这种发挥，受到性经历的影响，说穿了就是精子战争的影响。　　　　　　男人远离色情将使国家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也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霸气”。　　　　　　所谓的经济奇迹，就是一个国家的霸气。也是一个国家严禁色情，男人远离色情而使国家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台湾在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后，由于不能够再在政治上取得国际影响，台湾领导人专注于发展经济，人均GDP从1972年的700美元增长到1992年的10000美元。台湾经济高速增长发生于1971到1992年间，而1987年以前台湾一直处于戒严时期。众所周知，戒严时的诸多措施都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而台湾经济建设的奇迹偏偏在这个时期发生。而当台湾放弃戒严仅仅过去了短短的五年时间，台湾的经济奇迹就停止了，步入了缓慢增长时代。这是由于台湾戒严解除以后，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控制骤然放松，人们从长期的禁锢之中获得解脱，积蓄已久的逆反心理爆发出来，出现了远比西方更猛烈的自由化浪潮，性风气急剧败坏，短短五年多时间性风气的淫乱就追上日本。长期在性禁锢中出生和生长的男人骤然陷入了这样淫乱的社会环境中，身心受到沉重打击，不再能够保持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宁，陷入精子战争的深渊泥潭，创造力和进取心受到严重打击。　　　　　　中国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人均GDP从1980年的252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200美元，在短短的时间内飞速发展，被称为经济奇迹。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1979年到现在发生的，这段时间中国虽然性风气败坏得相当厉害，但政府的扫黄打非非常严格。期间只有2003到2006年性自由思想一度占据上风，但是中国政府很快就反应过来，狠抓扫黄，所以中国在这30年间无论国际经济如何风云变幻，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特别是2009年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中国出口比2008年同期减少13.9%，仍然保持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展现了无比的王霸之气。　　　　　　　　且让我们向八十年前探索女权主义的起源，就知道由一些泯灭良知的文学家们提出的毫无科学根据的做法的大肆宣传是造成人类旷古未有的巨大灾难的主因。　　　　婚姻的将来、过去和现在　　　　　　　　80年前的某一天，也就是1926年7月24日，英格兰的一个聚会上出现了别开生面的一幕。女权主义诗人兼作家海伦.霍普.米尔利斯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100年后婚姻会变成什么样子？　　　　　　到场的十几位嘉宾都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知名人士”，他们纷纷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米尔利斯女士认为，到下个世纪，男女或许会互换角色。她说：“到那时人们会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即好脾气的男人负责管家，而让进取心更强的妻子外出挣钱养家？”　　　　　　小说家爱德华.菲利普斯.奥本海姆认为，一百年后同居开始成为婚姻的替代品。他说，在最初阶段，这种“完全值得尊重的习俗”将允许男女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没有夫妻名分”。这能使双方更容易看到对方不尽如人意的另一面。经过例如6个月的同居生活，他们可以选择结为夫妇或者重新开始，而周围的人也不会因为这段经历而歧视他们。　　　　　　几位在场的客人认为，未来的婚姻关系会更加宽松。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说：“离婚会变得更容易，代价也没有那么高没那么丢脸了。”在这种环境下会出现“试婚”的做法。　　　　　　诗人兼小说家阿瑟.汉密尔顿.吉布斯赞成贝内特的观点。他说：“一百年后将没有法律或公共舆论会迫使一对互相憎恶的夫妻继续共同生活下去。离婚就像邮票一样让人容易接受。”他还认为，到2026年女性不再是“生育机器”。　　　　　　并非所有人都对未来的婚姻关系持乐观态度。查尔斯.达尔文之子、身为科学家的伦纳德.达尔文警告说，随着婚姻关系越来越宽松，更多儿童将面临“没有双亲照顾的”成长环境。　　　　　　当然，对未来婚姻形式作出惊人预测的并不止这些人。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玛格丽特.梅亚德预计，“阶段性一夫一妻制”将越来越受到欢迎，人的一生将经历一连串单一配偶婚姻。　　　　　　作家乔治.奥尼尔夫妇提出了一种更极端的观点。他们认为，夫妻双方都应该有婚外情，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他们的畅销书《开放式婚姻：一种全新的夫妻生活方式》被译成14种语言，热销3500万本。但奥尼尔夫妇显然还不满足于这样的自由，他们后来离婚了。　　　　　　回到1926年，伦纳德.达尔文或许不会对这样的例子感到诧异。他在当年就警告说，“抛弃家庭生活所带来的伤害将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时候整个社会“开始倒退回去，崇尚更加保守的婚姻观。譬如说，婚约是神圣的，为了保持家庭的完整性，夫妻双方都要有牺牲精神，作好共患难的准备”。　　　　　　近年来，虽然离婚率开始稳定下来，但夫妻关系破裂和同居的人却越来越多，现在说人们开始改变对婚姻的看法还为时过早，但康奈尔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同居男女最终迈入婚姻的可能性不大。　　　　　　研究人员发现，50%的同居男女会在一年内结束这种关系，90%的人在5年内分道扬镳，大多数人是因为分手而结束同居。他们说，同居是约会的一种极端形式，并不是迈向婚姻的垫脚石。　　　　　　如今，生活在21世纪的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00年后（即2106年）婚姻会怎样？　　 现在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不管婚姻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渴望爱、家庭温暖、安全和传宗接代的思想不会改变。　　　　　　——《参考消息》2006.7.24.P6《八十年前名人观测百年后婚姻》　　　　“人们渴望爱、家庭温暖、安全和传宗接代的思想不会改变。”面对俄罗斯男人对于被人喝了半瓶酒的愤怒更甚于被人睡了老婆的情形，这话就像说母猪是专门上树找坚果为生的一样好笑。　　　　　　乔治.奥尼尔夫妇提出一种婚姻形式并且大肆宣传，但是连自己都做不到而离婚了，他们的良知何在？最好笑的是，这种婚姻形式正好是印度的婚姻形式，还有很多落后部落，例如对妻子儿女漠不关心的埃克人也是这样的婚姻形式。只是他们少见多怪，坐井观天，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创新的东西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不知几千年，并且一直让拥有这种婚姻形式的民族饱受苦难。　　　　　　就是这种人，有了一点名气，就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什么话都敢讲，自己想出的东西就为它打上“进步”的标记大肆宣传。他们的损失可以用3500万册书的版税来平衡，社会大众的损失谁买单？　　　　　　今天的性解放主义的严重后果，就是由于这些良知泯灭的人间败类利用自己的名气大肆宣传自己的胡言乱语而导致的。　　　　　　科学家对尚未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变革总是会持谨慎态度，例如查尔斯.达尔文之子伦纳德.达尔文。他在当年就警告说，“抛弃家庭生活所带来的伤害将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时候整个社会“开始倒退回去，崇尚更加保守的婚姻观。譬如说，婚约是神圣的，为了保持家庭的完整性，夫妻双方都要有牺牲精神，作好共患难的准备”。　　　　　　但是，作为一个在这方面作研究的人，我们认为他的观点还是过于乐观了。人类的性风气一旦败坏，极难恢复。在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或者强力宗教约束，只有到了全民族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才会向贞洁转变。例如中国在西晋时期的性风气败坏后，南方汉人从未恢复过来，只有北方那些无数次被异族蹂躏，几乎一直生活在地狱之中的北方汉人才恢复过来，最终也是北方汉人统一中国。要知道北方汉人人口最少时只有不到一百万，到了灭绝的边缘，而南方汉人高达二千万，最终却是北方汉人统一中国，没有巨大的智力差异是不可能的。　　　　　　如果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或者强力宗教约束，性风气败坏后，欧美各国也必须在生死线上挣扎，才能恢复他们的贞洁传统。俄罗斯现在虽然一片衰败，国内唯一还正常运转的工业石油工业都全靠外国技术人员维持，但已经败坏的性风气却丝毫也没有扭转的迹象，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虽不怎样，但由于拥有资源出口取得的巨额收入，生活甚至比中国人还要好，远没有达到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程度。　　　　参考文献：　　（1）Kilgallon, S. J. & Simmons, L. W. (September 2005) Image content influences men's semen quality.　　Biology Letters.　　Volume 1, Number 3 / 29. 　　Pages: 253-255.　　（2）Baker, R. R. & Bellis, M. A. (1993) Human sperm competition: Ejaculate adjustment by males and the function of masturbation. Animal Behaviour. Page1, 6, 861-885.　　（3）Evans, J. P.; Pierotti, M. & Pilastro, A. (2003) Male mating behavior and ejaculate expenditure under sperm competition risk in the eastern mosquitofish. Behavioral Ecology. Vol. 14 No. 2: 268-273.　　（4）Gage, A. R. & Barnard, C. J. (May 1996) Male crickets increase sperm number in relation to competition and female size. Journal 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Volume 38, Number 5 /, PP 349-353.　　（5）Warner, R. R.; Shapiro, D. Y. & Marcanato, A. (Nov. 22, 1995) Sexual Conflict: Males with Highest Mating Success Convey the Lowest Fertilization Benefits to Females. Biological Sciences, Vol. 262, No. 1364, pp. 135-139.　　（6）Fuller, R. C. (Dec. 22, 1998) Sperm Competition Affects Male Behaviour and Sperm Output in the Rainbow Darter. Biological Sciences, Vol. 265, No. 1413, pp. 2365-2371.　　（7）Pizzari, T.; Cornwallis, C. K.; L?vlie, H.; Jakobsson, S. & Birkhead, T. R. (2003) Sophisticated sperm allocation in male fowl. Nature.　　（8）Joseph R. Hibbelna, Garth Bissetteb, John C. Umhaua, David T. Georgea Omega-3 status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orticotrophin releasing hormone in perpetrat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Society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Volume 56, Issue 11, Pages 895-897 (1 December 2004).　　（9）Catriona Mirrlees-Black 　　Domestic Violence: Findings from a new British Crime Survey　self-completion questionnaire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191 A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Report 　　London: Home Office.　　第四章：文明征服野蛮与野蛮征服文明　　　　现代人总是认为，开放的文化创造了强大的文明。例如唐代风气开放，所以有盛唐的出现，统治地达到1500万平方公里。明代中期正是由于心学的传播把人们从理学的僵化中解放出来，才有了灿烂的文化成就。　　　　　　由于性风气影响的是人口再生产，而人口再生产的效果要在下一代人成为国家主要劳动者（特别是脑力劳动者）时才显现，所以要评价一种性风气对文明的影响，要计算其时滞性。就算美国那么开放的国家，竞选总统都明文规定必须年满40岁，而事实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克林顿，当选时也有45岁。按这样计算，人类一般要在45岁以后才有可能成为国家栋梁。唐朝时朝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朝中无黑头宰相”，头发不花白是没有条件成为国家掌舵人的。也就是说，一种性风气对文明的影响要按这种性风气形成后45年以后的国家表现，而不是这种性风气形成时。这还是指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时代，下一代人才比上一代智力更高时才能够这么快显现这一性风气对国家文明的影响，也就是说正面影响至少要45年才能显现。而当一个国家由于后代智力下降而衰落时，虽然下一代人才没能成长起来，但是那些老人会继续发挥作用，支撑国家运转。衰落的时滞性起码要五十多年才能显现端倪，也就是说负面影响出现的时间更长，七八十年才会让一个强盛的国家因人才不继而完全衰落。　　　　　　但，盛唐是唐代出生的人创造的吗？明代在心学广泛传播的时候出生成长的人成为国家主体时，又是怎样的副光景？　　　　　　众所周知，唐朝是一个初期武功极盛而中晚期饱受异族欺凌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唐朝就已经平灭突厥，扫平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了，而平高丽则是唐高宗李治时代，平高丽主帅徐世绩更是三朝元老，时年七十多了。可以说，唐朝的武功，都是由在隋朝出生的人建立的。而贞观之治的“房谋杜断”二大名臣房玄龄和杜如晦，以及魏征等开创贞观之治的文治栋梁，也都是在隋朝出生。而唐朝刚刚建立时就算李世民好色，国家性风气也不会说开放就开放，直到高宗李治时代，皇帝立先帝之待妾为皇后（武则天曾为唐太宗李世民的侍妾，后被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立为皇后），上行下效，性风气才彻底开放起来。而唐朝除了刚刚建立不久的一段时间内文治武功极盛，等到在唐高宗以后出生的人成为国家主体时，一直都在丢城失地，国都还被那些不入流的少数民族两次攻破，可以说是丢尽了脸面。唐高宗以后出生的人，包括五代十国前期在内，二百多年间拿得出手的人才也就是郭子仪、张巡等寥寥几个。就是后世称道击退黑衣大食的名将高仙芝，可不是在唐朝出生的，而是高句丽人（当然，徐世绩灭高句丽后将高句丽人内迁，高句丽人也是现代汉族人的祖先之一）。　　　　　　明代中期心学广泛传播以后，出了徐阶、张居正、戚继光等一时英杰。但这些人都是在心学刚刚开始传播时出生的，而心学刚刚传播时，尚未有推动性开放的内容，性开放的内容是心学创建者王守仁（王阳明，1472-1529）死后心学的支派泰州学派推动的。而在徐阶等人之后，明代再无一个称得上英杰之人，无论是在朝的臣子，还是反叛的李自成张献忠郑芝龙等人，都只能算是鼠目寸光的平庸之辈。　　　　　　唐代和明代的两段历史证明，性开放开始时，由于思想开放，会释放国家民族的潜力，造就一时的强大，但都是以彻底的后继无人为代价的。　　　　　　明代性开放70多年后汉族的表现，绝对是性开放功过的最佳展示。　　　　　　　　在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次野蛮对文明的征服就是明末满清对汉族的征服。　　　　　　当年的满族与汉族的力量对比非常悬殊：　　　　　　明代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所占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明末传教士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至于人口，明代曾多次进行人口清查，普遍的官方人口数据在5000万～6000万之间，而当时的人口数据是根据税收来推断的，考虑到避税的因素，肯定有大量瞒报的人口。有些现代学者的研究结果认为，在明中晚期(1600年左右)，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亿，准确数字应该在1.2亿～2亿之间。　　　　　　至于文化，根据历史记载，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居民大都将自己的子女送入私塾读书。并且这种读书并不是为了考取科举，而是学习文化，特别是为了商品经济学习记帐，商业谋略等知识以及自命风流的艺术与戏剧研究等。据研究，明末有三四成的家庭是有功名的（家族中有人考上举人以上功名）。由此可见明末的教育普及率有多高。　　　　　　而传奇般地征服了汉民族的满民族，从他们完成民族统一（1616年）到他们进入山海关，占据北京城（1642年）到建立清王朝（1644年）也不过才28年时间。作为一个民族来说，绝对可以说是“乳臭未干”。至于人口当时也不过才30多万人，满民族的八旗军队总数相加还不满13万人（满族当时总共13万丁），加上蒙古族的18万牧民，共31万人入关。至于科技就不用说了，武器装备都还是从明朝走私过去的。作为一个在苦寒之地挣扎求活的民族，他们也无法安安稳稳地坐下来读多少书，教育水平可想而知。据说满族的将军打仗所用的兵书，居然就是中国的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连正规的兵书都没有。　　　　　　要说满民族有着更好的统治才能，就更是好笑了。清朝建立一百多年后，经历了一百多年被鼓吹为“康乾盛世”的太平盛世后，也没能有什么经济与科技上的建树。“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他们的治国才能有多么好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弱小愚昧的民族，竟然能够以一当百（就算按最保守估计，当时汉族地区也有6000万人），征服汉族，建立异族王朝。这是多么令人震惊，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　　　　　　事实上，满征服者开始时根本没有征服汉族的自信。袁崇焕跟皇太极和谈，提出先决条件是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当时皇太极不断写信给明朝官员和皇帝，卑词求和。《天聪实录稿》记载，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 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 。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一副俯首称臣的姿态。　　　　　　当满洲人进入北京城的时候，他们还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取得的胜利是真实的。他们战战兢兢、手忙脚乱地往关外运送金银财宝，同时偷偷地关注着中原局势，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就这样他们还不放心，还要联系着他们国家的姻亲蒙古国做后盾。当他们战战兢兢地在北京观察了一年多后，才放下心来出手征服中原。就是这样首鼠两端的征服行动，却直如秋风扫落叶，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成万万之众的汉民族踩到脚下。而且，满清还在汉族地区强行实行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民族侮辱政策，将以“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的汉族华夏荣光彻底地踩在脚底，虽然这个政策引发了汉人的强烈反抗，可这种反抗虽然悲情，但从效果来看，更像是一场闹剧，迅速被扑灭。就这样，文明的神话被彻底打破。　　相比之下，当年横扫亚欧大陆、灭国无数的蒙古人，为了征服只占据南方七省的，因孱弱无能而被历史学家蔡东潘讥笑为“宋鼻涕”的南宋，他们目标明确，数十年如一日，却不得不花了四十几年的时间，付出了一位皇帝战死沙场，无数将士命丧异邦的惨重代价。元世祖忽必烈甚至将灭宋视作与秦始皇灭六国一样的殊勋，一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忽必烈就忙不迭地命人编写《灭宋书》，大肆宣传，以其作为证明他破坏忽里台制度，武力夺取蒙古大汗之为合理的原由。　　　　　　更讽刺的是，明王朝是中国古代对外最强硬的王朝，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吸取了宋朝对外软弱以致亡国的教训，制定了对外永不和谈的基本国策，而朱家子孙也没有一人违背朱元璋的这一国策，所有皇帝都抵抗到底。与宋朝三个皇帝向异族投降相比，朱家子孙极有骨气。但是，这样的骨气在入关时才只有区区13万丁，在努尔哈赤建国时更是只有不到6万丁的满族的打击下竟然被灭亡。而对外一味软弱的南宋多少还抵抗了44年，而强硬到底的大明竟然只用了28年就被干掉了。　　　　　　没有任何戏剧能够写得比这样的历史事实更加传奇了。　　　　　　有人说游牧民族身强体壮，骁勇善战，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人不是对手。姑且不说满清这样渔民出身，马匹稀少，直到征服蒙古后才有充足马匹的民族算不算游牧民族，也不说朱元璋驱逐蒙古人，就以汉武时期汉人扫荡匈奴为例，就可知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跟。　　　　　　汉朝将军霍去病率3万精骑在河西走廊地带，横扫匈奴。当时在河西走廊地带的匈奴的休屠王与浑邪王拥有军队20万，人口80万。但他们被霍去病打得落花流水，千里追歼，最后不得不向汉军跪地求饶。　　　　　　李陵将军率五千由市井游侠组成的步兵（请注意，是步兵，在草原上步兵远不如骑兵厉害），深入匈奴腹地，击败匈奴二万骑兵，与匈奴十万骑兵打成僵持之势，直到匈奴增兵至二十万骑兵才兵败被俘。　　　　　　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打败游牧民族的事例数不胜数。匈奴和突厥连老巢都丢了，远遁欧洲。说汉民族打不过游牧民族根本就是对历史极度无知。　　　　　　要说满族是游牧民族，战斗力强悍，那是满清给自己的脸上帖金。满族的前身辽东女真从来就不是什么游牧民族，而是在通古斯地区渔猎为生的渔民民族。清朝的官服和清兵的服饰，无一不是渔民特色，特别是帽子的式样，是典型的渔民帽。他们也打猎，所以箭术还是不错的，但是要说骑马，辽东女真的马匹少得可怜，自夸自己是游牧民族只是满清对自己渔民出身的自卑心态在作怪。到努儿哈赤统一女真时，女真总共才不足6万丁，不到20万人，马匹数量不足2万。而当时的蒙古民族，总共有46万丁，马匹充足，却被骑兵数量远远低于自己的女真征服，最后不得不接受满清的“减丁”政策，到清末时，蒙古民族人口已经不足90万了。可以说，后金女真征服蒙古的战争，将游牧民族战斗力强悍的神话彻底打破。　　　　　　有历史学家提出是由于腐败导致汉民族被满征服。要说腐败导致明朝灭亡，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但要说腐败导致汉民族被满清征服，就太过离奇了。　　　　在清末，政府的腐败程度绝对比明朝要厉害得多，并且由于是异族统治，统治者有一种“宁与外寇，勿与家奴”的政治取向，其统治阶层的黑暗与反动比之明朝末年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的记载，当时的统治者只能用“疯狂”、“黑暗无比”来形容。然而，清王朝当然因为他们的腐败而灭亡，但中国人并没有被外来的异族所征服，而是经过百多年的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宋蒙战争的时候，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一开始就极端腐败，色目官吏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而元世祖忽必烈把腐败视作激励士气的手段，完全认可这种腐败，蒙古贵族和色目官吏个个富得流油，国库却空虚得连老鼠都不愿进去，若论腐败的程度，元朝比南宋高了几个数量级。可元朝还是灭了南宋。　　　　　　有历史学家提出是由于内讧导致汉民族被满征服，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道理。当然，由于内讧而导致王朝灭亡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要说内讧而导致汉民族被满征服，就怎么也说不过去。　　　　　　在民国初年，中国内部军阀割据，中国人的内战的激烈程度只怕无人能出其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进行的中原大战让中国人死伤无数。由于连年内战，中国的财产，人口都受到严重摧残。就算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仍然龉龃不断。但是，就是在这样内战频繁之际，中国人顶住了世界强国之一的法西斯日本的疯狂侵略，取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元朝末年，当元朝统治者仍然统治着中国北方的时候，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数十个割据力量在东南地区互相斗得你死我活，直是不共戴天。但是，我们汉民族仍然将蒙古族（元朝）击败，赶出了中原，取得了民族独立。　　　　　　三国时期，汉民族由于内战，人口从东汉时的5000万剧降到赤壁之战后的大约400万左右，十不存一。但就在这样内斗空前的时候，汉民族北灭乌桓，南收百越，无一个少数民族胆敢正眼去看汉族。　　　　　　有历史学家提出是由于饥荒导致汉民族被满征服。但是，根据历史记载，明朝末年虽然中原比较缺少粮食，因为饥荒而导致乱民造反，但是江南和两广地区仍然粮食充足。当满清征服汉族时，广东仍然有充足的粮食与军饷可以组军，以清兵的人数，绝对无法与汉族的军队人数相比。　　　　　　再说，什么时候中国的缺粮情况能够比元末时期更严重？当时中国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朱元璋等人都是饿得半死不活，走投无路之后才去造反的。但是汉民族不但将统治了中国九十多年的蒙古人击败，还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就算到了明成祖大展神威，六征漠北，五扫虏庭的时候，只怕全国粮食总产量也没有满清入关的时候多。　　　　　　再说，唐代高宗时期关中曾经出现连续十年旱灾，唐玄宗开元二年出现百年不遇的蝗灾，可汉民族当时不但没有被别的民族征服，反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开元盛世。说汉民族是因为灾荒才被异族征服，那就要让人笑掉大牙了。　　　　　　有历史学家提出是由于国库空虚而导致汉民族被满征服。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明朝未对任何外国有过战争赔款，国内货币充足率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的，而与之对比的是，打得蒙古人苦不堪言的南宋年年对外输出岁币，而当时南宋货币极受周围国家欢迎，大量铜钱流向周围国家，南宋大量国内货币量严重不足。当然，明王朝确实在税收政策上极度失败，商业税几乎为零，导致朝廷财政紧张。但这只是明王朝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汉民族被征服的原因。　　　　　　相反，清末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国家财富空虚。无数的战争赔款，使满政府连海关收入在内的全部税收收入赔光了还不够，还要分期赔款，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而更厉害的是欧美的商品大量涌入，巨额白银外流。但是，灭亡的只是清王朝。而中国人不但没有被异族所征服，相反我们中国人取得了无数次对外战争的胜利，迫使世界列强放弃了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野心，并在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走上了独立自主之路。　　　　　　还有历史学家提出是由于瘟疫导致汉民族被满征服。这种说法就只能用荒唐来形容。因为就算到了清康熙年间，满民族仍然无法适应汉民族地区的瘟疫特别是天花等。因为天花等汉民族地区的瘟疫对满民族非常不利，为了保证皇位继承人能够真正长大成人继承皇位，满皇室对立太子定下了“一定要出过天花”这样的硬指标。康熙小时候曾经出过天花，并且治愈了，这就是康熙为什么只有八岁却能够继承皇位的原因。　　　　　　满民族对汉民族地区的疾病是这样地不能适应，怕到对皇位继承人要能够抵抗中原的常见疾病才能够立为太子，就知道他们对汉民族地区的瘟疫的恐惧程度了。如果当时汉族地区发生瘟疫，他们入关来非损兵折将不可，更不可能让他们取得哪怕是一丁点的军事优势了。自古以来就没有任何民族敢乘别的民族发生瘟疫时向对方进攻的。　　　　　　还有历史学家提出是由于明朝实行特务统治，搞坏了人心，破坏了正气，导致汉民族被满征服。但是请想一下，还有什么时候中国的民间正气沦丧得比文革时期更加严重的？父子相残，夫妻互相告密，邻里乡亲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武斗；公检法被打烂踩倒，国家主席手持《宪法》都还被人拖到街上批斗至死。任何道德、法律和秩序都荡然无存。但是，当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结束了这场浩劫，仅用几年的时间来恢复，就开始了国家的辉煌发展过程，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平均速度近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何况明王朝的特务统治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清王朝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编出来的谎言。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王朝特务统治强大，怎么会有那么繁荣的文化产业，又怎么能有心学大量传播以致占据了统治地位的余地，又怎么可以容忍有人提出废除帝制的言论？何况，以明朝那样的税收政策，中央财富严重不足，又怎么可以维持那些谎言中所说的那种庞大的特务统治？　　　　　　还有历史学家说汉民族是因为吴三桂向满献了山海关，让三十万满蒙联军长驱直入才被异族征服。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不知道当初朱元璋驱逐蒙古人的时候，他守的是哪一座关？并且守着关又怎么能够驱逐别人？难不成朱元璋是推着雄关险隘把蒙古人压出去？　　　　　　土木堡之变后，瓦刺国师也先押着明朝皇帝朱祈镇，以皇帝名义骗开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关卡，解散了一支又一支的汉族守军，挥军20万骑兵逼近北京的时候，汉民族守的又是哪一座关？照那种一座关决定一个民族的说法，汉民族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又一次做了蒙古人的奴才了。而事实却是明朝在废掉被捕的皇帝朱祈镇，另立了朱祈钰为新皇帝后，就取得了对蒙古人的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不久蒙古人惨败，只剩下3万人灰溜溜地逃了出去。　　
让我们看看几乎是发生在同一个时代的另一个传奇。　　　　　　稍早前的1532年，西班牙人169名士兵对能一次性投入八万军队的印加帝国发动征服之战并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往往几十人就击溃印加帝国数万大军。先后在豪哈、比尔卡苏阿曼、比尔卡康加和库斯科四次战役中大败印加军队，参加这些战役的西班牙人分别只有80人、30人、110人和40人，而每次战役击溃的印加军队则往往数以万计。要知道，在1532年，火器兵器仍然非常落后，还是那种最原始的火铳，既难装填，也难发射，威力也小。在大明对满清的战斗中，这样的兵器就是烧火棍，正因为满清征服了拥有大量火器部队的汉族，所以他们对火器极端鄙视，定下了骑射立国的国策，废弃了明代建立的几乎全部的火器科技，使得近代史上中国在西方的火器部队的攻击下无还手之力。　　　　　　由此可见，当时西班牙对印加帝国的征服，武器的先进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相反，部队的组织性，士兵的素质和指挥官的个人能力，当然更重要的，印加帝国的极端无能，才是西班牙殖民者取胜的根本原因。　　　　　　文明对野蛮的征服，竟然是如此轻而易举。　　　　　　英国人可以统治着人口是他们本土600倍的殖民地，他们的征服之战如果要打到100：1的伤亡，英国人就不可能建立日不落的辉煌。可见他们的征服之战都是怎样轻松的武装游行，他们的每一战都证明着文明对野蛮征服的轻易！　　　　　　文明远远领先的强大民族会轻易被野蛮愚昧落后弱小的民族征服，而所谓游牧民族战斗力强悍，更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人口远远少于他们的渔民也可以征服他们；同时，文明民族也可以凭少量士兵就可以征服人口众多的落后民族。到底是文明民族战斗力强悍，还是野蛮民族战斗力强悍，历史在两方面都给出了活生生的事例。　　　　　　自然规律是不可以正反两面都成立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文明必然征服野蛮还是野蛮必然征服文明，都不是规律。　　　　　　在明白了性风气对智力的影响之后，上面的历史事实就很容易解释：高智力民族总是轻而易举地征服低智力民族，战斗力强悍与否基本上只与智力有关，与这个民族是文明还是野蛮，是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还是农耕民族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上面所提的被征服民族，无一不是在70年或更前就已经处于性开放的风气之中；而那些征服者则无一例外地至少在40年前仍然处于保守的性风气之中（要么在征服他人之前始终都处于保守状态，要么刚刚开始性开放不久，作为民族主体的人都是在性开放之前出生）。　　　　　　但凡被征服民族与征服民族的人口比例高达百倍以上的事件，被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都是处于淫乱的社会风气中。英国征服的殖民地人口高过本土人口六百倍，但是，那些长期稳定的殖民地的主要人口无不在性风气上糟糕之极，而那些以贞洁民族为主要人口的殖民地，不是激烈反抗让英国根本无法建立殖民统治，就是很快就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例如英国在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开始能够有效统治，但那时这些殖民地的人口是以当地土著为主，随着以英国移民为主的欧洲移民大量增加，当欧洲移民成为这些殖民地的主要人口时，英国就很快失去对这个殖民地的统治，美国就诞生了；当英国图谋在布尔人（Boers指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的称呼）身上建立殖民统治时，就遭到布尔人的激烈反抗，英布战争让英国付出惨重代价，英国10%的青年男人作为军人而战死在南非，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不得不放弃殖民，让南非独立。虽然布尔人背后有德国的支持，但德国人毕竟害怕英国人的报复，不敢明目张胆支持布尔人，因此布尔人能够能够取得胜利，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力量。　　　　　　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独立战争时，只有300万人口，而当时的英国人口高达600万，是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2倍，英国却不得不吞下战败的苦果，布尔人更是一群农民，面对英国更高科技的武器武装的军队，却也能够抵抗住，10%的青年男人作为军人而战死，说明英国已经在这场战争中尽力了，但是仍然不可挽回地战败。可以说，当被征服民族与征服民族的智力相差不大时，殖民统治是无法维持的。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文明社会的民族，往往生产力较高，处于富饶之地，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能够积累较多的财富和生产经验，不需要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宗教或者道德的强力约束，则这些民族就会逐步走向淫乱。而淫乱将使这个民族的后代智力水平下降，当智力水平较低的一代人不得不承担国家的全部责任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战斗力就完全不堪一击了。　　　　　　历史上，蒙古民族的铁骑曾纵横欧亚大陆，所向无敌，把冷兵器时代的骑兵战术推到了顶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然而，就是这样强悍的一个民族，在灭亡南宋92年后，被汉人赶回漠北，重新过上了游牧生活，照某些历史学家所说，游牧民族战斗力强，那么他们应该逐渐恢复原本的战斗力，威胁其他民族才对，但他们却一代不如一代，直到最后被满清征服并实行了极其耻辱的“减丁”政策，都没能有什么有效的反抗；这个过程中出现唯一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也先，其母亲也是南方汉人，根据我们的理论，也先继承的是南方汉人的国运而不是蒙古人的国运，蒙古女人再也生不出英雄。　　　　　　为什么从1368年蒙古人被赶到漠北后，就再也生不出英雄了呢？要知道，在1276年之前，蒙古民族可是英雄辈出，铁木真，木华黎，拔都，旭烈兀，忽必烈，伯颜，那一个都是雄才大略，智慧高超之人，才有了蒙古民族的崛起，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而蒙古人进入北方汉地之后，进行了所谓的“达鲁花赤”制度：蒙古人在北方汉地的领主叫做“达鲁花赤”，拥有治下汉族人的初夜权。因为这种制度，使得蒙古民族认为上位者可以任意奸淫地位较低的人的妻女。西夏王族李恒卖身投靠蒙古人之后，专门喜欢奸淫手下汉军将领的妻女，并且特别喜欢在人家合家团圆的时候闯进人家家里，当面奸淫他们的妻女。而那些无耻的汉奸们更不得不为这种制度编了一个新的理论。元帝国建立之后，实行四等人制，蒙古人高居第一等，近亿汉人供养不到百万的蒙古人（忽必烈夺位后，与漠北蒙古诸部彻底决裂，所以忽必烈没有供养漠北蒙古诸部，而随他建立元朝的蒙古军队为15万人，涉及蒙古人不到百万），故蒙古人灭亡南宋后可以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当蒙古人在汉地的统治日久，生活安乐，淫乱的风气就越发泛滥，特别严重的是，这是一种自上而下，非常有秩序的淫乱。这种淫乱的风气在所有进行了所谓“达鲁花赤”制度的地区都成了传统。属于大元朝的蒙古民族部分无不建立了同样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这样的性行为风气的影响下，蒙古民族的智力水平较之他们的祖先下降严重。由于这种淫乱的风气给予掌权者性特权，掌权者决不愿改变这种风气，被赶到漠北后的苦难生活也就不能扭转这种风气了。所以蒙古人的战斗力再也没有恢复过，最后被一群渔民征服。　　　　　　事实上，不单单是蒙古人是被淫乱的风气摧垮，契丹人、女真人也是被淫乱的风气摧垮。要说契丹人是因为汉化之后战斗力下降而亡国灭族，那是太不了解那个时代，或者对国家的战斗力和士兵个人战斗力混淆了。从铁木真时代到南宋灭亡这一段时间，所有蒙古军将领都以拥有契丹侍卫为荣，因为契丹战士作战勇猛，战斗力强悍，悍不畏死。契丹族人在蒙古征战天下的过程中死伤殆尽，以致于后人说契丹人是因为好战而亡族。　　　　　　因此，说契丹人是因为汉化之后过上农耕生活之后放弃了骑射本领，战斗力下降而亡国，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契丹人士兵的个人战斗力连蒙古人都推崇备至，如何会因为过上农耕生活之后放弃骑射本领。　　　　　　同样地，曾经灭亡辽宋，建立盛极一时的大金国的女真族，也不是因为什么汉化之后战斗力下降而亡国的。在金末，金国将领完颜陈和尚带领八百女真士兵大败蒙古人三万大军。女真民族如果个人战斗力下降，怎么能取得这样的战果？　　　　　　契丹人兴起时由于汉地处于唐末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就算有什么出色的战绩也难说是名将。但是先是女真，后是蒙古，这两个民族在崛起之时，无一不是名将如云，群星灿烂。而其亡国之时，虽然士兵仍然勇猛强悍，而人才方面则是万马齐喑，几无一出色之人。　　　　　　而我们现代汉族人的祖先中，几乎不包含宋末时的北方汉人，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在蒙古征战宋朝的过程中和在宋亡后的大屠杀以及蒙古人、色目人的迫害中死亡殆尽了。在南宋灭亡后，由于蒙古人措里吉、海都、哈丹、势都儿、乃颜等蒙古宗王持续反叛，牵制了忽必烈系蒙古人的力量，特别是南方汉人的反抗从未中止，蒙古人不敢改变南方汉地的统治方式，派遣达鲁花赤，逼反他们的帮凶新附军。所以，在蒙古人依靠新附军维持统治的两浙地区、荆湖地区，和反抗最激烈的淮河流域，福建西部，广东东部山区，维持了汉族人原有的性风气。所以，在元朝灭亡后，北方汉人绝大部分是这些地区移民填补人口空白，性风气继承的是上述所说的两种地区的风气。而其他地区，由于被蒙古人直接统治，性风气败坏，他们的后裔不可能聪明，当然，他们也几乎被屠杀净尽或者生活因苦而灭绝，存活下来的数量很少。所以，宋末时期的北方汉人极少有人能够成为我们现代汉族人的祖先。　　　　　　元末的起义军中，战斗力强的义军无一不出身于两淮、两浙和荆湖闽西粤东之地。当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将大量两淮、两浙和荆湖的汉人迁移到北方，将大量荆湖和两广的汉人迁移到四川。今天的汉族人，几乎都是当年南方汉人的后裔。这也是汉族还有能力建立一个汉族国家的根本。　　　　　　但是，时间来到明朝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太平时代，汉族人不但重新富裕起来，也由于饱暖思淫欲，淫乱的风气不断加剧。到了明朝中后期，心学的兴起特别是泰州学派的兴起，性解放的思想在大明不断传播，明朝性行为风气越来越向淫乱发展，到后来已经是变成淫乱光荣，不淫乱就会被人谩骂耻笑，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到明朝后期已经变得全民淫乱了。　　　　由于性行为规则决定后代智力水平。当大明进入全民淫乱时代后，汉族就再也生不出聪明的孩子了。当老一代汉族人随着岁月而老去时，汉族人就像被抛弃的孤儿一样，没有了任何的保护；而满族人尚未染上淫乱的风气，他们的智力较高。有道是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满族当然不会太聪明，但是比之当年的汉族要聪明得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满清只有十三万丁，却能够征服人口达到2亿，六千万丁的汉族的根本原因。
而在明末有出色表现的汉人，就是郑成功了，但是，郑成功可不是汉族女人生的，他的母亲是田川氏，日本人，继承的是日本的国运，借来的国运终不长久，郑成功一死，汉族完全无能为力，不堪一击。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优势的民族，从来都是抢占最好的地盘，他们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粮食数量，财富数量等，都处于强势；同时，由于地方富饶，物产丰富，财富粮食都有积累，生存压力小，人们饱暖思淫欲的倾向强，在有比较强烈道德观念的先进民族如汉族等，经过几十一百年几代人的太平时期就开始淫乱，但淫乱程度加深的速度比较缓慢，往往一两百年才进入全民淫乱时代，民族智力严重下降。而完全没有道德观念的落后民族，例如在中国北方旋起旋灭的游牧民族，则一旦强盛起来就立即开始淫乱，从开始淫乱到全民族淫乱往往不到一代人时间，这就是“胡人无百年之国”的真正原因。　　　　　　与此同时，那些弱小的民族，被优势民族赶出富饶之地，生活在贫脊的地方，在苦难之中生活，生存压力大，没有饱暖思淫欲的条件，如果没有诸如“初夜权”之类的淫乱制度的话，不会自行发展出淫乱风气，他们的智力较高；当然，如果他们有诸如“初夜权”之类的制度的话，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要么在苦寒之地挣扎求活，要么被其他民族所消灭，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茫茫的草原戈壁之中，游牧民族多如牛毛，总是有那么一些游牧民族没有淫乱的制度，他们就会慢慢地崛起，将周围的弱小的民族逐渐地统一起来，到这时，他们虽然人口远远不如优势民族，有时甚至不到处于富饶之地的优势民族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远比这个原先的优势民族聪明，战斗力远远强于富饶之地的优势民族。当在富饶之地的优势民族的智力下降到一个较低水平的时候，这个聪明的民族就要发动对这个富饶民族的征服之战。由于双方智力的巨大差异，高智力的民族往往取得无数胜利并最终成为征服之战的胜利者，拥有这个富饶之地。　　　　　　当这个聪明的民族终于征服了原先的优势民族，他们也就成了一个富饶之地的主人，物产丰富，生活安逸，于是，饱暖思淫欲，他们不断向淫乱的方向走去，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往往进入全民淫乱时代，民族智力严重下降，最终被新的蛮族所灭。甚至有些一打败原来的优势民族，做了富饶之地的主人后就立即全民淫乱，几十年就变得全民弱智，落得亡国灭种的下场。　　　　　　不得不说的是，由于亚洲大草原的存在，人类永远也无法将周围弱小的民族杀光，在富饶之地的周围，还继续生活着一些弱小的民族，当一个原先生活在草原的民族进入富饶之地并建立一个富裕发达的文明国家时，他们的周围还是有着一些生活困苦的民族存在。当这个建立富裕发达国家的原弱小民族、现在的强大民族由于全民淫乱而智力严重下降时，周围某个弱小但智力较高的民族就会发动对这个富饶民族的征服之战。由于双方智力的巨大差异，高智力的民族往往取得无数胜利并最终成为征服之战的胜利者，拥有这个富饶之地。　　当这个聪明的民族终于征服了原先的优势民族，他们也就成了这个富饶之地新的主人，物产丰富，生活安逸，于是，饱暖思淫欲，他们不断向淫乱的方向走去，经过若干时间，进入全民淫乱时代，民族智力严重下降，进入下一次循环。　　　　　　于是，历史的一幕重演，又一个聪明的弱小民族发动对这个富饶民族的征服之战，并成为这个富饶之地的又一代新主人。之后由于淫乱而智力严重下降而又被新的高智力弱小民族征服。这种“弱小－贫苦－贞洁－聪明－征服－强大－富裕－淫乱－愚蠢－被征服”的过程，不断在人类历史上重演，成为一个无解的死循环。我们将这种情况，命名为“文明的诅咒”。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有着八千多年的文明史，涌现出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等极其灿烂的文明，却始终逃不脱“文明总被野蛮征服”的宿命，无法建立真正的，连续的不会中断的文明的原因。　　　　　　那些曾经强盛无比的古代文明，例如古罗马、古巴比伦、拜占庭，中国的金国，都有大量的文献证明他们在覆灭之前其统治阶级的性风气极其糜烂。这就可以解释他们灭亡前为何总是万马齐喑，无一出色之人。　　　　　　中国有着四千多年的有记载历史，我们汉族的祖先原先也不过是在河南省一小块土地生活，不断地征服原先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将他们屠灭或变成奴隶，才逐渐发展成我们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到我们强大并且统一之后，本应该不断地向前发展，建立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但是，我们没有，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数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汉族，在晋末，唐末，宋末和明末四次被异族入侵，人口被屠杀，财富被抢劫，文明被破坏。我们中国的文明建设一次次地中断，伟大的文明古国，却始终走不上工业革命的道路，不得不在文明与野蛮之中挣扎。　　　　　　一些历史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屡屡出现强大的文明民族被弱小愚昧的野蛮民族征服屠灭的现象，就炮制了这样一套理论：一个民族刚刚崛起时，它的政治风气往往清新刚健，而一个民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稳定发展时，它的政治风气往往腐败暮气，那些拥有清新刚健的政治风气的民族能够有效动员起其战争潜力，战胜那些因政治风气腐败暮气而无法进行有效战争动员的民族。　　　　　　这种理论乍一看好像挺有道理，却经不起推敲。例如，宋蒙战争时（1233至1276年），当时的元朝的政治腐败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不是排第一的话，起码也排在前三名，军队没有军饷，收入全靠抢劫，官员贪污成风，小吏就能够让平民倾家荡产，色目人用尽一切办法压榨汉人，连续的胜利只能给蒙古贵族带来好处，留在漠北的普通蒙古人穷苦无比，宗王反叛此起彼伏；南宋与之相比，要好得太多，最终灭亡的却是南宋。　　　　　　当然，如果那些历史学家将他们的理论中的政治风气改成性风气的话，那就刚好说出了真相了。　　第六章：基督教文明打破文明轮回　　　　　　　　前面一章，我们讲述了我们自己命名为“文明的诅咒”的一种历史规律。到西汉时，中国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全盛时拥有汉族人口达6000万之多，但是“文明的诅咒”使得中国始终没有建立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总是反复地处于苦难——强盛——苦难的循环之中，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科技文化总体上有一定的进步，但总是无法摆脱文明周期。然而，中国人没有做到的事，却由另一群人去做到了。众所周知，这群人就是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人。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权力继承者日尔曼蛮族文化水平极低，一时学不会罗马帝国留下来的文化，而继承罗马帝国道统的东罗马帝国，因其国民在长期的淫乱中智力极大下降，也无法继承祖先的文化，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这一脉相承的文明终于走到了尽头。日尔曼蛮族中唯一有点文化的只有基督教传教士，于是基督教便因其唯一的文化继承者身份获得了文化垄断地位。不仅在日尔曼蛮族统治的地区如此，在东罗马帝国同样被基督教垄断了文化。　　　　　　欧美人总是说他们的文明是基督教文明。但是，古老的基督教处于文化垄断地位，由于任何事物一旦形成垄断都不利于文明发展，因此基督教在很长时间里都不利于文明发展。为了永久垄断文化，基督教长期不允许非神职人员学习文化。圣经上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基督教长期以来都做着不让人思考的事情。欧美的文明，不是基督教文明，而是各界人士在与基督教斗争中创造的文明。　　　　　　基督教是一个反淫乱的宗教。当基督教还有强有力的力量时，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淫乱现象几乎绝迹，人们高度贞洁。这得益于基督教对婚姻的神圣化。基督教对婚姻极其重视，《圣经》的18节到24节都是在讲婚姻，从婚姻的意义到婚姻双方的权利义务，怎样维护婚姻的细节都不厌其烦地给予讲述。在基督教教义中，忠诚于婚姻是对上帝信仰的一部分，圣保罗宗徒经常被提起的教诲之一，就是上帝不是活在“人造的圣殿”之中，“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圣殿”，在婚姻之中，夫妻成为“一体”，如果彼此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在他们体内的活生生的圣灵，会印可他们的结合。东正教还认为，经世俗法律认可的婚姻再经地区性教会圣礼仪的升华，会具有永恒的价值，它超越了现世的生命，不只在人世里被注册，也被“铭记在天堂里”，变成和基督永恒的结合。具有如此崇高意义的婚姻，教义里要求人们对它保持高度忠诚就显得顺理成章。　　　　　　性是婚姻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维持婚姻存在的纽带，要人们保持对婚姻的高度忠诚，那就必须在性上保持忠诚，因此，基督教教义中要求人们保持贞洁（不止是要求女人，同样要求男人）也就显得必须，而基督教正是这样做的，在基督教经典中，要求人们保持贞洁的条文比比皆是，现简摘一些为证：　　　　　　帖撒罗尼迦前书4：4，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此处，中英文圣经有差异：按King James版圣经：That every one of you should know how to possess his vessel in sanctification and honor. 中文应翻译为：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器皿。）在这节经文中上帝所指的器皿就是妻子。丈夫要尊重自己的妻子，好比一圣洁的器皿。妻子不是丈夫发泄性欲的工具。　　　　　　哥林多前书7：3-5说　　　　　　“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可10:11 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　　　　　　可10:12 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可10:19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路16:18 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　　　　　　在长期的教会统治中，教徒们在实践中发展出了各种保持贞洁的风俗，有些极其严格。例如，基督教分支之一的俄罗斯东正教，在新婚次日新人必须晒床单，向所有人展现新娘的处女血，没有的就处死。　　　　　　在基督教的这种婚姻文化的统治下，古代欧洲人的智力是很高的。英国作为一个只有三百万人口的小小岛国，对教育极端不重视，识字率不到1%，却能够征服人口高达本土人口六百倍的殖民地，并成功地统治了二百多年。作为一个教育普及率极低的国家，却涌现了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瓦特、哈格里夫斯等光辉的科学巨匠和伟大发明家，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科学名人中很多都没受过正规教育，例如法拉第、瓦特等。　　　　　　通常人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性风气都是古今一样的，这导致很多中国人对欧美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那就是欧美人的祖先和现在的欧美人一样性开放。不但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普遍有这样错误的历史认知，就算生活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中国香港的中国人也未能幸免。不但普通人未能幸免，就连查良镛（就是大名鼎鼎的笔名金庸的一代武侠宗师）这样的报界人士都受其毒害。这从金庸的小说《鹿鼎记》中主角韦小宝在俄罗斯的经历所反映的俄罗斯人的性风气中就可见一斑。他对清初康熙时代的俄罗斯的性风气的描述竟然以现代苏联人的性风气为依据，向读者描述了一个从来就淫秽不堪的俄罗斯。在《鹿鼎记》里，韦小宝口中的俄罗斯人是“男人最怕被人脱裤子，女人反倒不怕”，而历史上俄罗斯人在性方面一直极其保守，性开放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同样，欧美人也不是从来都像现在这样在性方面满不在乎，他们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都极其保守，英国人的性开放始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但进展缓慢，直到二战后才猛然爆发，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性开放都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我们中国人对欧美人祖先的性风气的普遍认知是以现代欧美人的性风气为依据的。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历史认知，人们普遍认为，开放的风气能培养出优秀的民族。　　　　　　欧美之所以能够走出中世纪的黑暗，靠的是基督教对人类性行为的严格约束所带来的意外产品——高智力。不过，基督教为了保持其文化垄断地位，它对信徒的知识传播是持反感态度的，只有神职人员有权利接受教育，除了神职人员外，严禁所有人包括贵族和官员接受教育，很多欧洲的君主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更不要提平民的教育了。这种文化状态无法孕育出冲破黑暗的种子，所以欧洲黯淡无光的中世纪持续了长达一千年，直到外力冲击撕开了一个口子。　　
13世纪蒙古帝国对欧洲的战争开始让基督教上层认识到实行过度削弱文化传播的危险，稍微放宽了对教育的控制，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慢慢地知识分子数量有所扩大，当然这些大学以教神学为主，知识分子都是在教会教育中培养出来的。14世纪，欧洲在宗教仍然对教育实行非常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开始了他们伟大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在宗教的严格控制下发展起来的，是基督教本身的文化大发展，属于基督教文明。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有机会接触科学知识的神职人员逐步发现宗教理论的错误之处，一些勇敢的神职人员开始走上了挑战宗教权威的征途，于是，一个与宗教抗争的时代来临了。虽然这个文明是由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基督教神职人员发起的，但是这个文明的发展受到了基督教的严厉打击，这些文明发起者都被基督教仇视甚至迫害，并且这个文明本身也是反对基督教的错误理论的，是在与基督教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所以它不应该叫做“基督教文明”，而应该叫做“反基督教文明”。　　　　　　反基督教文明的诞生标志是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从那时算起，迄今为止已经466年，这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未中断的文明周期，在这次文明周期中，人类创造了辉煌的科技文化，对生命规律的探索达到了极深的程度，大量的生物学知识积累，终于有了本书的诞生，人类有了摆脱文明诅咒的机会。然而，作为反基督教文明的诞生地的欧洲已经在性解放浪潮下沦陷了几十年，欧洲人虽然不像俄罗斯人一样沦落到连基本的工业生产都无法维持，但他们的创造力大幅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想要抓住这次摆脱文明轮回的机会是难之又难。这有点不公平。但就像中国发明火药和指南针，欧洲人却用它们来欺凌中国人一样，世间事显然并不总是公平的。　　　　　　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反基督教文明一直都与基督教同时存在，一些较开明的基督教人士，甚至还通过修改教义的方式，与科学妥协。在英国这种趋势特别明显，这就是英国能够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基础。以基督教约束人们的性行为，培育了高智力国民，而反基督教文明则利用这种智力资源壮大自身，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其他方面学术的发展。随着反基督教文明的壮大，经济在科技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推动上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　　　　　　随着人民生活逐渐富裕、反基督教文明的壮大，基督教的约束力日渐削弱，人们饱暖思淫欲，不断挑战原有的性道德。英国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成果和广大殖民地的供养使得英国人十分富裕，他们终于走到了迈进性开放的时期。虽然这个时候基督教极力提倡禁欲，人们表面上一本正经，连“胸”、“腿”之类的词都禁用，在餐桌上，鸡胸脯不叫鸡胸脯，叫作白肉。鸡大腿不叫鸡大腿，叫作黑肉；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连钢琴腿都用布遮了起来，但正经面具下是惊人的淫乱，不止各种性乱行为大行其道，还创造了世界黄文学史的高峰，涌现了巨量的地下文学作品，并且SM（性虐待）在当时英国大行其道，最明显的是当时的英国人民对鞭笞的强烈爱好。以至如今欧洲大陆上仍把鞭笞行为称为英国恶习(English Vice)。这样的淫乱使得英国人的智力下降，削弱了英国人本就因为教育不普及而领先不多的科技优势。维多利亚时期成为英国强盛的顶峰，从此之后，英国就走上了下坡路，二次工业革命就落在了德美等众多强国的后面，此后更是综合国力被德国，美国甚至日本等国迎头赶上最后超过，乃至沦落到现在这种只能够跟在美国后面当小弟的角色。　　　　　　不过，宗教对欧美的性行为约束虽然不断减弱，但是只要未到性解放运动兴起时，欧美的宗教信仰对人们的性行为约束仍然相当强。凭着几百年的经济科技发展积累，只要智力下降未到崩溃的程度，经济与科技仍然可以以一定的速度发展。这种基督教提供高智力国民，反基督教文明提供科技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就不会中止。这个过程不曾中断过，到目前为止持续了四百多年，在生命科学领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和资料，达到了终于可以揭开性行为影响智力的规律，破解“文明诅咒”的临界点，人类文明开始揭开新的一页。而没有这种坚持性禁锢的宗教与文明之间互相斗争，互相依存关系的其他文明，例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包括中国儒家文明，都无一例外地无法跳出“文明诅咒”的怪圈，要么迅速兴盛然后灭绝，要么像中国这样反复地兴盛之后衰败，屡屡被异族征服。至于古印度，只知道他们曾被蒙古人征服建立了一个莫卧儿王朝，后来又被英国人征服，至于古印度的古代史，由于印度只有三百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现代印度人是不是古代印度人的后裔都难说，本书也就不予评价。　　　　　　这种基督教与反基督教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斗争，从而促进文明发展的社会结构使欧美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文明发展周期。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的力量不断地遭到削弱，以致于到了二战前后，欧美有了一个这样的共识：基督教被削弱得越厉害，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越弱，国家就越强，社会的进步就越快。至此，基督教的影响力完全崩溃，宗教信仰变成了一种传统仪式，完全失去了对人们的精神和行为的约束力。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步入了后基督教时代。而随着二战的结束，人类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之前所积累的科技知识使欧美社会迅速步入了富裕阶段，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使欧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发展，人们由此进一步鄙视基督教，知识分子纷纷以反基督教为荣，特别是哲学家和文学家尤其叫嚣得厉害，一时间基督教成了过街老鼠。于是，文明诅咒的规律在被基督教压制了几百年之后终于发挥作用，欧美的淫乱思想在二十世纪50年代骤然发展起来，几年之间就迅速淹没欧美。这就是所谓的“性解放运动”。　　
当然，性解放在欧美日等地的表现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在欧洲，一战和二战的巨大破坏让人们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秩序，认为旧有的规则都是邪恶的，宗教也受到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基督新在欧洲受到严重打击，虽然法律上规定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生活中基督教处处受到压制，备受歧视，特别是在教育系统更是对基督教的传播设置重重障碍。例如，2006年英国苏塞克斯郡的米莱中学颁布了规定，禁止校内学生佩戴“贞节戒指”。“贞节戒指”2004年出现在英国，旨在彰显婚前节欲。而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短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禁止佩戴基督教相关饰物”事件中的一桩。在同一星期的几天前，英国航空公司禁止旗下的一名员工佩戴十字架项链。因此性解放运动在兴起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力量的阻挡，迅速横扫全社会，欧洲各国除了爱尔兰等少数几个国家外，都迅速陷入了全民淫乱的深渊，在二战结束二十几年后，欧洲就丧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锐气，发展速度降了下来，进入21世纪后更是濒于崩溃。　　　　　　美国是当年在欧洲深受迫害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其创建者基于当年的宗教迫害的教训，极端重视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到了二战结束的时候，宗教自由的政策已经实行了三百多年（早于美国立国，从五月花号公约开始），已经深入到国民的日常行为的各个方面，因此当性解放运动兴起时，美国的宗教没有受到像欧洲一样的攻击，大量虔诚的宗教信徒没有受到性解放运动的冲击，仍然坚持了原来的贞洁的性道德，他们的后代非常聪明。当然，性解放运动兴起时美国正受越战失败影响，性解放运动的激烈程度更高于欧洲，因此不受影响的虔诚的宗教信徒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少，但占美国国民的比重却不高，所以美国的整体国民素质在性解放运动的冲击下仍然大幅下降，用美国高科技巨擎比尔?盖茨的话说，美国只有13%的人具有基本的信息处理能力。一定比例的高智力国民，加上用绿卡等政策吸引世界各国人才来为美国服务，美国的科技经济在二战后维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虽然最近三十年的发展速度比之以前已经大幅下降，但与世界各国相比仍然显得极其迅速。　　　　　　日本在近代极端崇拜欧洲，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喊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此后一直以欧洲为榜样，亦步亦趋。当欧洲出现性解放运动时，日本迅速跟进，并且表现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性解放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欧洲，因此日本的表现与欧洲大体相仿，只不过崩溃的速度更快。进入21世纪，众多的产品质量事故已经终结了日本质量神话，近年来日本在航天和军事科技上的众多低级事故显示日本的人才已经枯竭，而最近的丰田质量门事件更是昭示着日本已经要步俄罗斯后尘，即将进入了一个连基本工业能力都不能维持的时代。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多内创造了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三十年翻了四番。从一个基础极差，极端落后的农业国家上升到工业产值排名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与古代中国的徘徊不前相比，成就更加令人感慨。中国只不过学习了欧美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一点皮毛，就有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因此，有很多人对古代中国的科技落后批评不已，指责这是因为古代中国人的产权制度不好，以及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　　　　　　这完全是找不到正确解释，为了遮羞而胡乱编造的理由。中国人的科技落后是因为我们承受了的“文明的诅咒”，为淫乱支付了巨大的时间成本。我们的祖先们曾经因“四大发明”而领先于其他民族，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与科技中心，在南宋时期，中国无论是造船、冶炼，兵器，水利等科技无一不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经济总量更是占当时全世界的80%。只是由于南宋时期汉族的淫乱程度颇高，被蒙元征服之后受到严重摧残，才开始落后于西方。　　　　　　如果有心人平心静气地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做个对比，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奇迹颇多蹊跷之处。30年翻了四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做到过，就算德国在统一后的高速发展时期，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增长，那时的德国在四十年间经济总量也只不过增长8.1倍，较之中国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多的发展是远远不如。　　　　 而德国的这一高速发展，还是建立在政府廉洁高效，国民教育水平极高的基础上的。与之对比，中国在政府效能和国民教育水平上与当时德国的差距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快速于当年的德国。　　　　　　如果与跟中国差不多同时开始经济改革的俄罗斯相比较，那疑点就更大了。开始改革时的俄罗斯拥有世界排名靠前的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水平，拥有几乎可以与美国争锋的工业技术积累，拥有不曾中断过的改革持续性（中国改革前期曾反复了几次，剪了好几次资本主义尾巴），按理说俄罗斯的改革成就应该远远超过中国，但事实上俄罗斯的结局是连基础工业能力都失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周围的国家都已经受到性解放运动毒害多年，智力资源枯竭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中国从清朝开始，为了从思想上完成对中国的严格统治，强调夫权及君臣父子权力序列，对淫乱这种败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严厉打击，性禁锢思想从清初开始就统治了中国国民的思想。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性禁锢中，中国人的智力不仅从明末的淫乱中恢复了过来，还大幅提高，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不曾达到过的高度。新中国建立后继承了这种性道德政策。改革开放后，政府仍然狠抓包括包括性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对黄赌毒严厉打击，把从国外传入来的性解放运动的危害大幅度降低，使中国的智力资源受到的影响较小，这种智力方面的优势使中国创造了比奇迹还厉害的成就。而德国当年虽然国民智力极高，甚至比改革开始后的中国人智力还要高，但当时德国周围的国家都处于基督教余辉尚在的时代，国民智力也相当高，德国人在智力上的比较优势不大。　　　　　　当然，有人也会争辩说，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种叫做“追赶效应”现象，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经济爆发式增长的现象。　　　　　　所谓的“追赶效应”，指的是在人均GDP达到某种程度之前，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在人均GDP达到某种程度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放缓下来，在他们眼中，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快后慢的现象是一种必然规律。　　　　　　但是，爱尔兰身为世界人均GDP排名第九的富国，比美国还要高50%，经济发展的速度仍然高得吓人，进入21世纪之后，年均经济增长率仍然高于5%。日本除了自称经济奇迹时有过8%的年均增长速度外，80年代年均增长速度就下降到3.9%，而那个时候日本的人均GDP连现在爱尔兰的零头都没有达到。两相对照，所谓的“追赶效应”无异是自欺欺人，只是为他们找不到经济放缓的原因而乱编出的理由。　　　　　　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不遵守这条“规律”，在二战后到70年才是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经济高速增长，而在这之前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显然不够高，至少未有二战之后高，也不见得有什么“追赶效应”，这之后倒是确实放慢了增长。但这种放慢是与性解放相伴随的，而不是什么“成熟所以放慢”。　　　　　　东西德合并后，原东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原西德地区，合并之后原西德地区还对原东德地区大力援助，照那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原东德地区的经济发展应该出现追赶效应，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可事实上原东德地区简直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经济状况不是快速发展，而是每况愈下。　　　　　　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开始发展时基础比中国还差，环境比中国还稳定，各种条件比中国还好，例如马来西亚、泰国等，但他们的经济成就却比中国差远了，不曾见到他们有什么“追赶效应”。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随着资本的积累，人们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建设经验的丰富，以及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完善，而呈现加速效应。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遵守这条规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间，是越往后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只要没有受到精子战争的威胁，显然这种加速效应将越来越强。　　　　　　一个民族能不能发展强大关键看的是它的智力水平，一个高智力的民族即使处于最黑暗的统治之下也有走向光明的一天，一个低智力的民族即使处于繁荣开明的时代，最终也要走向没落。欧洲宗教统治的最黑暗时期，同时也是欧洲最严格单配的时期，欧洲人在这种严格单配的环境中智商水平不断提高，天才辈出。虽然只有极少数宗教人士才能够学习知识，但是这些宗教人士毕竟能够搞研究，为欧洲的科技宝库不断积累财富，直到能够对宗教本身进行批驳。当一个民族的智商水平极高时，他们是不会永远甘心于愚昧落后的，居于宗教利益中的这些宗教人士科学家们，勇敢地与宗教保守势力作斗争，将真理散播到世界上，引领人们特别是希望国家强大的宗教人士同心合力，使宗教修改教义，让科学传播，才迎来了欧洲历史上伟大的文艺复兴。在宗教完全控制了社会的全部知识和权力的时期，外部势力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文艺复兴完全是宗教人士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强大而做出的自我改革。反基督教文明也是基督教改革先驱们努力创造的文明成果。　　　　　　文明，不过是依附于人类高智力的大脑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而已，失去了依附的东西，它就会自行消失，那些辉煌灿烂的成就，只能被后人称为文明遗迹。
 第六章：中国历史上北胜南西胜东的解读　　 ——商鞅变法遗泽千年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在元朝之前，中国每一代王朝崩溃后发生的内战中，总是北方战胜南方一统天下，在北方的战争中，总是西方战胜东方一统北方。　　　　 而之所以要以元朝作为这一现象的分界线，是因为元朝之前的汉族地域差异和元朝之后的汉族地域差异完全不同（第四章已经详细解释过），元朝之前的汉族地域差异是由一直生长在本地的人形成的，而元朝之后的汉族地域差异则是由移民形成的。所以现代汉族人的地域差异已经与元朝之前的汉族人地域差异无关，谈论他们不涉及到地域偏见，我们在此就畅所欲言了。　　　　 历史学家对此的解读为：北方是中国元朝以前的经济中心；当然还有另一种方法：北人勇猛善战而南人文弱；还有一种说法是北方有马而南方缺乏马匹。　　　　 先说南北对比。要说经济，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经过五胡乱华，北方残破，虽然南方开发远未充分，但南方相对安定，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量，南方都远在北方之上，但是，最后却是北方的隋朝统一中国。隋朝时期，南方更比北方要经济强盛得多，隋炀帝杨广之所以开挖大运河就是为了将南方的粮食和财赋运到北方，这就是南方经济优于北方的铁证。但隋末群雄逐鹿中，仍是由崛起于贫穷的西北的李唐集团统一中国。在唐朝之后，南方的开发程度更高，中国的经济重心显然已经转移到了南方，而北方经过安史之乱后，少数民族持续劫掠北方，关中水利设施尽毁，北方经济凋敝，尤以西北为甚。在五代十国中，南唐吴越等国的经济无一例外地优于宋，北宋时中国的财赋重心就在东南和四川，地域广大的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经济，可以证明五代时经济上南胜北。但是五代十国的结束是由贫穷的宋朝灭富裕的南唐吴越等国而统一中国。　　　　 再说西胜东，西胜东只适用于北方，西北总是胜过东北：　　　　 篡夺之朝视为继承而不是新建立，宋篡后周，后周篡后汉，而后汉是起于西北部，统一北方而建立的。　　　　　　 唐朝是起于西北而统一中国。隋朝统一中国的过程稍复杂一点，隋篡北周而后再统一中国，北周是在先西北部立国，消灭了东北部的北齐而统一北方，究其渊源，仍然是西北部统一北方而后再统一中国。　　　　 而在南方，三国时刘备是从荆州入蜀的；历史上南方内战中，占据上游和雄关险隘、坐拥形胜之地的蜀地政权，不但没有在任何一次出蜀战争中获得胜利，反而总是被下游的政权溯江而上所灭。所谓地形制胜论在历史事实面前可笑之极。　　　　 当然，现代的四川人跟古代的四川人可没有什么关系。南宋时蒙古入四川，四川户口二百五十万户被屠杀得只剩下不到十万户；明末时，四川几千万人被杀得只剩下大约八万人。现代四川人几乎都是两次“湖广实四川”移民运动中从其他省份迁移到四川的人的后裔。现代中国人的智力分布不足以作为元朝以前中国人的智力分布的参考。　　　　 在南北朝时期北周与北齐的争战中，北齐拥有整个中原地区的人口，并且北齐还战胜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拥有辽东之地，而辽东是东亚最优良的养马地之一，可见北齐拥有大量战马，而北周不但人口较少，马匹更是缺乏得多，但是拥有几乎是压倒性战争资源优势的北齐被北周所灭。所谓马匹制胜论在历史事实面前完全不值一提。　　　　 元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不论是衣冠南渡还是国都东迁，一旦放弃了西北，国家从来没有再统一过，总是反复地被异族欺凌直到最后亡国，历史上从来无一例外。而失去西北方还能够最后统一中国的北方汉族政权，无一例外地有游牧的少数民族血统，是在民族大融合之后的汉族，并且仍然遵循北胜南西胜东的规则。在元朝之前，失去西北方，中国就失去了再次由汉族统一全国的希望。　　　　　　 而事实上，元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不是什么南北东西的差异，而是“以三秦大地为争夺天下之基”。拥有三秦大地的政权最终在内战中胜出，从秦末到宋朝，无一例外。　　　　 秦末刘邦先得关中三秦大地，后被项羽逼迫退到汉中，但三秦大地的人才已经有不少跟了刘邦。刘邦在汉中积蓄了足够实力后，暗修栈道，暗渡陈仓，第一个占领的地盘也是三秦大地。最终得天下的是刘邦。　　　　 曹操据北方，三秦大地在他的治下，该地的人才当然多数被他所用。司马晋篡曹魏，最终统一中国，建立汉族统一政权。　　　　 而永嘉衣冠南渡，司马家失去了三秦大地，东晋虽然拥有2000多万人口，发动多次北伐都无结果，之后刘宋篡东晋，刘宋政权的北府兵精锐甲于天下，仍然多次北伐不成功，南方汉人政权在南北朝时期不缺乏收复北方的雄心，最终南方汉人却无法统一中国，只能由经过了民族大融合之后的北方汉族最终实现统一，建立汉族统一政权。而统一中国北方的，就是拥有三秦大地的北周。而统一中国全境的隋朝继承自北周。　　　　　　 隋末大乱，统一中国的是拥有三秦大地的李唐。　　　　 唐末大乱，五代十国后期，后汉拥有三秦大地，后周篡后汉，仍然是后周拥有三秦大地，宋篡后周，宋拥有三秦大地。之后，宋朝统一中国，仍然是拥有三秦大地者得天下。　　　　 后周篡后汉，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刘崇在太原建立北汉，但北汉没有三秦大地，虽然后唐、后晋和后汉都是起家于太原而夺取天下或夺取中原，在五代和宋初的传言中，太原府的王气不在开封之下。但北汉最终被宋国所灭。宋太宗赵光义认为太原府有王气，灭北汉后毁了晋阳城。事实上，王气与一座城没什么关系，所谓的太原王气只不过是三秦大地的人才多数为建立于太原府的政权所用而已。　　　　 宋高宗赵构放弃北伐，将三秦大地放弃了，失去了这一人才基地，之后的南宋经济远远比金国，蒙古发达得多，军队也不缺乏勇气，正面决战从未败北，开禧北伐时多次痛打蒙古军，迫得蒙古军决黄河水淹宋军才导致北伐失败。但南宋的关河之险，军队之精，财富之广无法转化为两国战争的胜利，反而最后被蒙古所灭。而定下灭宋之策的名将郭侃正是三秦的人才（出生于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县），宋蒙决战的关键人物刘整父祖辈都生活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直到他本人这一代才迁至河南邓州，以出生地论也是三秦人才。　　　　 忽必烈的封地是京兆府，在得到当地汉族人的支持下，忽必烈逐渐掌握了中国北方，在蒙古大汗蒙哥死后，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之位，拥有大部分蒙古宗王支持、骑兵数量远远胜过对手的阿里不哥却最终败于拥有三秦大地的忽必烈。而元朝灭南宋时，三秦大地上的性风气被达鲁花赤制度破坏的时间未达到六十年。　　　　 也就是说，在元朝破坏三秦大地的性风气之前，中国历史上，拥有三秦大地者得天下，成为铁律，从来无一例外。　　　　 而三秦大地能成为天之下资，绝对不会是因为它的地利和经济。巴蜀之地的地利远胜于关中（关中包括三秦大地），但拥有巴蜀的政权从来没有在内战中胜出；论起经济，东汉末年山东（淆山以东，不是现在的山东省）大族为打压山西（淆山以西，非现在的山西省）大族，提出放弃关中之地，极力阻挠朝廷保卫关中，关中第一次残破，而到唐代中后期，三秦大地被少数民族多次蹂躏，关中水利设施尽毁，千里难见人烟，经济更是不值一提，但即便这样也难动摇三秦大地为天下之资的地位。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饱受苦难的土地成为争夺天下的必胜力量呢？　　往事越千年，三秦大地的历史作用，还得追溯到商鞅变法。　　　　 世人研究商鞅变法，大多只关注其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关于社会风气方面都认为只是细枝末节，然而，商鞅本人不这么看，他对变法成就最看重的恰恰就是被后世所忽视的社会变革方面，他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1）他认为，秦人普遍父子几代人同一张床睡，儿子与母亲乱伦生下孩子的事比比皆是，男女野合更是日常习惯，而他变法改变了这种野蛮落后的风俗，这是他变法成就中的重要内容。历史事实也证明，商鞅变法遗泽最广的也是这方面。　　　　　　 秦人本是由戎狄之人组成，性风气相当淫乱，青年男女互相看对眼，就立即可以去钻树林子。有客人来，家中要指定一青年女子为客人陪睡，如果客人不与陪睡的青年女子发生关系，则女子会被重罚。　　　　 卫鞅（商鞅本名，被封为商君后才称商鞅）在变法之前深入了解秦国国情时了解到这种情况，对其非常反感，决心要移风易俗。在他所制订的法律中关于家庭方面的条款不少，固然有削弱宗法势力的考虑，但移风易俗，禁止淫邪也是重要原因。他所制订的法律严厉禁止通奸，对通奸妇女的处罚极其严厉：通奸的妇女以及她所生的子女一律为奴。　　　　 商鞅变法是自上而下的变法，变法者对普通民众拥有极大的权力，法律在普通民众中执行得非常彻底，因此秦国普通民众的性风气在变法不久后开始改变。但秦国上层人物却不是那么容易受这些法律的约束，私生活仍然长期混乱不堪。例如，商鞅变法大约50年后，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在他的丈夫死后，与义渠戎王“乱，有二子”（2）。宣太后还曾长期私爱魏丑夫，在她重病将死时，要求将这个情夫为她殉葬。然而秦国统治者继承了商鞅要移风易俗的志向，几代国君都严禁淫邪，到了秦庄襄王死后，太后私通嫪毐，生子二人，时为秦王的蠃政“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3）。宣太后私通魏丑夫是公开的，而秦王蠃政的母亲私通嫪毐却只能暗地进行。对于此类事，昭王不加过问，而蠃政却是杀二弟，并逐幽禁绝其母。可见当秦王蠃政统治秦国之时，社会道德礼俗已为之大变，戎翟之风渐泯，男女关系日渐严肃而有别。　　　　　　 秦始皇巡行四方，其任务之一就包括整齐风俗。出巡刻石凡七，其中有三石言及男女风俗事。泰山刻石日：“男女礼顺，慎遵职事。”（4）这是表彰鲁风，极言男女有别。　　　　　　 秦人来源于戎翟，民风剽悍敢斗，秦人与外国战争，士兵皆战不旋踵，多年与魏国争战，战死者基本上都是伤口在前，极少是在逃跑时被人杀死的。但即便勇敢若此，他们与魏国争战都是每战皆北，屡屡丧师失地。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拥有悍不畏死的士兵却逢战必败，拥有关河之险却连连丢失国土，拥有渭河等水系的灌溉之利却家家无余粮。性风气淫乱国民智力低下是主要原因。　　　　 商鞅变法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秦国已经拥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在变法者被处死的情况仍能继续下去就可见其根基深厚），能够动员全国的资源，但是秦国仍然只在魏国两次大败于齐国时才收复了河西失地，之后近百年都没有领土的扩张。而到秦始皇赢政时，却能够一举灭掉六国。要说单单是因为制度的优势而有这样的成绩的话，那秦国就应该在秦惠文王之后就一直在扩张着领土，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才对。之所以会出现历史上的那种情形，是因为秦国原来性风气相当淫乱，人口素质低下，要经过七八十年的移风易俗，智力不断提高之后，再过四五十年新出生的高智力国民成为国家主体时，战争潜力厚积薄发，才会形成这种情况。　　　　 当年商鞅变法，三秦大地上风气大变，最终统一华夏，混一宇内。秦亡后，由于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取得政权的汉朝为了宣扬其政权的正当性，大力宣扬秦法的不义，所以那些依附于国家体制的法律制度、组织形式都已经不再存在。但是，像性风气这类东西，却是以民间习俗的形式存在的，并不依附于国家体制。在秦亡后，三秦大地上的性风气不会由于法家国家政权的消失而改变。所以，三秦大地上的人口再生产的情况与汉族其他地方并不一样。而这种性风气和人口再生产则决定了三秦大地上的人口素质（人才质量）异于中国其他汉族地区。　　　　 当秦亡后，秦国的法律不再存在了，但是百多年形成的风气和习俗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而秦国对三秦大地之外的人口的统治时间都极短，不足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程度。所以在从汉以降的中国历史上，三秦大地上的人口素质与其之外的人口素质有着较大的差异。而无论古今，在战争中，总是高智力的一方战胜低智力的一方。既然三秦大地上的人口素质由于其性风气习俗优于它地而远胜于全国其它地方，自然就是拥有三秦大地的一方战胜没有三秦大地的一方。　　　　 这种情况直到蒙古用达鲁花赤制度破坏三秦大地的性风气，才出现改变。朱元璋能够北伐成功，以南统北，蒋介石能够北伐成功，以南统北，就是由于三秦大地的性风气已经破坏，中国汉族的地区差异已经不是原来的差异。　　　　　　引用文献：　　（1）《史记商君列传》　　（2）《史记?匈奴列传》　　（3）《史记?吕不韦列传》　　（4）《史记?秦始皇本纪》　　　　 现有的人类基因虽然差异极大，但竞争优势极小　　 人类出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十多万年了，按25年一代算，至少也有4000代了。而作为人类的前身的近代智人的出现则有数百万年了，至少也有10万代以上。按（1+1/X）的X次方等于E（2.718……），E的10次方就是22000,20次方484160157，也就是说，只要在10万年前出现的新基因比其等位基因有0.5%（1/200）的竞争优势，在200代（5000年）中就可以扩张2.718倍，在2000代中就可以扩张22000倍，在4000代中就可以扩张4.8亿倍，可以说达到绝对优势。也就是说人类的最新基因对其等位基因的竞争优势不可能高于0.5%，否则它早就将它的等位基因变成劣势基因（即双隐性先天缺陷基因）（1+1/200）4000＝4.8亿。而那些古老的基因，经过了10万代以上的风霜而还不能够将其等位基因替代，说明它们对等位基因的竞争优势不会高于0.02%（1/5000），否则它早就将它的等位基因变成劣势基因（即双隐性先天缺陷基因）（1+1/5000）100000＝4.8亿。　　 众所周知，曹操矮小丑陋而袁绍英俊但天天归曹操，相貌的俊美往往才干不足，人类的每一种强势性状几乎都伴随着其他的缺憾。我认为这是因为每一种强势性状都要消耗较多的资源，否则不能维持的缘故。所以人类明明有人表现出了在某一方面非常优秀，却不能够在人群中广为传播，因为有这些性状的人因为其他方面的弱势并不能够对其等位基因形成淘汰的缘故。　　 所以，指望在人类现有的基因范围内通过竞争选择出更优秀的基因，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类要强大，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基因的调整范围内尽可能让后代表达自己想要的性状加强，例如提高智力和勤奋度，而牺牲一些虽然有用却并不影响很大的性状，例如生育能力下降一些不要紧，生育能力太强还没钱养那么多孩子要避孕，生育能力降低一点还省了买安全套的钱。　　国家的强盛，首先是道德的强盛　　 一个国家要强盛，单是科技与经济军事的强盛是不行的。中国在历史上每一个文明周期的强盛点，都是科技与经济军事异常强盛。例如盛唐，强汉，都远远地领先于全世界。但是由于缺乏道德的支持，饱暖思淫欲，在强盛中走向淫乱，很快就盛极而衰。　　 中国一直对异族仁慈，为自己培养敌人，才是中国千年不灭的原因　　 中国一直对异族仁慈，为自己培养敌人，才是中国千年不灭的原因　　 中国古代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对异族仁慈，胡人来抢掠后，自己虽然将胡人打回去了，只要胡人上个顺表，就既往不咎，这就鼓励了无数的胡人来对汉族进行抢掠。使得只要胡人日子一旦难过了，不管中原是否强大，都要试上一试。而中原只要一个落后，马上就面临巨大危机。　　 也就是说，中国的原则就是鼓励胡人，培养胡人来打击自己，以此来保持了民族的新陈代谢。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才保留下来了。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培养胡人，鼓励胡人的结果。　　 而古罗马等国家则相反，只要有人来犯，千百倍报之。所以古罗马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要长久，但他们没有强大的敌人，没有新陈代谢，到了老化衰落的时候，就被异族连根都拨掉了，彻底地亡国来种。　　 总是无法找到永恒　　 人类总是寻找永恒，要国家民族永远强大，有一个说法，是强者恒强，弱者很难战胜强者。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永恒永远不见踪影，一个非常弱小愚昧的民族可以发展成强大民族，例如俄罗斯，从一个三万人的小公国发展成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还一度成为世界一极。　　而两千年前就已经领袖全球文明的中国，却一再失去自己的辉煌和领土，到明末更离谱，竟然被一个三十万人的小部落征服了，从此变成了拖着长长猪尾巴的土著。　　 如果说欧美有多强大，那就更好笑了。中国[宋时占全球经济的80%，明时占66%。美国最多不到30%，要说永恒，差得远呢。草原的存在一直是中国领袖世界文明的保证　　 中国三皇五帝时期，只是河南省一个小部落，“南蛮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缕”。在危机四伏中，经过1800年的苦心经营，战争，到战国末期才有了北方巨大的疆土，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炎黄子孙的实力已经雄居东亚。　　 苦难，以及连天的战火，使炎黄子孙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东亚无敌强国，在古罗马灭亡后，没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秦始皇，秦汉时期，古罗马比中国要强大，无论是疆域还是人口古罗马都比中国强大），中国也进入了五胡乱华时期。那时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中世纪的黑暗中。　　中国从春秋战国甚至于更早的夏商周时代，就极为重视道德。虽然富裕可以泯灭道德，饱暖思淫欲。但是一旦到了苦难中，道德还是会恢复它的威力。所以，中国北方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汉人恢复了智力，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再次走向强大。　　 中国每一次强大之后都最后因为富裕而淫乱，因淫乱而苦难，因苦难而重新恢复道德。所以中国在西晋之后，一直走在了文明的轮回之中。　　 而其他的文明，都缺乏道德的约束，苦难不能够恢复道德。而只有草原上永久的苦难，养育了比较聪明的民族。于是，其他地方，有草原民族威胁的地方，都是一次次的草原民族取代原住民，而草原民族完全没有文化。所以他们非常落后（欧洲则是宗教黑暗）。所以虽然中国一直在强盛和衰败之间轮回，却还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因为草原为中国带来了不断的苦难，而中国人有道德，所以有轮回。而其他文明古国，要么有苦难但是没有道德，则连轮回都没有，一旦衰败，不是灭族，就是成为奴隶，永远丧失了强盛的可能。要么没有苦难（周围的民族比他们还要淫乱），一旦衰败，就永远成为了低智力民族（玛雅文明之类，美洲大陆没有马，虽然有草原，但是却没有骑兵，无法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苦难）。所以在基督教文明兴起之前，中国是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