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lify的名词形式:“三俗”文化爱骂交加（深度推荐）

谁“绑架”了主流

其实，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这个时代，上下各阶层，都是非常开放、包容的，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化多样，为的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为什么如此高调地反“庸俗、低俗、媚俗”，是因为现在的低俗文化，已经到了俗不可耐，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不反对这股逆流将造成社会主流价值错位、人们思想混乱、文化发展方向迷失的严重后果。

“三俗”风为什么会盛行，要深刻总结，但要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还需反思它的另一面——我们的主流文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主流，一是“主”，一是“流”，只有被大众所接受，才成其为“主”，只有与时俱进，注重流变，才成其为“流”。主流从本质上讲，是大众认可、时代铸就的。同时，主流只有占领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承载社会主流价值观，才能真正起到引领作用；只有让普罗大众都消费得起，大俗大雅，雅俗共赏，才能更好地被大众所接受。

人民论坛杂志调查显示，当前主流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73.6%的受调查者选择“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54.3%的受调查者选择“宣传的多，说教的多，难以打动人心”。主流文化所存在的问题，使其在个性化文化消费趋势面前，引导力不强，甚至主动跟风，大有被逐渐边缘化的危机。

主流为什么会边缘化？人民论坛杂志的采访调查发现，主要是因为主流文化受多重因素的绑架，比如受利益化的市场左右，被新媒体撵着跑，被自我思维僵化禁锢等。更进一步说，假如主流文化不能从内容上保持先进性和普适性，从形式上增强其产业性和扩张性，从传播手段上增强科技化、多样化，从表现形式上提高亲合力和整合力，还没有摆脱文化对权力依靠的习惯思维，还没有养成走下圣坛、走进民众、贴近民心，被民众认同的文化自觉性，就很难成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支柱。

主流文化究竟被哪些因素绑架？为什么受这些因素绑架？主流文化如何大众化、时代化？本期特别策划通过问卷调查、专家分析等，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文中许多精彩观点给人以新的思考。

当前，社会低俗文化泛滥，如凤姐、马诺、伪娘等都成了众多媒体追捧的“明星”，其承载的错误价值观经由各种途径和方式在社会大众中持续发酵，导致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价值错位、文化迷失。

近日，中央提出反对“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可谓正当其时。一种错误的社会价值观之所以得以泛滥，原因在于主流价值观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或这种主流价值观没有很好地为民众所接受。

因此，在反“三俗”之风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主流文化重塑问题。那么，低俗文化流行，究竟凸显了主流文化怎样的发展难题？人们对主流文化的态度如何？又是如何看待低俗文化流行的？主流文化如何重塑？等等。人民论坛杂志联合人民网、新浪网、人民论坛网进行了网络调查，网络调查人数7866人；同时，人民论坛杂志书面调查了1450人，本次调查总计9316人。

人们对低俗文化又爱又骂

——47.6%受调查者选择了“十分厌恶，主动抵制”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艾芸 杜美丽

“您对低俗文化的态度如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7.6%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十分厌恶，主动抵制”；20.3%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反对低俗，但也偶尔参与”；17.4%的受调查者认为“低俗文化可有可无，与我没有多大关系”；14.7%的受调查者认为，只是“一种娱乐方式，经常消费低俗文化”。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人们对低俗文化又爱又骂。为什么爱低俗文化？主要缘于低俗文化往往能消解压力，给人感官刺激；为什么骂低俗文化？主要在于低俗文化颠覆了人们的价值观、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且混淆文化视听。

专家指出，文化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俗文化和雅文化。俗文化是大众的，雅文化是小众的，又称庙堂文化。俗又可分为通俗和低俗，低俗与通俗不同，它违背人类理想追求，靠拢卑下的本能冲动，其没有艺术可言的表现和没有思想的内容，对于人的精神健康有危害作用。

通过什么样的作品来娱乐大众，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其实，娱乐休闲和提倡高尚的文化生活并不对立。人民论坛记者采访调查发现，“增长知识、提高修养”和“消遣娱乐，放松心情”，是人们文化消费最主要的两个目的或者标准。为此，非常有必要把那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与那些主张功利主义、宣扬性和金钱至上的错误价值观的文艺作品区别开来。更进一步的是，我们应当提倡用主流文化来娱乐民众。

低俗文化流行泛滥，除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外，与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和引导力不足关系密切。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5.8%的受调查者表示，“主流文化不吸引人，大众只能‘被低俗’”。

所谓主流文化，一般是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倡导的、起着主要影响的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主流文化的态度如何呢？本次采访调查结果显示，35.3%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喜欢，心向往之”，45.6%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厌恶，有意规避”，15.5%的受调查者选择了“没有主流的概念，会比较喜欢跟风”，2.6%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不好说”。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文化的某种缺失。专家表示，当下，主流文化往往采取固守阵地的做法，思想观念僵化、内容虚化、表现形式居高临下，发展方式上存在权力化、内卷化的自残现象。面对文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消费趋势，主流文化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应对，有被逐渐边缘化的危机。

主流文化边缘化现象严重

——73.6%受调查者认为“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

“您认为主流文化边缘化现象是否严重？”本次人民论坛记者采访调查发现，55.7%的受调查者表示“严重”或“比较严重”，其中21.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严重”，34.5%的受调查者选择“比较严重”；另外有26.3%的受调查者表示“一般”；9.7%的受调查者表示“不严重”；还有8.3%受调查者“说不清楚”。

主流文化边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价值观传播面临的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和功利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本来是社会发展和进步所采用的策略和工具，如今却变成了目标，物质追求成了人们的第一追求。当社会价值观发生扭曲的时候，主流文化“不吸引人”，高雅文化普罗大众消费不起，甚至有些主流文化也开始被“三俗”风所控制，发挥不了正确的价值引导作用。

“您认为当前主流文化面临哪些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73.6%的受调查者认为“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54.3%的受调查者认为“宣传的多，说教的多，难以打动人心”。

由此可见，主流文化难以吸引大众，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宣教太多，缺乏现实关怀，对社会现实问题关注不够，表现形式不够贴近民生。在大众文化娱乐化的裹挟之下，主流价值观引导乏力，影响力弱化，难以招架低俗文化的冲击。

专家指出，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有两种，一种是情感和观念方面认同表达的需要，具有自我肯定和实现的功能；另一种是情绪和心态方面宣泄调试的需求，属于消费性的感官体验与满足，而这两方面的需求同时受到个人信仰和社会现实功利的影响。当主流文化不能满足第一种文化需求的时候，第二种文化需求就会有广泛的市场和人气。

还有43.8%的受调查者认为“相关工作者迫于市场压力，主动‘被低俗’”。市场经济，大浪淘沙，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低俗文化大行其道，某些搞低俗文化者赚得盆满钵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上的一些文化艺术部门，因固守传统，思维僵化，转型艰难，生计堪忧，为此主动投入“低俗”的怀抱。甚至连一些地方政府，也难脱低俗之风，比如曾经引起较大争议的某城市的宣传口号“一座叫春的城市”，还有西门庆故里之争，等等。

另外， 41.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主流文化缺失鲜明的价值诉求”，24.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主流文化没有与时俱进”。

主流文化如何重塑

——“主流文化主动融入大众”占63.6%，排在第一位

“您认为主流文化重塑应从哪些方面入手？”调查结果显示，66.7%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媒体应该提高自律，主动拒绝为低俗文化提供平台”，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主流文化大众化，让普通民众乐于消费”，占受调查者的58.5%；另有46.8% 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加大对低俗文化提供者的惩处和监管力度”；而选择“每个人积极响应国家抵制低俗之风的呼吁”的只占到受调查者的23.4%；选择“其他”的占到9.3%。

媒体应当拒绝为低俗文化提供平台排在了第一位，可谓意味深长。当前“注意力经济”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媒体媚俗为低俗文化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流文化的重塑，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主流文化大众化，让普通民众乐于消费”排在了主流文化重塑的第二位，那么应如何增加主流文化的大众接受度呢？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选择“主流文化主动融入大众，而非高居庙堂”的占63.6%，排在第一位；选择“加强主流文化创作的引导，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占55.5%，排第二位；而提倡“主流文化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改变传统面貌”的占49.3%，排第三位。

主流文化大众化，才能真正成其为主流。假如主流文化不能摆脱对权力依靠的习惯思维，难以养成走下圣坛，走进民众，贴近民心，被民众认同的文化自觉性，就不可能称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支柱。

而监管和惩罚作为重塑主流文化的方式之一，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法，是“堵”而不是“疏”，是“破”却没有“立”。在没有对主流文化的忠诚和信仰的情况，希望每位民众主动抵制低俗，就像要求民众无理由地绝对服从一样，已经不太现实。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表示，中国反低俗，应当借鉴美国应对“黄色新闻潮”的经验，而美国新闻媒体主动抵制低俗的行为，以及他们所推崇的道德自律和职业精神值得中国媒体人借鉴。

总之，低俗文化大行其道，凸显了主流文化存在的发展难题。主流文化大众化，成为了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新课题。要想低俗文化被“破”，主流文化就必须“立”起来。

文化乱象中的主流困境

作者： 范玉刚

文化就像女人的裙子不但五颜六色，还是五花八门

当下，文化就像女人的裙子不但五颜六色，还是五花八门。一方面，大众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多元；一方面却在某些强势媒体的主导下越来越趋向猎奇、盲从和跟风。认同越来越受制于消费而呈现多元化取向，在引导大众或强化大众的认同方面，主流文化的力量显得有些弱或力不从心。

这种弱使人联想到近来的名人故里之争，甚至个别地方还出来争抢所谓西门庆的故里，把早被历史淘汰的文化垃圾抬出来招摇过市。不能不令人痛惜主流文化引导的乏力和对国人甚至地方政府文化见识的担忧！曾几何时，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国度竟然被文化赝品、文化盲从所笼罩，在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日益凸显的今天，不能不令人唏嘘不已！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引导力的弱化，使得一些“另类”文化“越位”凸显，一些存在于个体私人空间中的“另类”原本无碍，但它从边缘的私人空间跻身公共空间且僭越主流文化的位置，借助一些强势媒体的炒作张扬其价值观就要值得警惕了。

大众媒体不能成为“把无耻当可爱、把隐私当噱头”的低俗价值观放大的公共平台。主流价值恰恰应在这种润物无声的娱乐中浸润人的心灵，走入大众的心底，在娱乐中融入主流价值，在不失节目的娱乐性中彰显主流价值观，这样的娱乐节目才有可持续性。

对低俗文化的评判也决不单纯是道德领域的事，而是关乎公共空间的价值引导！需要警惕的是乱象的蔓延和对大众的裹挟，以至于形成某种强势的杂音：出格的言论被看成“率真”！使本来在公共空间受到否定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展示的“合法性”。造成乱象的原因很多，社会的深层矛盾，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但主流文化应对时潮的无力和价值诉求的模糊，助长了乱象的泛滥，使其越出界域受到盲从大众的追捧，在全媒体时代形成强势影响和轰动性效应，进而对公众的承受力形成挑战。主流文化是民族精神家园中的森林，在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中它要担负起价值引导功能，只有以自身的强力和鲜明的价值导向“让文明健康成为文化主流”才能真正抵御低俗之风。

主流文化在时潮面前失语，为什么不受大众的欢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低俗文化的流行，折射出主流文化缺失明确的价值诉求和清晰的价值观。披着时潮外衣的相亲节目乱象使一向“开放”的外国媒体也认定中国的相亲节目“跑偏了”，连老外也被拜金论“雷”到了：这是吸引眼球的噱头？还是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招骂可以成名，如今已成为许多才艺平平的人出名的不二法门，在某些大众传媒的蛊惑下，但凡被骂过的人都借机出了名成了明星，制造“宝马说”的拜金女还被某电视台拉去当主持人，这是为哪般？靠低俗的招骂伎俩走红于大众传媒，这是何等的荒唐！由娱乐而至愚乐，主流文化不断被低俗文化侵蚀着，导致社会中价值观的扭曲，在娱乐的追逐下，一些“另类”横空出世受到追捧。

对大众来说，被时潮所裹挟、盲从低俗也许是不经意的，甚至无可厚非，问题是主流文化如何对盲从低俗作出有效的引导？主流文化明晰的价值观应成为社会的一个尺度，而不是相反，主流文化(包括主流媒体)被时潮裹挟着炒作热点，致使某些界域内的大众文化一时间成了主流文化的榜样，这些原本是主流文化要引导的对象反而使主流文化成了它的注解或在时潮面前失语。缺失鲜明的主流价值观，玩擦边球游戏，使得一些大众传媒在如何担当社会责任、如何捍卫公共权利、如何坚守道德底线等方面一再退让。多元文化思潮激荡中，主流价值诉求的模糊和大众媒体的扰乱视听，使主流文化中的价值引导力不强、声音弱小，诱使大众认同时潮的影响。

不是说主流文化不要娱乐，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不能缺失娱乐，而是说娱乐中不能不负载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主流价值观。如今在娱乐中张扬的多是一些非主流的东西，一向被媒体津津乐道的商业大片不也是内容空洞价值诉求模糊吗？甚至以“东方情调”迎合西方目光的“凝视”吗？我们要反思反映主流价值观的节目，为什么不受大众的欢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娱乐节目中融入主流价值不是要否定娱乐性，没有了娱乐节目怎么办？但不能任由“娱乐至死”。在娱乐中融入主流价值是自然而然的，这正如美的生成不是外在的，美化生活不是美的点缀和扮饰美的流行，大众在娱乐中对主流价值的体认也是自然而然的，在这方面好莱坞、韩剧都是可资借鉴的案例。

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乏力和影响力的弱化，需要重塑

首先，主流价值要清晰鲜明，要让大众在文化消费中有真切的感知。其次，要让大众认识到娱乐不能偏离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价值尺度。主流文化不能以僵化的宣教面孔来败坏大众的胃口，一个人的真实道德和信仰不能从一些道德律令中抽象出来，也不能靠宣教来灌输，它以个人感悟为基础，以日常生活的自觉践行为内核，在社会层面形成某种共识，由拥有不同利益、价值的人们“共享”。主流文化中价值观的不清晰，低俗文化的盛行，使大众模糊了应当的价值诉求。结果，在各种乱象中看到的是引人注目的道德滑坡、底线的一再后移、精神沙化、人格矮化，这与主流文化中缺失鲜明的价值诉求，以及在多元文化思潮博弈中主流文化的自我调节、自我调适功能弱化，难以在舆论信息高地和道德价值高地产生强势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不无关联。致使盲从的大众被裹挟着“娱乐至死尚不休”，逐渐淡化了文化中的敬畏感、羞耻心和审美精神。

低俗文化的流行，折射出主流文化的价值贞立和价值评判力的弱化。文化失序现象的泛滥表征着主流文化难以招架乱象丛生的低俗文化的冲击！主流文化的无力使其在多元文化思潮博弈中难以实现对乱象、文化失序的纠偏和遏制，主流文化的某种自说自话、价值的空洞化，使得正面价值难以实现人群的全覆盖，在消费层面拥有强势话语的大众文化除了力挺文化消费的多元化之外，还引导着大众对感官娱乐的平面化价值的追逐。因此，主流文化要以敏锐的洞察力，以文化的形式把价值观植入日常生活、植入人生、深入人心，使之成为生活中的自觉选择。

在当前的文化产业热中，尤要谨防以所谓产业化之名，以商业维度侵蚀文化的价值维度。我们要洞察到现实中这些抢眼球的节目把严肃的话题作为娱乐的噱头，旨在赢得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发展文化产业主流价值不能缺位，主流文化的缺失必然使非主流的价值观充斥其中。这就不难理解，在跟风的盲从中为何观众和媒体一方面对脱轨的“拜金”言行和明显的缺乏科学常识的现象表示不满，却又沉浸其中盲从的追捧使其走红，成为电视节目的嘉宾和媒体炒作的对象，甚至成为赚取大众钱财的知名的公众人物。主流的真的精神的缺失必然使假的空的填塞其中。

文化的无序、失序现象扭曲了社会的主流价值，颠覆了人们持守的道德底线，以至于年轻的匿名的大众把“另类”当偶像。这不是某个“匿名者”的错，是主流文化缺乏亲和性、引导力，缺失中流砥柱精神的贞立！这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执政党及其主流媒体的努力，需要公共机构的科学普及和所担负责任的到位，需要每一个现代公民的文化自觉，需要社会共识在社会层面获得真正的认同。(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雅”“俗”标准如何辨析

作者：孔庆东

什么是雅、什么是俗

究竟什么是“庸俗、低俗、媚俗”？社会各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之间的差别，甚至可以大到完全相反。笔者研究雅俗文化问题将近20年，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抗战期间中国文学“超越雅俗”的课题。学术界已有的认知，“雅”和“俗”本来没有褒贬色彩，只是类别上的不同。“雅”本来是“夏”，指的是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化中心地区”。而“俗”指的是其他地区。我们不能说非文化中心地区的文化，就比中心地区“低下”，正像今天不能说一个四川人、广东人、东北人，就不如北京人有文化。根据著名美学家、《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的作者张赣生的研究，中国人产生“俗”这个概念，大约是在西周时代。殷商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均未见有“俗”字。到西周恭王(前968—前942)时所作卫鼎和永盂的铭文中已有“俗”字，用于人名；宣王(前827—前782)时意指礼法，已具“风俗”的意思；同时代的毛公鼎铭文中的“俗”则当作“欲”解。西周铜器铭文并不常见“俗”字，现知仅数例，用法大体如此。从传世古籍来看，《易》、《诗》、《书》、《左传》和《论语》等重要典籍中均未见“俗”字，这不会是偶然现象，它似乎证明“俗”的观念在春秋时代尚未得到普遍确认。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俗”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如《孟子》云：“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庄子》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管子》云：“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周礼》云：“以俗教安，则民不愉，”《礼记》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如此等等指的都是风俗或民俗，即某一民族或地区由习惯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风俗之“俗”本无所谓褒贬意，故《荀子》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风俗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它不是个人有意或无意的创作，而是社会的、集体的现象，是一种非个性的、类型的、模式的现象，它体现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由此又引申出“俗”的另一层含义——“世俗”，在“俗”字前加上“世”字，是指一般情况，虽然含有“平凡”的意思，但并不一定就是“俗不可耐”，如《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墨子》云：“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都是指一般的见识不高明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应该知道，“俗”是一个双重语义的概念。当它作名词时，是习俗、风气，“多数人普遍实行的习惯生活方式。”当它作形容词，表示性质、特征时，则是凡庸。这两重语义经常是同时呈现、含混表达的，如钱钟书阐述汉字中蕴含的辩证法时所云：“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语出以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辞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笔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通俗文化”。正如老舍先生指出的，“俗而有力”，就是伟大。荷马史诗、诗经楚辞、格萨尔王、唐诗宋词元曲明说……直到五四白话文和诸多“红色经典”，都是“通俗”的。

“通俗”有两种意思，“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理解，才能把握通俗文化的本质。“与世俗沟通”强调的是创作精神，“浅显易懂”强调的是审美品位。两方面既相区别又相依存，“沟通”才能“易懂”，“易懂”才能“沟通”。人们的理解多偏重于某一面，才产生了许多误解。

所以，“俗”不等于庸俗、低俗、媚俗。大俗就是大雅，例如白居易、红楼梦、赵树理、老舍、巴尔扎克、披头士等。而故作高雅，反而恰恰是一种“恶俗”。“媚雅”与“媚俗”，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通俗”类别的文化产品中，可以有“大雅”出现，就像《诗经》中包含着“风雅颂”一样。而所谓“阳春白雪”的类别中，也产生着大量的垃圾。例如我们不能说每一首交响乐都是“高雅”的，千千万万的交响乐、朦胧诗、文言文里，包含着大量的仿制品、劣质品和心理不健康的作品。而相声、快板书、评弹、摇滚乐、乡村音乐这些“通俗”的类别中，却可以产生流芳百世的经典。

我们今天应当反对的“三俗”究竟是什么

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上个别文化艺术部门，已经被三俗之风所基本控制，他们长期对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阳奉阴违，长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革命历史进行妖魔化宣传和污蔑，长期不传播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符合党的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民族化与科学化相结合的艺术精品，长期热衷于传播境外敌对势力有意灌输给中国人民的有害作品和泛滥着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的肉麻浅薄的精神鸦片。而对待弘扬中国本土艺术、民族传统的曲艺、戏曲和反映中国人民正直乐观、独立不屈精神的好作品，故意打压、有意漠视。因此，这些单位和部门，很难真正“反三俗”，相反，他们很可能还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了维护一己私利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栽赃陷害那些正直的艺术家，打击人民所喜爱的雅俗结合的精品，从而继续维护自己在文化界的“三俗”统治。

市场“缺位”导致文化饥渴

作者：张晓明

在一个精神生活极度饥渴的国家，不平衡的快速发展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文化的缺失和全民性的精神苍白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庸俗，或者低俗现象的存在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如何看待低俗问题的产生原因，才决定了我们将采取何种措施，向什么方向前进。我这里要说的是关于低俗成因的三个基本判断。

短缺导致低俗

低俗现象是文化发展滞后造成的。当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支出增加，文化消费需求强烈，而文化产品和服务却不能充分满足供给的时候，就会出现饥不择食现象。由于长期没有丰富和多样的精神产品的滋养，一般大众对于高雅和通俗便无从判断，对于什么是通俗，什么是低俗便无从区分，情况必然如此。

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我国传统的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我国2009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提前10年实现了以前制定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全面小康”发展目标。东部发达地区开始超过10000美元，进入了中等发达程度国家的行列，这种不平衡的快速发展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文化的缺失和全民性的精神苍白就是最突出的表现。根据有关研究，与国际上相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相比，我国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水平仅及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在一个精神生活极度饥渴的国家，人民群众缺乏基本的文化鉴赏力，不要说通俗文化无从分辨，就是高雅文化也难以定位。

市场不开放或者半开放导致低俗

低俗现象是文化发展的调节机制混乱造成的。文化生产历来就有两种资源配置机制，一种是计划(或者称为“供养制”)，一种是市场。历史地看，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将财政供养作为国家弥补市场失灵缺陷手段的体制机制，高雅和通俗于是各归其位，和谐发展。计划经济源于对市场失灵的校正，但是“矫枉而过正”，错将计划作为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将国家作为文化创造者，将适应多样化需要的市场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一概否定。幸而我国已经实行改革，走在“转型”的路上。

但是转型时期往往变得问题更加复杂严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体制内文化事业单位长期实行双轨制，全面改制刚刚展开，市场开放程度还较低，行为方式显得特别混乱。比如说一些传媒机构，既有极强的产业功能，又承担了意识形态宣传的责任，身份定位不清，两种资源配置机制混用(甚至是狭公权以谋私利)，经常出现过度商业化运作以追求收视率，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现象。低俗文化往往就是在这些机构助推下风靡起来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清一色的高雅文化，而是要以市场化的机制生产更加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以满足多层次文化消费需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回归本位显得尤为重要。不希望再出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一窝蜂地追捧流行文化的不正常现象了。

缺乏基于市场环境的合理的管理机制

在市场机制调节文化资源配置的社会里，消费产生供给，高雅和通俗各有市场，甚至低俗的服务也有需求。只要不事关公序良俗，不冲击道德底线，不付出过大的社会成本，就要尊重其消费者和生产者有权生产和消费的权利。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管理机制：必须科学地评估、合理区分、分类管理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文化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可能的副作用。在这一点上，市场经济和前市场经济社会有重大区别。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对于文化活动实行“一臂间距”管理模式，对传媒区分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管理，对电影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对营业性娱乐场所实行分类管理，摸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过度市场化消解精神价值

作者：邹广文

过度的市场化导向以及利益驱动使得大众文化实践出现了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感性欲望的泛化、主体人格的异化和精神价值的消解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文化体制改革，催生了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大众文化已经成为百姓生活的基本的文化消费形式。在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如何营造积极向上的环境以引领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广大文化工作者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先进文化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从本质上说，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当代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突出特征。在短短的三十余年时间，我国的大众文化在借鉴、吸收和实验中已获得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就其表现形式说来，娱乐电影、家庭肥皂剧、电视娱乐节目、现代广告、畅销读物、报纸杂志的消遣版面(副刊、周末版)、卡拉OK、MTV、摇滚乐、流行歌曲、居室装璜、时装表演、选美活动、明星崇拜等等，这些大众文化形式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已不陌生。

与改革开放前封闭保守的一元文化相比，近年来我国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共时并存的局面。尤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大众化和共享化，这一方面消解了传统的文化边界和文化规则，使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享受、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又使文化本身极度分化，其内部出现多元化、分层化格局，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面貌。

由此看来，当代大众文化似乎已经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平等化，人们似乎已经进入了自由、平等、多样的文化伊甸园。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否真正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冷静思考我们感到，过度的市场化导向以及利益驱动使得大众文化实践出现了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感性欲望的泛化、主体人格的异化和精神价值的消解。

首先是感性欲望的泛化。当代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无限夸大人的感性欲望，极力放纵人的肉体生命力，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位，它给人类带来瞬间的感官愉悦和满足的同时，却导致心灵的麻木与空虚，甚至导致生存意义的虚无和生存根基的沉沦。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呈现出平庸、浮躁、奢华的特点。

其次是主体人格的分裂。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的盛行和泛滥，逐步导致主体人格的分裂，出现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对立与冲突。人本身被零散化、空心化、平面化，人们成为忘却记忆、没有深度、没有历史的平面人。

第三是精神价值的消解。 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象其他任何商品一样，首要的是占有市场、占有消费者，其内在的质量、价值、意义倒在其次。 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以“为大众服务”为借口，不断制造各种畅销的卖点，从而使自己的市场效益最大化，认定最畅销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与人类文化精神的跨世纪整合相适应，正面临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我们在目睹了大众文化所携裹而来的媚俗、泛娱乐、煽情、类型化、商业化、快餐化等种种现象之后，应该深刻地反省大众文化的世纪性误区，全社会应该有效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保持健康的文化价值诉求，在大众文化实践中培育高尚的审美精神。(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流被边缘化背后的国民心态

作者： 张传有

民众之所以又爱这些低俗的东西，主要是源于对正统说教的不满、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反感，以及长期以来对官方宣传的不信任而引发的逆反心理

主流被边缘化和道德教育的失误有关

道德教育的失误突出地表现为过分强调崇高道德，忽视道德层次性。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道德教育过分强调利他主义的原则，过分强调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等属于崇高范围的道德规范，并不是说这些道德规范不应当提倡，而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对道德底线的强调和遵守。这就使我们的道德教育过于空泛，落不到实处。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道德教育更注重层次性，更切合国民道德素养的实际水平，这应当说是一种很好的变化。但是，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因此也就把道德仅仅看作是那些底线的原则，忘记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理想性特征。也就是说，忘记了道德原则还应当适当地高于人们现有的道德水准。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人人都有“利己”的倾向，于是，有些人就把“利己主义”作为我们应当提倡的道德原则。这样也就削减了道德本身的理想性特征，损毁了道德引导民众向上的精神与作用。

道德目标是有层次性的，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作为不同的理想引领人类不断进步。我们不能因为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理想性而把它说成是空想，我们强调道德的层次性并不是要否定道德的理想性。如果我们的道德原则只能去适应我们现有的道德素养，那么，道德也就起不到它应起的作用，而且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低于现有的道德水准了。

对正统说教的不满造就逆反心理

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由此产生的逆反心理，也是造成对真善美的东西加以抵毁，主流逐渐被边缘，各种庸俗、低俗现象泛滥的原因。凡是传统认为美的东西都拿来嘲弄一番，凡是传统认为丑的东西都加以吹捧，对传统的道德教育斥之以鼻，采取抵制的态度，这种心态发展到极端时，就是对一切采取非理性的态度。

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所谓“审丑”现象，其实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的体现。那些“审丑”现象的推手，自己并非分不清美丑，而是故意吹捧丑的东西，这种现象在网络世界显得更加突出，许多人把这种做法当作是宣泄自己不满情绪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另一些人则把“秀丑”作为出名获利的一种手段。甚至以绯闻和丑闻当作博取出位的手段。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包装成反传统的英雄，甚至以调侃的方式故意把自己说成是传统道德观下的坏人，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格言行标榜自己。

这种现象的出现还和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错误理解有关。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对现存道德传统的解构本身具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这种解构引进到中国后，把本来是神圣的东西、崇高的东西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种解构主义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时，它的影响力之大就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了。

功利主义与拜金教

主流被边缘化，也是这些年我国社会出现的错误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发展观的必然结果。这里说的错误的社会价值观主要是指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片面强调。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也就是结果论，即以结果来评价一项社会活动或事业的成败。而这里所说的结果又不是指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是片面地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指标。

改革开放以前，长期以来，虽然我们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实际上却总是在以政治斗争为中心，民众的生活总是处于短缺经济的状况下。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物质东西的追求急剧膨胀，这种对幸福，甚至是对物质的追求其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一旦我们把这种追求变成人生的第一大要义，问题就出来了。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拜金教，而人也就可能成为唯利是图的人了。唯利是图的人的眼中是没有高尚和低俗之分的，只有对金钱的崇拜和对获取金钱和利益而带来的满足。

因此，主流被边缘，“三俗”泛滥，不能只说民众的道德素质不高，全社会上上下下都负有责任。一种错误的社会意识，错误的社会价值观得以泛滥，本身就是占主流地位的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未能发挥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这种主流价值观没有很好地为民众所接受的结果，如果再进一步说，也许是这种主流价值观本身就出了问题的结果。

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和建设，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甚至学界对此都并非十分清楚。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反思我们这些年来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出现的问题，要想通过从上至下的批评或批判抑制“三俗”的流行，只能得到事倍功半的结果。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低俗“围城” 的心理成因

作者： 李伟民

一种文化被生产出来并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进而流行开来，一般来讲，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并契合了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

文化的需求包括：情感和观念方面认同表达的需求，以及情绪和心态方面渲泄调适的需求。前者具有着自我肯定与实现的作用，后者则只是消费性的感官体验与满足。

价值观念则反映和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上各种言行与行为方式的认可、接受甚至是肯定。

相比较而言，与人们自我观念的认同和情感表达的需求以及在个人信仰的影响下而产生的价值心理相联系的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具有清晰鲜明的阶层、社群等社会特征的有品味的文化，可以是一种正统或主流的文化，也可能是一种亚文化；而与情绪心态的渲泄调适以及受现实功利左右的价值心理相联系的文化，则只可能是一种没有身份边界和固定格调的大众文化。

两种需求和心理，当第一种需求和心理无法通过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而得到满足和实现时，大众文化的生产就会借助于第二种需求和心理而流行开来；同时，当人们难以清晰确定自己在社会上所拥有的身份与地位或对此存在认知上的偏差与混乱时，第二种需求和心理就会主导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和心理，从而有了广泛的市场与人气。

当大众对文化的需求和心理走向一种寻求情绪宣泄和心态调适的即刻感受与满足的实用状态时，大众文化的低俗化就很难避免，随之而来的低俗文化的流行和泛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加之市场的推波助澜，自不足为怪。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和分离开来，崇高与高雅被形而上并束之高阁，平庸与世俗却形而下并推向日常。

概而言之，人们对文化的正常需求得不到均衡与有效指引的满足，人们对主流与正统的高雅文化的正当性和崇高性的认知观念发生转变，以及高雅文化本身的生产缺失和不足，娱乐偷换了文化，这都使得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无可奈何地落入和选择了低俗，更何况低俗文化本身切合了人之本性中的自然和本能的需求和欲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低俗又爱又骂、对电视联欢节目既厌倦又依依难舍的心理原因。(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赵本山时代与真善美难题

——文化市场的无形与有形之手

作者： 徐平

当“三俗”被文化市场抛弃之日，一定是中国文化产业兴旺之时，那时的中国文化艺术，才算真正走上了真、善、美齐备的正途

最近，著名的美国《新闻周刊》，正式“册封”小沈阳为“最低俗的中国人”。其实，小沈阳并非最杰出的低俗文化代表；体制外生存的郭德刚，一直和“正宗”相声队伍叫板；芙蓉姐姐以“S”曲线走红高校网络；最近“凤姐”非北大清华经济学硕士毕业不嫁的雷人征婚，一件一件被看作“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文化大行其道，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

赵本山的节目，虽然说不上善，更远远说不上美，但他的节目却透着真

文化就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尤其是文娱节目，更是直接服务于观众。无论高雅还是低俗，都要接受观众的检验。节目好不好，爱看不爱看，受众说了算。不信你就封杀赵本山，不让他再上春晚，估计全国观众不答应，央视也不会答应。在文化多元化时代，人们既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仅以高雅还是低俗划分高下，甚至作为文化准入证，可能过于简单而且于事无补。

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流行什么样的节目。进一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就会有什么样的观众，低俗文化也有其流行的土壤和原因。赵本山的节目，虽然说不上善，更远远说不上美，但他的节目却透着真，是当今中国社会心理真实的反映。

而我们从国家级到县级的文化演出单位，许多滑落到寻求生存出路的境地，表演市场越来越萎缩，除了大门口的牌子，快叫人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了。游击队打败了正规军，表现出来的是体制的困境，如何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才是一件根本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正宗”的文化作品文过饰非，连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实在不能以低俗来责怪观众不买账。毕竟“假、大、空”和“高、大、全”式的东西，已经让中国人倒了很久的味口。

“三俗”被文化市场抛弃之日，一定是中国文化产业兴旺之时

中国人富了，但富了过后怎么办？吃饱穿暖过后，新的社会需求自然会产生，新的欲望要升华，人们不仅需要真，还需要善，更需要美。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是否能够给大家提供文化的盛宴呢？

人的文化需求因为年龄、性别、民族、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但一定是随着物质文化水平提高而变化的，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民族，首先是要饱肚子，然后是看重装袋子，最后才会重视满脑子。从文艺需求层次上说，先求真，再求善，最后才能求美。

我们的社会，基本完成了饱肚子阶段，目前热心的是装袋子，用一句常用语就是脱贫致富奔小康阶段。我们刚开始重视满脑子，对群众的文化需求的提高还不能操之过急。就拿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来说，首先它迎合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剩男”、“剩女”现象；其次是现在人们活得太累，精神太紧张，需要放松自己，也希望通过廉价的笑声解乏。

市场是通过自由竞争来自由选择，只要我们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观众是有理性的受众，也尊重文化需求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特征和规律，让市场和观众自己去选择、去淘汰，我相信低俗仍会存在，但高雅也不会缺少生存空间。以电视剧和电影为例，近些年，市场化的主流是高雅越来越多、主旋律越来越响。《唐山大地震》电影的成功，靠的不是地震的惨烈，而是中国人重新拾起的亲情。笔者一直坚信，赵本山时代一定会结束，当“三俗”被文化市场抛弃之日，一定是中国文化产业兴旺之时，那时的中国文化艺术，才算真正走上了真、善、美齐备的正途。

政府和国家文化单位理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市场选择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初期，“钱”会迷人双眼，文化市场泥沙俱下甚至会乌烟瘴气。但文化前进的过程是可以调节的，文化市场除了看不见的手，还必须有看得见的手，政府和国家文化单位理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中国发展了，但坏事就像影子一样紧随好事，有时影子比原型还大，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去照射。衣食足未必知礼节，反而是物质占有越多，精神的沙漠越扩大，我们活得越来越不安心，找不到幸福在哪里了。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吧，楼盖得越高，窗户上的铁栏杆越密集；房子越豪华漂亮，围墙和大门防备越严；客厅越来越大，客人越来越少；城市越来越拥挤，人心却越来越远。

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既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也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实践的基本问题。

文化工作者影响着社会的风尚，文艺作品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我们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职责，从人类发展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野，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和解读，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到真学、真懂、真用。其次，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牢牢把握社会发展潮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第三，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发展规律，不动摇、不松懈、不折腾。只要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信心，对伟大祖国有忠心，对人民群众有爱心，对文化进程有耐心，对文化产品有责任心，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仅主流文化会发扬光大，还会形成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三种思潮挑战反 “低俗化”

作者： 陈占彪

需求论。挑战“反低俗化运动”的第一种思潮主张，低俗化是“客观存在，大众需要”。持此一思想的人认为，既然文化中的低俗现象客观存在，又不可能消除，那就索性对此问题抱以宽容的态度，听之任之，允许它“合理”存在。

需求论者不仅没有意识到当下时代严重的文化生态危机对未成年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更没有意识到与欲望的放纵、感性的泛滥相对的欲望的节制、理性的重建对于人成为一个全面的人的意义。

自由论。挑战“反低俗化运动”的第二种思潮强调，低俗化是“自由选择，不容干涉”。持此一思想的人认为，在文化选择与生活方式上，无论高尚还是低俗，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旁人无权干涉，政府更无权干涉，你一干涉，就是干涉了我的自由权。

自由是在“自律”限制下的自由，是讲“责任”的自由。个人在主张自我言行自由的同时，必须要不以作践人类所共同认同的价值、理性、风化、道德、伦理、法律、公序、良俗等为前提。在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里，作为社会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限制在这个社会的法律和契约的公共性框架中。

艺术论：挑战“反低俗化运动”的第三种思潮宣称，低俗化是“艺术追求，无可厚非”。持此一态度的人认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些低俗内容(诸如人体摄影、行为艺术以及小说、影视艺术、文艺演出中的裸体展示、情色描写、性渲染、暴力、粗语脏话等内容)是艺术表达的需要和必要，是不能被视为低俗化的。此种看法也不无道理，但我们所面对的多是低俗的“艺术”，而不是艺术的“低俗”。是艺术还是低俗？表面上只是毫厘之差，但精神上还是有霄壤之别的。判断一个作品是艺术还是低俗，不是孤立地看具体的细节，而是看整个作品的“气场”。(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教授)

用什么来重塑主流

作者： 严书翰

主流意识形态与杂音、噪音和“三俗”之风等消极现象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扶正才能袪邪，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使这两大发展即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两种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好地统一起来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简称“三俗”之风)。这段讲话是很有针对性的，说出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心里话。

“三俗”之风流行，笔者认为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市场的消极作用和认识上的偏差。二是一些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育人的职责缺失。

市场的消极作用讲得不多或不太敢讲，其实这大可不必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与市场的消极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市场没有消极作用，那么我们就不必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这4个字了，也就不必实行宏观调控了。而且“社会主义”4个字是起画龙点睛作用的。市场的消极作用之一就是会出现追逐利润的自发倾向。如果我们的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看不到这个倾向，又不能认识和把握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那么上述消极现象大行其道也就见怪不怪了。而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制止反而蔓延，是很危险的。

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做到把握规律，实现“统一”。所谓把握规律，是指推进文化建设一定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决不能把眼睛只盯在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上。要做到两手抓，两加强，这就是推进文化建设要把握的规律。

所谓实现“统一”，就是指在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确实有两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以及有两种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然要求，也是可以做到把这两种属性，两种效益结合起来。如果在现实中出现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冲突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但是，一些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只重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忽视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这在认识上是片面的，在实际工作中会带来消极影响。上面讲到的消极现象尤其是“三俗”之风流行是与此有密切关系的。这要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尤其是文化部门领导的重视。我们要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使这两大发展即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两种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好地统一起来。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民，这个提法是否太高了点

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职责是什么，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如，既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又是“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又如，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育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要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达到育人的目的。展开来说，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这是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

也许有人会说，文化产品是面向全民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民，这个提法是否太高了点，是否切合实际？笔者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包括生产文化产品在内的各种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这是由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国家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有两层基本涵义：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可以成为我们全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党的十七大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完全符合中国实际。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涵丰富，包容性强的特点。用它来教育全民，十分有利于形成各民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4个层次、5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民当然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最大的实际是正处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有13亿人口。正因为如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民需要对它的内涵加以分解，把握它的多层次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引导全体人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民的有效途径，也是坚决抵制“三俗”之风等消极社会现象的有力武器。

共同理想为什么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中国人民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他们美好的向往。理想有各种各样。我们不能强求人们只能信一种理想。但是，在理想之前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8个字，这样的理想就能凝聚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上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下联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而且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因为它体现并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先后面临两大历史课题：一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解决第一大历史课题，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千辛万苦，前仆后继，但都没有成功。用毛泽东的话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都失败了。”虽然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但是从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垂史册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并付诸改变旧中国的实践，才出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在解决第二大历史课题即实现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虽然我们也走了弯路。但是我们能够自己纠正错误，在总结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0年来我们取得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历史地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为什么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可以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为它不但历久而且能够弥新。自从上个世纪初，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不断赋予这个口号以新的深刻的内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之后，提出了“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之林”。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一定有能力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胡锦涛指出，我们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创造了一条很好的经验，即不搞运动、不搞大批判、不搞“斗争哲学”，而是通过唱响主旋律和以正面宣传为主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此举深得民心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主流意识形态与杂音、噪音和“三俗”之风等消极现象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扶正才能袪邪。我们要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尤其是要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样才能使我国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

美国“黄色新闻”潮的中国启示

作者： 陈力丹

解决中国大众化报纸的现代黄色新闻倾向，从两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第一是要有多家真正能够满足公众新闻需求的权威报纸，能够引领报纸专业主义的好风气。第二是形成主要由行业自律解决问题的机制

19世纪末美国《世界报》和《新闻报》煽情新闻标题：

孩子们是怎样被烤死的/尖叫饶命/血的洗礼/货真价实的巨兽(考古报道)/杀死小贝西的神秘凶手/年轻姑娘为何寻短见？/大作家令人惊讶地投身煽情小说/是什么使他偷窃？/凶手投案，请求处以绞刑……

南方最大晚报8月2日的头版，头条至三条标题新闻：

起纠纷酒后杀死客户/驾铲车疯撞致死8人/三车相撞11死2伤/神仙李一叫卖“特训”/伪娘刘著渐失“透明”……

该报文艺副刊某天的头条通栏文章标题：与算命先生同居的日子(“同居”二字做了放大处理)

美国100多年前的新闻标题与现在中国报纸的标题何其相似，甚至后者明显超过前者，大有发展继承的意味。前二报是美国19世纪末“黄色新闻”潮中的代表性报纸，老板分别是普利策和赫斯特。而后者代表着中国十几年来大众化报纸标题的比较普遍的表现样式，只是与北方报纸相比，南方的报纸在标题制作方面的煽情技巧，更胜一筹。

沾色带暴，难以撼动的低俗风

中国的低俗风与美国的黄色新闻潮并没有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联系，中国报纸的低俗是自己发展出来的，很多新闻工作者甚至都不知道美国的“黄色新闻潮”，就连黄色新闻的“发明人”约瑟夫·普利策因为创立了普利策新闻奖，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新闻理念，在中国也是以正面形象示人。美国的“黄色新闻”(Yellow news)不等同于我国语境中的黄色(色情)新闻，它是煽情新闻的一种美国化表达，只是因为当初《世界报》和《新闻报》竞争，抢夺以“黄孩子”为主角的连载漫画的作者群，故把以这两个报纸为代表的新闻报道类型(煽情新闻)称为黄色新闻，这类新闻中包括性的煽情，也包括暴力煽情、政治煽情和伪科学煽情。

“黄色新闻”的这种处理手法，主要目的是刺激人们的感官，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带来传媒自身的经济效益(所谓“注意力经济”)，而对新闻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却很少考虑。这是一类没有灵魂的新闻思潮，传媒和记者在标榜关心人民的同时，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的新闻吸引人，把十分重大的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我国的低俗化新闻潮虽然和美国没有历史渊源，但是所循的路数，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与百年前的美国黄色新闻基本相同。

笔者十几年前就在多篇文章说过，我们正在重复美国百年前黄色新闻潮的老路，但几句批评不可能撼动利益驱动下的报业整体的发展趋势。今天看来，我们不能再忽略这个潮流的存在，有必要学习一下美国成功抵制黄色新闻潮的经验。

主动抵制黄色新闻潮的美国报人

抵制这股黄色新闻潮的代表人物是阿道夫·奥克斯，他于1896年成为《纽约时报》的新老板。他的办报方针是：“纽约时报要用一种简明动人的方式，提供所有的新闻；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媒介更快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无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和利益；要使纽约时报的各栏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加明智的讨论。”

《纽约时报》自1896年起至今，每天头版左上角的箴言是：“本报刊登所有值得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这句话意在表明抵制黄色新闻的立场。奥克斯反对报纸玩弄“噱头”，宣布报纸只刊登具有时事新闻意义的而不是娱乐性的文章。他曾经用“本报不会污染早餐桌布”作为抵制黄色新闻的口号，因为当时该报的主要读者群是上班族，通常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

1908年，玛丽·艾迪夫人在波士顿创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她曾受到媒体的伤害，因而在87岁高龄决心办一份公正的报纸。该报追随《纽约时报》开创的严肃报纸传统，每天报纸左上角有一句话：“不伤害而是祝福所有人。”(to injure no man, but to bless all mankind)

有《纽约时报》等一批报纸做出较好的样子，是黄色新闻潮得以转向的原因之一。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传媒既提供了正面且能满足公众实在新闻需求的媒体榜样，又为黄色新闻潮的转向提供了确定目标。1912年《纽约时报》关于冰海沉船的报道，便是规范发现新闻、采访新闻，而且行文和图片做得令公众满意的典范。既然这种从新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