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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5 02:39:42
 新中国60年:向毛泽东学习什么  毛泽东的名字铭刻在中华民族灵魂深处,毛泽东的智慧和丰功伟业集中着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奋斗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属于20世纪,也同样属于21世纪。今天,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学习什么?概括起来说,应该向毛泽东学习的是三种能力和两种精神。

  一、学习毛泽东在迷惘中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能力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出现过许多重大发展关头,也出现过许多发展的转折。在这些时刻,真正能把态势判断得非常清楚的人凤毛麟角,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判断能力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中国共产党应该把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哪里?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没有错,但把它作为革命的具体模式加以运用,就会出现问题,而当时的党中央就是这样做的。“八七会议”后,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迁到了上海,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目标就是要走北伐原来走过的那条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就在“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看是否一块去上海,毛泽东回答说,我要到农村去,和绿林好汉交朋友。这样才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最初也没有自觉地要到农村去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湖南省委命令秋收起义的部队会攻省会长沙,实际上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毛泽东是奉命执行的,但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他很快就发现凭借起义军现有的力量,不要说去打省会长沙,就连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来。于是,他说服大家,集结起义军剩余的部队,来到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有一个主观的或者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预先设定在那里,一切都遵此进行,似乎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在于大家都在实践之中,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判断形势,碰到迷惘之后,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不要以为事情一来,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到将来会如何。我们的要求是,经过一段实践,力争比较早地做出科学的判断,把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到最小。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的启示。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面临着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十分落后偏远的地方,怎么能够凭借一支弱小的力量在敌人的缝隙中求生存、求发展?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政治影响,使之波及全国?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定。但下一步怎样把这个棋做活?有的主张往新疆方面发展,背靠苏联老大哥,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主张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到山西去,并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完整方案。他指出,东面的华北地区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一个焦点,也是民族抗日呼声最高涨的地方,同时也应当是我们高举抗日义旗、有所作为的地方。但是,党中央内部大多数同志都不赞成这个方案。毛泽东非常耐心地说服了党中央的多数同志。

  为了实现向东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派刘少奇到北方去重新恢复力量,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刘少奇不负众望,很快就掀起了全国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高潮,同党中央在陕北的发展遥相呼应。 实际上,东征是一个战略试探。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又坚信一条,国民党的营垒内部是可以分化的。东征不久就有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这以后,西北逐渐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盟的新局面。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实现了以发展求生存的目标。

  通过西北抗日大联盟,又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有力量做到逼蒋抗日。最终是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领帮助我们实现了逼蒋抗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迅速建立。

  这又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在社会大变动、大转变的时候,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局的时候,就要看你有没有迅速地判明形势、当机立断、果断行事的能力。光判断形势还不行,还要善于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助上一臂之力。西安事变是突发事件,但是它的酝酿确实是沿着一个历史的轨迹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它的推动者。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驾驭形势、驾驭局面的能力,这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来说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也有一个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问题。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极格局下,像新中国这样的弱国怎么办?毛泽东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做出了“一边倒”的决策。依据这一决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紧紧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确保了我们的国际地位,使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有了外部保障。中苏交恶以后,我们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依托,这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的继续。后来,毛泽东把这一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们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到20世纪70年代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又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从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再加上抓住发展中稍纵即逝的机遇,就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二、学习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善于理论思考、善于把握规律、把握本质的能力

  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推动理论创新的党。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特别是能把经验的东西上升为规律和本质的东西。为什么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只能是毛泽东呢?道理就在这里。但是,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别人的经验。从经验上升为理论,由实践创造转化为理论创造,既是集体智慧和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的思想结晶。这是一个辩证法。

  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就是集合了当时许多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形成的。毛泽东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先到宁冈做社会调查,在上山之前先摸清井冈山周围的社会、民情、政治、经济情况。他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他后来跟大家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聋子打仗很有一套,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句话启发了毛泽东。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叫做“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军队不会打仗还是不行,但是死打硬拼也不行。在总结经验方面,毛泽东很有心,也很用心。后来,他又总结井冈山斗争和万安农军打游击战的经验,提出了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朱毛会师后,井冈山地区红军的力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很快,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共同总结下提出了十六字诀。原先的“敌来我去”变成了“敌进我退”,后两句“敌驻我扰”、“敌退我追”都没有变,很关键的是在这两句话之间加了第三句话:“敌疲我打”,把原先的“十二字诀”升华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像土匪武装,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要解放全中国、实现革命理想。光打游击、只图生存,不是红军作战的目的。这十六字诀,表面看十分简单,却充满了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来我军一整套战略战术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之中,毛泽东这种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并把它们上升成为系统的理论的能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毛泽东还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他虽然一天军校也没有上过,却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战略家、军事家。很多人写回忆录,说毛主席是常胜将军。毛泽东自己却说:哪有什么常胜将军!我学打仗是怎么学的?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从失败中摸索怎样才能打胜仗。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以后中国革命就会一帆风顺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指挥的第一仗,也就是青冈坡战斗就失利了。这才有了被刘伯承元帅称作妙笔生花、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范的“四渡赤水”之役。而这个妙笔生花的范例,是从败笔开始的。先有败笔,才有妙笔。关键是毛泽东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成功之道。这个事例告诉我们,作为肩负党和国家发展重任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坚韧不拔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时刻做好遭遇挫折、遭遇风险的准备。要有超出常人的承受能力,要有处变不惊、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能力。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特别是要善于从理论上总结,透过现象把握规律、把握本质。
三、学习毛泽东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的能力

  毛泽东在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方面十分突出。他曾经讲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第一是出主意,其次是用干部。他还把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路线。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是刮目相看、爱护有加,作为接班人之一来精心培养的。1956年党的八大的时候,他提名邓小平作党的总书记,曾经这样评价邓小平,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还特别提到,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个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考察干部的一些关注点。当然,毛泽东对邓小平也有不公正的地方,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把他打倒,“文革”后期又错误地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决心起用邓小平,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承认“文革”整人整错了,就像他后来对邓小平说过的,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另一个是全面内战。像毛泽东那样当时在全党全国全军都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能够这样承认自己在用人问题上有失误,错用了林彪,整错了人,那也是很不寻常的。在1976年江青等人利用“天安门事件”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批了一句话: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件事从根本上来说,他对邓小平判断错了,但也为后来保留了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非常关键。

  团结干部,爱护干部,就要搞“五湖四海”,就要能容人有海一样的胸怀。延安整风的时候,陈毅想对毛泽东诉说自己受饶漱石排挤的冤屈。毛泽东对他说:如果你要谈华中抗战的经验,我可以召集个会议,让你谈三天三夜。如果你要谈与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一句话也不要提。毛泽东和陈毅是故交,怕他想不通,还在4月9日专门写信开导他,说:“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这里,最值得牢记的就是最后两句话: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应当是毛泽东长期总结的经验之谈。记住这句话,对领导干部来说,可以说会终身受益!其实,毛泽东也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并磨炼成为全党拥戴的人民领袖的。

  毛泽东对于反对过自己却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也非常注意团结。196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时,特别讲到: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当然,后来在干部路线上,毛主席也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这个沉痛的教训,应当牢牢记取。
四、学习毛泽东不迷信、不盲从,勇于探索、善于探索的精神

  毛泽东有两句话,影响至深。一句话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另一句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从这两句话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来看,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关键看你如何把握,如何运用。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实现现代化,的确是前无古人的伟业。这样的伟业,非有敢想敢为、勇于探索的精神不能支撑,非有大气魄、大手笔不能成就。这是时代使然,使命使然。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就敢于打破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体模式的迷信,敢于打破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勇于独辟蹊径。而在当时,这样做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他曾经讲过: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可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有时是要冒极大的风险,要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无私才能无畏。毛泽东很喜欢这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毛泽东还经常谈到一条自己的切身体会,那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要有压力的,被人将了一军,不甘心,不服气,反倒把压力变成了探索的动力。毛泽东在瑞金时期遭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挤,被人讥讽为“狭隘经验论”,认为山沟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这反倒成为激励毛泽东发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动力。在遵义会议上,有人挖苦毛泽东就是凭着一本《孙子兵法》指挥打仗。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便认真研读中外军事著作,并认真总结五次反“围剿”的成败得失,写成了军事战争史上的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有个勇于探索、善于探索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任务更加艰苦、更加复杂。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党中央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说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当年我们连计划经济为何物都没有见识过。怎么办?就得老老实实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党中央作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就是让陈云、李富春,后来还有周恩来总理,分别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取经。这个举措,在工业化建设起步时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迷信,出现了全盘照搬、模仿的偏向。这就成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障碍。因此,在1956年,毛泽东敢于突破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道路。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所以薄一波从切身的感受概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我们之所以在苏东剧变之后没有重蹈那些兄弟国家的历史覆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走了自己的路。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五、学习毛泽东正确对待挫折、正确对待失败、正确对待失误的精神

  这方面的内容,前面基本上都已经涉及,为什么还要专门把这种精神作为一条强调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而且容易被人忽略。现在写回忆录,写历史,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都热衷于写“过五关、斩六将”,却不愿意写“走麦城”。其实,“走麦城”在一个人的成熟过程中,往往比“过五关、斩六将”更加重要。

  毛泽东常说,什么叫完整的经验?完整的经验,要包括正确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两个方面。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算不上完整的经验。经过“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以后,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一直强调:“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挫折、失败和教训?除了理论上的自觉之外,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毛泽东从普通人中的佼佼者,成长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是历尽了无数坎坷,经历了许多磨炼的。所以,他从切身体会中悟出一个道理:“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可以说也是从挫折中来的。在进军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内部围绕党和军队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确存在简单粗暴的毛病。这样,即使是正确的意见,大家也感觉难以接受,逐渐产生了对立情绪。1929年6月召开了红四军七大,就把他的前委书记职务给选下来了。后来,这件事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随后,红四军前委做出决定,速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这样才有红四军九大和“古田会议决议”。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以坚持和发展,同时,他也开始注意改正自身的缺点。可以说,这样的历练,对于毛泽东从执掌一个区域的地方领袖迅速成长为全党的领袖是有极大的好处的。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善于总结,基本上能够“不贰过”。
我们还可以看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大跃进”的挫折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渐渐变得不那么谨慎了,再加上下面的急躁情绪推波助澜,最终发生了“大跃进”的失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被破坏,许多地方闹粮荒,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多次检讨自己。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尽管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还不可能彻底认识清楚,但是他的检讨是真诚的,他对盲目冒进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后来,当有人在经济好转后再搞高指标时,毛泽东委婉地批评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2页)

  我们在学习毛泽东优秀品质的同时,还要从他身上吸取值得吸取的教训。这也是学习毛泽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点:

  1.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别人。毛泽东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自信。他在民主革命时期非常谨慎,特别注重在自信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别人的意见,把自信和相信别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国之初,毛泽东也格外谨慎,从谏如流、如履薄冰。但是,自从毛泽东过分地相信自己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过分自信以后,就开始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结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把握全局、影响全局的领导者,不能没有自信,但是,兼听则明,自信一定要建立在发扬民主、集体领导的基础上。要把相信自己和相信别人、民主讨论同果断决策正确地结合在一起。不自信不行;耳根子太软,听什么都觉得有道理,没有判断能力更不行,当断不断是要吃大亏的。但如果说自信发展到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程度,发展到了刚愎自用的程度,那也要跌大跤了。
       2.相信人还是相信制度。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还是制度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这实际上也需要辩证的思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人不要被制度束缚住了,不要忘了制度也是靠人来制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早在三湾改编以后,他就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两大基本制度。第一是支部建在连上,坚持和体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是士兵委员会制度,废除旧军队的体罚打骂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石,也把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初步确定下来。然而,后来的实践经历了曲折,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亲手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践踏了。我们经历了严重曲折之后才走上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制度是第一位的,制度是管根本的,任何时候都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制的特权存在。当然,是不是会有某些不合理的制度束缚人的手脚的问题呢?肯定会有。但是,制度的改革、制度的修改,都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这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3.相信经验还是相信科学。应该说,毛泽东一生是比较尊重科学的,也十分注重学习科学。同时,他也很重视经验。他认为,科学都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我们的经验证明前人的知识不对的时候,就应该纠正前人,加以发展和补充。他的这些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复杂的,如果自己的经验同前人的经验发生了矛盾怎么办?能否把自己的经验作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时候,他是能够很好地处理自己经验同他人经验、经验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也就能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但到后来过分自信的时候,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时候,他往往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从而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同科学实际上对立起来,从而陷入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之中。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出现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他讲的话,道理上是对的,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践中却每每导致错误的结果,其认识根源就在这里。特别是在党内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往往以毛泽东的判断和经验为是非,久而久之,就会误以为党内真的出了问题,于是就把正常的意见分歧误以为是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因此可以说,相信经验还是相信科学的问题,既是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也是能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问题。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既要尊重科学,又要勇于创新。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必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后人必然要突破前人,后人必然要超过前人。但是,创新要有科学精神,要有民主精神。因为,创新既离不开个人,更离不开集体。处理好以上这三个方面关系,离不开辩证法,都不能搞绝对化。绝对化了,就必然走向反面,就会从真理变成谬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他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同时也犯了常人想象不到的错误。他的错误和他的成功一样,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正如高尔基所说,鹰有的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鹰终究是鹰。我们有幸站在巨人的臂膀上,学习毛泽东,既学习他过人的能力和精神,也记取他留下的教训。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厚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就是新中国60华诞之际,重温历史、学习毛泽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