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扫地机器人 购买:钱穆：从小学教师到国学大师（《中国教师》2011第2期）

迷濛的海，摆在我的窗前

上帝！给我们个朗晴的天罢！/现在雨了，但是我们是到岸了。迷濛的海，摆在我的窗前，/一条浓浓的烟，嬾嬾地在雨中飏去……

——钱穆《自然的美》

1911年秋天，因为战乱，钱穆不得不辍学回到无锡七房桥老家。在此之前，钱穆只接受了3年的传统私塾教育，以及无锡荡口果育学校、常州府中学堂、南京钟英中学共7年的新式中小学教育，此后“少孤失学”的他再也没有进入学校读书。虽然未能进入大学，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颓废消沉，而是独自摸索、闭门苦读。1912年春天，年仅18岁的钱穆离开老家，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语文教师，给高级班教授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操、音乐等学科，由此开启了他长达十年半的服务桑梓的乡教生涯。后来又在该县荡口私立鸿模学校、梅村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日夜与学校诸童同其起居食息”，师生感情极为融洽。有一天上课，课文中有劝戒烟的内容，喜抽香烟并有烟瘾的钱穆心想，自己如果不戒烟，何以能够教诲学生呢？于是下定决心戒烟，以后数十年不犯。

小学生都很害怕作文课，针对这种情况，钱穆想出了很多有趣的方法。他认为，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他要求学生想说什么就如实写下来，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随时提问。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做作文，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抄在黑板上。这篇作文结尾是这样写的：“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小学生写作文，常常会感到没有无话可说，因而失去写作兴趣。于是钱穆常常带学生走出校门，让学生去了解社会，观察生活，开阔视野。有一次，他带学生来到郊外，那儿有上百棵古松。他叫学生找地方坐下来，静观四周景色，然后写下来。接着再叫学生围坐在一起，要求每个学生朗读自己的作文，大家一起讨论：什么地方忽略了，什么地方遗忘了，什么地方轻重倒置了，什么地方前后不当了……最后根据眼前实景进行对照并做修改。这样，学生们既感到生动有趣，又切实有效。讨论完毕以后，钱穆说，今天还有一景，你们没有注意到。你们听听周围还有什么声音？学生们纷纷表示，他们听到了风声。接着，他提醒学生注意，这种风声与平日听到的风声不同。他说，此处多古松，风穿松针而过，松针细密，风过其间，其声飒然，这就是松风。学生们在钱老师的启发引导下，几多思考，几多观察，几番讨论，感到其乐无穷，下笔也就言之有物了。

江南多雨，赶上黄梅季节，雨往往经月不断，学生们也只能成天呆在教室里。于是，钱穆安排学生在课堂上依次分别给大家讲故事。可以是自己听来的，也可以是自己亲眼所见的。学生们都非常踊跃，竞相发言。这样根据各人讲的故事写出来的作文便是五光十色、应有尽有，学生们对作文的恐惧一扫而光，大家都以上作文课写作文为一件快乐的事。课下常常有学生问：今天是不是又要写作文了？这样历时半年，这些四年级的小学生，最短的能写出几百字的作文，最多的已能写千字文了，并且都能做到文从字顺，条理明畅，言之有物。　　　　

1919年，他又毛遂自荐担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钱穆当时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教导那些违背新措施、妨碍其营造“理想校风”的学生。有一天，钱穆发现一个学生课毕仍“兀坐在教室中”，问他姓名也不答，询问班长才知道他叫杨锡麟，“曾犯校规，前校长命令其除非大小便即坐课室中不许离去”。钱穆当即废除前任的命令，让班长带他去操场。可过了一会儿，全班同学又将杨锡麟押到钱穆面前，说他“捕一青蛙，将之撕成两半”。钱穆说：“杨锡麟因久坐课室，汝等所知彼皆不知。今获于汝辈同游散，汝等所知，彼亦可以渐渐学而知之。汝等当随地好为劝告，勿得大惊小怪，彼犯一小错误，即群来告发。以后再如此，当罚汝等。”这里，钱穆明显是在依据《论语》中的观念建构新的教育方式。

   宽厚善教的钱穆很清楚，真正要做的事情乃是如何使杨锡麟获得群体的认同。钱穆开始留心他的优点，发现他记忆好且音色佳。于是有一天放学后把他单独留了下来，钱穆弹琴，让锡麟演唱，其“音调声节果皆祥和，温雅有致，大家赞赏”，便叫他第二天在音乐课上起立独唱。第二天，钱穆在音乐课上问：“何人愿起立独唱？”锡麟立即举手。演唱之后，“诸生皆惊，鼓掌声久不息”。一次，学校开“游艺会”，由于之前钱穆特意嘱托同仁蔡英章教锡麟唱《老渔翁歌》，因而“游艺会”当天，锡麟又“得满座之掌声”，从此，锡麟渐渐得以“迥出他人之上”。60年后，钱穆询问锡麟“毕业后事”，得知“后宅小学诸生，独锡麟一人在其同镇人口中得称道”。

    此后，钱穆又利用中国古籍中的策略（如《后汉书》中名臣治郡方法）成功转化了其他打架、欺骗和闹事诸生。他还亲自用白话为学生编写历史课本。^①通过这些教学改革，后宅小学的成绩显著提升，为后宅13所小学之最，呈现出一派好学乐教、生动活泼的景象。家长及泰伯市长皆夸其办学有方，纷纷来谢，表彰言：“君等来，校风大变，皆三师善尽教导之功。”^[1]

1922年秋天，钱穆应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职中学教师，教授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两个毕业班的国文课，这是他执教中学的开始。第二年，因为集美学校发生学潮而转任于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和苏州中学。在无锡三师的四年，他讲授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在苏州省立中学，教授最高班的国文课，并担任全校国文课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无论在哪里，他的教学总与别人不同，尤其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得到同学和学校同仁们的一致称赞。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审胡嘉当年就在苏州中学读书，他回忆道：

钱先生身躯不高，常穿布大褂，戴金丝眼镜，头发偏分，面露笑容，口才很好。讲解古文，巧譬善导，旁征博引。他的国语尽皆吴音，但音吐明白，娓娓动人。有时高声朗诵，抑扬顿挫，余音绕梁。他教国文和学术文两课程，其实学术文野是选读从古到今代表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文章。例如先秦时代，他选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讲课同时，他又讲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还教学生做笔记。我因记录详细，并参考各书引证，受到钱先生的赞赏。^[2]

正是这段辗转而充实的中小学教学时光，仿佛深邃迷濛的海洋，任年轻而富有创新意识的钱穆遨游嬉戏，让他终身不忘。当然，他也切身感受到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弊病，所以他后来所写的“痛惩旧病”的《改革中等教育议》（《大公报》星期论文，1930年4月20日）、《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四川省教育厅中等教育季刊》，1931年1月），正是在这一时期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上感知、积淀、沉思之后的真知灼见。针对当时实利主义、模仿主义的教育弊病，钱穆提出，“青年期之教育，大要言之，应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主，而传授知识与技能次之”，“普通中等教育之主要任务，实当以文化教育为手段，以人才教育为目标。换辞言之，即注重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陶冶”。^[3]这种提倡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的疾呼来自于一个乡村教师直观真实的教学感悟，更来自于一颗对中国传统文化满怀信仰、对中国前途命运寄予厚望的爱国之心。

1930年9月，36岁的钱穆由顾颉刚推荐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由此开始了他另一段光明而动荡的人生旅程。

在摸黑中渐逢光明

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从十八岁其，即已抗颜为人师，更无人来做我师，在我旁指点领导。正如驾一叶舟，浮沉茫茫学海中，四无边际，亦无指针。何处可以进港，何处可以到岸，何处是我归宿，我实茫然不知。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亦无人对我有约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

——钱穆《从认识自己到回归自己》

在18年的中小学教师生涯中，钱穆常常以未能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深造为憾，不过他深信“学问”来自“工夫”，因此，虽蛰居乡村，以教谋生，但“未尝敢一日废学”。在教学之余，他以读书为首务，遍读了《四书》《五经》《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曾文正公家训》《马氏文通》《文史通义》《船山遗书》等经典。不过最初的时候，他读书全靠兴趣，往往不能够坚持把一本书从头至尾读完。在梅村县四小教书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想起少时读过的曾文正公的家书家训来，那是十年来时时指导他读书和做人的一部书。曾文正教人要有恒，读书须从头到尾读，不要随意翻阅，也不要半途中止。他自问除了读小说，从没有一部书从头至尾通读过的，一时自惭，便依照曾文正训诫，痛改旧习。“我那时便立下决心，即从手里那一本东汉书起，直往下看到完，再补看上几册。全部东汉书看完了，再看别一部。以后几十册几百卷的大书，我总耐着心，一字字，一卷卷，从头看。此后我稍能读书有智识，至少这一天的决心，在我是有很大影响的。”（《人生十论·序》）^[4]他又效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每天清晨必读经、子之类难读的书，夜晚读史书，午间读闲杂书。夏天的晚上，为防蚊虫叮咬，他仿效其父把双脚纳入双瓮中坚持夜间苦读。正是在这样的静坐苦读中，他悟出了人生最大的学问在于“求能虚其心，心虚始能静”。如此坚持下去，“冥索逾十载，始稍稍知古人学术源流，并其浅深高下是非得失。”（《 学龠·序目》）^[5]1918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积年写成的《论文文解》一书，这是钱穆“专为指示学生作文造句谋篇之基本条件而作”的，是他生平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而这本书正是他在梅村县四小教授《论语》课时，精读《马氏文通》并模仿其体例进行创作的成果。

无锡三师是钱穆一生中正式开始从事著述的地方，他首先在这里完成了《论语要略》一书，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孟子要略》又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这些书虽是由授课讲义结集而成，他也自言“未敢遽以著述为任”，但其中的不少观点都是他多年深入研究的心得，多有创新之论，出版后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他在《论语要略》中对孔子论“直”的解释，就引起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注意。1930年他们在北平相遇的时候，冯友兰开口便说：“从来讲孔子思想绝少提及其‘直’字，君所著《论语要略》特提此字，极新鲜又有理。我为哲学史，已特加采录。”^[6]此外像发表在1922年9月16日《思潮月刊》上的《与子泉宗长书》一文，以“直方大”解释《易经》坤卦，颇有新意，深得刊物主持钱基博的推许。《国学概论》也正是在无锡三师和苏州中学教授“国学概论”的过程中完成的，1931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于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弁言》）^[7]此外他还写成《周公》《墨子》《王守仁》三书，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其早年最重要的一部“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也在这一时期大体完成。

在“私窥古人陈编”、日求长进的同时，他对当时的新思想、新学说也并非漠不关心或全盘抗拒，而是多有接触和融受。在无锡三师的时候，他经常到阅览室阅读《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各种报刊，对新思想、新学说、新动态倍加关注。有一天，在报纸上看见《东方杂志》征文，他便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一文寄去，不久即获得征文三等奖，有意思的是，文章因现实感太强，内容涉及外交机密而未能刊出。这是钱穆投寄报刊的第一篇文章。他生平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意志自由与责任》，以大一号字头篇刊登于1921年1月16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后来又陆续发表了《因果》《爱与欲》等文。甚至他还一度成为白话文新诗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在厦门集美中学任教其间创作了《爱》《自然的美》等10首白话诗，文辞浅近易懂，抒情唯美真挚。

当然，他又并非随波逐流、喜新厌旧的浅见之徒。他后来回忆到：“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师友杂忆》）比如，当时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论战”，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统一人生观；以张君励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是要靠直觉的，所以玄学是有其作用的。钱穆因此写作《旁观者言》一文发表于《时事新报》上，以“旁观者”的独特姿态参加了论战，既对科学派把科学与玄学人为对立的价值评判给予了批评，对张君励用宋明理学来力挽世风的做法表示敬意，同时又肯定科学本身的价值，提出科学家的人生观起码应具备尊重事实、对于事实的平等观和条理密察三个条件，含蓄地表明了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求真理而求真理的科学态度。

正是这种学而不厌的苦读精神和外绝声华的生命定力，为他以后一步步迈入学术殿堂奠定了扎实的学识基础，使其终能够在茫茫学海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在摸黑中渐逢光明”。

居乡不废学问之心，矢志不忘匹夫之责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钱穆的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相始终，他毕生所坚持的是整个中国的学术传统，而不是他个人的私见，所以他的治学始终充满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家、爱民族的真情。他后来多次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指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他在三兼小学时所作的第一篇文章《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即已萌发出强烈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文化意识，及至学术著作《论语要略》《国学概论》时，更是有意识地深入中国史中，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充满着“温情与敬意”“一生为故国招魂”，坚决反对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主张，与他18年的乡村教师的经验和乡土人文的体验有着直接关系。

钱穆并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浸淫于对历史的研究，在长达80年的学术历程中，孜孜以求“中国历史精神”。虽身居乡野，却心系天下，正如余英时所言：“钱穆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8]所以，无论是早期的重要论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还是后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清儒学案》《朱子新学案》等，虽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胡适等知名学人多有不合之处，但都显示了他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蹊径的精神。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广泛阅读，以通驭专，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上针对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提出一己独特的解答。这种敢于创新、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学术精神和人格精神正是他在艰苦摸索的过程中独立培养、逐渐形成并最终建构起来的，而这也是钱穆能够从小学教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内质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钱穆感情丰富，极重亲情友情。听说母亲身患胃病，他马上辞职回乡任教，朝夕侍母。听说梅村四小任教时结交的同事朱怀天多病而亡后，他亲至梅村，检其遗书，摘其日记，编攥并自印一书《朱怀天先生纪念集》，分赠当时国内各图书馆，以悼念英年早逝的亡友。在《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序》及晚年《师友杂忆》中他仍深情追思，情不能已。此外，他与吕思勉、顾颉刚、汤用彤、蒙文通等学者的情谊也格外真挚而长久。^[9]

1953年，身在台湾、年近古稀的钱穆在回忆这段难忘的中小学教师生涯时，动情地说道：

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敢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虚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宋明理学概述·自序》）^[10]

在96年的生命历程中，钱穆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也从不掩饰自己一生教授学生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为中国文化招募义勇兵。正如其所言，“人生只是一个向往，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向往的人生。”（《人生十论》）钱穆的人生是有大向往的人生，而这向往正根植于他终身难忘的“七房桥世界”，根植于他终身热爱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向往通向光明，而要真正理解光明或者说理解这位国学大师，却必须从他当小学教师的那段岁月开始。

附录一：钱穆论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为国家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若根据此项意见，则当前之中等教育实有多需改正之处。目前中等教育第一大病，在仅以中等教育为升入大学教育之中段预备教育。而大学教育之终极目标，则为出洋留学。……必以翻译事业代替留学教育，必以重新提高本国古书古文之教育价值为国家文化教育人才教育之基础，亦必有此先事，而后中等教育始有刷新之希望。

——钱穆《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1931）

附录二：评价钱穆

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马悦然

注释：

①今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中的《白话历史教科书》，就是当年钱穆在后宅小学任教时编写的历史课本。

参考文献：

[1] [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三联书店，2005:86～151.

[2] 胡嘉.钱师音容如在[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87.

[3] 钱穆.文化与教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1～59.

[4] 钱穆.人生十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9:1.

[5] 钱穆.学龠[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

[7] 钱穆.国学概论[6].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1.

[8] 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

[9] 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5～127.

[10]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M].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77: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