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里轻功最高:欧阳洪亮 张鹭 李岩：通钢“罪人”(《财经》 2010-4-26)

通钢“罪人”

　　在通钢血案发生八个多月后，2010年4月15日，51岁的纪宜刚作为“惟一凶手”被推上被告席。

　　是日下午，一审法院当庭宣判，纪宜刚因故意伤害罪被处无期徒刑。他提出了上诉。

　　此前的2009年7月24日，在吉林通钢集团“大本营”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化钢铁），上万名职工聚集反对民企建龙集团入主通钢，他们以拳脚、乱砖、石头将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宣判死刑，就地执行”。在长达五六个小时的毒打中，无人施救，陈国君最终死于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这等集体残暴需要多深的恨意？恨从何来？

　　八个多月过去了，这场万人卷入、震惊世界的群体施暴血案，又同样令人诧异地以一名通钢工人承担罪责。即使是死者陈国君的家属，亦在旁听庭审之后直言“这是一个糊涂案”，并称庭审只字不提幕后推手，还有行凶者逍遥法外。

　　法庭内外，逝者陈国君与被告纪宜刚的家属同时呼冤的场景，引成一叹。

　　是什么催生了这场血腥的群体暴力，是民营企业四年治下的逼上梁山，还是多年失宠负重的工人阶级一次积怨反弹，抑或是复杂的影子推手在幕后遥控？显然，作为“惟一凶手”的普通工人纪宜刚，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亦承担不起这份罪责。

　　在这个庞杂的利益博弈场中，民企建龙集团已抽身事外；作为内部人的通钢管理层主要领导被免职，同是利益攸关者的通化市政府高层接任；随着吉林省委省政府人事换班，代表其意志执行的吉林省国资委，致力于新一轮引资谈判；纵然血案发生，仍然未能促成一个有效的对话机制，让通钢工人参与并分享改制的成效——而陈国君与纪宜刚，只不过是这个复杂利益格局中的悲剧个体。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表述，或能解释一个羸弱工人在这场运动中突然爆发的的暴戾：处于群体中间的个体，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不过，通钢血案本身或已超越了社会心理学的范例，纠糅着现实和利益的错综复杂。

　　实际上，在纪宜刚走上法庭的两周前，通钢重启的引资谈判迎来新一轮败北，计划引入的战略投资者推延了注资计划，而微弱的现金流与繁冗的人员负担使得通钢在谈判中难有底气。

　　通钢路在何方，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血案一幕

　　与血案中愤怒残暴的形象相反，法庭上的纪宜刚始终木讷沉静，面无表情地接受着对自己的指控

　　4月15日上午8时30分，通钢血案刑事审判在吉林省通化市中院一审开庭。

　　惟一的被告纪宜刚由两名法警押解，坐上被告席。在两个多小时庭审中，纪宜刚始终背对着旁听席，留给观者一个瘦弱的背影。半年前黑色的头发，如今已是满头斑白。

　　公诉人指控，纪宜刚于2009年7月24日18时30分许，驾驶摩托车来到通钢焦化厂检修车间办公楼，在一楼门厅看到倒在地上的陈国君，从楼外捡起一水泥砖块向陈的头部击打数下，致陈颅脑损伤，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形成脑疝死亡。

　　当法官问他对指控有没有疑问，纪宜刚平静地回答：“没有。”在法庭辩论阶段，他曾突兀地问法官：“现场有录像吗？”法官回答：“没有。”纪宜刚又恢复了沉默。

　　两个多小时的庭审，大致还原了通钢血案的一幕——

　　2009年7月24日事发当天，纪宜刚排的是中班。当大批工人集会并冲击厂区的时候，纪宜刚正在家里睡觉，因为中班要工作到深夜，他需要休息。

　　庭审中宣读了一名保安的证词：中午12时30分左右，陈国君已经被打伤并困住，保安出去买药给陈国君包扎了伤口。后来，又上来一拨人，把陈国君拉出去了。陈国君说：“我跟你们出去可以，但是不要打我了。”陈国君还试图去拿桌上的手机，但手机被人摔了。

　　当日下午3点多，陈国君经历第一波殴打，暂时找到庇身之所躲了起来。居住于厂区之外的纪宜刚，此时还不知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他起床，吃完妻子做的饭菜，骑上摩托车赶去上班。

　　下午4时许，纪宜刚进入厂区，看到了一片沸腾的人群。而在另一头，陈国君的妻子已打不通他的手机了。庭审显示，此时的通钢已全部停产，上万工人和家属聚集厂区，群情激动，局面完全失控。有人情绪激昂地咆哮呐喊：“建龙滚出通钢！”有人则给示威者发烟和矿泉水。

　　5点多，陈国君女儿的同学——一名通钢子弟在现场目睹惨状后，给她打来电话：你爸爸已经没了，你要当顶梁柱。

　　庭审显示，纪宜刚在下午6时30分左右来到现场。人群中有声音大喊“打死陈国君”，有认识纪宜刚的证人看到，平常沉默老实的纪宜刚像变了一个人——他先围观被众人打砸的陈国君，继而拾起一个水泥砖朝陈国君头部拍去。

　　晚上9时许，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永远退出通钢重组。当通钢厂区燃放起烟花鞭炮的时候，纪宜刚已经骑摩托车回到大龙山的家中。事后，妻子王丽敏曾问纪宜刚，你有没有去打过陈国君？要是打了，你就赶快跑。王丽敏记得纪宜刚的回答是，“我啥事都没干，不用跑。”

　　与血案中愤怒暴戾的行凶形象相反，法庭上的纪宜刚始终木纳沉静，从头至尾没有激动的情绪，面无表情地接受着对自己的指控。

　　当日约有80人旁听了庭审，大部分是司法部门和各级政府官员。陈国君与纪宜刚的亲属分别获得三张旁听席，每一个亲属两边都坐着便装的警察；陈国君曾效力的建龙集团则有五张旁听席。

　　上午的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中午11点半不到即休庭。

　　平常凶手

　　国企职工身份带来的“保障感”，成为弱势的纪宜刚们对通钢重组改制的心结所在。这亦是通钢工人对民企建龙心生嫌恶的心理基础

　　王丽敏至今不能理解也无法相信，丈夫纪宜刚会对一个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总经理砸砖。她相信他是善良老实的人，不可能去打一个不相干的人。

　　实际上，纪宜刚在砖砸陈国君之后，若无其事地度过了近三个月。直到2009年10月16日下午3点，纪宜刚准备起床上班，门口突然闯进来七八个警察，将尚在炕上的他扑住，带上手铐和头套。被蒙着头的纪宜刚临带走之前，扭头跟妻子吼了一句：“媳妇，你放心，我啥事也没有！”

　　纪宜刚是通钢二炼的一个普通职工。据新华社简短通报，纪宜刚曾于1978年9月27日因盗窃被通化地区公安局劳动教养3年，因其劳教期间外逃被加期6个月。1982年6月20日因抢劫被通化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但在妻子和亲友的眼里，凶手纪宜刚是一个勤劳善良、尊老爱幼、任劳任怨的人。他和所有的通钢人一样，只想过平常而又简单的生活。

　　纪宜刚幼年家境贫寒，有个暴戾的父亲，母亲离家出走，他经常在外游荡，由此开始了一段迷途青春。1978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劳教三年。劳教归来后，1982年又因偷了一块塑料布想拿回家种韭菜，被人发现并发生斗殴，他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将人刺伤。恰逢“严打”，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1988年第二次出狱后，通钢招聘一批干粗活的合同工，纪宜刚因此进入通钢，开始步入正常的人生轨道。

　　次年他与妻子王丽敏结婚，第三年生下儿子。妻子王丽敏没有工作，一家三口全靠纪宜刚养着。到出事之前，纪宜刚的工资仍旧只有1000元左右。工资的一大半要供给在青岛技校读书的儿子。

　　纪宜刚身高176厘米，体重只有55公斤。因为干活多，他的两个手臂都痛得打封闭针。为养家糊口，纪宜刚种了三亩地，上班回来后，就是种地，苞米、萝卜、青菜都种了，家里不用买菜买粮食，还隔三岔五可以卖菜。

　　因为多年监狱生活和劳累，纪宜刚身体不好，曾因肠梗阻手术切掉了约一米长的肠子。

　　两度的牢狱生活在纪宜刚身上打下了烙印。邻居说他性格内向木讷，像个“蔫驴子”，但待人很好。妻子说他好，说他珍惜平常的生活，勤勉地干活，很照顾妻儿，能给她安全感和依靠。

　　在通钢厂区及周边，类似的家庭成群简居，个个家藏一本难念的经。有此背景，国企职工身份带来的“保障感”，成为弱势的纪宜刚们对通钢重组改制的心结所在。不止一位受访的工人向《财经》记者表达对于失去国企身份的担忧。这亦是通钢工人对民企建龙心生嫌恶的心理基础。

　　纪宜刚在法庭上陈述了他砖砸陈国君的理由：一是听说陈国君讲了“建龙控股后，通钢的人一个都不用”， 产生泄愤之念；其二是弟弟工伤死亡后，通钢给付的赔偿数额让其不满。

　　但不论陈国君是否讲过此话，其实早在建龙入主之前，通钢已于2005年实行全员改制。彼时35000名员工仅留岗19606人，下岗的全部买断，在职的亦与改制前的企业全部解除劳动关系，发放经济补偿，并与改制后企业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职工身份已不是原有意义的全民或国有企业职工，由“企业人”变成了“社会人”。

　　上诉与上访

　　惟一被告纪宜刚当庭提出上诉，而死者家属一直在北京吉林等地上访，他们共同的指向是找出血案的真正凶手

　　死者与被告两方家属，本是不共戴天的“仇家”，但出人意料地并未表现出对立，她们倒是步调一致地在法庭内外鸣冤诉苦。

　　纪宜刚庭审当日，当地司法部门严阵以待，大批特警与防暴警把守法院大门，甚至封锁了通往法院的主干道。

　　庭审之前，逝者陈国君的妻子桂贺芬，抱着蒙有黑纱的遗像出现在法庭门口，她凄厉而愤怒地喊着：“陈国君，你睁眼吧，看看这是公开审理吗？”两旁全副武装的警察一拥而上，将其拖走。

　　庭审刚一开始，纪宜刚的妻子王丽敏和妹妹纪宜红在旁听席上嚎哭喊冤，被法警拖走。此后，法庭波澜不惊。

　　但法庭之外不时可见紧张气氛。如纪宜刚的10多位亲属在法院大门口聚集喊冤，大批警察迅速扑上将他们架入汽车拉走。

　　当日下午3时左右，通化市中院即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纪宜刚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纪宜刚在下午的庭审中仍是长久沉默，直到听到最后的判决，他提出上诉。

　　为纪宜刚提供辩护的李四海律师，来自通化本地。他拒绝了《财经》记者的采访要求。

　　据《财经》记者了解，纪宜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仅寥寥数语：“在我砖砸陈国君之前有人已经在打砸，我砸完之后，也有人在继续打，为何只抓我一个？”

　　这正是死者家属与公众存疑之处。在通钢血案发生后，当地专案组曾发布消息称，已锁定的疑犯超过50名。官方于2009年10月18日再次通报，犯罪嫌疑人纪宜刚被刑拘，另有五名涉案嫌疑人向通化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但此次被审判的仅纪宜刚一人，当地办案机关亦未就此做任何回应。

　　在死者陈国君的妻子桂贺芬看来，当日工人暴打陈国君的理由是：“建龙控股后，通钢的人一个都不用。”不过，至今无人证实自己亲耳听陈国君说过此话。但当日的谣言四起，现场有人高呼“陈国君必须死”，此后还出现了免费发香烟、矿泉水以及安排食堂免费餐等，其幕后指挥者是谁？庭审无一提及。

　　“我只要真凶和幕后，其他什么都不要。”桂贺芬说。

　　桂贺芬一生的伤痛定格在2009年7月24日下午3时55分。那是陈国君最后给她发短信的时间，短信内容只有三个字：我没事。

　　桂贺芬当时远在吉林省吉林市，她得知通钢闹事的消息后万分担忧，收到丈夫上述平安短信息才心绪稍安。其时的陈国君，已经历了工人的第一波殴打，流着血，被保安藏在临时栖身之所。外面愤怒的暴徒在四处寻找他的下落，情况万分危急。

　　自当日下午4点开始，桂再未接通陈国君的电话，直到晚上11点半，桂贺芬在通化市医院看到陈国君时，已是一具血肉迷糊、面目全非的冰冷尸体。

　　妻子心疼的是，陈国君在吉林建龙四年，通钢三年，七年时间内没在家里过一个春节，全是跟工人一起过的，但最终却被工人打死。

　　在过去八个月里，陈国君的家属在坚持不懈地上访，他们走遍了通化市、吉林省及北京的各级部门，期盼警方缉拿所有真凶。

　　“内部人”控制力

　　建龙的入主，触动的同样是内部控制人的利益。这也是通钢事件之后延至今日仍在左右这家国企的一种力量

　　通钢血案在矛盾累积的高点爆发，最后以陈国君喋血收场，纪宜刚为代表冲锋陷阵的通钢工人显然不是获益者。

　　实际上，陈国君的家属已聘请律师，并于4月6日将通钢、纪宜刚一并诉诸法院，民事索赔4000余万元。陈的妻子桂贺芬要求，一定要把殴打陈国君致死的凶手找出来，要把幕后主使找出来，“要严惩凶手”，“这是我们的底线”。他们非常清楚，纪宜刚不可能承担任何赔偿，而矛头只能重点指向通钢。

　　回顾那场走向极端的群体事件，依旧令人产生疑惑和深思。

　　民营钢企建龙集团的进进出出，由谁做主，又触动了谁的奶酪？已然是血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建龙的进入，带来了职工的反对和恐惧是明显的，这也成为通钢血案的群众基础。2005年，通钢主辅剥离，迎接建龙入股，通化钢铁35000名职工仅余19606人。据内退职工反映，建龙进来后的通钢，对退休职工非常刻薄。建龙将在职职工收入分为基本工资和奖金两块，基本工资只有千元左右，奖金则要超过工资。内退人员退休工资是参照在职职工基本工资，因此收入很低，40年工龄的月收入也不足千元。

　　而建龙的入主，同样触动的是内部控制人的利益。这也是通钢事件背后延至今日仍在左右的一种力量。

　　通钢事件发生两周后，2009年8月7日，吉林省宣布免去安凤成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和董事长职务。

　　安凤成是通钢历史近十余年来一个不可回避的第一号人物，其在微妙时刻的去职引人关注。

　　2009年7月22日，在通钢集团总部（长春），吉林省国资委召集通钢集团领导班子开会，宣布通钢重组方案，要求几位集团高层在建龙集团重组方案上签字。集团董事长安凤成、集团副总经理鞠忠、胡品、孙玉斌等四人拒绝签字，当场辞职。据通钢内部高层称，安凤成在会场摔了一个茶杯，愤然离去。

　　此次重组，吉林省国资委和建龙方面都希望安凤成能够继续出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吉林省领导为此曾亲自动员，但为其所拒。

　　安凤成是建龙入主的反对者。此前三天，2009年7月19日，他还曾经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大谈通化钢铁的经营成就，“钢花飞溅，铁水奔流”。

　　通钢子弟出身的安凤成，对于职工对改制的敏感、疑虑和担忧，自然了如指掌。在7月22日上述会议之后，各种有意无意的谣言已经散布通钢内部，成为引发仇恨的无数火种。

　　7月23日晚，政府有关部门查获有人张贴小字报煽动第二天聚集。工人中已经在广泛流传各种传言：“建龙培训200名管理层要来接管，上万人要被一刀切下岗”、“建龙要让45岁以上工人全部内退”、“建龙征用吉林5000亩地，通钢将转移到吉林”等等。

　　在陈国君重新上任通化钢铁总经理之前，危险气息已经弥漫，但作为谈判代表的陈国君并未知觉。

　　7月24日当天，聚集抗议的人群中有人分发雪糕、矿泉水和长白山烟。中午，案发现场的食堂正常开餐，来者免费。如此有组织的群体行为，绝非普通职工所能企及。

　　陈国君只身被围困殴打，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坐镇指挥的武警公安在长达10余小时间竟未能将陈国君救出。直到吉林最高层多方权衡，最终被迫在7月24日晚9点多，宣布建龙集团“永久”退出通钢。抗议人群方逐渐散去。此后，通钢厂区迅速大规模地燃放烟花。

　　抗议事件结束仅一个小时后，通钢停工的八个高炉全部燃起了火焰，开始复工生产。在7月26日，通钢生铁产量达14916吨，型钢材2100吨，均创历史新高。

　　回溯2005年建龙重组通钢之初，在通钢集团15.7亿元改制成本中，有5.7亿元是用于职工买断身份的经济补偿金。因无力支付，通钢以股抵债的方式将参与改制员工所获经济补偿金转换为所在子公司的股权，而高管人员则获得9990万元奖励转为通钢集团约2.56％的股权，仅安凤成一人即有3000多万元的股权安排。

　　但这个9990万元奖励计划的实施，并未按照国资委文件所要求的那样，递交职代会表决形成决议。而是由管理层私下里完成了这一手续。除此之外，无任何职工再有机会在其中持股。通钢的职工对这一奖励计划至今亦不甚清楚。

　　吉林省国资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证实，通钢经营管理层于2005年末获得的9990万元奖励，后来确实作为了新通钢注册的资本金。最初，这部分2.56％的股权由通钢总经理孙玉斌代持，后于2007年9月被转至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实际上，管理层对这部分股权仅拥有有限分红权。

　　2009年7月，以增资扩股方式实行的重组，无形中摊薄了这些管理股，通钢知情人士介绍，内部人裙带关系控制通钢产业链，截留利益，导致通钢长期效益低迷，饱为职工和外界诟病，通钢改制建龙入主后，势必斩断这一黑色利益链，真正触动内部人利益。因此，通钢内部对重组产生较大分歧。而通钢高管的反对，让重组工作很不好开展。

　　建龙离场失与得

　　进退通钢之间，建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公众形象，但得到了教训，且在后续资产处置上获益匪浅

　　死者陈国君，是建龙集团派驻通钢的职业经理人。跟殴打他的大多数工人一样，穷苦出身。

　　陈国君1969年生于河北省唐山市下属的遵化市，家境普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遵化市钢铁厂，这是当地一家县级国有企业。

　　同事眼里的陈国君年轻有为，26岁担任遵化市钢铁厂二轧厂车间主任，三十而立已是炼铁厂厂长。数年后浙江商人张志祥买断遵化市钢铁厂，陈国君自此被张志祥看中，进而为张氏建龙开疆拓土。

　　张志祥比陈国君大两岁，生于浙江上虞市松厦镇，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1994年辞去公职创办忠祥实业公司，以1999年买断遵化市钢铁厂为拐点，张志祥以“前租赁、后买断”的模式进军钢铁行业，先后涉足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根据建龙集团网站介绍，到2008 年底，建龙集团成为集资源产业、钢铁产业、造船产业、机电产业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共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9.81亿元，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排名第78位，中国企业500强第158位。

　　2005年9月，建龙重组通钢，陈国君作为建龙的代表进入通化钢铁，其至血案发生时，担任通化钢铁总经理。

　　若无血案，以陈国君夫妇的薪金已是殷实之家。

　　对建龙而言，通钢血案与陈国君善后是一个微妙而不便谈及的话题。因为事态的每一步发展都将建龙捆于一起。该公司董事长张志祥两次在电话中向《财经》记者表示了遗憾，并称过去的事情不想再谈。

　　建龙另一位高层告诉记者，进退通钢之间，建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公众形象，但得到了教训，而后续的资产的处置上并非赔钱的买卖。

　　《财经》记者再赴吉林省调阅通钢的工商资料，其股权已悄然发生变化。

　　工商资料显示，2009年12月15日，通钢在公司总部十五层会议室召开该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确定建龙正式退出通钢。通钢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吉林省国资委46.94％，吉林省建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建通投资）36.09％，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4.13％，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占2.56％，其余四家小股东分持剩下的股份。

　　惟一的变化正是建龙原来所持通钢36.09％股份，已全部由建通投资接盘。在互联网上，目前还没有建通投资的任何信息。该公司于2009年11月成立，由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独资注册而成，其第一笔交易正是接手通钢的上述股份。

　　由于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也是吉林省国资委名下的独资公司，故而吉林省国资委目前实际持有通钢85.59％的股份，成为绝对的控制人。

　　据《财经》记者了解，从通钢血案发生至建龙正式退出，其间长达三个多月用于资产核算与善后处理。其大体方案基本遵循2009年3月建龙与通钢股权分立原则，即建龙将其吉林建龙钢铁公司和合资持有的矿业公司剥离。

　　上述资产分两笔，其中一笔是2005年12月25日重组时，建龙集团通过其持有的吉林建龙钢铁公司整体作价14.05亿元入股，持通钢36.19％股权；资产二是2008年10月，通钢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已升至80％左右，建龙增资8000万元合资持有通钢矿业有限公司（下称通钢矿业）股份，以此改善其负债率。

　　据介绍，通钢矿业的高价增资扩股项目，是经通钢、通化市政府特批的，旨在充实企业资本金，以增强通钢从银行贷款的能力。但对建龙而言，这是一个巧妙的布局，因为资源丰厚的通钢矿业正是吉林建龙钢铁公司的上游原料供应者，解决了后者部分“口粮”问题。在这个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的年代，稳定的原料供应对钢铁企业意义深远。

　　根据公开资料，通钢矿业旗下拥有板石矿业公司、大栗子矿业公司、通钢桦甸矿业公司、建平通钢矿业公司、敦化塔东矿业公司、吉林双龙矿业公司等六个控股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通钢矿业上述特批的增资方案，通化市工商局在工商资料中申明其保留意见。其间的交易细节与利益关联，或许只有当事人明晓。

　　“救火队长”竺延风

　　竺延风提醒通钢的管理层，一定要特别关注现金流。“如果有现金流，我们就有谈判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有说话的时间”

　　通钢血案一度惊动中央，并成为国企改制的反思样本。此后的2009年12月，吉林省高层出现大换班。其中王珉、韩长赋相继卸任吉林省省委书记、省长职务。

　　尽管上述人事变动属于正常调任，但熟知通钢改制历程的人士均清楚，王珉的调任对通钢的前景影响非凡。

　　早在2004年，吉林省委、省政府确定116户省属国有企业为改革重点，但举步维艰。改革因为人事调整很快再入快车道。2005年1月，原江苏省苏州市委书记王珉调任吉林省代省长，他曾在苏州较早地解决了1000多家国有企业改革难题，故以苏州模式为样板，试图如法炮制解决吉林国企积弊。

　　王珉上任之初，即提出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业中降到20％——当时国有经济占吉林全省总资产比重为80％。此后，有816户工业企业被要求在年内完成改制，通钢名列其中。而扩张正壮的建龙集团，被推荐为重点谈判对象。

　　建龙提出退出通钢并实施股权分立之时，2009年1月7日和2月24日，王珉曾两度前往通钢调研，其答允建龙可以退出，前提是要等找到接盘人。而在血案发生当日，王珉曾亲自打电话给时任通钢董事长安凤成，但为时已晚，命案突生。

　　熟知吉林政经环境的人士认为，通钢血案完全可以称为吉林省国企改制的一个转折，甚至可成为供中国国企改制研究的一个样本。

　　以该事件为起点，在有关“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纷纭争执中，事件已被迅速符号化，通钢本身的改制亦变得更加复杂。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原化工部部长秦仲达、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实等离退休高干及学者总计141人，以《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倡议——从通化钢铁厂事件说起》为题上书中央领导等。

　　更为偏激的是，中国工人研究网迅速编印并在香港出版了《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一书，序言旗帜鲜明《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国有情结”而欢呼》，书中录入的文章将陈国君被打死、建龙退出通钢称之为“阶段性胜利”。

　　暴烈的血案使得通钢改制遽然转身，前功尽弃。

　　在通钢时任董事长安凤成被罢黜的8月7日，《吉林日报》头版刊发了“坚定不移地推进国企改革”“从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要求看通钢的路径选择”两文，前者称“国企改革是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国企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后者则表示通钢“需要积极靠近战略投资者，加快改革重组的步伐”。

　　这或许可视为吉林官方对于平抚通钢血案负面效应，重启国企改革的一次全面表态。不过，王珉的调离使尚在半途的改制前路未卜。据《财经》记者了解，吉林省通钢改制领导小组组长的新人选，已变为吉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竺延风。

　　49岁的竺延风可谓政治新星，其2009年12月担任现职之前，曾在一汽集团工作23年，并在该公司总经理九年任内，通过一连串兼并、重组与合作，使一汽集团从早期机制陈旧的国有企业逐渐变成国内强势的汽车集团。

　　今年2月10日，竺延风在通钢调研后发表内部讲话。其提出，跟去年同期比，或跟前一段不太稳定的状态上比，通钢的经营有所恢复。而通钢官方网站可查的信息是，2009年7月份实现利润12352万元，比上月增利8073万元。

　　来自内部的估算，2009年通钢预计亏损15亿元以上，而建龙的撤离已使其负债率攀升至90％以上——80％的负债率已是银行可忍耐的上限。

　　“你们对负债率很着急，但是我最担心的是现金流问题。”竺延风在讲话中提到，通钢1月的现金流是正的，“现金流断了，马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很多原本可以拖的矛盾都没法拖延，都会集中暴发。”

　　竺延风提醒通钢的管理层，一定要特别关注现金流。“如果有现金流，我们就有谈判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有说话的时间。”

　　重组方与谈判筹码

　　无论如何争取，通钢的新重组方都无法开出建龙当时承诺的条件

　　在锁定首钢作为惟一谈判对象以前，吉林方面已遍寻买家，希望为通钢“卖”个好价钱。

　　建龙和通钢股权分立后，通钢负债率与亏损额均已惊人。随着钢铁业的新一轮困局，深陷泥淖的通钢已不堪重负，重启改制箭在弦上。

　　“重组一事现由省国资委主导，我们只是配合，主要是管好生产。”一位通钢高层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

　　在通钢新一轮的重组对象中，鞍钢、首钢下属的首控以及华菱集团都成为吉林省国资委的邀请对象，但谈判一如料想中的不顺。

　　今年1月有消息称，首钢与鞍钢已对通钢展开重组调研。其中，鞍钢已表态愿意“出资、出技术”；首钢总公司则已授意其旗下的首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首控）于今年年初对通钢展开全面调研。

　　通钢新一轮重组的主持者正是竺延风，他利用了政界与商界资源，主动将首钢和鞍钢请到吉林考察。两方的闭门会议相继发生在2009年10月，包括通钢分别对应鞍钢、首钢的高层围于一桌，主题是“了解双方对于重组的一些感性认识”。

　　在多个重组方案中，鞍钢开出了相对较优的方案——鞍钢向通钢增资25亿元左右，其中一部分用于补充民企建龙集团撤走的资金，另一部分作为增资，但前提是对通钢的持股达到50％－55％之间。

　　来自鞍钢高层的消息称，早在2009年11月上旬，鞍钢已将这一重组方案上报工信部、发改委、国资委等，并获得几个部委的支持与赞同。

　　不过，鞍钢高层证实该公司已通出通钢重组。“首钢一介入，我们就退出了。我们认为通钢的资产不好。”在今年年初，鞍钢一名主要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据相关人员介绍，鞍钢本身有线材生产线，而东北市场容量有限，通钢销售半径受到严重制约，与鞍钢重叠。加之通钢自有装备技术差，鞍钢不值得在此方面拿钱打水漂。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2008年鞍钢成为攀钢集团整体上市方案的现金选择权第三方。据当时的股价估算，此举意味着鞍钢要拿出150亿元现金为攀钢保驾护航。

　　在鞍钢之后，首钢名下的首控公司已后发制人。

　　首钢一位副总经理对媒体证实，首控公司在2009年9月开始与吉林省国资委商谈通钢重组，11月下旬形成重组方案。首控公司提出增资25亿元左右，占有通钢55％股份，此外还要求无偿划转吉林省国资委持有的股份，使其未来在通钢持股比例达到80％以上。

　　据知情人介绍，首钢对通钢的尽职调查于2010年1月5日展开，一个来自首钢的30人团队，在通钢进行了长时间考察。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首钢目前面临本部全面停产搬迁的处境，而本部以长材线材为主，这部分产能技术可以在通钢得到延续。更重要的是，《钢铁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中提到“力争到2011年，全国形成宝钢集团、鞍本集团、武钢集团等几个产能在5000万吨以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形成若干个产能在1000万－3000万吨级的大型钢铁企业”。首钢急迫收购一些钢铁企业，为的是保持钢铁振兴规划中所说的3000万吨级别大企业的地位。通钢此刻成为首钢整合做大的关键一子。

　　首钢的意向亦获得了通化本地利益的强力支持。熟知内情者称，鞍钢重组通钢，将比首控更可能危及内部人既得利益，这或许是首控公司进展顺利的原因。据传首控公司还获得了通化市政府的支持，后者有意通过重组通钢解决本地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黑洞。

　　根据吉林省政府的时间表，通钢与首钢的谈判时间计划在3月底搞完，“由于双方对某些条款意见不一致，有可能拖半个月的，看谁能咬住牙咬住劲。”一位通钢改制领导小组成员说。

　　无论如何争取，通钢的新重组方都无法开出建龙当时承诺的条件（参见《财经》2009年第17期《通钢改制之殇》）。除了注资问题，谈判僵持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1000万吨产能的分歧。

　　这一目标在王珉主政期间提出，2005年7月27日，吉林省国资委发布了对通钢《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称整体重组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1000万吨产能，并提到安排经营者和职工持股比例。

　　持股已成，产能未竟。王珉在2009年1月7日考察通钢时指出，“要坚定1000万吨发展目标不放松”，“建设通钢千万吨级规模是按照吉林省的发展实际和发展趋势来布局的，也是从通钢的发展要立于不败之地来考虑的”。

　　鞍钢要求通钢必须放弃1000万吨产能的发展目标。有关人士说到，通钢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即使生产了800万-1000万吨，也很难销售出去。首控公司对此亦未轻易答应，只表示“朝着千万吨努力”，其中300万－500万吨的产品达到同行业较高水平。

　　“我认为首钢750万吨钢能答应，因为这个条件是具备的。”竺延风在通钢内部的讲话中如此表述。

　　工人利益与对话机制

　　纪宜刚的大多数工友也许并不知道即将来临的另一重大变动——有管理层提到通钢需要成本倒逼机制，即规划750万吨钢的产能，8000名职工就够了，节余的5000人需要结构调整

　　在通钢工人的概念里，通钢和通化市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企业职工的父母官是总经理，通化市民的父母官是市长。用一位通钢职工的话说，“关起门来自成一个小社会”。

　　通钢工人所寄附的通化市二道江区地处荒僻，该城区人口9万，其中仅通钢的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就有近5万人，加上家属，整个二道江区跟通钢没有关系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家庭不止一代人都在这里出生、成长、就业、退休，完全依附于通钢。这里的消费完全取决于通钢职工的收入。

　　吉林省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在建龙集团进入之前，职工亦有不满情绪，主要指向原国企高管人员，因为他们的亲属大量安排在集团、集团公司的上下游产业。集团企业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润往私人腰包流走了。但在改制以后，困境重现，职工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转向“改制”本身及其代表者建龙集团。

　　安凤成被免职后，目前已置身深圳，鲜见其有露面。通化市原分管工业副市长巩爱平被任命为通钢董事长，而党委书记一职由安凤成的另一同事担任。作为通化市的财税大户、半壁江山，巩的任职对于处理通化市地方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对于通钢的改制来说，却平添几分复杂。

　　为加强与通钢的联系，通化市在通钢办公楼里设立了通钢协调发展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于连才曾告诉《财经》记者，“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有个口号：支持通钢、服务通钢、发展通化。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规划，也是‘围钢’经济。”

　　但在2006年6月，通钢股东会议作出决议，将公司住所从通化市迁往长春市。原本就相对独立的通钢与通化市的关系渐行渐远，而改制遗留的上访等社会问题却需通化市来做工作。

　　由此，在这场错综复杂的企业重组改制之中，吉林省、通化市、建龙、通钢管理层以及通钢普通职工都有着各自的诉求。在此多方博弈的过程之中，工人本有职代会这一传统的利益表达形式，但因控制职代会的国企管理层对改制的不配合并未召开。

　　在改制中被边缘化的工人，在沟通渠道缺失的背景下不解内情，将主人翁身份的失落感、工资待遇的被剥夺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归咎于早已向省政府承诺“不裁员、不减薪”的民企重组方。

　　而惟一一次平等表达的机会，却以陈国君40岁的生命为代价。换得终生刑枷的纪宜刚和工友们以极端残暴的方式成为了血案凶徒，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意味着什么，促成或摧毁了什么。

　　通钢内部一位员工告诉《财经》记者，通钢曾多次召开职代会等会议，由员工投票决定谁来重组，“他们已认同首钢进驻，目前通钢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但在纪宜刚身后，他的大多数工友也许并不知道即将来临的另一重大变动——有管理层提到通钢需要成本倒逼机制，即规划750万吨钢的产能，8000名职工就够了，结余的5000人需要结构调整。

　　竺延风亦表示，如果按首钢750万吨钢倒推，所需职工人数为8000人，另外5000人需要在产业链与市场中消化。“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链才能消化？而且将来的竞争力也能上去？”他将问题抛给了通钢管理层。

　　但是，陈国君付出的生命代价，并未促成一个长期有效的对话机制产生，通钢内部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例如工会、职代会或其他）仍未能脱离经营者控制，成为能够真正表达工人诉求的自主性组织。5000名职工的去向会否是下一个定时炸弹，无人回答。■

打破国企改革的“效率幻象”

　　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被愤怒的职工围殴致死。八个多月后，当时曾用一块水泥砖拍向陈国君头部的通钢普通职工，年过半百的纪宜刚，作为惟一被告，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这样的判决对纪宜刚是否公平？他的家属已经提出上诉；这样的判决能否让地下的陈国君满意？他的家属已经在上访。

　　就在法庭审判背后，时间并未因陈国君之死而停止。遭遇重创的民营企业建龙钢铁虽然退出，但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新的并购主角——国有钢铁企业——已经加入，围绕着通钢进行着复杂的利益博弈，要让通钢尽快完成改制。这样的努力是否太匆忙了一些？

　　通钢改制至少涉及五方权力、权利与利益主体，而各方的诉求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

　　第一方，吉林省政府。通钢的改制被该省列入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似乎从一开始就由省级机关主导。因为，通钢改制决定着该省钢铁工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基本布局，因而省政府倾向于尽快完成改制，扩大产能。

　　第二方，潜在的并购者。不论是谁，它都希望尽可能压低并购价格，尤其重要的是，控制未来的人力成本，缩减职工数量。而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借助权力。

　　第三方，通化市政府。通钢是该市重要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来源，尤其重要的是，该企业职工及其家属占该市人口相当比例，企业的剧烈变化可能对通化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冲击。基于这种考虑，它也许并不希望匆忙推动改制，且有可能倾向于有限度地维护职工的权益，尽管它同样希望这个企业创造出更高产值。

　　第四方，通钢原高级管理层。他们长期服务于该企业，自然在其中积累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形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改制如果由通化市主导，他们可能会积极配合，因为他们在本市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由吉林省政府主导的改制，却未必能仔细地照顾到这些人的权力和利益。

　　第五方，通钢上万工人及其家属。他们的生计完全依赖通钢的工作，而改制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身份。国有企业职工身份隐含着政府对职工福利的一份保障承诺，一旦丧失这一身份，承诺自然落空。即便并购方承诺职工当下无须下岗，职工也不敢排除未来被下岗的可能。正是这样的担心、恐惧，引发了去年7月的狂暴事件。

　　由此可以看出，上述五方与通钢的利害关系趋向于加强。再看各方在通钢改制谈判中的参与权，却呈现相反趋势。也就是说，在通钢改制过程中，各方的权利-利益与权力-权利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失衡状态：利害关系比较强的各方，参与改制谈判的权利、能力却相对较弱。

　　正是这样的企业改制之制度框架，导致了去年的悲剧。但现在，有关方面仍继续用这样的制度框架，匆忙推进通钢的改制进程。

　　此一事实让人们不能不沮丧地承认，诸多官员、企业家过分缺乏学习能力。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开始，由于内部人控制与忽视劳工权益，这些改制措施当时就曾引起相当程度的社会骚动。

　　2003年－2004年，围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学界、舆论界又曾爆发过一场影响广泛的争论。争论的起因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权力主导、内部人控制、自卖自买、忽视劳工权益等现象，这些现象让很多民众对市场化产生了幻灭感，有人甚至说，改革共识由此破灭。

　　仅仅为了挽救市场化的声誉，国企改制也须另建制度框架。必须建立公开而广泛的决策参与机制，尤其是让职工可以参与改制方案之制订过程。不错，从政府和潜在并购方的角度看，职工参与改制决策必然增加谈判与改制的成本，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改制甚至可能搁浅——在中欧就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国有企业改制本就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不应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进行算计。

　　国企改制的理论设计与过去进行的操作实践，过于迷信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效率概念。问题是，如同詹姆斯·布坎南所反问的：如果没有能够保证各方自愿交易的制度框架，效率从何谈起？

　　国有企业改制既然涉及利益的巨大调整，那么是否搭建了一个让利害各方平等参与的博弈平台，就是改制是否实现效率的重要判断指标。

　　如果没有公平的谈判、博弈，地方政府和并购方从匆忙进行的失衡改制过程中得到的只能是“效率幻象”：并购方以为捡了个大便宜，但它很可能要在某个环节付出巨大代价；地方政府以为可以获取政绩得分，实际上可能埋下了不满的地雷。

　　民众之所以对过去20多年来形成的财富格局多有不满，一项重要的刺激因素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之不公平。

　　今天，处于强势地位的各方，再也不应当刺激民众的这种情感了，人们普遍的不公平感随时都可能淹没繁荣。■

　　作者为本刊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