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公馆:郑也夫：知识分子之自觉 (2)

郑也夫：知识分子之自觉 (2)

　　最后小结一下讲过的内容。我们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是我们自己。无用之学从来是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的前身是巫、祝、卜、史，是占卜的，搞宗教活动的，做记录的。当时，他们的作用似乎不太要紧，他们在打仗前为人占卜似乎没有士兵的长枪厚盾有用，可正是这些人的占卜和记录中，完成了一个民族文字的产生。当初似乎最无用的东西，产生了最大的后果。正是这些当时似乎没用的人为后来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潜能和方向。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是专家，另一些人还会关心公共事务，这是性格所致，但是在分工加剧的今天，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更加稀缺和宝贵的人才资源，应该爱护。知识分子群体在进一步分化，甚至他们将终结于专业化。

　　十几年前我写出了“知识分子研究”这样一部书，去年才得以出版，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研究，因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工更加细致，其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大，教师、工程师、医生，记者、管理者，等等，他们的差异甚至高于共性。你可以分门别类地研究这些职业人。总体的知识分子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只是因为我曾经研究过知识分子，时下的一些说法激发了我的一点冲动，有感而发，做出以上发言。谢谢大家。

　　答同学提问

　　问：你说你年轻时有囚徒困境的感觉，什么时候摆脱了这个感觉，成熟起来，标志是什么？大学是不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我感觉这里在将我培养成一个技工，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使我们不被培养成技工？

　　答：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是不自信的，面对的都是享有巨大政治资源的话语，怀疑它们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再说也确实有危险。所以当初交换思想是在极其稀少的一两个人间进行的，像密谈、搞特务工作一样。其实就是交换思想。那段记忆真是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思想是在那种状态下发育的。久而久之，此消彼长。我们的思想在壮大，被怀疑的对象越来越成问题，慢慢地觉得自己可以胜任一些问题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成熟了。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缺少了任何一个支点都是脆弱的。只有后者，最终会走向浅薄。只有前者，探索社会问题时往往动力不够充沛。

　　吴清源一生带的弟子非常少。其中一个弟子是林海峰。吴最初就对林说：现代围棋与古代大不相同。古代有一些秘诀，除了弟子学不到。现在拜师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没有棋谱是保密的，都是公告天下的。因此现在拜师没有古代那样要紧。古代如果你没有跟随毕达哥拉斯，就不知道他们派别的东西，就真的相差很多。现在不管你在哪个学校，学问是共享的，那些思想资源、人格资源就在前面，没有边界。这些人有的是古人，有的是洋人，不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就一定比你有优势。环境可能不同，但是共同的资源更多。越是读劣质的书，自己就越矮化，读伟大的、经典的著作，自己就升高，这都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每一次选择，要打大鱼，不打小鱼小虾。

　　问：人生是短暂的，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第一，人生短暂你没有资格说。第二，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问题，没有一个公式、公理通告所有学生。选择做什么，一是兴趣使然，二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爱因斯坦说，要在一堵墙的最厚的地方打一个洞。要是人人都这样就坏了，很多人饭都吃不上了。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没有一定之规。

　　问：您做了很多研究，却一直坚持不申请社科基金，能谈谈原因吗？

　　答：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我有病，精神上有洁癖。我觉得评研究基金不干净，不公正。所以我早就退出了。后来调到新单位，还是动员参加申请，说资金多是系里的荣誉。为此我破例参加，报了个题目，被人家批得体无完肤。以后我的研究出了书，就是《信任论》，被多家报纸评为2002年优秀学术著作。有一次，我和边燕杰教授聊天，很巧南京大学周晓红教授推门进来加入聊天，他说：你的项目我是评委，别的评委都不同意，我说不管郑也夫报个什么题目，把钱给他，他的研究不会差的，但是人家坚持不给。我认为，要评上就要托很多人。这事我做不来。有的人我本来就没看上，更不会求他帮忙。第二个原因，搞社会科学其实不需要多少资金。有些调查需要资金，但是没钱可以做没钱的活。科研是很微妙，和做工完全不同，重要的是选题。题目不是一上来就能选好的，需要推敲，有时要掂量很久。如果申请到了资金，也就约束了自己，不能再换题目了。我这个人忠实于自己的兴趣。昨天愿意干，明天不愿干了，就不干，没有钱有自由。他们有了基金，不能随意变换。阎云翔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活做得好，什么原因。我说，活一般，您恭维了。他说：啊，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是的，没项目、没钱，但我有自由。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自由。给钱，给个观点，让我做，没门。在自由的前提下，有钱很好。不自由，有钱，不行，绝对不行。我比很多人幸运得多，我保留住我的兴趣和自由。

　　问：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发挥出费边社那样的影响？

　　答：有一些人在这样做。北京的天则研究所似乎是中国最像费边社的。我希望他们坚持按照这个路数走下去。也就是坚持和政府合作，同时保留自己独立的立场。不做反对派，坚持出好主意，但不是为政府的主张作注脚。费边社的一个观点是，你有一个好想法，对方是可能接受的，不要认定对方保守、反动。当然费边社存在的条件也是很苛刻的。其中很多人是贵族出身，和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条路不是人人都能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