氕氘氚互为什么关系:孔子和红歌的艰难任务

刚刚看到央视推出第一部视频《论语》，几位宽衣博带的古人，操着当今标准汉语讨论着我们大多早已耳熟能详的经典话语——仁义礼智信、人之初性本善等等等等。
　　又得知（某省？全国？）要进行为期4个月的红歌赛。

　　我完全能理解上面的用意，世风日下，需要用一些东西来整合上上下下的精神文明。但是恐怕，无论是孔子还是红歌都起不了这样的作用。
　　首先，要搞精神文明得弄清楚：先教育谁？老百姓小偷小摸的自然有、搞赌博搞女人的也有，但是危害最大的不是无权又无势的老百姓。他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很重要，下面再说。而大贪官们的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他们比谁不更清楚应该怎样做？他们搞贪污受贿，难道是因为不懂得贪污受贿不对？他们想必也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大概不必通过学孔子和唱红歌来明白这一道理吧?
　　所以，看来孔子也好，红歌也好，是为了教育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但这种做法恐怕是难以奏效——

　　但凡一种东西能使千万人倾倒，是用不着领导们费尽心思去大力鼓吹的。 本人与共和国基本同龄，是唱着红歌过来的。从《雄赳赳气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社会主义好》到《打靶归来》、《洪湖水浪打浪》、到《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甚至《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根本不用靠比赛拿奖来激励。我们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不管有没有好的歌喉，越唱越有精气神。那是那个时代的精气神。上了年岁的老头儿老太太，即使不唱这些红歌，也有那么一股精气神。换句话说，红歌是那个时代精气神的反映。
　　红歌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我们完全信任着一大批共和国的创始人，完全信任着执政党。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信任，因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因为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和大家同甘共苦。比如我的父母都是国务院下属的“部”机关干部，但部机关一直就在一个不起眼的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府里、寺里，门口甚至没有警卫只有传达室。我们的家则几次住在大杂院里。后来有了机关的宿舍大院，部长、司局长、科员们同住一起，也没太大区别。身为粮食部的干部，我们同样凭粮票、粮本排队买粮，照样饿得浮肿。我的同学中有中央最高一级首长的子弟，但没见谁干了触犯法规的事还说“我爸叫李刚”。总之那时即使有特殊化和腐败，也数量极少极少，所以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见。那样的社会本身，就让人们有股子精气神，大家相信跟着党，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如今是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清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旧话居然是这些年才领会到。省市县机关都是当地最气派的建筑，他们需要哪块地方，只需拿来就是了，至于银子，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贪官们拿着大笔的赃款逃到国外，“不贪”的官们子女们也都去国外。在这样的气氛中再唱红歌也唱不出精气神来。唱一唱就能解决贫富差别？就能解决房价飙升没商量？

　　凡是一种东西能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或者能给大家带来看得见的利益（比如共产党从1949年前就开始发给贫下中农土地，上学花不了什么钱），或者就得很神秘。我这样新中国的同龄人，我们信仰着共产主义，是因为我们被教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台湾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榜样、我们的理性指导我们去为解放他们而奋斗，哪怕流血流汗。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见过、也不可能看见那些生活在已经日暮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老百姓是什么样子的。红歌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讴歌，为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讴歌。可是蒙在它们身上的神秘面纱已经揭开了。连我们的党都不提共产主义，而改为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红歌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至于我们的执政党的各级官员，现在需要的不是为它讴歌，而是更有力的监督。
　　毛泽东一旦走下了神坛，他的话就不再可能是最高指示，不再一句顶一万句了。又何况孔子呢。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好老头，当年车马劳顿，劝说一个个国君守周礼行仁政，可有谁听他的，他老人家只好自嘲为“丧家犬”，回家老老实实办教育。而那帮国君们原来干嘛还干嘛。一句话，他孔老夫子没有什么杀手锏，改变礼崩乐坏的现实。更何况从五四以来他又一再被批判——因为他明明说过许多理应批判的话嘛，比如……比如……我就不在此啰嗦了。他既不是完人圣人，也不是神仙皇帝，仅仅是一位可尊敬的长者，我们又怎么可以指望由他来统领我们21世纪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思想，荡涤现存的污泥浊水呢。

　　最后再举个神秘与信仰的例子。众所周知基督教在西方有很多信徒，比如美国。有专家说，基督教对净化人的心灵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且不说那些披着宗教外衣、专吃宗教这碗饭的上层神学“工作者”们——实际上许多基层的教徒们的确善良、热心。以至不少留美学子们在那里待上一段都有信教的冲动，但是他们说：“想信，可就是信不了。”因为多年的教育，我们已经知道宇宙里没有上帝，世界不是耶和华用7天造出来的，女人也不是男人身上抽下的一根肋条变的。对我们来说，现代科学早已撕去了宗教的神秘面纱，因此基督教很难在赴美的中国留学生头脑里扎根。有人会问，那么作为美国民众，就那么相信《圣经》里的传说？我认为不是，他们之所以一直“信”教，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受洗礼，即使长大后学习了科学文化，仍然愿意待在那样一种氛围中，更多的是和遵守同一种教义的人们的一种社交活动。正像我们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们不是非得研究完马列主义才入党一样。但是对外来的、新接受基督教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会先做理性的取舍。
如果作比较的话，在20世纪的中段，国人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很像是一种宗教。对宗教的信仰，就信众来说多少是盲目的。
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受各种各样思潮的冲击，不再轻易盲目相信什么，这未尝不是好事。用什么来填补这方空白？唯有理性。而达到理性的途径，只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大家都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不搞禁区，去掉敏感字符这样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