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艺术家crow:粮票的故事

何申

1976年秋我被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转粮食关系时，我注
意到定量由当学生时的三十二斤，变为每月二十九斤。我问为什么，
回答说教员是干部，是脑力劳动，没资格高定量。对此，我很紧张。
我身强体壮，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顿就能吃下去。于
是，我赶紧给天津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半个月后，救命的粮票寄来了，我进食堂才胆壮一些，才敢站在
圆桌边上吃。先前都是端回宿舍，怕守着售饭小窗口控制不住自己，
当知青时有米一锅有菜一灶的作风很难改，一放开肚皮就全不顾了。
每当我拿着粮票换饭票，拿着饭票、钱票丢排队买饭，我心里最羡慕
的就是伙房大师博了，他们可以在旁人吃完之后，守着一大洗脸盆菜
可够吃。馒头在大笸箩里，跟抓地里的石头一样方便。我心中忿忿不
平，我虽然是教员，但经常得去地里干活（当时党校干校合一），伙
房师傅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凭啥定量高，交的少，还随便吃？于是，
我很想改行当大师傅。后来，食堂管理员用十几斤粮票做诱饵，把一
个女打字员给勾引上了。气愤之余，断然打消改行的念头，宁愿吃不
饱，也当教员。当时大讲精神变物质，我教哲学，备着课肚子叫，就
在稿纸上画粮票，一斤拾斤到一百斤（我自己设计的），画成一摞一
摞的。教研室主任问你这是干啥呢？我说我正琢磨精神变物质的过程
呢。
我的一个男同事，人长得不咋样，个子矮，脸上还有点扁麻子。
可他的媳妇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粱，比他还小十来岁。我问你
咋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六十斤粮票。低指标那年他从部队农场复
员，手里有粮票，他给女方家六十斤粮票，事就成了。估计他说的是
真话。三年困难时期，六十斤粮票可是好东西呀，比后来的冰箱彩电
贵重多啦，兴许那就能救一家人的命。
他问我准备在哪搞对象，我说就得在承德这搞了。他说那你得攒
点粮票，一是万一女方家大人多，都能吃，你有粮票才能买点心啦馒
头啦给人家带去，显得你挺大方，人家吃着也实惠，丈母娘还会认为
你是过日子人；二呢，你娶了媳妇就有了家，熄妇就得怀孕，怀孕的
妇女吃俩人的饭，你还不能总给人家喝粥，否则孩子都受影响。
我那年二十七啦，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于是，我下决心，起码
在搞对象前攒六十斤粮票。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嘛。老人家早有这
话，咱原先没领会其中的深刻意义，得抓紧落实。
那时候，家在农村的干部手里的粮票并不很紧张，据说是家里往
粮站卖粮，就有了粮票。我不行，我家人全在天津市，全靠粮本上那
点粮食，支援我也很有限。我这个人又不大爱交往，有空就看书，也
没有一位粮票富裕的朋友。思来想去，觉得只能靠发扬愚公移山的精
神，处理好哲学上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去解决粮票问题。所谓内因，
就是肚子内部需求太大。解决这个没别的法儿，只能控制，对它实行
“专政”，不许多吃，逐渐减少需求量；所谓外因，就是利用一切机
会，遇到不要粮票的东西，尽量多吃。比如去地里干活，偶尔食堂也
会白给一顿高粱米饭，那就不客气了，就放开肚皮猛吃。另外，就是
一旦有便宜菜，也要抓住机遇不放过。有一阵闹口蹄疫，这是很厉害
的传染病，食堂忙把猪宰了。两毛钱一份炖肉，牌子挂出来，谁都不
敢上前买。我想我爸说过，说我母亲连着生下五个女儿以后，我爸找
人算了一卦，卦上说你别着急，你子贵妻贤。既然我命挺贵，估计这
肉不会害着我。我上前就买了两份，吃得那叫香。吃完啥事也没有。
慢慢地，我手里就攒了三十来斤粮票。为了加快实现目标，我又买了
个煤油炉子，自己做一点吃，既省，吃的又舒服。后来做上了瘾，弄
得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有一天晚上停电，我和另一个教研室的女同
志合伙做面条，正擀着呢，进来一位二五眼的学员说，你们两口子做
饭呢。把我们弄得这叫难堪。那女教员男人是解放军，在部队上。那
阵儿党校抓了好几起作风问题。我吓坏了，那是军婚呀！可不能为攒
粮票叫人怀疑上。打那儿，我又回食堂吃了。
攒足了六十斤粮票，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我记得和我爱人刚
见面时，也没啥话可说。没话找话，她说看你这身体，一定挺能吃。
我马上掏出抽屉里的粮票得意地说，放心吧，我有粮票，你家需要不？
我爱人笑了说，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够吃，我可以帮助你。我一
听心里这个难受哟，早知道你有粮票，我受那个罪干啥。说完我就去
食堂，买了五个馒头两份菜。同事说你不过啦。我说我不能光讲辩证
法了，我得讲讲唯物论啦……
二 前几天整理东西，从一本旧笔记本里掉出来几张1966年版五公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和1990年版10公斤的“新乡市细粮卷”，被在旁边玩耍的小孙女发现了，好奇地问我：“爷爷，这是什么钱啊这么小？”看着手中略带油腻的几张粮票，顿时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
是啊，这些曾经引以为豪的全国粮票，这些曾经压得住心火的小纸片，对于所谓的 “90后”而言，诸如粮票、布票、油票等概念可能闻所未闻，而对于经历过80年代以前的人们，那是一个回忆起来苦涩的年代。当年轻人在超市中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很少有人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了鲜明烙印。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天灾人祸，出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都为吃饭发愁。
那个时期，国家按照年龄、性别和职业状况，确定每人每月的粮食标准。一般规定有三分之二是粗粮（即玉米面、红薯面、高粱面），三分之一是细粮（即大米、白面），因此，就需要用“粗粮卷”、“细粮卷”来区分，至于大米，也只是到春节时粮站才能限量供应给一点。另外，对食用油、白糖、肉、鸡蛋、肥皂等副食和日用品，也要凭票定量供应。那时，人们对粮食的仔细，一方面源自节俭的传统和对饥饿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家限量供应的政策。在那个粮食市场尚未开放的年代，人们只能用粮票来换购定量的粮食。
记得1960年，我曾在现在的人民医院南边墙外的康复街居委会食堂吃大食堂饭，每天放学就早早跑回食堂帮炊事员阿姨往房上运煮好的洋白菜（晒成干菜慢慢放着吃），炊事员阿姨对我的最高奖励，就是给我几个煮熟的洋白菜根充饥，已经使我感动的没法了，因为吃了它可以充饥，可以少买点饭节省粮票。那时的粮票，的确属于奇珍。
在那个年代里，对于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来说，所谓“粮食关系”是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的。如果你调到另外一个城市，除了需要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否则，你就无法吃饭。
如果你要出差去外地，不仅需要准备钱，更重要的是准备粮票。由于全国各省市的粮票都不相同，并且不能流通，所以到外地去时，必须用本地粮票兑换“全国通用粮票”。这种“全国通用粮票”，简直就是“硬通货”和“外汇”，仅用本地粗粮票是不能换到的，需要搭配细粮票和油票，才能换到，而且还需要单位开证明。坐火车的旅客，凭长途车票才能买到两个不要粮票的烧饼，可谓如获至宝，忍着长途跋涉的饥饿舍不得吃，因为这是最珍贵的，偶尔的，期盼的上等点心，总要带回家里让全家分享。
吃不饱饭，人们不断的想办法，什么代食品一类的就出现了。麸皮、谷糠算好的，还把玉米轴碾碎了，连同菜叶掺合着吃，当时“糖精”可是大有用武之地，难以下咽的东西放上糖精改变一下口味。秋天来了，粮站开始供应红薯、大豆之类的杂粮品种，好在一斤口粮可以买三、五斤，人们的肚子总算可以填饱了。中学生每次到农村参加秋收，村里招待这些正在成长中的学生，就是红薯面窝窝头和能照到人影的红薯面稀汤。干活到半晌实在饿得没办法，生萝卜、生玉米、生豆角，都会偷偷的弄点来吃。秋收结束步行回校时，老师还要求每个人必须背回来一大包单棉花叶子或水红花，交到学校的食堂，掺在做的汤面条中。
记得上中学时，有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冒着小雨步行回离城10公里地的老家，路过八里营村南头，看到一棵直径约15公分的小榆树翻倒在地上，本来很胆小的我看看四周无人，慌忙掏出书包里装着的削铅笔的小刀，将榆树皮扒了个精光，卷起来带回了家里，把我母亲感动的掉眼泪。因为有了这些榆树皮晒干后，与别的粗粮掺到一起，可以增强面的韧性、粘性，有母亲给我做的这些带回学校、匀着每天吃的干粮，又节省了我不少粮票。
小小的粮票，的确蕴藏着许多酸楚的故事……
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制度，这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转身，终将各类票证送进历史的橱窗。粮票——这个伴随了我们三十年的奇珍，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收藏品，被放进了纪念册里。
看着手中发黄而略带油腻的几张粮票，颇有几分忆苦思甜的心境。它们承载了国穷民困、苦挨硬挺的艰难岁月，也见证了国富民强、自信自立的美好愿景，粮票成为了历史，也成就了历史。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粮票，确实是幸福的。不过，看到餐馆里吃不完而倒掉的美味佳肴，又觉得一些人是幸福得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