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酸埃克替尼片自费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下) 萨缪尔.亨廷顿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西方的普世主义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当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对增强、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之时，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也随之增强。因此，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并因此加剧了这种木协调。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词已成为一个委婉的集合名词（代替了“自由世界”），它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例如，西方正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西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且将自认为恰当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然而，任何非西方国家的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会得到财政部长们和少数其他人的支持，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对它的评价都是不利的。他们会赞同阿尔巴托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描述：“一群热衷于夺取他人钱财、将不民主和相异的经济政治行动规则强加于人、压制经济自由的新型布尔什维克。

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与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

取得政治独立之后，非西方国家便希望摆脱西方对其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控制。东亚社会在争取与西方经济平等的道路上进展顺利，亚洲和伊斯兰国家正在寻求与西方取得军事平衡的捷径。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对自身文化的日益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是一种困难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的性质及其对抗的程度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它们可以归为三类。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于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介乎于上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因为这三个核心国家时而与挑战者文明站在一起，时而又与西方站在一边，“摇摆”于以西方为一方。以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权力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由于伊斯兰世界缺少一个核心国家，因而其各个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差异。然而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反西方浪潮，其标志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穆斯林国家的政权从亲西方向反西方的人手中的转移，一些伊斯兰集团和西方之间的准战争，以及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过的安全纽带的削弱。造成一些特定问题上差异的，是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塑造世界的未来之时，相对于西方而言，这些文明将起什么样的作用？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预测，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携起手来抵制西方的支配权。在一些地区，这一现象确已发生。然而在最近的将来，反西方的全面联盟似乎还不会形成。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它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人权和经济问题，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从属于这两个文明的国家携手发展其军事能力，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以此来抗衡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到90年代初，出现了以中国和北朝鲜为一方，在不同程度上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为另一方的“儒教-伊斯兰教联系”，它们在上述问题上联合起来对抗西方。

这些使西方和上述其他社会产生分歧的问题在国际日程上变得日益重要，其中有三个问题关系到西方的努力：1、通过不扩散和反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政策保持其军事优势；2、施加压力要其他社会像西方一样尊重人权并实行民主制度，以此来推广西方的政治价值和体制；3、限制非西方国家移民或难民的入境人数，以保护西方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种族的完整。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里，西方在反对非西方社会以保护自身利益时已经并可能继续遇到困难。

武器扩散

军事能力的扩散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更为富裕之时，其军事实力也变得更加强大，伊斯兰国家最终也将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俄罗斯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它也会是如此。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许多非西方国家从西方各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得到了先进的武器，并建立了自己的精密武器生产设施。21世纪初期，这些进程还将继续下去并可能加速。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将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国和法国帮助的美国——具备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内，西方与非西方常规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是西方占压倒优势。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们认为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已经成为或渴望成为在区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地希望得到这些武器。这些武器首先可以使它们在本文明内和地区内控制其他国家，其次可以使它们具有威慑美国或其他外部国家对本文明或区域干涉的手段。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推迟两三年，直至伊拉克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他就很可能占领科威特，并极有可能占领沙特的油田。非西方国家从海湾战争中汲取了明显的教训。对北朝鲜的军人来说，这教训即是：“不要让美国人集结他们的军队，不要让他们动用空军，不要让他们获得主动权，不要让他们打一场伤亡极小的战争。”对一位印度高级将领来说，这个教训甚至更为明确：“不要和美国人打仗，除非你拥有核武器。”
整个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们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教训，因为他们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推论：“如果你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会与你开战。”

劳伦斯·弗里德曼指出：“与通常的强势政治不同，核武器事实上加强了国际体系四分五裂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以往的大国所起的作用正在减弱。”因此，对于西方来说，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冷战期间的作用正相反。正如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所指出的，核武器在当年弥补了西方与苏联相比在常规武器方面所处的劣势。它们是“平衡器”。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拥有“无与匹敌的常规军事力量，我们的潜在对手则可能拥有核武器。结果被平衡的是我们自己”。

因此，俄罗斯在其防务计划中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于1995年计划从乌克兰购买洲际导弹和轰炸机，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美国的一位武器专家评论道：“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自己在50年代指责俄国人的那些话。现在是俄国人在说‘我们需要核武器来弥补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劣势’。”另一个反过来的相关事例是，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威慑目的而拒绝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为了使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具有新的威慑作用，1993年俄罗斯宣布放弃前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与此同时，冷战后的中国在发
展其有限核威慑战略时，对它于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提出了疑问，并开始降调。当其他核心国家和地区强国获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也可能效仿它们的举动，尽量扩大其武器对西方针对其常规军事行动的威慑效果。

核武器还可能更直接地威胁西方。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可达到欧洲和北美的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北朝鲜、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在扩大其导弹的射程，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也可能拥有直接打击西方的能力。此外，核武器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运载。军事分析家对诸如恐怖主义、零星游击战这类强度很低的战争，到有限战争、动用大规模常规武器的更大的战争，直至核战争的暴力范围作了界定。历史上，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即那些不拥有常规军事力量者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也成了弱者弥补常规力量劣势的手段。过去，恐怖主义者所能进行的只是有限的暴力活动，在这里杀几个人，在那里摧毁一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需具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然而，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少数恐怖主义者将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恐怖主义和核武器分别是非西方的弱国手中的武器。一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国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在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巴基斯坦，也许还有北朝鲜，拥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至少是快速装配核武器的能力，它们还在研制或购置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更远的导弹。伊拉克曾具有不可忽视的进行化学战的能力，并为获得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作过巨大的努力。伊朗制定了一个研制核武器的庞大计划，并一直在扩大其运载核武器的能力。1988年，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宣称：伊朗“必须用进攻性和防御性及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全面武装自己”。3年后，伊朗副总统在一次伊斯兰会议上说：“既然以色列继续拥有核武器，我们穆斯林就必须合作生产原子弹，而不顾联合国防止核扩散的努力。”1992年和1993年，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伊朗正在寻求获得核武器；1995年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明确地指出：“今天伊朗正在不顾一切地研制核武器。”其他穆斯林国家据说对研制核武器也有兴趣，其中包括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依照阿里·马兹瑞富有诗意的说法，“新月悬挂在蘑菇云之上”，除西方之外它还会威胁到其他国家。伊斯兰最终会“与其他两个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及政治化了的犹太教文明——一起玩核轮盘赌”。

武器扩散一直是儒教-伊斯兰教联系的最为密切和具体之处。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转让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备严密的秘密核反应堆，表面上它是用于研究的，但西方专家们普遍认为它具备生产钚的能力；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CSS- 2中程导弹；向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北朝鲜提供核技术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规武器。除此之外，北朝鲜在90年代初经由伊朗向叙利亚提供了“飞毛腿C导弹”，此后又提供了这些导弹的机动发射架。

儒教-伊斯兰教军事联系的中心环节是以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北朝鲜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1980—1991年，中国武器的两个主要接受国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70年代起，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发展了异常密切的军事关系。1989年，两国签署了在“购买、联合研制和开发。共同生产、技术转让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向第三国出口方面进行合作”的10年谅解备忘录。1993年又签署了一个由中国为巴基斯坦购买武器提供信贷的补充协议。结果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几乎所有种类和用于各军种的武器”。中国还帮助
巴基斯坦建造了生产喷气式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导弹的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为巴基斯坦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据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浓缩用的铀，为设计导弹提供咨询，还可能允许巴基斯坦在中国的试验场上爆炸核装置。中国此后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为300公里的M－11弹道导弹，从而违背了对美国作出的承诺。作为回报，中国从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毒剌式导弹。

到90年代，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并在1989年成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中国还对伊
朗公开声明的获取核武器的努力给予了积极的合作。“中国-伊朗合作协议草案”签署之后，两国于1990年正月达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合作和军事技术转让的10年谅解协议。1992年9月，拉夫桑贾尼总统在伊朗核专家的陪同下访问了巴基斯坦，然后去中国签署了另一个核合作协议。1993年2月，中国同意在伊朗建设两个300兆瓦的核反应堆。在执行这些协议时，中国向伊朗提供了核技术和核情报，帮助伊朗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浓缩装置。1995年，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中国同意
“终止”（根据美国的说法），或“中止”（根据中国的说法）出售这两个300兆瓦反应堆。中国还是伊朗导弹和导弹技术的主要供应国，包括80年代后期通过北朝鲜提供的蚕式导弹，1994－1995年提供的“几十或者几百个导弹制导系统和电脑化机械装置”。中国还许可伊朗生产中国式的地对地导弹。北朝鲜也协助援助，向伊朗运送了飞毛腿导弹，帮助伊朗发展自己的生产设施，1993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为600英里的诺冬I型导弹。作为这个三角关系的第三个边，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领域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巴基斯坦为伊朗培训科学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于1992年11月达成了联合进行核项目的协议。中国为巴基斯坦和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广泛援助，这证明这些国家相互承担的义务和合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水平。

表8.1　中国在1980－1991年间的部分武器转让

 ┌────────┬─────┬────┬───┐┬─────┐

  │　　　　　　　　│伊朗　　│巴基斯坦│伊拉克│

  ├─────────────┼────┼───┤───┤ ───┤

  │主战坦克　　　　│　　540　 │ 1,100   │1,300│

  │装甲运兵车　　　│　　300　 │　-　　 │650  │

  │反坦克导弹　　　│　7,500   │　100　 │  -　│

  │火炮／火箭发射器│　1,200*  │　50　　│720  │

  │战斗机　　　　　│　　140　 │　212　 │　-　│

  │反舰导弹　　　　│　　332　 │　32　　│　-　│

  │地对空导弹　　　│　788*　　│　222*　│　-　│

  └────────┴─────┴────┴───┘┴─────┘

　*数字未全部核实。
　　

资料来源：卡尔·艾肯伯里：《解释与影响中国的武器转让》（华盛顿：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麦克尼尔文件第36期，1995年2月），第12页。

这些事态发展和它们对西方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成为西方安全议程的首要问题。例如，1990年，59％的美国公众认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94年，82％的公众和90％的对外政策制定者持上述看法。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强调了核不扩散的首要性；1994年秋天又宣布了“全国紧急动员”，来对付“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对“美国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经济造成的异常巨大的威胁”。199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拥有100名工作人员的核不扩散中心；1993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了一个新的国防部反扩散动议，并新设了一个负责核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部长职位。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古典式的军备竞赛，研制了技术上越来越先进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在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的军备竞赛却是另一种类型。西方的对手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则试图阻止它们。这不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而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事能力。除了口头上的争辩以外，西方核武库的规模和能力并非是竞争的一部分。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的武器竞赛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在资源、义务和技术上的竞争，它不是预先注定的。但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事能力的竞赛结果却更容易预测。西方的抑制努力可以减缓其他社会增强军事能力，却不能阻止它们。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通过出售武器、技术和专业知识获取利润的商业刺激，以及核心国家和区域强国保护其地区霸权的政治企图，都削弱了美国为抑制所作的努力。

西方提倡核不扩散符合世界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稳定的利益。然而，其他国家却认为，核不扩散是为了维护西方的霸权利益。这一情况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安全利益可能受到核扩散影响的地区强国之间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分歧。朝鲜的情况明显是如此。1993年和1994年，美国在北朝鲜核武器发展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了一场心理危机。1993年11月，克林顿总统明确声明：“不能允许北朝鲜发展核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必须非常坚决。”参议员、众议员和前布什政府的官员们讨论了对北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袭击的可能必要性。美国对北朝鲜核计划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它对全球核扩散的考虑。北朝鲜的核力量不仅会使美国在东亚可能采取的行动受到遏制和复杂化，而且，如果北朝鲜出售核技术和武器，还会影响美国在南亚和中东的行动。

另一方面，南朝鲜将核弹与其地区利益联系在一起。许多南朝鲜人将北朝鲜的核弹视为“朝鲜的”核弹，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被用来攻击其他的朝鲜人，而可能用来保卫朝鲜的独立和利益以对抗日本和其他的潜在威胁。南朝鲜的文武官员们明确地希望组成一个具备核能力的统一的朝鲜。这样，南朝鲜的利益将万无一失，因为北朝鲜花费了资金并为发展核弹而遭到国际谴责，而南朝鲜最终会继承它；北朝鲜的核武器和南朝鲜的工业力量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一个统一的朝鲜在东亚舞台上作为一个重要角色而发挥与其身份相称的作用。结果，美国和南朝鲜之间的明显重大分歧达到了这一程度：1994年，华盛顿认为朝鲜半岛出现了严重危机，但汉城却没有任何严重危机感，这造成了两个首都之间的“惊人差异”。一位记者在1994年6月“危机”达到高潮时评论说：“始于几年前的北朝鲜核武器怪现象之一，是危机感加剧了来自朝鲜的更大的危机”。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南亚国家的利益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差距，美国对那里核武器扩散的关切更甚于该地区的居民。印度和巴基斯坦更容易接受彼此的核威胁，而难以接受美国遏制、减轻或消除来自这两个国家核威胁的建议。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平衡器”扩散的努力成效甚微，并且可能继续是如此。就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不能允许北朝鲜拥有核武器一个月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向他报告说，北朝鲜可能已拥有了一、两件核武器。美国随之转而对北朝鲜采取胡萝卜政策，引诱它不要扩大核武库。同样，美国无法扭转或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亦无法使伊朗停止发展。

1995年4月召开的关于核不扩散条约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该条约的期限是否应续定为无限期或者定为25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赞成无限期地延长，但其他许多国家反对作这样的延长，除非五个公认的核大国更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此外，埃及反对延长，除非以色列签署该条约并接受安全核查。最后，美国非常成功地通过耍手腕、贿赂和威胁并用，在无限期延长的问题上赢得了压倒多数国家的同意。例如，埃及和墨西哥都曾反对无限期地延长该条约，但由于它们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因而无法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该条约的延长得到了一致的赞同，但七个穆斯林国家（叙利亚、约旦、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埃及、马来西亚）和一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在最后辩论时仍提出了反对意见。

1993年，西方的主要目标正如美国的政策所表现出的那样；从核不扩散转向了反核扩散。这种转变是对现实的承认，即某些核扩散已无法避免。在适当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将会从反对扩散转向接受扩散，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跳出冷战思维定式，转而去促进扩散、使其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话。然而，美国和西方至1995年止仍然坚持奉行抑制政策，而这一政策最终注定要失败。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权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人权和民主

在70和80年代，有三十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从独裁转向了民主。一些原因造成了这
种转变浪潮，经济发展无疑是促成这些政治变化的主要根本因素。此外，美国、西欧主
要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政策和行动，也对西班牙、葡萄牙、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南朝鲜和东欧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帮助作用。民主化在基督教和西方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新的民主政权在主要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南欧和中欧最可能保持稳定，在拉丁美洲稳定性较差。在东亚，信奉天主教和受到美国极大影响的菲律宾于80年代回到了民主国家的行列。同时，南朝鲜和台湾的基督教领袖们也在推动民主化运动的发展。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在前苏联，波罗的海港共和国取得了成功；在东正教诸共和国中，民主制度的稳定程度彼此有相当大的差别，并且难以预测；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前景则很暗淡。至90年代，除了古巴，其他大多数信奉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都开始了向民主制的转变，但非洲是例外。

这些转变和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首要的目标。布什政府也赞同这一看法。1990年4月，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在遏制之后等待着的是民主制。”谈到冷战后的世界，他说：“布什总统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促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在1992年大选中，比尔·克林顿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是该政府的首要考虑，在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说中谈到对外政策时，他用整个篇幅谈论民主化问题。克林顿上台之后，他建议将拨给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增加三分之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将克林顿对外政策的主题表述为“扩大民主”；他的国防部长确认促进民主是该部的四个主要目标之一，并试图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职位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促进人权和民主在较小的程度上、以较不明显的方式，在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也将此作为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和援助的标准。

到1995年，欧洲和美国为达到上述目标所作的努力相同。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对来自西方的压力采取了抵制态度，包括印度教、东正教和非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对西方民主化努力抵制得最强烈的还是伊斯兰和亚洲。这种抵制植根于伸张自身文化的更广泛的运动之中，具体表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的自我肯定。

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主要源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亚洲国家政府自信心的增长。亚洲的国际法专家反复地提醒西方，亚洲依赖和从属于西方的旧时代已经过去，40年代西方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控制联合国、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一位新加坡官员说：“在亚洲促进人权的努力，必须考虑到冷战后世界权力分配的变化……
西方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已经极大地减弱。

他言之有理。美国和北朝鲜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可被恰当地称为“有条件的投降”，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屈服，则是无条件的投降。美国曾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便不给予它最惠国待遇，但结果是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在北京受到了甚至不给面子的冷遇。美国对此事作出的反应是放弃原先的政策，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脱钩。中国对美国软弱表现的回应是继续并强化克林顿政府所反对的做法。美国政府在与新加坡就一位美国公民遭鞭答、与印度尼西亚就其在东帝汶施行暴力镇压的问题打交道时，也采取了退缩的态度。

亚洲国家政权抵抗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能力，还由于其他一些因素而增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企业急切地想要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到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投资，因而对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要求政府不干扰它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此外，亚洲国家将西方的压力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当出现这些问题时便会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国是否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关系到在中国投资的台湾、日本和香港商人的重大利益。日本政府通常与美国的人权政策保持距离。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说：我们不会让“抽象的人权观念”影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东盟国家不愿意对缅甸施加压力，而且于1994年欢迎它的军人政府参加会议；而欧洲联盟，正如其发言人所说的，不得不承认它的政策“一直不很成功”，因为它不得不与东盟对缅甸的态度保持一致。此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诸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能够对批评它们或者参与它们认为令人不愉快行动的国家和公司实行“反条件限制”。

亚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它们对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理查德·尼克松于1994年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内，会显得可笑。”然而，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使西方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说教。经济增长会加强亚洲国家政府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从长远看，它又会加强亚洲社会相对于亚洲国家政府的权力。民主制会由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希望它到来而在更多的亚洲国家实现。

与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相比较，西方在联合国机构中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总的说来是一无所获。除个别例外，比如对伊拉克的谴责，有关人权的决议在联合国的投票中总是被否决。除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其他国家政府总是不情愿支持被许多人视为
“人权帝国主义”的努力。一比如，1990年瑞典代表20个西方国家提出谴责缅甸军人政府的提案，但由于亚洲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而被否决。谴责伊朗践踏入权的决议亦被否决，而且90年代在连续5年的时间里，中国都能够动员亚洲国家的支持，否决由西方发起的对其侵犯人权表示关注的提案。1994年，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议案，谴责印度在克什米尔侵犯人权的行为，但遭到与印度友好的国家的联合反对，而巴基斯坦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同样曾是攻击目标的中国和伊朗也表示反对，并且劝巴基斯坦撤消提案。（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由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未能对印度在克什米尔的残暴行为进行谴责，它便“因失职而认可了印度的行为。其他国家也正在逍遥法外：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逃脱了谴责。人权委员会就是这样支持了施行屠杀和酷刑的政府，这与其创建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西方和其他文明在人权观念上的差异，以及西方实现其目标的有限能力，在1993年6月的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被明确地揭示出来。欧洲和北美国家形成一方，由大约50个非西方国家组成的集团形成为另一方，后者中最活跃的15个成员国包括1个拉丁美洲国家（古巴），1个佛教国家（缅甸），4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儒教国家（新加坡、越南、北朝鲜和中国），9个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苏丹和利比亚）的政府。这个亚洲-伊斯兰集团的领袖是中国、叙利亚和伊朗。处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是除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经常支持西方；还有非洲和东正教国家，它们有时支持西方，但更经常的是持反对西方的立场。

使各国沿着文明线划分开来的问题包括：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还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相对优先的争执；是否应对经济援助提出政治限制条件；是否应设立联合国人权专员；应在何等程度上允许同时在维也纳集会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参加政府会议；应当得到大会认可的特殊权利；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是否允许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是否明确谴责波斯尼亚践踏人权的行为。

西方国家和亚洲-伊斯兰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维也纳会议召开两个月之前，亚洲国家在曼谷聚会并通过了一份宣言。宣言强调：人权必须“置于国家和地区特性，以及各种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来考虑；人权状况监督侵犯了国家主权；将人权状况作为经济援助的条件有悖于发展权。在上述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维也纳大会最后预备会议（5月初于日内瓦召开）产生的几乎全部文件都不得不加上括号，以标明一个或更多国家不同意。

西方国家没有为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做好准备，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会议中比其对手作出了更大的让步。结果，除了对维护妇女权利表示强烈支持外，大会通过的宣言只是个最低限度文件。一位人权支持者评论道：这是一份充满“分歧和矛盾”的文件，代表了亚洲一伊斯兰联盟的胜利和西方的失败。维也纳宣言没有明确地表示对言论、新闻、集会和宗教自由的赞同。因而，它在许多方面的立场比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软弱。这一变化反映了西方权力的衰落。一位美国人权支持者指出：“1945年的国际人权制度已不复存在。美国的霸权已经衰落。即使有1992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欧洲也不过是个半岛。现在的世界是阿拉伯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世界，正像它是西方人的世界一样。如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对于世界已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那样重要。”一位对西方持批判态度的亚洲评论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没有完全进入犹太-基督教和自然法传统的国家第一次跨入了一流国家的行列。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势将决定新的国际人权政治，并将带来更多的冲突机会。另一位观察家评论道：维也纳会议的“大赢家显然是中国，至少如果以告诉他人不要管闲事为成功标准的话是如此。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不断取得胜利，其方法就是到处显示它的重量”。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票数处于劣势和失去调动权的西方，却在几个月之后获得了反对中国的一个不小的胜利。争取在北京举办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它为得到举办权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在中国，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呼声很高，公众的期望也很高；中国政府还游说其他国家政府对本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压力；台湾和香港也来助威。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人权组织都强烈地反对选择北京。尽管国标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投票是秘密进行的，但各国的态度很明显是以文明划分的。在第一轮投票中，北京据说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所得票数居首位，悉尼次之。在随后几轮的投票中，当伊斯坦布尔被排除之后，绝大多数儒教-伊斯兰教国家将其选票投给了北京；在柏林和曼彻斯特退出之后，这两个城市原先得到的绝大部分选票又转给了悉尼，使它在第四轮中获得了胜利，使中国遭到惨败。中国则把这笔账都记在了美国身上* 。李光耀说：“美国和英国成功地降低了中国的威望……它们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示西方的政治影响。”毫无疑问，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的是体育而不是人权。但是，鉴于西方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在人权问题上遭到的失败，这一显示西方“影响”的孤立事件仍会令人想到西方的虚弱。

 四轮投票情况如下

┌───────────────────────── ───┐

│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北京　　　　　 32　　 37　　40　　　43　│

│悉尼　　　　　 30　　 30　　37　　　45　│

│曼彻斯特　　　 11　　 13　　11　　　　　│

│柏林　　　　　 9　　　9　　　　　　　　 │

│伊斯坦布尔　　 7　　　　　　　　　　　　│

│弃权　　　　　 1　　　1　　 　　　　　　│

│总数　　　　　89　　 89　　 89　　　89　│

└────────────────────────────┘

不仅西方的影响被削弱了，而且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相矛盾还减弱了它在冷战后的世界促进民主的愿望。冷战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面临着“友好的暴君”的问题：在那一时期，反共的军人政府和独裁者是冷战中的有用伙伴，这使得若与它们合作，便会面临进退两难。当这些政权粗暴地践踏入权时，这种合作会令人不安，有时会令人尴尬。然而，西方辩解说，这种合作是较少有害的，因为这些政府通常不像共产主义政权那样完全是压制性的，而且它们维持的时间可能不会长久，也更容易接受美国和其他的外部影响。为什么不接受一个较为不野蛮的友好的暴君，如果另一个选择是更野蛮的不友好的暴君？在冷战后的世界，在一个友好的暴君和一个不友好的民主制之间作选择可能更为困难。西方自然而然的假设是，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可以合作的，但非西方社会的政府不一定亲西方，因为在那里，竞选可能导致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1992年，阿尔及利亚军人干涉并取消了明显地将导致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获胜的选举，令西方人如释重负。1995年和1996年，土耳其的原教旨主义政党繁荣党、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在选举失败后被赶下了台，亦令西方各国政府放下心来。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在其革命进程中，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伊斯兰世界中最民主的政权之一；而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中，竞争几乎肯定会导致远不及其不民主的前任同情西方利益的政府上台。在中国，通过公民选举上台的政府，很可能会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政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常常产生对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们在试图影响这些选举的同时，丧失了在这些社会中促进民主的热情。

移民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在过去的几世纪里，不同的增长率、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导致了希腊人、犹太人、日耳曼部落、斯堪的纳维亚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华人等的大量外移。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迁移是相对平和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充满了暴力。然而在19世纪，欧洲人是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种族。1821至1924年间，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万到了美国。西方人征服、有时甚至消灭了其他民族，开发了人口密度较低的土地并定居下来。人口输出可能
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国际移民有
将近1亿人，难民约1,900万，而非法移民至少达到了1,000多万。这个新移民浪潮部分是非殖民化。新国家的建立，以及鼓励或强迫人民迁移的国家政策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结果。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迁移更简便、省时和省钱；通讯的改善则增强了寻求经济机会的刺激，并密切了移民与其留在祖国的家庭之间的联系。此外，正如西方的经济增长刺激了19世纪的向外移民一样，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样刺激了20世纪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进程。迈伦·韦纳认为：“如果存在一个统一的移民‘法则’的话，那便是移民潮一旦开始，它便会自我促进。移民们会为家乡的亲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经费使他们能够移民，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房。”其结果，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全球移民危机”。

西方人一贯和强烈地反对核扩散，支持民主和人权。与此相反，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却是矛盾的，并随着20世纪最后20年均势的重大变化而改变。直至7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赞同移民，有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士，还鼓励移民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1965年，美国取消了20年代制定的偏向于欧洲的移民限额，并彻底修改了法律，使得70和80年代移民流入的大量增加成为可能，并造成了新的移民来源。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业率、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占压倒优势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欧洲人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人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20世纪末，大多数移民和难民是从一个非西方国家迁往另一个非西方国家，但是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1990年，估计有2,000万第一代移民生活在美国，1,550万人生活在欧洲，800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8％。1994年，美国的移民人数占其全部人口的8.7％，为1970年的两倍；占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25％，纽约州人口的16％。80年代，大约有830万人进入了美国，在90年代的前4年这一数字大约是450万。

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非西方国家。在德国，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万人，其次,最大的移民群来自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在意大利，主要的移民来自摩洛哥、美国（据信大量的意大利籍美国人返回了家园）、突尼斯和菲律宾。90年代中期，大约有400万穆斯林居住在法国，在整个西欧，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300万。5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三分之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其中大约35％来自亚洲、45％来自拉丁美洲，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则不足15％。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实际上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
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结果是，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

90年代初，在欧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问题中，欧洲人最为关切的是穆斯林移民。挑战来自人口——移民占西欧出生人口的10％，阿拉伯人占布鲁塞尔出生人口的50％——和文化。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让-玛丽·多姆纳克1991年说：“在整个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横跨欧洲文化线的穆斯林会形成欧洲共同体的第十三个国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评论移民问题：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故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故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

然而，从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法国人更是文化主义者，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头盖的穆斯林姑娘。1990年，76％的法国公众认为在法国有太多的阿拉伯人，46％认为黑人太多，40％认为亚洲人太多，24％认为犹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国人不愿意有阿拉伯人生活在他们的街区，39％不愿意有波兰人，36％不愿意有土耳其人，20％不愿意有犹太人作他们的邻居。在西欧，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

公众反对移民和对移民的敌意表现在针对移民社区和个人的极端暴力行动上，90年代初它已成为德国的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政党的选票在增加，尽管为数不多。德国共和党在198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7％的选票，但在1990年的全国大选中却只得到2.1％。在法国，国民阵线在1981年时仅获得微不足道的选票，而1988年选票升至9.6％，此后在地区和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稳定在12％和15％。1995年，两个民族主义的总统候选人获得了19.9％的选票，国民阵线赢得了几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包括土伦和尼斯。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国民联盟的得票率同样从 80年代的约5％升至90年代初的10％-15％。在比利时，佛兰芒集团国民阵线的选票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增加到9％，该集团在安特卫普得到28％的选票。在奥地利的大选中，自由党的得票率从1986年的不足10％上升到1990年的15％以上，在1994年达到将近23％。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政党正是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政党的影像。它们都是在野党，都谴责权力机构和政党的腐败，都利用经济困境，特别是失业问题，向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发出呼吁，都攻击外国人在其社会中的影响，而且两者的极端主义分子都参与了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政党和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往往都取得比全国大选更好的结果。穆斯林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权势集团对这些事态发展作出了类似的反应。在穆斯林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的取向、象征、政策和实践普遍变得更伊斯兰化。欧洲的主流政党则采用了右翼的、反移民政党的辞藻，并推行它们的措施。在民主政治有效发挥作用，而且存在着另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供选择的政党的地方，伊斯兰主义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选票可望达到大约20％。只有当不存在可能代替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政党时，反对党才能打破这个比率，正如阿尔及利亚、奥地利，以及在相当程度上意大利的情况那样。

90年代初，欧洲的政治领袖竞相对反移民情绪作出反应。在法国，希拉克于1990年
宣布“必须完全停止移民”；内政部长帕斯卡于 1993年提出“零移民”；密特朗、克
拉松和德斯坦，以及其他主流政治家也都采取了反对移民的立场。移民是 1993年议会
选举中的主要问题，并明显地有助于保守政党的胜利。 90年代初，法国政府改变了政
策，使外国人子女入法国国籍、外国人家属移民。申请避难，以及阿尔及利亚人获得法
国签证变得更为困难。非法移民被驱除出境，警察和其他负责移民问题的政府当局的权
力得到了加强。

在德国，科尔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也对移民问题表示了关切，政府最重要的举动是修订了德国宪法第 16条（该条规定“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避难），并削减了寻求避难者的福利。1992年到德国避难的人数达 43.8万人，而 1994年只有 12.7万人。1980年，英国大幅度地削减了允许移民入境的人数，每年控制在 5万人左右，因而移民问题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引起严重的紧张情绪和反对。然而，1992－ 1994年，英国再次将批准避难人数从2万多人减至1万人以下。由于欧盟国家实现了边境开放，英国最为担心的就是非欧洲移民从大陆进入英国。在整个90年代中期，所有欧洲国家都愈益坚决地将移民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完全禁止非欧洲移民的话。

在美国，移民问题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稍晚于欧洲，且未引起那样紧张的情绪。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并自认为如此，它在历史上曾发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功的手段。此外，在 80和90年代，美国的失业问题远不及欧洲国家严重，害怕失业不是形成对待移民态度的一个决定因素。美国的移民来源也比欧洲更为多样化，所以担心被一个单一的外国群体所湮没的恐惧亦没有那样遍及全国，尽管在一些特殊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与美国的文化差距也不似欧洲的那样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而菲律宾人信奉天主教，讲英语。

尽管存在着上述因素，在1965年允许大量增加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过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在1990年和1993年占61％。90年代的民意测验持续表明　60％或以上的美国公众赞同减少移民人数。尽管对经济的关切和经济状况影响了公众对移民的态度，但不论经济状况好坏，反对移民的人数都在持续增长，这说明了文化、犯罪和生活方式是使公众改变观点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一位评论家在1994年说道：“很多美国人，也许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将他们的国家视为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因为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语言是（并将继续是）英语，他们的体制和公共建筑从西方的古典形式中获得了启发，他们的宗教具有犹太教一基督教本源，他们的伟大源于新教的伦理原则。”在被抽样调查的人中，有 55％的人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文化的威胁，使反映了这些担忧。欧洲人认为移民威胁来自穆斯林或阿拉伯国家，美国人则认为他们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但主要还是来自墨西哥。在1990年的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美国来自哪个国家的移民太多时，认为是墨西哥的人常常是其他人的两倍，其次是古巴、东方（没有特指）、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没有特指）、日本、越南、中国和朝鲜。

90年代初，美国公众反对移民情绪的日益高涨引起了类似在欧洲发生的政治反应。鉴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右翼政党和反移民的政党虽未赢得选票，但反对移民的国际法专家和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而且畅言无忌。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350万-400万非法移民上，对此政治家们作出了反应。如同在欧洲一样，反应最强烈的是承担移民大部分费用的州和地方政府一级。结果，佛罗里达州1994年向联邦政府提出每年8.84亿美元的拨款要求，以支付教育、福利、执法以及其他由非法移民引起的开支，此后又有6个州提出同样的要求。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无论在绝对人数还是比例上都居首位。该州州长彼得·威尔逊极力主张不允许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公共教育，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公民权，停止由州为非法移民支付紧急医疗费用，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1994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以压倒多数通过了187法案，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医疗、教育和福利待遇。

同样是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改变了其早期的立场，开始对移民实行严格控制：严格了政治避难管理制度，扩大了移民局，加强了边境巡逻，并沿墨西哥边界修筑了障碍物。1990年由国会授权的移民改革委员会于1995年建议将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数从80万减至55万，给予现有公民和居民的子女、配偶而不是其他亲属以优先权，这一规定“激怒了亚裔和拉美裔美国家庭”。1995年至1996年，包括许多委员会的建议和其他严格限制移民措施的立法进入了国会立法程序。至90年代中期，移民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996年，帕特里克·布坎南在总统竞选中将反对移民作为其主要政纲。美国紧随欧洲之后大幅度地削减了非西方人的入境数量。

欧洲或美国能够制止移民潮吗？法国曾陷入人口悲观论的严重困境，从刀年代让·
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说，90年代让·克洛德·谢耐所作的学术分析，至皮埃尔·勒鲁什在其评论中所作的总结：“历史、亲缘关系和贫困使法国和欧洲注定要挤满来自南方不成功国家的人民。欧洲过去是白人的和犹太教- 基督教的欧洲，将来却不是。*但是未来并非不可改变，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是否伊斯兰化，或者美国是否拉美化，而在于欧洲和美国是否会成为分裂的社会，拥有来自两种不同文明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离的社会。这将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融入在欧洲和美国占优势的现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 拉斯帕伊所著《圣贤营》一书1973年首次出版（巴黎：罗伯特·拉夫兰特版）。在法国对移民问题的关切日增之际，又于1985年发行了新版本。1994年，当马修·康奈利和保罗·肯尼迪在（大西洋月刊）第274期（199年12月）上发表的题为《一定是非西方反对西方吗？》的文章加强了美国人对移民问题的关注时，这部小说也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力。拉斯帕伊为1985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后又在《社会交往》第4期（1993－1994年冬季号，第115－117页）上用英文发表。——原书脚注

总的说来，欧洲社会并不愿同化移民，这样做亦存在极大的困难，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愿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续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国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群体。这个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愿意承受限制移民的代价，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财政支出、使现存移民社区进一步疏远的社会代价，以及由于劳动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潜在的长期经济代价。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问题可能会减轻，因为北非和中东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已达
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的那样。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压力而言，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会大大减少。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其经济得到发展并促进了西非和中非的社会流动，那么对移民的刺激和进行移民的能力也将增强，于是欧洲“伊斯兰化”威胁就将为“非洲化”威胁所取代。这种威胁在何等程度上能够实现，也将极大地取决于非洲人口因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而减少的程度，以及南非从非洲其他国家吸引移民的能力。

穆斯林给欧洲造成了直接的问题，墨西哥人则给美国造成了问题。假设当前的趋势和政策继续下去，美国的人口构成将如表8.2所显示的那样发生巨大的变化，在21世纪上半叶将拥有大约50％的白人和25％的拉美裔人。如同在欧洲一样，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反移民措施的有效实施可能改变这些预测，但即便如此，中心问题将仍然是拉美育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以前的移民群体一样被美国社会所同化。第二和第三代拉美裔移民面临着被同化的广泛刺激和压力。另一方面，墨西哥与其他移民有着潜在的重要不同。首先，来自欧洲或者亚洲的移民需要漂洋过海，墨西哥人却只需步行穿过边界或者渡过一条河。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利更使得他们能够与家乡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仍然认同于家乡的社会群体。第二，墨西哥移民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构成了自尤卡坦至科罗拉多连成一片的墨西哥社会。第三，有证据显示，墨西哥移民对同化的抵制要比其他移民群体更为强烈，他们倾向于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认同，正如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围绕着187法案的斗争所明确显示的那样。第四，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区是19世纪中叶在美国打败墨西哥后为美国所吞并的。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几乎必然地会激起墨西哥人的复仇主义情绪。到一定时候，美国19世纪军事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受到21世纪墨西哥人口扩张的威胁，并为它所改变。

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一形势下，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兵政策，以便使其他社会挑动一个西方国家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的手段难以实现，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西方推行这些战略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它与挑战者文明之间冲突的性质和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认同于摇摆文明的程度和与之发展共同利益的程度。

　表8．2按种族和民族计算的美国人口（％）

————————————————————

　　　　　　　　 　　　　　　　 1995　　2020（预测）2050（预测）

　非拉丁美洲白人　　　　　　　　 74　　　　 64　　　　　53

  拉丁美洲裔人　　　　　　　　　 10　　　　 16　　　　　25

　黑人　　　　　　　　　　　　　 12　　　　 13　　　　　14

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人　　　　　　3　　　　　6　　　　　 8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　〈1　　　　〈1　　　　　 1

  总数（万）　　　　　　　　   26,300　　　 32,300　　　39,400

————————————————————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人口按年龄、性别、种族及拉丁美洲裔区分的
预测：1995－2050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96年），第12－13页。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从历史上继承的联系，例如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可能减弱或消失。建立紧密的文明间“伙伴关系”的愿望，如俄罗斯和美国领导人曾经明确表达的那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正在形成的文明间的关系通常有从淡漠到强烈之不同，大多数则可能是处于两者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能接近鲍里斯·叶利钦所警告的：俄罗斯和西方未来的关系可能出现“冷和平”。其他文明间的关系可能接近一种“冷战”
状态。13世纪的西班牙人在形容他们与地中海区域穆斯林的“不安宁共处”状态时，创造出 la guerra fria（即“冷战”）一词。90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将探讨这些冲突的原因、性质和动力。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

1、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

    2、相对军事权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

3、经济权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

4、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

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

6、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当然，上述问题在整个历史中都是人类之间冲突的根源。在其中，当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卷入冲突时，文化差异就会加剧冲突。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除非在诸如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情况下，各核心国家在文明断层线上相互毗邻。否则，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可能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第一，地区集团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包括核心国家在内的亲缘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参战者。然而，这一可能性会强有力地促使对立文明的核心国家设法遏制和解决断层线冲突。

第二，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相同因素助长不同文明中正在兴起和衰落的核心国家间冲突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属于该文明的国家是以均势还是以搭车的办法来适应一个新的力量的兴起。搭车可能更是亚洲文明的特点，但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其他文明的国家，诸如美国、印度和俄罗斯，采取均势行动。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伊斯兰与西方

一些西方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内，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1,400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
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有时，和平共处占上风；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的关系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发生不同程度热战的关系。约翰·埃斯波西托评论道：“历史的变化常常使这两个群体处于竞争之中，有时陷于争夺权力、土地和灵魂的殊死搏斗之中。”多少世纪来，两个宗教的命运在一波接一波时而停息、时而高涨、时而反冲过来的浪潮中沉浮。

从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一伊斯兰教通过最初的向外扩张，在北非、伊比利
亚半岛、中东、波斯和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的统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线稳定了两个世纪左右。至11世纪末，基督教恢复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控制，征服了西西里，占领了托莱多。1095年，基督教世界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基督教徒试图在圣地和近东的毗邻地区建立起基督教的统治，但后来却节节败退，并于1291年失去了他们在那里的最后落脚点阿卡城。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首先削弱了拜占庭，然后征服了巴尔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伯纳德·刘易斯说道：“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

然而到15世纪，潮流开始转向。基督教徒逐步地收复了伊比利亚，于1492年在格拉纳达最后完成了这项使命。与此同时，欧洲航海技术的革新使得葡萄牙人和其他人先后绕过了穆斯林的中心地带，深入到印度洋和以远地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人结束了鞑靼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统治。接着，奥斯曼人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于1683年再次包围了维也纳。他们在那里的失败标志着一个长时间退却的开端，包括巴尔干东正教徒摆脱奥斯曼统治的斗争、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以及俄罗斯人向黑海和高加索的急剧推进。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带来灾难的基督教徒”变成了“欧洲病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在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只有土耳其共和国除外。至1920年，只有四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富汗——保持了非穆斯林统治年代下的某种形式的独立。

西方殖民主义的退却缓慢地始于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急剧加速。苏联的瓦解使更多的穆斯林社会获得了独立。根据一项统计，在1757－1919年
间，大约有92个穆斯林地区由非穆斯林政府统治；到1995年，在这些地区中有69个恢复了穆斯林的统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个独立国家中占绝对多数。1820-1929年间，50％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些变化中的关系的冲突性质。

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宗教义务强度的影响。伴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人向拜占庭和萨桑帝国大规模迁移，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个世纪后的十字军东征在很大程度上是11世纪欧洲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和“克吕尼复兴”“的结果，这一切使得动员大批骑士和农民向圣地进军成为可能。当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一位拜占庭人写道：就好像“整个西方，包括生活在亚得里亚海以远直至海格力斯灯塔的所有野蛮人部落都开始了大规模迁移，他们踏上远征之路，带着所有的一切挺进到了亚洲”。19世纪的人口巨增再次使欧洲出现了人口爆炸，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移民涌入了穆斯林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一些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首先，穆
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为不满，给邻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其次，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之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共产卞义的崩溃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两者的相互作用和混居还加剧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即：一个文明的成员在由另一个文明成员所控制的国家中的权利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程度都急剧下降。

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的问题。谁统治淮？谁是统治者？谁被统治？列宁所界定的政治中心问题，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较量的根源。然而，还存在着列宁或许会认为毫无意义的另一种冲突，即：由是与非的分歧而导致的孰是孰非的冲突。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

两者在大量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或冲突，进一步激化了它们的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领土的控制，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相对不重要了。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发生的28次断层线冲突中，有19次发生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与东正教徒的冲突为11次，与非洲及东南亚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冲突为7次。在这些暴力或者潜在的暴力冲突之中，只有一次是直接沿着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断层线发生的，即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冲突。西方领土帝国主义的实际终结和穆斯林的领土扩张迄今为止尚未重新开始，这造成了一个地理上的隔离带，使西方和穆斯林群体仅在巴尔干的少数地区直接接壤。因此，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将更多地集中于广泛的文明间问题，诸如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西方
干涉等，而不是领土问题。

冷战期间，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广泛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性对抗正在日益加剧。例如，1991年巴里·布赞看到了社会冷战正在“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形成的众多原因，并指出，“在其中，欧洲可能处于前线。”

这一事态发展部分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世俗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的对抗，部分是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敌对；部分是由于对西方力量的嫉妒；部分是由于对西方主导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东政治建构的仇恨；还部分地由于，在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较时，所感到切痛苦和屈辱。

此外，他还指出：“在欧洲联合进程的关键时刻，与伊斯兰的社会冷战，有助于加强欧洲的全面认同。”因此，“西方应当拥有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它不仅能够支持与伊斯兰的社会冷战，而且还能够对其采取鼓励政策。”1990年，西方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分析了“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情绪和一个运动，它们远远超出了问题和政策，以及推行它们的政府的层面。除了文明的冲突，它不会是别的——它或许是不理智的，然而却肯定是一个古老对手对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我们世俗的现在，以及这两者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应。

在伊斯兰社会群体中也产生了类似的看法。一位很有影响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锡德一艾哈迈德1994年说道：“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犹太教一基督教的西方伦理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它正从西方的大西洋伸展到东方的中国。”一位杰出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预言：西方“下一步面临的无疑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对抗。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一场席卷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即将开始”。一位突尼斯著名律师则认为，这场斗争已经开始：“殖民主义试图破坏伊斯兰的所有文化传统。我不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我认为不是在宗教之间，而是在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

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地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对所谓的“gharbzadegi”即西方毒化穆斯林社会作出反应的自然结果。“无论其具体的宗派形式是什么，再次确认伊斯兰教意味着摈弃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穆斯林领袖们过去的确告诉过他们的人民：“我们必须西方化。”然而，如果他们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内讲这番话，一定会受到孤立。确实，我们难以找到任何一个赞扬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穆斯林，不论是政治家、官员、学者、商人还是记者。相反，他们会强调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其文化优越性，抵制西方的猛烈进攻以保持其文化完整的必要性。穆斯林害怕和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他对他们的社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他们也认为西方文化具有诱惑力，因而强调抵制西方文化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穆斯林攻击西方的，不再是信仰有缺陷的、错误的宗教——至少还算是“书本上的宗教”，而是越来越激烈地攻击西方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与产生这些现象的西方基督教相比这些是更大的罪恶。冷战期间，西方将其对手视为“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在冷战后的文明冲突中，穆斯林则将对手视为“不信神的西方”。

认为西方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不仅有原教旨主义的伊玛目们，还有很多被西方视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人。穆斯林作者在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没有哪部像法蒂玛·默尼斯所著的《伊斯兰教与民主》那样在西方受到过如此的赞扬。西方人普遍称赞该书是一个现代自由穆斯林女性的勇敢言论。然而，在这部书中，西方的形象并未得到恭维，她指出：西方是“军国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而且通过“殖民恐怖”伤害了其他国家（第3、9页）。作为西方文化标志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第8页）。西方的力量是可怕的，只有“西方才能够决定卫星是用来教育阿拉伯人，还是用来向他们投放炸弹……西方摧残我们的潜力，用它的产品和充斥所有频道的电视剧和电影干扰我们的生活……（它）是摧残我们，抢占我们的市场，控制我们的宝贵资源、首创性和潜力的力量。这是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海湾战争则证实了我们的感觉”（第146、147页）。西方“通过军事科研构建自己的力量，然后把研究成果卖给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被动的消费者”。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依附地位，伊斯兰必须培养自己的工程和科技人员，生产自己的武器（她没有指明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摆脱对西方的军事依赖”（第43、44页）。再重复一遍，这些并不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穿着长袍的阿亚图拉的看法。

不论政治或宗教观点如何，穆斯林一致认为在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正如赛伊克·卡诺什所说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之上的。”一位埃及政府官员说：美国人“来到这里，希望我们变得与他们一样。他们对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一无所知”。一个埃及记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历史。因此，我们有权利有不同的未来。”不论是流行刊物，还是严肃的穆斯林学术出版物都反复描述所谓的西方阴谋，以
及西方支配、羞辱和颠覆伊斯兰体制和文化的企图。

反对西方的反应，不仅可从伊斯兰复兴运动智囊人物的攻击中，而且可从穆斯林国
家政府对西方态度的变化中看出。后殖民时期初始，穆斯林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和政策一般是西方式的，其对外政策是亲西方的，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几个例外，因为它们的独立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结果。然而，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朗、苏丹、黎巴嫩和阿富汗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较少认同西方或者明确反对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其他国家的取向和结盟关系也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但变化没有如此剧烈，这些国家包括突尼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美国在冷战中的两个最坚
定的军事盟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国内受到了来自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压力，它们与西方的关系经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

在穆斯林国家中，1995年时比10年前明显地更亲西方的国家唯有科威特。西方在穆斯林世界的亲密朋友，不是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海湾酋长国那样在军事上依赖西方，便是像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在经济上依赖西方。80年代末，当苏联很明显已不再可能或者不愿意向东欧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时，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如果西方明显地不再可能维持其穆斯林卫星国政权，那么它们很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绪增长的同时，西方对“伊斯兰威胁”的关切也在增强，特别是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且在欧洲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来源。这些是公众和领导人共同的关切。例如，在1994年11月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到“伊斯兰复兴”是否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之时，在35,000个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美国公众中，有60％的人回答“是”，只有28％的人回答“不是”。在一年以前的随意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哪个国家对美国来说最危险时，在答案中名列前三位的是伊朗、中国和伊拉克。同样，在1994年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当要求确认什么是对美国的“最大的威胁”时，72％的公众和61％的对外政策领导人认为是核扩散，69％的公众和33％的领导人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这两个问题与伊斯兰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此外，33％的公众和39％的领导人认为是有可能扩张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欧洲人的态度也大体如此。例如，在 1991年春，51％的法国公众认为对法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南方，只有8％的公众认为来自东方。法国公众最担心的4个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伊拉克52％；伊朗35％；利比亚26％；阿尔及利亚22％。西方的政治领袖，包括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理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北约秘书长于1995年宣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来说“至少像以前的共产主义一样危险”，克林顿政府的一位“资深官员”则指出，伊斯兰是西方在全球的对手。

在来自东方的威胁实际上消失之后，北约的计划便日益针对来自南方的潜在威胁。一位美国军事分析家1992年说：“南方的防线”正在取代中央防线，“而且很快会成为北约的新前线’‘。为了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北约的南方成员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联合军事计划和军事演习，同时向马格里布各国政府请教对付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办法。这些假想的威胁也为大量美军在欧洲的存在提供了理由。美国的一位前高级官员说：“尽管美国在欧洲的部队不是解决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所造成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这些部队确实对这一整个地区的军事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记得1990年至1991年美国和来自欧洲的法。英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成功部署吗？海湾地区的人都记得。他或许还应加上一句，他们带着恐惧、愤怒和仇恨记得这一切。

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称其为准战争有三个原因。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他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第二，称其为准战争，是因为除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外，它们之间的争斗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一方采取恐怖主义，另一方采取空中打击、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是连续不断的，它包括一方引起另一方反应的断断续续的行动。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即使不将1991年1－2月在西方轰炸中丧生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计算在内，伤亡人数也达到了数千人，而且在1979年之后实际上每年都有伤亡。在准战争中死亡的西方人比在海湾的“真正”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此外，双方实际上都将这种冲突视为战争。霍梅尼早先曾非常准确地说过：“伊朗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注15）卡扎菲则定期宣布对西方进行圣战。其他极端主义组织和国家的穆斯林领袖也持同一腔调。在西方阵营，美国将7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另外2个是古巴和北朝鲜。这等于将它们视为敌人，因为这些国家正在用它们所能支配的最有效的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国，因而这也就是承认与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官员反复指责这些国家“违法”、“反动”、“无赖”——从而将其置于文明的国际秩序之外，使其成为多边或双边对抗措施的合法目标。美国政府指责国际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制造者企图“对美国发动一场城市恐怖主义战争”，指责计划在曼哈顿进一步制造爆炸案的密谋者是“卷入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的“战士”。如果穆斯林宣称西方对伊斯兰开战，如果西方人宣称伊斯兰集团对西方开战，那么就似乎有理由认为某种非常类似于战争的活动正在进行。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奋勇的伊斯兰斗士利用西方的开放社会，向所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目标投放高精确度的炸弹。伊斯兰参战者阴谋暗杀杰出的西方领导人；美国则谋划推翻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政权。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

除海湾战争外，双方迄今都将暴力程度控制在适当的低水平，以避免其暴力行动引起全面的战争。（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如果利比亚命令它的一艘潜艇炸沉美国的客船，美国将视其为政府的战争行动，而不会要求引渡潜艇指挥员。原则上说，利比亚特工人员爆炸客机的行动也是如此。”然而，这场战争的参与者相互使用的暴力手段，均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相互直接使用的手段。除个别例外，冷战期间双方都不曾有目的地杀害对方的平民，甚至军事人员，但这种情况在准战争中屡屡发生。

美国领导人声称，卷入准战争的只是少数穆斯林，而且他们的暴力行动遭到了大多数持温和态度的穆斯林的反对。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缺乏证据。在穆斯林国家从未发生过对反西方暴力行动的抗议。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甚至与西方友好、依赖西方并陷入了困境的政府，在谴责反西方的恐怖行动时也作了令人惊讶的保留。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政府和公众大多支持而极少批评美国对其穆斯林对手采取的行动，这与冷战时期他们时常竭力反对美国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采取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文明冲突中，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同，亲缘关系决定立场。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亚洲：中国和美国

多文明的大杂烩。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至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在过去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几个世纪中，能够称为国际关系的不过是在西方主要国家间进行的西方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另一些国家也加入其中，首先是俄罗斯于18世纪加入进来，后来是日本于20世纪加入进来。欧洲是大国冲突和合作的主要场所，即使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对抗的主要战线也是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冷战后的所谓国际关系也会有一个主要区域，那便是亚洲，尤其是东亚。亚洲是多种文明的大杂烩。仅东亚就包含属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台湾、马来西亚和有巨大潜力的越南。上述因素造成了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它在很多方面可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东亚多种力量、多种文明并存的特点使其不同于西欧，经济和政治差异又扩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西欧所有的国家都有稳定的民主制，它们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90年代中期，东亚包含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几个新的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以及世界上尚存的五个共产党国家中的四个，此外还有军人政府、个人专制和一党独裁制。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日本和新加坡到越南和北朝鲜各不相同。尽管东亚总的发展趋势是市场化和经济开放，但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既有北朝鲜的指令性经济，有国家控制和私有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也有香港地区的自由放任经济。

除了中国的霸权有时曾给该地区带来暂时的秩序外，在东亚从未存在过西欧有过的国际社会（按照英国人的概念）。20世纪末，欧洲被一个高度密集的国际机构的复合体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机构有：欧洲联盟、北约、西欧联盟、欧洲理事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等。除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外，东亚并没有类似的组织，而该联盟不包括任何主要国家，它一般避免涉及安全问题，而且刚刚开始向经济一体化的初始形式发展。90年代，出现了将大多数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其中的、更为广泛的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但它是一个比东盟更松散的论坛。此外便没有把亚洲主要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其他重要多边机构了。

同样与西欧形成对照的是，在东亚国家中存在着许多孕育着冲突的种子。两个被广泛确认的危险点包括两个朝鲜和“两个中国”，它们均是冷战的遗产。然而，意识形态
分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至1995年，“两个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两个朝鲜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展。朝鲜人打朝鲜人的可能性尽管存在，但是不大；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可能性稍大，但也有限，除非台湾人放弃自己的中国身份，正式成立独立的***。

正如一份中国军方文件赞同地引用的一句俗语所说：“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虽然在两个朝鲜或者“两个中国”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它们之间的文化共性最终大概会消除这种可能性。

在东亚，反映了往日敌对关系和新经济关系的其他可能的冲突，补充和取代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冲突。90年代初对东亚安全关系所作的分析，通常把东亚说成“危险的邻居”、“准备就绪的对手”、一个“进行着几场冷战”的地区，正“倒退着”走向充满战争和动荡的“未来”。与西欧不同，90年代的东亚有着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其中最重要的有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岛屿争端；中国。越南和菲律宾，潜在地还有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和印度为另一方的边境分歧在90年代中期有所缓解，但如果中国对蒙古提出主权要求，争端会再次出现。暴动和脱离主义运动在棉兰老、东帝波、西藏、南泰国和缅甸都存在着，并且大多得到了外国的支持。此外，尽管90年代中期在东亚存在着国家间的和平，但是在此之前的50年间在朝鲜和越南发生了重大战争，而且亚洲的主要大国中国，曾经同美国人和它几乎所有的邻居，包括（南）朝鲜人、越南人、国民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打过仗。1993年，中国军方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确认了八个威胁到中国军事安全的地区热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将东亚安全的形势总结为“非常严峻”。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之后，西欧获得了和平，战争已变得不可设想。但东亚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正如艾伦·弗里德伯格所指出的，欧洲的过去可能就是亚洲的未来。

经济的推动、领土争端、复活了的对抗以及政治动荡，使东亚的军费预算和军事能力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度上升。利用新近获得的财富，以及在多数情况下，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东亚国家得以用规模较小但更专业化、技术更先进的军队取代了人数众多、装备落后的“农民”军队。由于对美国在东亚承担义务的范围日益担忧，各国的目标是在军事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尽管东亚国家继续从欧洲、美国和前苏联进口大量武器，但它们更倾向于进口技术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国内生产先进飞机、导弹和电子设备。日本和中华文明范围内的一些国家及地区——中国、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拥有日益先进的军事工业。鉴于东亚沿海的地理状况，它们将重点放在发展远距离投放兵力的能力和空军、海军能力上。结果是，以前不具备相互作战军事能力的国家，越来越能够这样做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建设透明度极低，因而造成了更多的猜疑和不确定性。在权力关系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并且有理由自问：“十年之后谁将是我的敌人，谁（如果有的话）将是我的朋友？”

亚洲-美国冷战。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越南外，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变为对抗性的，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胜的能力日益下降。这一倾向在东亚主要国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与中国、日本的关系都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美国人为一方，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另一方，都声称在他们之间进行着冷战。这些同时发展的趋势始于布什执政时期，在克林顿任内速度加快。至90年代中期，美国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表述为“紧张”，而且似乎看不到变得更好的前景*。

* 应当指出，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表述，至少在美国存在着用词上的混乱。人们以为，关系“好”是指关系友好、合作，关系“坏”是指关系敌对、对抗。这种表述混淆了两个很不相同的方面：友好还是敌对；可取还是不可取。它反映出美国人特有的想法：在国际关系中，和谐总是好的，冲突总是坏的。然而，把关系好等同于关系友好，只有在冲突永远不可取时，才站得住。当布什政府为了科威特而向伊拉克开战，使关系变“坏”
时，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这是“好”。为了避免“好”究竟是指可取还是指和谐，“坏”
究竟是指不可取还是指敌对这一点上的混乱，我在本书中说“好”和“坏”，只是指可取和不可取而言。有趣而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美国人赞成美国社会中不同意见。集团、党派、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自己社会中的冲突是好事，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是坏事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我所知，尚无人认真研究过。——原书脚注

90年代初，日美关系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而变得日益紧张，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作用、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日本对美国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政策的态度、日本参与维和行动，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问题。贸易战已成为平常的话题。美国官员，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要求日本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日本官员则日益强硬地抵制这些要求。与以往的争端相比较，当前的每一个贸易争端都更尖锐，也更难以解决。如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使自己有权对日本实行更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命令，这一举动不仅遭到了日本的抗议，而且遭到了世界主要贸易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负责人的反对。不久，日本作出了反应，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此后，美国很快“正式谴责日本”在提供政府合同时歧视美国公司。1995年春，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的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其后仅仅在制裁生效之前才达成了扭转这一局面的协议。在美日两国之间，显然发生了非常类似贸易战的行动。至90年代中期，相互的恶毒攻击达到了顶点，致使日本政界要人开始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提出质疑。

在这些年中，两国公众彼此都变得越来越不满。1985年，87％的美国公众表示他们对日本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199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7％；至1993年，只有50％的美国人表示喜欢日本，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避免购买日本产品。1985年，73％的日本人认为日美关系是友好的；1993年，64％的人认为日美关系是不友好的。1991年是公众舆论跳出冷战模式而变化的关键转折点。该年，两国在看待对方时都排除了苏联的因素。美国人第一次将日本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日本也第一次将美国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

公众态度的变化与精英观念的变化是一致的。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由学术界、知识分子和政治修正主义者组成的重要集团，他们强调美日两国在文化和结构上存在着差异，美国在处理与日本的经济问题时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日本在美国传播媒介、非小说文学出版物和流行小说中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坏。在日本，情况也是如此。日本的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没有体验过美国在二战中的力量和它在二战后的善行，他们为日本的经济成就感到骄傲，非常愿意以前辈未曾使用过的方式来抵制美国的要求。日本的“抵制派”与美国的“修正派”是对等的，两个国家的候选人都发现，在影响日美关系的问题上提倡强硬路线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邓小平于1991年9月说，两个国家的冲突构成了“一场新的冷战”，这句话曾被中国新闻界反复引用。1995年8月，政府新闻机构宣称：中美关系处于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官员经常谴责所谓的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1992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说：“我们必须指出，美国自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来，为了建立新的霸权和强权政治，一直在到处插手，但是它的力量在相对削弱，因而力不从心。”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8月说：“西方的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西化和‘分裂’我们国家的阴谋企图。”至1995年，据说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看法：美国正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证据的。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F－16战斗机，称西藏为“被占领的主权领土”，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否决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指责中国向伊朗出售化学武器部件，因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装置而对它进行贸易制裁，威胁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实行进一步制裁，同时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方都指责对方不守信用：在美国人看来，中国违反了就导弹出口、知识产权和使用劳改犯达成的协议；在中国看来，美国允许李登辉
“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是违反了中美协议。

在中国，对美国持对抗观点的最重要的集团是军人。很明显，他们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1993年6月，据说有100位中国将军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抱怨政府对美国采取“被动”的政策，未能抵制美国“讹诈”中国的行为。同年秋天，一份中国政府的绝密文件概括了军方对抗美国的理由：“由于存在中国和美国长期以来因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冲突，根本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既然美国人认为，东亚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就不可能容忍在东亚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官员和各机构都照例把美国描述为敌对势力。

中美的日益对抗，部分是受两国国内政治的驱使。如同与日本的关系一样，美国国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很多重要人物认为，应当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接触，扩大经济往来，将中国纳入所谓的国际社会；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认为同中国的和解举动产生了负面后果，主张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1993年，美国公众将中国列为仅次于伊朗的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美国政界经常作出象征性的姿态，诸如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这些举动激怒了中国，并致使美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对人权问题的考虑，比如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做法。在中国方面，政府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权合法化。

在10年里，美国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这样“恶化”了。亚洲和美国关系的这一变化是如此广泛，包含了如此众多不同的问题领域，似乎不可能把其原因仅仅归结于个别的利益冲突，例如一方面的汽车零件、照相机销售或者军事基地问题，另一方面的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武器销售、知识产权问题。此外，美国如果任其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变得更紧张，显然于其国家利益不利。按照外交和强权政治的基本原则，美国应当利用两者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或者至少在与一方的冲突加剧之时，设法改善与另一方的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这样做。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加剧了亚洲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使得解决这些关系中的单个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造成这一普遍现象的是一些普遍的原因。

首先，亚洲社会和美国的相互作用在加强，其形式是扩大交流、贸易、投资和相互了解，这增加了它们之间可能和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和项目。相互作用的增强使双方社会都感到对方的行为和信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以前由于距离遥远似乎是无害的。其次，50年代，为了应付来自苏联的威胁，美日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70年代，苏联力量的增长导致美国和中国于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为促进其共同利益建立了特殊的合作关系，以抵消来自苏联的威胁。冷战的结束消除了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结果使得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的其他问题凸显出来。第三，东亚国家的经
济发展全面改变了它们和美国之间的均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洲国家越来越坚信其价值观和体制的效力，并自认其文化比西方的文化优越。另一方面，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特别是在他们取得冷战的胜利后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体制是普遍适用的，他们仍有力量左右亚洲社会的内外政策。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这些差异给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带来了特殊的后果。外交家们竭力解决美国和日本在经济问题上的冲突，尤其是日本的贸易顺差以及对美国产品和投资的抵制问题。美日贸易谈判具有冷战时期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许多特点。至1995年止，美日贸易谈判取得的结果比后者还要少，原因在于这些冲突是源于两国的根本差异，特别是日本经济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的独特性。日本的制成品进口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1％，而在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平均占7.4％。外国直接投资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不足 0.7％，相比之下却占美国的28.6％，欧洲的38．5％。90年代初，在工业化大国中只有日本的预算出现盈余。

总体说来，日本经济并未按照西方经济学指示的普遍规律发展。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简单地认为美元贬值能减少日本的贸易顺差，但此法并不灵验。1985年的广场饭店协议调整了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逆差，然而在解决对日本贸易逆差问题上却收效甚微。当日元增值到与美元的比率低于100：1时，日本贸易仍保持着高顺差，甚至还有所增长。因此，日本同时保持了货币坚挺和贸易顺差。西方经济思想假定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当失业率大大低于5％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日本多年来的平均失业率不足3％，其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1．5％。至9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都开始认识到两国经济制度的基本差异，并使之理论化。一份谨慎的研究报告总结道：日本制成品进口水平低的特有现象，“不能用标准的经济因素来解释”。另一位分析家说：“不论西方人作何预测，日本的经济发展没有遵循西方的逻辑，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日本人……创造了一种经济类型，它的运行方式超出了西方观察家的预测能力。

那么，怎样解释日本经济的独特性呢？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经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日本社会是独一无二的非西方社会。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与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不同。这些差异在所有严肃的日美比较分析中都被突出出来。日美经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一方或双方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取决于一国或两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变化。这样的变化不是不可能的。社会和文化是会发生变化的。它可能是重大破坏性事件的结果：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使得世界上两个军国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提倡和平主义的国家。但是，不论美国还是日本似乎都不可能在经济上彻底打垮对方。经济发展也能深刻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如同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西班牙所发生的那样。经济上的富裕或许能够使日本变成一个更像美国的消费取向的社会。80年代末，日本和美国的人民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当更像对方。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的签订就是为了以有限的方式促进这种趋同。这一尝试和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这就证明经济上的差异是深深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文化之中的。

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权力关系的变化。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发展趋势是于亚洲有利的，同时力量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美国希望亚洲国家政府承认它是“国际社会”的领袖，并默许在其社会中采取西方的原则和价值观。而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所言：“亚洲国家日益认识到其取得的成就并为之骄傲”，它们希望被平等对待，倾向于把美国看作“一个国际保姆，如果还算不上恶霸的话”。然而，美国文化的内在律令迫使它在国际事务中至少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个恶霸的话。结果是美国与亚洲的期望变得越来越不一致。在广泛的问题上，日本和其他亚洲领袖学会了对其美国对手说
“不”，有时还会用彬彬有礼的亚洲方式说“滚蛋”。亚美关系象征性的转折点，可能是一位日本高级官员所说的美日关系的“第一次大撞车”，即1994年2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坚决地拒绝了克林顿总统提出的规定日本进口美国制成品指标的要求。另一位日本官员评论说：“即使是在一年前，我们都不可能想象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年之后，日本外相强调了这一变化，指出在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竞争的时代，日本的国家利益远比作为西方成员的“身份”重要。

美国90年代的亚洲政策，反映了美国对均势变化的逐渐适应。首先，美国在事实上承认它缺乏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的意志或者能力的情况下，将遇到冲突的问题领域和它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其他领域分离开来。尽管克林顿曾宣称人权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1994年他在美国商界、台湾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下，使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脱钩，放弃了把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手段来影响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做法的努力。同样，美国政府把它可能施加影响的对日安全政策，明确地同它与日本冲突最激烈的贸易和其他经济问题分离开来。就这样，美国放弃了它能够用来促进中国人权和促使日本作出贸易让步的武器。

第二，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时，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并经常以有必要同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接触”或“对话”为由为此方针辩护。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将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由于美国人喜欢将“友好”关系等同于“好”关系，因而在与亚洲社会的竞争中处于相当的劣势，因为后者把“好”关系等同于能为它们带来胜利的关系。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

第三，在反复出现的美日贸易冲突中形成了一种模式：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提出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实行制裁。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谈判，然后双方在制裁生效之前的最后一刻宣布达成协议。协议的措辞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因而美国可以宣布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日本则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执行或者不执行协议。于是一切照旧进行。与中国的冲突也大体如此。中国勉强地同意了在人权、知识产权和核扩散问题上的广泛的原则声明，但是对声明的解释却与美国极为不同，并且继续执行它以往的政策。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亚洲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亚洲社会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互相支持。例如，在1994年，“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到南朝鲜”，实际上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站在日本一边，抵制美国规定日本进口数额指标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也出现了亚洲国家团结起来支持中国的情况。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带头争辩说，西方的人权观念不能“盲目地”照搬到亚洲；新加坡的李光耀则警告道：如果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将发现自己在太平洋地区受到孤立”。团结的另一个表现是：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不顾西方的反对而站在日本一边，支持日本在任官员重新当选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而日本则反对美国提出的候选人——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而推举一位南朝鲜人做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记录无可争议地表明，到90年代，在泛太平洋的问题上，所有东亚国家都认为，它们与其他东亚国家要比与美国有更多的共同点。

冷战的结束、亚洲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国权力的相对下降，使美国和日本及其他亚洲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凸显出来；并使后者有能力抵制美国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较之美日冲突范围更广泛，包括经济、人权、西藏、台湾、南中国海和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与同日本的冲突一样，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二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在中国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美国同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美国的这一利益仍然存在，并得到里根和布什总统的重申。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中国霸权：均势还是搭车。由于东亚拥有6种文明，18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它可能在21世纪初出现几种类型的国际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设想，在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和中等水平的国家中，可能出现一组非常复杂的合作和冲突关系；或者在中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之间形成相互平衡和竞争的一强多极的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东亚政治为中国和日本或中国和美国两极之间持久的对抗所主宰，其他国家或者与一方结盟，或者采取不结盟政策。还可以设想，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如果中国在21世纪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保持统一，不因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瘫痪，那么它可能争取实现这最后一种可能。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其他国家在东亚权力政治斗争中的反应。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伯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干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

80年代末，中国开始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如果它的经济发展持续下去，这种转化将会具有很大的规模。根据官方数字，中国的军事开支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下降。然而，在1988至1993年间，中国的军事开支按当前价格计算翻了一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增加了50％，并计划于1995年增长21％。按官方汇率估算，中国1993年的军费开支约为220亿- 370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了900亿美元。80年代末，中国重新设计了它的军事战略，从打防御苏联入侵的大仗转变为以远距离投放兵力为重点的区域性战略。与这种转变相适应，中国开始发展海军力量，购置现代化的远程战斗机，发展空中加油能力，并决定购买一艘航空母舰。中国还与俄罗斯建立了互惠的武器购买关系。

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东亚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面向中国，得到了大陆和其他三个华语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以及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的支持。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强烈的主权要求：在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建设军事基地，1988年与越南为争夺几个岛屿的归属权而开战，在菲律宾近旁的米斯奇夫礁（美济礁）驻军，对毗连印度尼西亚纳图纳岛的天然气田提出主权要求。中国还结束了对美国在东亚驻军的低调支持，开始积极地加以反对。同样，虽然冷战期间中国曾暗地里主张日本加强军事力量，但冷战后却对日本的军事建设表示了日益严重的关切。在按照传统的区域霸权方式行事时，中国在尽量减少其获得地区军事优势的障碍。

除个别例外（如在南中国海），中国在东亚的霸权不大可能以直接付诸武力的方式扩大其对领土的控制。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希望其他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做以下某些或者全部事情：

●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控制，以及香港和台湾回归中国；

●默认中国对南中国海，或许还有蒙古的领土主权；

●当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人权、武器扩散和其他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普遍支持中国；

●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不发展可能对这种优势地位构成威胁的核武器或常规力量；

●采取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和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在处理地区问题时服从中国的领导；

●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普遍开放；

●制止或镇压其国内反对中国和反对中国人的运动；

●尊重华人在其社会中的权利，包括保持与其亲属和中国故乡紧密联系的权利；

●不与其他大国建立军事联盟或进行反对中国的合作；

●提倡使用汉语普通话，将其作为在东亚进行广泛交流的语言工具，补充并最终取代英语的作用。

分析家们将中国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国作为支配国家在19世纪末欧洲的崛起作了比较。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细。李光耀于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O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它们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通过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搭乘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车，适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保护。或者，各国可以尝试某种均势和搭车相结合的方法，但是，这将导致它与新兴大国对抗和无以自保的双重危险。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

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更保险。此外，与较弱的一方结盟，能够增进一个国家在合作中的影响，因为较弱的一方更需要支持。

沃尔特对西南亚联盟形成的分析表明，各国几乎总是采取均势策略来反对外来威胁。人们也普遍假定，在欧洲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均势是一种标准的行为方式。一些国家重组联盟以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它们所看到的（西班牙国王）胖力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德意志皇帝和希特勒构成的威胁。然而沃尔特又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可能选择搭车，而且正如兰德尔·施韦勒所指出的，持修正态度的国家可能采取搭车的策略对待兴起中的国家，因为它们不满现状，希望从现状改变中得到好处。此外，正如沃尔特所言，搭车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力量更强大的国家不怀恶意。

在用均势来平衡一个国家的力量时，各国可以扮演主要的角色，也可扮演次要的角色。首先，国家A可以与国家C和国家D结成联盟，用均势来平衡它确认的潜在对手国家B的力量，或者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这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者结合使用这些手段。在此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互为主要平衡力量。其次，国家A并未将任何国家视为直接的对手，但是它可能从促进国家B和国家C的均势中得到好处，因为，如果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都会对国家A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国家A对国家B和国家C都是次要的平衡力量，而后两者可能互为主要的平衡力量。

如果中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开始在东亚出现，各国会作何反应？毫无疑问，反应将会是极不相同的。既然中国已将美国确定为主要敌人，美国的主要倾向将是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扮演这样的角色可能与美国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或亚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关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在欧洲已不再适用，但是它可能仍适用于亚洲。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
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
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做好有效地发动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采取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办法来遏制中国，如果其他大国能够起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主要作用。可以想象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本，而且需要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加紧重新武装，获得核武器，在争取亚洲其他国家的支持方面与中国展开积极的竞争。日本可能愿意参加美国领导下的反华联盟，尽管连这一点也不能肯定，但它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平衡者。此外，美国并未表现出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兴趣和能力。在拿破仑时代，作为一个新的小国家，美国曾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是与英国和法国都打了仗。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只做了微不足道的努力来促进欧洲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均势，结果参与了为恢复被打破的均势而进行的世界大战。冷战期间，美国别无选择地成为苏联的主要平衡者。作为一个大国，美国从此再也没有成为一个次要的平衡者。充当一个次要的平衡者意味着扮演一个微妙的、灵活的、模棱两可的甚至是不真诚的角色。它可能意味着从支持一方变为支持另一方，拒绝支持或反对根据美国的价值观念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国家，或者支持一个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国家。即使日本确实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主要平衡者，美国是否有能力支持这种平衡仍然是个问题。美国更有能力动员起来直接对付一个现存的威胁，而不是去用均势来平衡两个潜在的威胁。最后，亚洲国家中存在的搭车倾向可能阻碍美国作为次要平衡力量所做的一切努力。

搭车取决于信任的程度，这要看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搭车更有可能发生在属于同一文明或者拥有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在缺乏任何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第二，信任的程度可能根据背景而不同。当与其他男孩子对抗时，一个小男孩往往服从哥哥的旨意；但是当他们独自在家时，他就不那么信任他的哥哥。因此，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更为频繁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促进同一文明内部的搭车现象。第三，搭车和制衡倾向会由于文明的不同而各异，因为其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在中东普遍采用均势方法可能反映了阿拉伯文化和其他中东文化中众所周知的低信任度。

除了这些影响外，对于权力分配的期望和偏好也会影响搭车或均势倾向。欧洲各社会经历了一个绝对君主制的阶段，但避免了亚洲国家历史上特有的持续的官僚帝国或“东方专制国家”的出现。封建主义为多元论以及某种权力分散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假设提供了基础。于是，在国际层次上，均势也被认为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政治家的责任就是维护和保持它。因此，当均衡受到威胁之时，就需要用平衡行动去恢复它。简而言之，国际社会的欧洲模式反映了欧洲国家内部的社会模式。

与此相反，亚洲的官僚帝国没有给社会或政治多元化和分权留有余地。与欧洲的情况相比，在中国，搭车似乎远比均势重要。卢西恩·佩伊注意到，20年代，“军阀们首先想要了解与强者站在一起能够得到什么，只有这时他们才可能探讨与弱者结盟可能得到的回报……对于中国的军阀来说，自治并不像传统的欧洲均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终极价值，确切地说，他们的决定是基于与实力相联系的考虑。”艾弗里·戈尔茨坦指出：1949－1966年，当权威结构相对明确之时，搭车便成为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特点。然而，当文化革命造成近乎无政府状态和权威变化无常并威胁到政治家的生存时，均势行为便开始占上风。1978年以后较明确的权威结构的恢复，大概又使搭车成为占上风的政治行为模式。

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他们假定这种认同“能够在正常的宇宙秩序这个更大的可扩展的同心圆中再现自身”。或者，像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表述的：“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著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欧洲历史上典型的有效均势体系对于亚洲来说是陌生的。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北京，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北京控制而自治”。当然，儒家的世界秩序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然而，亚洲的国际政治等级制模式与欧洲的均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由于对世界秩序持此看法，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也存在着其国内政治中的搭车倾向。这种倾向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程度，依它们的儒教文化和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的深浅而不同。朝鲜与中国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历史上一直倾向于中国。冷战期间新加坡视共产党中国为敌人，但是在80年代，新加坡开始改变立场，其领导人积极主张美国和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权力的现实。拥有大量华人人口和反西方倾向领导人的马来西亚，也强烈地倾向于中国。19和20世纪，泰国通过适应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现在它对中国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这种倾向由于它看到它的安全受到越南的潜在威胁而得到了加强。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两个最倾向于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远离中国的穆斯林大国，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它不可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权利要求。1995年秋，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双方决定在安全遇到“敌对挑战”时相互磋商。尽管双方都否认这是一个针对中国的安排，但是它们都将中国视为敌对挑战最可能的来源。越南大体上是一个拥有儒教文化的国家，但历史上它与中国的关系极为敌对，并于1979年与中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越南和中国都宣称对全部斯普拉特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70年代和80年代，双方的海军时有交火。90年代初，越南的军事力量相对于中国有所下降。越南比其他任何一个东亚国家都更经常地有寻求伙伴以平衡中国的动机，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1995年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便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两步。然而，东盟内部的分歧和该组织不情愿向中国挑战的态度，使东盟极不可能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或者为越南对抗中国提供重大支持。美国可能更愿意遏制中国，但是在90年代中，它在反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权利要求上能走多远尚不明朗。因此，对于越南来说，“害处最小的选择’”可能是顺应中国并接受“芬兰化”，那将“伤害越南的自尊心……但是能保证生存”。

在90年代，除中国和北朝鲜外，实际上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对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驻军表示了支持。然而在实践中，除越南外，这些国家都倾向于顺应中国。菲律宾关闭了美国在那里的主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冲绳岛反对美国大量驻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94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拒绝了美国在其水域停泊6艘供给舰的要求（在美国对东南亚或者西南亚进行军事干预时，这些舰只将作为提供给养的浮动基地）。顺应态度的另一个表现是，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首次会议上，中国不把南沙群岛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要求得到了默认，中国1995年占领菲律宾附近米斯奇夫礁（美济礁）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其他东盟国家的抗议。1995－1996年，亚洲国家政府对中国口头上和军事上对台湾的威胁再次保持绝对的沉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对这些国家的搭车倾向作了简要的概括：“在预测未来之时，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确实对均势可能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感到担忧，但他们现在不想与北京对抗。”而且，“他们不会参加美国讨伐中国的行动”。

中国的崛起将对日本构成重大的挑战，日本人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付战略上将产生严重分歧。它是否应顺应中国，以承认中国的政治-军事支配地位来换取中国对日本在经济事务方面首要地位的承认？或应当赋予美日联盟新的意义和活力，把它作为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合作核心？还是应当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国的侵犯？日本或许会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其核心必定是美日军事联盟。可以设想，日本可能会缓慢地默认该联盟根据这一目的所作的调整。这样做取决于日本对以下几方面的信心：1、美国保持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在世界事务中维持其积极领导作用的全面能力；2‘美国承担维持在亚洲驻军和积极阻止中国扩大影响的义务；3、美国和日本能在不付出很高的资源代价、不冒很大的战争风险的前提下遏制中国。

如果美国不承担主要义务或未表现出重大决心，日本很可能会顺应中国。历史上，日本往往与有关的支配力量结盟以寻求自身的安全，仅有30年代和40年代是例外，当时它在东亚推行单边的征服政策，结果遭到惨败。即使是在30年代参加轴心国之时，日本也是与当时在世界政治中显得最具活力的军事一意识形态力量结盟。本世纪更早些时候，日本相当有意识地加入了英日联盟，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力量。50年代，日本同样与世界上最强大并能够确保日本安全的美国结成了联盟。像中国一样，日本把国际政治看作是等级制的，因为其国内政治是如此。正如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

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这种看法，受到了它在现代以前与中国关系（进贡制度）的长期经验的影响。

因此，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西方学者说：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
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随着美国在亚洲作用的下降，中国成为最强大者，日本的政策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事实上它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指出，中日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谁是老大？”答案正在变得明朗。“尽管不会有明确的声明或协议，但日本天皇选择了在1992年访问中国，当时北京在国际上仍受到相对的孤立，这是意味深长的。”

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心目中最理想的仍是过去几十年的模式，即处于占优势的美国的庇护之下。但是，随着美国对亚洲事务参与的减少，日本国内敦促日本‘重新亚洲化”的势力将得到加强，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1994年，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21世纪亚洲影响最大的国家时，44％的日本公众认为是中国；30％认为是美国；认为是日本的仅有16％。正如1995年日本的一位高级官员所预测的，日本将有一套顺应中国崛起的“做法”，接着他又提出了美国是否会这样做的问题。他的前一个看法似乎有理，但他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不明确的。

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然而，是谁，又在何种程度上对亚洲其他国家或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部分地取决于中国将发生的事情。经济增长会扩大军事权力和政治影响，但也会促进政治的发展和走向更开放的、多元的、可能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可以说它在南朝鲜和台湾起到了这个作用，然而，在那里最积极地推动民主的政治领袖都是基督教徒。

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但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正产生出日益增大的财富、具有活力的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以及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此外，中国人在贸易、投资和教育方面已深深地融入外部世界。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中国走向政治多元化提供社会基础。

政治开放的先决条件通常是独裁制度中的改革分子上台执政。中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在新的世纪里，人们将会看到中国南方出现一些拥有政治计划的集团，如果不是在名义上，那么它们在事实上也将是政党的胚胎，而且可能会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中国南方出现了这种运动，如果改革派在北京获得了权力，那么就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变。民主化可能促使政治家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吁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但从长远看，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元制度会缓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作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

在冷战后多极、多文明的世界里，缺少一个在冷战期间曾占主导地位的分界线。然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可能对西方变得更为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团和西方社会之间将出现间歇性的低强度、有时可能是高强度的暴力冲突。以美国为一方和以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将具有极大的冲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作为亚洲霸权力量的崛起进行挑战，就可能发生一场大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儒教一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是合作的核心，90年代初杨尚昆主席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访问、拉夫桑贾尼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访问使这一点明朗化了。这些举动“表明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联盟胚胎的形成”。在去中国的路上，拉夫桑贾尼在伊斯兰堡宣称，在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一个战略联盟”，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伊朗的攻击。为了加强这一模式，贝娜齐尔·布托在1993年10月就任总理后立即访问了伊朗和中国。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政治、军事、政府官员定期互访，以及在各种民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包括军工生产合作，加上中国向另两个国家出售武器。这种关系的发展得到了巴基斯坦对外政策思想中的“独立”派和“穆斯林”派的强有力支持，这些人希望建立一个“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在德黑兰，人们认为，“当代世界的独特性”要求伊朗、中国、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紧密和持续的合作”。至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

这三个国家能成为涉及到其他穆斯林和亚洲国家的更为广泛的集团的核心吗？格雷厄姆·富勒认为：一个非正式的“儒-伊联盟得以实现，并非因为穆罕默德和孔夫子是反西方的，而是因为这些文化提供了一个能够表达部分是由西方——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并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造成的痛苦的载体，一些国家感到‘它们没有必要再忍受”’。最强烈地呼吁这种合作的是卡扎菲，他在1994年3月宣布：

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控制穆斯林，如果他们能够，随后他们将控制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儒教和其他宗教。

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说：我们曾决心摧毁共产主义，而西方现在必须摧毁伊斯兰教和儒教。

现在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阵营之间的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它结盟，和它在一条国际战线上并肩作战，我们将一同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因此，作为穆斯林，我们将支持中国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我们希望中国取得胜利……

然而，中国方面对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蒙联盟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江泽民主席1995年宣称，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这个立场或许反映了传统的中国观念，作为一个中央帝国，即中心国家，中国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国家会发现与中国结盟符合它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意味着它将重视与其他反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其中伊斯兰国家占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响的成员。此外，中国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长可能会驱使它加强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一位能源专家1994年评论道：这样一个以武器换取石油的轴心，“再也不需要听从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的旨意了”。

其他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与西方及其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极大的不同。缺少核心国家的南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依赖于西方，而且军事和经济力量相对软弱（尽管拉丁美洲在迅速改变这一状况）。它们与西方的关系或许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拉丁美洲与西方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80年代和90年代，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越来越接近于西方。两个曾经试图获得核武器的拉丁美洲国家放弃了这一打算。整体军事力量在所有文明中处于最低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不满于美国的军事优势，但却无意对它进行挑战。在不少拉丁美洲社会中，新教的迅速兴起不但使它们更像西方天主教一新教混合的国家，而且正在扩大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的宗教联系，使之超出原先仅通过罗马教廷保持的联系。反过来，涌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加勒比人，以及由此带来的拉丁美洲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促进了文化的趋同。在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实际上就是与美国之间，主要的冲突问题是移民、毒品以及与毒品有关的恐怖主义，以及经济一体化（例如，把拉丁美洲国家纳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对抗诸如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这样的拉丁美洲集团的扩张）。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引发的问题所表明的那样，拉丁美洲和西方文明的结合并非易事，它或许会在ZI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缓慢地形成，但也可能永远不会形成。尽管如此，西方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差异仍小于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异。

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仅包括略微严重一些的冲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软弱），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南非没有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样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尽管它销毁了已拥有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是白人政府制造的，旨在威慑外国对其种族隔离政策的攻击，该政府不愿意把它们馈赠给黑人政府用于其他目的。但是，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不能销毁的。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可能会建造新的核武库以确保其非洲核心国家的地位，并遏制西方对非洲的干涉。人权、移民、经济问题和恐怖主义也被提上了非洲和西方的议事日程。尽管法国政府努力维持与其前殖民地国家的紧密联系，但非洲国家似乎正在经历一个非西方化的长期过程，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影响正在缩小，本土文化正在被重新倡导，南非最终会将其文化中的非洲一英国因素置于非洲因素之下。在拉丁美洲变得更西方化的同时，非洲却变得更非西方化。然而，二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依赖西方，除了在联合国的投票外，都无法对西方和其挑战者之间的均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很明显，三个“摇摆”文明的情况并非如此，其核心国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它们与西方及其挑战者的关系可能是混合的、矛盾的和变幻不定的。它们彼此的关系也会极为不同。正如以上提到过的，日本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带着极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而背离美国向中国靠拢。与冷战期间跨文明的其他盟友一样，日本与美国的安全纽带将削弱，尽管可能永远不会正式挑明这一点。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会是困难的，只要俄罗斯在它1945年占领的干岛群岛的问题上拒绝妥协。冷战结束时出现过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但由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而稍纵即逝。在未来，美国没有理由像它过去所做的那样支持日本的领土要求。

在冷战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中国成功地与苏联和美国打“中国牌”。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俄罗斯也可以打“俄国牌”。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将使欧亚与西方之间的均势决定性地向前者倾斜，引起人们像对50年代的中苏关系那样的关切。与西方紧密配合的俄罗斯会为抗衡在全球问题上的儒一伊联盟增添力量，并重新引起冷战时期中国对来自北方的侵略的恐惧。然而，俄罗斯与这两个邻近文明之间也存在着问题。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俄罗斯更倾向于短期行为，这是冷战结束的后果，是出于重新确立俄罗斯与西方的均势的需要，以及双方就基本的平等和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的需要。在实际中这意味着：

1、俄罗斯同意欧洲联盟和北约扩大到把中欧和东欧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包括进去，西方则承诺北约组织不继续扩张，除非乌克兰分裂成两个国家；

2、俄罗斯和北约组织签订伙伴关系条约，保证互不侵犯，定期磋商安全问题，共同努力避免军备竞赛，为达成符合双方冷战后安全需要的武器控制协议进行谈判；

3、西方承认俄罗斯对维护东正教国家及东正教人口占多数地区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

4、西方承认俄罗斯在与南面穆斯林民族关系中面临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安全问题，西方愿意修改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并支持俄罗斯为应付这些威胁采取的必要措施；

5、俄罗斯和西方同意在处理一些同时涉及到西方和东正教利益的问题，如波斯尼
亚问题时，进行平等的合作。

如果按照上述或类似路线进行安排，俄罗斯和西方便不大可能对对方的安全构成长
期的挑战。欧洲和俄罗斯是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成熟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具有可能成为扩张和进攻取向的年青力量。

冷战刚刚结束时，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较具有合作性：解决了边界争端，双方都削减了边境驻军；扩大了贸易；双方都停止将对方作为核导弹的攻击目标；两国外长探讨了对付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家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发现中国是渴望得到坦克、战斗机、远程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等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大客户。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俄中关系的升温表明，在俄日关系持续冷淡的情况下，它有意识地决定将中国作为其亚洲的合作“伙伴”，同时这也是针对它在北约东扩、经济改革、军备控制。经济援助，以及加入西方国际机构等问题上同西方之间的冲突作出的反应。就中国而言，中国得以向西方证明，它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且它可以得到必要的军事能力来执行远距离投放兵力的地区性战略。对两国来说，俄中联系如同儒一伊联系一样，是抗衡西方力量和普世主义的一种手段。

这种联系能否延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程度；第二，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崛起从经济、人口和军事上威胁俄罗斯利益的程度。中国的经济推动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中国和韩国、日本的商人一道正在开发和利用那里的机会。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日益认识到，未来他们的经济更多地是与东亚而不是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联系在一起。对俄罗斯来说更大的威胁是进入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据报道，中国在那里的非法移民人数1995年达到300万- 500万，而东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口大约是700万。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警告说：“中国人正在和平地征服俄罗斯远东地区。”俄罗斯高级移民官员也赞同地说：“我们必须反对中国的扩张主义。”此外，中国与前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发展经济关系的举动，可能激化它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的扩张也可能变成军事扩张，如果它决定重新提出对蒙古的主权要求。蒙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俄罗斯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几十年中它曾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自蒙古人入侵以来一直萦绕在俄罗斯人脑海中的“黄祸”，有一天可能会再次成为现实。

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它通过对土耳其人、北高加索人和中亚部落民族进行扩张战争的历史产物。当前，俄罗斯正与其东正教盟友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起来以均势平衡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并与其东正教盟友亚美尼亚起来以均势来平衡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影响。俄罗斯一直积极地维护其在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将它们纳入了独联体，并在所有这些国家部署了军队。俄罗斯关心的中心问题是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以及将这些资源运往西方和东亚的通道。俄罗斯还一直在北高加索进行着一场反对车臣穆斯林的战争，并在塔吉克斯坦进行着另一场战争，支持塔吉克斯坦政府镇压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在内的暴乱。这些安全考虑进一步刺激了俄国同中国在遏制中亚的“伊斯兰威胁”上的合作，也是俄罗斯同伊朗恢复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动机。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潜艇、新式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以及侦察和电子战军事装备。此外，俄罗斯已同意在伊朗建立轻水核反应堆，并向伊朗提供铀浓缩设备。作为回报，俄罗斯非常明确地希望伊朗遏制原教旨主义在中亚的扩散，并暗示希望它与俄罗斯合作共同起来以均势来平衡土耳其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取决于它对沿其南方边界上的穆斯林人口爆炸所构成的威胁的看法。

第三个“摇摆”的核心国家是印度，冷战期间它是苏联的盟国，与中国进行过一场战争，与巴基斯坦进行过几场战争。它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不是龄龋相加，也是保持着一定距离。冷战结束后，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核武器、南亚次大陆全面军事平衡问题上都可能继续存在严重冲突。如果巴基斯坦能够赢得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印度与穆斯林的关系总的来说将会很困难。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印度可能会进行特别的努力，像以往那样逐个劝说穆斯林国家疏远巴基斯坦。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扩大到了印度，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因而得到了缓解。但是，这一趋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中国积极地卷入了南亚政治，而且可能会继续这样做：同巴基斯坦保持紧密的关系，加强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能力，以经济援助、投资和军事援助讨好缅甸，还可能在那里发展海军设施。‘目前中国的力量正在扩张，在21世纪初，印度的力量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是极为可能的。一位分析家指出：“两个亚洲巨人之间潜在的力量竞争，以及自认为是当然的大国、文明和文化的中心，会继续促使它们支持不同的国家和事业。印度将努力崛起，不仅是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且是作为中国权力和影响的抗衡国家。

至少为了对抗中-巴联盟，即使不是为了对抗更广泛的儒- 伊联系，而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联系、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也明显地符合印度的利益。9O年代中期，印度从俄罗斯得到了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武器，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低温火箭技术，由此导致了美国的制裁。除了武器扩散外，印度和美国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和经济自由化问题。然而，美国-巴基斯坦关系的疏远和在遏制中国上的共同利益，最终可能使印度和美国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印度在南亚的力量扩张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反而于其有利。

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会发生变化。任何一个文明的大多数国家在形成与另一个文明中的国家的关系时，通常追随核心国家的领导。但是情况将不会总是如此。很明显，一个文明中的所有国家不会与第二个文明中的所有国家都拥有相同的关系。共同的利益，通常是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共同的敌人，导致了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合作。显然，文明内部也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内部。此外，沿断层线边缘的集团间的关系，可能与它们各自文明中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极大的差别。然而，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可以就文明间和核心国家间似乎正呈现出的结盟和对抗作一些合理的归纳。图9.1对此做了概括。冷战期间相对简单的两极关系已为多极。多文明世界的远为复杂的关系所取代。

第十章 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

过渡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

“第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摩洛哥著名学者马哈迪·埃尔曼扎拉在海湾战争正在进行时这样称呼它。事实上，这是第二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第一场是1979－1989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都是以一个国家直接入侵另一个国家为开端，然后转变为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新定义为文明的战争。事实上，它们是走向以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民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为主的时代的过渡战争。

阿富汗战争是因苏联想维持一个卫星国的政权而发动的。由于美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组织、资助和装备了阿富汗抵抗苏联军队的起义者，而变成了一场冷战式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苏联的失败证明了里根主义推动对共产主义政权武装抵抗的正确，并使他们为苏联遭到可与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比的屈辱而感到安慰。这场战争的失败对整个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制度都产生了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帝国的瓦解。美国人和西方人普遍认为，阿富汗战争是冷战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是滑铁卢之役。

然而，对那些与苏联作战的人来说，阿富汗战争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位西方学者评论道：它是“第一场不以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胜利”，而是以伊斯兰原则为基础的抵抗外来侵略的胜利。这场战争是作为圣战而发动的，它极大地增强了伊斯兰的自信心和权力。事实上，它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可以与1905年日本在东方世界击败俄罗斯人的胜利相比。这场被西方人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的战争，却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的胜利。

美元和导弹是为击败苏联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伊斯兰的集体努力同样不可缺少。伊斯兰各国政府和各种集团，竞相努力击败苏联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胜利。穆斯林获得的战时财政援助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1984－1986年，沙特阿拉伯为抵抗力量提供了5.25亿美元；1989年，它同意提供总数为7.15亿美元援助中的61％，即 4.36亿美元，其他部分则来自美国。1993年，它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1.93亿美元。在整个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的总数至少与美国提供的30亿至33亿美元相等，甚至可能超过了它。战争期间，大约有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25,000名志愿兵参战，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招募主要是在约旦进行的，这些志愿兵受到了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局的训练。巴基斯坦为抵抗运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基地，以及后勤和其他支援。此外，巴基斯坦还是美国财政援助的代理人和输送渠道，它有目的地将援助资金的75％给予了较强烈的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集团，其中有 50％交到了以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最极端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手中。尽管在对苏作战，但是大部分阿拉伯参战者是强烈反对西方的，它们谴责西方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不道德和企图颠覆伊斯兰。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地相比和抵消的三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

这场战争遗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的遗产还包括：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战士，军营、训练场地和后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以及包括300－500枚未付账的毒刺式导弹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一位美国官员1994年说：阿富汗志愿兵的“圣战者资格从宗教和政治上看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击败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现在正在对付第二个”。

阿富汗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的战争，是因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如此认为，并为了反对苏联而团结起来。海湾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战争，是因为西方在军事上干预了穆斯林的冲突，而绝大多数西方人又支持这种干预。这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这种干预视为对他们发动的战争，因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又一例证。

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政府自战争伊始就产生了分歧。由于萨达姆·侯赛因越过了神圣的边界，1990年8月，阿拉伯联盟以绝对多数（14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谴责其行径的决议。埃及和叙利亚向美国组织的反伊拉克联合部队提供了大批人员，巴基斯坦、摩洛哥和孟加拉国提供的略少。土耳其关闭了穿过其境内的从伊拉克通向地中海的输油管道，并允许盟国使用它的空军基地。作为对这些行动的回应，土耳其更强烈地要求加入欧洲；巴基斯坦和摩洛哥重申了它们与沙特阿拉伯的紧密关系；埃及的债务被取消；叙利亚得到了黎巴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伊朗、约旦、利比亚、毛里塔尼亚、也门、苏丹和突尼斯，以及诸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运动和伊斯兰拯救阵线等组织中的不少国家和组织都从沙特阿拉伯得到过财政援助，但它们仍然支持伊拉克而谴责西方的干涉。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则采取了妥协立场或者试图避免采取任何立场。

虽然穆斯林国家政府之间最初就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反西方的。一位在科威特被入侵3周后访问了也门、叙利亚、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国观察家报告说：“阿拉伯世界由于对美国的愤怒而热血沸腾，看到一个勇敢的阿拉伯领袖公然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简直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从摩洛哥到中国，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欢呼他是穆斯林的英雄。”
“这场冲突的一大悖论”就是民主的悖论：在那些政治更开放、言论更自由的阿拉伯国家里，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也“最强烈和最广泛”。在摩洛哥、巴基斯坦、约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一些大规模示威游行谴责西方以及诸如哈桑国王、贝娜齐尔·
布托、苏哈托这样的政治领袖，将他们称为西方的走狗。甚至在叙利亚也出现了反对盟国的行动——“在那里广大市民反对外国军队进驻海湾”。印度的1亿穆斯林中有75％
谴责美国发动战争，印度尼西亚的1.71亿穆斯林“几乎普遍地”反对美国在海湾的军事行动。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以类似的方式集合到同一个营垒之中，并为无视萨达姆的野蛮行径和谴责西方干涉提供了复杂的理论基础。

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普遍承认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但是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看法相似，认为“他是我们的残忍暴君”。在他们看来，这次入侵是家庭事务，应当在家庭内部解决，而那些以夸夸其谈的世界正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使阿拉伯国家继续从属于西方。据一份报告说：“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鄙视伊拉克政权，不满于它的残暴和独裁，但认为它是抵抗阿拉伯世界
的大敌西方的中心。”他们“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对立起来”。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说：“萨达姆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伊拉克挺身而出反对西方的军事干涉而谴责他。”西方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则谴责非穆斯林部队进驻沙特阿拉伯“亵渎”了穆斯林圣地。简言之，普遍的观点认为：萨达姆侵略是错误的，西方干涉更是错误的，因此萨达姆与西方作战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也是正确的。

萨达姆·侯赛因像其他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一样，将以前的世俗政权与可能具有最广泛号召力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伊斯兰。鉴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形分布，萨达姆并无其他的真正选择。一位埃及评论家指出，伊斯兰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不明确的第三世界反西方主义之间的选择，“证实了伊斯兰作为动员支持力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尽管沙特阿拉伯在实践和制度方面比除伊朗和苏丹之外的其他所有穆斯林国家都更为穆斯林化，尽管它为全世界的穆斯林集团提供了财政援助，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伊斯兰运动都不支持它与西方联盟反对伊拉克，而且它们本质上都是反对西方干涉的。

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为了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斯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胁。从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苏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声称它们是在面临“对伊拉克人民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情况下支持伊拉克的。1980年秋，坐落在麦加的伊斯兰大学校长萨法·哈瓦利在一盒于沙特阿拉伯广泛流传的录音带中说：这场战争“不是世界对伊拉克，而是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约旦国王侯赛因也用同样的腔调说：这是“一场不仅针对伊拉克，而且针对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战争”。此外，正如法蒂马·莫尼斯所指出的，布什总统经常以美国的名义祈祷上帝，更加强了阿拉伯人的这是“一场宗教战争”的看法，因为布什的话散发着“7世纪伊斯兰教创教前游牧部落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和后来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臭味”。他们争辩说，这场战争是西方和犹太人阴谋策划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不仅发动圣战作为回报是正当的，而且必须这样做。

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弱或缓解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穆斯林之间原有差异的重要性减弱了。战争期间，穆斯林各国政府和团体不断地使自己疏远西方。像以前的阿富汗战争一样，海湾战争使过去常常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们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阿拉伯世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约旦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马斯运动；伊朗和伊拉克；总体说来，还有反对党和政府。正如萨法·哈瓦利所说：“那些伊拉克复兴党徒只是我们几个小时的敌人，而罗马直至世界末日一直是我们的敌人。”战争还使伊拉克和伊朗开始相互妥协。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谴责西方的干涉，号召对西方发动圣战。伊朗政府减少了针对伊拉克这个前敌人采取的措施，随着战争的开始，两个政权间的关系逐步改善了。

外部敌人同样也减弱了国家内部的冲突。例如在1991年，有报告说，巴基斯坦“沉浸在反对西方的言论之中”，至少是暂时地团结在了一起。“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在南方省份信德，当地人和印度移民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互相残杀，可是现在却肩并肩地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在西北边境极端保守的部落地区，在除了周五祈祷日人们从不聚会的地方，甚至连妇女都走上街头示威。”

随着公众的反战态度日益坚定，原来与盟国有联系的政府退缩了、分裂了，或者竭力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像哈菲兹·阿萨德这样的曾经为盟国提供过军队的领导人，现在却争辩说有必要抵制并最终取代西方派驻在沙特阿拉伯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应用于防御目的和保护圣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奉级军事领导人公开谴责其政府与盟国结盟。为盟军提供了大多数军队的埃及和叙利亚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它们的社会，因而能够压制或无视反西方的压力。稍微开放一些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被劝导疏远西方，并采取了越来越反西方的立场。在马格里布“爆发的对伊拉克的支持”是“这场战争最出乎意料的结果之一”。突尼斯公众舆论强烈地反对西方，总统本·阿里迅速地谴责了西方的干涉。摩洛哥政府起初向盟军提供了1,500人的军队，但是在反西方集团动员起来后也站在伊拉克的立场上攻击西方。在阿尔及利亚，40万人举行示威支持伊拉克，促使本来倾向于西方的总统转而谴责西方，并宣称：“阿尔及利亚将站在伊拉克兄弟一边”。1990年8月、三个马格里布国家政府在阿拉伯联盟中投票谴责伊拉克，但是到当年秋天，为了迎合人民强烈的情绪，又投票赞成谴责美国干涉的动议。

西方的军事努力也未得到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的人民的支持。在1991年1月的民意测验中，53％的日本人反对这场战争，25％表示支持。在印度，谴责萨达姆·侯赛因
和谴责乔治·布什发动战争的人各占一半。（印度时报》为此警告说，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强大、自傲的犹太教-基督教世界和弱小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由宗教狂热燃起的更为广泛的对抗”。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变成了伊拉克和西方之间，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一场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王义的新发作”。（注15）

除科威特人以外，其他穆斯林对战争并无热情，而且几乎是清一色地反对西方的干涉。战争结束时，伦敦和纽约举行了胜利庆祝会，但在其他地方却无此种情景。苏海尔·哈什米指出：“对阿拉伯人来说，战争的结局并不值得欢庆。”相反，他们充满了强
烈的失望、沮丧、屈辱和愤恨。西方再次获胜了。曾激起阿拉伯人希望的最后一位萨拉丁式的英雄，在武装进犯伊斯兰社会的强大的西方力量面前不堪一击。法蒂玛·莫尼斯问道：“对阿拉伯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场战争的结局更坏的吗？用全部技术武装起来的整个西方向我们扔炸弹。这是极端的恐怖。”

战争之后，除科威特外，阿拉伯国家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科威特的解放消除了任何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理由，也使得美军在海湾的继续存在失去了理由。因此，甚至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舆论也变得越来越同情伊拉克。参加了联盟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也改变了立场。1992年8月，埃及和叙利亚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反对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1993年1月，阿拉伯国家政府加上土耳其反对空袭伊拉克。如果西方的空军力量可以用来反击逊尼派穆斯林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进攻，为什么它不能用来反击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进攻呢？1993年6月，当克林顿总统为了报复伊拉克人企图暗杀前总统布什的行动，命令轰炸巴格达时，国际上的反应是严格按照文明线来划分的。以色列和西欧国家政府强烈支持轰炸；俄罗斯将其视为“正当的”自我防卫；中国表示“严重关切”；抄特阿拉伯和海湾酋长国保持沉默；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包括埃及政府，谴责它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用伊朗的话说，是美国在“新扩张主义和利己主义”趋动下的“公然侵略”。下述问题被反复提出：为什么美国和国际社会（即西方）不对以色列的暴行及其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动作出同样的反应？

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断层线战争的特性

部族、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之所以盛行于各时代和各文明，是因为它们植根于人民的认同。这些冲突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们并不涉及那些与未参战者直接利益有关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尽管它们可能引起外部集团的人道主义关切。当认同的根本问题受到威胁时，这些冲突往往变成激烈而血腥的冲突。此外，这些冲突往往是长期的，尽管会被停战协议或协定暂时中断，但冲突往往会因违反协议而再起。另一方面，在为维护认同而爆发的内战中，如果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可能涉及在独特地理区域内占优势地位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控制政府的集团往往为独立而战，它们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接受低于独立的条件。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也可能涉及混居地区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紧张的关系会不时引发冲突，正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和华人之间的情况那样；也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战斗，特别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及其疆界时；这样的战斗可能导致使用武力残忍地将人民分离开来。

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至少有一个参与者的目的是要征服领土，通过驱逐或屠杀其他民族或二者兼用，即“种族清洗”，来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其他民族。这种冲突可能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双方都参与屠杀、恐怖主义、奸淫和酷刑。争夺的关键地区往往是强烈地象征着一方或双方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地区，是它们拥有不容侵犯的权利的圣地，如西岸、克什米尔、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德里纳河谷和科索沃。

一般说来，断层线战争具有一般社会群体的战争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特性。它们是持久的冲突。当它们发生在国家内部时，平均时间可能会比国家间的战争长6倍。由于涉及到集团认同和权力的根本问题，它们难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所达成的协议常常不能为各方所有的派别认可，而且通常不能长久。断层线战争是一种时起时伏的战争，它们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后又减弱为低强度的战争，或者转化成压抑着的敌意，然后再度爆发。对立的认同和仇恨之火很少能够完全熄灭，除非通过种族灭绝。由于具有持久性，断层线战争像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一样，往往造成大量死伤和难民。这两个数字必须谨慎对待，人们普遍接受的90年代初在断层线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菲律宾5万，斯里兰卡5万-10万，克什米尔2万，苏丹5O万-150万，塔吉克斯坦10万，克罗地亚5万，波斯尼亚5万-20万，车臣3万-5万，西藏10万，东帝汶20万。所有这些冲突实际上还造成了为数更多的难民。

在这些当代战争中，有许多不过是历史上持久的血腥冲突的最新一轮。20世纪末的暴力冲突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例如，1956年在苏丹爆发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72年，虽于当年达成了给予苏丹南部某些自治权的协议，但是1983年又战火重燃。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叛乱始于1983年，为结束叛乱而举行的和平谈判于1991年中断，1994年又重开谈判，至1995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4个月之后，暴动的猛虎组织违反了停火协议并撤出了和谈，随后又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战争。菲律宾的摩洛人起义始于70年代初，在1976年达成允许棉兰老某些区域自治的协议后开始减弱。但是到了1993年，由于持不同政见的反叛集团抵制争取和平的努力，又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暴力冲突，其规模也日益扩大。俄罗斯和车臣领导人于1995年7月达成了非军事化协议，旨在结束于1994年12月爆发的暴力冲突。这场战争一度沉寂下来，但不久又重新爆发。车臣人袭击了俄罗斯人或亲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对此进行了报复，车臣人于1996年1月入侵达吉斯坦，1996年初俄罗斯开始大举进攻。

虽然断层线战争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同样具有旷日持久。暴力程度高和意识形态含混不清的特性，但二者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社会群体的战争可能在民族、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之间发生。然而，由于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断层线战争几乎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一些分析家有意贬低这种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他们指出，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和穆斯林拥有共同的种族特性和语言，在历史上曾和平相处并广泛通婚，而对宗教因素却用弗洛伊德的“小差异自恋情结”加以解释。这是一个基于世俗之见的判断。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强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上帝而极大地增强。

第二，其他的社会群体的战争往往具有特定性，因此，相对地说，不会扩散或卷进更多的参与者。相比之下，断层统战争根据定义，是在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在一般的社会群体的冲突中，A集团与B集团作战，C、D和E集团没有理由卷入其中，除非A集团或B集团直接威胁到它们的利益。但在断层线战争中，AI集团与Bl集团作战，它们双方都试图扩大战争，并动员本文明的亲缘集团A2、A3、A4和B2、B3、B4给予支持，而那些集团将认同于它们正在作战的亲缘集团。现代世界交通运
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联系的建立提供了方便，因此，断层线冲突便“国际化了”。移民在第三个文明的地区内建起了聚居区。通信技术使得对抗的各方更容易寻求帮助，也使其亲缘集团更容易迅速了解它们的状况。世界总体上的缩小使得亲缘集团能够为冲突各方提供道义汐胶、财政和物质支持，并且更难以不这样做。格林韦所说的“亲缘国综合征”，是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最重要的特征。更为普遍的是，不同文明人民之间即使是小规模的冲突，也可能造成文明内部冲突所不具有的严重后果。1995年2月，在卡拉奇一座清真寺中做礼拜的18名什叶派教徒被逊尼派枪手杀害，该事件进一步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和平，给巴基斯坦造成了问题。恰好一年以前，一名犹太定居者杀害了在希伯伦清真寺做祈祷的29名穆斯林，结果破坏了中东和平的进程，给世界造成了问题。

 发生频率：血腥的伊斯兰边界

社会群体的冲突和断层线战争是历史的内容。根据一项统计，冷战期间共发生了约32欢种族冲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苏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泰米尔人、黎巴嫩什叶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断层线战争。在40年代和50年代，约有一半的内战是认同战争，但是在其后的三十来年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内战属于认同战争，在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间涉及种族集团的对抗增加了3倍。然而，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无所木至，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这些冲突只引起了相对来说极小的注意，而且人们常常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群体的冲突变得更为突出，可以说，也比以往更为普遍。种族冲突事实上出现了某种“高潮”。

这些种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世界各文明中间。重大的断层线战争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而在少数其他地方，非穆斯林集团之间只发生了暴力程度较低的冲突。然而，绝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是沿着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的环绕着欧亚和非洲的边界发生的。尽管在世界政治的宏观层面或全球层面上，文明的主要冲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的，但在微观层面和地区层面上，它却是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间展开的。

激烈的对抗和暴力冲突在同一地区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极为普遍，在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进行了一场流血的、破坏性极大的战争，还与信奉天主教
的克族人发生了冲突。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不满于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保持着自己的地下政府，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也极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希借政府为坚持本民族在对方国家居住者的权利而争吵不休。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在历史上就互不相容。在塞浦路斯，相邻的穆斯林土耳其族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一直关系敌对，各自为政。在高加索，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宿敌，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为控制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而战。在北高加索，200年来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穆斯林为了摆脱俄罗斯的统治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战争。残酷的战争于1994年在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再次展开，在印古什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之间也发生了战争。在伏尔加盆地，穆斯林勒勒人在过去以及在90年代初与俄罗斯人展开了斗争，最后就有限的主权达成了不稳定的妥协。

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人使用武力逐渐控制了中亚的穆斯林各民族。朋年代期间，阿富汗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打了一场大战，俄罗斯撤退后，战争余波仍在塔吉克斯坦蔓延，一方是俄罗斯军队支持的现政府，另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在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集团反对汉化，并且正在发展与前苏联各共和国内的同族人和共同宗教信仰者的关系。在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曾发生过三次战争，此外还有克什米尔穆斯林反抗印度统治的起义，阿萨姆穆斯林移民与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遍及全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间的骚乱和暴力冲突，这些都是由两个宗教社会群体中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所引发的。在孟加拉，佛教徒抗议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对他们的歧视；在缅甸，则是穆斯林抗议占多数的佛教徒对他们的歧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不时地发起反对华人的骚乱，抗议他们对经济的控制。在泰国南部，穆斯林集团断断续续地参与了反抗佛教政府的起义。在菲律宾南部，曾发生过一次穆斯林摆脱天主教国家和政府的统治、争取独立的起义。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信奉天主教的东帝汶人则为反抗穆斯林政府的镇压而斗争。

在中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犹太人建立家园。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了四次战争，巴勒斯坦人为反抗以色列人的统治发动了起义。在黎巴嫩，马龙派基督教徒与什叶派伊斯兰教徒进行了一场战斗，结果以失败告终。在埃塞俄比亚，信奉东正教的阿姆哈拉人在历史上一直压制穆斯林种族集团，并遭遇过穆斯林奥罗莫人的暴动。在非洲之角，北部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与南部的唯灵论基督教黑人发生着各种类型的冲突。在苏丹，发生过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最血腥的战争，战争持续了几十年，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伤亡。尼日利亚的政治一直为北部的穆斯林富拉尼人一豪萨人和南部的基督教部落之间的冲突所主导，暴动和军事政变频繁不断，还发生了一场大战。在乍得、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

在所有这些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入——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于是人们自然会问，20世纪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之间的这种冲突模式，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文明的集团之间。事实并非如此。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1993-1994年，穆斯林参与了泰德·罗伯特·格尔进行深入分析的55次种族-政治冲突中的26次（表10．1）。这些冲突中有20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其中15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简而言之，涉及到穆斯林的文明间冲突是所有非穆斯林文明冲突的三倍。伊斯兰内部的冲突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冲突，包括非洲的部落冲突。与伊斯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只卷入了两次文明内部的冲突和两次文明之间的冲突。涉及到穆斯林的冲突往往死伤惨重。在格尔分析的6次战争中，估计有20万或者更多的人被杀害，其中3次战争（苏丹、波斯尼亚、东帝汶）发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2次（索马里、伊拉克-库尔德）是在穆斯林之间，仅有1次（安哥拉）涉及到非穆斯林。

表10．1种族政治冲突：1993－1994年

┌──────────────────────────┐

│　　　 文明内部冲突　文明间冲突　总数│

│伊斯兰　　 11　　　　　 15　　　　 26 │

│其他　　　 19*　　　　　5　　　　　24 │

│总数　　　 30　　　　　20　　　　　50 │

└──────────────────────────┘

*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泰德·罗伯特·格尔；《人民反对国家：种族政治冲突及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载于（国际研究季刊）第38期（1994年9月），第347－378页。我应用了格尔的冲突分类法，只是将中国-西藏冲突作了改动；他将这个冲突作为非文明间冲突而纳入了文明内部的冲突，但它显然是儒教的汉人和喇嘛教的藏族佛教徒之间的冲突。

2、《纽约时报》确认，1993年在48个地方发生了约59次种族冲突，其中一半地方发生的是穆斯林之间或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冲突。59次冲突中有31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与格尔的数据类似的是，在这些文明间的冲突中，有三分之二（21次）是穆斯林和其他文明间的冲突（表10.2）。

3、在另一项分析中，鲁思·莱格·希瓦德确认1992年发生了29次战争（1年间死亡人数达到1,000人或以上的冲突定为战争）。在12次文明间的冲突中，有9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同样，穆斯林比属于任何其他文明的人都进行了更多的战争。

　表10．2种族冲突：1993年

┌───────────────────────────┐

│　　　　文明内部冲突　文明间冲突　总数│

│伊斯兰　　　 7　　　　   21　　　 28　│

│其他　　　　21*　　　　　10　　　 31　│

│总数　　　　28　　　　　 31　　　 59　│

└───────────────────────────┘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1993年2月7日，（纽约时报）第1版和第14版。

这样三个不同的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90年代初期，穆斯林较之非穆斯林参与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文明间战争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

* 在我于（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没有一句话比“血腥的伊斯兰边界”招致更多的批评了。我的判断是基于一份有关文明间冲突原因的调查报告，大量不带偏见的资料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原书脚注

穆斯林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亦通过穆斯林社会的军事化程度表现出来。80年代，穆斯林国家拥有军队的比率（即在每1,000人口中军人所占的比率）和军费投入比率（军费按一国财富计算的比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同类比率。相比之下，基督教国家军队的比率和军事投入指数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同类比率。穆斯林国家的这两项平均比率大约相当于基督教国家的两倍（表10.3）。詹姆斯·佩恩得出结论说：“很明显，在穆斯林与军国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

穆斯林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在1928年至1979年期间穆斯林介入的总计为142起的危机中，利用暴力来解决的占76起。在25起危机中，暴力是对付危机的基本手段；在51起危机中，穆斯林国家在使用其他手段的同时还使用了暴力。穆斯林国家使用暴力，不用则已，一用便是高强度的暴力，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有41％诉诸了全面战争，38％为重大冲突。穆斯林国家在其53.5％的危机中诉诸了暴力；而在其他国家介入的危机中，英国动用暴力的比率仅为11.5％，美国为17.9％，苏联为28.5 ％。在诸大国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穆斯林国家：它在其76.9％的危机中使用了暴力。穆斯林的好战性和暴力倾向是20世纪末的事实，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不能否认。

表10．3穆斯林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军事化比较

　┌─────────────────────────────────────────┐                

　│　　　　　　　　　　　　平均军队比率　　 平均军费投入比率 │

 │穆斯林国家（n＝25）　　　11.8　　　　　　 17．7　　　　    │

 │其他国家　（n＝112）　　　7．1　　　　　　 12．3　 　 　   │

　│基督教国家（n＝57）　 　　5.8　　　　 　　  8．2　　　 　  │

 │其他国家　（n＝80）　　　 9.5　　　 　　　  16.9　　　  　  │

  └───────────────────────────────── ────────┘

资料来源：詹姆斯·佩思：（国家为何武装）（牛津：贝西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0年）穆斯林和基督教国家是指那些其、80％以上的人口信奉该宗教的国家。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促成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高潮，以及穆斯林在这些冲突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这些战争有其历史根源。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巴尔干的天主教徒、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从巴尔干到中亚的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遍布非洲大陆的阿拉伯人和黑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之间的全部关系要么是不信任地共处，要么是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历史遗留的冲突会被那些认为有理由这样做的人利用和使用。在这些关系中，历史是活生生的，完整的，并且是可怕的。

然而，历史上断断续续发生的屠杀本身并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末暴力冲突又再次出现。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毕竟非常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印度的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也是如此。除由政府造成的少数明显例外，苏联的许多民族和宗教集团都曾和平共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在一个常常被称为热带乐园的岛屿上也曾平静地共同生活着。历史并未阻止这种相对和平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优势，因此，它本身并不能解释和平被打破的原因。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一定是出现了其他一些因素。

人口对比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因素之一。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口增长较少的集团造成了军事压力。70年代初，黎巴嫩历时30年的法律秩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什叶派人口相对于马龙派基督教人口急剧增长所致。加里·富勒指出，在斯里兰卡，1970年僧伽罗民族主义分子暴动的高峰和80年代末泰米尔人暴动的高峰，与这些集团中15－24岁的“青年人口膨胀”超过斯里兰卡全部人口20％的年份完全吻合（见图10.1）。一位美国驻斯里兰卡外交官注意到，僧伽罗暴动分子事实上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据报道，泰米尔猛虎组织“在依靠娃娃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招募“甚至才11岁的男孩和女孩”，在战斗中被杀害者“有的死时尚不足10岁，仅有少数人超过18岁”。《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猛虎组织正在发动一场“未成年人的战争”。同样，俄罗斯人与其南面的穆斯
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也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重大差异造成的。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出生率是1.5％，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主要为穆斯林的中亚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为 4.4％，80年代末后者的人口净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是俄罗斯的5－6倍。80年代，车臣的人口增长了26％，而车臣地区是俄罗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它的高出生率导致了向外移民，并为战争提供了兵源。穆斯林的高出生率，以及从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的移民，再次刺激了对印度统治的抵抗。

导致前南斯拉夫文明间战争的复杂过程有许多原因和爆发点。然而，导致这些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在科索沃发生的人口变化。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除了脱离权外，它拥有6个南斯拉夫共和国事实上拥有的各项权利。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24％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因此，科索沃便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人口问题的压力下，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流向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方以寻求经济机会。结果，至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10％为塞尔维亚人。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仍将科索沃视为他们的“圣地”或“耶路撒冷”，它是一些历史事件的遗址，其中包括于1389年6月28日发生的一场大战。在那场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并在其后将近500年的时间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至80年代末，人口对比的变化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族提出科索沃享有南斯拉夫共和国地位的要求。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政府抵制了这一要求，担心科索沃一旦拥有脱离权便会如此实行，或者与阿尔巴尼亚合并。1981年3月，阿尔巴尼亚族人中爆发了抗议和骚乱以支持获得共和国地位的要求。按照塞尔维亚人的说法，阿尔巴尼亚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迫害和暴力的活动不断增加。一位克罗地亚新教徒说：“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好淫、打斗和屠杀。”这一事态的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的誓言得到了塞尔维亚境内其他地方的响应，其结果是1986年发表了由200人签名的声明，签名者有著名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政治家、宗教领袖、军官，还包括自由反对派杂志《实践》的编辑。声明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制止在科索沃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根据对种族灭绝所作的任何合理定义，塞尔维亚人的指控应当说是极度地夸大其辞，然而一位同情阿尔巴尼亚族的外国观察家说：“在80年代，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

所有这一切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米洛舍维奇则看到了他的机会。1987年，他在科索沃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活，呼吁塞尔维亚人对自己的土地和历史提出权利要求。“紧接着，大批的塞尔维亚人——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甚至反共产主义者——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决心不仅保护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而且要镇压
那里的阿尔巴尼亚族，将他们变为二等公民。米洛舍维奇很快地被公认为民族领袖。”
两年之后，于1989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带领着100万一200万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参加历史上那场标志着他们与穆斯林之间要不断进行战争的伟大战役600周年纪念活动。

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和力量的增长在塞尔维亚人中引起的恐慌和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波斯尼亚的人口变化而进一步加剧了。1961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人口中，43％为塞尔维亚族，26％为穆斯林；至1991年，那里的人口比率几乎完全相反：塞尔维亚族人口所占比率降至31％，而穆斯林人口升至44％。在这30年中，克罗地亚族人口所占比率从22％降至17％。一个种族集团人口的扩张导致了另一个集团的种族清洗。“我们为什么要杀害儿童？”，一个塞尔维亚族战士在1992年自问自答道：“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到那时我们还得去杀他们。”不那么残忍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当局，则采取了行动阻止它们的地域被穆斯林“人口占领”。

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突的原因。然而，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冲突。例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斗就不能归结为人口。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历史，因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分子屠杀塞尔维亚人之前，两个民族一直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这里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引致了各后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种族和文明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的崩溃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冷战结束时，共产主义政权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垮台所造成的后果亦不例外。当人们已不再可能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公民或者南斯拉夫人之时，便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认同。他们在旧有的族性和宗教中找到了这种认同。压制的然而是和平的国家秩序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信奉不同上帝的民族不以暴力取代他人的上帝。

正在形成的政治实体推行民主的需要加速了这一进程。当苏联和南斯拉夫已开始分裂时，权力精英们便不再组织全国大选。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政治领袖们就会为夺取中央权力而展开竞争，向选民呼吁建立多民族和多文明的政权，并在议会中建立类似的多数联盟。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选举首先是以共和国为基础的，这就不可抗拒地刺激了政治领袖们去进行反对中央的运动，调动本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促进自身所在的共和国的独立。甚至在波斯尼亚199O年的大选中，民众的选票也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来划分的。多民族的改革党和前共产党各自所得的选票都不足10％。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的得票率为34％，塞尔维亚民主党为30％，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为18％。这个比例大致接近于穆斯林。塞族和克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进行的第一次公平竞争的选举中，得胜者几乎都是能够调动起民族情绪，并许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其他种族集团、捍卫本民族特性的政治领袖们。竞选提高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并促使断层统冲突激化为断层线战争。用博格丹·戴尼奇的话来说，当“种族成为民众的构成成分时”，其最初的结果就是论战或战争。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20世纪结束时，穆斯林远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情况是否总是如此？过去，基督教徒曾杀害其基督教兄弟和大量其他人民。评价整个历史中各文明的暴力倾向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在这里是做不到的。这里所能做的，就是确认造成当前穆斯林集团暴力活动的可能原因，包括伊斯兰内部和外部的暴力活动，并将在整个历史中造成集团冲突更大倾向的那些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与仅仅造成20世纪末暴力倾向的原因区分开来。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如果它存在的话。然而，如果这种倾向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其假定原因就不能解释不存在的历史倾向，因而大概也不能解释已被证明的当代穆斯林集团的暴力倾向。后一种倾向，只能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曾存在的20世纪的原因来加以解释。

（表10．4）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的可能原因

　 ┌──────────────────────────────────────┐               

  │　　　　　　　穆斯林的外部冲突　　 内部和外部冲突　 　│

　├──────────────────────────────────────┤

　│历史和当代冲突　 地理邻近互不相容　　　　　　　好战　 │

　│当代冲突　　　　 受害者地位　　　　　　　　人口膨胀　 │

　│　　　　　　　　　　　　　　　　　　　　　缺少核心国家│

   └──────────────────────────────────────┘

首先，有人论证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没有人会这样形容基督或者释迦牟尼）。据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然而，当伊斯兰教最初的扩张逐渐停止之后，穆斯林集团违背了教义，在自己人中间展开了战争。内部冲突相对于圣战的比率急剧上升。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第二，伊斯兰教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传播到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传播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巴尔干，这使得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征服，城市里的南斯拉夫人往往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产生了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差异。与此相反，俄罗斯帝国向黑海、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使得它与各穆斯林民族发生了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西方在其权力相对于穆斯林达到顶点之时提出让犹太人在中东建立家园，则奠定了阿拉伯一以色列持续对抗的基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陆地上的扩张，导致两者在整个欧亚大陆紧密相邻地生活在一起。相反，西方在海上的扩张通常没有导致西方人与非西方民族毗邻而居，因为除了在南非，这些非西方民族要么已臣眼于欧洲的统治，要么已事实上被西方殖民者大批杀害了。

造成穆斯林-非穆斯林冲突的第三个可能原因，是一位政治家在谈论自己的国家时所说的：穆斯林的“不相容”。但是，这种不相容是两方面的，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与非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类似。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例如，华人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已成功地融入了信仰佛教的泰国社会和信仰基督教的菲律宾社会。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里并没有出现多数民族集团反对华人的暴力活动的重要例证。与此相反，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和穆斯林的马来西亚，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乱和（或者）暴力活动，华人在那些社会里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发的潜在问题，而在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就并非如此。

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另外三个暂时而有限的因素，则造成了20世纪末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穆斯林的解释是，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社会在19世纪、20世纪的屈从地位，使人们产生了穆斯林在军事和经济上软弱无能的印象，因而促使非穆斯林集团将穆斯林视为进攻目标。根据这个观点，穆斯林是广泛传播的歧视穆斯林思想的受害者，正如历史上曾在西方出现的歧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现象一样。阿克巴·艾哈迈德断言：诸如巴勒斯坦人、波斯尼亚人、克什米尔人和车臣人这样的穆斯林群体，像“印第安红种人一样，是受压迫的群体，他们被剥夺尊严，被困在用祖先遗留下的土地改建成的居住区内”。但是，穆斯林是受害者的观点无法解释在诸如苏丹、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多数民族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兰社会中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为伊斯兰辩护的人常常宣称，西方批评伊斯兰的人相信在伊斯兰集团中存在一个中心的、搞阴谋的指导力量，它动员和协调伊斯兰反对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行动。如果批评家们相信这一点，那他们就错了。伊斯兰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中心。那些渴望成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潜在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都竞相在穆斯林世界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未处于能够调解伊斯兰内部冲突的强有力地位；也没有一个能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发生冲突时，作为代表伊斯兰的权威出面讲话。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此外，15－30岁年龄段中常常存在的大量男性失业者，也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不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80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行动的原因。到21世纪30年代，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可能会随之减弱，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和强度也会普遍下降。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这些过程通常是相继发生的，但也常常是重合的，并可能重复出现。断层线战争一旦发生，就像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一样，趋于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并按照行动一反应模式发展。以往曾经是多重的、随意的认同，现在变得集中和强化了。社会群体的冲突被恰当地称为“认同战争”。随着暴力冲突的扩大，最初的关键问题往往被笼统地重新定义为“我们”对抗“他们”，集团的内聚力和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政治领袖扩大和深化了他们对种族和宗教忠诚的号召力。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在其中，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双方都把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戏剧化和夸大了，并最终试图将这种差别转化为生者与死者的根本差别。

随着革命的演进，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孟什维克败在了激进派、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手下。在断层线战争中往往出现类似的过程。抱着如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样的较有限的目标的温和派，不可能通过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谈判来达到这些目标，并为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在摩洛人与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最主要的暴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首先得到了立场更极端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支持，然后又得到了立场甚至更为极端、反对其他组织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阿布·赛义夫组织的支持。苏丹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日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立场。90
年代初，暴动的基督教组织分裂了，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南苏丹独立运动，它提倡的是独立而不仅仅是自治。在以色列入同阿拉伯人之间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当主流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与以色列政府谈判之时，穆斯林兄弟会的哈马斯组织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了挑战，谴责它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参加谈判招致了以色列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抗议甚至暴力反对。1992－1993年，随着车臣与俄罗斯冲突的加剧，杜达耶夫政府开始为“车臣民族主义分子中最激进的派别”所支配，“该派反对任何迁就莫斯科的行为，于是较为温和的力量被推到在野派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1992年冲突的升级，塔吉克民族主义一民主集团的影响逐渐为伊斯兰主义集团所取代，后者在动员贫苦农民和城市不满青年方面更为成功。随着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向传统的、较实用的宗教上层提出挑战，伊斯兰教徒的言论也变得日益激进。”一位塔吉克领袖说：“我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而是开始使用战斗的语言，面对俄罗斯人在我家乡造成的形势，它是唯一适用的语言。”（往引在波斯尼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内，以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变得比哈里斯·西拉季奇领导的较宽容的、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派别更有影响。

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并不一定是持久的。他们的暴力行动并不比温和的妥协更有可能结束断层线战争。当死亡和破坏造成的代价日益增长而令人们看不到前景时，双方内部的温和派就可能站出来，再次指出所有暴力行动是“无意义”的，并敦促人们再次尝试
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在战争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风。这种认同几乎总是以宗教来定义的。在心理上，宗教为反对“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斗争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坚实的理由，而那种力量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是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体。如果两个非洲部落之间发生了地区战争，一个部落可以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另一个部落则可自称为基督教徒；于是前者可望获得沙特的金钱、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支持以及伊朗的武器和军事顾问；后者则有可能寻求西方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西方各国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支持。除非一个集团能够像波斯尼亚穆斯林那样，让人相信自己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从而唤起西方的同情，否则它只能指望从本文明亲族中得到重要的支持。除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外，情况通常是如此。断层线战争就其定义而言，是具有广泛联系的地区集团间的区域战争，因此这种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

尽管在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参与者中，文明的认同也得到了加强，但在穆斯林之中尤为普遍。断层线战争可能会源于家族。部族或部落冲突，但由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型分布，随着斗争的发展，穆斯林参与者很快就会寻求扩大他们的认同，并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甚至反原教旨主义的世俗主义者萨达姆·侯赛因也是如此行事。一位西方人指出，阿塞拜疆政府也照样在打“伊斯兰牌”。在塔吉克斯坦，在一场由塔吉克斯坦内部的地区冲突演化而成的战争中，反叛者逐步地将其事业定义为穆斯林的事业。在19世纪北高加索人和俄罗斯人的战争中，穆斯林领袖沙米尔自称为伊斯兰教徒，并
“在伊斯兰教和抵抗俄罗斯征服的基础上”团结了十几个民族集团和语言集团。本世纪90年代，杜达耶夫利用80年代在高加索发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行同样的战略。他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并手持古兰经宣誓就职（甚至像叶利钦一样得到了东正教主教的祝福）。1994年，杜达耶夫建议车臣成为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车臣军人佩带着饰有“车臣圣战”的绿色围巾，在进入战斗时高呼着“真主保佑”。同样，克什米尔穆斯林的自我认同，从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在内的区域认同，或印度世俗主义者的认同，而转到第三种认同，反映为“穆斯林民族主义在克什米尔的兴起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价值的跨国传播”，它“使得克什米尔穆斯林感到自己既是伊斯兰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又是穆斯杯世界的一部分”。1989年反对印度的暴动，最初是由一个“相对世俗”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组织领导的。后来巴基斯坦的支持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于是这些集团便成了主角。这些集团包括“铁杆暴动者”，这些人似乎“要为圣战而继续进行圣战，不论希望和结果是什么”。另一位观察家报告说：“民族主义情感由于宗教的差异而高涨，伊斯兰战斗精神在全球的崛起鼓舞了克什米尔暴动者，破坏了克什米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容忍的传统。”

对文明的认同在波斯尼亚急剧加强，特别是在穆斯林社区中。历史上，社区认同在波斯尼亚并不强烈，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作为邻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宗教认同也很弱。穆斯林被称为不去清真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族是不去天主教堂的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族则是不去东正教堂的波斯尼亚人。然而，一旦广泛的南斯拉夫认同被破坏，这些随意的宗教认同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斗争开始后又得到了加强。多元社会群体主义消失之后，各集团便越来越认同于更广泛的文化共同体，并根据宗教来自我界定。波斯尼亚塞族变成了极端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同于“大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和更为广泛的东正教共同体。波斯尼亚克族是强烈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自视为克罗地亚公民，强调天主教信仰，并和克罗地亚的克族一道强调他们认同于基督教的西方。

穆斯林向伊斯兰文明意识的转变甚至更为明显。直至战争开始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世界观是非常世俗的，他们将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多元文化的波斯尼亚社会和国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南斯拉夫分裂之后，这一点便开始发生变化。像克族和塞族一样，在1990年的选举中，穆斯林反对赞同多元社区的政党，绝对拥护由伊泽特贝戈维奇领导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由于积极倡导伊斯兰教而被共产党政府监禁。在1970年出版的《伊斯兰宣言》一书中，他论证了“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当伊斯兰运劫足够强大之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个新的国家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和新闻媒介“应当掌握在具
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人手中”。

波斯尼亚独立之后，伊泽特贝戈维奇曾倡导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在其中穆斯林将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集团，尽管它不是多数。然而，他并不反对自己在战争中建立的国家伊斯兰化。他不愿公开明确摒弃“伊斯兰宣言”的态度，在非穆斯林中引起了恐慌。随着战争的继续，一些塞族人和克族人退出了波斯尼亚政府的控制区域，而留下的塞族和克族人发现自已逐渐被排除在理想工作和社会机构之外。“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民族社区中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强烈的穆斯林民族认同成为了政治和宗教的一部分。”与波斯尼亚的多元文化民族主义相对立的穆斯林民族主义，在传媒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表达。学校里增加了宗教课程，新的教科书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好处。波斯尼亚语被作为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来推广，而且收入了越来越多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词汇。政府官员攻击异族通婚，反对广播“侵略者”的节目或塞尔维亚音乐；政府则鼓励信仰伊斯兰教，在雇用和提升时优先考虑穆斯林。最为重要的是波斯尼亚军队的伊斯兰化。至1995年，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军队中所占的比率超过了90％。越来越多的军人认同于伊斯兰教，参加伊斯兰教的活动并佩带穆斯林标志，其中精锐部队是伊斯兰教化最彻底的，且人数日益增加。这一趋势导致了波斯尼亚政府主席团中的五名成员（包括两个克族人和两个塞族人）向伊泽特贝戈维奇提出抗议，但遭到了他的否决，还导致了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总理西拉季奇于1995年辞职。

在政治上，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扩大了对波斯尼亚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至1995年，它已主宰了“军队、民政机构和公共企业”。据报道：“不属于这个党
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非穆斯林，发现他们已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对它持批评态度的人谴责道：这个党“已成为以共产党政府习性为标志的伊斯兰独裁主义的工具”。另一位观察家报道说：

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极端。它现在毫不顾及其他民族的情绪，它是新近占据优势地位的穆斯林国家的财产、特权和政治工具……

新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主要结果就是趋向民族同质化。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决定穆斯林的国家利益时也日益获得了主导权。

由战争和种族清洗造成的宗教认同的强化，其领导人的偏好，以及来自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和压力，缓慢但明显地将波斯尼亚从巴尔干的瑞士变为巴尔干的伊朗。

在断层线战争中，受到刺激的各方不仅强调本文明的认同，而且强调对方的文明认同。在区域战争中，各方都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与另一个区域的种族集团作战，而且是在与另一个文明作战。这个威胁由于一个主要文明的各种资源扩大和增强了，于是失败就不仅是它本身的失败，而且是它所属文明的失败。因此它所属的文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冲突中团结起来支持它。区域战争被界定为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将对人类相当大的部分产生影响。90年代初，东正教和东正教会“排挤了俄罗斯的其他教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再次成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俄罗斯人发现，把在塔吉克斯坦发生的部族和宗教间的战争、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战争定义为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更广泛冲突的一部分，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为它的区域对手们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承担圣战义务，并且正在成为伊斯兰堡、德黑兰、利雅得和安卡拉的代理人。

在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把自己视为保卫西方不受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进攻的勇敢的前卫。塞尔维亚人不仅把波斯尼亚克族和穆斯林视为敌人，而且把“梵蒂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几百年来一直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声名狼藉的土耳其人”视为敌人。“卡拉季奇”，一位西方外交官在谈论这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时说，“将此视为欧洲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宣称有义务根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最后遗迹。”反过来，波斯尼亚穆斯林把自己看作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由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他们的忽视，因此应当得到穆斯林世界的支持。这样，南斯拉夫战争的所有参战方和大部分旁观者，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的或者种族宗教的战争。米沙·格伦尼指出，这场冲突“愈益具有了宗教斗争的特点，这些宗教是欧洲的三大信仰——罗马
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是一些边界与波斯尼亚相交的帝国的信仰遗产”。

视断层线战争为文明的冲突的看法，也为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然而，如今各文明的主要国家都认为有必要防止自己在区域冲突中被击败，因为它可能引发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失败并最终导致灾难。印度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强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它的失败会刺激其他少数种族和宗教少数派提出独立的要求，因而导致印度的分裂。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制止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暴力行动，它可能会蔓延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而推动俄联邦内的穆斯林共和国的脱离主义运动，有人甚至指出，其最终结果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出现在红场上。因此，叶利钦说：阿富汗-塔吉克边界“事实上是俄罗斯的边界”。欧洲人则对在前南斯拉夫建立穆斯林国家表示了关切，担心它成为穆斯林移民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散的基地，加强雅克·希拉克提到的欧洲的“伊斯兰化”。克罗地亚的边界，事实上是欧洲的边界。

随着断层线战争的加剧，双方都尽量低毁对方，常常把对方形容成非人的恶魔，以证明杀害他们是合法的。叶利钦在谈到车臣游击队时说：“疯狗必须处死”。印度尼西亚将军苏特里斯诺提到1991年在东帝汶发生的大屠杀时说：“这些劣种人必须处决……
我们将处决他们。”现在历史上的恶魔又复活了：克族人变成了“乌斯塔什分子”；穆斯林成了“土耳其人”；塞族人则成了“切特尼克分子”。相互的仇恨由于复仇的行动而加强，屠杀、折磨、奸淫和残忍地驱逐居民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行为。对立文化的中心象征和产品都成了攻击目标。塞族人有计划地摧毁了清真寺和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克族人则炸毁了东正教的修道院。作为文化保护所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未幸免于难，僧伽罗警卫部队烧毁了贾夫纳公共图书馆，销毁了与泰米尔文化有关的“无法复得的文献和历史文件”。塞族士兵则炮轰和毁坏了萨拉热窝的国家博物馆。塞族人还清洗了波斯尼亚城镇兹沃尔尼克的4万名穆斯林，并在刚刚被他们炸毁的奥斯曼塔遗址上竖起了一座十字架，这座塔是土耳其人在1463年铲平东正教堂后修建的。在文化间的战争中，受到损失的是文化。

文明的集结：亲缘国家和在外散居者

在冷战的40年中，超级大国试图聚集盟友和伙伴，颠覆、改变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盟友和伙伴或使其中立化的行动深化了冲突。当然，这种竞争在第三世界中最为激烈，新建立的、弱小的国家在超级大国的压力下被迫加入了大规模的全球竞争。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多极的相互冲突取代了单一的超级大国冲突。当这些相互冲突涉及不同文明的集团时，往往会扩大和升级。随着冲突的日益加剧，各方都试图获得属于本文明的国家和集团的支持。不论何种形式的支持，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物质的、人员的砂V交的、财政的、象征性的或者军事的支持，总是来自一个或多个亲缘国家或集团。断层线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参与支持、强制和调解角色的亲缘国家就越多。作为这种“亲缘国综合征”的一个后果，断层线冲突比文明内部冲突具有了更大的升级潜力，通常需要文明间的合作才能得到遏制和结束。与冷战不同，这种冲突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爆发的。

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战争的程度有所不同。在第一层次上的是那些实际上彼此战斗和残杀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的战争；但它们也可能是地方集团而不是国家，或者至多是雏形国家，像波斯尼亚人之间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情况那样。这些冲突也可能包含第二层次的参与者，它们通常是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诸如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与冲突关系更远一些的是第三层次的国家，它们更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诸如与前南斯拉夫有联系的德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在亚美尼亚一阿塞拜疆争端中的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这些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往往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第一层次参与者有在外散居的人，他们也会在断层线战争中发挥作用。鉴于在第一层次上通常只有少量的人员和武器介入战争，而且只有相对较少的外援，无论是以财政、武器还是以志愿者形式提供的，它常常可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冲突的其他参与方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于第一层次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对第一层次参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们强烈地认同于自己亲族的事业，变得“比教皇还要笃信天主教”。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国家的政府的利益却要复杂得多。它们通常也为第一层次参与者提供支持，即使它们不那样做，对立集团也会怀疑它们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对立集团支持自己的亲族变得合情合理。然而，遏制战斗和避免直接卷入，对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是有利的。因此在支持的同时，它们也试图限制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并诱导它们降低自己的目标。第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还常常试图与断层线另一方处于同样层次的参与者进行谈判，以便阻止区域战争升级为卷入了核心国家的更广泛的战争。图11．1概括了断层线战争潜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任何断层线战争都具有所有这些特性，但其中有一些是如此，包括在前南斯拉夫和高加索的战争，此外，几乎行有断层线战争都具有将各层次参与者全部卷入其中的潜力。

在外散居者和亲缘国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90年代的每一场断层线战争。鉴于穆斯林集团在这类战争中所起的广泛作用，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组织最频繁地成为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利比亚政府。它们有时还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一起，为在巴勒斯坦。黎巴嫩、波斯尼亚库臣、北高加索、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苏丹和菲律宾与非穆斯林作战的穆斯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除政府支持外，很多第一层次参与者中的穆斯林集团，还得到了从阿富汗战争退下来的伊斯兰主义国际流动战士的支持，这些人参与了从阿尔及利亚、车臣到菲律宾内战的各种冲突。一位分析家注意到，这些伊斯兰国际纵队参加了“派遣志愿军支持在阿富汗、克什米尔和波斯尼亚建立伊斯兰政权，开展针对反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宣传战，以及在在外散居者中建立伊斯兰中心的活动。这些中心成了参战各方的政治总部”。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也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支持，并试图协调成员国在跨文明冲突中支援穆斯林集团的努力。

苏联曾是阿富汗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冷战后，俄罗斯一直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印度是克什米尔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并且是斯里兰卡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西方主要国家是南斯拉夫冲突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在亚美尼亚、克罗地亚和车臣的冲突中，双方的在外散居者都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通过电视、电传和电子函件“与其前祖国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在外散居者更有力地承担起了义务，有时还发生了两极分化。‘前祖国’的含义已不同于以往”。

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为暴动者提供了明确的外交和政治支持。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武器，以及培训、后勤支援和一个避难所，而且还替暴动者游说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至1995年，据说暴动分子至少补充了1,200名来自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苏丹圣战者组织的士兵，他们配备着在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时由美国提供的毒刺式导弹和其他武器。菲律宾的摩洛暴动分子曾经得到了马来西亚提供的资金和装备，阿拉伯国家政府还为其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几千名暴动分子在利比亚接受了训练；极端的反叛集团阿布·赛义夫组织则是由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组织的。在非洲，苏丹曾定期地援助与埃塞俄比亚作战的厄立特里亚穆斯林反叛者，为了进行报复，埃塞俄比亚则为与苏丹作战的“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后勤和避难援助”。后者还得到了来自乌干达的类似援助，这部分地反映了乌干达与苏丹反叛者在“宗教、种族和民族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苏丹政府从伊朗得到了价值3亿美元的中国造武器，伊朗的军事顾问还为其训练部队，这一切使得它能够于1992年向反叛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据苏丹政府说，西方的各种基督教组织为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食品、医药、补给和武器。

在斯里兰卡的印度教泰米尔暴动分子和佛教僧伽罗政府之间的战争中，印度政府最初为暴动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南印度训练暴动分子并为其提供武器和资金。1987年，在斯里兰卡政府军几乎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际，印度的公众舆论齐声谴责这一“种族灭绝行动”，于是印度政府向泰米尔人空投了食品，“实际上是向斯里兰卡总理贾亚瓦德纳表示，印度打算阻止他用武力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此后，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斯里兰卡给予泰米尔地区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暴动者则向印度军队上缴武器。印度出动了5万名士兵到该岛去确保协议的执行，但是猛虎组织拒绝上缴武器，结果印度军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游击队的战争，而这些游击队正是它先前所支持的。1988年，印度军队开始撤离。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被暗杀，印度人相信这是一名泰米尔暴动支持者所为，此后印度政府对这次暴动的态度越来越充满敌意。然而，印度政府不可能在南印度5千万泰米尔人中制止对斯里兰卡暴动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下述情况反映了这一点：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官员违反新德里的旨意，允许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实际上自由地利用”其500英里的海岸，并穿越狭长的保克海峡为斯里兰卡暴动分子运送给养和武器。

自1979年起，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与其南面的穆斯林邻居进行了三场重要的断层线战争：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继之而来的始于1992年的塔吉克斯坦战争，以及始于1994年的车臣战争。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共产党政府开始在塔吉克斯坦执政。1992年春，这个政府遇到了包括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敌对地区集团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挑战。从阿富汗得到武器支持的反对派于1992年9月将亲俄罗斯的政府赶出了首都杜尚别。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发出了警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蔓延的警告。留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第201机动化步兵师为亲政府力量提供了武器，俄罗斯还加派部队驻守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1992年11月，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达成了协议，由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
出兵干预，这一行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和平，实际上是参战。在军事干预和俄罗斯的武器及财政援助下，前政府的军队收复了杜尚别，并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种族清洗，反对派的难民和部队撤退到了阿富汗。

中东穆斯林国家政府强烈抗议俄罗斯的军事干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为日益伊斯兰化的反对派提供了财政、武器和培训援助。据报道，1993年有成千上万名士兵接受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训练，1993年春夏两季，塔吉克反叛者从阿富汗越过边界发动了几次进攻，杀死了不少俄罗斯边境卫兵。俄罗斯的反应是向塔吉克斯坦增派部队，用
“重炮和迫击炮”密集攻击阿富汗境内目标，还对这些目标进行了空袭。阿拉伯国家政府则为反叛者提供了购买毒刺式导弹的资金以对付空中袭击。至1995年，俄罗斯向塔吉克斯坦派驻了将近2.5万名士兵，并提供了支持该国政府所需的一半以上的资金，反叛者一方则得到了阿富汗政府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积极支持。正如巴尼特·鲁宾所指出的，国际机构或西方未能给予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重要的帮助，因而使得前者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后者则完全依赖于其穆斯林文明的亲族。“每一个希望得到外国援助的阿富汗指挥官，今天都不得不迎合阿拉伯国家和希望在中亚推动‘圣战’的巴基斯坦经费提供者，或者去参加毒品交易。

俄罗斯在北高加索与车臣人进行的第三场反穆斯林的战争，是以1992－1993年相邻的东正教奥塞梯人和穆斯林印古什人之间的战斗拉开序幕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及其他穆斯林民族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驱逐到中亚的。奥塞梯人留了下来，并占有了印古什人的土地。1956－1957年，在二战中被驱逐的人民获准返回，因而出现了围绕土地所有权和地区控制权的纷争。1992年11月，印古什人为了收复普里格罗德尼地区而发动了进攻（该地区是苏联政府划给奥塞梯人的）。俄罗斯人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包括派遣哥萨克部队支持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一位旁观者这样评论道：“1992年11月，奥塞梯境内的印古什人的村庄被包围并遭到了俄罗斯坦克的轰击，那些在炮火中幸免于难的人或被枪杀、或被带走。”这场大屠杀是由奥塞梯特种警察部队执行的，但俄罗斯派往该地区“维持和平”的部队却为其提供了掩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说：“在不足一周的时间内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俄罗斯联邦内的“第一次种族清洗行动”。接着，俄罗斯利用这一冲突恐吓印古什人的车臣同盟者，“结果导致了车臣人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是穆斯林的高加索人民联盟的迅速动员。该联盟威胁要派50万名志愿兵对抗俄罗斯军队，如果它不从车臣领土撤离。在一段紧张的相持之后，为了避免北面的奥塞梯一印古什冲突升级为整个地区的冲突，莫斯科作出了让步。

1994年12月，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引发了更激烈、更广泛的冲突。两个东正教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乌克兰总统则“在外交上含糊其辞，仅仅号召和平解决危机”。俄罗斯的行动亦得到了东正教北奥塞梯政府和 55％－60％的北奥塞梯人民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联邦内外的绝大部分穆斯林站在车臣人一边。伊斯兰国际纵队立即从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等地开来支援。穆斯林国家支持车臣的事业，而且据说土耳其和伊朗提供了物质援助，这一举动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与伊朗和解的愿望。为车臣提供的武器开始源源不断地从阿塞拜疆进入俄罗斯联邦，迫使俄罗斯封闭了它与阿塞拜疆的边境，从而也切断了运往车臣的医药和其他物资。

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穆斯林团结一致支持车臣的行动。尽管号召全高加索的穆斯林发动反俄罗斯的圣战没有产生效果，但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六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求俄罗斯停止其军事行动，高加索各穆斯林共和国的代表则呼吁民众进行反对俄罗斯统治的不服从运动。楚瓦什共和国总统则同意楚瓦什的应征入伍者不参加反对其穆斯林同胞的军事行动。“对战争最强烈的抗议”发生在车臣的两个邻近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人在俄罗斯军队开往车臣的途中袭击了它，致使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印古什政府“事实上已对俄罗斯宣战”。在达吉斯坦也发生了攻击俄罗斯军队的事件。俄罗斯人以炮轰印古什和达吉斯坦村庄作为反击。车臣人袭击基兹利亚尔市之后，俄罗斯军队在1996年1月将佩尔沃马伊斯科伊村夷为平地，进一步激起了达吉斯坦人对俄罗斯人的仇视。

车臣的事业也得到了在外散居的车臣人的帮助，他们当年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世纪俄罗斯对高加索山区的入侵造成的。在外散居者筹集资金、采办武器，并为车臣提供志愿兵。为数众多的车臣族在外散居者居住在约旦和土耳其，因而导致约旦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立场，并使土耳其更情愿支持车臣人。1996年1月，当战火蔓延到土耳其之时，土耳其公众舆论对车臣族在外散居者扣押渡船和俄罗斯人质的行动表示了同情。在车臣领导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政府与俄罗斯谈判达成了一项解决危机的协议，然而却使双方已经很紧张的关系更为恶化。

车臣冲突蔓延到达吉斯坦、俄罗斯作出的反应，以及1996年初的扣押渡船事件，凸显了这一冲突升级为俄罗斯同高加索山区人民之间沿着19世纪持续了几十年的斗争线而
展开的冲突扩大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菲奥纳·希尔1995年警告说：“北高加索是一堆
干柴，在那里，任何一个共和国发生的冲突都可能点燃一场地区性大火，这场大火将越过边界蔓延到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地区，并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和北高加索的在外散居者牵连进去。正如车臣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控制该地区的冲突并非易事……那里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与车臣毗邻的共和国的领土之上。”一位同意这一看法的俄罗斯分析家指出：“非正式联盟”正沿着文明线发展。“基督教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和北奥塞梯人正团结起来对抗穆斯林阿塞拜疆人、阿布哈兹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塔吉克斯坦参战的俄罗斯人“正冒着被卷入与穆斯林世界持久对抗的风险”。

在另一场东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中，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是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政府及人民，前者是为从后者中独立而战。第二层次参与者是亚美尼亚政府，第三层次参与者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此外，在西欧和北美的大量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争始于苏联解体前的1988年，于1992－1993年加剧，1994年达成停火协议后平息下来。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支持阿塞拜疆，俄罗斯则支持亚美尼亚人，并利用它对亚美尼亚人的影响抵制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势力。这场战争是新近的一幕，就其斗争而言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争夺黑海地区和高加索控制权的斗争，而就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强烈的对抗而言，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后者对前者的大屠杀。

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始终如一地支持阿塞拜疆人和反对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是首先承认非波罗的海的苏联共和国阿塞拜疆独立的国家。在整个冲突中，土耳其都为阿塞拜疆提供了财政和物质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随着1991－1992年暴力冲突的加剧，以及亚美尼亚人挺进阿塞拜疆领土，土耳其人群情激奋，受到压力的土耳其政府开始支持其种族一宗教兄弟。但土耳其也担心这将突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差异，导致西方对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并激怒其〕爆盟友。因此，土耳其受到了断层线战争第二层次参与者传统上面临的多重压力。然而，土耳其政府发现，支持阿塞拜疆和对抗亚美尼亚是对自己有利的。一位土耳其官员说：“当你的兄弟遭受杀害之时，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另一位官员补充道：“我们感到了压力。我们的报纸上充满了这些暴行的照片……
我们或许应当让亚美尼亚人看看，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则说：土耳其“应当吓唬吓唬亚美尼亚人”。土耳其和伊朗一道警告亚美尼亚人，它将不赞同边界的任何改动。奥扎尔拦截了经过土耳其运往亚美尼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结果使亚美尼亚人在1992－1993年冬天濒于饥荒。对此，俄罗斯元帅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警告说：“如果另一方（即土耳其）卷入”了战争，“那我们就将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一年之后，奥扎尔仍然是一副好战面孔。他嘲笑道：“亚美尼亚人能怎么样，如果打起来了……他们能打进土耳其吗？”土耳其“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1993年夏季和秋季，进攻的亚美尼亚人接近了伊朗边界，这进一步引起了土耳其和伊朗的反应，这两个国家正彼此争夺在阿塞拜疆和中亚穆斯林国家内的影响。土耳其宣称：进攻威胁了土耳其的安全，要求亚美尼亚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阿塞拜疆领土，并向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边界增派了军队。据报道，俄罗斯和土耳其军队在边界上交了火。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宣布，如果亚美尼亚军队进入邻近土耳其的阿塞拜疆飞地纳希切万，她将要求宣战。伊朗也向阿塞拜疆调遣军队并进入了该地区，据说是为因亚美尼亚入侵而造成的难民建立避难所。伊朗的行动据说使得土耳其人相信，他们可以进一步采取行动而不会招致俄罗斯的报复，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土耳其在为阿塞拜疆人提供保护方面与伊朗展开竞争。这场危机最终通过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以及美国政府对亚美尼

政府施加压力，亚美尼亚政府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而得以平息。

    生活在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且与充满敌意的土耳其接壤的内陆国家里的亚美尼亚人，历史上就不断寻求其东正教亲族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保护，特别是将俄罗斯视为老大哥。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开始发起独立运动，戈尔巴乔夫的政权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派兵支持该地区被认为是忠于共产党政权的巴库政府。苏联解体后，上述考虑让位于更为久远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考虑，俄罗斯开始积极地支持基督教亚美尼亚人，对此阿塞拜疆指责说：“俄罗斯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实际上，俄罗斯军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早就存在于苏联军队中。军队中的亚美尼亚人比穆斯林更经常地得到提升并被派往战斗部队。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军队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为基地的第366机动化步兵团在亚美尼亚人对科德扎利镇的进攻中起了主要作用。在那次行动中，据说有1,000名阿塞拜疆人被屠杀。此后，俄罗斯的特种部队也参加了战斗。1992－1993年冬，当亚美尼亚遭到土耳其禁运时，它“由于从俄罗斯得到了几十亿卢布的贷款而免于全面的经济崩溃”。那年冬天，俄罗斯军队参加了亚美尼亚军队开辟连接亚美尼亚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之间走廊的行动。据报道，俄罗斯一支拥有40辆坦克的装甲部队参加了1993年夏季在卡拉巴赫的进攻。而亚美尼亚，正如希尔和朱厄特所指出的，“除了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外，别无选择。它在原材料、能源、食品
供应，以及在边界防范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这样的历史宿敌上，都依赖于俄罗斯。亚美尼亚签署了独联体所有的经济和军事协议，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为了让俄罗斯满意，还放弃了对前苏联财产权利的全部要求”。

俄罗斯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扩大了它对阿塞拜疆人的影响。1993年6月，阿塞拜疆民族主义领导人埃尔奇贝伊在一场政变中被赶了下台，被据信是亲俄的前共产党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所取代。阿利耶夫认识到，为了制约亚美尼亚人，有必要讨好俄国人。他改变了阿塞拜疆拒绝加入独联体的态度，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他还同意俄罗斯参加开发阿塞拜疆油田的国际合作。作为回报，俄罗斯开始为阿塞拜疆训练部队，向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要其停止支持卡拉巴赫武装力量，并劝说他们从阿塞拜疆撤军。通过把支持的重心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俄罗斯也得以对阿塞拜疆施加影响，并得以在该
国对抗伊朗和土耳其的影响。因此，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支持，不仅加强了它在高加索关系最密切的盟友的力量，而且削弱了它在该地区的主要穆斯林对手。

除俄罗斯外，亚美尼亚获得的主要支持来自其生活在西欧和北美的为数众多、富有和颇具影响力的在外散居者，包括在美国的约100万亚美尼亚裔人和在法国的约45万亚美尼亚裔人。他们为帮助亚美尼亚人渡过由于土耳其封锁而造成的危机提供了资金和生活用品，还为亚美尼亚政府提供了官员，为军队提供了志愿兵。来自美国亚美尼亚群体的援助，在90年代中期每年达5,000万至7,500万美元。亚美尼亚族的在外散居者还对其居住国的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亚美尼亚裔人在美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居住在像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新泽西这样的重要州内，他们的影响致使美国国会禁止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外援，并使亚美尼亚成为人均接受美国援助额占第三位的国家。从外国获得的支援对于亚美尼亚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因此获得了一个非常贴切的绰号——“高加索的以色列”。正如19世纪俄罗斯对北高加索的占领造成了那些现今支持车臣人反抗俄罗斯的在外散居者一样，20世纪初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造成了那些现今使亚美尼亚人得以抵抗土耳其人、击败阿塞拜疆人的在外散居者。

前南斯拉夫地区是90年代初发生最复杂、最混乱和最全面的断层统战争的场所。在第一层次上，克罗地亚政府和克族与克罗地亚塞族在克罗地亚交火；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政府与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克族开战，而且后两者还相互开战。在第二层次上，塞尔维亚政府通过帮助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塞族的方式来推行“大塞尔维亚”；而渴望建立“大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政府则支持波斯尼亚克族。在第三层次上，是各个文明的大集结：德国、奥地利、梵蒂冈、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和集团，以及后来的美国，站在克罗地亚人一边；俄罗斯、希腊、其他东正教国家和集团，支持塞尔维亚人；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利比亚、伊斯兰国际和伊斯兰国家则普遍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后者亦同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亲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克罗地亚在德国、波斯尼亚在土耳其的在外散居者都行动起来支持其母国。在对这三方面的支持中，教会和宗教团体都非常活跃。至少德国、土耳其、俄罗斯
和美国政府的行动受到了其社会中压力集团和公众舆论的重大影响。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于制止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为它们在其他共和国参战的本族人提供了武器、供给品、资金和庇护所，有时还提供武装部队。塞族、克族和穆斯林都从前南斯拉夫之外的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了以资金、武器、供给品、志愿兵和军事训练形式提供的帮助，以及政治和外交支持。第一层次上的非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通常都是最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决不退让，为达目的不惜使用武力。第二层次上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最初虽积极支持其在第一层次上作战的亲族，但其更多重的利益后来导致它们发挥了调解和制约作用。同样，第三层次上的俄罗斯、德国和美国政府，也推动了一直得到它们支持的第二层次上的政府采取制约和妥协的态度。

南斯拉夫的分裂始于1991年，当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在争取独立并寻求西欧国家的支持。西方的反应取决于德国，而德国的反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天主教联系。波恩政府在来自德国天主教集团、执政伙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法兰克福汇杨和其他媒介的压力下采取了行动。特别是巴伐利亚新闻媒介，在激发公众赞同承认克罗地亚独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弗洛拉·刘易斯指出：“巴伐利亚电视台，受到非常保守的巴伐利亚政府，以及与克罗地亚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强大的和态度坚决的巴伐利亚天主教教会的巨大压力，战争开始后便热切地向全国作了报道，而且报道是非常片面的。”德国政府在承认两国独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在德国社会的压力下并无选择余地。“在德国，支持承认克罗地亚是由于舆论的推动，而不是政府的推动。”德国首先向欧洲联盟施加压力，要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在确保了这一点之后又先于欧盟在1991年12月独自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一位德国学者在1995年评论说：“在整个冲突中，波恩都将克罗地亚及其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某种保护对象，尽管克罗地亚反复无常的举动令人愤怒，它却依然得到了德国的坚决支持。

奥地利和意大利紧接着承认了这两个新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梵蒂冈在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认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教皇宣称克罗地亚是”（西方）基督教的防护堤”，并抢在欧盟之前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于是梵蒂冈也成为冲突一方的支持者，由此1994年教皇访问这三个共和国的计划受到了影响。由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反对，教皇未能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塞尔维亚不愿保障他的安全又致使他取消了对萨拉热窝的访问。不过，他访问了萨格勒布，并在那里向斯特皮纳茨红衣主教致意。这位红衣主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迫害和屠杀塞尔维亚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曾有过联系。

克罗地亚在西方承认其独立之后，便开始发展军事力量。尽管联合国在1991年9月宣布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武器还是通过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等欧洲天主教国家，以及巴拿马、智利、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流入了克罗地亚。1991年战争升级后，西班牙的武器出口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长了6倍，据说这些武器出口“大部分为奥普斯·戴所控制”，其中大部分可能进入了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据报道，1993年克罗地亚从德国和波兰购买了一些米格-21型飞机，并且得到了两国政府的认可。克罗地亚国防军得到了成百上千名“来自西欧、克罗地亚在外散居者以及东正教东欧国家”志愿兵的支持。他们迫切地要参加“反对塞尔维亚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十字军”的战斗。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还为其提供了技术援助。部分是由于这些亲缘国家的帮助，克罗地亚加强了军事力量，因而能够与塞族控制的南斯拉夫军队相抗衡。

西方对克罗地亚人的支持，还包括无视其种族清洗、侵犯人权和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而塞尔维亚人恰恰是在这些方面经常遭到谴责。1995年当休整后的克罗地亚军队对克拉伊纳地区的塞族人发动进攻，把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成千上万的塞族人驱逐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时，西方保持了沉默。克罗地亚还从它为数众多的在外散居者那里得到了好处。居住在西欧和北美的富有的克罗地亚裔人为购买武器和装备而捐款。在美国的各类克罗地亚裔人协会则代表其母国游说国会和总统。特别重要和有影响的是居住在德国的60万克罗地亚裔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克罗地亚社会群体动员起来捍卫其新近独立的母国”，他们提供了几百名志愿兵。

1994年，美国也加入了支持克罗地亚军队建设的行列。美国无视克罗地亚人严重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的状况，为克罗地亚人进行军事训练，还派遣退役的高级将领作顾问。1995年，美国和德国政府还为克罗地亚军队进攻克拉伊纳大开绿灯。美国军事顾问参与计划了这次美国式的进攻。据克罗地亚人说，这次进攻还得益于美国间谍卫星提供的情报。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克罗地亚已成为“我们事实上的战略盟友”。据称，这一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打算，即估计到世界的这一部分最终将由两个地区国家主导，一个在萨格勒布，另一个在贝尔格莱德；前者与美国相联系，后者则加入了一直扩展到莫斯科的斯拉夫集团。

南斯拉夫战争事实上使得东正教世界在塞尔维亚身后紧密地团结起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军人、议员和东正教领袖都毫不掩饰他们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对波斯尼亚“土耳其人”的蔑视，以及对西方和北约帝国主义的批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一道在两国国内掀起了反对西方“新世界秩序”的浪潮。俄罗斯公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怀有同样的情绪，例如，60％以上的莫斯科人反对北约1995年夏天发动的空袭。俄罗斯民族主义集团在几个大城市里成功地召募年青的俄罗斯人加入“斯拉夫兄弟的事业”。据报道，有1,000名或更多的俄罗斯人与来自罗马尼亚、希腊的志愿者一道加入了塞尔维亚人的军队，与他们所谓的“天主教法西斯”和“伊斯兰好战分子”作战。1992年，据报道，一支“穿着哥萨克军装”的俄罗斯部队活跃在波斯尼亚。1995年，有俄罗斯人在塞族精锐部队中服役，而且，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俄罗斯和希腊的士兵
参加了塞族对联合国泽帕安全区的进攻。

尽管有武器禁运决议，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朋友还是向它提供了所需的武器和装备。1993年初，俄罗斯军事和情报机构显然向塞尔维亚人出售了价值3亿美元的T－55型坦克、反导弹导弹和防空导弹。据报道，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人员被派往塞尔维亚操作这些装置，并训练塞尔维亚人如何使用它们。塞尔维亚还从其他东正教国家购买武器，罗马尼亚和
保加利亚是其“最积极的”供应者，乌克兰也是其武器来源之一。此外，俄罗斯在东斯洛文尼亚的维和部队将联合国的物资转手给塞尔维亚人，为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提供设施，并帮助塞尔维亚军队获得武器。

尽管受到了经济制裁，塞尔维亚人依然较好地维持了生存，这是因为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从蒂米什瓦拉组织偷运了大量燃料和其他物资，以及在希腊政府的默许之下，先是意大利公司，然后是希腊的公司从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偷运。从希腊运来的食品、化学药品、电脑和其他物资通过马其顿进入了塞尔维亚，还有相应数量的塞尔维亚产品被运了出来。金钱的诱惑和对文化亲族的同情加在一起，使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实行的经济制裁成为笑柄，正如这两者的结合使联合国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成为笑柄一样。

在整个南斯拉夫战争中，希腊政府一直同北约西方成员国支持的措施保持距离，反对北约在波斯尼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塞尔维亚，并游说美国政府解除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1994年，希腊总理安德雷亚斯·帕潘德里欧强调希腊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东正教联系的重要性，公开谴责梵蒂冈、德国和欧盟在1991年底草率地给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外交承认。

鲍里斯·叶利钦作为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领导人受到了两种愿望的双重压力，他一方面想要保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并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想要帮助塞尔维亚人，以借此使那些经常谴责他屈服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解除武装。总体说来，他的后一种愿望占了上风，因而俄罗斯持续不断地给予塞尔维亚人外交支持。1993和1995年，俄罗斯政府坚决抵制对塞尔维亚实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俄议会几乎是全票通过了解除现行的对塞尔维亚制裁的决议。俄罗斯还推动加紧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以及对克罗地亚实行的经济制裁。1993年12月，俄罗斯极力主张放松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以便允许它为塞尔维亚提供越冬取暖用的天然气，但俄的提议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阻挠。1994年和1995年，俄罗斯强硬地反对北约轰炸波斯尼亚塞族。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几乎全票通过了谴责北约轰炸的决议，并要求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辞职，因为他捍卫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国家利益不力。同样是在1995年，俄罗斯谴责北约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叶利钦总统警告说：继续轰炸将严重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包括俄罗斯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他质问道：“当北约在轰炸塞尔维亚人的时候，我们怎能和它达成协议？”西方明显地采取了双重标准：“穆斯林进攻之时，为什么不对其采取行动？还有克罗地亚进攻之时？”俄罗斯还一贯反对中止对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武器禁运（这一禁运已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经常试图加强禁运措施。

俄罗斯还以其他各种方式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机构中的地位保护塞尔维亚人的利益。1994年12月，俄否决了穆斯林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项决议，该决议禁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塞族和克罗地亚塞族转运燃料。1994年4月，俄罗斯阻止了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塞尔维亚人种族清洗行为的决议。它还阻止任命来自任何一个北约国家的人担任联合国战争罪行公诉人，因为这样的人可能有反塞尔维亚的倾向，而且反对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起诉波斯尼亚塞族司令官姆拉迪奇，并允许他在俄罗斯避难。1993年9月，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延长派驻前南斯拉夫2.2万人维和部队的授权。1995年夏，俄罗斯反对不过未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增派1.2万维和人员的决议，并谴责克罗地亚人对克拉伊纳塞族的进攻，以及西方国家政府未能对这次进攻采取行动。

最广泛而有效的文明集结，是穆斯杯世界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所作的努力。波斯尼亚的事业在穆斯林国家深得人心；对波斯尼亚的援助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公开的或私下的援助；穆斯林国家政府，特别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提供援助上相互竞争，试图通过援助扩大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逊尼派和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穆斯林社会，都加入了援助的行列。穆斯林对波斯尼亚人的援助有不同的形式，既有人道主义援助（包括1995年由沙特阿拉伯提供的9,000万美元），也有对暴力行动的外交支持和大规模军事援助。例如1993年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亚杀害12名克罗地亚人的事件，就是“为报复在波斯尼亚屠杀我们穆斯林兄弟的罪行”。这种集结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于波斯尼亚国家的生存，以及在塞尔维亚人最初横扫一切的胜利之后成功地收复领土是必不可少的；它强烈地刺激了波斯尼亚社会的伊斯兰化，以及波斯尼亚穆斯林对全世界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它还使得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要求产生了同情心。

穆斯林国家政府单独地或集体地反复重申它们与波斯尼亚的教友休戚与共。1992年，伊朗率先将这场战争称为反对信仰基督的塞尔维亚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宗教冲突。阿贾米指出，伊朗为得到“波斯尼亚的感谢预付了定金”，而且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树立了榜样，刺激它们也照此行事。在伊朗的鼓动下，伊斯兰会议组织讨论了波斯尼亚问题，并成立了一个小组在联合国为波斯尼亚人的事业游说。1992年8月，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所谓的种族灭绝行为，土耳其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号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1993年初，穆斯林国家为西方采取行动保护波斯尼亚人规定了最后期限，期限过后它们将不受限制地为波斯尼亚提供武器。1993年5月，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制定的为穆斯林提供避难所、监视塞尔维亚边境但放弃任何军事干预的计划。它提出如下要求：结束武器禁运，使用武力对抗塞尔维亚的重型武器，在塞尔维亚边境巡逻，以及将穆斯林国家的军队纳入维和部队。同年6月，尽管遭到西方和俄罗斯的反对，伊斯兰会议组织还是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侵略行为，并呼吁解除武器禁运。1993年7月，令西方感到有些尴尬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由它向联合国提供1.8万人的维和部队，而这些土兵来自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突尼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美国否决了伊朗，塞尔维亚人则坚决反对让土耳其人加入维和部队。然而土耳其军队还是于1994年夏进入了波斯尼亚。至1995年，在联合国2.5万人的保护部队中，有7,000名士兵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1993年8月，由土耳其外交部长率领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团游说（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要求支持北约立即进行空袭，保护波斯尼亚人不受塞尔维亚人的进攻。据报道说，由于西方未能采取这一行动，土耳其和北约盟国的关系曾处于严重紧张状态。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先后大张旗鼓地访问了萨拉热窝，以表示对穆斯林的关切，伊斯兰会议组织则再次要求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1995年夏，西方未能使安全区免遭塞族的进攻，因而导致了下述后果：土耳其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马来西亚违反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向波斯尼亚人出售武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为军事目的和人道目的提供资金。1995年8月，9个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的外交部长宣布联合国武器禁运无效，9月，伊斯兰会议组织的52个成员国同意向波斯尼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困境在土耳其引起了特殊的反响，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哪个问题得到过如此一致的支持。事实上直至1878年，从理论上说则直至1908年，波斯尼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现今，波斯尼亚移民和难民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5％。对波斯尼亚人事业的同情，以及对西方未能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义愤，在土耳其人中极为普遍。反对党伊斯兰繁荣党利用这个问题来反对政府。政府官员则强调土耳其对所有巴尔干穆斯林负有特殊的责任，并不断地推动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伊斯兰世界给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最为重要的帮助是军事援助：武器、购买武器的资金、军事训练和志愿兵。战争开始后，波斯尼亚政府立即请来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志愿兵，据说志愿兵的总人数达到了将近4,000人，多于为塞族或者克族作战的外国人。他们包括来自伊朗共和国卫队和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士兵，其中有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的国民，也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阿尔巴尼亚籍和土耳其籍工人。沙特宗教组织招募了许多志愿兵。20多名沙特人在1992年战争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中阵亡，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将受伤的士兵运回吉达治疗。1992年秋天，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赶来训练波斯尼亚军队，此后训练主要由伊朗共和国卫队接替。1994年春，西方情报机构报告说，一支400人的伊朗共和国卫队分队正在组织极端主义游击队和恐怖分子的队伍。一位美国官员说：“伊朗将此作为进入欧洲薄弱地区的一种方法。”根据联合国的消息，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为伊斯兰特种旅训练了3,000－5,000名波斯尼亚士兵。波斯尼亚政府利用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从事“恐怖主义的、非法的行动和突击行动”，尽管这些部队常常骚扰当地居民，并给政府带来了其他问题。代顿协议要求所有的外国土兵撤离波斯尼亚，但波斯尼亚政府通过给予一些士兵波斯尼亚国籍和招收一些伊朗共和国卫队人员作为救援人员，帮助他们留了下来。一位美国官员在1996年初警告说：“波斯尼亚政府多亏了这些集团，特别是伊朗人。但政府已表现出没有能力对付这些人。12个月之后我们将撤离，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执意留下。”

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首的富有的伊斯兰国家，为波斯尼亚发展军事实力提供了大量资金。1992年在战争初始的几个月里，沙特政府和个人为波斯尼亚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表面上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了军事目的。据报道，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波斯尼亚就得到了价值1.6亿美元的武器。1993—1995年，波斯尼亚又从沙特获得了3亿美元的军火援助，还有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伊朗也是军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据美国官员称，它每年向波斯尼亚提供几亿美元用于购置武器。根据另一份报告，在战争头几年进入波黑的总价值为20亿美元的武器中，有50％－90％交到了穆斯林手中。由于这些财政援助，波斯尼亚人得以购置成千上万吨的武器。这些武器中被拦截的第一批武器包括4,000支步枪和百万发子弹，第二
批中有11,000支步枪、30门迫击炮万5万发子弹和炮弹，第三批中有地对地火箭、弹药、吉普车和手枪。所有这些都是从武器的主要来源伊朗运出的，此外土耳其和马来西亚也是重要的武器提供者。有些武器是直接运往波斯尼亚的，但其中大多数是经过克罗地亚转运的，先空运至萨格勒布再转陆路，或者从海上运至斯普利特和克罗地亚其他港口再转陆路。作为准许运输的回报，据说克罗地亚得到了这些武器中的三分之一。克罗地亚人考虑到他们在今后很可能也要跟波斯尼亚打仗，因而禁止经其领土运送坦克和重炮。

从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得到的资金。人员、训练和武器，使得人们所说的波斯尼亚“杂牌”军变成了一支相对来说装备精良、具有实力的军队。1994年冬，外国观察员报告说，波斯尼亚军队在凝聚力和战斗力方面有了巨大的改观。为了将新的军事实力用于实践，波斯尼亚人撕毁了停火协议，首先成功地发动了对克族民兵的攻击，随后又在1994年春攻击了塞族。1994年秋，波斯尼亚第五军从比哈奇联合国安全区出动，击败了塞族军队，获得了波斯尼亚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胜利，从塞族手中收复了大片领土，而后者的实力则由于米洛舍维奇总统禁止对其提供援助而下降。1995年3月，波斯尼亚军队再次破坏了停战协议，开始向图兹拉附近地区大举推进，随后于6月份向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攻。穆斯林亲族的支持，对于波斯尼亚政府得以造成波斯尼亚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的因素。

波斯尼亚战争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三个主要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除了一个例外，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都严格地按文明模式行事。穆斯林国家和组织集结起来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反对克族和塞族。东正教国家和组织普遍支持塞族而反对克族和穆斯林。西方国家政府和精英们则支持克族，谴责塞族，对穆斯林普遍表示出冷漠或担忧。随着战争的继续，各集团间的仇恨和分歧加深了，其宗教的和文明的认同加强了，特别是在穆斯林当中。总体说来，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是：首先，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指望从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大量的帮助；其次，这种帮助能够极大地影响战争的进程；第三，一个文明的政府和人民不会用鲜血和财富去帮助属于另一个文明的人民进行断层线战争。

这个文明模式的唯一例外就是美国，其领导人在言辞上支持穆斯林，然而在实践中，美国的支持是有限的。克林顿政府同意使用美国空军而不是地面部队保护联合国安全区，并倡议结束武器禁运。美国没有认真地向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支持结束武器禁运，却容忍了伊朗向波斯尼亚运送武器和沙特阿拉伯为波斯尼亚提供购买武器的资金，并于1994年停止执行禁运。美国的这些行为引起了盟国的反感，导致了被普遍视为北约内部重大危机的后果。代顿协议签定后，美国同意在训练和装备波斯尼亚军队方面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合作。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会打破文明模式，成为促进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利益、并与穆斯林国家合作的唯一的非穆斯林国家？美国这种反常行为的原因何在？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并非是一种反常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明现实政治。美国试图通过站在波斯尼亚人一边和建议（尽管不成功）结束禁运，来削弱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对原来是世俗的、倾向欧洲的波斯尼亚人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便是动机，那么美国为什么默许伊朗和沙特进行援助，为什么不更积极地推动取消禁运以使西方的援助合法化？美国官员为什么不公开警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在巴尔干造成危险？对美国行为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受到了来自穆斯林世界朋友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为了与它们保持良好关系而按照它们的愿望行事。然而，这些关系本是基于同波斯尼亚无关的综合利益，它们并不会因美国未能帮助波斯尼亚而受到严重伤害。此外，这一解释也不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其他方面经常向伊朗提出挑战，并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竞相扩大在波斯尼亚的影响之时，默许大量伊朗武器进入波斯尼亚。

文明现实政治的考虑可能对美国的态度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其他因素似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对待外国的冲突时，美国人总想将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区分开来，并与前者结盟。塞族人在战争初期的残暴行为，使美国人将其视为杀害无辜、进行种族灭绝的
“坏家伙”，而波斯尼亚人却为自己树立了孤立无助的受害者的形象。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新闻界忽视了克族和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行为和战争罪行，以及波斯尼亚军队对联合国安全区和停火协议的破坏。按照丽贝卡·韦斯特的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波斯尼亚人成了“他们心目中无辜受难、被他人屠杀却从不屠杀他人的可怜的巴尔干人。

美国的精英也倾向于波斯尼亚人，因为他们偏好多文化国家的观念，而在战争初始阶段，波斯尼亚政府恰恰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奉行维护一个多民族的波斯尼亚的政策，而不顾绝大多数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的反对。既然他们相信一个民族正在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种族灭绝，那么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美国精英仍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景象结合在一起，因而对波斯尼亚人的事业产生了广泛的同情。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人道主义本能、天真和对巴尔干的无知，导致了他们亲波反塞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尼亚既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无任何文化联系，因而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去大力帮助波斯尼亚人，而只是默许伊朗人和沙特人去武装他们。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认识战争的真相，它便疏远了自己的盟友，延长了战争，并协助在巴尔干建立了一个受到伊朗极大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到头来，波斯尼亚人对美国深怀不满，认为它说得多而做得少，但对其穆斯林兄弟则感激不尽，因为他们提供了维持生存和打胜仗所需的资金和武器。

伯纳德-亨利·利维说：“波斯尼亚是我们的西班牙”；一位沙特编辑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这场战争，从感情上说已经成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战斗的同义语。在战争中阵亡的人被当作为拯救穆斯林兄弟而牺牲的烈士。”这个比喻是贴切的。在各种文明共存的时代，波斯尼亚是所有人的西班牙。西班牙内战是一场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战争。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都到西班牙去与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兄弟并肩作战，而民主的、共产党的，以及最为积极的法西斯政府则分别对之提供援助。南斯拉夫战争同样得到了外界的巨大支持，西方基督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都为了本文明亲族的利益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东正教、伊斯兰教和西方主要国家都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四年之后，西班牙战争由于佛朗哥军队的胜利而最后结束。巴尔干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平息甚至暂时停止，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没有胜利就意味着没有结束。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断进行中的文明冲突的又一流血插曲。

终止断层线战争

“任何战争都有终结”，这是常规。断层线战争也是如此吗？是，也不是。断层线暴力冲突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终结。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涉及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切都可能演化，潜在的冲突也可能消散。或者，如果一个集团消灭了另一个集团，这种冲突也可能迅速、突然地消失。然而，如果上述两种情况并未出现，冲突就会继续下去，暴力阶段就会周而复始。断层线战争是断断续续的，断层线冲突则是漫无止境的。

断层线战争哪怕是暂时的停止，通常也有赖于两个因素。首先，是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当伤亡人数达到数以万计、难民人数达到几十万人，城市——贝鲁特、格罗兹尼、武科瓦尔——变成一片废墟，人们高喊着“疯狂啊，疯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之时，双方的激进分子就不再能够煽动起公众的狂怒，停歇了几年的无成效的谈判会开始恢复，温和派会重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终会达成停止残杀的某种协议。至1994年春，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展开的持续了六年的战争，已使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精疲力尽”，因而双方都同意停战。1995年秋，同样有报告说，波斯尼亚的“参战各方都已精疲力尽”，因而代顿协议便应运而生。然而，如此停战只是一种自我限制，它使双方都得到了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当一方看到有机可趁之时，战争便会重新开始。

战争暂时停止所需的第二个因素是：非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其影响将交战各方拉到一起。断层线战争几乎从来不是通过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直接谈判而停止，也极少通过利益不相关者的调解而停止。文化差异、强烈的仇恨和相互使用暴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方极难坐下来进行有成效的讨论，寻求某种形式的停火。由谁、在何种条件下控制领土和人民的基本政治问题，此时就会凸显出来，并阻止它们就更为有限的问题达成协议。

拥有共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有时可能通过拥有共同文化且无相关利益的第三方的调停得以解决，因为在该文化之内，人们承认这个第三方的合法性，所以双方都能信任它去寻求基于共同文化价值的解决方案。教皇能够成功地调解阿根廷-智利之间的边界纠纷。但是，在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中并不存在非相关利益方，因此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信赖的个人、机构或国家极为困难。任何一个潜在的调解者都会是属于相互冲突的文明中的一方，或属于另一种文化和其他利益的第三种文明，无法获取双方的信任。车臣人和俄罗斯人，或泰米尔和僧伽罗人都不会寻求教皇的帮助。国际组织在调解时也经常失败，原因在于它们缺乏使双方付出重大代价或满足它们重大利益的能力。

断层线战争不会由不具有相关利益的个人、集团或组织的调解，而只能由具有相关利益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调解而结束。一方面，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集结起来为其亲族提供支持，而且能够与其对等者谈判协议，另一方面，它们能够说服自己的亲族接受达成的协议。虽然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集结会加剧和拖延战争，但它通常也是限制和终止战争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的条件。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支持者并不想转变成第一层次的直接参战方，因而希望将战争置于控制之下。与第一层次全力以赴的参与者相比，它们的利益是更多方面的，并要考虑双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因此，在某一时刻，它们可能认为停止战争是对自己有利的。由于它们集结起来支持自己的亲族，它们便对其具有了影响力。支持者因此成为战争的制约者和终止者。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涉及到一个已经建立的国家的内部暴动和缺少重要集结的断层线战争，也同样构成了特殊的问题。如果战争延续一定时间，反叛者的要求往往从某种形式的自治升级为要求完全独立，而这正是政府所反对的。政府通常要求反叛者放下武器，以此作为停止战斗的第一步，但反叛者往往不接受。同样非常自然的是，政府反对外来者介入它认为涉及到“犯罪分子”的纯内政事务。将此定义为内政事务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不介入的理由，如西方国家与车臣的关系就是这样。

对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有关文明来说，这些问题便成了综合性问题。例如，始于1956年的苏丹战争于1972年停止，当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全非基督教协进会成功地促使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使南苏丹获得了自治。这事实上是非政府国际组织取得的唯一胜利。然而，10年之后，苏丹政府撕毁了协议，战争再起，此时反叛分子的要求提高了，政府的立场也更为强硬，另一次停战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没有既有相关利益、又有能力向参战方施加压力的核心国家。吉米·卡特和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调解都未获成功，一个由肯尼亚、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组成的东非国家委员会的努力也无成效。与苏丹有深刻对立关系的美国不能直接采取行动，亦不能请与苏丹关系密切的伊朗、伊拉克或利比亚出面斡旋，因此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它对苏丹的影响也有限。

一般说来，停火谈判参加者的范围会扩大到双方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相对平行和平等地参与其中的程度。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国家可能足以使双方停战。1992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试图调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争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明斯克集团。该委员会包括冲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耳其），外加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捷克共和国、白俄罗斯和美国。除了拥有大量亚美尼亚在外散居者的美国和法国外，后几个国家既无相关利益亦无能力制止战争。这样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俄罗斯、土耳其以及美国同意的方案，却遭到纳-卡亚美尼亚族人的反对。然而，俄罗斯单独在莫斯科组织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它‘利造了替代明斯克集团的另一种选择……抵消了国际社会的努力”。最后，在第一层次参与者变得精疲力尽、俄罗斯确保得到伊朗对谈判支持的情况下，停火协议终于在俄罗斯的努力下达成。作为第二层次的参与者，俄罗斯和伊朗还就安排塔吉克斯坦停火进行了合作，并断断续续地获得了成功。

俄罗斯的影响将继续存在于外高加索，而且它具有强制实行其倡议的停火的能力，只要它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与美国在波斯尼亚的境况形成了对照。代顿协议是基于利益相关的核心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的建议，其他第三层次的参与国并未积极参与最后协议的起草，三个主要参战方中有两个对谈判持保留态度。协议的执行依赖于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北约部队，如果美国撤出它在波斯尼亚的军队，那么，不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不会有继续执行协议的动力，波斯尼亚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一旦恢复了精力，都会重燃战火，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也会寻求机会实现其建立“大塞尔维亚”和“大克罗地亚”的梦想。

罗伯特·普特南强调，各国之间的谈判是一种“双层次游戏”，外交家们同时与其国内选民和来自另一方的对等者谈判。在一个类似的分析中，亨廷顿展示了一个独裁国家的改革者如何既要就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与温和的反对派谈判，又要与政府中的强硬派谈判或作斗争，而那些温和的反对派也要与激进的反对派谈判或斗争。这种双层次游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参与者，它们之间至少有三种，而且常常有四种关系。然而，一场复杂的断层线战争是一种三层次游戏，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参与者，而且它们之间至少存在着六种关系（见图11．1）。跨断层线的平行关系存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两边参与者之间。垂直关系则存在于各文明之内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之间。因而，终止一场“完整模式”的战争可能需要：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积极介入；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就终止战争的广泛条件进行谈判；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使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条件，并施加压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撤消支持，事实上是背弃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上述压力的结果是，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那些条件，当然在它们认为破坏这些条件有利于自己时还会破坏它什1。

波斯尼亚和平进程涉及所有这些因素。个人活动者，美国、俄国和欧盟，为谈判协议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西方国家不情愿将俄罗斯作为全面参与这一进程的伙伴。俄罗斯则坚决抗议自已被排除在外，强调它与塞尔维亚人有着历史上的联系，而且在巴尔干比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都有着更为直接的利益。俄罗斯坚持自己应作为解决冲突的全面参与者，并严厉谴责“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条件的倾向”。1994年，将俄罗斯包括进去的必要性已变得很明显。在未与俄罗斯商议的情况下，北约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发出了最后通蝶，要他们撤除在萨拉热窝周围部署的重型武器，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塞尔维亚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很可能与北约发生暴力对抗。叶利钦警告说：“有些人试图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接着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主动，劝说塞族在俄罗斯向萨拉热窝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情况下撤出重型武器。这一外交行动阻止了暴力的升级，向西方证明了俄罗斯对塞族的影响力，并使俄罗斯军队进入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争议地区的心脏。（注。。）通过这一措施俄罗斯使自己作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处理波斯尼亚问题的权利要求得到了实际承认。

然而4月份，北约再次未与俄罗斯商量便授权轰炸塞族阵地。这一举动在整个俄国政坛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反应，加强了民族主义分子对叶利钦和科济列夫的反对。紧接着，第三层次的相关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组成了设计解决方案的“联络小组”。1994年 6月，该小组提出一个计划，将波斯尼亚 51％的领土划归穆斯林一克罗地亚族联邦，49％的领土划归波斯尼亚塞族，这一计划成为后来的代顿协议的基础。次年，安排俄国部队参与代顿协议的执行便成为必需。

第三层次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一和第二层次参与者的认可。正如俄罗斯外交官丘尔金所言，美国人必须依靠波斯尼亚人，德国人必须依靠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人则必须依靠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战争的初始阶段，俄罗斯曾作出重大的让步，同意对塞族进行经济制裁。作为塞族可以信赖的亲缘国家，俄罗斯有时也能对塞族施加强制力和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原本可能拒绝的妥协方案。例如在1995年，俄罗斯和希腊一起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确保释放其扣押的荷兰维和人员。然而，波斯尼亚塞族有时亦会违反其在俄罗斯压力下签署的协议，从而使俄罗斯因无能力为其亲缘国家代言而感到难堪。举例说，1994年4月，波斯尼亚塞族曾答应俄罗斯停止对戈拉日代的进攻，然后又撕毁了协议。俄罗斯为此大发雷霆，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就此说，波斯尼亚塞族“成了战争狂”，叶利钦则坚持“塞尔维亚领导人必须履行向俄罗斯保证承担的义务”，而且俄罗斯还撤回了对北约轰炸的反对。

通过支持和加强克罗地亚的实力，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得以制约克罗地亚人的行动。图季曼总统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国家能够为欧洲国家所接受，并获准加入欧洲的组织。西方国家利用它们为克罗地亚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克罗地亚想要加入“俱乐部”的愿望，诱使图季曼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1995年3月，西方国家向图季曼提出，如果克罗地亚想成为西方的一员，就必须同意联合国保护部队驻扎在克拉伊纳。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加入西方对于图季曼来说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被留下来单独对付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国家警告图季曼说，他的部队在征服克拉伊纳和塞族人居住的其他领土时不得进行种族清洗，不得将进攻区域扩大到东斯洛文尼亚。在另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警告克罗地亚人，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如果他们不与穆斯林组成联邦，“西方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关闭”。作为克罗地亚外部财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德国处于影响克罗地亚人行为的特别强有力的地位。美国与克罗地亚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阻止图季曼追求其经常表现出来的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瓜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愿望，至少在整个1995年是如此。

与俄罗斯和德国不同，美国与其波斯尼亚受援者之间没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斯林妥协方面处于软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头上说说外，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帮助，不过是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违反武器禁运视而不见，结果使得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群体的感激之情和认同感日益增长。同时，他们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没有打击对他们的入侵，就像美国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那样。他们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国更难以迫使他们接受和解。这样，波斯尼亚穆斯林便得以拒绝和平建议，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增强了军事实力，最终采取主动收复了失去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在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中，抵制妥协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高加索战争中，得到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坚决拥护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拒绝了由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于1993年5月提出的、已为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议，发动了被指控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进攻，使战争出现了有可能扩大的前景，并使它与较为温和的亚美尼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恶化。进攻纳一卡的成功给亚美尼亚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正急于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以便缓解因战争和土耳其的封锁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卡拉巴赫的战况越好，埃里温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同叶利钦总统一样，不得不在来自立法机构内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与同其他国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之间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开始禁止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在亚美尼亚活动。

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也像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人一样，采取了强硬立场。结果，当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受到压力去推动和平进程时，它们与其波斯尼亚亲族的关系便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克罗地亚人中这些问题不甚严重，因为波斯尼亚克族至少在形式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同意加入穆克联邦。由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之间对立的个人关系而引发的冲突则日益紧张和公开化。1994年8月，卡拉季奇拒绝了米洛舍维奇赞同的和平计划。急于让西方结束制裁的塞尔维亚政府，宣布中断与波斯尼亚塞族除食品和药品以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作为回报，联合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第二年，米洛舍维奇允许克罗地亚军队将塞族人从克拉伊纳驱逐出境，允许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武装力量将塞族人赶回到波斯尼亚西北地区。他还与图季曼达成协议，答应逐步归还被塞尔维亚人占领的东斯洛文尼亚，交由克罗地亚控制。在几个大国的支持下，当时他事实上在代顿协议的谈判中为波斯尼亚塞族“代言”，并把波斯尼亚塞族代表并入了自己的代表团。

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使联合国解除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使他得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意外的国际社会的谨慎认可。1992年时的民族主义者、侵略者、种族清洗分子和大塞尔维亚战争贩子，于1995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和平缔造者。然而，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米洛舍维奇已成为叛徒。在贝尔格莱德，他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东正教会领袖的谴责，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塞族人则严厉地指控他犯有判国罪、他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与约旦河西岸犹太居民对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协议的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如出一辙。在断层线战争中，和平的代价便是对亲族的背叛。

被战争耗尽了精力、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刺激和压力的第二和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改变了它们的态度，不论是由于温和派取代了极端主义者的权力，还是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极端主义者发现成为温和派对自己有利。但是，他们的改变要冒一定风险。那些被视为叛徒的人会激起比对敌人还强烈的仇恨。克什米尔穆斯林、车臣人和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领袖也遭到了与萨达特和拉宾同样的命运，他们被指控为背叛事业，企图与头号敌人妥协。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了一名奥地利公爵。在代顿协议之后，米洛舍维奇最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

如果一项结束断层线战争的协议反映了该地区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地区均势，以及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利益，那么它即使是暂时的，也是一个成功之举。把波斯尼亚按卫％与49％的比例划分开来的做法，在1994年塞族控制这个国家70％的领土时是不可行的；它只有在克族和穆斯林的进攻使塞族控制的领土减少了几乎一半之时才是可能的。已经发生的种族清洗也有助于和平进程，它使塞族在克罗地亚人口中所占比例减至不足3％，并使波斯尼亚所有三个集团的成员被暴力或者自愿地分离开来。此外，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后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只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战争中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场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罗马帝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曾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普遍国家的公民“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倾向于将其视为希望之乡、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夜幕下荒野中的蔽身之地”。当英国统治下的和平达到顶峰之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误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和动力并无重大的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

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发现了可分为七个阶段的共同模式。（见上文第二章）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典的、闪米特的、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拉锯运动。根据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学者的观点，西方目前似乎已走出了冲突阶段。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安全区，除了偶然发生的鳄鱼战外，西方内部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可设想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世界帝国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它是这样一个阶段：

经济急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 间发生内战，文盲增加，社会日益虚弱。人们徒劳地进行努力通过立法来制止浪费。但衰退在继续。社会在宗教、知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范围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忠诚。新的宗教运动开始遍及社会。人民越来越不情愿为这个社会而战，甚至不愿意通过纳税来支持它。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青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 奎格利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但未得到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有力支持的预测中总结道：“西方文明于大约公元500年时尚不存在；在将近公元1500年时达到鼎盛时期，它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肯定会消亡，或许是在公元2500年之前。”他指出．那时，中国和印度的新的文明将取代被西方破坏了的文明并进入扩张阶段，对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构成威胁。见奎格利著《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印第安那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初版于1961年），第127页，164－166页。——原书脚注

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许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较。在西方，个人和集体消费优先于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西方的经济仍在增长；西方人基本上仍过着富裕的生活；此外，西方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低出生率的问题不可能由政府来解决，这方面的努力一般要比降低人口增长更不成功。然而，在具备下述两个先决条件时，移民会成为新的充满活力的人口资本的潜在来源：首先，接收国给予它所需要的有能力、有资格和精力充沛的人才和专业人员以优先权；其次，新移民及其子女能够融入接收国和西方的文化。美国可能在满足第一个条件上存在问题，欧洲则可能在满足第二个条件上存在问题。但是，以西方国家政府的经验和能力。完全能够制定出管理移民人数、来源、特性和同化移民的政策。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选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1、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

2、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

5、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来的健康及其对于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付上述趋势。当然，这一趋势增强了穆斯林和亚洲人对其道德力量的优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青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欧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习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这一趋势反映出的不是对宗教的敌视，而是对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欧洲文明中仍然渗透着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和实践。一位瑞典人说：“瑞典人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大概是最薄弱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体制、社会实践、家庭、政治和生活方式受到了路德宗的根本影响，你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与欧洲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信仰上帝，自认为是宗教民族，许多人去教堂作礼拜。有证据显示，尽管在美国直到80年代中期没有出现宗教复兴，但是在其后的10年中，宗教活动似乎在加强。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地位的下降，最多只会对西方文明的健康构成一种非常长远的威胁。

美国面临着一个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用其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说，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一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

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性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些做法与以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的创始者将多样性视为一个现实和一个问题，因而有了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这是大陆会议的一个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后来的政治领袖们也担心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的威胁（事实上它们在1815－1914年间导致了美国的最大的战争），并响应“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号召，视促进国家的统一为其主要责任。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然而，9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冈纳·迈尔戴尔在40年代指出，美国信条是“这个伟大的、无可比拟的国家的聚合剂”，此话进一步证实了自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和阿利克斯·德·托克维尔以来的外国观察家的论点。理查德·霍夫施塔德赞同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依赖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如果这种意识形态被其相当一部分公民所摈弃，那么在美国会出现什么情况？与美国相比较，另一个大国苏联更是以意识形态形式来界定其统一，它的命运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实例。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苏联的急剧解体，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现代主流思潮失败的先兆。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之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坍的多米诺骨牌。”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洽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用詹姆斯·科斯的话来说，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美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昧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在文化上，美国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员；多元文化主义者可能损害甚至破坏这种关系，但却不能替换它。美国人如果要寻找其文化根基，他们会在欧洲找到。

90年代中期，人们就西方的性质和未来展开了新的讨论，再次认识到这是一个现实
存在的问题，对如何确保其继续存在也更为关切。这部分是由于认识到了扩大西方的重要机构北约、将东面的西方国家包括进来的必要性，部分是由于西方内部在如何对南斯拉夫的分裂作出反应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它也更广泛地反映了，在苏联威胁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对西方未来的统一，特别是它对于美国对欧洲承担的义务意味着什么，感到忧虑。随着西方国家与日益强大的非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西方人越来越意识到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共同的西方文化核心。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都强调恢复大西洋共同体活力的必要性。1994年末和1995年，德国国防部长、英国国防大臣、法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各类其他重要人物都对这一目标表示了拥护。英国国防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对他们的观点作了总结，他于1994年12月论证了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必要，并指出它将建立在四个支柱上：“北约框架内的防务和安全”；“对法治和议会民主的共同信仰”；“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从通过文艺复兴而继承的希腊和罗马的共同欧洲文化遗产，到我们本世纪的共同价值观、信仰和文明。”1995年欧洲委员会启动了一个“更新”跨大西洋关系的计划，使得欧盟和美国签署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协议。同时，许多欧洲政要和商界领袖都支持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尽管美国的劳联-产联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其他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但是其领导人却热情地支持建立一个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认为它不会使美国的就业机会受到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它还得到了欧洲保守派（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保守派（纽特·金里奇）以及加拿大和其他英国领导人的支持。

正如第二章所论述的，西方的发展和扩张经历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一个阶段欧洲阶段，接着在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个阶段美国阶段。如果北美和欧洲能够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并发展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来补充其在北约内的安全合作，它们便能够创造出西方经济富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第三个阶段欧美阶段。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消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马哈蒂尔总理警告亚洲人说：“由于其贸易影响，联合起来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号施令。”但是，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广泛的含义。

首先，政治家能够建设性地改变现实，只要他们承认并理解它。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这些社会日益伸张自己的文化，已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认。欧洲领导人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团结，又可以使人分离。相反，美国的精英们在接受和把握这些正在形成的现实时却反应迟纯。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支持多种文明共存的苏联、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俄国的统一，却无力制止造成分裂的强大的种族和文化力量。他们推动多文明的经济一体化，然而这种一体化要么像亚洲太平洋经济共同体那样没有意义，要么就像与墨西哥搞在一起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带来未曾预料的巨大经济和政治代价。它们试图与其他文明的核心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与俄罗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接触关系”，即使在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益冲突。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并未全心全意地让俄罗斯参与在波斯尼亚寻求和平的努力，尽管作为东正教的核心国家，俄罗斯在那场战争中有重大的利益。为了实现波斯尼亚多文明国家的幻想，克林顿政府拒绝给予塞族和克族这两个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利，却在巴尔干扶持了一个伊朗的一党专政的伊斯兰伙伴。同样，美国政府还支持穆斯林服从东正教国家的统治，坚持认为“毫无疑问，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虽然欧洲人普遍承认，在以西方基督教为一方、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为另一方之间的分界线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美国国务卿却说：美国“不承认欧洲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欧洲伊斯兰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然而，正是那些不承认这些根本差异的人，注定要为这些差异而灰心丧气。克林顿政府起初好像没有看到美国和东亚社会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因而一再提出有关贸易、人权、核扩散和其他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总体说来，美国政府在适应受文化和文明潮流影响的全球政治的时代时遇到了非同一般的困难。

其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扰。在一些情况下这表现为，仍然将苏联的复活视为潜在的威胁。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应尊重冷战时的盟友和武器控制协议；北约应保持其冷战期间的状态旧美安全条约对东亚安全至关重要；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可违反；欧洲常规力量协议必须遵守。显然，所有这些和其他冷战遗产都不应轻易抛弃。但是，继续保持它们在冷战期间的形式，也不一定符合美国或者西方的利益。多文明世界的现实表明，北约应当扩大，将愿意加入的其他西方社会包括进去，还应当承认，让两个互为最坏的敌人、而且都与其他成员国缺少文化共性的国家作为成员国，实质上毫无意义。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签定是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确保苏联和美国互不伤害，从而阻止苏美核战争，但它也会极大地削弱美国和其他社会保护自己不受预想不到的核威胁、恐怖分子和无理性的独裁者攻击的能力。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威慑苏联对日本的进攻。那么在冷战后时代，它的目的又是什么？遏制和威慑中国？推迟日本对崛起的中国的顺应？阻止日本进一步军事化？日本人对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以及美国人对其为防卫日本而承担的非互惠义务的必要性，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问。欧洲常规力量协议的签定是为了缓解北约和华约组织在中欧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已不复存在。目前这一协议的主要影响，是给俄罗斯在对付来自南面穆斯林国家造成的安全威胁时造成了困难。

第三，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愿望并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他们便会成为“错误意识”的牺牲品，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中发现的“错误意识”相类似。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爵士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如果一个读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迈克尔爵士这番话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本书所描绘的世界里。

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19世纪末欧洲国家几乎遍及世界的扩张和20世纪末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得西方文明传播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然而，欧洲人在全世界的扩张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也正在后撤，因为它仅仅是为了在冷战期间保护美国不受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这种需要已不复存在。正如我们所论证的，权力的扩大带来文化的传播。如果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只能是西方权力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此外，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干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悻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随着亚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开始越来越坚信其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西方人将日益认识到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处于空前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较弱的亚洲、穆斯林和其他社会正开始积聚力量。西方人可能被引导去应验布鲁图”众所周知的有力逻辑：

时机已熟我兵强，

敌势日增需谨防，

纵处高峰防滑落，

潮涨潮落有文章。

随潮进取操胜券，

错过机缘引恨长，

而今正是适航日，

抓紧时机旌旗扬。

然而正是这一逻辑导致了布鲁图在腓利皮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
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把中欧的西方国家，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

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冷战后，美国就正确的对外政策展开了大规模的辨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全球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前面已经提及，这样的战争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升级而引发，特别是当一方为穆斯林而另一方为非穆斯林之时。如果推心勃勃的穆斯林核心国家竞相为其参战的宗教亲族提供援助，战争就更可能升级。如果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亲缘国家认为不深入地卷入战争符合自己的利益，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台湾继续保持它事实上拥有的大部分独立，但明确承认北京的宗主权，而且依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在中国的倡议下进入了联合国。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急于雪1979年之耻的中国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日本禁止美国使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美国无视禁令，日本宣布保持中立并封锁美军基地。中国人从台湾和大陆派出的潜艇和陆基飞机重创美军舰队和在东亚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中国的地面部队挺进河内，占领了越南的大片领土。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向对方领土发射核弹的能力，因此双方心照不宣地采取了克制态度，在战争初始阶段没有使用核武器。然而，两国国内都存在对核袭击的恐惧，在美国尤为强烈。于是，很多美国人开始发问：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种危险？即使中国控制了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对于我们又会有什么不同？反战情绪在美国西南部拉美裔控制的州内最为强烈，那里的人民和州政府宣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效仿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的模式，选择退出战争。在中国人巩固了它在东亚的最初战果之后，美国的公众舆论开始向日本人在1942年时曾希望的那个方向转变，他们认为。击败这个新近宣称霸权的国家代价太大，还是让我们满足于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在西太平洋进行的零星战斗或“假战争”吧。

然而，与此同时，这场战争对其他文明的主要国家产生了影响。印度抓住中国的精力被牵制在东亚的机会，对巴基斯坦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旨在彻底摧毁该国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印度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因此正式建立，伊朗派遣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军队前去支援巴基斯坦。与伊朗军队和由不同民族集团组成的巴基斯坦游击队作战的印度陷入了困境。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呼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印度警告说伊朗可能控制西南亚。但是，中国对抗美国的最初胜利在穆斯林社会中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西方运动，剩下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伊斯兰主义运动推翻。这个运动的主力军来自穆斯林人口暴增的最后一代青年人。由西方的软弱而引发的反西方浪潮导致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对此，已被大大缩编的美国第六舰队无力制止。

中国和美国都试图在其他重要国家中寻求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得手，日本开始紧张不安地追随中国，变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场为亲中国的积极中立，随后又按中国的旨意行事而成为参战方。日本军队占领了存留下来的日本美军基地，美国匆忙撤出。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封锁，美日舰队在西太平洋展开了零星战斗。战争伊始，中国提议与俄罗斯签署一个共同安全条约（令人隐约地联想起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然而，中国的
战果对俄罗斯产生了与日本相反的效果。中国赢取胜利和全面控制东亚的前景吓坏了莫斯科。俄罗斯向反对中国的方向发展，开始向西伯利亚增派军队，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无数中国人干预了这些行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自己的同胞，并占领了海参威、黑龙江流域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重要地区。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战斗在中西伯利亚蔓延，在原先被中国置于“保护”之下的蒙古出现了暴动。

控制和获取石油对于所有参战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尽管对核能源进行了巨额投资，但仍然严重地依赖于石油进口，这进一步加强了日本顺应中国的倾向，以及它确保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石油渠道畅通的倾向。战争期间，随着阿拉伯国家被伊斯兰好战分子所控制，波斯湾对西方石油的供应已减少到杯水车薪，于是西方日益依赖于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这导致西方加紧了把俄罗斯纳入自己一方的努力，并支持俄罗斯加强对其南面石油蕴藏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急切地动员欧洲盟国给予全面支持。欧洲国家虽然扩大了对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援助，但不情愿在军事上卷入。然而，中国和伊朗担心西方国家最终会集结起来支持美国，甚至像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支持了英国和法国那样。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它们秘密地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部署中程核导弹，警告欧洲国家不要介入战争。除日本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恐吓几乎总是产生与中国预期相反的效果，此次亦不例外。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并报告了这一部署行动，北约理事会声明必须立即撤出这些导弹。然而，在北约未及采取行动之前，一直想重新扮演反对土耳其的基督教卫士之历史角色的塞尔维亚，入侵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也参加了进去，于是两个国家占领和分割了波斯尼亚，缴获了导弹并继续进行它们在90年代被迫终止的种族清洗。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试图帮助波斯尼亚人；希腊和保加利亚发动了对土耳其欧洲地区的入侵，土耳其人纷纷逃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市内一片恐慌。同时，阿尔及利亚发射的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在马赛附近爆炸，北约以对北非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来进行报复。

就这样，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展开了一场反对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真正的全球战争。这样的战争将如何终止呢？双方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很明显，只要对它们的使用超过最低限度，双方的主要国家都将被严重摧毁。如果相互威慑能够起作用，筋疲力尽的双方就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但这并不能解决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种可能是，西方企图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击败中国。然而，由于日本已与中国结盟，日本岛便成为中国的防护体，这使得美国无法使用海军攻击中国沿海的人口和工业中心。替代办法便是从西面对付中国。中俄之间的战斗促使北约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国，与它合作抵御中国对西伯利亚的入侵，并维持俄罗斯对中亚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同时还促进藏族、维吾尔族和蒙族人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逐步调动和部署西方和俄罗斯军队东进西伯利亚，旨在越过长城向北京、满洲和汉族中心地带发起最后的攻击。

不论这场全球文明之战的直接后果如何，是在相互核摧毁、双方都精力耗尽之后通过谈判而停战，还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广场，更大范围的长期后果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所有主要参战方的经济、人口和军事权力的急剧下降。其结果是，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现在变为从北向南转移。文明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参战的文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果印度逃避了这场劫难，即使它也是参战方，那也将为印度沿着印度路线重塑世界敞开大门。大批美国公众指责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精英以其狭隘的西方取向导致了美国的严重衰弱。拉美裔领导人通过允诺可从置身战争之外的繁荣的拉丁美洲国家得到马歇尔计划式的广泛援助，得以上台执政。另一方面，非洲不仅对欧洲的重建没有帮助，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民众反而出动掠夺欧洲残存的财富。在亚洲，既然中国、日本和朝鲜遭到了严重的战争破坏，权力也向南转移，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印度尼西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开始对东起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到越南的事务指手画脚。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在未来，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度和复兴了的中国发生冲突。无论如何，世界政治的中心都在向南转移。

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起的作用。

简而言之，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对于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补充或取代西方主导作用的文明来说，接受这些原则和一个文明之间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并非易事。例如，在这样的世界里，核心国家可能会把拥有核武器视为它们的特权，而不允许为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拥有。祖尔菲卡尔·阿里·布托在回顾他为发展巴基斯坦的“全面核能力”所作的努力时曾辩护道：“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南非具备全面核能力，基督教、犹太和印度教文明也具备这种能力，唯独伊斯兰文明不具备，但是这一状况即将改变。”在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中，为争夺领导地位展开的竞争亦会激发为拥有核武器而展开的竞争。伊朗尽管与巴基斯坦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但显然仍认为它与巴基斯坦同样需要核武器。另一方面，巴西和阿根廷放弃了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计划，南非也销毁了它的核武器，但如果尼日利亚开始发展其核能力，南非可能重新希望获得核武器。核扩散显然具有危险性，正如斯科特·萨根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各主要文明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个适度稳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当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国际机构将在压力之下进行重组，以适应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显、最重要或许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问题。常任理事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组成的，但是这一状况与世界的权力现实日益不符。为此，在今后的长时间内将发生两种变化，一是改变成员国的构成，二是可能发展一些不那么正式的程序来处理安全问题，甚至像七国首脑会议处理全球经济问题那样。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一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三个文明拥有。美国赞成给予日本和德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但显然只有在其他国家进入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巴西提出增加五个不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它们是德国、日本、印度、尼日利亚和巴西。然而，这样便使世界上的10亿穆斯林没有代表，除非尼日利亚能够担当起这一责任。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杯世界也应当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席位可由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轮流担任，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美国弃权）作出选择。将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合并为一个欧洲联盟的席位，由欧盟决定轮流担任，也是恰当的。这样，七个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地体现了世界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

文明的共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西方普世主义者的幻想和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否会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地导致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如果普世主义使帝国主义合法化，那么相对主义是否会使压制合法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次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它体现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标准道德的特性”。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最低道德观念存在于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与其不可分离。也存在着最低道德的“否定性戒律，最可能的就是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人们共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敌人（或罪恶），而不是对共同文化的责任感”。人类社会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有时候我们与他人一同前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独自行进”。然而，“浅显”的最低道德的确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状况，而且“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90年代初，新加坡这个小国为确认共性作出了努力。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大约是，76％
为华人，15％为马来人和穆斯林，以及6％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过去，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的同时，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够讲流利的英语。1989年1月，黄金辉总统在议会开场演讲中指出，270万新加坡人对来自西方的外部文化影响是极为开放的，这使得他们“与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有着密切的接触”，但也使他们向“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开放。他指出：“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更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应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

黄金辉总统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价值观：“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
他的讲话引起了关于新加坡价值观的广泛讨论。两年后，一本白皮书提出了政府的立场。白皮书赞同总统提出的所有四个价值观，但又补充了一条，即尊重个人，目的在于强调个人价值在新加坡社会中的优先地位，以抗衡可能导致裙带关系的儒教等级观念和家庭观念。白皮书将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确定为：

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

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

种族和宗教和谐。

在列举新加坡人对议会民主的信奉和政府美德之时，“共同价值观”声明却只字不提政治价值观。政府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

新加坡计划界定各民族和宗教社会群体共同的、区别于西方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和有见识的努力。当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声明，会更强调相对于社会群体权利而言的个人权利、言论自由、真理源于思想争论、政治参与和竞争，强调法治而不是由专家、智者和负责任的统治者治国。然而，尽管西方人会补充新加坡所没有的一些价值观，降低新加坡某些价值观的优先位置，但几乎没有西方人会把这些价值观当作没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拒绝。至少在基本的“浅显”道德层面上，亚洲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二此外，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
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这样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等的混合体。显然，这一切并不一定要同时改变。然而学者们从文明史中很容易确认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那么问题是，人们如何标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伏？是否存在着一个世俗的、超越个别文明的、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发展的总趋向？如果这一趋向确实存在，它是否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增强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因而产生出水平越来越高的先进技术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在当今时代，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否是更高水平的文明的先决条件？抑或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存在于各别文明的历史之中？

这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发展是直线式的还是循环式的辩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设想，加强教育和自觉性，以及提高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理解水平所导致的现代化和人类道德的发展，会使文明向越来越高的水平持续发展。另一种可能是，文明的水平
‘不过反映了各文明的演进阶段。一个文明形成之初，其人民往往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粗悍，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他们相对来说是不文明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日益定居下来，并发展了使其变得更为文明的技术和工艺。随着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竞争的减少和普遍国家的出现，该文明便达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平，即它的“黄金时代”，道德、艺术、文学、哲学、技术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能力均达到鼎盛时期。当它作为一个文明开始衰落时，其文明的水平亦开始下降，直至它在另一个水平较低但蓬勃发展的文明的进攻下消失。

总体说来，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如此。在当代世界，奴役、酷刑和对个人的恶意侮辱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是否仅仅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影响的结果，如果是如此那么在西方文明衰落之时是否会出现道德的回复？90年代，在世界事务中存在着众多可以说明“大混乱”现象的相关证据：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溃，国家管理不力，无政府状态日益蔓延；在许多社会中，出现了全球性犯罪浪潮；跨国犯罪集团和贩毒集团猖猛，吸毒现象泛滥；在许多国家中家庭普遍削弱，信任感和社会团结下降；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民族、宗教和文明间的暴力活动以及武力统治盛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里——莫斯科、里约热内卢、曼谷、上海、伦敦、罗马、华沙、东京、约翰内斯堡、德里、卡拉奇、开罗、波哥大和华盛顿，犯罪现象几乎直线上升，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正在消失。人们在谈论全球性的政府危机。跨国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以及以暴力打击文明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兴起，越来越可与跨国公司生产的经济产品的增长相比。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的先决条件，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南亚和中东，它似乎正在消失，而它在中国、日本和西方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

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在文明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