芈月传公子稷是什么王:《韩非子·初见秦第一》白话译文

《韩非子·初见秦第一》白话译文

《初见秦》，顾名思义是作者初次进见秦王的一篇奏章，文章要秦王凭借有利形势图王霸大业，实际是实行强道，运用战争手段一统天下。本篇虽为《韩非子》的首篇，但关于其作者却众说纷纭，有人根据《战国策·秦策一》中有一段张仪的说辞与本文相似，因而认定本文作者为张仪，然而本文所述史事多发生在张仪死后，故不足为凭；也有学者怀疑本文系秦相范雎所作，可是文中所指责的谋臣中正有范雎，故此说也在不可信之列；还有猜测作者为蔡泽、吕不韦的，但其所举证者皆不能使人奉为确证。前人所据以质疑者，无非是以下二条：一是本篇亡韩的观点与下篇《存韩》相悖，二是本篇次段所述为六国合纵时的形势，与韩非入秦时的韩国形势有出入。其实，存韩与亡韩，虽持论相反，全视说者之术售与不售、说者本人遇与不遇而定，任何一个观点都未必是作者本意，韩非的先辈商鞅先后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强道适可资参证。至于所述之内容与事实有出入，则更是辩才无碍的说客和文思泉涌的文人常犯的通病，不足为奇。《战国策》的成书显然晚于《韩非子》，只能理解为韩非的说辞误置到张仪名下，而不是相反。因此之故今仍其旧，以存古书之真。

    我听说，“不知道就说，是不明智；知道了却不说，是不忠诚。”作为臣子不忠诚，该死；说话不合宜，也该死。虽然这样，我还是愿意全部说出自己的见闻，请大王裁断我进言之罪。

    我听说：天下北燕南魏，连接楚国和齐国，纠合韩国而成合纵之势，打算向西来同强秦作对。我私下讥笑他们。世上有三种灭亡途径，六国都占有了，大概就是说的合纵攻秦这种情况吧2我听说：“用混乱的进攻安定的将灭亡，用邪恶的进攻正义的将灭亡，用例行逆施的进攻顺乎天理的将灭亡。”如今六国的财库不满，粮仓空虚，征发全国百姓，扩军数十百万，其中领命戴羽作为将军并发誓在前线决死战斗的不止千人，都说不怕死。利刃当前，刑具在后，还是退却逃跑不能拼死。不是这些士兵不能死战，而是六国君主不能使他们死战的缘故。说要赏的却不发放，说要罚的却不执行，赏罚失信，所以士兵不愿死战。如今秦国公布法令而实行赏罚，有功无功分别对待。百姓自从脱离父母怀抱，生平还不曾见过敌人，但一听说打仗，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比比皆是。拼死和贪生不同，而百姓之所以愿意死战，这是因为他们崇尚舍生忘死的精神。一人奋勇拼死可以抵挡十人，十可以当百，百可以当干，干可以当万，万可以战取天下了。如今秦国领土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名师有数十百万之众。秦国的法令赏罚严明，地理位置有利，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的。凭这些攻取天下，天下无需费力就可兼并占有。因此秦国打仗没有不获胜的，攻城没有不占取的，遇上抵抗的军队没有不击败的，开辟封疆数千里，这是它的大功。但是士兵疲惫，百姓困乏，积蓄用尽，田地荒芜，谷仓空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大名不成，这中间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秦国谋臣都没有尽忠。

     我斗胆进言：过去齐国南面打败楚军，东面攻灭宋王，西面迫使秦国顺服，北面击败燕国，居中役使韩、魏两国，领土广阔而兵力强大，战则胜，攻则取，号令天下。齐国的济水、黄河，足以用作防线；长城、巨防，足以作为要塞。齐国是打了五次胜仗的国家，后来仅因一次战斗失利而濒于灭亡。由此看来，战争关系到大国的存亡。况且我听说这样的话；“砍树不要留根，不和祸害接近，祸害就不会存在。”秦军和楚军作战，大败楚军，击破鄂都，占领洞庭、五洛、江南一带，楚国君臣逃跑，在东面的陈城苟且设防。当此之时，用兵追歼楚军，就可占领楚国；既可占领楚国，楚民就足以归我所有，楚地就足以归我所用，向东面可进而削弱齐、燕，在中原可进而侵凌韩、赵、魏。果能如此，那就是一举而可成就霸王之名，可使四邻诸侯都来朝拜。然而谋臣不这样做，却率领军队撤退，重新与楚人讲和，使楚人得以收复沦陷国土，聚集逃散百姓，重立社稷坛，设置宗庙，让他们统帅东方各国向西来和秦国作对。这的确是秦国第一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合纵六国又紧密配合，驻军华阳之下，大王下诏击败他们，兵临大梁城下。包围大梁数十天，就可攻克大梁；攻克大梁，就可占领魏国；占领魏国，楚、赵联合的意图就无法实现了；楚、赵联合意图无法实现，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危险，楚国就会犹豫不决。大王向东面可进而削弱齐、燕，在中原可进而侵凌韩、赵、魏。果能如此，那就是一举而可成就霸王之名，可使四邻诸侯都来朝拜。然而谋臣不这样做，却率领军队撤退，重新与魏人讲和，使魏国反收沦陷国土，聚集逃散百姓。重立社程坛，设置宗庙，让他们统帅东方各国向西来和秦国作对。这的确是秦国第二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先前穰侯治理秦国时，用一国的兵力而想建立两国的功业，因此士兵终身在野外艰苦作战，百姓在国内疲惫不堪，未能成就霸王之名。这的确是秦国第三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

    赵国是处于天下之中央的国家，是杂民居住之地，国内百姓轻率而难以使用。法令不行，赏罚不明，地形不利，不能使下面的百姓尽力。它本就处在亡国的形势下，却又不体恤百姓，征发全国百姓驻军在长平之下，来争夺韩国的上党。大王下诏击败他们，占领了赵国的武安。当此之时，赵国君臣之间相互不能亲近，贵贱之间相互不能信任。这样邯郸就会失守。秦军攻取邯郸，包抄山东河间一带，引军而去，西攻修武，越过要塞羊肠，降服代郡、上党。代郡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兵一甲，不劳一个百姓，这些都归秦有了。代郡、上党不经战斗而全归秦有，东阳、河内不经战斗而全归齐有，中山、呼沲以北地区不经战斗而全归燕有。这样一来赵国就被占领了；赵国被占领，韩国就灭亡了；韩国灭亡，楚、魏就不能独自存在；楚、魏不能独自存在，就是一举而摧毁了韩国、破坏了魏国、挟制了楚国，向东面进而削弱齐、燕，进而打开白马渡口来淹魏国，这是一举而消灭韩、赵、魏三国，合纵也就失败了。大王本可安闲地等待着，天下诸侯一个个都跟着臣服了，霸王之名也就可以成就。然而谋臣不这样做，却率领军队撤退，又和赵人讲和。凭大王的英明，秦国的强大，放弃霸王之业，土地还没得到，竞又被将灭的赵国欺骗，这是谋臣的笨拙。再说赵国应当灭亡而不灭亡，秦国应当称霸而不称霸，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谋臣，这是一。接着竞又征调全部兵力去攻打邯郸，不但没能攻下，还丢掉盔甲兵器，战栗地退却，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武力，这是二。于是把军队带了回来，汇合在李下一带，大王又派来了援军，参与战斗而不能打败敌人，又不能撤回，军队疲困而退兵，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实力，这是三。内部估量到我国的谋臣，外部耗尽了我国的兵力。由此看来，我认为六国的合纵，差不多不难了。国内，我士兵困顿，百姓疲弊，积蓄用尽，田地荒芜，谷仓空虚；国外，六国都怀着合纵的牢固信念。希望大王切实考虑这些形势。

    况且我还听说：“小心谨慎，一天比一天谨慎，如能谨慎地遵循治理的原则，就可以得到天下。”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过去殷纣做天子，率领天下百万大军，左饮淇水，右饮洹水，淇水为之干枯而洹水为之不流，用如此浩大的阵容来和周武王作战。武王率领素服甲士三干，开战一天，就灭掉了殷纣的国家，活捉了纣王本人，占据他的领土而领有他的人民，天下没有谁同情他。智伯统率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的赵襄子，决晋水而灌城三月，城快要攻破了，襄子通过卜筮占卦来推测利害吉凶，看哪一家军队可以投降。然后派出他的臣子张孟谈，于是张孟谈偷跑出城，推翻智伯的三家盟约，争取到两家的军队来一同反攻智伯，活捉了智伯本人，恢复了案子当初的势力。如今秦国领土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名师有数十百万之众。秦国的法令赏罚严明，地理位置有利，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的。凭这些攻取天下，可以兼并占有天下。我冒死盼望见到大王，论说用来破坏天下合纵，攻取赵国，灭掉韩国，使楚、魏前来臣服，让齐燕前来投靠，进而成就霸王的名声，叫四邻诸侯向秦朝拜的策略。大王果真听取我的策略，一举而天下合纵不能离散，赵不能攻取，韩不能灭亡，楚、魏不能臣服，齐、燕不来投靠，霸王之名不能成就，四邻诸侯不来朝拜的话，大王杀了我向全国巡行示众，以此作为替王谋划不能尽忠的人的前诫。

《韩非子·存韩第二》白话译文

存韩，即保存韩国，使之免于强秦的侵犯。但本文真正可以《存韩》名篇的只有从开头到“攻伐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几段，这是韩非的《上秦王书》；从“臣斯以为不然”到“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几段，是李斯针对韩非的《上秦王书》而呈给秦王的驳议；从“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到结尾则是李斯出使韩国时的《上韩王书》。中间穿插有几句编者的话。可以认为，后面二篇奏文是编者作为附件缀于韩非的《上秦王书》之后的，以见事件的全貌。《史记·韩非传》载李斯、姚贾谗害韩非，诬其“终为韩不为秦”，所本或出于此。

　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了，出门就像常用的袖套和车帷，进屋就像常坐的席子和垫子。秦国只要派出精兵攻取别国，韩国总是追随它，怨恨结于诸侯，利益归于强秦。而且韩国进贡尽职，与秦国的郡县没有不同。如今我听说陛下贵臣的计谋，将要发兵伐韩。赵国聚集士兵，收养主张合纵的人，准备联合各国军队，说明不削弱泰国则诸侯必定灭亡，打算西向攻秦来实现它的意图，这已不是一朝一夕的计划了。如今丢下赵国这个祸患，而要除掉像内臣一般的韩国，那么各国就明白赵国计谋不错的了。

    韩是小国，而要对付四面八方的攻击，君主受辱、臣子受苦，上下相互同忧共患很久了。修筑防御工事，警戒强大敌人，积极储备物资，筑城墙，挖城河以便固守。今若伐韩，不能一年就灭国。攻克一城便要退兵，力量就被各国看轻，各国就将打垮秦军。韩国背叛，魏就会响应，赵靠齐作后盾，如果这样，就是用韩、魏助赵，赵再借齐来巩固合纵，从而与秦争强，这是赵国的福气，泰国的祸害。进而击赵不能取胜，退而击韩不能攻克，那么冲锋陷阵的士兵疲于野战，运输队伍疲于军内消耗，那就是集合困苦疲劳的军队来对付赵、齐两个大国，这是不合灭韩本意的。全按贵臣的计策行事，那秦国必定成为各国的攻击目标了。陛下即使同金石一般的长寿，那兼并天下的日子也不会到来的。如今我的计策是：派人出使楚国，厚赂执政大臣，宣扬赵国欺骗秦国的情况，给魏国送去人质使其心安，率韩伐赵。即使赵与齐联合，也是不值得担忧的。攻打赵、齐的事完了后，韩国发一道文书就可以平定的。这样，秦一举而两国成灭亡之势，而楚、魏也一定自动顺服了。所以说“武器是凶残的东西”，是不可不慎用的。拿秦和赵抗衡，加上齐国为敌，今又排斥韩国；而没有用来坚定楚、魏联秦之心的措施，这一仗如果打不胜，就会构成大祸了。计谋是用来决定事情的，是不能不深察的。究竟赵、秦谁强谁弱，不出今年就分明了。再说赵国和其他诸侯暗地谋划好久了。一次行动就示弱于诸侯，是危险的事；定计而使诸侯起心算计秦国，是最大的危险。出现两种漏洞，不是强过诸侯的办法。我希望陛下周密考虑这种情形！攻伐韩国而使合纵者钻了空子，后悔是来不及的。诏令把韩非的上书——书中说韩国不可攻取——下达给臣子李斯，臣子李斯认为他的说法非常不对。秦让韩存在，就像人得了心腹之病一样，平时就难受，假若住在潮湿地方，痼而不治，快跑起来，病就犯了。韩虽已臣服于秦，未必不是秦的心病，一旦有突然上报的事，韩是不可信的。秦与赵为敌，荆苏出使齐国，不知结果如何。在我看来，齐、赵两国的关系不一定因荆苏而断绝；如不绝交，这是要倾动全秦来对付两国兵力。韩并非顺服秦的道义，而是顺服强大的，现在集中对付齐、赵，韩就一定会成为心腹之病而发作起来。韩与楚如果谋划攻秦，诸侯响应，那么秦国必定再次看到兵败崤塞的祸患。韩非的到来，未必不是想用他能存韩来求得韩的重用。巧语连篇，掩饰真意，计谋欺诈，来从秦国捞取好处，用韩国利益窥探陛下。秦、韩关系亲密，韩非就重要起来了，这是便利他自己的计谋。

     我看韩非的言论能够文饰他的混说狡辩，很有才华。我担心陛下受韩非辩说的迷惑而听从他的野心，因而不详察事务的实情。现在按我的愚见：秦国发兵但不说明讨伐对象，那么韩国的执政者将会采取侍奉秦国的计策。请允许我去见韩王，让他来晋见，大王接见时，趁机扣留他，不要遣返，随后召见韩国大臣，用韩王和韩人交易，就可大量割取韩地。接着命令蒙武征发东郡的士卒，在国境上陈兵窥伺但不说明去哪儿，齐人就会害怕而听从荆苏的主张，这样，秦兵不出境，劲韩就会慑于威势而就范，强齐就会由于道义而服从了。其他诸侯听说后，赵人胆战心惊，楚人犹豫不决，必定产生忠秦的打算。楚人不动，魏不值得忧虑，各国就可逐渐侵占完毕，就可以和赵国较量了。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我的计谋，不要忽视。于是秦国派李斯出使韩国。

     李斯前往告渝韩王，没能见到，就上书说：“过去秦、韩同心协力，因此互不侵扰，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敢来进犯，像这样有几十年了。前段时间五国诸侯曾相互联合共同讨伐韩国，泰国出兵前来解救。韩位于中原地带，领土不满千里，之所以能和诸侯并列于天下，君臣两全，是因为代代相教侍奉秦国的作用。先前五国诸侯共同讨伐泰国，韩国反而联合诸侯，并充当先锋，在函谷关下来和秦军对阵。诸侯士兵困乏力量耗尽，没办法，只好退兵。杜仓任秦相时，派兵遣将，来向诸侯报仇，而先攻楚。楚国令尹以此为患，说：‘韩国认为泰国不义，却与秦结成兄弟共同荼毒天下。不久又背叛秦国，充当先锋去攻秦关。韩既居于中原，反复无常，不可料知。’诸侯共同割取韩上党地区十个城去向秦国谢罪，解除了秦军威胁。韩曾一次背秦而国迫地削，兵力衰弱至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听从奸臣的浮说，不权衡事实，所以即使杀掉奸臣，也不能使韩国重新强大。如今赵国想集合士兵，突然进攻秦国，派人来韩借路，说是想伐秦。它的趋势必定先击韩而后击秦。况且我听说：‘唇亡则齿寒。’秦、韩不能没有共同忧患，这种情形显而易见。魏想发兵来攻韩，秦国派人把魏国使者带到了韩国。如今秦王派我来却‘得不到召见，我伯大王重演过去奸臣之计，使韩又有丧失领土的忧患。我得不到召见，请让我回国报告，秦韩关系必将断绝。我来出使，奉着秦王使两国交欢的心意，希望进献有利韩国的计谋，难道陛下就这样来接待我吗?我希望见大王一面，上前陈说愚计，然后接受死刑，希望陛下多加关注！现在即使把我杀死在韩国，大王也不足以强大；但如不听我的计策，那必将构成灾祸。秦出兵不停地前进，韩国国家就可忧虑了。假如我在韩暴尸街市，那么大王即使想考虑我向您效忠的计策，也不可能了。边境残破，国都死守，杀声贯耳，那时才想到用我的计策，就晚了。再说韩国兵力几何是天下都清楚的，如今又背叛强大的秦国。如果城失兵败，内寇必将袭击城邑；城邑丧失完，百姓就散了；百姓一散，军队就没了。要是死守都城，秦国必将兴兵把大王包围在孤城中，道路一旦不通，谋划就难确定，这种形势无法挽救，左右近臣的计策没有用场，希望陛下好好想想吧。假如我所说有不符合事实的，希望大王能让我上前把话说完，再受刑杀也不迟。秦王饮食不甘，游玩不乐，心意全在谋取赵国，派我前来通知，希望能得到亲自接见，为的是急于和大王商量计策。如今使臣不通，韩国的诚信就无法弄清。泰国必将放弃赵国的祸患而移兵到韩，希望陛下再一次认真考虑这种情形，并把决定告诉我。”

《韩非子·难言第三》白话译文

难言，即陈述臣下向君王进言的艰难。文章首先描述了言路上臣子们动辄得咎左右为难的窘迫境况，接着大量列举“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的史实，希望能引起君王的注意，倾听逆耳忠言。本文结构简单，但说理备细，思路极为开阔。

从开头和首段末有二处“臣非”字样、结尾又有“愿大王熟察之也”的句子看来，本文当是又一篇作者上奏给君王的表章，至于是上奏给哪一位君王，前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是根据《报任安书》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一语，认为本文系韩非囚秦时上秦王政书；二是根据《史记·韩非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于是猜测本文是韩非早年上韩王书。验诸文本，二说似都有道理，但都缺乏有力的证据。存疑可也。

    我韩非不是认为进言本身困难，所以难于进言的情况是：言辞和顺流畅，洋洋洒洒，就被认为是华而不实；恭敬诚恳，耿直周全，就被认为是笨拙而不成条理；广征博引，类推旁比，就被认为是空而无用；义微言约，直率简略而不加修饰，就被认为是出口伤人而不善辩说；激烈明快而无所顾忌，触及他人隐情，就被认为是中伤别人而不加谦让；宏大广博，高深莫测，就被认为是浮夸无用；谈论日常小事，琐碎陈说，就被认为是浅薄；言辞切近世俗，遵循常规，就被认为是贪生而奉承君主；言辞异于世俗，怪异不同众人，就被认为是荒唐；口才敏捷，富于文采，就被认为是不质朴；弃绝文献，诚朴陈说，就被认为是粗俗；动辄援引《诗》《书》，称道效法古代，就被认为是死记硬背。这些就是我难于进言并深感忧虑的原因。

    所以法则虽然正确，未必被听取；道理虽然完美，未必被采用。大王若认为这些话不可信，轻则看成是说毁诽谤，重则使进言者遭到灾祸、死亡。所以伍子胥善于谋划而吴王杀了他，孔子善于游说而匡人围攻他，管仲确实贤能而鲁国囚禁他。这三个大夫难道不贤吗？但三处的君主不明智。上古有商汤，极其圣明；有伊尹，极其聪明。极其聪明的去进说极其圣明的，这样尚且多次进说不被采纳，还要亲自拿着炊具做厨师，亲近熟悉后，汤才知道他贤并重用了他。所以说：用最聪明的去进说最圣明的，未必一到就被接受，伊尹说汤就是这种情况；用聪明的去进说愚蠢的必定不被接受，周文王进说殷纣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文王进说纣而纣囚禁了他；翼侯被烤死；鬼侯被做成肉干；比干被剖心；梅伯被剁成肉酱；管仲被捆绑；曹羁逃奔陈国；伯里子沿路乞讨；傅说被转卖；孙子在魏遭受膑刑；吴起在岸门拭泪，痛心西河将成为秦地，最后在楚国被肢解；公叔瘦推荐国中杰出人才反被认作糊涂，公孙鞅出奔到秦；关龙逄被斩；苌弘被剖腹；尹子陷入牢狱；司马子期死后尸首浮在江上；田明被分尸；芯子贱、西门豹不斗而被人杀害；董安于死后被陈尸市中；宰予不能逃避田常政变；范睢在魏被打断肋骨。这十几个人，都是仁义、贤能、忠良而有本领的人，不幸遇到荒谬昏庸的君主而死去。那么即使贤圣也不能逃避死亡和刑辱，为什么呢？就是昏君难以劝谏，所以君子难以进言。况且合情合理的话是逆耳冲撞的，除非贤圣没人能听进去。希望大王仔细考虑。

《韩非子·爱臣第四》白话译文

本篇题为《爱臣》，实为替专制君王设计的制臣之策。故而只是取篇首二字，与中心无关，这是上古命题的一种常用方法，而在《韩非子》中却是特例；本篇另一个特殊情况是篇中多用韵语，读来琅琅上口。

从开头“臣闻”二字和结尾“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等文字看来，本文也是作者“货与帝王家”的呈文。文中韩非清醒地认识到君权旁落对专制君王的威胁，于是他向专制者了提出了一系列削弱臣下势力、防止犯上作乱的措施，显示了韩非丰富的历史经验。

    宠臣过于亲近，必定危及君身；臣子地位太高，必定取代君位；妻妾不分等级，必定危及嫡子；君主兄弟不服，必定危害国家。我听说千乘小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拥有百乘兵车的臣子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百姓，颠覆他的国家；万乘大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千乘之国的大夫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权势，颠覆他的国家。因此奸臣势力扩张，君主权势就会消亡。因此诸侯强大是天子的祸害；群臣太富是君主的失败。将相控制君主使私家兴盛，这是君主应排斥的。万事万物中，没有比君身更高贵、比君位更尊崇、比君威更强大、比君权更隆盛的。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借助于外界，不求助于别人，处理恰当就都得到了。所以说：君主不能使用他的财富，最终将会被排斥在外，这是统治者要牢记的。

    过去商纣的灭亡，周朝的衰微，都因诸侯的强大；晋国被三分，齐国被篡权，都因群臣太富有。燕、宋臣子杀掉国君的原因，都属这一类。所以在上对照商、周，中间对照燕、宋，没有一个不是用的这种方法。因此高明的君主蓄养他的臣下，完全依照法律办事，立足于防备，所以不赦免死囚，不宽有罪犯，赦免死囚。宽宥罪犯，这叫做威势散失。国家将危，君权旁落。因此大臣的俸禄即使很多，也不能凭借城市建立自己的威势；党羽即使很多，也不能拥有私人武装。所以臣子在国内不准有私人朝会，在军中不准有私人外交，个人的财物不能私自借给私家。这是明君用来禁止奸邪的办法。因此大臣出外不准有许多人马随从，不准在车上携带任何兵器；如果不是传递紧急文件，车上带有一件兵器的，判处死刑，决不赦免。这是明君用来防备意外的办法。

《韩非子·主道第五》白话译文

本文在文体和主题上都与上文《爱臣》十分一致。

“主道”即作为君主之道。这个“道”从老子虚静无为、谦退自持的思想中引申出来，但与老子形而上的要言妙道异趋，已然蜕变为君王驾驭臣下的权术。在韩非这里，无为只是对君王的要求，其前提是臣下的人人自危，其目的则是保证“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保证君王对一切权力的“独擅”，即专制。其中昭示着道术分裂的路径，可以窥见中国思想史上道家无为哲学向刑名法术之学的嬗变。

    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本原来了解万物的起源，研究准则来了解成败的起因。所以虚无冷静地对待一切，让名称自然命定，让事情自然确定。虚无了，才知道实在的真相；冷静了，才知道行动的准则。进言者自会形成主张，办事者自会形成效果，效果和主张验证相合，君主就无所事事，而使事物呈现出真相。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欲望，君主显露他的欲望，臣下将自我粉饰；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意图，君主显露他的意图，臣下将自我伪装。所以说：除去爱好，除去厌恶，臣下就表现实情；除去成见，除去智慧，臣下就戒饬自己。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使万物处在它适当的位置上；存贤就也不表观为行动，以便察看臣下依据什么；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下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因此君主离开智慧却仍有明察，离开贤能却仍有功绩，离开勇力却仍有强力。群臣恪守职责，百官都有常法，君主根据才能使用他们，这叫遵循常规。所以说：寂静啊!君主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廖廓啊!臣下不知道君主在哪里。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明君的原则是，使聪明人竭尽思虑，君主据此决断事情，所以君主的智力不会穷尽；鼓励贤者发挥才干，君主据此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能力不会穷尽；有功劳则君主占有贤名，有过失则臣下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声不会穷尽。因此不贤的却是贤人的老师，不智的却是智者的君长。臣下承担劳苦，君主享受成功，这就叫贤明君主的常法。

    君主原则在于不能被臣下看透，君主作用在于不能被臣下了解；君主虚静无为，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看见好像没看见，听到好像没听到，知道好像不知道。了解臣下主张以后，不要变更，用验证办法来考察它。每个官职只有一人，不要让他们相互通气，那么万事万物的真相都会显露出来。君主掩盖行迹，隐藏念头，臣下就无法探测；去掉智慧，不用才能，臣下就无法揣度。保守自我意图而验证臣下，谨慎地抓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杜绝臣下的窥探，破除臣下的揣测，不要让人贪求君位。不小心门门，不紧闭门户，老虎就将闯入。不慎重从事，不掩盖真情，贼子就将产生。杀死君主，篡夺君位，人们没有不归附的，所以称他为老虎。在君主身边做奸臣，知晓君主过失，所以称他为贼子。解散他的朋党，收拾他的余孽，封闭他的门户，铲除他的帮凶，国家就没有老虎了。君道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一名实，检验法度，擅自行动的诛灭，国家就没有贼子了。因此君主有五种受蒙蔽的情况：臣下使君主闭塞是蒙蔽，臣下控制财利是蒙蔽，臣下擅自发令是蒙蔽，臣下私自给人好处是蒙蔽，臣下得以扶植党羽是蒙蔽。臣下使君主闭塞，君主就失去君位；臣下控制财利，君主就失去恩德；臣下擅自发令，君主就失去控制权；臣下私自给人好处，君主就失去英明；臣下得以扶植党羽，君主就失去支持者。这就是君主要独据、不能让臣下把持的原因。

    君主的原则，以静退为贵。不亲自操持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的拙和巧，不亲自考虑事情而知道臣下谋事的福和祸。因此君主不多说话而臣下就要很好地谋事，不作规定而臣下就要很好地办事。臣下已经提出主张，君主就拿来作为凭证；臣下已经作出事情，君主就拿来作为凭证。拿了凭证进行验核，就是赏罚产生的根据。所以群臣陈述他们的主张，君主根据他们的主张授予他们职事，依照职事责求他们的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主张，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主张，就罚。明君的原则，要求臣下不能说话不算数。因此明君行赏，像及时雨那么温润，百姓都能受到他的恩惠；君主行罚，像雷霞那么可怕，就是神圣也不能解脱。所以明君不随便赏赐，不赦免惩罚。赏赐随便了，功臣就懈怠他的事业；惩罚赦免了，奸臣就容易于坏事。因此确实有功，即使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赏赐；确实有罪，即使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惩罚。疏贱必赏，近爱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会懈怠，而亲近喜爱的人就不会骄横了。

《韩非子·有度第六》白话译文

有度，即有法度。因为文中作者将君与国（君王之私与国家之公）两个概念混一使用，所以治国之法也就成了君王玩弄于股掌间的权术，或者反过来说君王私下的权术等同于治理一国的大法。韩非从他所吸取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国家有法即君王有术的重要性，基于此，他完全否定了儒家廉、忠、仁、义等道德范畴，提倡臣民都专一于君王的意志；他又从道家无为学说中得到启发，君王只要“因法数”即“任势”就能达到“独制”、“独断”、“上尊而不侵”的目的。至此，其法、术、势学说的全部思想都统一到“尊君”这一中心上了。

    国家没有永久的强、也没有永久的弱。执法者强国家就强，执法者弱国家就弱。楚庄王并吞国家二十六个，开拓疆土三千里、庄王灭了他国，楚也就衰弱了。齐桓公吞并国家三十个，开辟疆土三千里；桓公灭了他国，齐也就衰弱了。燕昭襄王把黄河作为国界，把蓟城作为国都，外围有涿和方城，攻破齐国，平定中山，有燕国支持的就被人重视，无燕国支持的就被人看轻；昭襄王灭了他国，燕也就衰弱了。魏安厘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取河东地，全部攻占陶、卫领土；对齐用兵，占领平陆；攻韩，拿下管地，一直打到淇水岸边；眼阳交战，楚军疲敝而退；上蔡、召陵之战，楚军败；魏军遍布天下，威振于中原各国；安厘王死，魏随即衰弱。所以有庄王、桓公在，楚、齐就可以称霸；有昭襄王、安厘王在，燕、魏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成了弱国，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专干乱国的事，而不干治国的事。这些国家混乱衰弱了，又都丢掉国法去营私舞弊，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混乱衰弱只会加剧。

    所以当今之时，能除私欲趋国法的就会民安而国治；能除私行行国法的，就会兵强而敌 弱。所以明察得失有法律制度的，加在群臣头上，君主就不会被狡诈虚伪所欺骗；明察得失有衡量标准的，用来判断远方事情，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不一所欺骗。现在若按声誉选用人才，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联络勾结；若凭朋党关系举用官吏，臣民就会营求交结而不求依法办事。所以官吏不称职的，国家就会混乱。凭好名声行赏，凭坏名声处罚，那么好赏恶罚的人，就会弃公务，行私术，紧密勾结来互相包庇利用。忘记君主在外搞私人交情，引进他的同党，那么这些人为君主出力就少了。交情广，党羽多，内外结成死党，即使犯了大罪，为他掩饰的人却很多。所以忠臣无罪却遭难而死，奸臣无功却安然得利。忠臣遭难而死，并不因为有罪，他们就会隐退；奸臣安然得利并不凭功，他们就会进用。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源。像这样下去，群臣就会废弃法治而注重私利、轻视国法了。他们多次奔走奸臣门下，一次也不去君主朝廷；千方百计考虑私家的利益，一点也不为君主的国家着想。属臣数目虽多，不能用来等奉君主；百官虽备，不能用来担当国事。这样，君主就徒有君主虚名，而实际上是依附，于群臣礼家的。所以我说：衰弱国家的朝廷有人在里边。朝廷里边没有人，不是指朝廷里边臣子少。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利国；大臣致力于互相推祟，不致力于尊奉君主；小臣拿俸禄供养私交，不把官职当回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君主在上不依法断事，而听凭臣下任意去干。所以明君用法选人，不用己意推举；用法定功，不用己意测度。能干的人不可能埋没，败事的人不可能掩饰，徒有声誉的人不可能升官，仅受非议的人不可能斥退，那么君主对臣下就辨得清楚而易于控制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品德高的人做臣子，面北献礼，效忠君主，没有二心。在朝廷不敢推辞贱事，在军队不敢推辞难事；顺从君主的行为，遵从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所以有嘴不因私事而说，有眼不因私事而看，君主控制着他们的一切。做臣子的，如同双手，上用来理头，下用来理脚；冷暖寒暑，不能不管；刀剑近身，不敢不拼。不要因私使用贤明臣子，不要因私使用智能之士。所以百姓不离乡私交，没有远道奔走的忧虑。贵贱不僧越，愚智各得其所，这是治的最高境界。对现今那种轻视爵禄，轻易流亡，去选择他的主子的，我不认为是廉。谎言抗法，违背君主而强行进谏，我不认为是忠。施行恩惠，收买人心来抬高自己的声望，我不认为是仁。避世隐居，而用谎言非议君主，我不认为是义。出使他国，损害祖国，候着祖国陷入危境，便恐吓君主说，交往没有他就不能亲近，积怨没有他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样，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我不认为是智。这几种行为，是乱世君主喜欢的，先王法治看轻的。先王法令说：“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古代太平社会的百姓，奉行公法，废止私术，一心一意为君主办事，准备条件来等待任用。

    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先王掌握着关键，所以法令简明而君权不受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诈手段，阴险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臣子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改变说辞；地位处在郎中，不敢隐善饰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单独的，不敢相互逾越职守。所以政事不多而时间有余，是君主运用权势所得来的。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时的地形一样，由近及远，地形渐变，使君主失去方向，东西方向改变了，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置指南仪器来判断东西方向。所以明君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乱打主意，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举动没有不合法的。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威势权力与别人同享，奸臣就会公然活动；法令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就危险了；刑罚不果断，就不能战胜奸邪。所以说：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所以墨线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测准器平了，高坛挞就要削平；称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所以用法令治国，不过是制定出来、推行下去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整治官吏，威慑民众，除去淫乱怠惰，禁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得上刑的。刑罚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法令严明，君主就尊贵不受侵害。尊贵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劲而掌握要害。所以先王重法并传授下来。君主弃法用私，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韩非子·二柄第七》白话译文

二柄，指杀戮和庆赏之权，韩非抓住人类畏威趋利的心理，又结合历史教训，提出人主要“自用其刑德”，而“刑德”二字又着重于禁奸和诛罚上，为了禁奸，本文继续强调“审合刑名”，而且即使“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越官者死，不当则罪”，处处透着惨酷。本文最后提出若要“群臣见素”，需要人主“掩其情”、“匿其端”，这是韩非“术”的思想在君臣关系问题上的体现。

    明君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回答是：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而现在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所憎恶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惩罚；对所喜爱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奖赏。假如君主不是让赏罚的威严和利益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就都会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就都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祸害。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所制服。君主是要靠刑德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做君主的丢掉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所控制了。所以田常向君主请求爵禄而赐给群臣，对下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把粮食施舍给百姓，这就是齐简公失去奖赏大权而由田常掌握，简公因而遭到杀害。子罕告诉宋桓侯说：“奖赏恩赐是百姓喜欢的，君王自己施行；杀戮刑罚是百姓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于是宋桓侯失去刑罚大权而由于罕掌握。宋桓侯因而遭到挟制。田常仅仅掌握了奖赏大权，齐简公就遭到了杀害；子罕仅仅掌握了刑赏大权，宋桓侯就遭到了挟制。所以当代做臣下的如果统摄了刑赏大权，那么这代君主将会遭受到比齐简公、宋桓侯更大的危险。所以被劫杀被蒙蔽的君主，一旦同时失去刑赏大权而由臣下执掌，这样还不导致危亡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

君主要想禁止奸邪，就要去审核形名。形名是指言论和职事。做臣下的发表一定的言论，君主根据他的言论授予相应的职事，专就他的职事责求他的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言论，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言论，就罚。所以群臣言大功小的要罚；这不是要罚小功，而是要罚功效不符合言论。群臣言小功大的也要罚；这不是对大功不喜欢。而是认为功效不符合言论的危害超过了所建大功，所以要罚。从前韩昭侯喝醉酒睡着了，掌帽官见他冷，就给他身上盖了衣服。韩昭侯睡醒后很高兴，问近侍说：“盖衣服的是谁?”近侍回答说：“掌帽官。”昭侯便同时处罚了掌衣官和掌帽官。他处罚掌衣官，是认为掌衣官失职；他处罚掌帽官，是认为掌帽官越权。不是不担心寒冷，而是认为越权的危害超过了寒冷。所以明君驾驭臣下，臣下不能越权去立功，不能说话不恰当。超越职权就该处死，言行不一就该治罪。司守本职，言而有信，群臣就不可能结党营私了。

    君主有两种祸患：任用贤人，臣下就会依仗贤能来威逼君主；随便推举，就会败坏事情而不能成功。所以君主喜好贤能，群臣就粉饰行为来迎合君主的欲望，这样群臣的实情便不会显露；群臣的实情不显露，君主便无法识别他的臣下了。所以越王喜好勇敢，以致民众大都轻视死亡。楚灵王喜爱细腰，结果国内有许多甘愿挨饿的人。齐桓公心性妒忌而爱好女色，所以竖刁自行阉割以便掌官内宫。齐桓公爱好美味，易牙蒸了自己儿子的脑袋去进献。燕王子哙喜欢贤名，所以子之表面上不接受君位。所以君主流露出厌恶情绪的，群臣就会迅速掩盖；君主流露出喜好情绪的，群臣就会假装能力。君主的欲望表现出来，群臣的情态表示就有了依托。所以子之假托贤名来篡夺君位，竖刁易牙借着君主的欲望来侵害君主。其结果，子哙因兵舌而死，齐桓公死后直到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君主把真情流露给了臣下招致的祸害。臣下的真情不一定就是爱戴他的君主，而是为了重利的缘故。如今君主要是不掩盖自己的真情，不隐藏自己的意图，而使臣下有机会来侵害自己，那么群臣充当子之、田常这样的角色就不难了。所以说：去掉喜好厌恶，群臣暴露本色。群臣暴露本色，国君就不会受蒙蔽了。

《韩非子·扬权第八》白话译文

关于题旨，梁启雄翻译为“高举权柄”或“崇尚和称扬君权”。韩非从他个人对老子学说的把握中将“君不同于群臣”与“道不同于万物”作类比，从而把形而上的道家学说改造成为宣扬权术的政治学说，以人间的君王代替万物之母的大道，把道家的清虚无为思想转换成了君王政治斗争中的权术。本文从“道无双”开出君王要“执要”、“用一”、“独道”。如何保证君王权不下移，威不外借？韩非又本于道家学说提出君王要虚静无为、装聋作哑，以便在臣下充分“贡情”之后“形名参同”、或刑或赏；君王要表现得神秘莫测，与臣下保持距离，使之无机可乘；要官不兼人，人不兼职，杜绝大臣专权，尾大不掉；要经常性地象删削树枝一样清洗官吏队伍，防止臣下坐大，比周欺上。

   天有自然法则，人也有自然法则。美妙香脆的味道，醇酒肥肉，甜适可口但有害身体；皮肤细嫩、牙齿洁白的美女，令人衷情但耗人精力。所以去掉太过分的吃喝玩乐，身体才会不受损害。权势不应表露无遗，而应保持本色，无为而治。政事在地方，要害在中央。圣明君主执掌着要害。四方臣民都会来效劳。只用冷静地对待臣下，臣下自会办好事情。天下既已平安无事，君主就可以从静态中观察动态。文武官员既经设置，君主就可以广开言路接待他们。不要变更，不要改动，按照自然和人类法则去行动，不停顿地做下去，这就叫遵循事理。

    事物有它适宜的用处，才能有它施展的地方，各得其所，所以上下无为而治。让公鸡掌夜报晓，让猫来捕捉老鼠，如果都像这样各展其才，君主就能够无为而治了。君主显示自己的特长，政事就不能办成。君主喜欢自夸逞能，正是臣下进行欺骗的凭借；君主喜欢惹事生非，卖弄口才和智力，正是臣下加以利用的依托。君臣职能颠倒着使用，国家因此得不到治理。

    运用道的方法，要把确定名分放在首位。名分恰当，事情就能确定；名分偏颇，事情就会走样。所以圣人按照统一规律而采取虚静态度，使名分自然形成，让事情自然确定。既然不事雕琢，下面也就纯正了。据此加以任用，使他们自行办事；据此给予任务，他们将会自行完成；恰当地安排他们，使他们都能自动地尽职尽责。君主根据臣下的主张用人，如果不清楚臣下的主张是否恰当，那就再考察臣下的行动。言行既经综合审定，然后酌情给予赏罚。赏罚确实可信，臣下就会献上真心。

    谨慎地处理政事，等待自然规律去起作用。不要丧失治国纲领，才有可能成为圣人。圣人之道，要排除智和巧；如果智巧不能排除，就难以维持正常秩序。平民使用智巧，自身多有灾殃；君主使用智巧，国家就会危亡。遵循自然的普遍规律，返回到事物的具体道理，深入观察，交互验证，寻根究底，终而复始。虚静之后，不会再用到主观意愿。凡是君主的祸患，一定是有着相同的起因，真要是能不让它们发生，全国民众就会一致服从。

    道，是弘博广大而没有形状的；德，是内含道理而普遍存在的。至于万事万物，都会自然而然地汲取一定量的道和德，都会发展兴盛而不能像道和德一样安温寂静。道普遍存在于事物之中，通过潜化渗透而命定事物；特定事物有着特定的生死周期。虽然名称交验，事物各异，但却无不贯通着同一的普遍规律。所以说：道和它所生成的万物不相同，德和它所包含的阴阳不相同，衡器和它所衡量的轻重不相同，墨线和它所矫正的弯曲不相同，定音器与影响声音的干湿不相同，君主和他所任用的臣子不相同。所有这六神情况都是道衍化出来的。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它是一。因此，明君尊重道的独一模样。君臣不同道，臣下用主张向君主祈求。君主执掌着臣下的主张，臣下贡献出一定的事功。事功和主张交验相符，君臣上下的关系就协调了。

    君主听察的方法是，根据臣下发表的言论，反过来作为他们应该做出的实效。所以要审核言论来确定职位，弄清是非来辨析类别。听察言论的一般原则，就像大醉一样模模糊糊。群臣纷纷动嘴动舌，我总也不先开口；群臣纷纷动嘴动舌，我越发装得糊糊涂涂，让他们自己去条分缕析，我从而加以了解；是非一起集中上来，君主并不卷入。虚静无为是规，律的固有属性，交叉连结，是事物的本来面貌。从联系中检验事物，从联系中发现规律。根本规律不加变更的话，任凭事物怎样运动也不会出现失误。动荡吧，纷扰吧，君主仍旧要用无为原则加以处理。表示喜悦，就会惹事；表示厌恶，就会生怨。所以要排除爱憎，空下心来，作为道所。君主不和臣民共事，臣民才会尊敬君主；君主不和臣民议事，要让他们自己去干。君主关闭起门户，从室内观察庭院，近在咫尺，全在眼前。该赏的赏，该罚的罚，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各自受到相应的处置。善恶一定受到赏罚，谁还敢不诚实?规章制度既经设置，其他方面从而确定。

   君主不能神秘莫测，臣下就会有所凭借；君主行事不能得当，臣下将会引为成例。如天如地，该赏就赏，该罚就罚；如地如天，哪个疏远，哪个亲近?能像天地一样，才能称为圣人。想治好宫中，要设置官员但不可亲近；想治好宫外，要每个官职只设置一人。不让他们肆意妄为，他们怎能越职侵权？大臣的门下，就怕人多势大。凡是极佳的治理状态，就是臣下不能得到非法报偿；名实切合，臣民才会安守本分。丢掉这些另寻出路，就是最大的迷惑；刁民就会越来越多，奸臣就会遍布君侧。所以说，不要使人大富裕自己反而去借贷；不要使人太显贵自己反而受逼迫；不要专门信任一个人自己反而丧失国家。小腿比大腿粗，难以快跑。君主失去神秘莫测，老虎就会跟随其后。君主仍不察觉，老虎就会伪装成狗。君主不能及早制止，狗就会不断增加。等到老虎成了群，就会共同杀掉君主。做君主的没有忠臣，还有什么国家可言?君主施行他的法令，大虎就会害伯；君主施行他的刑罚，大虎自会服贴。法令刑罚如果坚决执行，老虎就会重新变成人，恢复他的本来面目。

    想治理国家，必须除掉朋党；不除掉朋党，他们将越聚越多。想治理国家，必须赏赐适当；赏赐不当，乱臣就会要求更多。他要什么我给什么，是借给仇人斧头；借给仇人是不行的，他将用斧头来砍我。黄帝说过这样的话：“君臣之间一天内就有上百次冲突。”臣下隐藏私情，用来试探君主；君主掌握法度，用来制裁臣下。所以律令的设立是君主的法宝；朋党的形成是臣下的法宝。臣下不杀君主的原因，是朋党还未形成。所以君主失掉一尺，臣下就得到一丈。统治国家的君主，不使封出去的城邑扩大；服从法治的大臣，不使属下的私家显贵。懂得治国之道的君主，不使他的臣下显贵；如让他们贵了富了，他们将取代君主。防备危险，怕出乱子，赶紧设立太子，祸患就无从发生。宫内搜索坏人，宫外防备奸臣，君主必须亲自掌握法度。对爵高禄厚的人要加以削减，对爵低禄薄的人要予以增加；减少和增加都要有分寸。不要使臣民紧密勾结，共同欺侮君主。减少爵禄像月亮般逐渐亏蚀，增加爵禄像物体受热般逐渐增大。简明法令，谨慎诛罚，该罚的都一定要罚。

    不要放松你的弓，防止一个窝里有两只雄鸟。一窝栖居双雄，必然大事争斗。豺狼在羊圈里，羊就不会增多。一家有两个尊贵的，事情就会没有成效。夫妻共同当家，孩子就无所适从。

    做君主的，要像经常劈削树木一样整治臣下，不要使树木枝叶茂盛；树木枝叶茂盛，将会充塞官府；私门将会富实，公门将会空虚，君主将受蒙蔽。经常劈削树木，不要使树枝向外伸展；树枝向外伸展，将会威逼君位。经常劈削树木，不要使枝粗干细；枝粗干细，将会经不住春风；经不住春风，树枝将会损害树心。公既多，大宗忧叹。制止的办法，就是经常劈削树木，不要使枝叶茂盛。树木经常劈削，朋党才会离散。掘掉树根，树木就没有生气了。填塞汹涌深渊，不要让水奔腾。探测臣下的阴谋，剥夺臣下的威势。君主使用起威势来。要像电闪雷鸣一般。

《韩非子·八奸第九》白话译文

本文的“奸”特指对专制君主的权力构成威胁的政治阴谋，其中包括：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等八种方式，体现了韩非对官场斗争的敏锐洞察力和高度概括力。针对上述八奸，文章又分别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最后以量能授官、称功赋禄的结论，将刑名参验的哲学思想融合到为专制君主服务的权术学说上。

     臣下得以实现奸谋的途径有八种：一是同床。什么叫同床？即，尊贵夫人，受宠宫妄，谄媚便巧，姿色美丽，正是君主所迷恋的。趁着君主在安居快乐、酒醉饭饱的机会，来央求她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是让君主一定听从的手段。做臣子的通过内线用金玉财宝贿赂她们，叫她们蛊惑君主，这就叫“同床”。二是在旁。什么叫在旁？即，倡优侏儒，亲信侍从。这些人。君主没下令就应承，没支使就应承，事先领会君主的意图，察颜观色来预先摸到君主的心意。这些人都是一致行动、一个腔调，统一口径和行动来改变君主心意的人。做臣子的通过内线用金玉珍宝贿赂他们，在外帮他们干不法之事，叫他们影响君主，这就叫“在旁”。三是父兄。什么叫父兄？即，叔伯、兄弟，是君主亲近爱护的人；大臣廷吏，是君主咨议谋划的人。这些人都竭尽全力参与议政，是君主必然听取的。做臣子的用音乐倩女来侍奉君主的叔伯、兄弟，又用花言巧语来笼络大臣廷吏，处在关键时刻进言，事成之后就进爵加禄，这样来耸恿他们，使他们干扰君主，这就叫“父兄”。四是养殃。什么叫养殃?即，君主喜欢修饰宫室台池，喜欢打扮倩女狗马来赏心悦目，这是君主的灾殃。做臣子的用尽民力来修饰宫室台池，加重赋敛来打扮倩女狗马，这样来娱乐君主而扰乱他的心事，顺从他的欲望，而在其中夹杂私利，这就叫“养殃”。五是民萌。什么叫民萌？即，做臣子的散发公家财物来取悦民众，行小恩小惠来赢得百姓，让朝廷民间都鼓动起来称颂自己，这样来蒙蔽君主而达到他的欲望，这就叫“民萌”。六是流行。什么叫流行？即，作为君主，话全闷在肚里不与人交谈，很少听到臣下议论，容易被花言巧语打动。做臣子的寻求国外善辩的人，供养国内能言的人，让他们来为自己的私利进说。说出华美的言语，流利的辞句，用有利的形势来诱导他，用祸害来恐吓他，编造虚假的言辞来损害君主，这就叫“流行”。七是威强。什么叫威强?即，统治者是靠群臣百姓来形成强大威势的。群臣百姓喜欢的，君主就喜欢；不是群臣百姓喜欢的，君主就不喜欢。做臣子的收罗带剑的侠客，供养亡命之徒，用来耀武扬威，倡言顺从他的一定得到，不顺从他的一定要死，这样来恐吓群臣百姓从而实现个人意图，这就叫“威强”。八是四方。什么叫四方？即，做国君的，国小就侍奉大国，兵弱就害怕强兵。大国勒索的，小国一定听从；强兵压境的，弱兵一定服从。做臣子的，加重赋敛，耗尽钱粮，削弱自己国家去侍奉大国，求助大国威势来透迫自己君主；严重的，招引大国军队压境来挟制国内，轻些的，屡屡引进大国使者来震慑君主，使他害怕，这就叫“四方”。所有这八种手段，是臣子实现奸谋的途径，是当代君主受到蒙蔽挟制以至失掉权势的原因，是不可不明察的。

    明君对于宫内的夫人美女，欣赏她们的美色而不理睬她们的禀告，不准因私请求。对于左右近侍，使用他们，一定要严察他们的言论，不准夸大其辞。对于父兄和大臣，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一定要使他们用受罚担保后果，不许妄荐。对于观赏玩乐的东西，一定要在法令上有依据，不准群臣擅自进献或裁减，不让群臣猜度到君主的心意。明君对恩惠的施行，凡是发放国库的财物和官仓的粮食，有利于民众的事，一定要用君主名义，不要让臣下将恩德归于自己。对于议论，称誉者所赞美的人，毁疵者所憎恶的人，一定要去核实他们的才能，查明他们的过失，不让群臣相互吹捧或诽谤。对于有勇力的人，作战立功不破格行赏，私斗犯法不赦免罪过，不让群臣用个人财富收买人。明君对于其他诸侯国的要求，合法的就听从，不—合法的就拒绝。所谓亡国之君，并非没了这个国家，而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全然不归自己所有。让臣下用外力控制国内，就是统治者丧失自己的国家了。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听从大国，这比不听从亡得更快，所以不去听从。群臣知道君主不听从，就不去同国外诸侯勾结；国外诸侯知道君主不听从，也就不接受臣下诈骗自己君主的胡说了。

    明君设置官职爵禄，是用来进升贤才鼓励功臣的。所以说，有贤才的人受厚禄，任大官；功劳大的人有尊爵，受重赏。任命贤才根据他的才能，授予俸禄根据他的功劳。因此，有才能的人不隐藏自己的才能来为君主效力，有功劳的人乐于进献功业，所以事情能办成，功业能建立。现在却不是这样，不考核贤不贤，不论有无功劳，任用被他国诸侯所看重的人，听从左右近侍的请求，父兄大臣在上面向君主请求爵禄，在下面又出卖它来收取财利和培植私党。所以财利多的就买官而成为尊贵的人，同君主近侍有交往的靠托人请求而成为有权势的人。劳苦功高的臣子得不到论定，官职的变动颠倒错乱。因此官吏玩忽职守而四外交往，抛弃事务而贪图财利。因此有才能的人懈怠而不求上进，有功劳的人堕落而轻慢职务，这是亡国的风气啊！

《韩非子·十过第十》白话译文

十过，即君王常犯的十种过失，文章开头先大致罗列出这十种过失及其后果，然后分别展开，每一段主要用一个历史故事具体说明这种过失的危害性，借以警戒后世的统治者，避免重蹈亡国亡身的覆辙。

　 十种过错；第一种叫献小忠，这是对大忠的祸害。第二种叫贪图小利，这是对大利的危害。第三种叫行为怪僻，自以为是，对其他诸侯国没有礼貌，这是丧身中最严重的了。第四种叫不致力于治理国家而沉溺于音乐，这是使自己走上末路的事情。第五种叫贪心固执喜欢私利，这是亡国杀身的根源。第六种叫沉溺于女子歌舞，不关心国家政事，这是亡国的祸害。第七种叫离开朝廷到远方游玩，又不听谏士的规劝，这是使自己遭受危险的做法。第八种叫有过错却不听忠臣劝谏，而又一意孤行，这是丧失好名声并被人耻笑的开始。第九种叫内不量力，外靠诸侯，这是削弱国家的祸患。第十种叫国小无礼，不听谏臣，这是断绝后代的形势。

  什么叫小忠？过去楚共王和晋厉公在鄢陵大战，楚军失败，共王伤了眼睛。战斗激烈之时，楚军司马子反口渴要水喝，侍仆谷阳拿了一筋酒来给他。子反说：“嘿！一边去，这是酒。”谷阳说：“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了。子反这个人，喜爱喝酒，觉得酒味甜美，不能停下来，结果醉了。战斗已经结束，共王想再战，派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以心病为由推辞不去。共王乘车亲自前往，进了子反帐中，闻到酒气而返回，说：“今天的战斗，我自身受了伤。依靠的是司马，司马却又醉成这样。这是忘了楚国的神灵而不关心我的民众。我不能继续战斗了。”于是把军队撤离鄢陵，把司马子反处以死刑。所以侍仆谷阳献酒，并不是因为仇恨子反，他的内心是忠爱子反的，但却恰好是杀了他。所以说，献小忠，便是对大忠的祸害。

  什么叫贪图小利？过去晋献公想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荀息说：“您最好是用垂棘的宝玉和屈产的良马贿赂虞国君主，向他要求借路，他定会把路借给我们。”晋献公说：“垂棘宝玉是我祖先的珍宝，屈产良马是我的骏马。假如他接受我的礼物又不借给道路，怎么办？”荀息说：“他不借给我们道路，必定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假如接受我们的礼物而借给我们道路，那么这块宝玉就像是从内府取出来藏到外府一样，骏马就像是从内厩牵出来拴到外厩一样。您别担心。”晋君说：“好吧。”就让苟息用垂棘宝玉和屈产良马，去贿赂虞公，向他借路。虞公贪得宝玉和良马的小利而打算答应借路。宫之奇劝谏说：“不能答应。虞有虢好比车两边有护木。护木依靠车子，车子也依靠护木，虞虢两国的地理形势正是这样。假如借路给他们，那么虢国早上灭亡，虞国晚上就要跟着灭亡了。不能借，希望您不要答应。”虞公不听，于是借路给晋国。荀息讨伐虢貌国取得了胜利，回来后过了三年，发兵伐虞，又打败了虞国。荀息牵着马拿着璧回来报告晋献公，献公高兴地说：“壁还和以前一样。虽说如此，马却长几岁了。”那么，虞公军危地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贪恋小利而不考虑它的危害。所以说，贪图小利，便是对大利的危害。

  什么叫行为怪僻？过去楚灵王主持在申地举行的诸侯会盟，宋太子迟到，楚灵王把他抓了拘禁起来。楚灵王还轻慢徐国国君，扣留齐人庆封。侍卫官劝谏说：“会合诸侯，不能无礼，这是关系存亡的关键。过去夏架主持有戎的诸侯集会而有绍背叛，商约在黎丘检阅诸侯而戎、狄背叛，都是由无礼引起的。君王还是想想好吧。”灵王不听，还是按自己意思去做。过了不到一年，灵王向南巡游，群臣跟着劫持了他。灵王在乾溪上挨饿而死。所以说，行为怪僻，自以为是，对其他诸侯国没有礼貌，是丧身中最严重的了。

  什么叫沉溺音乐？过去卫灵公将到晋国，来到濮水边，卸车放马，布置住处准备夜宿。夜半。听见有人弹奏新的乐调，很是喜欢。叫人问近侍，都回答没听见。就召来师涓并告诉他说：“有人在弹奏新的乐调，叫人间近侍，都说不曾听见。音调好像出自鬼神，你替我听着把它录写下来。师涓说：“好吧。”就静坐弹琴把它录写下来、”师涓第二天回报说：“我录写好了，但还不熟悉，请让我再用一晚上熟悉它。”灵公说：“好吧；”就又留宿一晚。第二天，已经熟悉了，就离开猴水去晋国。晋平公在施夷的台上用酒款待灵公。酒喝得正畅快时，灵公站了起来。灵公说：“有新的乐调，希望奏给大家听听。”平公说：“好。”就召来师涓、让他坐在师旷旁边，拿过琴来弹奏。乐调没完，师旷按住琴弦制止说：“这是亡国之音，不能奏完。”平公说：“这个曲调是从哪里来的?”师旷说：“这是师延所作，同商纣搞的靡靡之音。等到武王伐纣，师延向东逃跑，到了淄水投河自尽。所以听见这个曲调的，一定是在濮水边。先听见这个曲调的，他的国家一定被侵削，不能奏完它。”平公说：“我所喜欢的是音乐，你还是让他奏完吧。”师涓奏完了它。平公问师旷说：“这叫什么曲调？”师旷说：“这就叫清商调。”平公说：“清商调确是最动听吧？”师旷说：“还比不上清微调。”平公说：“清徵调能弹来听听吗?师旷说：“不能。古代听清微调的，都是有德义的君主。现在您的德薄，还不够格来听。”平公说：“我所爱好的是音乐，希望试着听一下。”师旷出于不得已，拿过琴来弹。弹了一遍，有十六只黑鹤从南方飞来，停在廊门顶上。弹第二遍，鹤排列成行。弹第三遍，鹤伸长脖子呜叫，张开翅膀起舞，音调合于美好的声音，响彻天空。平公非常高兴，在座的人也都欢喜。平公拿起酒杯站起来向师旷祝贺，回到座位上问道：“音乐没有比清微调更美妙的吗?”师旷说：“还比不上清角调。”平公说：“清角调能弹来听听吗?”师旷说：“不能。过去黄帝在泰山上会合鬼神，驾着象车赶着六条蚊龙，木神就站在车辖的两旁，蚩龙在前开路，风神向前扫除尘埃，雨神冲洗道路，虎狼在前，鬼神在后，飞蛇趴在地下，凤凰飞翔上空，大会鬼神，作成清角调。现在您的德行浅薄，不能听它。听了，恐怕会坏事。”平公说：“我老了，爱好的是音乐，希望听完它。”师旷不得已而弹奏起来。始奏时，有黑云从西北方升起；再奏时，大风刮来，大雨跟随在后，撕裂帐幕，毁坏食器，掀掉廊瓦。在座的人四散逃跑。平公惊恐害怕，趴在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的身体因而得了瘫痪病。所以说，不致力于治理国家而沉溺于音乐不止，是使自己走上末路的事情。

   什么叫贪心固执?过去智伯瑶率领赵、韩、魏去讨伐范、中行，灭掉了他们。返回来，休兵数年，就派人向韩要求割让土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劝谏说：“不能不给。智伯的为人，贪图利益而傲慢固执。他来要求土地，假如不绝，就一定会向韩国派兵。您最好还是给他土地。给他土地，他就会习以为常，又向别国要地。别国将有不听从的。如不听从，智伯就一定会对它用兵。这样，韩国就可以避免祸患而等待事情的变化。”韩康子说；“好吧。”就派使者把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县送给智伯。智伯高兴了，又派人向魏国要地。魏宣子想不给，赵葭劝谏说：“他向韩要地，韩给了他。现在向魏要地，魏国假如不给，就是魏国在内自恃强大，在外激怒智伯。假如不给，他一定会对魏国用兵。不如给他。”宣子说：“好吧。”就叫人把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县送给智伯。智伯又派人到赵国要求割让蔡和皋狼土地，赵袭子不给。智伯就暗中约好韩、魏准备去讨伐赵国。襄子召来张孟谈，告诉他说：“智伯的为人，表面友好而暗地疏远。他屡屡联络韩、魏，而我还是不给他土地，他向我用兵是必然的了。现在我该到哪里居住才行呢?”张孟谈说：“董阏于是君父赵简子手下的才臣，他曾治理晋阳，后来尹锋继承他的遗业治理晋阳，董阏于的教化仍然存在。您到晋阳去定居就可以了。”赵襄子说：“好吧。”就召来延陵生，让他带着车马先到晋阳，襄子接着去了。襄子到了晋阳，巡视内城外郭以及各种职官的储藏。城郭没有修缮，粮仓没有积蓄，钱府没有储备，兵库没有武器，城邑没有守具。襄子害怕了，就召来张孟谈说：“我巡视城郭以及各种职官的储藏，都不完备，我将凭什么对付敌人?”张孟谈说：“我听说圣人治理国家，收藏全在民间，不在国家府库，努力搞好教化而不单纯修缮城郭。您不妨发出命令，让百姓自己留足三年的口粮，有余粮的收进粮仓；留足三年的用度，有余钱的收进宫府；剩下的闲散人员让他们去完成城郭的修缮。”案子晚上下令，第二天，谷仓里的粮食装不下，官府里的钱堆不下，兵库里的武器放不下。过了五天，城郭便已修缮，守备便已齐备。襄子召来张孟谈，问他说：“我的城郭已修缮，守备已齐备，钱粮已充足，武器有余。但我没箭怎么办?”张孟谈说：“我听说董阏于治理晋阳时，卿大夫的住处都用获、蒿、{木苦}、楚等植物作墙，{木苦}杆有的高达一丈。您不妨削出用来制箭。”于是削出试着制箭，它的坚硬程度即使像菌辂这样坚硬的竹子也不能相比。襄子说：“我的箭已足够了，但没铜可怎么办?”张孟谈说：“我听说董阏于治理晋阳时，卿大夫、地方官住处的厅堂都用炼钢作柱下础石。您不妨取出一用。”于是取出来用，有富余的铜了。号令已定，守备已具。三家的军队果然到了。到后就登晋阳城墙，于是开战。三个月不能攻克晋阳。三家军队就疏散开来包围晋阴，决晋阳之水来灌城。围困晋阳三年。城中居民在高处营巢而居，吊锅烧饭，财物食品将用完，官员体弱多病。襄子告张孟谈说：“粮食匮乏，财力用尽，官员体弱多病我怕不能守住城了2我准备开城投降，可是向哪个国家投降好呢?”张孟谈说：“我听说，不能使灭亡转变为生存，不能使危险转变为安全，就没有必要尊重有才智的人了。您放弃这个打算吧J请让我试着偷偷出城，去见韩、魏的君主。”张孟谈拜见韩、魏之君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伯率二位君主来伐赵，赵国将灭亡了。赵灭亡后，韩、魏就会跟着灭亡。”二位君主说：“我们知道会是这样。尽管如此，但智伯的为人，心中粗暴而少仁爱。我们谋划的事若被他察觉，灾祸就一定来临。怎么办”?张孟谈说：“计谋从您们嘴巴里出来进入我耳朵里，没有人会知道的。”两位君主于是和张孟谈约好三家军队共同反对智伯，和他们约好了时间。夜里派张孟谈回到晋阳，去报告韩、魏反戈的情况。襄子迎接张孟谈并拜了两拜，又担心又高兴。韩、魏二君在已约好并遣返张孟谈后，接着就朝见智伯，外出时，在军营门外碰到了智过。智过对他们的反常脸色感到奇怪，就进见智伯说：“韩、魏二君的样子说明将有变故。”智伯说：“怎么说?”智过说：“他们行为傲慢而意气高扬，不像平时的样子，您不如先下手吧。”智伯说：“我和他们商量得很周密，打下赵国而三分赵地，我这样和他们友好，一定不相侵害欺骗。军队驻扎在晋阳已有三年，现在早晚将攻下来占得利益。怎么还会有别的打算?一定不会这样。你放心，不用担忧。不要多说这件事了。”第二天早上，韩、魏二君又朝见智伯外出，在军营门外又碰见智过。智过进见说：“您把我的话告诉二君了吗?’’智伯说：“你怎么知道的?”智过说：“今天二君朝见后出门，见到我而脸色有变，并用眼睛盯我。这一定会有变故，您不如杀了他们。”智伯说：“你不要再说了。”智过说：“不行，一定要杀掉他们。如果不能杀，就亲近—他们。”智伯说：“怎么样亲近他们?”智过说“魏宣于的谋臣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这两个人都能改变他们君主的计谋。您还是和韩、魏二君约好，攻下赵国，就封赵营、段规每人一个万户人家的县邑。这样一来，二君的心思就可以不变了。”智伯说：“攻下赵国而三分其地，又封这两个人万户人家的县邑各一个，那么我得到的就很少了。不行。”智过见他的话不被采纳，就出走了，并把他的家族改姓辅氏。到了约定日子的晚上，赵人杀掉智伯的守堤官，决水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救水引起混乱，韩、魏军队从两旁进攻，赵襄子率领士卒在正面冲杀，大败智伯的军队并捉住了智伯。智伯身死军破，国家一分为三，被天下人所耻笑。所以说，贪心固执喜欢私利，是亡国杀身的祸根。什么叫沉溺于女子歌舞？过去戎王派由余对秦国进行国事访问，穆公问他说：“我曾听说治国之道而未能亲眼看见，希望听听古代君主得国失国常常因为什么?”由余回答说：“我曾经听说过了，常常因为俭朴得国，因为奢侈失国。”穆公说：“我不感到耻辱而向你打听治国之道，你用俭朴来回答我，为什么?”由余回答说：“我听说过去尧拥有天下，用陶器吃饭，用陶器喝水。他的领土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西到达日月升落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尧禅让天下，虞舜接受下来，所做的食具，都是砍伐山上树木制作成的，削锯成器，修整痕迹，在上面涂上漆和墨，送到宫里作为食器。诸侯认为太奢侈，不臣服的方国有十三个。虞舜禅让天下，传给夏禹，夏禹所做的祭器，在外面染墨，里面绘上红色，缦帛做车垫，草席饰有斜纹边缘，杯勺有花纹，酒器有装饰。这就更加奢侈了，而不臣服的方国有三十三个。夏王朝灭亡，殷商接受天下，所做的大辂，旗子上装有九条飘带，食器雕琢，杯勺刻镂，白色的墙壁和台阶，垫席织成花纹。这就更加奢侈了，而不臣服的方国有五十三个。君主都注重文彩华丽了，而愿意服从的越来越少。所以我说，节俭是治国的原则。”由余出去后，穆公就召来内史廖，告诉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抗衡国家的忧患。现在由余就是个乏人，我很担心。我将怎么办?”内史廖说：“我听说戎王居住的地方，荒僻简陋而道路遥远，没听过中原的声乐。您不妨赠给他女子歌舞，去扰乱他的政事，然后替由余请求延长回国的时间，来疏远由余的劝谏。他们君臣有了隔阂，然后就可以谋取了。”穆公说：“好吧。”就派内史廖把十六个女乐赠送给戎王，趁机替由余请求延长回国的时间。戎王答应了，看到女乐而感到高兴，安排酒席在帐蓬中痛饮，每天听女乐，整年不迁徒，牛马没有水草吃，死了一半。由余回国，马上劝谏戎王，戎王不听，由余就离开戎国来到秦国。秦穆公迎接他并拜他为上卿，向由余询问戎的兵力情况和地理形势。已经了解了这些情况，出兵伐戎，兼并十二个国家，开辟一千里土地。所以说，沉溺于女子歌舞，不关心国家政事，是亡国的祸害。

    什么叫离开朝廷到远方游玩？过去齐景公到渤海游玩，非常高兴。下令给诸大夫说：“说要回去的处死。”颜涿聚说：“您来海上游玩得开心，然而臣子中有图谋篡国的人该怎么办?您现在虽然快乐，日后怎能再这样呢?”齐景公说：“我下令说谈论回去的就处死。现在你违犯了我的命令。”拿起戈来就要击杀。颜涿聚说：“过去夏桀杀了关龙逢，商纣杀了王子比干，现在您即使杀死我，把我和关龙逢、比干凑成三个也是可以的。我说话是为国家，不是为了自身。伸着脖子上前说：“您杀了我吧！”齐景公便放下戈催促驾车赶了回去。回去三天以后，就听说都城里有人图谋不让景公回城的了。齐景公、之所以能继续统治齐国，靠的是颜涿聚出了力。所以说，离开朝廷到远方游玩，是使自己遭受危害的做法。

    什么叫有过错却不听忠臣劝谏？过去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霸之首，管仲辅佐他。管仲老了，不能执政，安居在家。桓公去问他说：“您在家病着，假若不幸一病不起，政事移交给谁?”管仲说：“我老了，经不起问事了。虽然这样，我听说，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您不妨试着按自己想法来决定吧。”桓公说：“鲍叔牙怎么样?”管仲说：“不行。鲍叔牙为人，刚强任性而崇尚凶悍。刚强就会粗暴地侵扰民众，任性就得不到民心，凶悍了臣民就不听他使唤。他的心思无所畏惧，不是霸主的好帮手。”桓公说：“那么竖刁怎样?”管仲说：“不行。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您忌妒而爱好女色，竖刁把自己阉割了来管理宫内事务。他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又怎么能爱惜君主呢?”恒公说：“那么卫公子开方怎么样?”管仲说：“不行。齐、卫之间不过十天的路程，开方为了侍奉君主，为了想迎合君主的缘故，十五年不回去看他的父母，这不合人之常情。他连父母都不亲近，还能亲近君主吗?”桓公说：“那么易牙怎么样?”管仲说：“不行。易牙为您主管伙食，您不曾吃过的只有人肉，易牙蒸了儿子的头进献给您，这是您知道的。人之常情没有不怜爱自己孩子的，现在蒸自己的儿子作为您的饭食，他连儿子都不怜惜，又怎能怜惜君主呢?”桓公说：“那么谁行呢?”管仲说：“隰朋行。他的为人，心地坚贞，行为廉正，少有私欲，多能守信。心地坚贞，就足以作表率；行为廉正，就可以担重任；少有私欲，就能驾驭属下；多能守信，就能亲近邻国。这是霸主的好帮手，您最好是用他。”桓公说：“好吧。”过了一年多，管仲死，桓公便不用隰朋而用竖刁。竖刁掌管政事三年，桓公南游堂阜，竖刁率领易牙、卫公子开方以及大臣趁机作乱。桓公在南门寝宫守卫房屋里饥渴而死，死后三个月没人收葬，尸体上的蛆虫爬出门外。所以，桓公的军队横行天下，桓公身为五霸之百，最终被臣下所杀，从而丧失了好名声，被天下人讥笑，为什么？是不听管仲忠告的过错。所以说，有过错却不听忠臣的劝谏，一意孤行，是丧失好名声并被人耻笑的开始。什么叫内不量力？过去秦国攻打宜阳时，韩国危急。公仲朋对韩君说；“盟国是不可靠的，还不如通过张仪去和秦国讲和呢！就用一个著名的大城去贿赂秦国，和秦一道南伐楚，这样就解除了秦对韩的祸患，把祸害转嫁给楚了。”韩君说：“好。”于是命令公仲出使，将西去与秦讲和。楚王听说后，感到害怕，召来陈轸告诉说：“韩国的公仲朋将西去与秦讲和，现在怎么办?”陈轸说：“秦得到韩的一座名城，驱使它的精锐军队，与韩联合起来向南攻楚，这是秦王庙祭时所祈求的，这必将成为楚国的祸害。大王最好赶快派遣可靠的使臣，多带些车辆载上厚礼来献给韩国，说：‘楚国虽小，士卒已经全都发动起来了，希望贵国向秦申明不屈的意图。为此希望贵国派使者前来观察楚国动员起来的士卒。”’韩派人到楚，楚王便征发车骑排列在大路上，对韩国使者说：“请报告韩君，说我国军队现在就要进入韩境了。”使者回去报告韩君，韩君非常高兴，中止了公仲去秦讲和。公仲说：“不行。在实际上危害我们的，是秦国；在名义上援救我们的，是楚国。听从楚国的空头承诺而忽视强秦的实际危害，那是危害国家的祸根。”韩君不听。公仲生气回家了，十天不上朝。宜阳更加危急，韩君派使者到楚催兵求援，使者去了一批又一批，但楚军却没有一个到来的。宜阳果然被攻克，成为诸侯间的笑料。所以说，内不量力，外靠诸侯，是削弱国家的祸患。

    什么叫国小无礼？过去晋公子重耳出逃在外，路过曹国，曹君趁他脱去上衣时偷看他的骈肋。厘负绢和叔瞻在前侍奉。叔瞻对曹君说；“我看晋公子不是平常的人。您对待他没有礼貌，他如有机会回国成为君主而发兵，那就怕会成为曹国的祸害。您不如杀了他。”曹君不听。厘负绢回家，脸上不高兴，他的妻子问他说；“您从外面回来，带着不高兴的神色，为什么?”负羁说：“我听说，有福轮不到，祸来牵连我。今天国君召见晋公子，待他没有礼貌。我夹在里面，因此不高兴。”他的妻子说：“我看晋公子像大国的君主，他的随从人员像大国的相国。现在困窘逃亡，路过曹国，曹国待他没有礼貌。他如果返回祖国，必会声讨对他无礼的人，那曹就是第一个了。您为什么不先把自己和曹君区别开呢?”负绢说：“好吧。”就在壶里盛上黄金，用饭把它装满，用壁盖上，晚上派人送给晋公子。公子见了使者，拜了两拜，留饭而谢绝收壁。晋公子从曹到楚，从楚到秦。到了秦国三年，秦穆公召集群臣商量说：“过去晋献公和我结交，诸侯没有不听说的。献公不幸死去，已十年上下了。继位的儿子不好，我伯他会让晋国的宗庙得不到洒扫而社稷得不到祭祀了。长此下去不变样，就不符合与人交往的原则了。我想帮助重耳让他回国，怎么样?”群臣都说：“好。”穆公因而发兵，革车五百辆，同一规格的马二千匹，步兵五万，帮助重耳回到晋国，立为晋君。重耳登基三年，就发兵攻打曹国了。于是派人告诉曹君说；“把叔瞻从城上吊下来，我将杀掉他陈尸示众。”又派人告诉厘负羁说；“大军迫城，我知道您不会反抗我。请在您住的巷门上做好标记，我将据此下达命令，使军队不敢去侵犯。”曹国人听到后，率领他们的亲戚去依附厘负羁住地的有七百多家。这就是礼的作用。所以，曹是小国，夹在晋、楚之间，君主的危险就像叠起来的蛋，却用无礼来待人，这就是断绝后代的原因。所以说，国小无礼，不听谏臣，是断绝后代的形势。

《韩非子·孤愤第十一》白话译文

“孤愤”，系孤独和愤慨之意，“孤”即文中所谓“处势卑贱，无党孤特”；“愤”即愤慨于“重人”“当涂”，“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法术之士不得进，人主不得悟。文中提出“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史记·韩非列传》称：“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人据以断定此文作于韩非入秦之前，但《史记》所言系“书”而非文，盖史迁总称韩子此前之作，非必本文也。况且同是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少卿书》中又云：“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可见都是古人行文中彼此互见之法，不能拘泥于个别字眼立论。

   通晓统治策略的人，必然识见高远并明察秋毫；不明察秋毫，就不能发现隐私。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必须坚决果断并刚强正直；不刚强正直，就不能矫正邪恶。臣子遵循法令办理公事，按照法律履行职责，不叫“重臣”。所谓重臣，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破尔法律来为私家牟利，损害国家来便利自家，势力能够控制君主，这才叫做重臣。懂得统治策略的人明察秋毫，他们的主张若被采纳，自身若被任用，将会洞察重臣的阴谋诡计；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刚强正直，他们的主张若被采纳，自身若被任用，将会矫正重臣的邪恶行为。因此，懂得策略和善用法治的人若被任用，那么位尊权重之臣必定为法律准绳所不容。这样说来，懂法依法的人与当权的重臣，是不可并存的仇敌。

    当权的重臣独揽大权，那么外交和内政就要被他利用了。正因如此，列国诸侯不依靠他，事情就得不到照应，所以实力相当的国家会给他唱颂歌；各级官吏不依靠他，成绩就得不到上报，所以各种官吏会为他出力；君主的侍从官员不依靠他，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他们为他隐瞒罪行；学士不依靠他，就会俸禄薄而待遇低，所以学士为他说好话。这四种帮凶是奸邪之臣用来掩饰自己的基础。重臣不能忠于君主而推荐自己的政敌，君主不能越过四种帮凶来洞察他的臣下，所以君主越来越受蒙蔽，而重臣的权势越来越大。

    很少不被信任和宠爱的，而且彼此又亲昵和熟悉。至于迎合君主的心理，投合君主的好恶，本来就是重臣得以进升的途径。他们官职大，爵位高，党羽又多，全国都为他们唱赞歌。而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重用，既没有受到信任和宠爱的亲近关系，也没有亲呢和熟悉的交情，还要用法术言论矫正君主的偏邪之心，这是与君主心意相反的。法术之士所处地位低下，没有同党孤立无援。拿关系疏远的和关系亲近、受到宠信的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新客和故旧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违背君主心意和投合君主好恶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地位低贱的和位尊权重的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一个人和一国人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法术之士处在“五不胜”的情形下，按年计算也不能晋见君主；当权重臣凭借“五胜”的条件，又日夜单独向君主进言。因此，法术之人由什么门路得到任用，而君主到什么时候才能醒悟呢？因此，凭借必定不能取胜的条件，又与重臣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会不危险？重臣对那些可用罪状诬陷的，就用国家法律来诛杀；对那些不能强加罪名的，就用刺客来暗杀。这样说来，精通法术而违背君主的人，不为官吏所诛杀，必定死在刺客手里了。而结党拉派串通一气来蒙蔽君主、花言巧语歪曲事实来便利私家的人，一定会受到重臣的信任。所以对那些可用功劳做借口的，就封官赐爵使他们显贵；对那些不可用好名声做借口的，就用外交职权重用他们。因此，蒙蔽君主而投奔私人门下的，不在官爵级别上显赫，必在外交职权上重用了∷械牡比ㄖ爻级杂诰骼此担如—今君主不验证核查就实行诛戮，不等建立功劳就授予爵禄，因此法术之士怎能冒死去陈述自己的主张？奸邪之臣又怎肖当着有利时机而自动引退？所以君主地位就越来越低，重臣权势就越来越大。

    越国虽然国富兵强，中原各国的君主都知道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说：“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现在统治国家的君主虽然地广人众，然而君主闭塞，大臣专权，这样一来，国家也就变得和越国一样。知道自己的国家与越国不同，却不知道现在连自己的国家也变了样，这是不明察事物的类似性。人们之所以说齐国亡了，并不是指土地和城市丧失了，而是指吕氏不能控制它而为田氏所占有。之所以说晋国亡了，也不是指土地和城市丧失了，而是指姬氏不能控制它而为六卿所把持。现在大臣掌权独断专行，而君主不知收回，这是君主不明智。和死人症状相同，无法救药；和亡国行事相同，无法久存。现在因袭着齐、晋的老路，想要国家安然存在，是不可能的。

    凡属法术难以推行的，不单是大国，中小国家也是这样。君主的近臣不一定有才智。君主认为某人有才智而听取他的意见，然后和近臣讨论该人的言谈，这是和愚蠢的人讨论才智。君主的近臣不一定品德好。君主认为某人有美德而礼遇他，然后和近臣讨论他的品行，这是和品德不好的人讨论美德。智者的计谋由愚蠢的人来评判，贤者的品德由不贤的人来衡量，那么品德好、有才智的人就会感到耻辱而君主的论断也必然荒谬了。想谋得官职的臣子当中，那些品德好的人将用精纯廉洁来约束自己，那些才智高的人将用办好政事来推进事业。那些品德好的人不可能用财物贿赂侍奉别人，凭借精纯廉洁更不可能违法办事，那么品德好、才智高的人也就不会奉承君主近侍，不会理睬私下请托了。君主的近臣，品行不像伯夷那么好，索求的东西得不到，财物贿赂不上门，那么精明强干者的功业就要被压制，而诽谤诬陷的话也就出笼了。办好政事的功业受制于君主的近侍，精纯廉洁的品行取决于近侍的毁誉，那么品德好、才智高的官吏就要被废黜，君主的明察也就被阻塞了。不按功劳裁决人的才智和品德，不通过事实的多方验证审处人的罪行和过错，却听从左右亲信的话，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廷中当政，愚蠢腐败的官吏就会窃居职位了。

   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害在于近臣太受宠信：这是君主的通病。再说臣下犯了大罪恶，君主有了大过失，臣下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不同的。凭什么这样说呢？即：君主的利益在于具有才能而任以官职，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得到重用；君主的利益在于具有功劳而授以爵禄，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而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豪杰效力，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土减少而私家更富，君主地位卑下而大臣权势更重。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大臣控制国家，君主改称藩臣，相臣行使君权。这就是大臣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情形。所以当代的重臣，在君主改变政治情势而仍能保持宠信的，十个中还不到两三个。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些臣下的罪行太大了。臣有大罪的，他的行为是欺骗君主的，他的罪行是当处死刑的。聪时人看得深远，伯犯死罪，必定不会跟从重臣；品德好的人洁身自爱，耻于和奸臣共同欺骗君主，必定不会跟从重臣。这些当权者的门徒党羽，不是愚蠢而不知祸害的人，必是腐败而不避奸邪的人。大臣挟持愚蠢腐败的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和他们一起掠夺财物，结帮拉派，串通一气，惑乱君主败坏法制，以此扰乱百姓，使国家危殆受侵、君主忧劳受辱，这是大罪行。臣下有了大罪而君主却不禁止，这是大过失。假如君主在上面有大过失，臣子在下面有大罪行，要求得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韩非子·说难第十二》白话译文

说难，顾名思义，是指向人主进说的困难。作者在文中指出进说之难不在我之一方，而“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而所说者之心理又深不可测，然而又“不可不察”、“不可不知”，这就是“说难”。鉴于此，韩非在深入揣摩人主心理和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进说之术，其中揣摩迎合、纵横捭阖、辨才无碍、巧舌如簧、装聋作哑、胁肩谄笑、溜须拍马、顺风推船、与时逶迆，就说之一术而言，无疑集了战国游谈者的大成。司马迁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则更见出在专制君王面前进言之难了。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能够阐明我的意见，也不是难在我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原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罗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然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思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别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韩非子·和氏第十三》白话译文

本文从和氏献璞于王反遭刖足的千古奇冤中兴起法术之士不遇明主的感慨，以玉璞喻法术，以贞士卞和喻法术之士兼以自比，以和氏的遭遇比法术之士所受到的排斥和陷害，又感慨于法术者之前辈吴起、商鞅的不得善终，道尽了韩非的愤懑和恐怖。

本文标题节取首句二字，在《韩非子》中是特例，但在先秦前、中期的著作中（如《论语》、《孟子》和《庄子》的外篇和杂篇等）却是常例，盖亦其余绪耶？

  楚人卞和在荆山中得到一块玉璞，捧着进献给楚厉王。厉玉让玉匠鉴定。玉匠说：“是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是行骗，就砍掉了他的左脚。到厉王死，武王继位。卞和又捧着那块玉璞去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匠鉴定，玉匠又说：“是石头。”武王也认为卞和是行骗，就砍掉了他的右脚。武王死，文王登基。卞和就抱着那块玉璞在荆山下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干了，跟着流出的是血。文王听说后，派人去了解他哭的原因，问道：“天下受断足刑的人多了，你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卞和说：“我不是悲伤脚被砍掉，而是悲伤把宝玉称作石头，把忠贞的人称作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文王就让玉匠加工这块玉璞并得到了宝玉，于是命名为“和氏之壁”。

  珍珠宝玉是君主急需的，即使卞和献的玉璞不够完美，也并不构成对君主的损害，但还是在双脚被砍后宝玉才得以论定，鉴定宝玉就是如此的困难。如今君主对于法术，未必像对和氏壁那样急需，还要用来禁止群臣百姓的自私邪恶行为。既然这样，那么法术之士还没被杀戮的原因，只是促成帝王之业的法宝还没进献罢了。君主运用法术，大臣就不能擅权独断，左右近侍就不敢卖弄权势；官府执行法令，游民就得从事农耕，游说之士就得冒着危险去当兵打仗；那么法术就被群臣百姓看成是祸害了。君主不能违背大臣的议论，摆脱黎民百姓的诽谤，单要完全采纳法术之言，那么法术之士即使到死，他们的学说也一定不会被认可。从前吴起向楚悼王指出楚国的风气说：“大臣的权势太重，分封的贵族太多。像这样下去，他们就会上逼主而下虐民，这是造成国贫兵弱的途径。不如使分封贵族的子孙到第三代时君主就收回爵禄，取消或减少百官的俸禄，裁减多余的官吏，来供养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士兵。”楚悼王施行此法一年就死了，吴起在楚遭到肢解。商君教秦孝公建立什伍组织，设置告密连坐的制度，焚烧诗书，彰明法令，堵塞私人的请托而进用对国家有功的人，约束靠游说做官的人而使农民士兵显贵起来。孝公实行这些主张，君主因此尊贵安稳，国家因此富庶强大。八年后秦孝公死了，商鞅在秦受到车裂。楚国不用吴起变法而削弱混乱，秦国推行商鞅变法而富庶强大。二人的主张已够正确的了，但是肢解吴起，车裂商鞅，又为的什么呢？为的是大臣苦于法令而小民憎恨社会安定吁。当今之世，大臣贪权，小民安于动乱，比秦、楚的坏风气还要严重，而君主义没有楚悼王、秦孝公那样的判断力，那么法术之士又怎能冒吴起、商鞅的危险来阐明自己的法术主张呢？这就是社会混乱而没有霸王的原因。

《韩非子·亡征第十五》白话译文

亡征，就是灭亡的征兆，作者自为界说道：“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关于“亡”的主词，从字面上看是国家，但因为韩非将专制君王与国家等同起来，因而事实上文中所讨论的四十七条“亡征”中，有些确是关系到国家的，有些是同时涉及到国家与君王个人利益，更多的则只是影响到君王个人权力和地位的巩固而已，即使君主灭亡了，也于国于民无妨，故而不可一概而论。

尽管如此，这四十七条极宏观又极微观、极恢宏博大又极细致深入的征兆是韩非对前代治乱兴衰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又是对于战国末期政治斗争的高度概括，剔除其为专制集权张目的内核，其中仍有许多借鉴意义。

   凡属君主国家弱小而臣下强大的，君主权轻而臣下权重的，可能灭亡。轻视法令而好用计谋，荒废内政而依赖外援的，可能灭亡。群臣喜欢私学，贵族子弟喜欢辩术，商人在外囤积财富，百姓崇尚私斗的，可能灭亡。嗜好宫殿楼阁池塘，爱好车马服饰玩物，喜欢让百姓疲劳困顿，压榨挥霍钱财的，可能灭亡。办事挑选吉日良辰，敬奉鬼神，迷信卜筮，喜好祭神祀祖的，可能灭亡。君主听取意见只凭爵位的高低，而不去验证意见是否正确，只通过一个人来通报情况的，可能灭亡。官职可以靠权势求得，爵禄可以用钱财买到，可能灭亡。办事迟疑而没有成效，软弱怯懦而优柔寡断，好坏不分而无一定原则的，可能灭亡。极度贪心而没有满足，追求财利而爱占便宜，可能灭亡。喜欢浮夸言辞而不合于法，爱好夸夸其谈而不求实用，迷恋华丽文采而不顾功效的，可能灭亡。君主浅薄而轻易表露感情，泄露机密而不加隐藏，不能严密戒备而通报群臣言论的，可能灭亡。凶狠暴房而不随和，拒绝劝谏而自认高强，不顾国家安危而自以为是的，可能灭亡。依仗盟国援助而怠慢邻国，倚仗强国支持而轻侮邻近小国的，可能灭亡。外来的侨居游士，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国外，上能参与国家机密，下能干预民众事务的，可能灭亡。民众只相信相国，下面不服从君主，君主又宠信相国而不能废弃他的，可能灭亡。国内的杰出人才不用，反而去搜罗国外的人士，不按照功劳考核政绩，而喜欢凭借名望任免官员，侨居游士升为高官而凌驾于本国原有大臣之上的，可能灭亡。轻视正妻嫡子，庶子和嫡子并重，太子还未确定而君主就去世了的，可能灭亡。君主狂妄自大而不思悔改，国家混乱还自我夸耀，不估计本国实力而轻视邻近敌国的，可能灭亡。国小而不处卑位，力弱而不畏强势，没有礼仪而侮辱邻近大国，贪婪固执而不懂外交的，可能灭亡。太子已经确立，君主却又娶强大敌国的女子作为正妻，太子的地位就会危险，这样一来群臣就会变心；群臣变心的，可能灭亡。胆小怕事而不敢坚持己见，问题早已发现而没有决心去解决，知道可以怎样做，但决定了又不敢去做的，可能灭亡。君主出国在外而国内另立君主，做人质的太子没有回国而君主又另立太子，这样国人就有二心；国人有二心的，可能灭亡。折磨污辱了大臣而又亲呢他，惩罚了小民而又反常地使用他，这些人心怀不满，不忘耻辱，而君主又和他们特别亲近，那么劫杀事件就会产生，劫杀事件产生的，可能灭亡。两个大臣同时得到重用，君主亲戚人多势强，内结党羽外借交援来争权势的，可能灭亡。听信婢妄的谗言，使用近臣的计谋，内外悲愤而一再干违法之事的，可能灭亡。简慢凌侮大臣，不知尊敬亲戚，劳累百姓，杀戮无辜的，可能灭亡。君主好用智巧改变法制，常用私行扰乱公事，法令不断改变，号令前后矛盾的，可能灭亡。地形不险要，城墙不坚固，国家无积蓄，财物贫乏，没有防守和打仗的准备却轻易去进攻别国的，可能灭亡。王族短命，君主接连去世，小孩子当了国君，大臣专权，扶植外来游士作为党羽，经常割地来换取外援的，可能灭亡。太子尊贵显赫，党徒人多势强，与许多大国交往密切，而个人威势过早具备的，可能灭亡。性情偏激而急躁，轻率而容易冲动，积忿易怒而不思前顾后的，可能灭亡。君主容易发怒而喜欢打仗，放松农耕而不注重军事的，可能灭亡。贵臣互相嫉妒，大臣权重势盛，在外凭借敌国，在内困扰百姓，以便攻击冤家对头，而君主不诛戮他们的，可能灭亡。君主无能而他的兄弟贤能，太子势轻而庶子势强，官吏软弱而百姓不服管教，这样的话国家就会动荡不安；国家动荡不安，可能灭亡。君主怀恨而不发作，搁置罪犯而迟迟不动刑，使群臣暗中憎恨而更加忧惧，因而长期不知结果如何的，可能灭亡。带兵在外的统帅权势太大，驻守边疆的长官地位太高，独断专行，直接处事而不请示报告的，可能灭亡。妻子淫乱，太后养奸，内外混杂串通，男女没有分别，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的，可能灭亡。正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执政大臣轻而通报官吏重，这样就会内外乖戾；内外乖戾的，可能灭亡。大臣非常显贵，私党人多势强，封锁君主决定而又独揽国政的，可能灭亡。豪门贵族的家臣被任用，历代从军的功臣却被排斥，偏僻乡村里有善名的人得到选拔，在职官员的功劳反被抹杀，推崇私行而轻视公功的“，可能灭亡。国家空虚而大臣殷实，常住户贫穷而客居者富裕，农民战士困顿，而工商业者得利的，可能灭亡。看到根本利益不去追求，知道祸乱的苗头不加戒备，带兵打仗的事懂得很少，而致力于用仁义粉饰自己的，可能灭亡。不遵行君主的孝道，而仰慕一般人的孝道，不顾国家利益，而听从母后命令，女人当国，宦官掌权的，可能灭亡。夸夸其谈而不合法令，头脑聪明而缺乏策略，君主多才多艺而不按法度办事的，可能灭亡。近臣得到进用而故臣却被辞退，无能得以重用而贤良却被埋没，无功的人地位显贵而劳苦的人地位卑下，这样臣民就要怨恨；臣民怨恨的，可能灭亡。父兄大臣的俸禄等级超过他们的功劳，旗帜车服超过规定的等级，宫室的供养太奢侈，而君主不加禁止，臣下的欲望就没有止境；臣下欲望没有止境的，可能灭亡。王亲国戚和普通百姓同里居住，横行霸道欺压邻居的，可能灭亡。

    有亡国征兆的，不是说国家一定灭亡，而是说它可能灭亡。两个唐尧不能相互称王，两个夏桀不能相互灭亡；灭亡或称王的关键，必定取决于双方治乱强弱的不平衡。木头的折断一定由于蛀蚀，墙壁的倒塌一定由于裂缝。然而木头虽然蛀蚀了，没有急风不会折断，墙壁虽然有了裂缝，没有大雨不会倒塌。大国的君主，如能运用法术作为暴风骤雨去摧毁那些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家君主，那么他要兼并天下就不难了！

《韩非子·三守第十六》白话译文

三守，是指君王要遵守的三条原则：心藏而不漏之近习能人，独掌刑赏大权，亲理朝政。如果三守不完，臣下就会有三劫：明目张胆地篡权，通过政事和专擅刑罚篡权。本文是韩非为君王设谋，驾驭群臣巩固权力的统治术的具体而微。

  君主有“三守”。“三守”完备，就会国家安定而自身荣贵；“三守”不完备，就会国家危亡而自身危险。什么叫“三守”不完备？臣子中有议论当权者的过失、执政者的错误以及揭发一般臣子的隐情，君主不把这些藏在心里而泄漏给左右亲信和善于钻营的人，使臣子中想向君主进言的人不得不先屈从于亲信权贵的心意，而后向君主进言。这样，讲话正直、办事诚实的人就不能见到君主，而忠诚耿直的人就一天天被疏远。君主喜爱一个人，不独自奖赏他，等到有人赞誉他后才加以奖赏；憎恶—个人，不独自处罚他，等到有人反对他后才加以处罚。这样，君主就没有威势而大权旁路于近臣了。君主厌恶亲理政事的劳累，使群臣归聚的核心出现变化，从而权柄和势位发生转移，使生杀予夺的要害控制在大臣手里，这样的话，君主就要受到侵害。以上所说就叫做三守不完备。三守不完备，就出现了劫杀君主、篡夺君位的征兆。

  大凡篡夺君位有三种情形：有公开篡权的，有通过政事篡权的，有专擅刑罚篡权的。臣子有了大臣的显要地位，在外面操纵国家大权来买群臣，使朝廷内外的事情不通过自己就不能办。虽有贤能正直的人，违逆他的一定遭祸，顺从他的一定得福。这样一来，群臣中简直就没有敢于忠君忧国而为国家利益抗争的人了。君主虽然贤明，但不能独自决策，而臣子又不敢忠君，那么国家就成为亡国了。这叫国家没有臣子。国家没有臣子，难道是近侍缺而朝臣少吗？群臣用俸禄去豢养党羽，营私谋利而不尽忠报国，这叫公开篡权。卖弄君主对他的龙爱，独揽大权，假托外部势力来制服内部，危言耸听地渲染祸福得失的形势，用来迎合君主的好恶。君主听了，就是降低身份轻视国家来资助他们。事情失败了，就让君主分担祸害；事情成功了，臣子就独占功劳。许多处理政事的人，众口同声地说他好，那么君主再说他不好就一定不被信服了，这叫通过政事篡权。至于职司监狱掌管刑罚，如果出现了臣下独揽专断的情况，就成为专擅刑罚来篡权的了。“三守”。不完备，“三劫”就产生了；“三守”完备，“三劫”就禁止了。“三劫”既经禁止、杜绝，君主就可以统治天下了。

《韩非子·备内第十七》白话译文

所谓“备内”，即提醒人主防备来自家庭内部如后妃、太子等的弑夺，文章指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这个结论虽然以春秋战国宫廷斗争的教训和对趋利避害的人性的分析为依托，但不难看出，韩非将特殊历史时期个别人性恶的实然无限夸大为普遍的人性恶的本然甚至必然，并进而上升为理论形态、当成一种普适的统治术传授给专制君王，在逻辑上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政治独裁和恐怖。吕思勉《经子解题》云：“建国原以为民；欲保国者，有时原不能曲顾人民；然若全忘人民之利益，视若专供国家之用者然，则流连而忘本矣。”

    君主的祸患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受到别人控制。臣子对于君主，没有骨肉之亲，只是迫于权势而不得不侍奉。所以做臣子的，窥测君主的意图，没有一会儿停止过，而君主却懈怠傲慢地处于上位，这就是世上出现劫持杀害君主事件的原因。做君主而非常相信他的儿子，奸臣就能利用他的儿子来实现自己的私利，所以李兑辅助赵壬最终饿死了主父。做君主而非常相信他的妻子，奸臣就能利用他的妻子来实现自己的私利，所以优施帮助丽姬杀死太子申生而改立奚齐。即使是像妻子和儿子那样亲近的人还不可相信，其余人就没有可相信的了。

    再说，大大小小国家的君主，他们的原妻正配所生嫡子做了太子的，还有盼着自己的父君早死的。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妻子，没有骨肉的恩情，宠爱就亲近，不宠爱就疏远。俗话说：“母亲美的，她的孩子受宠爱。”那么与此相反的话，就是母亲丑的，她的孩子被疏远。男子五十岁而好色之心不减弱，妇女二十岁美貌就衰减了。用色衰的妇女侍奉好色的男子，自己就会被疏远卑视，而怀疑儿子不能成为继承人，这正是后妃夫人盼望君主早死的原因。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那时就会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乐事不减于先君在时，而独掌国家大权无疑，这正是用毒酒杀人、用勒索杀人事件产生的原因。所以《桃左春秋》上说：“君主因病而死的不到半数。”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奸臣作乱就有了更多的凭借。所以说，认为君主死亡对自己有利的人多，君主就危险。所以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民，就是为了打仗和奔驰。医生善于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不是因为有骨肉之亲，而是因为利益所在。所以车匠造好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棺材匠做好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并不是车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棺材就没人买。本意并非憎恨别人，而是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了的私党结成了就会希望君主早死；如果君主不死，自己权势就不大。本意并非憎恨君主，而是利益就在君主的死亡上。所以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利在自己死亡的人。所以日月外面有白色光圈环绕，毛病就在内部；防备自己所憎恨的人，祸害却来自所亲爱的人。所以明君不做没有验证过的事情，不吃不寻常的食物；打听远处的情况，观察身边的事情，从而考察朝廷内外的过失；研究相同的和不同的言论，从而了解朋党的区分，对比通过事实所作曲验证，从而责求臣下陈言的可靠性；拿事后的结果来对照事先的言行，按照法令来治理民众，根据各种情况来检验观察；官吏没有侥幸受赏的，没有违法行事的；诛杀的一定得当，有罪的不予赦免。这样一来，奸邪行为就无处容身了。

    徭役多，百姓就困苦；百姓困苦，臣下势力就发展起来；臣下势力发展起来，免除谣役和赋税的人就增多；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人增多了，权贵就富有起来，君主坑害百姓而使权贵富有，就给臣下扩张势力提供了条件，这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说，徭役轻，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臣下就没有大权；臣下没有大权，他们的势力就消灭了；他们的势力消灭了，恩惠就全归君主了。现在看来，水能灭火的道理也够明白的了，然而用锅子把水和火隔开，水在上面沸腾以致烧干，而火在下面却烧得非常旺盛，这是因为水失去了灭火的条件。现在拿治国措施中的禁止奸邪来说，道理比这更加明白了，但执法大臣起了锅子那样的阻隔作用，那么，法律只在君主心里明白，却已经失去了它得以禁奸的作用了。在上古的传说中，在史书的记载里，违犯法律、叛逆作乱而篡权夺位的人，从没有不属于尊贵大臣的。这样一来，法令要防备的，刑罚要惩办的，通常是地位低贱的人，因此百姓感到绝望，无处可去申诉冤屈。大臣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蒙骗君主，暗地里互相要好，表面上相互憎恶，以便表示没有私情。他们互相作为耳目，等待着钻君主的空子。君主受着蒙蔽，无从了解真情，有君主之名而无君主之实，大臣垄断法令而独断专行；周天子正是这样。君主权势旁落，上下也就换了位置；这就是说，君主不能把自己的权势让给臣下。

《韩非子·南面第十八》白话译文

古代君王上朝听政时坐北朝南，所以“南面”即讨论君王备臣、制臣、治臣之术。首段言明法而不任臣；二、三段谈任下之法：使言行相参，并使人臣言、默皆有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四段论举事之道：不表露自己的意图而计其功利；最后主张拂于民心变古易常，并用武力捍卫变法，以保证长利久便。

   君主的过失，在于已经任用臣子了，却又总是颠倒回来，和未被任用的人一起去防备他，这样一来，未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一定和已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作对，君主反而受制于他所不用的人。现在偕同君主防备他的人，也就是君主过去所要防备的人。君主不能彰明法令来控制大臣的威势，就无从得到平民百姓的信任了。君主放弃法纪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彼此喜欢的人就会紧密勾结而相互吹捧，彼此憎恨的人就会拉帮结伙而相互诽谤。诽谤和吹捧交相争斗，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臣子的，不吹捧请托就不能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禄，不违法专权就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不能逃脱法禁；这三项，是惑乱君主、败坏法纪的手段。君主要使臣下虽有智慧和才能，也不得违法专权，虽有贤能的行为，也不能在立功之前得到赏赐，虽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纪而不加约束；这就叫彰明法度。

    君主有被事情诱惑的，有被言论蒙蔽的，这二者是不可不注意的。臣子中把事情说得很轻易的人，要求的代价少，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受到诱惑而不加考察，因而夸奖他，臣下就反过来用事情控制了君主。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诱惑，被事情所诱惑的就会被祸患所困窘。臣下对君玉说，办事需要的代价很少，下去办事时花的代价却很多，即使办成了，他讲的话仍属不诚实。不诚实的人有罪，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不给赏赐，群臣就不敢用花言巧语来蒙蔽君主了。做君主的原则是，如果臣下先前讲的话和后来办的事不一致，或者后来讲的话和先前办的事不符合，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一定要使他受到应得的惩罚，这就叫做使用臣下的方法。

    臣下为君主筹划事情而恐怕别人非议，就预先放风说：议论这件事的人，就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信了这种话，不再听取群臣的意见；群臣害怕这种话，不敢再议论。这两种局面起了作用，君主对忠臣的话就不会听取而专门任用那些徒有虚名的臣子。像这样的情形，就叫做被言论所蒙蔽，被言论所蒙蔽了，也就受制于臣下了。做君主的原则是，应使臣下一定负起说话的责任，又要负起不说的责任。说话无头无尾、辩词无从验证的，这就是说话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保持重要权位的，这就是不说的责任。君主对说话的臣子，一定要显露出来龙去脉，从而责求他的实效；对不说话的臣子，必须问他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他的责任。那么臣子就不敢乱说，又不敢不说了，说话和沉默就都有了责任。

    君主想做某件事，没有掌握全部情况，就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这样做的话，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一定会受害。懂得这些，就会顺应客观事理，去掉主观欲望。做事有个原则，就是算来利益多、代价少的，就可以做。昏君不这样，只算得利，不算代价，代价即使成倍地超过利益，也不知它的危害，这就是名义上得到而实际上失去。像这样就是功劳小而危害大了。大凡功劳，它的利益多，它的代价少，这才可以叫做功劳；现在耗费大的无罪，而收效小的有功，臣子就会以大的耗费去取得小的收效，小的收效即使取得了，而君主仍是遭受了损害。

    不懂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变改古法，不要更改常规。”变与不变，圣人不管，只管正确地治理。既然如此；那么古法变不变，常规改不改，只在于它们可行还是不可行。伊尹不变改殷法，姜太公不变改周法，商汤、武王就不能称王了。管仲不更改齐法，郭偃不改革晋法，桓公、文公就不能称霸了。凡是难以改变古法的人，是害怕改变民众的习惯。不改变古法，是重蹈乱国的复辙；迎合民心，是放纵奸邪的行为。百姓愚蠢而不懂什么叫乱，君主懦弱而不能进行改革，这是治理国家的过失。做君主的，英明足以知道如何治国，严厉是为坚决实行，所以即使违背民心，也一定要确立治国之法。例如商鞅内处或外出，都用铁受和层层盾牌预先作戒备。所以郭倡开始治国时，晋文公带有卫兵；管仲开始治国时，齐桓公跟有战车，这些都是防备百姓的措施。所以愚蠢鲁莽而闲散懒惰的人，总是斤斤计较个人损失而忘却国家利益。(最后几句史实不详，多不能解)

原文：

人主之过，在己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愍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韩非子·饰邪第十九》白话译文

饰，通“饬”，意为整治，饰邪即整治邪恶邪妄。从文章最后“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国而利臣，君不行也”的结论看来，文中所要整治的邪恶邪妄是针对臣子而言的，其中涉及的恃鬼神、恃诸侯、赏罚失当、小智小忠见用、私义私心见重等都是臣下借以进身的手段，因而韩非要求君王整治以上诸种邪恶邪妄，“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

    钻烧龟甲、计算蓍草进行卜筮，兆象“大吉”，因此攻打燕国的是赵国。钻烧龟甲、计算蓍草进行卜筮，兆象“大吉”，因此攻打赵国的是燕国。剧辛效力燕国，无功可言，却导致国家危险；邹衍效力燕国，无功可言，却导致国家命脉断绝。赵国先战胜燕国，后战胜齐国，国内混乱还趾高气扬，自以为和秦国势均力敌了，汗不是赵国的占卜灵验而燕国的占卜骗人。赵国又曾通过卜筑而向北讨伐燕国，打算挟持燕国去抗拒秦国，兆象是“大吉”。才开始进攻燕的大梁，秦国就从上党出兵了；赵军进至厘地，自己的六个城已被秦国攻克了；赵军进至阳城，秦军攻占赵的邺地；等到庞援引兵往南救援时，鄣一带却又全被秦军占领了。所以我说：赵国的占卜即使对攻打燕国缺乏远见，也应对秦攻赵有所预见。秦国根据自己的“大吉”，开辟疆土既得实惠，救援燕国又得美名，赵国根据自己的“大吉”，领土削减士兵受辱，赵王不能如愿以偿而死亡，这也并不是秦国的占卜灵验而赵国的占卜骗人。开始时候，魏国几年间向东全部攻下了陶、卫，又有几年向西攻秦却丧失了许多国土，这不是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等吉、星有几年都处在西方，又不是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等凶星几年都处在东方。所以说：卜筮鬼神不足以推断战争胜负，星体的方位变化不足以决定战争结果。既然如此，却还要依仗它们，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古代先王致力于亲近百姓，从事于彰明法度。他们的法度彰明了，忠臣就受到鼓励，刑罚坚决了，奸臣就停止作恶，忠臣受到鼓励，奸臣停止作恶，因而国土拓展、君主尊贵的，秦国正是这样；群臣结党拉派来背离正道营私舞弊，因而国土丧失，君主卑下，山东六国正是这样。混乱弱小的衰亡，这是人事的一般规则；安定强盛的称王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越王勾践依仗贵重的龟甲显示的吉兆同吴国打仗，结果没有胜利，自己成了俘虏去吴国服贱役；返国后抛弃龟甲，彰明法度亲近百姓以求报复吴国，结果吴王夫差被擒获了。所以依使鬼神保佑的就会忽视法治，依仗别国援助的就会危害祖国，曹国依仗齐国而不服从宋国，齐攻楚时宋灭了曹。邢国依仗吴国而不服从齐国越伐吴时齐灭了邢。许国依仗楚国而不服从魏国，楚攻宋时魏灭了许。郑国依仗魏国而不服从韩国，魏攻楚时韩灭了郑，现在韩国弱小而衣仗大国，君主忽视法治而服从秦和魏。依仗齐和楚作维持手段。结果使本就弱小的韩国越发趋于灭亡。所以依仗别人不足以开拓疆土，而韩国却看不见这一点。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用兵许、郡，齐国攻打任、扈而侵夺魏地，这都不足以保存韩国，而韩国却不清楚。这些都是不彰明法令来治理祖国，却依仗外国而导致祖国灭亡的例子。

    所以我说：懂得治理的办法，那么国家虽小，也可以富有；赏罚谨慎守信，民众虽少，也可以强大。赏罚没有标准，国家虽然很大，兵力衰弱的，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民众不是自己的民众。没有土地和民众，尧舜也不能称王天下，夏、商、周三代也不能强盛，君主又因此过分地行赏，臣子又白白地得赏，对那些不顾法律而谈论先王明君功绩的人，君主却把国事委托给他。我所以说：这是指望有古代的功绩，却拿古代的赏赐标准去奖赏现在的空谈家。君主因此过分地行赏，臣子因此白白地得赏。君主过分地行赏，臣下就会苟且和侥幸；臣下白白地得赏，功劳就不再尊贵了。无功的人受赏，财力就会匮乏，民众就会抱怨；财厦民怨，民众就不会为君主尽力了，所以行赏不当的就会失去民众，用刑不当的民众就不再畏惧。有赏赐却不足以勉励立功，有刑罚却不足以禁止邪恶，那么国家即使很大，也一定很危险。

    所以说：有小聪明的人不能让他谋划事情，有小忠诚的人不能让他掌管法令。楚恭王和晋厉王在郡陵交战，楚军失利；恭王受伤。战斗正激烈时，司马官子反口渴要水喝，他的亲信侍仆谷阳捧了一卮酒给他。子反说：“拿走，这是酒。”侍仆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了，子反为人喜欢喝酒，觉得酒味甘甜，不能停下不喝，结果喝醉后睡着了。恭王想重新开战和他谋划战事，派人叫子反，子反借口心病而加以推辞。恭王乘车前去看他，进入帐中，闻到酒气而返回，说：“今天的战斗，我自个眼睛受了伤。我所依赖的是司马，司马又这般模样，这是不顾楚国的神灵，不关心我的民众。我不能和敌人重新开战了。”于是引兵离开郡陵，把司马子反处以极刑。所以说：侍仆谷阳进酒，并非本来就恨子反，而是真心地忠爱子反，但最终却恰好因此而害了他。这便是行小忠而害大忠，所以说：小忠是对大忠的祸害。如果让行小忠的人掌管法制，那就必然会赦免罪犯加以爱护，这样他同下面的人是相安了，但却妨害了治理民众。

    当魏国正在彰明立法、从事法令建设的时侯，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强盛得可以匡正天下，威势达到四邻诸侯；等到法令懈怠，赏赐混乱，国家就日益衰弱了。当赵国正在彰明国律、从事军队建设的时侯，人多兵强，攻占了齐、燕的土地；等到国律懈怠，执政者软弱，国家就日益衰弱了。当燕国正在彰明奉法、重视政府决策的时侯，东向把齐国作为自己的郡县，南向完全占领了中山的国土；等到奉法丢弃，政府决策不再实行，左右亲信相互争斗，君主听从臣下决策，于是兵力削弱，土地削减，国家也就受制于邻国了。所以说：严明法制的国家就强大，轻忽法制的国家就弱小。强弱对比是如此的分明，而当代君主却不实行，国家危亡真是活该了。俗语说：“家里有固定产业，即使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法制，即使危险也不会衰亡。”舍弃固定法制而顺从个人意志，臣下就会粉饰自己的智能；臣下粉饰自己的智能，法律禁令就站不住脚。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治理国家的原则，舍弃危害法令的，就不会受智能的迷惑，不会被虚名所欺骗了。过去舜派官吏排泄洪水，早于命令而抢先立功的，舜把他杀了；禹在会稽山上接受诸侯国君的朝见，防风氏迟到而禹杀了他。由此看来，先于命令的杀，后于命令的也杀，那么古代首先重视的是依法办事。所以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干扰，美丑就会因此显示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干，轻重就会因此衡量出来。摇动镜子就不能保持明亮，摇动衡器就不能保持平正，说的就是“法”。‘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把法作为根本。法制严明，君主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的人，有依据就行动，没有依据就停止。所以智能是偏道，不能传给人。道和法是万全的，智能多有偏失。悬挂衡器才知道乎不平，设置圆规才知道圆不圆，这是万全之道。因为明君能使百姓用道来整伤自己，所以省力而有功。丢掉规矩而单凭技巧，放弃法治而单凭智慧，是使人迷惑混乱的办法。昏君使民众用智巧粉饰自己，是不懂道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令而听从请托，群臣在上面出卖官爵，从下面取得报酬，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权势落于群臣。所以百姓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致力于结交大臣。百姓喜欢结交大臣，财货就向上流入大臣之手而花言巧语的人就被任用。假如形成这种局面，有功的人就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遭到斥退，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道干什么好，百姓聚集起来也不知道往哪儿走。这是废法令、轻功劳、重名声、听请托的过失。凡是败坏法制的人，一定会设下骗局，假托有事来亲近君主，又喜欢谈论天下少见的东西，这就是暴君昏主受迷惑、贤人佐臣受侵害的原因。所以臣子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违法弄智就有了根据；称颂比干、伍子胥的忠贞被杀，急切强谏就有了借口。前者称说君主贤明，后者说君主暴乱，不可以拿来类推，像这样的就应禁止。君主立法认为正确的，现在臣子多标榜个人智巧来否定国法，这就是用智巧来肯定奸邪，诋毁法制、标榜智巧。像这样的应予禁止，这是做君主的原则。

    做明君的原则，一定要明白公私的区别，彰明法制，舍弃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君主的公义；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私利，在朋友中取得信任，不能用赏赐鼓励，不能用刑罚阻止，是臣子的私义。私义风行国家就会混乱，公义风行国家就会平安，所以公私是有区别的。臣子有私心，有公义。修身廉洁而办事公正，做官无私，是臣子的公义；珐污品行而放纵私欲，安身利家，是臣子的私心。明君在上，臣子就去私心行公义；昏君在上，臣子就去公义行私心。所以君臣不一条心，君主靠算计蓄养臣子，臣子靠算计侍奉君主，君臣交往的是算计。危害自身而有利国家，臣子是不做的；危害国家而有利臣子，君主是不干的。臣子的本心，危害自身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危害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臣关系是凭算计结合起来的。至于臣子遇到危难一定拚死，竭尽才智和力量，是法度造成的。所以先王明定赏赐来加以勉励，严定刑罚来加以制服。赏罚分明，百姓就能拼死；百姓拼死，兵力就会强盛，君主就会尊贵。刑赏不分明，百姓就会无功而谋取利益，有罪而侥幸免罚，结果是兵力弱小，君主卑下。所以先王贤臣都竭力尽心。所以说，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察，先王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韩非子·解老第二十》白话译文

本文和下文《喻老》都是韩非对老子《道德经》的解释，也是现存最早的注老文献，本文涉及《德经》九章和《道经》三章，这种先《德经》后《道经》的次序与现今通行本相反，却与帛书《老子》相同，因而具有版本学和校雠学意义。同时，因为韩非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吸纳老子学说，其中许多理解显然打上了法术家的烙印，如原始道家基于归真返朴的理念形成的崇道德黜礼义的思想，在此被借用为否定仁、义、礼、忠、信的理论前提，进而成为后世法家反传统反文化即反礼乐文明的思想武器；原始道家出于全身保真的目的而反对的前识，在此却成了笃信刑名参验的功利主义者嘲笑的对象；又如，韩非从道家祸福相依的相对论中演绎出法家严刑峻法的政纲，经过对老子原文中“圣人”内涵的巧妙替换，将一个知雄守雌、善利万物的道家形象转换成了法家所推崇的霸主……诸如此类，都可以看出韩非对老子学说的改造，从中可看到这一段中国思想史的微妙嬗变。

    德是内部所具有的。得是从外部获取的。《老子》“上德不德”这句话，是说具有上德的人的精神不游离自身。精神不外露，自身就能保全。自身能够保全，也就叫做“德”。“德”即得到自身。凡是德，都是以无为来积聚，以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得到安定，以不使用来得到巩固的。如果有为、有欲，德就无所归宿；德无所归宿，就不完整了。如果使用了，思虑了，德就不能牢固；不牢固，就没有功效；没有功效是由于自以为有德。自以为有德，就没有德；不自以为有德，就保全了德。所以《老子》说：“上德不自以为有德，因此才有德。”

    推崇无为、无思作为虚的原因，是说人的心意不受任何牵制，那种不懂道术的人，故意用无为、无思来表现虚。故意用无为无思来表现虚的人，他的心意常常不忘记虚，这就是被虚所牵制了。虚是说他的心意不受牵制。现在被虚所牵制，就是不虚了。真正做到虚的人，在对待无为上，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就虚了；虚了，德就充足；德充足了，也就叫做上德。所以《老子》说：“上德无为而又无所不为。” 仁是说内心自发地去爱人，是说喜欢别人得到幸福而不喜欢别人遭到祸害；是抑制不住的内在感情冲动，并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报答。所以《老子》说：“上仁有所表现的话，并不是怀着目的而去表现的。” 义是指君臣上下的联系，父子贵贱的差异，知交朋友的交往，亲疏内外的分别。臣子侍奉君主适宜，下属依恋上司适宜，孩子侍奉父亲适宜，卑贱礼敬尊贵适宜，知交朋友互助适宜，内亲外疏适宜。义就是说处理各种关系很适宜，适宜的才去做。所以《老子》说：“上义表现出来，是怀着目的而去表现的。”

    礼是体现内心感情的，是各种义的有条理的表现，是用来规定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的。是表明贵贱、贤不肖之间的区别的。内心依恋而不能表达，所以用疾趋卑拜等动作来加以表明；心里确实有所爱慕而对方却不了解，所以用美好动听的言辞来加以申述，礼是用来表明内心感情的外部文饰。所以说，礼是用来体现内心感情的。凡人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有所动作，并不懂得这种动作就是他自身的礼。一般人的行礼，是用来尊重别人的，所以有时认真，有时马虎。君子的行礼，是为了他自身的需要；为了自身的需要，所以专心一意地对待它而使它成为上礼；上礼专心一意而一般人却三心二意，所以两方面不能相应；两方面不能相应，所以《老子》说：“上礼实行了却没有人响应。”一般人虽是三心二意，圣人仍然保持恭敬，一举一动都遵守礼，毫不懈怠。所以《老子》说圣人“竭尽全力继续行礼”。 道有所积聚，而积聚又有所功效；德也就是道的功效。功效有实际表观，有实际表观就有光辉；仁也就是德的光辉。光辉有它的色泽，色泽有表现它的事情；义也就是表现仁的事情。事情有礼的规定，礼有文采的外观；礼也就是义的文采外观。所以《老子》说：“失去道之后，就失掉了德；失去德之后，就失掉了仁；失去仁之后，就失掉了义；失去义之后，就失掉了礼。”

    礼是情感的描绘，文采是本质的修饰。君子采纳情感而舍弃描绘，喜欢本质而厌恶修饰。依靠描绘来阐明情感的，这种情感就是恶的；依靠修饰来阐明本质的，这种本质就是糟的。和氏壁，不用五彩修饰；隋侯珠，不用金银修饰。它们的本质极美，别的东西不足以修饰它们，事物等待修饰然后流行的，它的本质不美。因此父子之间的礼纯朴自然而不拘形式，所以说，礼是淡薄的。一切事物不能同时旺盛，阴阳就是这样；事理总是正反相互排斥的，威和德就是这样；实情深厚的外貌就淡薄，父子之间的礼就是这样。由此看来，礼节繁琐是内心真实感情衰竭的表现。既是这样，那么行礼这事，正是为了沟通人们朴实的心意。一般人的行礼，别人回礼就轻快欢乐，不回礼就责怪怨恨，现在行礼的人本想从事于沟通人们朴实的心意，但却给众人提供了指责自己的借口，能不发生争执吗？有争执就乱，所以《老子》说：“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是产生争乱的开端。”

    在事物没有出现之前和事理没有表现出来之前就行动，叫做前识。前识是没有依据而作出的胡乱猜度。凭什么这样呢？詹何坐着，弟子侍侯，牛在门外叫。弟子说：“这是头黑牛而有白额。”詹何说：“对。这是头黑牛。但白色在它角上。”叫人去看，果然是黑牛而用布包着它的角。用詹何的方法来扰乱众人的心，华而不实啊。太危险了！所以说前识“是道的虚华的表现。”不妨放弃詹何的明察，而叫五尺愚童去看，也知道是黑牛而用白布包着它的角。所以用詹何的明察，劳心伤神，然后才能和五尺愚童同等效果，因此说前识“是愚意的开端”。所以《老子》说；“前识是道的虚华的表现，是愚蠢的开端。”

    《老子》中所说的“大丈夫”，是说他的智慧很高。所说的“立身淳厚而不立身轻薄”，是说表观真情实感而去掉外表的礼貌。所说的“立身朴实而不立身虚华”，是说必须遵循事理而不简单跨越事理。所说的“去掉那个，采取这个”，是说去掉礼貌、简单跨越事理而采取遵循事理、喜欢真情实感。所以《老子》说：“去掉那个，采取这个。”

    人有祸害，内心就恐惧；内心恐惧，行为就正直；行为正直，思虑就成熟；思虑成熟，就能得到事物的规律。行为正直，就没有祸害；没有祸害，就能尽享天年。得到事理，就一定能成就功业。尽享天年，就能全身而长寿。一定成就功业，就富有而显贵。全寿富贵叫做福。而福本源于有祸。所以《老子》说：“祸啊，是福所依存的地方。”即由此成就了人们的功业。 人有福，富贵就来到；富贵来到，衣食就美好；衣食美好，骄心就产生；骄心产生，就会行为邪僻而举动悖理；行为邪僻，自身就会早死；举动悖理，就不会成就功业。内有早死的灾难而外无成功的名声，也就成了大祸。而祸根源于有福。所以《老子》说：“福啊，是祸所潜伏的地方。” 按照事物的法则办事的人，没有不成功的。没有不成功的，大功能成就天子的权势尊严，小功容易取得卿相将军的赏赐俸禄。违背事物法则而轻举妄动的，即使上有天子诸侯的权势尊严，下有猜顿、陶朱以及卜祝的富有，还是会失去百姓而丧失财产的。大家之所以轻易地违背事物法则而轻举妄动，是由于不懂得祸福转化的道理广阔深远得像这个样子，所以《老子》告诉人们说：“谁知道它的究竟？”

    人们没有不想富贵全寿的，但没有谁能免于贫贱早死的灾祸。心里想富贵全寿，而现在却贫贱早死，这是没能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凡是离开他想走的路而乱走的，就叫做迷惑；迷惑就不能到达他想到达的地方了，现在众人不能到达想要到达的地方，所以叫“迷’。众人不能到达想要到达的地方，从开天辟地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老子》说：“人们陷入迷途，日子确是很长久了。”

    所谓方正，是指表里一致，言行一致。所谓廉正，是指舍生忘死，看轻资财。所谓正直，是指在道义上一定公正，有公心而不偏私。所谓光耀，是指官爵尊贵，衣裘华丽。现在掌握了道的人，虽然内心和外表都真诚和顺，但并不以此议论困苦堕落的人；虽然能舍生忘死轻视资财，但并不以此侮辱软弱的人，耻笑贪利的人；虽然品行端正不结党营私，但并不以此嫌弃邪僻的人、责怪自私的人；虽然地位尊贵衣着华美，但并不以此藐视卑贱的人，欺侮贫穷的人。其原因是什么？假如迷路的人肯听从熟悉情况的人，请教懂得的人，就不会迷路了。现在一般人希望成功却反而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不懂得道理而又不肯去向懂得的人请教，不肯听从能人的意见。一般人不肯请教懂得的人和听从能干的人，而圣人硬要拿他们出的乱子加以责备，就会惹出怨恨来了。一般人多而圣人少，圣人不能压过一般人，是必然的道理。如果一举一动都和天下的人作对，那就不是保全自身求得长寿的办法了，因此圣人用遵循法度来引导人们。所以《老子》说：“圣人要方正，但不割伤人；有棱角，但不刺伤人；正直，但不放纵；有光采，但不炫耀。”

    听力、视力和智力是自然生成的，它们的动静思虑是人为的，人为的是指，要依靠自然生成的视力去看，依靠自然生成的听力去听，依靠自然生成的智力去思考。所以视力用得过度，眼睛就不明；听力用得过度，耳朵就不灵；思虑过度，智力的认识功能就混乱。眼睛不明，就不能判断黑白界限；耳朵不灵，就不能区别清浊声音；智力的认识功能混乱，就不能弄清得失根据。眼睛不能判断黑白颜色就叫做盲，耳朵不能区别清浊声音就叫做聋，心智不能弄清得失根据就叫做狂。盲就不能躲避白天的危险，聋就不能知道雷霆的危害，狂就不能免于社会法令予以惩罚的灾祸。《老子》所说的“治人”，是说的适应动静的节律，节省脑力的消耗。所说的“事天”，是说的不要用尽听力、视力，不要用过智力认识功能的限度。如果完全用尽，就会过度费神；过度费神，盲聋狂乱的祸害就会到来，因此要节省。节省是指爱惜精神，节省脑力。所以《老子》说：“治人事天没有比得上节省的。”

    众人用神浮躁，浮躁就浪费，浪费叫做侈。圣人用神安静，安静就少费，少费叫做音。节省作为一种方法，产生于大小规律。能够节省，也就是服从于大小规律。众人遭受灾患，陷入祸害，仍不知退，而不服从大小规律。圣人虽然不曾看见祸患的苗头，就虚静无为地服从于大小规律，这叫“早服”。所以《老子》说：“正因为圣人节省，所以能够早服。” 懂得“治人”的人，他的思虑安静；懂得“事天”的人，他的器官畅通。思虑安静，旧德就不会丧失；器官畅通，精气就每天摄入。所以说“不断积德。”能使旧德不失，新的精每天到来的人，就是“早服”的人。所以《老子》说：“早服，指的是不断积德。”积德然后神静；神静然后精气多；精气多然后计谋得当；计谋得当然后能驾驭万物；能驾驭万物，打仗就容易胜敌；打仗容易胜敌，理论就必然称雄于世；理论必然称雄于世，所以说“无往不胜。”无往不胜本于不断积德，所以《老子》说：“不断积德就无往不胜。”打仗容易战胜敌人，就会拥有天下；理论必然称雄于世，民众就会服从。进可以拥有天下，退可以使民众服从，这种法术非常深远，众人也就看不到它的首尾；看不到它的首尾，因此不能知道它的究底，所以《老子》说：“无往不胜，就没有人知道他的究底。”

    凡拥有国家然后却丢掉了的，拥有身体然后却伤害了的，不好说是能够拥有国家、能够保全身体。能够拥有国家的人，一定能够安定国家；能够保全身体的人，一定能够享尽天年；然后才好说是能拥有国家、能保全身体了。能拥有国家、保全身体的人，一定会按照根本规律行动。按照根本规律行动，他的智慧就一定很深；智慧很深了，他的计谋就一定很高超；计谋很高超，一般人没有谁能看到他的究底。只有那种能让人看不到究底的人，也才能保全身体、拥有国家。所以《老子》说：“没有人知道他的究底。”“没有人知道他的究底，就可以拥有国家了。”

    所谓“有国之母”。母，就是道；道产生于来保有国家的方法；因为是保有国家的方法，所以叫做“有国之母”，即“保有国家的根本”。用道来对待世事的，他的生命就会长久，保持禄位就能久远。所以《老子》说：“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树木有蔓根，有主根。主根就是《老子》所说的“抵”。抵是树木赖以生长的建立者，蔓根是树木赖以生长的保持者。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建立者，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保持者。假如能立于事理，那么他持禄也就长久，所以说“加深它的蔓根”。能按照根本规律办事，他的生命也就长久，所以说“巩固它的主根”。主根巩固了“，生命就长久；蔓根加深了，生活就长久，所以《老子》说：“加深它的蔓根，巩固它的主根，是长生久存的道理。”

    工人屡屡变换职业就丢失功效，劳作者屡屡变动就丢失功效。一个人的劳作，一天丢失半天，十天就丢失五个人的功效了；一万人的劳作，一天丢失半天，十天就丢失五万人的功效了。既然如此，那么屡屡变换作业的人，人数越多，损失就越大。凡是法令变更了，利害情况也就跟着改变；利害情况改变了，民众从事的作业也就跟着变化；从事的作业有了变化，就叫做变换作业。所以按照道理来看，役使大众而屡屡让他们发生变动，功效就会很小；收藏贵重器物而屡屡加以挪动，损毁就会很大；烹煮小鱼而屡屡加以翻动，就伤害它的光泽；治理大国而屡屡改动法令，百姓就会受到坑害。因此懂得治国原则的君主把安定看得很宝贵，法令确定以后，一再轻易变更。所以《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

    人在生病时就尊重医生，遇有祸患时就害怕鬼神。圣人在上，民众欲望就少；民众欲望少，血气就调畅，举动就合理。举动合理，祸害就少。体内没有痤疽瘅痔等疾病的危害，身外没有刑罚诛戮的祸患，这样的人就会把鬼神看得很轻淡。所以《老子》说：“按照法则治理天下，鬼神也就不灵了。”安定社会里的百姓，不和鬼神相互伤害。所以《老子》说：“不是说鬼神不灵了，是说即使灵也伤害不了人。”鬼作怪使人生病叫做鬼伤人，人驱逐鬼神叫做人伤鬼，民众违犯法令叫做民伤君，君主刑戮民众叫做君伤民。民众不犯法，则君主不行刑；君主不行刑叫做君不伤人。所以《老子》说：“圣人也不伤害民众。”君主与民众不相互伤害，而人们与鬼神不互相伤害，所以说“两方面互不相伤。”民众不敢犯法，君主对内就不用刑罚；对外不从事于贪占民众的财物。君主对内不用刑罚，对外不从事于贪占民众的财物，民众就生息兴旺。民众生息兴旺，积蓄就会丰富。民众生息兴旺，积蓄丰富，也就叫做有德。凡是所谓鬼怪作祟，就是丧魂落魄而精神错乱。精神错乱便属于无德。鬼不作怪则魂魄不丧，魂魄不丧则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便属于有德。君主使民众蓄积丰富，鬼也不来扰乱民众精神，那么德都在民众中了。所以《老子》说：“君主、鬼神不加害民众，那么德就殊途同归了。”即是说，上下两方面的德一齐兴盛起来而同归于民众。

    有道的君主，在外和相邻的敌国没有怨仇。在内对人民有恩德。在外和邻敌没有怨仇，他对待诸侯就表现出有礼义。在内对人民有恩德，他治理社会事务就致力于根本。对待诸侯有礼义，战争就很少发生；治理社会事务致力于根本，过度的奢侈就会被制止。一般说来，马的大用处是对外满足打仗需要，对内供给淫佚奢华的需要。现在有道的君主，对外很少用兵打仗，对内禁止过度的奢侈。君主不用马进行战争追击败敌，民众不用马到处游荡运输货物，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只用于农耕。积聚的力量用于农耕，必将从事施肥、灌溉。所以《老子》说：“天下太平，就会把奔跑的马歇下来从事施肥。”

    君主无道，对内就暴虐百姓，对外就侵凌邻国。对内暴虐，百姓产业就断了；对外侵凌，战争就会屡屡发生。百姓产业断了，牲畜就会减少；士兵屡屡作战，士卒就会耗尽。牲畜减少，战马就会缺乏；士卒耗尽，军情就会危险。战马缺乏，快生小驹的母马就要出征；军情危险，君主的近臣就要服役。马在军事上有巨大作用，郊外是说距离很近。现在用来供给军队的是孕马近臣，所以《老子》说：“天下不太平，战马就在郊外产驹。”

    人有欲望，计算就混乱，计算混乱，就更有欲望；更有欲望，邪心就占上风；邪心占上风，办事的准则就没有了；准则没有了，灾难就会发生。由此看来，灾难产生于邪心，邪心产生于欲望。可引起欲望的那类东西，进一层说可以使好人为奸，退一层说也可以使善人遭祸。奸起，向上就会侵害削弱君主而向下就会伤害百姓，向上侵害削弱君主而向下伤害百姓，是大罪。所以《老子》说：“祸患没有比可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因此圣人不受五色的引诱，不沉溺于声乐；明君轻视珍贵的玩物，抛弃过分华丽的东西。

    人没有毛羽，不穿衣就不能战胜寒冷；上不接天而下不着地，把肠胃作为根本，不吃饭就不能生存，因此不能免除贪利之心。贪利之心不除，是自身的忧患。所以圣人穿衣足够胜寒，吃饭足够充饥，就不忧虑了。普通人却不这样，大到做了诸侯，小到积存干金资财，贪得的忧愁仍不能解除。轻罪得以赦免，死罪得以活命，现在一些不知足者的忧愁却终身不能解脱。所以《老子》说：“祸害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

    所以贪利比忧愁更厉害。忧愁就得病；得病就智力减退；智力减退，就失去准则；失去准则，就胡乱行事；胡乱行事，祸害就降临；祸害降临，疾病就缠绕内心；疾病缠绕内心；病痛就向外侵扰；病痛向外侵扰，苦痛就聚集在肠胃之间；苦痛聚集在肠胃之间，伤害人就惨痛；惨痛就退而自责；退而自责是由贪利产生的。所以《老子》说：“罪责没有比贪利更惨痛的了。” 道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动力，是万理构成形式的总汇。理是构成万物的外在形式，道是生成万物的根本原因。所以说，道是条理化了的东西。万物各有其理，彼此不会相侵，所以理成为万物的制约力量。万物之理各自不同，而道却完全集中了万物之理，所以道不能不随具体事物发生变化。因为不得不发生变化，所以没有固定的规则。没有固定的规则，因而存亡之气由道赋予，一切智慧由道发授，万事废兴由道决定。天得道而高升，地得道而蕴藏，维系众星的北斗得道而形成威势，太阳、月亮得道而永放光芒，金、木、水、土、火五大行星得道而常处位次，众星得道而正确运行，四季得道而控制节气，黄帝得道而统治四方，赤松子得道与天地同寿，圣人得道而创造文明。道，与唐尧虞舜同在便表现为智慧，与狂人接舆同在便表现为狂放，与夏桀殷纣同在便表现为灭亡，与商汤周武同在便表现为昌盛。认为它近吧，它能远行四极；认为它远吧，它能常处身边；认为它暗淡吧，它光辉照耀；认为它明亮吧，它昏昏冥冥。它的功效造就天地，它的积聚化为雷霆，宇宙内的万事万物都要依靠它而存在。凡属道的真情，不制作，不外露，柔弱和顺，随时运行，与理相应。万物因得道而死亡，因得道而生存；万事因得道而失败，因得道而成功。道，打个比方，就像水一样，溺水者多喝了就会死亡，渴的人适量饮用了就会生存。再打个比方，道就像剑朝一样，愚人拿来行凶泄愤就会惹祸，圣人拿来诛杀暴徒就会造福。所以说因得道而死，因得道而生，因得道而失败，因得道而成功。人们很少能见到活象，却能得到死象的骨路。依据死象骨路的模样来想象活象的样子，所以人们据以想象的东西都叫做“象”。现在道虽然听不到看不见，圣人根据它所显现的功效来推得它的形状，所以《老子》说：“道是没有显露形状的形状，没有具体事物的物象。”

    作为概念的理，就是指万物的方圆、短长、粗细、坚脆的区别，所以理确定以后才可能进一步获得规律。因此，确定了的理仍有存亡、生死和盛衰的变化。万物有存有亡，忽生忽死，先盛后衰的变化，不能叫做永恒。只有那种和天地的开辟一起产生，到天地消散仍然不死不衰的，才能叫做永恒。永恒，就是没有变化，没有定理。没有定理，不处在固定的场所，因此无法说明。圣人观察到永恒规律的玄虚，依据永恒规律的普遍作用，勉强把它命名为“道”，然后才能够加以论说。所以《老子》说：“道如能说明，就不是永恒的道了。”

    人以出生开始，以死亡结束，开始叫出，结束叫入，所以说：“出生入死。”人的身上有三百六十个部件，四肢和九窍是其中的重要部件。四肢和九窍共十三件，这十三个部件的一动一静都属于生存的范围。属也就是类，所以说，属于生存一类的有十三件。等到人死以后，这十三个部件都反过来属于死亡的范围，属于死亡一类的也有十三件。所以说；“生存一类有十三件，死亡一类有十三件。”民众生息不止，而活人本来就要动，动得过度就要受损害；不停地动，也就是不停地损害。损害不停止，生命就耗尽了；生命耗尽了就叫做死，那么这十三件都为不断走向死亡准备了条件。所以《老子》说：“民众活着，活着就要动，动了都要走向死亡，都体现在这十三件上面。”

    因此圣人爱惜精神而重视置身子虚静状态。不爱惜精神，不重视置身虚静，是要比野牛猛虎的危害还要大的。野牛和猛虎有一定的活动区域，动和静有一定的时间。避开它们的活动区域，观察它们的活动时间，就可以免除野牛和老虎的危害了。百姓只知道野牛和猛虎有坚爪利角，却不知道万物都有坚爪利角，就不能免遭万物的侵害。为什么这样说？季雨降落汇集，旷野一片清静，如果在黄昏和清晨跋山涉水，风露的爪角就会侵害他。侍奉主上不忠诚，轻易违犯禁令，刑法的爪角就会侵害他。住在乡里不检点，爱憎没有标准，争斗的爪角就会侵害他。贪图享乐没有限度，行为举止不检点，毒疮的爪角就会侵害他。喜用个人智巧而背弃事理物情，法网的爪角就会侵害他。野牛和猛虎有它们的活动区域，各种祸害也都有它们的根源，如果避开猛兽的活动区域，堵塞祸害的根源，就可以免遭各种祸害了。所有兵器盔甲都是用来防备侵害的。重视生命的人，纵然当兵也没有忿怒争斗的心思；没有忿怒争斗的心思，就无处使用避免祸害的防备措施。这不只是说处在野外的军队。圣人在世上活动，没有害人的心思，必然就没人害他；没人害他，就不用防备别人。所以《老子》说：“陆地上走路不会碰到野牛和猛虎”。进入山林不依仗防备措施来避免祸害，所以说“加入军队不用准备武器”。远离各种祸害，所以说：“野牛没有地方使用它的利角，猛虎没有地方施展它的坚爪，兵器没有地方用它的锋刃。”不采取措施而必然没有祸害，是自然的通理。体验自然的通理，所以说“不会陷入死亡的境地”。活动不会接近死地，就叫做“善于养生”。

    喜欢孩子的对孩子慈爱，重视生命的对身体爱惜，看重功业的对事务珍惜。慈母对于幼子；致力于给他幸福；致力于给他幸福，就从事于免除他的祸害；从事于免除他的祸害，就考虑周详：考虑周详，就获得事理；获得事理，就必定成功；必定成功，实行起来就不犹豫；不犹豫叫做勇敢。圣人对于万事万物，全部都像慈母为幼于考虑一般，所以看到了一定要实行的道理。看到—定要实行的道理就明察，他干事情就不犹豫；不犹豫叫做勇敢。不犹豫产生于慈爱，所以《老子》说：“因为慈爱，所以就能勇敢。” 周公说：“冬天里冰封地冻如果不很坚固，春夏时草木的生长就不会茂盛。”天地尚且不能经常浪费和消耗，何况人呢？所以万物必定有兴盛和衰微，万事必定有松弛和紧张，国家官员必定有文有武，官府办事必定有赏有罚。因此聪明的人节俭地使用财产，家庭就富裕；圣明的人珍视他的精神，精力就旺盛；做君主的不轻易用兵打仗，人民就众多；人民众多，国土就宽广。因此《老子》称道说：“因为节俭，所以能够宽广。”

    大凡有形状的物体就容易裁断，容易分析。为什么这样说？有形状，就有长短；有长短，就有大小；杏大小，就有方圆；有方圆，就有坚脆；有坚脆，就有轻重；有轻重，就有黑白。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就叫做理。理确定之后，事物就容易分析。所以在朝廷里议事，后发言的人的主张就能够成立，善于权衡各种议论的人是懂得这点的。所以要想画成方圆而能遵循规矩，那么一切事物的功效就都显现出来了。而万物无不存在规矩，出谋献策的人，就是考虑如何合于规矩。圣人遵循一切事物的一切规矩，所以说“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事情就没有做不好的，功业就没有建立不起来的，而议论必定超越世人，圣人要想不处在重要职位上，这可能吗？处在重要职位上就是说成为办事的首领。因此《老子》说：“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办事的首领。”

    对孩子慈爱的人，不敢断绝衣食；对身体爱惜的人，不敢背离法度；对方圆珍视的人，不敢丢掉规矩。所以遇到战事能爱惜士兵和下级军官，就能战胜敌人；爱惜器械，城池就可以坚固。所以《老子》说：“慈爱，用于战争就能取胜，用于防御就能固守。”能保全自己而完全遵循事物法则的人，一定会有天性。天性也就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思想，所以天下之道都要通过这种思想反映出来。假如用慈爱来护卫它，事情必定万无一失，而措施没有不妥当的，那么也就可以称之为宝了。所以《老子》说：“我有三件宝，掌握并珍视它。”

    《老子》书中所说的大道，即是正道。所说的外表上的歪斜，即是邪道。所谓把小路当作大路，即是认为这种小路精美华丽。而所谓精美华丽，也就是邪道的一部分。所谓官厅很脏，是指的诉讼案件繁多。诉讼案件繁多，田地就荒芜；田地荒芜，仓库就空虚；仓库空虚国家就贫困；国家贫困，民俗就淫逸奢侈；民俗淫逸奢侈，农织行业就荒废；农织行业荒废，民众就不得不粉饰偷奸取巧；粉饰偷奸取巧，就知道了漂亮；知道了漂亮，也就是说“穿着华丽”。诉讼案件繁多，仓库空虚，而又让淫逸奢侈形成风俗，那么国家受到的伤害也就像拿了利剑刺它一样。所以说“佩带着利剑”。以上那些粉饰偷奸取巧以至于伤害国家的，私家必定富有；私家必定富有，所以说“财货有余”。国家有像这个样子的，那么愚民就不得不想办法来仿效它；仿效了它，小盗贼也就会产生出来。由此看来，大奸兴起，小盗就跟着产生；大奸起唱，小盗就跟着附和。竿是各种乐器的领头乐器，所以竿领了头，钟呀瑟呀的就都来伴随；竿先演奏起来，各种乐器就都来附和。现在大奸兴起了，一般民众就跟着来唱；一般民众唱了，小盗就必然起而附和。所以《老子》说：“穿着华丽，佩带利剑，饮食充足，财货有余，这样的人也就可以称之为强盗头子了。”

    人们不论是愚蠢还是聪明，没有不进行取舍的。人们在清静寡欲和平淡安闲的时候，没有不知道祸福从何而来的。为好恶感情所支配，为奢侈东西所诱惑，然后才引起思想变化并发生混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被外界事物所引诱，被珍贵玩物所扰乱。清静寡欲就能设立取舍的准则，平淡安闲就懂得恰当地计虑祸福。而现在有珍贵的玩物打动他，有外界的事物引诱他；一经引诱，他就跟着走，所以《老子》就叫它“拔”。至于圣人，就不是这样。圣人牢固地确立取舍标准，虽然看到爱好的东西，也不会被引诱；不会被引诱就叫做“不拔”；圣人的情性专一，虽然存在着引起欲望的东西，精神却不为所动；精神不为所动就叫做“不脱”。做子孙的人，体察这一道理来守护宗庙；宗庙不灭，就叫做“祭把不绝”。身体以积累精气为德，家庭以积蓄财产为德，乡里国家、天下都以保养民众为德。现在勤于自身修养，外界事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所以《老子》说：“修养施行到自己身上，他的德就会真。”所谓真，就是守护得很牢固。治理家庭，没有用的东西不能改变他的计划，就会资财有余，所以《老子》说：“修养贯彻到家庭，他的德就有赢余。”治理乡里的人实行了这一条，那家庭有赢余的就会更多，所以《老子》说：“贯彻到乡里，他的德就增长。”治理国家的人实行了这一条，那么乡里有德的人就会更多，所以《老子》说：“贯彻到国家，他的德就丰富。”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了这，一条，民众的生存无不受到他的恩惠，所以《老子》说：“贯彻到天下，他的德就普及广大。”修身的人用这项原则来区别君子小人，治乡、治国以至统治天下的人各自用这一项目来对照观察兴衰，就能够万无一失。所以《老子》说：“用自身来观察自身，用家庭来观察家庭，用乡里来观察乡里，用国家来观察国家，用天下来观察天下。我凭什么知道天下是这样的呢？就用的这个方法。”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德盛之为上德。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故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

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故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

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而明之；实心爱而不知，故好言繁辞以信之。礼者，外饰之所以谕内也。故曰：礼以貌情也。凡人之为外物动也，不知其为身之礼也。众人之为礼也，以尊他人也，故时劝时衰。君子之为礼，以为其身；以为其身，故神之为上礼；上礼神而众人贰，故不能相应；不能相应，故曰："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众人虽贰，圣人之复恭敬尽手足之礼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

道有积而积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间，其礼朴而不明，故曰："理薄也。"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理相夺予，威德是也；实厚者貌薄，父子之礼是也。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然则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能毋争乎？有争则乱，故曰："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何以论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在而白其题。"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术，婴众人之心，华焉殆矣！故曰："道之华也。"尝试释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处其厚而不处其薄"者，行情实而去礼貌也。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者，必缘理，不径绝也。所谓"去彼取此"者，去貌、径绝而取缘理、好情实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夭死；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硃、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众人之轻弃道理而易妄举动者，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故谕人曰："孰知其极。"

人莫不欲富贵全寿，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心欲富贵全寿，而今贫贱死夭，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谓迷，迷则不能至于其所欲至矣。今众人之不能至于其所欲至，故曰："迷。"众人之所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谓方者，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所谓光者，官爵尊贵，衣裘壮丽也。今有道之士，虽中外信顺，不以诽谤穷堕；虽死节轻财，不以侮罢羞贪；虽义端不党，不以去邪罪私；虽势尊衣美，不以夸贱欺贫。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听习问知，即不成迷也。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众人不肯问知听能，而圣人强以其祸败适之，则怨。众人多而圣人寡，寡之不胜众，数也。今举动而与天下之为仇，非全身长生之道也，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识乱，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啬。"

众人之用神也躁，躁则多费，多费之谓侈。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之谓啬。啬之谓术也，生于道理。夫能啬也，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众人离于患，陷于祸，犹未知退，而不服从道理。圣人虽未见祸患之形，虚无服从于道理，以称蚤服。故曰："夫谓啬，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思虑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故曰："重积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气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谓重积德。"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无不克本于重积德，故曰"重积德，则无不克。"战易胜敌，则兼有天下；论必盖世，则民人从。进兼有天下而退从民人，其术远，则众人莫见其端末。莫见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极。故曰："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凡有国而后亡之，有身而后殃之，不可谓能有其国、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国，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终其天年；而后可谓能有其国、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国、保其身者，必且体道。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会远；其会远，众人莫能见其所极。唯夫能令人不见其事极，不见其事极者为保其身、有其国。故曰："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

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夫道以与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长，持禄也久。故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树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禄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于理者，其持禄也久，故曰："深其根。"体其道者，其生日长，故曰："固其柢。"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谓之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其轻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与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谓鬼伤人，人逐除之之谓人伤鬼也。民犯法令之谓民伤上，上刑戮民之谓上伤民。民不犯法，则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谓上不伤人，故曰："圣人亦不伤民。"上不与民相害，而人不与鬼相伤，故曰："两不相伤。"民不敢犯法，则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则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积盛。民蕃息而畜积盛之谓有德。凡所谓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乱，精神乱则无德。鬼不祟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上盛畜积而鬼不乱其精神，则德尽在于民矣。故曰："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归于民也。

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夫外无怨仇于邻敌者，其遇诸侯也外有礼义。内有德泽于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务本。遇诸侯有礼义，则役希起；治民事务本，则淫奢止。凡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内给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而民不以马远通淫物，所积力唯田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

人君无道，则内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邻国。内暴虐，则民产绝；外侵欺，则兵数起。民产绝，则畜生少；兵数起，则士卒尽。畜生少，则戎马乏；士卒尽，则军危殆。戎马乏则将马出；军危殆，则近臣役。马者，军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给军之具于谞马近臣。故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矣。"

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然则可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祸莫大于可欲。"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故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则不忧矣。众人则不然，大为诸侯，小余千金之资，其欲得之忧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时活，今不知足者之忧终身不解。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

故欲利甚于忧，忧则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则失度量；失度量，则妄举动；妄举动，则祸害至；祸害至而疾婴内；疾婴内，则痛，祸薄外；则苦。苦痛杂于肠胃之间；苦痛杂于肠胃之间，则伤人也惨。惨则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于欲利。故曰："咎莫惨于欲利。"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与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昌。以为近乎，游于四极；以为远乎，常在吾侧；以为暗乎，其光昭昭；以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道譬诸若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譬之若剑戟，愚人以行忿则祸生，圣人以诛暴则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死，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节，四肢、九窍其大具也。四肢九窍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动静尽属于生焉。属之谓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还而属之于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和固动，动尽则损也；而动不止，是损而不止也。损而不止则生尽，生尽之谓死，则十有三具者皆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

是以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不爱精神不贵处静，此甚大于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动静有时。避其域，省其时，则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独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万物之尽有爪角也，不免于万物之害。何以论之？时雨降集，旷野闲静，而以昏晨犯山川，则风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轻犯禁令，则刑法之爪角害之。处乡不节，憎爱无度，则争斗之爪角害之。嗜欲无限，动静不节，则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则纲罗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万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则免于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备害也。重生者，虽入军无忿争之心；无忿争之心，则无所用救害之备。此非独谓野处之军也。圣人之游世也，无害人之心，无害人之心，则必无人害，无人害，则不备人。故曰："陆行不遇兕虎。"入山不特备以救害，故曰："入军不备甲兵。"远诸害，故曰"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错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不设备而必无害，天地之道理也。体天地之道，故曰："无死地焉。"动无死地，而谓之"善摄生"矣。

爱子者慈于子，重生者慈于身，贵功者慈于事。慈母之于弱子也，务致其福；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工，则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

周公曰："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是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是以举之曰："俭，故能广。"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议于大庭而后言则立，权议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而议必盖世，欲无处大官，其可得乎？处大官之谓为成事长。是以故曰："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

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故临兵而慈于士吏则战胜敌，慈于器械则城坚固。故曰："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夫能自全也而尽随于万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尽之生也。若以慈卫之也，事必万全，而举无不当，则谓之宝矣。故曰："吾有三宝，持而宝之。"

书之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谓"径大"也者，佳丽也。佳丽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狱讼繁也。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国贫，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则衣食之业绝；衣食之业绝，则民不得无饰巧诈；饰巧诈，则知采文；知采文之谓"服文采"。狱讼繁仓廪虚，而有以淫侈为俗，则国之伤也，若以利剑刺之。故曰："带利剑。"诸夫饰智故以至于伤国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资货有馀。"国有若是者，则愚民不得无术而效之；效之，则小盗生。由是观之，大奸作则小盗随，大奸唱则小盗和。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馀者，是之谓盗竽矣。"

人无愚智，莫不有趋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得于好恶，怵于淫物，而后变乱。所以然者，引于外物，乱于玩好也。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而今也玩好变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圣人不然：一建其趋舍，虽见所好之物，能引，不能引之谓"不拔"；一于其情，虽有可欲之类，神不为动，神不为动之谓"不脱"。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乱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无用之物不能动其计，则资有馀，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馀。"治乡者行此节，则家之有馀者益众，故曰："修之乡，其德乃长。"治邦者行此节，则乡之有德者益众，故曰："修之邦，其德乃丰。"莅天下者行此节，则民之生莫不受其泽，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别君子小人，治乡治邦莅天下者名以此科适观息耗，则万不失一。故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白话译文

《喻老》篇在不长的篇幅中，用了二十五则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分别解释了《老子》十二章，其中《德经》八章、《道经》四章，使《老子》抽象的哲学思想有了具体可感的呈现，在中国哲学史和训诂学史上起着发凡起例的作用，同时也使他的刑名法术之学有了比较精深的理论凭藉，但相对于《解老》篇，本文离韩非本人的法术思想要远些。

    天下太平，没有急难祸患，就叫做静。传递紧急公文的车马都不用了，所以《老子》说：“歇下奔马，用来运肥耕田。”天下不太平，战争频凡，相互防备着，几年都不能停止，将士的盔甲上都长出了虱子，燕雀在军帐上都筑起了窝，而军队仍不能返回。所以《老子》说：“战马在郊外产下马驹。”

     有个翟人把大狐、黑豹的皮进献给晋文公。文公接受客人的兽皮后感叹道：“狐豹因为皮美给自己带来了祸害。”国君因为名号而带来祸害的，徐倡王就属于这种情况；因城池与地理造成祸害的，虞、虢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老子》说：“罪过中没有比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 智伯兼并范氏、中行氏后，又不停地进攻赵氏，韩、魏背叛智伯，智伯的军队在晋阳战败，智伯死在高梁东边，他的封地终于被瓜分，他的头骨被涂漆后用作饮器。所以《老子》说：“祸患中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

     虞国君主贪图屈产出的良马和垂棘出的壁玉，不听宫之奇的劝谏，因而国家灭亡，虞君身死。所以《老子》说：“过失中没有比贪得更惨痛的了。”

     国家把生存作为根本，称霸称王也就有了可能；身体把生命作为根本，富裕尊贵也就有了可能。不用贪欲来危害自身，国家就不会灭亡，自身就不会死亡。所以《老子》说：“知道满足也就是真正的满足了。” 楚庄王救郑已经获胜后，在河雍地带打猎，回国后奖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求汉水附近的土地，要了一块贫瘠的地方。楚国的法律，享受奉禄的大臣，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地，只有孙叔敖的封地独存。不把他的封地收回，其中的原因是土地硗薄，因而他的子孙好多代享有这块封地。所以《老子》说：“善于树立的就拔不掉，善于抱持的就脱不开，子孙因为善守封地而代代香火不绝。”说的就是孙叔效这种情况。

   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叫做重，不离开君位叫做静。重就能役使轻，静就能驾驭躁。所以《老子》说：“重是轻的根本，静是躁的主宰。”所以说：“君子整天走路，不离开辎重。”国家即是君主的辐重。赵武灵王活着就传位给儿子，这就是离开了他的“辐重”，所以虽然有代和云中之地的乐事，飘飘然已失去赵国了。武灵王是大国君主，却让自己被天下人所轻视。失去权势叫做轻，离开君位叫做躁，因此被活活囚禁而饿死了。所以《老子》说：“轻，就会失去臣下；躁，就会丢掉君位。”说的就是赵武灵王这类情况。 权势是君主的深潭。君主的权势落到了臣下手里，失去后就不可能再得到了。齐简公权势落到田成子手中，晋国君权落到六卿手中，终于国亡身死。所以《老子》说：“鱼不可以脱离 深渊。”赏罚是国家的锐利武器，握在君主手中 就能控制臣下，握在医下手中就能制服君主。君主表示要行赏，臣子就扣除一部分用作自己的私赏；君主表示要行罚，臣子就加重刑罚来焙耀私人威风。君主表示要行赏，而臣子利用了他的权势；君主表示要行罚，而臣子凭借了他的威风。所以《老子》说：“国家的锐利武器，不可以拿给别人观看。”

     越王来到吴国从事贱役，却示意吴玉北上伐齐，以便削弱吴国。吴军已在艾陵战胜了齐军，势力扩张到长江、济水流域，又在黄池盟会上逞强，由于出兵在外，久战力衰，所以才会在太湖地区被越国制服。所以《老子》说；“想要缩小它，必须暂且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加强它。”晋献公想要偷袭虞国，就把宝玉良马赠送给虞君；智伯将要袭击仇由，就把载着大钟的广车赠送给他们。所以《老子》说：“想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与它。”不露形迹地完成事业，求得在天下获取大功，“这就叫微妙的明智。”处在弱小地位而能注重自行谦卑克制，说的是“弱能胜强”的道理。

    有形状的东西，大的必定从小的发展起来；历时经久的事物，成群的必定从单个的积累起来。所以《老子》说：“天下的难事必定开始于简易，天下的大事必定开始于微细。”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就要从微细时着手。所以《老子》说：“解决难题要从易处着手，想干大事要从小处着手。”千丈长堤，因为楼蚁营窟而导致溃决；百尺高屋，因为烟囱漏火而导致焚毁。所以说：白圭巡视长堤时堵塞小洞，老人谨防跑火而涂封缝隙，因此白圭没有水灾，老人没有火灾。这些都是谨慎地对待容易的事来避免难事发生，郑重地对待细小的漏洞以避开大锅临头。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扁鹊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会加深。”桓公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就会进一步加深了。”桓侯不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侯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侯再次不予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侯转身就跑，桓侯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管辖的范围，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了。”过了五天，桓侯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了。于是桓侯死了。所以良医治病，趁它还在表皮就加以治疗，这都是为了抢在事情细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事情的祸福也有刚露苗头的时候，所以圣人能够及早加以处理。

    从前晋公子重耳出外流亡，路过郑国，郑国君主不以礼相待。叔瞻劝说道：“这是贤明的公子，您好好待他，可以积德。”郑君不听从。叔瞻又劝说道：“不好好待他，还不如杀了他，不要让他日后给我们带来祸患。”郑君又不听从。等到重耳返回晋国，起兵伐郑，大败郑国，夺取了郑国的八座城。晋献公用垂棘的宝玉相赠来向虞国借路去攻打掳国，大夫宫之奇劝说道：“不可借路。唇亡而齿寒，虞、虢互相救援，并不是在互相施恩。今天晋灭虢，明天虞必定会跟着灭亡。”虞君不听，接受晋国宝玉，借给晋军道路。晋在攻取虢后，返回路上就灭了虞。这两位臣子都抢在祸害刚露苗头时就想出了办法，但两位君主却不采纳，所以郑国因此战败了，虞国因此灭亡了。所以《老子》说：“事情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未露苗头时容易想法处理。”

    从前商纣制作了象牙筷子，箕子非常担忧，认为使用象牙筷子一定不会在陶制器皿里使用，一定会配合使用犀牛角杯或玉杯；象筷玉杯一定不会用于吃豆类食品熬的浓汤，一定要去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就一定不会穿粗布短衣，不会在茅屋下面食用，就一定要穿多层的织锦衣服，住上宽敞房屋和高台。箕子害怕结果严重，所以深为这样的开端担忧。过了五年，商约摆设肉林，建炮烙之刑，登上酒糟山，俯临酒池，他因而丧身。因此箕子看见象牙筷子就预感到了天下的祸害。所以《老子》说：“能够看到事物的萌芽状态，就叫做明。”

    勾践到吴国服贱役，亲自拿着兵器做吴王的前驱，所以能在姑苏把夫差杀死。文王在玉门受到辱骂，面不改色，结果武王在牧野捉住了纣王。所以《老子》说：“能够保持柔弱即是刚强。”越王称霸，并不因为担任贱役而苦恼；武王称王，并不因为被人辱骂而苦恼。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所以不苦恼，因为他心里不认为苦恼，因此就不苦恼。” 宋国有个乡下人得到一块玉璞，然后把它进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乡下人说：“这是宝玉，应该作为您的器物，不应被小人使用。”子罕说：“你把玉看成宝，我把不接受你的玉看成宝。”这即是乡下人想要玉，而子罕不想要玉。所以《老子》说：“把没有欲望当作欲望，不要把难得的财物看得贵重。”

     王寿正背着书走路，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碰到了徐冯。徐冯说：“事情是人做出来的，人的行为产生于当时的需要，聪明的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做事方法。书本是记载言论的，言论产生于认识，明达的人是不藏书的。现在你为什么偏要背着书本走路呢？”于是王寿烧了他的书并高兴得手舞足蹈。所以有才智的人不用空言说教，聪明的人不用藏书箱子。不说教、不藏书是世人所指责的，而王寿重复了这样的做法，这是把不学习作为学习了。所以《老子》说：“把不学习作为学习，重新走上众人认为错误的道路。”

     万物都有常态，应该因势利导。由于顺应了万物的常态，所以静止的时候能保持本性，活动的时候能顺应规律。有个宋国人，为他的君主用象牙雕刻褚叶，三年刻成了。它的宽狭、筋脉、绒毛、色泽，即使是混杂在真的楮叶中也不能辨别出来。这个人因为这一功劳而在宋国当了官。列子听到后说；“假使自然界要经过三年才长成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东西也就太少了！”所以不依靠自然条件而仅凭一个人的本事，不顺应自然法则而表现一个人的智巧，那就都是用三年时间雕刻一片叶子的行为了。所以冬天里种出的庄稼，后援也不能使它多产；丰年里旺盛的庄稼，奴仆也不能使它枯败。仅凭一人力量，就是后稷也将难以成事；顺应自然规律，就是奴仆也会成事有余。所以《老子》说：“仰仗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不敢勉强去做。”

     五官是精神的门窗。听力和视力全花在声色上，精神尽耗在外貌上，所以内心就没有主宰。内心没有主宰，祸福即使像山丘那么明显，也无从认识它。所以《老子》说：“不出门户，可以知道天下的事情；不从窗口向外张望，可以知道自然的规律。”这是说精神不要离开自身形体。

   赵襄子向王子于期学习驾驭车马的技巧，不久和于期赛马，两人换了三次马而赵襄子三次都落后了。襄子说：“您教我驾马，技巧没有全教给我吧？”于期回答说：“技巧已全部教给您了，但您在使用时还有错误。驾驭车马应重视的，是要让马的身体在车子里感到安适，人的注意力和马的动作相协调，然后才能够奔得快，跑得远。现在您落在后面，就想赶上我；跑到前面，又怕被我赶上。引导马作远程赛跑，不是领先，就是落后；不管您是在前还是在后，注意力都在我身上，还怎么能和马协调一致呢？这就是您落后的原因。”白公胜策划政变，朝会结束后，他倒拿着马鞭，因而鞭杆上的尖针刺穿了脸颊，他连血流到地上都不觉察。郑人听到后说：“脸颊都忘记了，还有什么不会忘记呀！”所以《老子》说：“人们外出越远，知道的反而越少。”这是说思想围着远事转，就会丢掉眼前的事情。因此圣人没有恒定如一的行为。能够同时考虑远近事情，所以《老子》说“不行动就全知道了”。能同时看到远近各处，所以说“没看到就清楚了”。根据时机来办事，依靠条件来立功，利用万物的特性而在此基础上获利，所以说“不去做就成功了”。

    楚庄王执政三年，没有发布过命令，没有处理过政事。右司马侍座，用隐语对庄王说：“有一只鸟栖息在南边的土丘上，三年不展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这鸟该怎么称呼？”庄王说：“三年不展翅，是用来长羽翼的；不飞不鸣，是用来观察民众的习惯。虽然没有起飞，一飞必定冲天；虽然没有呜叫，一鸣必定惊人。您别管了吧，我已经知道了。”过了半年，庄王就亲自处理政事了。废掉的事情有十件，兴办的事情有九件，诛杀了五个大臣，进用了六个处士，结果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起兵伐齐，在徐州打败了齐国，在河雍战胜了晋军，在宋地会合诸侯，于是称霸天下。庄王不让小事妨碍自己的长处，因而能有大名；不过早表露出来，因而能有大功。所以《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稀声。”

    楚庄王想攻打越国，杜子进谏说：“大王攻打越国，为的什么？”楚王说：“越国政乱兵弱。”杜子说：“愚臣很为此事担忧。智慧好比眼睛，能看见百步以外的东西，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睫毛。大王您的军队曾被秦、晋打败，丧失了数百里的土地，这是兵弱；庄{足乔}在境内造反，官府却不能加以禁止，这是政乱。大王兵弱政乱，并不在越国之下，反而想去攻打越国，这就是智慧如同眼睛，见远不见近啊。”庄王就停止了行动。所以了解事物的困难，不在于看清别人，而在于看清自己。所以《老子》说：“能自己认识自己就叫做明。”

     子夏碰到了曾子，曾子说：“你怎么胖了？”子夏回答说：“思想斗争胜利了，所以胖了。”曾子说：“这话怎么讲？”子夏说：“我在家里学习先王的道理，总会非常敬仰，出门后看见富贵的乐事又总会十分羡慕，这两种情绪在心里发生了斗争，弄不清谁胜谁负，所以瘦了。现在先王的道理终于取胜了，所以胖了。”因此立志的困难，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所以《老子》说：“能够战胜自我，就叫做强。”

     周人拥有一块玉版，殷纣王派胶鬲前去索取，文王不给他；费仲前去索求，文王就给了。这是因为胶高贤达而费仲不讲道理。周人讨厌贤人在殷朝得志，所以给了费仲。周文王在渭水边提拔了太公，那是尊重他；而把玉版提供给费仲，却是看中他得志后可以扰乱殷纣。所以《老子》说：“假如不尊重他的老师，不爱惜可资利用的条件，尽管聪明，终是大糊涂，这就叫做奥妙。”

《韩非子·说林上第二十二》白话译文

《史记·韩非传》索隐：“《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分上下二篇，上篇汇集了三十四则故事，下篇三十七则。内容广泛，涉及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可读性强。学者们认为是韩非为写作和游说所准备的材料，因而都能围绕韩非的学说，且多在他篇中出现过。吕思勉《经子解题》谓“此可见古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义”。

  商汤已灭夏桀，而怕天下人说自己贪心，于是就把天下让给务光。但怕务光真的接受下来，就又派人劝告务光说：“商汤杀了君主而想把坏名声转嫁给你，所以才把天下让给你。”务光因此投河自尽。

    秦武王叫甘茂在仆官与行事官中选择一种自己想要做的官职。孟卯说：“您不如做仆官。您的特长是做使臣。您即使做了仆官，君主仍会把使臣的事务交给您。您佩带着仆官的印信，又做着行事官的事情，这是身兼二职啊!”

    子圉把孔子引见给宋国太宰。孔子走后，子围进来，询问太宰对孔子的看法。太宰说：“我见过孔子之后，再看你就像渺小的跳蚤虱子一样了。我现在就把他引见给君主。”子圉怕孔子被君主看重，因而告诉太宰说：“君主见过孔子后，也会把你看作如同跳蚤虱子一般了。”于是太宰不再向宋君引见孔子。魏惠王主持臼里的盟会，打算恢复周天子的地位。彭喜告诉韩王说：“君王别听他的。大国讨厌有天子，天子只对小国有利。如果君王和大国都不听他的，魏国还怎么能和小国一起恢复周天子的地位呢？”

    晋国讨伐邢国，齐桓公打算前去解救。鲍叔说：“为时太早了。邢国不灭亡，晋国就不疲惫；晋国不疲备，齐国地位就不会重要起来。况且扶持危国的功德，比不上恢复亡国的功德大。您不如晚点救邢，以便使晋国疲惫，齐国才能真正得到好处。等邢国灭亡后再帮助他们复国，那样的名声才真正美好。”齐桓公于是不去救援。 楚人伍子胥出逃，守边官吏抓住了他。子胥说：“君主搜捕我，是因为我有美珠。现在我已丢失了——我会说是你把它抢去吞吃了的！”守边官吏因此放走了伍子胥。

     庆封在齐国作乱后，想出奔到越国。同族的人说：“晋国近，为何不去晋国？”庆封说：“越国远，有利于避难。”同族的人说：“你把作乱的念头改掉的话。住在晋国就可以了；不把这种念头改掉，即使远居越国，难道就能够安宁吗？” 智伯向魏宣子索要土地，魏宣子不给。任章说：“为什么不给？”魏宣子说：“平白无故索要土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伯无故索地，邻国一定会害怕。他欲壑难填，天下一定会恐惧。您给了土地，智伯一定骄傲而轻敌，邻国一定恐惧而相互亲近。用相互亲近的军队来对付轻敌的国家，那么智伯的命就不会久长了。《周书》上说：‘想要打败它，必须姑且辅助它；想要夺取它，必须姑且给予它。’您不如把土地给予智伯，以便使他骄傲起来。况且您为何放弃用天下的力量来对付智氏，而单独把我国作为智氏的靶子呢？”宣子说：“好。”于是就把一个万户人家的城邑给了智伯。智伯十分高兴，接着又向赵国索要土地。赵国不给，智伯因而围攻晋阳。韩氏、魏氏在城外反戈，赵氏在城内接应，智氏由此灭亡了。秦康公花了三年时间建筑台观。楚国出兵，打算前去攻打齐国。任妄说：“饥荒招致敌兵，病害招致敌兵，劳民招致敌兵，国乱招致敌兵。您筑了三年台观，现在楚国出兵要攻打齐国，我伯他们以攻打齐国为名，而以袭击秦国为实。不如多加防范。”秦国派兵对东面边境进行戍守，楚国就停止了军事行动。

    齐国攻打宋国，宋国派减孙子南下向楚国求救。楚国很高兴，答应给以救援，劲头十足。减孙子忧心忡忡地返宋，他的车夫说：“求救的事如愿以偿了，现在您还忧容满面，为什么？”减孙子说：“宋国小，齐国大。为救援弱宋来得罪强齐，这是令人担忧的事；但楚王却那么高兴，一定是想以此来坚定我们抗齐的决心。我们坚持下去，齐兵就会疲敝，楚国的利益便在这里。”于是减孙子回到了宋国。齐人攻下了宋国五座城池，然而楚国的救兵一直没来救援。 魏文侯向赵国借路去攻打中山国，赵肃侯打算不答应。赵刻说：“您错了。魏攻打中山如不能拿下来，魏就一定会疲惫。魏国疲惫了，地位就会变低，魏国地位变低了，赵国地位就抬高了。魏国攻克中山后，必然不能越过赵国来占有中山。这样，用兵的是魏国，而得地的是赵国。您一定得答应借给他道路。答应时显得很高兴，他就会知道您能从中得到好处，结果必将停止军事行动。您不如借路给他，并表现出借路是出于不得已的事情。” 鸥夷子皮侍奉田成子。田成子离开齐国，逃往燕国，鸥夷子皮背着出关的符碟跟随着。到了望邑，子皮说：“您难道没听说过干枯湖沼的蛇吗？湖沼干枯，蛇准备迁移。有条小蛇对大蛇说：‘您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人们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过路的蛇，必然有人杀死您。不如相互衔着，您背着我走，人们会把我看作神君。’于是相互衔嘴，背着穿过大路。人们都躲开它们，说它们是神君。现在您美而我丑。把您作为我的上客，人们会把我看成千乘小国的君主；把您作为我的使者，人们会把我看成万乘大国的卿相。您不如做我的近侍，人们就会把我看成是万乘大国的君主。”田成子因此背着符碟跟随在后。到了客店，客店主人非常恭敬地招待了他们，并献上了酒肉。 温邑有个人来到周，周不接纳他这个客人。周人间他说：“是客人么？”温人回答说：“是主人！”问他同巷的人，大家都不认识他，小吏因而把他关了起来。周君派人问他：“你不是周人，又自称不是客人，为什么？”温人回答说：“我小时候读的诗里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子。’现在君王您是天子，那我就该是天子的臣子。哪有做人臣子的，却又做他的客人呢？所以我说是主人。”周君让他出了监狱。 韩宣王对谬留说：“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公叔，可以吗？” 撵留回答说，“不可以。晋国重用六卿，结果国家遭到了瓜分；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成、阚止，结果简公遭到杀害；魏国同时重用犀首、张仪，结果西河之地丢失了。如今大王同时重用他们，其中势力大的会树立私党，势力小的会借重国外势力。臣子有的在内树立私党来傲视君主，有的在外结交诸侯来宰割国土，这样一来，大王的国家就危险了。”

    绍绩昧．醉酒睡着后丢失了皮衣。宋君说：“醉酒足以丢失皮衣吗？”绍绩昧回答说：“夏桀因为醉酒丢失了天下。《尚书·康诰》里说的‘不要彝酒’，彝酒就是常常喝酒。常常喝酒的，如是天子就会失去天下，如是平民就会失去性命。”。

    管仲、隰朋跟随齐桓公去讨伐孤竹国，春季出征，冬季返回，迷失了道路。管仲说：“老马的才智可以利用。”就放开老马前行，大家跟随在后，于是找到了路。走到山里没有水喝，隰朋说：“蚂蚁冬天住在山的南面，夏天住在山的北面。地上蚁封有一寸高的话，地下八尺深的地方就会有水。”于是掘地，结果找到了水。凭管仲的智慧和隰朋的聪明，碰到他们不知道的，不惜向老马和蚂蚁学习；现在的人不知道用他们的愚蠢之心去向圣人的智慧学习，不是错了吗？

    有人向楚王进献不死之药，传达官拿着药进来。侍卫武官问道：“可以吃吗？”传达官说：“可以。”侍卫武官就抢过来吃了。楚王大怒，派人去杀侍卫武官。侍卫武官让人劝谏楚王说：“我问传达官，他说可以吃，我因而吃了药。这证明我没罪，罪在传达官。况且客人进献不死之药，我吃了而大王却要杀我，那就成了死药，这是客人欺骗了大王。杀无罪的人而表明有人欺骗大王，还不如放了我。”于是楚王没有杀他。 田驷欺骗邹君，邹君将派人杀他。田驷害伯了，就告诉惠子。惠子谒见邹君说：“如果有一人见到您，就闭上一只眼，怎么样？”邹君说：“我一定杀了他。”惠子说：“瞎子两只眼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邹君说：“瞎子不得不闭双眼”惠子说：“田驷东欺齐侯，南骗楚王。田驷欺骗别人，好象瞎子惯于闭眼，习以为常了，您为何还要怨恨他呢？”于是邹君没有杀他。

    鲁穆公让自己的儿子们有的去晋国做官，有的去楚国做官。犁钅且说：“从越国借人来救溺水的孩子，越国人虽然善于游泳，但孩子一定救活不了。失火而从海里取水来救，海水虽然很多，但火一定扑不灭了，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现在晋国和楚国虽然强大，但齐国离鲁国近，如果受到齐国攻击，鲁国的祸患恐怕难救了。” 韩相严遂和西周国君不和，西周国君很忧虑这件事。冯沮说：“严遂任相，而韩傀受到韩国君主的器重。不如暗杀韩傀，韩君就一定以为是严遂干的。”

    张谴任韩相，害重病将要死去。公乘无正拿了三十块金币去探病。过了一天，韩君问张谴说：“如果您死了，叫谁来代替您的职务呢？”张谴回答说：“公乘无正重视法治并敬畏君主，虽说这样，但他比不上公子食我更得民心。”张谴死后，韩君就让公乘无正做相。乐羊担任魏将去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在中山。中山国君把他的儿子煮了，并送给他一些带汁的肉，乐羊坐在帐幕下吃了，吃完了一杯。魏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吃了他儿子的肉。”堵师赞回答说：“他连儿子都吃了，还有谁不能吃呢？”乐羊从中山归来，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用心。孟孙猎到一只小鹿，让秦西巴拿着返回。小鹿的母亲跟在后面啼叫。秦西巴不忍心，就把小鹿给了母鹿。孟孙回来后，来要小鹿。秦西巴回答说：“我不忍心，就还给了它的母亲。”孟孙非常气愤，赶走了他。过了三个月，又把秦西巴召回来，让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他的车夫说：“从前要加罪于他，现在又召来作为儿子的老师，为什么？”孟孙说：“他对小鹿都不忍下狠心，何况对我的儿子呢？”所以说：“智巧、伪诈比不上笨拙、诚实。”乐羊因有功遭到怀疑，秦西巴因有罪倍受信任。曾从子是擅长鉴定剑的人。卫君怨恨吴王。曾从子说：“吴王喜欢剑，我是鉴定剑的人，请让我去替吴王鉴定剑，在拔剑给他看的时候，趁机帮您刺杀他。”卫君说：“你现在做这件事，不是遵循义，而是为了利。吴国强大而富有，卫国弱小而贫困。你一定要去，我伯你会被吴王利用来对付我哩。”于是便把他赶跑了。 商纣制作了象牙筷子，箕子恐惧了，认为使用象牙筷的话，就一定不会再用陶制器皿来盛带汁的肉，就一定会配合使用犀牛角杯或玉杯；玉杯象筷一定不会用来盛豆类食品，就一定要想吃耗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就一定不穿粗布短衣而住茅屋下面，就一定要穿多层的织锦衣服，住上高台大室。按照这个方式追求下去，那么普天下的东西也不够他享受了。圣人见到微小的现象就知道事物的苗头，见到事情的开端就知道最终结果，所以见到象牙筷后箕子就恐惧了，知道普天下的东西都不能满足商纣王的贪欲。

    周公旦已战胜殷商，准备攻打商盖。辛公甲说：“大国难以攻取，小国容易征服。不如先征服众多小国来威胁大国。”于是攻取了九夷，商盖跟着被征服了。

    商纣不分日夜地饮酒，因狂欢而忘记了日期，问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随从说：“做了天下的主子，可自己和左右的人都忘记了日期，国家恐怕很危险了。大家都不知道而我一个人知道。我恐怕也危险了。”就推说喝醉了酒，并不知道日期。

    鲁国有个人自己善于编草鞋，妻子善于织生绢。他想迁到越国去，有人告诉他说；“你一定会困窘了”。鲁人说：“为什么？”这个人说：“草鞋是穿在脚上的，但越国人赤脚走路；生绢做帽，是戴在头上的，但越国人披发，不用戴帽。带着你的长处前往用不着它们的国家去活动，想要不困窘，怎么可能呢？” 陈轸很受魏惠王尊重。惠子说：“一定要好好交结君主的侍从。杨树，横着栽就能活，倒“着栽也能活，折断了再栽还照样能活。但要是让十个人去栽，一个人来拔，就没有能活的杨树了。凭十人之众，栽种极易成活的杨树，却经不起一个人来拔，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栽树困难，拔树容易。你虽然善于在君主面前树立自己，但企图赶走你的人很多，你一定危险了。”

    鲁季孙刚刚杀了他的君主，吴起在那儿做官。有人对吴起说：“死去的人，刚死时流血；血流尽了，皮肉就枯缩；皮肉枯缩后，就成了残骸；然后残骸又会化成土。到化成土后，就再也没有变故了。现在季孙刚刚把鲁君杀掉，往后的．变化恐怕就难以弄清楚了！”吴起因而离开鲁国，到魏国去了。 隰斯弥拜见田成子，田成子和他一起登台观望四方。三面都没有遮蔽，南面望去，隰斯弥家的树挡住了视线。因成子并没有说话。隰斯弥回家，叫人把树砍倒。斧头刚砍了几个口子，隰斯弥制止了。他的管家说：“为什么变得这么快？”隰斯弥说：“古代有句谚语说：‘知道深渊中有鱼的人不吉祥。’田成子将要干大事，而我却显示出知道他的隐秘，我必定危险了。不砍树，没有罪过；知道别人心里的事，’这个罪过就大了。”于是不再砍树。 杨朱路过宋国东边的旅店。店主有两个妄，其中丑的地位高。漂亮的地位低。杨朱问店主缘由，旅店的主人回答说：“长得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我不觉得她漂亮；长得丑的自以为丑，我不觉得她丑。”杨朱对他的弟子说；“做了好事，要去掉自以为好事的想法，“到哪儿能不受到赞美呢？”

    有个卫国人嫁女儿而教育她说：“一定要私下积聚财物。做人家的妻子而被休回娘家，是常有的事；终身在一起的，是很侥幸的。”他的女儿因此私下积聚财物，她婆婆认为她私心太多，就休了她。他的女儿带回来的财物，比出嫁时所带去的东西多出一倍。她的父亲不归罪于自己教育女儿不对，而自以为增加财富是聪明的。现在处在官位上的臣子，都是这一类人。

    鲁丹多次游说中山国君，意见总不被接受，就散发了五十块金币贿赂国君近臣。又见到君主，没有说法，君主就款待他饭吃。鲁丹出来后，连住所都没去，就离开了中山国。他的车夫说：“再次见面时，才开始和我们交好，为什么离开？”鲁丹说：“因为他人的话才对我友好，也一定会因为他人的话来怪罪我的。”还未走出国境，公子就中伤他说：“是为赵国来刺探中山国的。”中山国君因此布置搜捕并要加罪于他。

    田伯鼎喜欢士人，挽救过他的君主；白公胜喜欢士人，却扰乱了楚国。他们喜欢士人是相同的，但用士人干的事情却是不同的。公孙友自己砍掉脚来使百里奚获得高官，竖刁自行阉割来奉承齐桓公。他们自我用刑是相同的，但他们自我用刑的目的却是不同的。惠子说：“疯子向东边跑；追赶的人也向东边跑。他们向东边跑的行为是相同的，但他们所以向东边跑的目的却是不同的。所以说，对做了同样事情的人，不可不严格地加以考察。”

《韩非子·说林下第二十三》白话译文

    伯乐教授两个人识别会踢人的烈性马。这两个人，起到赵简子的马棚里去观察马。一个人选中了一匹踢马。另一个人从后面去抚摸它，三次模马的屁股，马却不踢人。选中马的人自以为识别错了。另一个人说：“你没有识别错。这匹马，前腿摔伤，膝关节肿了起来。凡是踢人的马，抬起后腿之后，就要靠前腿支撑全身；前膝肿了，无法承受全身重量，所以后腿抬不起来。你善于识别踢人的马，却拙于了解前膝肿大所带来的影响。”事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起因。然而由于前腿臃肿大而不能承受全身重量的道理，独有聪明人才会知道。惠子说：“把猿放到笼子里，就和小猪一样。”所以形势不利就没有条件表现出才能。 卫国的将军文子去会见曾子，曾子没有起身就邀请文子入座，自己却端坐在西南角的尊位上。文子对他的车夫说：“曾子是个愚蠢的人啊!把我当作君子吧，对君子怎么可以不加尊敬呢？把我当作残暴的人吧，对残暴的人怎么可以侮辱呢？曾子不被杀，倒算他命大。”

    有一种叫{周羽}{周羽}的鸟，头大尾秃，如果要到河边饮水，就一定会栽到河里，就需要另一只鸟衔着它的羽毛它才能饮水。人们有了欲望，条件却还不成熟的话，就不能不寻求帮手了。

   黄膳像蛇，蚕像毛虫。人们看见蛇就会惊恐害怕，看见毛虫就会汗毛竖起。渔夫捕捉黄鳝，妇女拾蚕喂养，因利益所在，都能像孟贲、专诸一样勇敢。伯乐教他所憎恶的人识别千里马，教他所喜爱的人识别普通马。千里马偶尔才有一个，识别这种马得利慢，普通马每天都有人出售，识别这种马得利快。这就是《周书》上说的“把特殊条件下说的话当作普遍法则来引用，是一种迷惑”。

    桓赫说：“雕刻的原则是，鼻子不如先刻大一些，眼睛不如先刻小一些。鼻子大了可以修小，小了就不能修大；眼睛小了可以修大，大了就不能修小。”办事也是这样。做那种日后还 能补救的事，办起来就很少会失败了。 崇候、恶来知道不顺从纣王会遭诛杀，却看不到武王会灭掉约五。比干、子胥知道自己的君主必然败亡，却不知道自身会遭杀害。所以说：“崇侯、恶来懂得君主的心理，却不知道国事的兴废；比干、子胥知道国事的兴废，却不懂得君主的心理。”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兼备二者吧。

    宋国的太宰地位尊贵而处事专断。季子将渴见宋君，梁子听到后说：“你和君主说话时，一定要像太宰也在场一样。不然的话，就难免要遭殃了。”季子因此进说了一些尊重君主和少操劳国家事务的意见。

    杨朱的弟弟杨布穿着白衣服出门。天下雨了，他脱掉白衣服，穿着黑衣服回到家里。他家的狗不知道，向他汪汪大叫。杨布生气了，就想打它。杨朱说：“你不要打它，你自己也是这样。假如前些时候你的狗白颜色出去，变成黑颜色回来，你难道能不奇怪吗？” 惠子说：“羿拿着拉弦工具带着皮质袖套，拉开弓来牵引扳机射箭时，连关系疏远的越人都敢争着为他举靶。小孩子拉弓射箭时，连慈母都会躲进屋里关起门来。”所以说：“可以肯定没有危险时，就连越人也不怀疑界会射到自己；不能肯定没有危险时，就连慈母也要躲避张弓射箭的孩子。”

    桓公问管仲：“富有边际吗？”管仲回答说：“水有边际，就是不再需要水的地方了；富有边际，就是富到已经满足的时候了。人们不知道在足够富裕的时候就加收敛，那就失去了富裕的边际了吧!”

      有个叫监止子的宋国富商，同别人争买一 块价值百金的玉璞，就假装失手摔破了玉璞，赔了百金，而他修治了摔坏的痕迹，便又卖得了干金。事情有做了而失败伪，因而认为不做的好，那是只看到赔钱的时候啊。

    有个想凭驾车技术求见楚王的人，好多马夫都嫉妒他。他就说：“我能追打奔鹿。”于是见到了楚王。楚王自己驾车，并没有追上奔鹿；他就自己驾车，结果追上了奔鹿。楚王夸奖他驾车的技术，他才说明有许多马夫嫉妒他。

    楚国命令公子统率军队去讨伐陈国，有个老年人送他时说：“晋国强大，你不能不谨慎些。”公子说：“您忧虑什么？我替您攻破晋国吧。”老年人说：“可以。我将在陈国都城的南门外搭座小房子等着瞧了。”公子说：“这是为什么？”老年人说：“我这是笑勾践呀。做人像这样容易的话，他还何苦去经受谨慎勤恳的十年艰难呢？”

     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逃避不接受，住到一个普通人家里。这家人把皮帽藏起来了，怕被许由偷走。许由连天下都抛弃了，而这家人却把皮帽藏起来，这是不了解许由的缘故啊。三只虱子互相争吵，另一只虱子从旁经过，问道：“你们争吵些什么？”三只虱子说：“争占猪身上肥腆的地方。”那只过路虱子说：“你们也不担心腊祭到了，人们要用茅草烤猪，火烧火燎的，你们又何必在这些小地方计较呢？这”些虱子便相互聚在一起吸食猪身上的血肉。母猪消瘦了，人们就没有杀它祭祀。

    动物中有一种叫虺的毒蛇，一个身体上长着两张嘴巴，因为争食而相互咬斗。结果这两张嘴巴互相残杀，也就杀死了自己。臣子之间争权夺利致使国家灭亡的，都像旭蛇一样。宫墙涂上白色，器具用水冲洗，就干净了。做人也是这样，到不再需要洗涤和修饰的地步，过失就少有了。

    公子纠将作乱，桓公派使者前去察看动静。使者报告说：“公子纠笑得不乐，视若不见，一定是要作乱了。”桓公就叫鲁人杀了他。

    公孙弘改变中原礼俗，剪短了头发去做越王的骑士，公孙喜派人宣布和他断交，说：“我不再和你保持兄弟关系了。”公孙弘说：“我不过剪了头发，你却卖命去替人带兵打仗，我还能说你什么呢？”周南之战时，公孙喜战死了。 有人和蛮横的人作邻居，想卖掉住宅加以躲避。有人劝他说：“这人将恶贯满盈了，你不妨姑且等待一下。”想卖住宅的人说：“我倒害怕他会用我来填满罪恶哩。”于是就离开了。所以说：“事情到了危急关头，再也不应该拖拉了。”

     孔子对弟子说：“谁能劝阻子西的沽名钓誉呢？”子贡说：“我能。”于是前去开导了子西，无需乎再怀疑什么了。孔子说：“心胸宽广啊，不为利益所诱惑！品德纯洁啊，人的本性是恒定不变的！曲的就是曲的，直的就是宜的。，’孔子又说：“子西不能免于灾祸。”白公胜政变时，子西终于被杀了。所以说：“行为刚直的人同样会屈从于欲望。”

     晋人中行文子出逃，路过县城。随从说：“这里的乡官是您的旧人。您为何不去他家休息，暂时等待一下随后的车子？”艾子说：“我曾经喜爱音乐，这个人就送给我响琴；我喜爱玉饰，这个人就送给我玉环；这些都是在助长我的过失。以此求得我好感的人，我伯他会拿我去求得别人的好感。”于是就离开了县城。这个乡官果然没收了中行文子后面随从的两辆车子，并进献给他的主子。

     周对宫他说：“替我对齐王讲明，假如齐国大力帮助我在魏国掌权，我就会用魏国侍奉齐王。”宫他说：“不可以。这样就暴露了你在魏国无权。齐王必定不帮助在魏无权的人，从而结怨在魏掌权的人。您不如说：按照大王的要求，我愿拿魏国听命于大王。齐王必定认为您是魏国掌权的，一定依从您。这样您有了齐国的帮助，进而在齐、魏也都有了地位。”

     白圭对宋国大尹说：“君主长大后自己掌握政事，您就没事干了。现在君主年幼而追求名声，不如叫楚国来祝贺君主的孝顺，君主就不会剥夺您的权位，反会大大敬重您，这样，您就能长期在宋国掌权了。”

     管仲、鲍叔牙相互议论说：“君主昏乱极了，必定会丢掉国家。齐国诸公子值得辅佐的，不是公子纠，就是小白。我和你每人侍奉一个公子，先成功的就收留另一个人。”管仲就随从公子纠，鲍叔牙随从小白。国人果然杀了君主。小白先回齐国做了新君。鲁国人把管仲拘禁起来献给小白，在鲍叔牙的推荐下，管仲做了齐相。所以俗话说：“巫咸虽然善于祷告，却不能拔除自己的灾祸；秦医虽然善于治病，却不能针灸好自己的病。”凭管仲的英明，还要等待鲍叔牙的帮助，这就是俗谚所说的“奴隶自己出售裘衣是售大出的，士人自称善于辩说是没人信的”。

    楚王伐吴，吴王派沮卫、蹙融用酒食慰劳楚军。而楚国将军说：“把他们捆起来，杀了来祭鼓。”楚人问沮卫、蹙融说：“你们来时，占r过吗？”他们回答说：“占卜过。”“是吉兆吗？”他们说：“是吉兆。”楚人说：“现在楚军将要用你们祭鼓，怎么说呢？”他们回答说：“这正是吉利的所在了。吴王派我们来的时候，本来就等着将军发怒呐！将军发怒了，吴军将深沟高垒；将军不发怒呢，吴军将麻痹懈怠。现在将军杀了我们，吴军就一定会警惕起来严加防守了。再说国家的占卜，不是为个人臣子占卜。杀掉一个臣子而保存一个国家，这不叫吉利，叫什么呢？再说死者无知的话。用我们祭鼓也就没有好处；死者有知的话，我们将在打仗的时候，让楚军战鼓敲不响。”楚人因而没杀他们。 智伯将要征伐仇由，但道路艰险难通，于是铸了一口大钟赠送给仇由国君。仇由国君非常高兴，准备修通道路把大钟接受下来。赤章曼枝说：“不行。送钟本是小国侍奉大国的事情，现在大国反而来送了，他们的军队一定会跟随在后，大钟是不能接受的。”仇由国君不听，于是接受了大钟。赤章曼枝就截短车毅以便赶路，逃到了齐国。七个月后，仇由国就灭亡了。 越已胜吴，又向楚借兵去攻打晋国。史官倚相对楚王说：“越国攻占吴国，豪杰之士战死，精锐部队耗尽了，武器装备毁坏了。现在又来借兵去攻晋，是向我表示没有受损。楚不如起兵和越共同瓜分吴国。”楚王说：“好。”就起兵而跟踪越军。越王非常气愤，准备发动进攻。大夫种说：“不行。我豪杰之士战死了，武器装备毁坏了。我们和他们打，一定不能取胜，还不如贿赂他们。”就把露山北面五百里的地方割让给了楚国。

    楚国攻打陈国，吴国去解救，楚吴两军相距三十里。下了十天雨后，晚上放晴了。史官倚相对子期说：“下了十天雨，盔甲和兵器都集中存放着。吴军一定会来，不如多加防备。”于是摆好了战阵。战阵还没摆好，吴军就到了。看到楚军布阵，吴军又折兵返回。倚相说：“吴军来回六十里，当官的一定会在休息，当兵的一定会在吃饭。我们行军三十里去袭击他们，一定能把他们打败。”于是跟随过去，并把吴军打败了。 韩、赵相互为敌。韩君向魏借兵说：“希望借兵去伐赵。”魏文侯说：“我和赵是兄弟，没法听命。”赵又向魏借兵去攻韩，魏文侯说：“我和韩是兄弟，不敢从命。”两国没有借到兵，愤怒地回去了。事后才知道魏文侯是用这种方法让两国和解，于是都去朝见他。

    齐国讨伐鲁国。索要谗鼎，鲁国就把赝品送去了。齐人说：“这是赝品。”鲁人说：“是真的。”齐人说：“叫乐正子春来证明，我就相信你。”鲁君请求乐正子春，乐正子春说：“为什么不把真的送去？”鲁君说’：“我喜爱谗鼎。”乐正子春回答说：“我也爱惜我的信誉。”

    韩咎立为国君，事情尚未最后确定。他的弟弟在周国，周国想使其回国居于要位，但又伯韩咎最后不能立为国君。綦毋恢说：“不如用百辆兵车送他回国。韩咎能立为国君，就说是给他弟弟做警卫的；不能立为国君，就说是来献贼的。” 靖郭君田婴准备在薛地筑城，受到很多门客的劝阻。田婴对通报人员说：“不要替门客们通报了。”有个请求接见的齐国人说：“我只要求说三个字。超过三个字，就请把我煮死好了。”田婴就接见了他。客人快步上前说：“海大鱼。”说罢回头就跑。田婴说：“请告诉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客人说：“我不敢拿死当作儿戏。”田婴说：“希望给我说说清楚。”客人回答说：“您听说过大鱼吗？网不能捕住它，绍缴不能拖住它但它要是任性乱游脱离了水，蝶蚁都可在它身上为所欲为哩。现在齐国也就是您的大海。您能长期掌握齐政，还要薛干什么？您失去了齐国大权，即使把薛城筑得够得着老天，也没有好处啊。”田婴说：“好。”就把在薛地筑城的事停了下来。楚王的弟弟在秦国，秦国不放他回去。侍卫武官说：“借给我百金，我能让他回国。”于是带上百金前往晋国，拜见叔向后，说：“楚王弟弟在秦国，秦国不放他回去。”并希望把百金送给叔向，委托他来办理这件事。叔向接受了百金，就把它拿给晋平公说：“可以在壶丘筑城了。”；平公说：“为什么？”叔向回答说：“楚王的弟弟在秦国，秦不放他走，这说明秦国憎恨楚国，秦国也就一定不敢阻拦我们在壶丘筑城。如果前来阻拦，我们就说：‘看在我们的面上，放出楚王的弟弟，我们就不筑城了。’泰国如果放出楚王的弟弟，可以使楚国对我们感恩；如果不放，说明他们始终憎恨楚国，就一定不敢阻拦我们在壶丘筑城。”平公说：“好。”于是就在壶且筑城。晋平公对秦景公说：“看在晋国面子上放出楚王的弟弟，我就不再筑城了。”秦因而放走了楚王的弟弟。楚王非常高兴，把一百镒纯金赠送给晋国。

    吴王阖庐攻打郢都，多次取胜后，他问伍子胥说：“可以撤兵吗？”伍子胥回答说；“想淹死他，让他喝一口水就住手，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中途停止了。不如趁机把他沉入水底。”

    郑国有个人，他的儿子将去做官，告诉他的家人说：“一定要把坏了的墙修建起来，这墙不修好，别人会来偷窃的。”他邻居也这样说。因为没有及时修建，别人果然偷了他家的东西。郑人认为他的儿子聪明，但却把说要修墙的邻居看作盗贼。

《韩非子·观行第二十四》白话译文

本文为人君提供了观察人臣的一种方法，作者指出运用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并认为能以法术观人臣之行者为“明主”。

    古代的人，眼睛看不见自己，所以用镜子照着观察面孔；才智不足以认识自己，所以用法术来修正自己。因此镜子没有照出毛病的罪过，法术没有暴露过失引起的怨恨。眼睛离开镜子，就不能修整胡子眉毛；人们离开法术，就不能辨别是非。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带柔韧的皮带来提醒自己从容；董安于性情迟缓，所以佩带绷紧的弓弦来鞭策自己敏捷。所以用多余补充不足；用长的接续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天下有三种定数：一是智者也有办不成的事情，二是力士也有举不起的物件，三是勇士也有战不胜的对手。所以即使有唐尧的智慧，却没有众人的辅佐，大功就建立不起来；有乌获的力气，却得不到别人帮助，也不可能自己举起自己；有孟贲、夏育的勇猛，却没有法术作为保障，仍不能总是取胜。所以形势总有不具备的，事情总有办不成的。所以乌获以千钧为轻而以自身为重，不是他的身体比千钧重，而是形势不允许。离朱易于看清百步之外的毫毛，却难以看到自己的盾睫，并非百步近而眉睫远，而是条件不允许。所以明君不因乌获不能自举而为难他，不因离朱不能自见而刁难他。顺应可获成功的形势，寻找容易成功的条件，所以力少而功名成。季节有盛有衰，事情有利有害，万物有生有死，君主对这三种变化表现出喜怒之颜色，那么忠贞人士就会离心离德，聪明的人就会摸到君主底细了。所以明君观察别人，而不让别人观察自己。明白唐尧不能单独成功，乌获不能举起自己，孟责、夏育不能胜过自我，运用法术则观察臣下行为的道理就尽在其中了。

《韩非子·安危第二十五》白话译文

本文提出七条使国家安定的原则以及六种使国家致乱的错误做法，以此来警戒君王。其中安术中赏罚、祸福、死生、尺寸等都属于韩非法术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善恶、贤不肖、愚智、无意度、有信等都属于韩非刑名学说的重要内容，二者皆与老子思想相通。其中特别提到“存亡在虚实”，而“虚实”一词特指君王之握有实权与否；文章最后指出“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所谓“忠心”，即忠于心，谓君王决策要师心自用，即独断，从中可以看出韩非学说的立足点。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种，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

     安定的方法：一是赏罚根据是非；二是福祸根据善恶；三是生死根据法律；四是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五是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观标准而不凭主观猜想；七是守信用而不欺诈。

     危乱的途径：一是砍削木材偏到准线以内，即循私枉法；二是任意裁决，不依据法令；三是用别人的祸害谋划；四是用别人的灾祸取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喜欢的人不亲近，厌恶的人不疏远。如果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条件。人们不乐于生存，君主就受不到尊重；不害怕死亡，法令就不能实行。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范围内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在法令范围内竭尽力量，用来打仗就能取胜，用来治国就能安定。太平社会使人乐于生存去干好事，爱惜身体不做坏事，小人少而君子多。所以江山长存，国家久安。在狂跑的车子上不会产生孔子那样的智者，在倒扣的船只下不会产生伯夷那样的廉者。所以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平安时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现，危乱时争夺和贪鄙的人就会蜂起。所以给国家带来安定的法律，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样，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先王把法令书写在竹帛上，它的道理顺应了客观规律，所以后人都能信服。如果让人们去掉饥寒时吃饭穿衣的自然需要，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强制人们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君主就得不到安宁。君主以永不满足的贪欲去搜括已被搜括尽的民众，民众就会回答说“再也没有了”；民众一无所有，就会轻视法令。法令是用来治国的，一旦被轻视了，君主的功业就不能建立，名声就不能获得。

     听说古代名医扁鹊疗治疾病时，插入刺骨的刀子；圣人挽救危国时，进献逆耳的忠言。刀子刺骨，所以身上一时疼痛，自己却能得到长远好处；忠言逆耳，所以心里暂且难受，国家却能得到长远利益。因些，危重病人从疼痛中得到好处，勇猛刚毅的君主为得福不怕进言的逆耳。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鹊能竭尽技巧；君主不怕进言的逆耳，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长治久安的方法。生病了却不能忍住疼痛，扁鹊的技巧就无法施展；危险了却害怕进言的逆耳，圣人的忠心就无法进献。这样一来，长远利益就不能传留后世，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

    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尧，却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这好比巴望殷人都像忠直的比干那样，都像比干那样，君主自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臣下自然不会背弃君主。君主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下面又有田成子那样图谋篡权的臣子，还要巴望他们都像比干，所以国家得不到一点安宁。假如圣君被废，暴君得立，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发挥长处，却要时常为短处所忧虑。失掉了长处，国家就建不起功业；拘束在短处里，民众就不再乐于生存。用没有功业的国君驾驭不乐于生存的民众，这在全国百姓中是行不通的。像这样的话，君主就无法役使臣下，臣下就无法侍奉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君主能否分清是非，而不在于强弱。国家的存亡在于君主是徒有虚名还是握有实权，而不在于臣属的多少。所以，齐国是大国，但由于名不符实，君主在国内被架空了，名位和实权都已旁落，所以臣下得以篡夺君位。桀是天子，但没有是非观念；对无功的人给予奖赏，使阿谀奉承的人凭着欺诈手段得以尊贵起来；对无辜的人横加刑戮，使驼背的人因为先天不足而被剖背。把欺诈当成正确的，把大生缺陷当成错误的，所以小商得以战胜大夏。

    明君巩固内部政权，所以不会被别国所灭亡。如果国家内部治理得不好，却又不被别国所灭亡的，从来不曾有过。所以周朝夺取殷朝的政权，就像在庭院内捡到别人的东西一样容易。假使殷不在朝廷上丢失了什么，那么周人连殷境内的一根毫毛也不敢觊觎，何况敢于改变君位呢？

    明君的治国原则是适合法制的，这种法制适合民心。所以，贯彻法制，国家就能治理好；脱离法制，民众就会思念。尧和当时的国民并没有订立牢靠的盟约，但治国原则能够行得通；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后代，却结下了恩德。能够把古代尧舜作为榜样来确定治国原则，并把恩德永久留传给后代的君主，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韩非子·守道第二十六》白话译文

守道，指君王把守权力的方法，大要不离赏罚二字。具体方法则是“立法度量”，其主要精神有二：一是“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二是“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这是韩非一贯倡导的严刑峻法思想的体现。文章最后指出立法度量的好处是“君人者无亡国之图，而忠臣无失身之画”。

    圣王确立的法治，赏赐足以鼓励善行，威严足以制服暴乱，措施足以保证法制完全贯彻下去。太平盛世的臣子，功劳多的地位尊贵，出力大的赏赐优厚，竭尽忠诚的名声得以树立。好事物就像春草层出不穷，坏事物就像秋叶枯萎凋谢，所以民众奋勉竭力，乐于尽忠，这就叫君臣相宜。君臣相宜，所以能使出力的人自觉地服从法度竭尽全力，务求能像大力士任鄙那样；战士们出生入死，情愿像勇士孟贲、夏育那样；维护法治的人都怀有忠贞之心，抱定伍子胥尽忠守节那样的献身精神。出力的人都像任鄙，战士们都像孟贪、夏育，维护法治的人都心如金石，做君主的就可以高枕无忧而确保国家政权的原则也就完备了。

    古代善于守道的君主，用重刑禁止轻罪，用人们不敢违反的法令制止人们容易犯的罪行，所以君子和小人都安分守法，盗跖和曾参、史朗都一样廉洁。根据在哪里呢？贪婪的盗贼不去深涧拾金，因为去深涧拾金，身体就难·以保全。孟贲、夏育不估量敌情，就得不到勇武的名声；盗跖不预计可行性，就不能获利。明君掌握禁令，孟贲、夏育在不该取胜的地方去取胜，就要受到制裁；盗历在不该窃取的地方去窃取，就要受到惩罚；所以能禁止孟贲、夏育在不该取胜的地方取胜，防止盗跖在不该窃取的地方窃取。这样一来，强暴的人就得小心了，奸邪的人就得改邪归正了。强暴的人小心了，大盗贼正派了，天下就会公正太平，民众的思想也就归于正道了。

    君主背离法治失掉人心，即使遇上像伯夷那样清廉的人都会有危险，更难避免田成、盗跖这类人的祸害了。为什么？如今天下没有一个伯夷，而奸人在社会上不断出现，所以要确立法律制度。坚决按照法制标准办事，那么，不但伯夷不会改变好行为，而且盗跃也不能为非作歹了。法制分明，贤人不能攫取不贤的人，强的不能侵扰弱的，人多的不能欺负人少的。把天下置于尧的法令管制中，忠贞的人就不会失去本分，奸邪的人就难存侥幸心理。把干金置于后羿的神箭保护下，伯夷就不会丢失了，盗跖也不敢窃取了。尧懂得不放过坏人，所以天下没有奸邪；拜技艺高超、箭不虚发，所以干金不会丢失。这样一来，奸人就活不长了，盗跖也不敢再活动了。这样一来，乱臣贼子，暴君贤臣，就都不会出现了。所以书籍里就不会记载宰予，不会提到六卿，也不会记载伍子胥，不会提到夫差了，孙武、吴起的谋略就会被废弃，盗跖的贼心也会被收伏。君主在王宫里过着甘食美衣的生活，再不会结下怒目切齿的仇恨，遭到篡权颠覆的灾难；臣下在都城中垂衣拱手，无忧无虑，再不会遭到意外的灾祸，激起强烈的怨恨。制服老虎而不用笼子，禁止奸邪而不用刑法，杜绝虚假而不用符信，这是孟贲、夏育感到担心的，也是尧、舜感到为难的。所以设下笼子，不是用来防备老鼠的，而是为了使怯懦的人也能制服老虎；立下法度，不是用来防备曾参、史绍的，而是为了使庸君也能禁止盗跖；制作符信，不是用来防备尾生的、而是为了使大家不再互相欺诈。不要只依靠比干那样的誓死效忠，也不要幻想乱臣会不行欺诈；而要依靠能使怯懦的人制服老虎的笼子，把握住能使庸君容易保住政权的法令。处在现在这个时代，为君主尽忠思虑，为天下造福的法宝，再没有比上述这些更符合长远利益了。所以做君主的没有亡国的前途，忠臣没有杀身的危险。知道尊法必赏，所以能使人们根据法制竭尽全力，誓死忠于职守。纵有孟贲、夏育一样勇猛的脾气，人们也不敢轻易地去送死；纵受盗跖一样贪心的迷惑，人们也不会为了财物去丧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确保政权稳固的原则就算完备无缺了。

《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白话译文

本文专章讨论如何使用人臣的问题，其所申说者仍然是韩非在他篇反复强调的见能授官、士不兼官、明赏必罚等思想，尤其是反对心治力倡法治的思想更是贯穿于全文，最后二段作者从反面指出君王处理好与近臣关系的重要性。

   听说古代善于用人的君主，必定会遵循天道顺应人情并且赏罚分明。遵循天道，就能够少用气力而建立功业；顺应人情，就能够少用刑罚而推行法令；赏罚分明，伯夷、盗跖就不会混淆。这样一来，黑白就分明了。太平国家的臣子，为国立功来履行职守，为公尽能来接受职务，依法尽力来担任职事。做臣子的都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胜任他们的官职，完成他们的任务，而不需要把余力保存在心里，不需要对君主承担兼职的责任。所以在国内没有心怀怨恨的祸乱，在国外没有像赵括那样轻敌冒进的祸患。明君使职事不相干挠，所以不会发生争吵；使臣下不兼任官职，所以各自都有擅长的技能；使人们不为同一件事情而立功，所以不会发生争斗。争吵平息了，擅长的技能表现出来了，强弱之间就不会争胜，如同冰炭不在同一个器皿中一样，天下所有的人不得相互伤害，这是治世的最高境界。

    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贤人、巧匠也办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

    明君设立可以得到的赏赐，设立可以避免的刑罚。所以贤者奋力立功得赏而没有伍子胥那样的灾祸，不贤者少犯罪而不会遭到驼背被剖那样的冤枉刑罚，盲人处在平地而不会遇到深渊，蠢人过着安静的生活而不会陷入险境。这样的话，君臣之间的恩情就结下了。古人说：人心难以捉摸，喜怒难以猜中。”所以要用华表给眼睛当座标，用鼓声给耳朵传信息，用法制给人心作规范。做君主的放弃这三种容易的方法而用一种难以摸透的思想行事，这样办事，君主就会积怒，臣下就会积怨。用积怒的君主来驾驭积怨的臣下，君臣就都危险了。明君的标准容易看到，信约就能确立；他的教导容易懂得，说话就起作用；他的法制容易遵守，命令就会得到执行。这三方面都做到了，君主又没有私心，臣下就可以遵循法令而治理政事，如同看着标志来行动，随着墨线来下斧，根据锥孔来上针一样。这样一来，君主就没有滥施淫威的残酷，臣下也没有愚蠢笨拙的过失。所以君主明察而少怒，臣下尽忠而少罪。

    听别人说：“办事不出差错，就是尧也做不到。”而社会从没有平安无事的时候，做君主的不肯放手赏给臣下爵禄和富贵，就不能解救危亡的国家。所以明君鼓励廉耻之心，提倡仁义之举。过去介子推没有爵禄，凭着“义”追随晋文公出亡；途中饥饿难忍，又凭着“仁”割下身上的肉给晋文公吃，所以君主铭记他的德行，书上著录他的名字。君主乐于使臣下为公尽力，而苦于他们为私夺权；臣子安于量才录用，而苦于身兼二职。所以明君除去君臣苦恼的事，设立君臣快乐的事。君臣的利益，没有比这更深远的了。不考察大臣私下的活动，轻率地考虑重大的事情，过重地处罚犯轻罪的人，长期怨恨臣下的小错，经常侮弄臣下来取得一时的愉快，频繁地用恩惠来补偿给人造成的灾难，这就像砍断手臂而接上玉一样，所以天下有君位被篡的祸患。

    君主树立难以达到的标准，而去怪罪臣下没有达到，臣下就会产生私怨；臣下丢掉特长而去从事难以胜任的事情，心头就会积下怨恨。君主对臣子的劳苦不抚慰，忧伤不同情；高兴时连小人都称誉，对贤和不贤的人一律赏赐；发怒时连君子也诋毁，使伯夷和盗跖同遭侮辱；所以臣子中就有背叛君主的人。

    假如燕王对内憎恨本国民众，对外喜爱鲁国人，那么燕人就不为他所用，鲁人也不会依附他。燕人被憎恨，就不能尽力来求得功劳；鲁人被喜爱，但不能冒死罪去亲近别国君主。如果这样，臣子就成了缝隙一样的隐患，君主就会陷于孤立。用成了隐患的臣子去侍奉孤立的君主，这就叫危险。

    放弃靶子而胡乱发射，即使射中很小的东西也不算技艺高超；放弃法制而乱发脾气，即使大肆杀伐，好人也不会害怕。甲犯了罪，祸归于乙，怨恨就产生了。所以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实行赏罚，但不凭个人喜怒，所以圣人能达到治国的极致；建立刑法，但不逞私威杀人，所以奸人服罪。射箭中靶，赏罚得当，所以尧可复生，羿能再世。这样一来，君主就没有殷、夏亡国的祸患，臣下就没有比干剖心的灾难，君主高枕无忧，臣下乐于尽职，法术普遍地实行于夫下，恩德流传千秋万代。

    君主不堵塞缝隙而致于粉饰外表，遇到暴风骤雨就一定会坏事。不消除眼前祸患，却幻想孟贲、夏育为自己效死，不谨防内部祸患，却在边远地带加固城墙，不采用国内贤士的谋略，却去结交千里之外的大国，突然变故一旦发生，孟贲、夏育来不及解救，而结交的大国来不及赶到，灾祸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在当今社会中，替君主忠心献计的人，一定不要使自己的君主学燕王爱鲁人，不要使当代君主去仰慕古代的贤人，不要去指望善于泅水的越国人来救中原的溺水者。这样一来，君臣就能亲密无间，在国内建立功业，在国外成就威名。

《韩非子·功名第二十八》白话译文

本文讨论君王立大功、成大名的一些条件：天时、人心、技能、势位，集中阐述了君主凭势位御臣下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人主之患在莫之应”，认为君主成功名还必须得到众人、近者、远者、尊者之助，是韩非势治学说的有机补充。

    明君立功成名的条件有四个：一是天时，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是势位。不顺天时，即使十个尧也不能让庄稼在冬天里结成一个穗子；违背人心，即使孟贲、夏育也不肯多出力气。所以顺应了天时，即使不很努力，庄稼也会自然生长；得到了人心，就是不用督促，民众也能自我勉励；凭借技能。即便不急于求成，事情也会很快完成；得到了势位，即使不进取，名声也会大振。好像水的流动，好像船的飘浮，把握自然之道，推行畅通无阻的法令，所以称为明君。

    有才能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不能制服不贤的人。所以在高山上树立一尺长的木头，就能俯临千仞深的峡谷，木头并不长，而是位置高。夏桀作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贤，而是因为他权势重；尧作普通人，不能管理好三户人家，不是因为他不贤，而是因为他地位卑贱。千钧重物依靠船就能浮起来，销株轻物没有船就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而销铢重，而是因为有没有依靠船的浮力这种势的差别。所以短木居高临下凭借的是位置，不贤者制服贤人凭借的是权势。做君主的，天下合力来共同拥戴他，所以稳定；天下齐心来共同推举他，所以尊贵。臣下发挥特长，竭尽所能，所以忠诚。用尊贵的君主驱使忠诚的臣子，就会出现长治久安的局面，建立起功业和名望。名、实相依赖而成立，形、影相对应而出现，所以君臣愿望相同而各自要做的事情不同。君主的祸患在于没有人响应，所以说，一只手单独来拍，虽然很快，但发不出声音来。臣子的忧患在于不能专职，所以说，右手画圆的，左手画方的，不能同时成功。所以说，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君主如同鼓槌，臣子如同鼓，技能如同车，事情如同马。所以人有余力容易响应召唤，技巧高超容易办成事情。建立功业的人力量不够，亲近的人忠诚不够，成就名望的人权势不够，贴身的人不贴心，远方的人不交结，那就是名不符实了。圣人的道德如同尧舜，行为如同伯夷，但势位不为世人所拥护、就会功不成，名不立。所以古代能够成就功名的人，众人用力帮助他，身边的人真心交结他，远处的人用美名赞誉他，位尊的人用权势拥戴他，正因如此，所以君主的丰功伟绩就如同泰山一样长期在国家之中建立了起来，君主的盛名威望就如同日月一样在天地之间永放光芒。这就是尧所以能南面称王而保持名位，舜所以要北面称臣而献功效忠的原因。

《韩非子·大体第二十九》白话译文

本文“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几句在《韩非子》的其他篇章中也曾出现过，但这里的“法”与“道”、“成理”、“自然”等概念相重合，已不再是其他篇章中具体的“法”了。在思想上本文更接近于《解老》、《喻老》二篇，原始道家色彩较浓，因而关键词“大体”几乎就是“道”的韩非版。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韩非对原始道家的继承。

   古代能够全面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根本的人，了望天地的变化，观察江海的水流，顺应山谷的高低，遵循日月照耀、四时运行、云层分布、风向变动的自然法则；不让智巧烦扰心境，不让私利拖累自身；把国家的治乱寄托在法术上，把事物的是非寄托在赏罚上，把物体的轻重寄托在权衡上；不违背自然常规，不伤害人的性情；不吹开毛发来求小疵，不洗去污垢来察隐秘；不拉到准绳的外面，也不推到准绳的里面；对法禁以外的事情不苛刻，对法禁以内的事情不宽容；把握恒定的道理，顺应自然的规律；祸和福产生于是否遵守客观法则和国家法度，而不是产生于主观上的喜爱和厌恶；荣誉和耻辱的责任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所以，治理得最好的社会，法制好比早晨的露水那样纯洁质朴而不散漫，人们的心里没有积聚难解的怨恨，人们的口中没有愤愤不平的言论。所以，车马没有远途奔跑的劳累，旌旗没有兵败大泽的纷乱，民众不会因为外敌侵犯而丧命，勇士不天折在将军的战旗之下；英雄豪杰不把名字记录在图书上，不把战功铭刻在盘盂上，国家编年的史册无事可记。所以说，没有比政令清简的好处更大的了，没有比天下太平的福遂更久的了。让匠石长寿千年，拿着钩子，看着规矩，弹好墨线，而修整泰山；让孟贲、夏育带利剑，去治理民众；他们尽管能在技巧上用尽力气，又能特别长寿，但泰山仍然得不到修整，民众仍然得不到治理。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不让匠石用尽技巧来毁坏泰山山体，不让孟贲、夏育用尽威力来伤害万民情性。依据普遍法则，全面把握法度，君主就能享受安乐、大奸就会停止作恶。淡泊闲静，来顺应然法则，来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根本。所以能使人没有触犯法令的罪过，能使鱼没有离开水面的祸害。正因如此，所以天下很少有行不通的。

    上面如果不是有辽阔的天，就不能覆盖整个世界；心胸如果没有大地那样宽广，就不能负载万物。泰山对土石没有好恶之心，所以能够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对细流不加选择，所以能够形成它的富有。所以君子要像天地那样遍覆毕载而使万物齐备，要像山海那样不立好恶、不择小助而使国家富强。君主没有忿怒引起的毒害，臣民没有因积怨造成的祸患，君主和臣下都归真返朴，把道作为归宿。所以长远的利益积聚了，巨大的功业建立了，名望树立于生前，恩德流传于后世，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白话译文

“储”是积储之意，“说”即历史、传说故事，从正文看来，所有这些故事又都被分门别类地安排在作者特定的法、术、势论点下，因此其中许多故事在韩非其他篇章中也曾出现过。因为思想丰富，故事众多，《储说》分为内、外篇，内、外又各分上、下，《外储说》又分左、右。

在写法上，《储说》各篇都是先扼要地提出论点，叫做“经”，后广泛征引历史、传说故事详加阐述，即是“说”。这种“经”、“说”配合前后呼应的写法成为后世“连珠体”的滥觞，因而，韩非的六篇《储说》具有特殊的文体学意义。

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认为《内储说》在体例上有大题、小题和分节之题：“《内储说》为大题，《七术》为小题；而《七术》中又分《参观》、《必罚》、《赏誉》、《一听》、《诡使》、《挟智》、《倒言》七小节。”原文各小标题都在相关部分的文末，为照顾阅读习惯，今皆前移。

君王用来控制臣子的方法有七种，称为七术，君王需要明察的隐秘情况有六种，称为六微。七术：一是从各个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惩罚以显示君王的威严；三是对尽力效忠的一定兑现奖赏；四是逐一听取意见，督促他们行动；五是传出可疑的诏令，诡诈地驱使臣子；六是掌握了事实反而询问臣子；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的事来刺探臣子。这七种方法是君王所使用的。

参观一

    君主观察和听取臣下的言行，如果不加验证，就不会知道实情；如果偏听偏信，就会受到臣下的蒙蔽。有关的解说在“说一”中侏儒梦见灶，鲁哀公称引“莫众而迷”部分。所以有齐人看见黄河神的事，而惠施说君主会失去一半人的意见。有关的祸患表现在竖牛饿死叔孙，江乙评论楚国风俗部分。卫嗣公想治国却不懂方法，结果臣妄相抗衡，自己更闭塞。因此明君类推积铁防箭的道理，明察三人成虎的祸患。

必罚二

    君主过分仁慈的话，法制就建立不起来；威严不足的话，就要受到臣下的侵害。因此刑罚执行得不坚决，禁令就无法推行。有关的解说在“说二”中董阀于巡视石邑和子产教导游吉。所以孔子要谈论降霜，殷法要重刑把灰烬倒到街上，领队要辞别乐池，而商鞅要重罚轻罪。因此丽水的金子会守不住，而积泽的火会没人救。成欢认为齐王太仁会削弱齐国，卜皮认为魏王慈惠会走向灭亡。管仲懂得必罚，所以要分斩尸体来禁止厚葬；卫嗣君懂得必罚，所以要买回逃犯。

赏誉三

    赏誉轻而不兑现，臣下就不为君用；赏誉厚而守信用，臣下就争着为君献身。有关的解说在“说三”中文子称说臣下“若兽鹿”。所以越王要焚烧宫室，吴起要奖励搬车辕的人，李悝断案要依据射箭，会有宋都东门有人因服丧悲伤过度引出死亡的故事。勾践懂得赏誉的作用，所以会向怒蛙凭轼致敬；昭侯懂得赏誉的作用，所以会收藏旧裤子。厚赏能使人成为孟贲、专诸那样的勇士，妇人拾蚕，渔夫捉鳝，就是证明。

一听四

    全面听取意见，愚和智就不会混乱；督责臣下行动，庸和能就不会混杂。有关的解说在“说四”中魏王想要吞并韩国和南郭处士吹竿。祸患表现在申不害通过赵绍、韩沓去刺探韩昭侯。所以会有公子汜议论割让河东的故事，会有应侯谋划放弃上党的故事。

诡使五

    君主通过频频接见某人、长期留住某人而不予任用的方法，奸臣就会疑惧起来，就会像惊鹿一样四下逃散。君主派遣使者询问其他事情，臣下就不敢隐私不报。因此，庞敬要召回公大夫，戴欢要下令侦察卧车，周君要假装丢失玉簪，宋太宰要责问牛屎。

挟智六

    拿已知的事去问别人，那么不知道的事也会知道的；深入了解一件事，许多隐情都能辨明了。有关的解说在“说六”中韩昭侯把一个指甲藏在手里。所以韩昭侯肯定知道南门外情况，然后其他三个门外面的情况也能搞清；周君要下令搜寻弯曲的手杖，引起群臣恐惧；卜皮要指派侍仆刺探御史，西门豹要假装丢失车辖。

言七

    用反话反事来测试自己怀疑的事，就会了解到奸情。所以阳山要假装诽谤樛竖，淖齿要派人冒充秦使，齐人作乱前要派人刺探君主，子之要用白马测试左右，子产要隔离诉讼双方，卫嗣公要派人过关市。

    以上是经文部分。

说 一

    卫灵公时，弥子瑕受到宠信，专权于卫国。有个谒见灵公的侏儒说：“我的梦应验了。”灵公问：“什么梦？”保儒回答说：“梦见灶，结果见到了您。”灵公发怒说：“我听说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为什么你要见我，会梦见灶呢？”侏儒回答说：“太阳普照天下，一件东西遮挡不了它；君主普照一国人，一个人蒙蔽不了他。所以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要是灶的话，一人对着灶门烤火，后面的人就无从看见火光了。现在或许就有一个人挡住君主的光辉了吧？那么即使我梦见灶，不也是可以的吗！”

     鲁哀公问孔子说：“民间俗语说：‘没有众人合计就会迷乱。’现在我办事和群臣一起谋划，但国家却越来越乱了，原因是什么呢？”孔子回答说：“明君有事问臣下，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像这样的话，明君在上，群臣就可以在下面直率地议论。现在群臣没有不和季孙统一口径的，全鲁国都变成了一个人，您即使问遍境内百姓，仍然不免于乱。” 又一种说法：晏子访问鲁国，鲁哀公问道：“俗话说；‘没有三个人合计就会迷惑。’现在我和全国民众一起考虑事情，鲁国不免于乱，为什么呢？”曼子说：“古代所谓‘没有三个人合计就会迷惑’，是说一个人意见错误，两个人意见正确，三个人足以形成正确的多数了，所以说‘没有三个人合计就会迷惑’。现在鲁国的群臣以干、百来计算，言辞统一于季氏的私利，人数不是不多，但说的话就像出自一人之口，哪有三个人呢？” 有个齐国人对齐王说：“黄河神是伟大的神，大王为什么不尝试和它会会呢？请允许我让您会会它。”于是他就在黄河边上筑起了祭神的坛场，和齐王站在坛场上。过了一会儿，有大鱼游动，齐人就说：“这就是黄河神。”

     张仪想凭秦、韩和魏交好的势力去征伐齐、楚，惠施想与齐、楚罢兵言和。两人争执不下。群臣近侍都帮张仪说话，认为攻打齐、楚有利，而没有人帮惠施讲话。魏王结果听从了张仪的主张，而认为惠施的主张不行。攻打齐、楚的事已经确定之后，惠子进见魏王。魏王说：“您不要说了。攻打齐、楚的事情确实有利，全国都这样认为。”惠施趁机进言：“这种情况不能不明察。如果攻打齐、楚这件事确实有利，全国都认为有利，聪明的人怎么会这么多啊！如果攻打齐、楚这件事确实不利，全国都认为有利，愚蠢的人又该多么多啊！凡要谋划，是因为有疑；有疑的事，如果确实是疑惑不定的，那么就会有一半人认为可行，一半人认为不可行。现在全国都认为可行，这是大王失去了一半人的意见。被挟持的君主也正是失去了半数意见的君主啊！” 叔孙豹做鲁相，地位尊贵而专权独断。他所宠爱的是竖牛，也独揽了叔孙豹的号令。叔孙豹有个儿子叫仲壬，竖牛嫉妒他，并想杀了他，因而和仲壬—起到鲁君住处去游玩。鲁君赐给仲壬玉环，仲壬接受了，但不敢佩带，就让竖牛向叔孙豹请示。竖牛骗他说：“我已替你请示过叔孙了。他叫你佩带玉环。”仲壬就佩带了。竖牛趁机对叔孙豹说“为什么不带仲壬去见见君主呢？”叔孙豹说：“小孩子哪能见君主。”竖牛说：“仲壬本来就多次见过君主了。君主赐给他玉环，他已佩带上了。”叔孙豹就召见仲壬，仲壬果然佩带着玉环，叔孙豹忿怒地杀了他。仲壬的哥哥叫孟丙，竖牛又嫉妒他而想杀死他。叔孙给孟丙铸了口钟，钟铸成后，孟丙不敢擅自敲钟，让竖牛向叔孙请示。竖牛不帮他请示，又骗他说；“我已帮你请示过了，他让你敲钟。”孟丙就敲了钟。叔孙豹听见钟声后说；“孟丙不请示就擅自敲钟。”就忿怒地把他赶走了。孟丙出逃到了齐国。一年后，竖牛假装替孟丙向叔孙豹谢罪，叔孙豹就让竖牛召回孟丙，竖牛再次没去召人，却报告叔孙豹说：“我已召过他了，孟丙很恼怒，不肯来。”叔孙十分愤怒，派人杀了孟丙。两个儿子已死，叔孙豹患病，竖牛就独自侍养他，把近侍们支开，不让人进入，说：“叔孙不想听见人声。”竖牛不给叔孙豹东西吃，活活把他饿死了。叔孙豹已死，而竖牛并不发讣告，把叔孙豹财库里的贵重珍宝搬迁一空，然后逃往齐国。听了自己所偏信的人的话，结果父子都被人杀了，这就是不加验证的祸患。江乙为魏王出使楚国，对楚王说：“我进入大王的境内，听说大王国家的风气是：‘君子不隐人之美，不言人之恶。’确实有这样的风气吗？”楚王说：“有”。“既然这样，那么像白公政变之类的事发生，国家能不危险吗？确实如此，群臣都能幸免于死罪了。”

     卫嗣君看重如耳，喜爱世姬，又怕他们自侍受宠来蒙蔽自己，就抬高薄疑来和如耳匹敌，推重魏姬来和世姬并列，说：“用这种方法使他们互相抗衡。”卫嗣君懂得需要不受蒙蔽，然而没有掌握相应的方法。假如不使贱者议论贵者，不使下级敢于揭发上级，却一定要等双方权势相等，然后才敢互相议论，那就更多地培植起蒙蔽自己的臣子了。卫嗣君受蒙蔽便由此开始。箭射来有一定方向，就堆集铁器来防备这个方向；箭射来没有一定方向，就建造铁屋来全面地防备着；防备了，身体就不会受伤。所人们凭着全面防备而不致受伤，君主依靠完全警惕而不致生奸。

    庞恭和太子到赵都邯郸做人质。庞恭对魏王说：“如今有一个人说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两个人说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 “不相信。”“三个人说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相信了。”庞恭说：“集市上没有老虎是很清楚的，但是三个人的言论就造出了一只老虎。现在邯郸离魏国比这儿离集市远得多，妄议我的人也比三个人多，希望大王明察真情。”庞恭从邯郸回来时，最终还是不能再见到魏王了。

说 二

    董阏于做赵国上党地区的郡守。他巡视石邑山中，看见山涧深邃，像墙一样陡峭，深达干丈，就问居住深涧附近村舍的人说：“曾有人下去过吗？”回答说：“没有。”又问：“小孩、痴聋、疯颠的人曾有下去过的吗？”回答说：“没有。” “牛马狗猪曾有下去过的吗？”回答说：“没有。”董阏于感叹地说：“我能治理好上党了。假如我治理时对罪犯严惩不贷，使他们好像掉下深涧必死一样，就没有人敢触犯法令了，还怎么会治理不好呢？”

     子产做郑相，重病将死，对游吉说：“我死后，您一定会在郑国执政，一定要用威严治理民众。火的样子是严酷的，所以人们很少被烧伤；水的样子是柔和的，所以很多人被淹死。您必须严厉地执行刑罚，不要让人们因您的柔弱而触犯法令。”子产死后，游吉不肯严厉执行刑罚，郑国青年拉帮结伙成为强盗。盘据在萑苻之泽中，即将给郑国造成祸害。游吉率车骑和他们开战，打了一天一夜，才算打败了他们。游吉感叹地说；“我早按子产的教导去做的话，—定不会懊悔到这般地步了。” 鲁哀公问孔子说：“《春秋》里记载说：‘冬季十二月份降霜，没有把豆类作物冻死。’为什么记下这条？”孔子回答说：“这是说本来可以造成伤害的，但结果没有造成伤害。应予伤害却不加伤害，桃李就会冬天结果。天道失去常规，草木尚且要违抗它，何况君主呢！” 商朝的法令规定，对在街上倒灰的人处以刑罚。子贡认为刑罚过重了，就询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因为他们懂得治理方法。在街上倒灰一定会迷人眼睛；迷了人家，人家定会发怒；一旦发怒，就会发生争斗；争斗起来，就会引起许多家族相互残杀。既然这是会造成许多家相互残杀的情形，那么即使对他们处以刑罚也是可行的。再说，刑罚重了是人们所厌恶的；而不去街上倒灰，则是人们容易办到的。让人们做好容易办到的事情，而不去触犯他们所厌恶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

     另一种说法：商朝的法令规定，在街上倒灰的人，要砍掉他的手。子贡说：“倒灰的罪轻，断手的刑重，古人怎么这般严酷啊：”孔子说：“不在街上倒灰是容易办到的事；断手是人们厌恶的事。干容易干的事，不干心里厌恶的事，古人认为容易做到，所以要加以实行。”

     中山国相乐池率一百乘车马出使赵国，挑选门客中有智慧才能的人作领队，中途车马散乱了。乐池说：“我认为你聪明，就派你做领队，现在中途队列却散乱了，为什么？”门客听他这么说话，就要辞别，说：“您不懂得管理原则。有威势足以制服人，有利益足以鼓励人，所以能够管理好。现在我却是您年少位卑的门客。由年少的管理年长的，由位卑的管理位尊的，又不能掌握赏罚的权柄来制约他们，这才导致了队列散乱。假如让我有权，对表现好的我能封为卿相，表现差的我能砍了他们脑袋，哪有管理不好的道理呢？” 商鞅的法令是轻罪重罚。重刑之下，人们就不敢触犯了；而小小过失则是容易改掉的。使人们改掉容易犯的小错，不去触犯重刑，这合乎治理国家的原则。既然小错不犯，大罪也就没有了。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再犯罪了，祸乱就不会产生了。

   鲁人焚烧一处满积柴草的沼泽。天刮北风，火势向南延伸，恐怕会烧到国都。鲁哀公害怕了，要亲自率领众人督促救火，到火场后旁边没了人，大家都去追逐野兽了，却没人来救火，于是哀公就把孔子召来询问。孔子说：“追逐野兽的人既快乐又不受罚，而救火的人既受苦又不得赏，这便是没人救火的原因。”哀公说：“说得对。”孔子说：“事情紧急，来不及行赏了；假使救火的人都给予赏赐，那么国库财产也还不够给大家发赏哩。请只用刑罚。哀公说：“好吧。”于是孔子就下令说；“不救火的，与投降败逃同罪；追野兽的，与擅入禁地同罪。”命令下达后还未传遍，火已经扑灭了。 成欢对齐王说：“大王您太仁慈，对人大不狠心。”齐王说：“太仁慈，太不狠心，不是好名声吗？”成欢回答说：“这是臣子的优点，但不是君主应该实行的。臣子一定要仁慈，然后可以和他谋事；对人不狠心，然后才可以和他接近。臣子不仁慈，就不能和他谋事；狠心了，就无法和他接近。”齐王说：“那么我什么地方太仁慈，什么地方对人不狠心？”成欢回答说：“大王对薛公太仁慈，对田氏宗族太不狠心。对薛公太仁慈，大臣们就没有权势；对田氏宗族太不狠心，大王的叔伯兄弟就会犯法。大臣们没有权势，在外军队就会削弱；叔伯兄弟犯法，国内政事就会混乱。在外军队削弱，国内政事混乱，这是亡国的根源所在。” 魏惠王对卜皮说：“你听到我的声望究竟怎样？”卜皮回答说：“我听说大王慈惠。”惠王欣喜地说：“既然这样，功效将怎么样呢？”卜皮回答说：“大王的功效是走向灭亡。”惠王说：“慈惠是做好事。这样做了却要灭亡，为什么？”卜皮回答说：“仁慈的人不狠心，行惠的人喜欢施舍。不狠心就不会惩罚有过错的人，喜欢施舍就会不等臣下立功而加赏。有过错不惩治，没功劳受赏赐，即使灭亡，不也是应当的吗？”

    齐国喜欢厚葬，布帛都做了死人衣被，木材都做了棺材。桓公很为此担忧，就告诉管仲说：“布帛用完了，就没有东西可做遮体的衣服；木材用完了，就没有东西可筑防御工事。可人们还是不停止厚葬，怎样加以禁止？”管仲回答说：“大凡人的作为，不是图名，就是图利。”于是下令说：“棺材超过标准的就刑戮尸体，处罚主丧的人。”尸体遭到刑戮，无名可言；主丧的人被处罚了，无利可言：人们干吗还要厚葬呢？” 卫嗣君在位时，有个囚犯逃往魏国后，就替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嗣君听说了，就派人求襄王允许用五十金赎回囚犯，使者往返五趟，魏王就是不给人，卫君就用左氏城来交换囚犯。群臣近侍劝卫君说：“用一个大城邑去买一个囚犯，可行吗？”卫君说；“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治不在小，乱不在大；如果法令不设立，诛罚不兑现，即使有十个左氏城也没有裨益；如果法令设立，诛罚兑现，即使失去十个左氏城也没有损害。”魏王听说后说：“卫君想治理好国家，我却不答应他的要求，不吉利。”于是用车子装了囚犯送到卫国，无代价地交付给卫君。

说 三

    齐王向文子询问道：“怎样治理国家？”文子回答说：“赏罚作为治国原则，是一种锐利的兵器，君主要牢固地掌握它，不可把它拿给别人看。至于臣子们，也就像兽鹿一样，只要有肥美的草地，就会跑过去的。”

       越王向大夫文种询问道：“我想攻打吴国，行吗？”文种回答说：“行。我们的赏赐优厚而守信，惩罚严厉而坚决。您想了解清楚，为什么不用焚烧宫室来做个试验？”于是就纵火烧了宫室，没有人去救它。越王就下令说：“为救火而死的，和战场牺牲同赏；救了火而没死的，和战胜敌人同赏；不救火的人，和投降败北同罪。”人们泥土徐身、蒙上湿衣而奔赴火场的，左面三干人，右面三千人。由此知道伐吴已成必胜之势。 吴起担任魏武侯时的西河郡守。泰国有个小哨亭靠近魏境，吴起想攻下它。不除掉小哨亭吧，会对魏国的种田人构成很大危害；要除掉小哨亭吧，又不值得为此征集军队。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靠置了一根辕木，然后下令道：“谁能把它搬到南门外，就赏给谁上等田地、上等住宅。”没有人去搬它。等到有了搬动它的人，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赤豆，并下令说：“谁能把它搬到西门，赏赐如前。”人们抢着搬它。于是吴起下令道：“明天将攻打哨亭，有能先上去的，任命他做国大夫，赏他上等田地住宅。”人们争先恐后。于是攻打哨亭，一个早上就拿下了。李埋担任魏文侯时的上地郡守，他想要人们都善于射箭，就下令道：“人们遇着难断是非的诉讼时，就让他们用弓箭射靶，射中的胜诉，射不中的败诉。”命令下达后，人们都急忙去练习射击，日夜不停。等到和秦军打起仗来，大胜敌人，这是因为上地人善于打仗射击的缘故。 宋国都城东门有个平民服丧时，因为过度悲哀，显得非常瘦弱，宋君认为他对父母慈爱，就提升他为官长。第二年；人们因服丧时过度悲哀而死的一岁之中就有十几个人。儿子为父母服丧，是因为爱父母，这种情形尚且可以用奖赏来加以劝勉，何况君主对于民众呢？越王计划着去攻打吴国，想要民众轻视死亡，外出时看见一只发怒的青蛙，就向它凭拭致敬。随从说：“干什么对怒蛙致敬？”越王说；”为的这只青蛙气势汹汹的缘故。”第二年，请求把头颅献给越王的人，一岁中就有十多位。由此看来，赞誉足以鼓动人们舍生忘死啊！

     另一种说法：越王勾践看见一只怒蛙，就向它凭拭致敬。车夫说：“干吗要凭拭致敬？”越王说：“青蛙这般气势汹汹，怎么可以不向它凭轼致敬呢？”武士们听到后说：“青蛙气势汹汹，为王尚且向它致敬，何况勇敢的武士呢！”这一年，有人自刎后将头献给越王。所以越王准备向吴国复仇，就试行这样的教育：放火焚烧高台后，击鼓令人前进；使人冲到火里的原因，是进火有赏。靠近江边后，击鼓令人前进；使人冲向水中的原因，是进水有赏。临作战时，使人断头剖腹而义无返顾的原因，是作战有赏。又何况根据法制进用贤人，它的鼓舞作用就比这些更进一层了。韩昭侯让人把破旧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说：“君王太不仁爱了，破旧裤子不赏给近侍们，却要收藏起来。”昭侯说：“这不是你理解得了的。我听说明君连自己的一颦一笑都要加以珍惜，颦有擎的目的，笑有笑的目的。现在是裤子了，岂只是—颦一笑啊：裤子和一颦一笑相差太远了。我一定要等待有功的人，所以要收藏好，现在还没有给予的对象哩。” 黄鳝像蛇，蚕像毛虫。人们看见蛇就惊恐害怕，看见毛虫就汗毛竖起。但是养蚕的妇女拾蚕，捕鱼的人捉黄鳝，因为利益在这上面，也就忘记了害怕，都成了孟贲那样的勇士。

说 四

    魏王对韩王说：“当初韩、魏属同一个国家，后来才分开的，现在我希望重新把韩国并入魏国。”韩王很为这件事担忧，召集群臣，和他们商量如何答复魏国。公子对韩王说：“这很容易回答。您对魏王说：‘假如认为韩与魏原属一国而可以合并，那么敝国也希望把魏国并入韩国’”。魏王因此不再提出合并要求了。

    齐宣王让人吹竿，一定要有三百个人来同时演奏。南郭处士请求替宣王吹竿，宣王很高兴，伙食待遇和那几百号吃官粮的同等标准。宣王死，湣王立。湣王喜欢一个一个地听他们吹竿，南郭处士便逃跑了。

   另一种说法：韩昭侯说：“吹竿的人多，我无法知道其中吹得好的人。”田严回答说：“不妨逐个地听他们演奏。” 赵派人通过申不害向韩借兵，准备用来进攻魏国。申不害想对韩国国君说这件事，又怕韩王怀疑自己与外国勾结，不说吧，又怕被赵国厌恶，于是他就让赵绍、韩告试探韩王的态度，然后才去讲了这件事。这样，申不害对内则明白了韩王的意图，对外则有拉拢了赵国的收效。

   韩、魏、齐三国军队集结到了韩国，秦王对楼缓说：“三国军队就要深入我国了！我想割让河东之地和他们讲和，怎么样？”楼缓回答说：“割让河东，是大代价；免除国家祸患，是大功劳。这是宗族老臣的责任，大王为什么不召见公子汜来征询意见呢？”秦王召见公子汜并告知了有关情况，公子记对答说：“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大王眼下如果割让河东而讲’和，三国撤兵，大王一定会说：‘三国本来就会回去了，我白白地把三座城送给了他们。’如果不讲和吧，三国军队进入韩国，那么秦国一定要大动干戈了，大王您一定会非常后悔。您会说：‘这是没有献出三座城的过错。’我所以说：大王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王说：“既然都会后悔，我宁可丧失三城而后悔，不能等到国家危亡了才去后悔，我决定讲和了。” 应侯对秦王说：“大王占领了宛、叶、兰田、阳夏几个地方，拦腰切断了河内，围困了魏、韩，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称王天下，是因为赵还没有顺服。俊使放弃上党，那不过是丢掉一个郡罢了；用兵逼近东阳的话，邯郸就成了口中的虱子。大王拱手而使天下来朝，迟到的就用兵拿下它！但是上党是个安乐之乡，它的地位很要紧，我怕劝您放弃了您不会听从，怎么办呢？”秦王说：“我一定放弃上党，改变进攻目标了。”

说 五

    庞敬是个县令，他派遣一种管理市场的人员——市者出发，又召回另一位管理市场的官员——公大夫来见。公大夫站了一会儿，庞敬并没有什么可告诫的，最后还是让他走了。市者以为县令对公大夫有所指示，而对自己不予信任，因此再不敢作奸犯科。

   戴欢是宋国的太宰，夜晚支使人说：“我听说这几天夜里有人坐着卧车到了李史门口。请你替我监视一下。”派出去的人回报说：“没有看到卧车，只看到有人捧着竹器和李史说话，过了一会儿，李史收下了竹器。”

      东周君丢了玉替，让官吏们去找，三天没能找到。东周君又派人寻找，结果在居民的房子中间找到了。东周君说：“我的官吏都不做事。找根玉替，三天没有找到；我派人寻找，不到一天就拿回来了。”于是官吏都震恐不已，认为君主神明。商太宰派遣年轻的侍仆到市场上去，等他回来后问道：“在市场上见到了什么？”侍仆回答说：“没见到什么”太宰说：“虽说如此，究竟见到了什么呢？”侍仆回答说：“市场南门外牛车很多，仅能勉强地通行。”太宰就告诫他说：“不准告诉别人我问你的话”。于是太宰召来市场官吏并责骂说：“市场门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牛屎？”市场官吏很奇怪太宰知道得这么快，于是开始惶恐小心地对待职守了。

说 六

    韩昭侯用手包住指甲，然后假装掉了一个指甲，寻找得非常着急，于是近侍就割掉自己的指甲呈献给他。昭侯通过此事来考察近侍忠诚与否。

   韩昭侯派人骑马到县里巡视。使者回报，昭侯问道：“见到过什么？”使者回答说：“没见到什么。”昭侯说：“虽说如此，到底见到什么呢？”使者说：“南门外有小黄牛在大路左边吃禾苗。”昭侯对使者说：“不准泄露我问你的话。”就下命令说：“正值禾苗生长时，本来就有命令禁止牛马进入农田里边，但官吏们却不把这当回事，有很多牛马进到农田里边了。立即把这个数日报上来；有漏掉的，将加重他的罪过。”于是东、西、北三面报了上来。昭侯说：“还没有报全。”经官吏再去细查，才发现南门外的小黄牛。官吏认为昭侯明察，都惶恐小心地对待职守，再不敢为非作歹了。 东周君下令寻找弯曲的手杖，官吏找了几天没能找到。东周君私下派人再找，不到一天就找到了。东周君就对官吏说：“我就知道你们不干事情。弯曲的手杖很容易找，但你们却没能找到；我派人寻找，不到一天就找到了。你们怎么能算忠诚啊！”官吏们于是都惶恐小心地对待职守，认为东周君神明。

   卜皮做县令，他的监察官行为肮脏而有宠妾，卜皮就派遣年轻的侍仆假装喜欢她，靠这种办法来探知监察官的隐情。西门豹做邺县令，假装丢失了车辖，命令官吏寻找，结果没能找到。西门豹再派专人寻找，结果在居民的房子中间找到了。

说 七

    阳山君做卫相，听说卫君怀疑自己，就假装诽谤卫君近侍樛竖来探测端的。

     淖齿听说齐王厌恶自己，就派人假装秦国使臣来探测真情。

     有个想作乱的齐人，怕齐王知道，就假装驱逐自己喜爱的人，让他跑到齐王那里，以图探明究竟。

     子之做燕相，坐在那里撒谎说：“跑出去的是什么？是白马吗？”侍从都说没看见。有一个人跑出去追赶，回报说：“有白马。”子之通过这种方法了解侍从中那些不诚实的人。

     有对互相诉讼的人，子产把他们隔离开来，以便使他们无法互相通话，然后将他们的话反过来通知对方，结果了解到了实情。卫嗣公派人装扮成客商通过关口上的集市。管理关市的官吏刁难他，他就用金贿赂了关吏，这样，关吏才放他过关。嗣公对关吏说：“某时有个客商经过你的地方，给了你金，你才放他走的。”关吏因而非常害怕，认为嗣公明察。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白话译文

所谓六微，指的是臣下和外敌危害君权的六种隐微手段，韩非在本文中以大量生动的历史、传说故事告诫君主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在国内杜绝六微，在国外运用六微，达到巩固君权的目的。

有六种隐蔽微妙的情况：一是君主把权势借给臣下；二是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借用外力谋私；三是臣下假托类似的事蒙骗君主；四是君臣利害关系彼此相反；五是等级名分上下混乱而导致内部争权夺利；六上敌国设谋按他们的意图任免大臣。这六种现象是君主必须明察的。

权借一

    权力和威势不可以让给别人去用。君主失去一分权势，臣下就会把它当作百分去争。所以臣下得到君主的权势，力量就会强大起来；臣下力量强大起来了，朝廷内外就会被利用；朝廷内外一旦被利用，君主就会受到蒙蔽。有关的解说在：“说一”中老聃说的“鱼不可脱于渊”部分。因此君主同臣下谈话的时间长，臣下就以此作为抬高身价的资本；近侍会卖弄主子赐给的一些小物品。其中的祸患表现在：胥僮劝谏晋厉公，州侯手下的人异口同声为他解脱，燕人受骗用屎浴身。

利异二

    群臣的利益不同，所以臣下没有一个是忠诚的。所以臣下的利益确立了，君主的利益就失去了。因此那些奸臣贼子，招致敌国军队来除掉国内私敌，用涉外事情来迷惑君主，假如能取得他的私利，就会不顾国家的忧患。有关的解说，在“说二”中卫国某对夫妻祈祷求神赐福一段。所以戴歇要议论诸公子，鲁国的三桓要合力攻打鲁昭公；韩相公叔要引进齐国的军队，魏臣翟黄要招韩军攻魏；太宰{喜否}要劝说大夫种，大成牛要开导申不害；中山国司马喜要私送情报给赵王，魏臣吕仓要劝秦、楚攻魏；魏将宋石要写信给楚将卫君，魏相白圭要开导韩相暴谴。

 
似类三

    那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是使君主处罚不当，而大臣能够谋取私利的原因。因此守门人泼水而夷射被诛杀；济阳君伪造王命而二人获罪；司马喜杀掉爱赛而季辛被诛杀；郑袖说新来的美人厌恶楚王的气味，美人被割去了鼻子；费无忌引诱郄宛上当，令尹把郄宛杀了；陈需暗杀张寿，迫使犀首出逃。所以近侍烧掉马草仓库，中山国君就加罪于公子；济阳君门客杀掉老儒，济阳君会奖赏他。

有反四

    事情发生了，如果有利可得，应当牢牢掌握它；如果有害，一定要从反面加以考察。因此明君考虑问题时，国家受害，就要察看谁能从中得到好处；臣下受害，就要考察与他利害相反的人。有关的解说在“说四”中楚军攻魏而陈需升任魏相，黍种价高而粮仓官吏受到检查。因此昭奚恤逮捕贩茅草的人；韩昭侯怒责厨师的副手；晋文公追查把头发缠在烤肉上的人；穰侯请齐王称帝。

参疑五

    等级名分相互混杂的局面，是产生祸乱的根源，所以明君应该慎重地对待它，因此有骊姬唆使晋献公杀掉太子申生的事，有郑君夫人用毒药毒死郑君的事，有卫州吁杀掉他哥哥卫桓公的事，有周公子根占得东周的事，有王子职过分受宠而太子商臣果然兴兵作乱的事。严遂、韩庞争权，结果韩哀侯被杀；田常和阚止争斗、戴欢和皇喜争斗，结果宋君、齐简公被杀。有关的解说在“说五”中狐突谈论君主宠爱姬妄和近臣，以及郑昭回答君主说太子还未出生。

废置六

    敌国力求的做到的，是使对立国家的君主观察错乱而造成失误；君主如果不能明察，就会按敌国的意图来任免自己的大臣。所以周文王资助商臣费仲，秦王担忧楚国使者能干，齐臣黎且设法让鲁君赶走孔子，楚臣干象阻止楚王扶持甘茂。因此伍子胥散布舆论而楚国子常得以任用，因为收纳晋君献来的美女而虞虢两国终于灭亡，叔向故意丢失书信而使苌弘被杀，郑桓公制造订立盟约的假象而使邻国残杀自己的豪杰。

庙攻七

    “参疑内争”、“敌国废置”的事情，明君要严格地禁止它在国内出现，而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策略运用于国外。资助那些权势轻的，支持那些地位弱的，这就叫做庙攻。君主既能在内检查、验证，又能对国外观察、探听，那么敌人的一切诈伪都可以识破。有关的解说在秦国侏儒告诉秦惠文王自己偷听到的楚国计谋。所以襄疵告诉魏王赵想偷袭邺，卫嗣公赐给县令席子。

    以上是经文部分。

说 一

    权势好比是君主的深渊，臣子好比是君主权势这一深渊里的鱼，鱼离开深渊，就不能再得到它了；君主把权势失落给臣子，就不能再收回来。古人难于直陈事理，所以把事理假托成鱼来作比喻。

   赏罚是锐利的武器，君主掌握它来制服臣子，臣子盗用它来蒙蔽君主。所以君主事先显露出行赏苗头，臣子就会予以兜售来作为自己的恩德；君主事先显露出行罚苗头，臣子就会予以兜售来作为自己的权威。所以《老子》说：“国家的锐利武器，是不能显露出来给别人看到的。”

      靖郭君田婴任齐相，和老相识谈话的时间长，老相识就变得富有；赏赐近侍小物品，近侍地位就会抬高。谈话时间长、赏赐小物品，都是微小的资助，尚且可以借此致富，何况把权势让给官吏呢？晋厉公时，六卿地位很高。胥僮和长鱼矫劝谏说：“大臣地位高，权势重，敌国君主争相给他们捧场，他们与外国勾结，树立私党，对下扰乱国法，对上挟持君主，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而国家不危乱的，自来就不曾有过。”晋厉公说：“讲得好，”于是就杀了三卿。胥僮、长鱼矫又劝谏说：“对于罪状相同的人，杀了一部分， 却不予涤除净尽，是让留下的人怀恨在心，是让他们有机可乘啊。”晋厉公说：“我一下子就杀了三位大卿，我再也不忍心全部杀光了。”长鱼矫接话说：“您不忍心动手，他们倒要狠下心来害您的。”晋厉公没有听从劝告。过了三个月，诸卿作乱，结果杀了厉公，并瓜分了晋地。

   州侯担任楚相，地位显贵并专权独断。楚王怀疑他有二心，就问左右近侍，左右近侍回答说没那么回事，众人同声，如出一口。

   有个燕人并未中邪迷惑，别人却要借故用狗屎给他洗身。有个燕人，妻子和某士通奸，他
早上从外面回来，正碰上某士出门。丈夫说：“这是什么客人？”他妻子说：“没有客人。”问身边的人，大家都说没有客人，如出一口。他妻子说：“您神志迷乱了。”于是就用狗屎给他洗身。

   又一种说法：燕人李季喜欢出远门，他妻、子私下和某士通奸，李季突然回来了，某士还在屋内，做妻子的非常担忧。她的女仆说：“让这位公子光着身子，解开发结，径直走出门外，我们这些人都假装没看见”。于是这位公子听从她的计谋，快步跑出门外。李季说：“这是什么人？”家里的人都说：“没有人啊。”李季说：“我看见鬼了吗？”他妻子说：“是的。”“怎么办呢？”妻子说：“拿各种牲畜的屎来洗身。”李季说：“好吧”。于是就用屎来洗身。一说是用兰草煮的水来洗身。

说 二

   卫人有一对夫妻在祈祷，妻子祝愿说：“让我没有灾难，得到一百捆布币。”她丈夫说：“为什么这么少”？妻子回答说：“超过这个数目，”您将会用它去买小老婆。”

     楚王想让几个儿子到四周邻国去做官，戴歇说：“不行。”“让儿子到四周邻国去做官，四周邻国一定器重他们。”戴歇说：“公子出国做官受到器重，受到器重必然成为这些国家的党羽，也就是用与外国勾结的方式来教育儿子了。这样做不利。”

    鲁国的三桓——孟孙、叔孙、季孙通力合作挟制了鲁昭公，结果占有了他的国家，垄断了他的权势。鲁国的三桓威逼昭公朝廷，昭公进攻季孙，孟孙、叔孙互相商量说：“去救援吗？”叔孙的车夫说：“我是个家臣，哪里知道公室大事？大致看来，有季孙和无季孙哪一样对我们更有利？”大家都说：“没市季孙就没有步孙了。”“既然这样，那么就去救他。”于是他们就从西北角冲了进去。孟孙见叔孙的旗帜已经进入战场，也去救援。三桓合兵一处，鲁昭公失败了。三桓驱逐了鲁昭公，结果鲁昭公死在晋国的乾侯。公孙伯婴担任韩相，又要拼命和齐国交好。公仲朋很受韩王器重。公叔伯婴担心韩王让公仲朋担任韩相，就让齐、韩结约去攻打魏国。公孙伯婴乘机把齐军引入韩国国都，用来威胁他的君主，巩固他的相位，并重申两国的协约。翟璜是魏王的大臣，却又和韩国交好。他竞要召来韩国军队，让他们攻打魏国，接着请求替魏王去讲和，以便提高自己的地位。

   越王攻打吴王，吴王谢罪并宣布臣服，越王准备答应。范蠡和大夫文种说：“不行。过去上天把越国给了吴国，吴国不接受，现在上天不帮助吴王夫差，这也是天灾啊。上天把吴国给了越国，应当拜两拜接受下来，不能答应吴王的要求。”越国的太宰{喜否}送给大夫文种的信上说：“狡猾的兔子捕完了，好猎狗就会被煮来吃；敌国灭亡了，谋臣就会遭到杀害。大夫您为什么不放过吴国，让它成为越国的忧患呢？”大夫文种接信读罢，长叹一声说；“杀掉谋臣，越和吴将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大成牛从赵国对在韩国的申不富说：“您用韩国的力量使我得到赵国的重用，我再用赵国的力量使您得到韩国的重用，这样一来，就像您有两个韩国，我有两个赵国一样了”。

   司马喜是中山国君的臣子，但和赵国交好，曾经把中山国的谋略密告给赵王。

   吕仓是魏王的臣子，但和秦、楚两国交好。他暗示秦、楚，让两国攻魏，以便借机请求前去讲和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宋石是魏国的将领，卫君是楚国的将领。两国交战，宋石，卫君分别担任两国将领。宋石送信给卫君说：“双方兵力相当，双方军旗相望，希望不要交战，交战后一定不能两存。这是两国君主的事，我和您没有私仇，最好的办法是相互避开。” 白圭担任魏相，暴谴担任韩相。白圭对暴谴说：“您用韩国的力量帮助我在魏国任职，我用魏国的力量扶助您在韩国任职，我长期在魏国掌权、您长期在韩国掌权。”

说 三

    齐国有个叫夷射的中大夫，在齐王那里侍酒，喝得酪酊大醉后出来，倚靠在廊门上。守门人别跪请求说：“您无意于赏给我一点吃剩下的酒吗？”夷射斥骂道：“滚！受过刑的人怎么竟敢向尊长要酒喝！”别跪慌忙退下。等到夷射离开后，别跪就把水泼在廊门的檐沟下，像尿湿的样子。第二天，齐王出来看见了，怒责道：“谁在这儿撒尿？”别跪回答说：“我没看见。虽说如此，昨天中大夫夷射在这儿站过。”齐王因而对夷射进行惩罚并杀了他。

    魏王臣子中有两个人与济阳君不和，济阳君就作假让人伪造王命而谋划进攻自己。魏王派人间济阳君说：“你与谁有仇？”济阳君回答说：“我不敢和谁有仇。虽说如此，也曾和两个人关系不好，但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魏王问左右近侍，都说：“确实如此。”魏王就杀了这两个人。季辛和爱骞相互怨恨。司马喜和季辛的关系刚刚恶化，就暗地派人杀了爱骞。中山国君以为是季辛干的，于是就杀了季辛。

    楚王宠妄中有个叫郑袖的。楚王刚弄来了一个美女，郑袖就开导她说：“楚王非常喜欢别人捂住嘴巴，你要是靠近大王，一定要捂住嘴巴。”美女入见，走近楚王就捂住嘴巴。楚王询问其中的原因，郑油说：“她本来就说过讨厌大王的气味。”等到楚王和郑袖、美女三人坐在一起的时侯，郑袖就事先告诫侍从说：“大王如果发话，一定要立即听从大王的话！”美女上前来到靠楚王很近的地方，多次捂住嘴巴。楚王勃然大怒说：“割掉她的鼻子！”侍从于是拔出刀来割掉了美人的鼻子。 另一种说法：魏王送给楚王一个美女，楚王非常喜欢。楚王夫人郑袖知道楚王喜欢、宠爱这位美女，她就也喜欢、宠爱这位美女，胜过了楚王。衣服珍宝，挑选美女想要的给她。楚王说：“夫人知道我宠爱新来的美人，她喜欢、宠爱这位美人超过了我，这也就是孝子奉养父母、忠臣奉侍君主的方法。”郑袖知道楚王已不认为自己嫉妒，就对新来的美人说：“大王非常喜欢、宠爱你，但讨厌你的鼻子。你见到大王，时常捂住鼻子，大王就会长久宠爱你了。”于是美人听从了郑袖的话，每次见到楚王，常常捂住鼻子。楚王对郑袖说：“新人见我时常捂住鼻子，为什么？”郑袖回答说：“我不知道。”楚王硬是追问她，她回答说：“不久前新人曾说讨厌闻到大王的气味。”楚王发怒说：“割了她的鼻子：”郑袖预先告诫侍从说：“大王如果发了话，一定要听从命令。”侍从于是就拔出刀来割掉了美人的鼻子。 费无极是楚国令尹亲近的人。郄宛新近侍奉令尹，令尹非常喜欢他。费无极就对令尹说：“您很喜欢郄宛，为什么不到他家喝一次酒？”令尹说：“好吧。”令尹就让费无极到郄宛家置办酒席。费无极开导郄宛说：“令尹非常高傲而喜欢兵器，您一定要小心遵奉他，先快些把兵器陈列在厅堂下面和院子门口。”郄宛就照办了。令尹前往，大吃一惊，说：“这是什么？”费无极说：“您危险了，快离开这里!事情还不知会怎样呢。”令尹非常愤怒，发兵讨伐部宛，接着就杀了他。

    犀首和张寿结下怨仇，陈需刚到魏国，与犀首不和，就派人暗杀了张寿。魏王以为是犀首干的，就处罚了他。

    中山国有个地位低下的公子，他的马很瘦，他的车很破。有个和他私下不和的国君近侍，就替他向国君请求说。”公子很贫困，他的马很瘦，大王为什么不增加他的马料？”国君不答应。近侍就暗中派人在晚上烧了草库马棚。国君认为是这个地位低下的公子干的，就处罚了他。

    魏国有个老儒与济阳君不和。济阳君的门客中有个和老儒有私仇的，乘机攻击老儒并杀了他，以图讨好济阳君，说：“我因他与您不和，所以替您杀了他。”于是济阳君不加明察就奖赏了他。

    另一种说法：济阳君家的年轻侍从中，有一个未被济阳君赏识而想得到宠爱的。齐派老儒到马梨山挖草药，这个侍从想借这件事立功，进见济阳君说：“齐派老儒到马梨山挖草药，名义上是挖草药，实际上是刺探您的封地。您若不杀他，他就要拿济阳君受到魏国惩处的事去齐国报功了。请让我去刺杀他。”济阳君说：“行。”于是第二天侍仆在城北找到老儒并刺杀他，济阳君随即就加倍亲近这个侍仆了。

说 四

    陈需是魏王的臣子，又和楚王友好，就叫楚国攻打魏国。楚国攻打魏国，陈需乘机请求替魏玉去解围，于是利用楚国攻魏的形势做了魏相。

    韩昭侯时期，黍种价格曾很高。昭侯派人检查粮仓，官吏果然盗窃了黍种并且卖掉了很多。

    昭奚恤在楚国执政时，有人纵火烧了用茅草盖的粮仓，但不知道纵火的是谁。昭奚恤命令官吏逮捕贩卖茅草的人并加以审问，果然是他放的火。

    韩昭侯时期，厨师上饭，肉汁中却有生肝。昭侯召来厨师的助手，责骂他说：“你为什么把生肝放到我的肉汁中？”厨师助手叩头承认死罪，说：“我私下想除掉主管大王膳食的人。” 另一种说法：韩昭侯洗澡，热水中有小石子。昭侯说：“主管洗澡的如果免职，那么有应当继任的人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有。”昭侯说：“叫他来。”叫来后昭侯怒责他说：“为什么在热水里放小石子？”他回答说：”王管洗澡的如果免职，我就能够代替他，因此在热水中放了小石子。”

     晋文公时期，厨师端上烤肉而有头发缠在肉上。文公召厨师而怒责他说：“你想让我硬死啊，为什么用头发缠肉？”厨师叩头拜过两拜请罪说：“我有三条死罪；拿来磨刀石磨刀，磨得像宝剑干将一样锋利，用来切肉，肉给切断了，但头发却不断，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拿起木棒穿透肉片却没有看见头发，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捧着烧得很旺的炉子，炭火都烧得通红，肉都熟了，头发却没有烧掉，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次等侍从中该没有暗中嫉恨我的人吧？”文公说：“说得对。”就召来次等侍从，果真这样，于是加以处罚。另一种说法：晋平公请客喝酒，年轻的侍从端来烤肉，却有头发缠在肉上，平公催促去杀掉厨师，不得赦免。厨师大声叫着者天说：啊呀！我有三条罪状，死了也不知是犯的哪一条啊！平公说：“这话怎么说？”厨师回答说：“我的刀很锋利，锋利得能斩断骨头，头发却斩不断，这是我的第一条死罪；用桑树烧成的木炭烤肉，肉烤熟了，该红的红了，该白的白了，头发却没烧焦，这是我的第二条死罪；烤肉熟了，又眯着眼睛细看，头发缠在烤肉上，眼睛却看不见，这是我的第三条死罪。想来次等侍从中该有暗恨我的吧？杀我不也太早点了吗？” 穰侯魏冉任秦相时，齐国强大。穰侯想立秦王为帝，齐国不予承认，他就请求立齐王为东帝，但事情没有成功。

说 五

    晋献公时期，骊姬地位高，可以和君主的正妻匹敌。她想用自己的儿子莫齐来取代太子申生，就在献公面前陷害申生并杀了他，于是献公立奚齐为太子。
郑君已经确立太子了，而有个受宠的美女想让自己的儿子当继承人，郑君夫人害怕，就用毒药暗杀了郑君。

    卫州吁在卫国地位很高，可以和卫君匹敌，群臣百姓都害怕他大权在握，州吁果真杀了他的君主并夺取了政权。

    公子朝是周君太子，他的弟弟公子根很受周君的宠爱。周君死后，公子根就率领东周叛乱，周分裂为两个小国。

    楚成王把商臣立为太子，随后又想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发动叛乱，于是起兵杀了成王。 另一种说法：楚成王把商臣立为太子，过后又想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听说了这件事，但没有弄清，于是就对他师傅潘祟说：“怎样查清这件事呢？”潘崇说：“设宴招待成王妹妹江芋，但不要尊敬她。”太子接受了潘祟的建议。江芋说：“呸，下贱的东西2难怪君主想废掉你而立职呢。”商臣说：“事情得到了证实。”潘崇说：“你能侍奉职吗？”商臣说：“不能。”“能做职的诸侯吗？”商臣说：“不能。”“能发动大事吗？”商臣说：“能。”于是商臣就发动守卫宫殿的军队去攻打成王。成王请求吃过烤熟的熊掌再死去，商臣不答应，于是成王只好自杀。

    韩廆担任韩哀侯的国相，而严遂受着韩君的器重，韩廆和严遂相互仇恨，情形已很严重，于是严遂就派人在朝廷上刺杀韩廆，韩庞跑到哀侯身边抱住哀侯，刺客就刺杀韩廆，连哀侯也一起刺死了。

    田常担任齐相，而阚止受着齐简公的器重，田常、阚止这两个人互相憎恨并相杀掉对方。田常因此施行私人恩惠收买了人心，用来夺取国家政权，结果杀掉了简公，夺取了政权。

    戴欢担任宋国的太宰，而皇喜受着宋桓侯的器重，戴欢、皇喜争权夺利而互相伤害，结果皇喜杀了宋君，夺取了政权。

    狐突说：“君王宠爱姬妄，太子就会危险；宠信近臣，相室就会危险。”

       郑国国君问郑昭说：“太子到底怎么样？”郑昭回答说：“太子还没出生呢。”郑君说：“太子已经确立了，您却说没有出生，为什么？”郑昭回答说：“太子虽然确立了，但是君王的好色之心不减；宠爱的姬妄如果有了儿子，君主必定喜爱他；喜爱他，就一定想把他立为继承人，所以我说太子还没有出生。”

说 六

    周文王帮助费仲在商封身边活动，让他劝谏纣王，扰乱纣王的心思。

    楚王派人到秦国去，秦王很尊敬这位使者。秦王说：“敌国有贤人，就是我国的忧患。现在楚王的使者很能干，我很担心。”群臣劝谏说：“凭大王的圣明和国家资财的丰富，而羡慕楚王手下的贤人，大王何不与他深深地结交，暗中加以笼络呢？楚国以为他被外国利用，一定会处罚他的。”

      孔子在鲁国执政，路不拾遗，齐景公很忧虑。黎且对齐景公说：“除去孔子，像吹毛一样省事。您何不用厚禄高宫招引孔子，送给鲁哀公女子歌舞乐队来助长哀公的骄傲和虚荣心。哀公新得欢乐，对政事一定懈怠，孔子一定会加以劝谏；他一劝谏，必定会和鲁国轻易地断绝关系。”景公说：“很好。”就让黎且把四十八人的女子歌舞乐队送给哀公，哀公非常高兴，果真懒于理事。孔子劝谏，哀公不听，孔子就离开鲁国到楚国去了。楚王对干象说：“我想用楚国的力量扶持甘茂，让他做秦相，可以吗？”干象回答说：“不可以。”楚王说：“为什么？”干象说：“甘茂年轻时师事史举先生。史举是上蔡的看门人，从大的方面说不侍奉君主，从小的方面说理不好家庭，以刻薄闻名天下。甘茂侍奉史举，顺着他刻薄的作风办事。即使有秦惠王那样的明智，张仪那样的明察，甘茂侍奉他们，还是得到了十种官职，又能够免于罪过，这些都说明甘茂很能干。”楚王说：“替与楚对等的国家设立能干的相，为什么不可以呢？”干象说：“过去大王派邵滑去越国做官，五年就能灭掉越国。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越国危乱而楚国太平。过去大王懂得用不贤的人去灭掉越国，现在忘了把这个经验用到秦国去，不也忘得太快了吗！”楚王说：“那么该怎么办？”干象回答说：“不如让共立做相。”楚王说：“共立可以做相，为什么呢？”干象回答说：“共立年轻时就受秦王喜爱和宠信，年长时又被封为贵卿，穿着秦王的衣服，嘴里含着香草，手里拿着玉环，就这样在朝廷上处理问题，将有利于扰乱秦国了。” 吴国征伐楚国，伍子胥派人向楚国宣称：“子期用为将军；吴将进攻楚国；子常用为将军，吴将离开楚国。”楚人听说后，就用子常为将，罢免了子期，吴人进攻楚国，结果取得了胜利。

    晋献公讨伐虞、虢两国之前，就曾送给他们屈产的良马，垂棘的宝玉，四十八人的女子歌舞乐队，以便助长他们的信任之心，扰乱他们的国家政事。

    晋人叔向陷害周人苌弘时，伪造书信说：苌弘对叔向说；“你代我告诉晋君，和他的约会时机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快点带兵来攻打呢？”随后假装把书信丢在周君朝廷上，接着就急忙离去了，周君认为苌弘出卖周朝，就处罚了茬弘，并加以杀戮。

    郑桓公准备袭击邻国时，先打听邻国的豪杰、良臣和明智果断的人士，全部记下他们的名字，选择邻国好的田地写在他们名下表示已通贿赂，又在他们名下写上官爵名称表示已被收买。然后假装在外城门外设了坛场，把有关记录掩埋在下面，洒上鸡和猪的血来加以祭祀，像结盟似的。郐君认为内部将有大难，因而杀了全部良臣。郑桓公偷袭邻国，结果把它攻取了。

说 七

    秦国的侏儒得到楚王的喜欢，暗中又结交了楚王的左右侍从，在国内被秦惠文王器重。碰上楚国有什么打算时，保儒常常预先知道，把它告诉给秦惠文王。

    魏邺县县令襄疵暗中结交赵王的左有侍从，赵王谋划偷袭邺县，襄疵每每能够马上得到情报，并事先告诉魏王。魏王加以防备，随后赵国每次都撤兵了。

    卫嗣君的时侯，有人受命在县令身边窥探。县令掀起褥子时，露出了很破旧的席子，嗣公马上派人赠送他席子，说：“我听说你今天掀起褥子时，席子很破旧，赏赐给你席子。”县令非常吃惊，认为卫嗣君神明。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白话译文

本文韩非使用大量生动形象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把他的功利主义学说阐述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除了《经六》和《说六》宣扬守信用以外，前面五部分集中发挥以功利为原则治国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反对言谈，反对形式，反对学问，反对智巧，反对亲情，反对礼贤，反对仁义，反对君主为民表率。

一

    明君治理国家的原则，像有若回答密子所说的那样，要有办法。君主听取言论时，一味欣赏说话人的口才，观察行动时，一味赞赏远离实际的作风。所以臣子和民众讲起话来，就高深莫测，做起事来就远离实际。这章的解说反映在“说一”中田鸿回答楚王一段。所以有墨子用木头做茸巧而无用，讴癸用唱歌鼓舞修筑武宫的故事。药酒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只有明君圣主才能理解的。

二

    君主听取意见，不把功效作为目的，进说的人就多半说些在棘刺上刻猴子、白马不是马那样的话；不把箭靶作为射击目标，射箭的人就都成为像羿一样的射箭能手了。君主对待进说，都像燕王派人学习不死之道一样被欺骗；而擅长辩说的人，都像郑人争论年龄长短一样没完没了。因此，言谈也有细致、明察、微妙、难能但却不是迫切需要的，所以像季良、惠施、末研、墨翟这些人的学说，都像精绘竹简一样，华丽而无用；议论也有深远阔大但却不切实用的，所以像魏牟、长卢子、詹何、陈骈、庄周这些人的学说，都是像乱画鬼怪一样，空洞而失真；行动也有违反常规，一般人难以做到，表现十分坚定固执的，但对于国家并不实用，所以像务光、卞随、鲍焦、介子推、田仲这些人的作为，都和坚硬的实心葫芦一样，厚重而无益。再说虞庆虽能把匠人驳得无话可说，匠人照他的话造出屋来最终还得坍塌；范且虽能把匠人说得无言可对，匠人照他的话造出弓来最终还得折断。因此要想得到真实的东西，不能像小孩做游戏那样把泥巴当饭吃，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去吃饭的。

三

    怀着互相依赖的心理，就会责备和埋怨；怀着自己依靠自己的心理，事情就能办成。所以父子之间有时也会埋怨和责怪，而为了争取雇工多干活却给他们丰美的饭莱。有关的解说在“说三“中文公伐宋先宣布宋君的罪状，越王勾践伐吴之前先宣布吴王筑如皇之台的罪状。所以齐桓公隐藏对蔡国的恼怒，而以攻楚为幌子去灭掉蔡国；吴起怀着使士兵伤愈去拚命作战的念头而为他们吮吸伤口。再说颂扬先王的赋颂，铸刻在钟鼎上的铭文，都和赵武灵王在播吾山上刻的大脚印、秦昭襄王在华山上刻的大棋局一样，是虚假的。然而前代帝王所期求的是利益，需要使用的是气力。运用修筑社坛的谚语，是晋文公为自己辩解而鼓动他人卖力的办法。允许学者瞎说，实行渺茫迂阔的先王之道，恐怕不适用于现在吧？虽然这样，却又不能改变它。这就像郑县人得到车扼却误以为被人所欺，掌管射飞禽的卫国人射不到鸟，卜子之妻照旧裤子的样子毁坏新裤子，以及年轻人侍侯年纪大的人喝酒而机械模仿一样愚蠢。先王的言论，有涉及小事，当今社会上却理解为意义重大的；有涉及大事，当今社会上却理解为意义小的；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清楚的。有关的解说是宋国人误解书意做了蠢事，以及梁国人读书变呆。所以先王的话有时像鄂人写信那样，而后人理解起来，却多属燕相看信时胡乱解释一类。不适合国家政事需要，却要谋求先王之道，全都如同郑人买鞋不相信自己的脚，却要回家去拿尺码一样。

四

    利益在什么地方，民众就归向什么地方；宣扬什么好名声，士人就拼死为它奋斗。因此对不符合法制的功劳给予赏赐，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利益；对不符合法制的名声给予赞誉，士人就会追求名誉而不顺从君主。所以中章、胥已做了官，中牟县的人就放弃田地而追随私学人士，人数占到全县的一半；晋平公敬重叔向，坐得腿痛脚麻也不敢违礼，晋国辞去官职和对贵族的依附，以便仿效叔向的人，就占到国家的一半。这三个人，假如言论合法，那也不过是照官府中的法典讲话；行为合宜，那也不过是遵从法令的人；而两个君主对他们的礼遇太过分了。如果他们的言论背离法制而行动没有什么功劳，那就是法度之外的人了，两个君主又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呢？敬重这种人，国家必定要灭亡。况且那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国家没有战争时不耕田出力，国家有难时又不披甲打仗。敬重这种人，就会使那些守法的民众不再努力从事耕战；不敬重这种人，他们就会危害君主的法制。国家安定，他们就尊贵显赫；国家遭到危难，他们就像屈公一样感到畏惧；君主从这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所以明君肯定李疵对中山国君的看法。

五

    《诗》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齐王的师傅用君主自己有不穿紫衣服以影响民众来说明这个道理；可以援引郑简公委任臣子做事而国治、宋襄公亲自参战而兵败的事例印证得失，根据尊重耕战的观点来加以批评。如果不明确君臣名分，不要求臣下真心实意地效力，反要亲自出马管理臣下，那将会像齐景公不用车子而下去奔跑，魏昭王读简学法而昏昏睡去，以及那种秘密巡视、微服出行的事情一样愚蠢。孔子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会说出君主像盂之类的话；邹君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会做出先行羞辱自己的事情。明君的治国原则，就要像叔向分配猎获物和韩昭侯听取意见那样。

六

    在小事上能够讲求信用，在大事上就能够建立起信用，所以明君要在遵守信用上逐步积累声望。赏罚不讲信用，禁令就无法推行。有关的解说在“说六”中晋文公攻打原国和箕郑谈论救济饥荒。因此吴起宁愿饿着肚子也要按照约会等老朋友来吃饭。魏文侯宁愿冒着大风也要守约和虞人说罢猎。所以明君表明信用，要像曾子杀猪那样说到做到。不讲信用的祸患表现在楚厉王酒醉误击报警军鼓以及李悝欺骗左右两军。

    以上是经文部分。

说 一

    宓子贱治理单父，有若会见他说：“您为什么瘦了？”路子贱说：“君王不知道我没有德才，派我治理单父，政务紧急，心里忧愁，所以瘦了。”有若说：“从前舜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太平了。现在单父这么个小地方，治理起来却要发愁，那么治理天下该怎么办呢？所以有了办法来统治国家，就是安闲地坐在朝廷里，脸上有少女般红润的气色，对治理国家也没有什么妨害；没有办法去统治国家，身体即便又累又瘦，也还是没有什么好处。”

   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个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实践起来还是不错的，他讲的话很多，但不动听，为什么？”田坞说：“过去秦国君主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叫晋国为他女儿准备好装饰，衣着华丽的陪嫁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媵妾，却看不起秦君的女儿。这可以叫做善于嫁妄，不能说是善于嫁女。楚国有个在郑国出卖宝珠的人，他用木兰做了一个匣子，匣子用香料熏过，用珠玉作缀，用玫瑰装饰，用翡翠连结。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可以叫做善于卖匣子，不能说是善于卖宝珠。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是一些漂亮动听的话，君主只看文采而不管它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扬先王道术，阐明圣人言论，希望广泛地告知人们。如果修饰文辞的话，他就担心人们会留意于文采而忘了它的内在价值，从而造成因为文辞而损害实用的恶果。这和楚人卖宝珠、秦君嫁女儿是同一类型的事，所以墨子的话很多，但不动听。” 墨子用木头制作了一只飞聋，经过三年才制成，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说：“先生手艺真巧，竟能达到让木鸢高飞的境界。”墨子说：“我比不上制造车的人手艺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费一天功夫，就能牵引三十石的重量，走很远的路，出很大的力，并且可以用很多年。现在我做了木鸢，三年做成，才飞了一天就坏了。”惠子听到后说：“墨子真精明——他知道做车较是精明的，做木聋是笨拙的。” 宋王和齐国作对时，专为习武修建宫殿。讴癸唱起歌来，走路的人停下来观看，建筑的人不感到疲劳。宋王听说后，召见讴癸并加以赏赐。讴癸回答说：“我老师射稽的歌，唱得比我还好。”宋王召来射稽让他唱歌，但走路的人还不停地走，建筑的人也感到疲倦。宋王说：“走路的人还不停地走，建筑的人也感到疲劳，射稽唱得不如你好，这是为什么？”讴癸回答说：“大王可以检查一下我们两人的功效。”讴癸唱歌时建筑的人只筑了四板，射稽唱歌时却筑了八板；再检查墙的坚固程度，讴癸唱歌时筑的墙能打进去五寸，射稽唱歌时筑的墙只能打进去两寸。

    良药苦口，但聪明人却要努力喝下去，这是因为他知道喝下去后能使自己疾病痊愈。忠言逆耳，但明智君主愿意听取，这是因为他知道由此可以获得成功。

说 二

    宋国有个请求替燕王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的人，让燕王一定要在斋戒三个月以后才能观看，燕王就用近二十平方里土地的俸禄来供养他、右御属下的冶铁工匠对燕王说：“我听说君主没有十天不喝酒作乐的斋戒。现在他知道君主不能长时间斋戒去观看那件没有用处的东西，所以定了三个月期限。凡是需要刻削的东西，用来刻削它的东西一定更小。我是个铁匠，没有办法给他制作刻刀。那猕猴是不可能有的东西，大王一定要予以明察才是。”燕王于是把那个宋人拘禁起来加以盘问，那个宋人果然在弄虚作假，燕王随后就杀了他。铁匠对燕王说：“计谋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进说献计人士说的话，多半是这种要在棘刺尖上刻制称霸之类的胡言乱语。” 另一种说法：燕王喜欢小巧玲珑的东西。有个卫人说：“我能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燕王很高兴，用三十平方里土地的俸禄去供养他。燕王说：“我想看看你雕刻在棘刺尖上弥猴。”卫人说：“君王要想看它，必须在半年中不到内宫住宿，不饮酒吃肉。在雨停日出、阴晴交错的时候再观赏，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我在棘刺尖上刻的猕猴。”燕王因而把这个卫人供养了起来，但不能看他刻的猕猴。郑国有个台下地方的铁匠对燕王说：“我是做削刀的人。各种微小曲东西一定要用削刀来雕刻，被雕刻的东西一定会比削刀大。现在的情形是棘刺尖上容纳不下削刀的刀锋，削刀的刀锋难以刻削棘刺的顶端，大王不妨看看他的削刀，能不能在棘刺尖上刻东西也就清楚了。”燕王说：“好。”于是对那个卫人说：“你在棘刺尖上制作猕猴，用什么来刻削？”卫人说：“用削刀。”燕王说：“我想看看你的削刀。”卫人说：“请您允许我到到处去取削刀。”趁机就逃跑了。兒说是宋国人，是个善于辩说的学者。他曾经提出“白马不是马”的命题说服了稷下的辩说家们。他有一烟着白马过关口，终究得交纳白马税。所以，凭借虚浮言辞，他可以压倒一个国家；考察实际情形，他连一个人也欺骗不了。用新磨出的利箭，张满弓弩发射出去，即使闭着眼睛胡乱发射，箭头没有不射中细小东西的。然而他不能再次射中原处，是不能认为该人善于射箭的，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目标。设置一个直径五寸的箭靶，射程只有十步那么远，不是后羿和逢蒙这样的射箭能手，就不一定能全部射中了，因为已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靶射箭是困难的，无靶射箭是容易的。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人们会把后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直径的范围认作精巧；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人们会把乱射射中细小的东西认作笨拙。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话，辩士们就会用繁言絮语进说；设置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话，即便是很有智慧的人也怕言辞有，失，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不是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而是喜欢他们动听的言辞；不是用功效去衡量，而是赞赏他们的行为，不问是否合乎准则。这是君主长期受欺骗，而游说的人长期被供养的原因。有个愿教燕王学习长生不死道术的客人，燕王派人去向他学习。派去学习的人还没来得及学到手，那个客人先死了。燕王非常恼怒，杀了去学的人。燕王不明白客人在欺骗自己，却怪罪去学的人太迟笨。相信没有根据的东西，而杀掉没有罪过的臣子，这就是不能明察的危害。况且人们最看重的无过于自己的生命，那个客人不能使自己不死，又怎能使燕王长生呢？郑国有一对相互争论年龄大小的人。一个说；“我和唐尧同岁。”另一说：“我和黄帝的哥哥同岁。”为此争执不下，只能是把最后停止争辩的人作为胜利者罢了。

    有个为周君画竹简的客人，过了三年才完成。周君前去观看，和漆过的竹简一样，周君非常气愤。画竹简的人说；“筑一道十板高的墙，在墙上凿一个八尺大的窗，然后等到太阳刚出来时把竹简放在窗上对着阳光看看。”周君照他的话做了，看见竹简上画的形状都成了龙、蛇、飞禽、走兽、车马等，万事万物的形状全都具备，周君非常高兴。画这个竹简的功夫并非不微妙和难能，然而它的用途和未画花纹或只用漆漆过的竹简完全一样。有个替齐王画画的客人，齐王问道：“画什么最难？”客人说：“画狗马难。”“画什么容易？”客人说：“画鬼怪容易。”狗马是人们都知道的，天天在人们的面前出现，不可能画得很像，所以难；鬼怪是无形的东西，不会在人们面前出现，所以画起来很容易。

    齐国有个隐士叫田仲，宋人屈谷见到他说：“我听说您很有骨气，不依靠别人吃饭。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坚硬得像块石头，厚实得没有空隙，把它献给您了。”田仲说：“葫芦可贵的地方在于可以用它装东西。现在它厚实得没有空隙，就不能剖开来装东西了；它重得像块坚硬的石头，就不能剖开来斟酒了。我拿这个葫芦是毫无用处的。”屈谷说：“说得对，我准备把它扔了。”现在田仲不依靠别人吃饭，同时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处，正和坚硬的实心葫芦同一类型。赵人虞卿建造房子，对工匠说：“房顶太高了。”工匠回答说：“这是新房子，泥巴是潮湿的，椽木也没有干透。”虞卿说：“不对。潮湿的泥巴重量大，不干的椽木形体曲，用弯曲的椽木承受很重的泥巴，房顶就应当造得低一些。再过很长一段时间，泥巴也干了，椽木也干了。泥巴干了就会变轻，椽木干了就会变直，用变直的椽木承受变轻的泥巴，房顶就会逐渐增高。”工匠无话可说，按照虞卿的话造出房子来，房子坍塌了。 另一种说法：虞庆打算造房子，工匠说：“木材没有干透，泥巴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重量就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现在即使造成了，时间一长，必然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在情形是，木材和泥巴如果确实干起来后，它们会一天比一天变直变轻；即使是经时历久，房子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无话可说，就把房子造了起来。又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坍塌了。 范瞄说：“弓折断的时候，一定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制作的开始阶段。工匠张弓时，把弓放在校正器具上三十天，然后装上弦，却在一天内就把箭发射出去了。这是开始调节时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怎么能不折断呢？我范睢张弓时就不是这样：用校正工具校上一天，随即装上弦，上弦三十天后才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粗率，而最后有所节制。”工匠无言可对，照范睢的话去做，结果弓折断了。

    范睢、虞庆的言论，都能做到文辞动听过人，但却违背了实际情况。君主对这一类话喜爱而不加禁止，这就是事情败坏的根源。不谋求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却羡慕那种华丽动听诡辩，这就是排斥有法术的人士，而去采纳那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胡说。所以君主处理国事时，总也不能通晓工匠造屋和张弓的道理。然而有术之士之所以被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所困窘。是因为他们讲起虚浮的话来，虽属毫无用处，却能取得胜利，干起实际的事来，虽属不可改变，却会受到失败。君主看重毫无用处的诡辩，看轻不可改变的言论，这也就是国家危乱的原因。当代像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还在不断出现，而君主对他们仍然欣赏不止，这就是尊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议论，而把懂得法术的人当作被动的工匠看待。工匠不能施展技巧，所以会有屋塌、弓折的结果；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实行自己的方略，所以国家混乱而君主处于险境。小孩在一起做游戏时，把尘土当饭食，用泥巴当肉汁，用木头当肉块。但他们到了晚上是一定要回家吃饭的，因为泥巴做的饭菜可以玩耍，却不能真吃。称说上古传颂的东西，动听却不真实；称道先王的仁义道德，却不能使国家走上正路，这样的情形也只能用来作游戏，而不能真的用来治国。因追求仁义而使国家衰弱混乱的，韩、赵、魏三国就是例子；不追求仁义而把国家治理得强盛的，秦国就是例子。然而秦国至今没有称帝，只是因为治理还不完善。

说 三

    人在婴儿时，父母对他扶养马虎，儿子长大了就要埋怨父母；儿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怒责儿子。父子是至亲骨肉，但有时怒责，有时埋怨，都是因为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而又认为对方不能周到地照顾自己，雇用工人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财准备美食，挑选布币去交换钱币以便给予报酬，并不是喜欢雇工，而是说：这样做，耕地的人才会耕得深，锄草的人才会锄得净。雇工卖力而快速地耘田耕田，使尽技巧整理畦埂，目的并不是爱主人，而是说：这样做，饭菜才会丰美，钱币才容易得到。主人这样供养雇工，爱惜劳力，有父子之间的恩惠，而雇工专心一意地工作，都是怀着为自己的打算。所以人们办事给人好处，如果从对人有利处着想，那么疏远的人也容易和好；如果从对人有害处着想，那么父子间也会分离并相互埋怨。

    文公讨伐宋国。预先就公开宣布说：“我听说宋君昏乱，轻视侮辱德高望重的人，分配财产不公平，教诲和命令不守信用。我来此目的是为民除害。”

   越国讨伐吴国，事先就公开宣布说：“我听说吴王修筑如皇台观，挖掘深池，使百姓疲劳困苦，耗费财物，竭尽人力。我前来为民除害。”

   蔡侯的女儿是齐桓公的夫人。桓公和夫人一起坐船，夫人摇晃小船，桓公非常害怕，制止她但她也不停下来，桓公忿怒地离弃了她。后来桓公想再召回她，蔡国却进而把她改嫁了。桓公非常气愤，准备讨伐蔡国。管仲劝谏说：“为了夫妻之间的一个玩笑，不值得讨伐人家的国家，既然不能指望因此建立什么功业，就请不要计较这件事了。”桓公不听劝谏。管仲说：“必不得已的话，楚国不向周王朝进贡菁茅已有三年了，您不如起兵替天子讨伐楚国。楚剧顺服了，随后回兵袭击蔡国，就说‘我替天子讨伐楚国，而你们却不率领军队听命助攻。’然后就灭掉它。这样在名义上是正义的，在实际上是有利的，所以一定会有替天子讨伐的名义，同时有报仇的实效。”

   吴起担任魏军将领攻打中山国。士兵中有一个患了毒疮的人，吴起跪着亲自为他吸掉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马上哭起来，有人问道：“将军如此对待你的儿子，还有什么可哭的？”这位母亲回答说：“吴起吸他父亲的伤口，他父亲奋战而死；现在这孩子又会奋战而死了，现在我就是为此哭泣的。”

    赵武灵王命令工匠用钩梯攀登播吾山，在山上刻上脚印，宽三尺，长五尺，并刻上字说：“主父曾在此游玩。”

    秦昭王命令工匠用钩梯登上华山，用松柏的心做成一副棋，银子长八尺，棋子长八寸，并刻上字说；“昭王曾在这里和天神下过棋。”晋文公回国，到黄河边，命令把流亡过程 中用旧的食物用具、睡觉角具都丢掉，叫手脚磨出老茧和脸色黑的人退到后面去。狐偃听说后，就在晚上哭了起来，文公说：“我流亡二十年，现在才得以回国。你听说后不高兴，反而哭，你的意思是不想我回国吧？”狐偃回答说：“笾豆是用来盛食物的，席蓐是用来睡觉的，您却把它们扔了；手脚上有老茧，脸色发黑的，是劳而有功的人，您却让他们迟到后面。现在我也有理由被归在后面，心中有说不出的哀痛，所以哭了。况且我为您返回曾多次采用诈伪欺骗的手段，我自己都感到讨厌自己，何况您呢？”连拜两拜就要告辞。文公阻止他说：“俗话说：‘修筑土地神坛的人，撩起衣服树立社神，穿起礼服、戴上礼帽又去祭审讯祀。’现在你为我取得了国家，而不和我一起去治理；好比为我树立了社神，却不和我一起去祭祀一样。这怎么行呢？”文公解下车子左边的马沉到河里，对着河神起了誓。

    郑县有个叫卜子的人，叫他的妻子做裤子，他妻子问：“现衣这条裤子做成什么样子？”卜子说：“像我的旧裤子。”他妻子因而把新裤子弄破，使它像旧裤子。

    郑县有人得到一个车辆，但不知它的名称，就问别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别人回答说：“这是车辆。”不久他又得到一个车轭，又问别人说：“这是什么？”别人回答说：“这是车轭。”问话的人非常气愤地说：“刚才说是车扼，现在又说是车辆，车轭怎么这样多呢？你在欺骗我！”于是和答话人发生了争斗。

    卫国有个管射飞禽的小官，鸟落下后，就先用头巾向鸟挥动，鸟受惊飞去而无法射中。

    郑县人卜子的妻子来到集市，买厂甲鱼回家，过颖河时，以为甲鱼渴了，就放它到河里去喝水，结果丢了买的甲鱼。

    年纪轻的侍侯年纪大的人喝酒，年纪大的人喝，他自己也喝。

    另—种说法：鲁国有个自以为高明的人，看见年纪大的人没能把杯中酒喝完就呕吐，也仿效着呕吐起来。

    另一种说法：宋国有个年轻的人也想仿效高明的样子，看见年纪大的人喝酒一饮而尽，自己不会喝酒也想一饮而尽。

    古书上说：“反复约束自己。”宋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就用重迭的带子把自己束缚起来。别人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这样说的，当然要这样做。”

    古书上说：“又雕又琢，还原它的本来面目。”魏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一言一行都学习这句话，做任何事都讲求修饰，说道：“真是困难啊。”结果反而失掉了他原来的样子。别人说；“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这样说的，当然要这样做。”

    郢地有个给燕相写信的人，晚上正在写着，烛火不亮，就对拿烛的人说：“举烛。”嘴里说着“举烛”，信中也误写上了“举烛”。举烛，并不是信的本意。燕相收到信后却解释说：“举烛，也就是祟尚光明；所谓崇尚光明，也就是要选拔贤人加以任用。”燕相告诉燕王，燕王非常高兴。国家因此治理好了。治理是治理好了，但这并不是信的本意。当代被提拔的学者大多都像这类人。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的人，先自己量好脚的尺码，然后把它放在座位上，等到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已经挑好了鞍，才说道：“我忘记拿尺码了。”于是返回家里去取。等到再返回集市时，集市已经散了，结果没有买到鞋。有人说!“为什么不用脚试试？”他说：“我宁愿相信尺码，不能相信自己的脚。”

说 四

    王登任中牟县县令时，向赵襄子进言说：“中牟有中章和胥己两位文士，他们的品行很好，学识很渊博，您何不举用他们呢？”赵襄子说：“你让他们来见我，我将任命他们为中大夫。”赵襄子的家臣头目劝他说：“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位，现在他们没有功劳就接受这么高的职权，不符合晋国提拔大臣的原意。您恐也只是耳闻他们的名声，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的实效吧！”赵襄子说：“我取用王登，就是既用耳听又用眼看的；王登选拔的人，又要我亲自用耳听和用眼看。这样亲自考察，就永远没有个完了。”王登在一天内使两个人见到赵襄子，被任命为中大夫，授予他们土地和房屋。中牟县里的人放弃耕田除草的农活，卖掉住宅和菜园，以便追随搞私学的文士，占了这个地区人口的一半。叔向在晋平公处陪坐，平公和他商量事情，平公腿痛脚麻以至抽筋，还是不敢坐得不端正。晋国人听说后，都说：“叔向是个贤人，平公对他有礼，以致抽筋也不敢坐得不端正。”晋国辞去官职以及对于贵族的依附而仿效叔向的人，一时间占了全国的一半。

    郑县有个叫屈公的人，听到敌人来了，很害怕，吓得死了过去；害怕的情绪一过去，又活了过来。

    赵武灵王派李疵察看中山国可不可以攻打。李疵回来报告说；“中山国可以攻打。您不赶快攻打的话，就要落在齐国和燕国的后面。”武灵王说：“根据什么说可以攻打？”李疵回答说：“中山国君亲近隐居的人。他亲自驱车拜访并和他们同车，以便显扬居住在小街小巷里的读书人，人数要用十来计算。他用平等的礼节来对待不做官的读书人，人数要用百来计算了。”赵武灵王说：“按你的话来判断，中山国君是个贤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是这样的，喜欢显扬隐士并让他们参加朝会，战士们打仗时就会懈怠；君主尊重学者，文士高居朝廷，农夫就懒于拼作。战士打仗时懈怠、兵力就削弱了、农夫懒于耕作，国家就贫穷了。兵力比敌人弱，国家内部又穷，这样还不衰亡的，从未有过。攻打中山不是可行的吗？”赵武灵王说：“很好。”起兵攻打中山，随后灭亡了它。

说 五

    齐桓公喜欢穿紫衣服，全国的人就都穿紫衣服。在那时，五匹素布还抵不上一匹紫布。桓公为此事担忧，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衣服，紫衣服特别贵，全国百姓喜欢穿紫衣服，日甚一日，不能停止，我对此怎么办？”管仲说：“君王想要制止这种状况，为何不尝试着自己不去穿紫衣服呢？您就对近侍说：‘我特别厌恶紫衣服的气味。’如果在这个时候近侍中恰巧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您一定要说：‘稍微退后一点，我厌恶紫衣服的气味。”’桓公说：“好吧。”在这一天，君主的侍从官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二天，国都中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三天，齐国境内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另一种说法：齐王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人都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五匹素布抵不上一匹紫布。齐王担心紫布太贵。太傅规劝齐王说：“《诗》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现在大王要想使民众不穿紫衣服，就请先自己脱下紫衣服去上朝。群臣中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就说：‘再离我远些，我厌恶那种气味。”’这一天，侍从官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个月，国都中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一年，齐国境内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

    郑简公对于产说：“郑国小；又夹在楚国和晋国的中间。现在内城外城不完整，兵器铠甲不齐备，不能用来应付意外事变。”子产说：“我对外关闭得已足够严了，在内防卫得已足够牢了，虽然国家不大，也还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请您不必为这件事担忧。”因此直到郑简公去世，国家一直没有祸患。 另一种说法：子产担任郑相，郑简公对子产说：“喝起酒来都没法尽兴。放祭品的器具不够大，钟鼓竿瑟不够响，我的事务不能专一，国家不安定，百姓不太平，耕战之士不能和睦相处，过些也算你的过失了。你有你的职事，我也有我的职事，咱们各自管好自己的职事吧。”子产下朝后，经过五年的政事经营，国内没有盗贼，路不拾遗，桃树枣树的果实遮蔽街道，也没人伸手去摘，锥子刀子丢在路上，三天内就“有人送回，这种情形，其后三年不曾改变，民众没有挨饿的。 宋襄公和楚人在涿谷上打仗，宋人已经摆好了阵势，楚人还没有完全过河。宋右司马官购强快步上前进言道：“敌众我寡，请在楚人半渡，尚未摆好阵势时出击，一定能把他们打垮。”宋襄公说：“我听君子说过，‘不要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不要捉拿年事已高的人，不要在别人危险时再推一把，不要在别人困迫时再加一码，不要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现在楚军没有完全过河就去攻打，是有伤义理的。还是等到楚人全部过了河，摆好阵势，然后再击鼓让战士们进攻吧。”右司马说：“君王不爱惜宋国民众，不保全国家根本，只不过为的仁义虚名罢了。”襄公说：“不快回到队伍里去，将按军法处置!”右司马回到队伍时，楚人已经排好行列、摆好阵势了、襄公这才击鼓进攻。宋人大败，宋襄公伤及大腿，三天后就死了。这就是追求亲自实行仁义带来的祸害。一定要依靠君主亲自去干，然后民众才听从，这就是要君主自己种田吃饭，自己排在队伍里打仗，然后民众才肯从事耕战。这样一来，君主不是太危险了吗？而臣子不是太安全了吗？

    齐景公在渤海边游玩，释使从国都跑来谒见说：“曼婴病得很重，快要死了，恐怕您赶不上见他了。”景公立刻起身，又有驿使到达。景公说：“赶快驾上烦且拉的车，叫马车官韩柩驾车。”才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韩枢赶得不快，夺过缰绳，代他驾车，又跑了几百步路，景公认为马不往前奔，就干脆丢下车子，自己向前奔跑。凭烦且这样的好马和车马官韩柩这样高超的驾驭本领，而齐景公竟会认为不如自已下车跑得快。

    魏昭王想亲自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对孟尝君说：“我想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孟尝君说：“大王想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那么为什么不试着学习法令呢？”昭王才读过十几条法令就躺下打瞌睡了。昭王说：“我不能阅读这些法令。”君主不亲自掌握权势，却想做臣子应当做的事情，那么打磕睡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孔子说：“做君主的人好像盂，民众好像水。盂是方的，水就成方的；盂是圆的，水就成圆的。”

    邹国国君爱用长长的帽带，近侍也都跟着用上了长长的帽带，帽带价格很高。邹君为此担忧，问近侍，近侍说：“您喜欢佩带，百姓也都跟着佩带，因此责了起来。”邹君于是先把自己的帽带割断，然后到外面出巡，邹国民众全都不再用长帽带了。君主不能下令定出民众佩带标准来加以禁止，却割断自己的帽带出巡，以示为民先导，这是先行侮辱自己，再去指导民众的做法。

    叔向分配猎获物时，功劳多的分得多，功劳少的分得少。

    韩昭侯对申不害说：“法度非常不容易推行。”申不害说：“所谓法，就是验明功劳而给予赏赐，依据才能而授予官职。现在君主设立了法度，却又听从近侍的请求，这是法度难以推行的原因。”昭侯说：“我从今以后知道如何推行法度了，知道听取什么意见了。”一天，申不害请求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说：“这不是我从你那儿学来的做法。要是听从你的请求，不就破坏你的治国原则了吗？我没法采纳你的请求：”申不害诚惶诚恐地请求给予处罚。

说 六

    晋文公攻打原国时，携带了十天的粮食，于是和大夫约定在十天内收兵。到达原地十天，却没有攻下原国，文公鸣金后退，收兵离开原因。有个从原国都城中出来的文士说：“原国三天内就可攻下了。”群臣近侍进谏说：“原国城内已经粮食枯竭，力量耗尽了，君主暂且等一等吧。”文公说：“我和武士约期十天，还不离开的话，那就失掉了我的信用。得到原国而失掉信用，我是不干的。”于是收兵离去。原国人听到后说：“君主有像他那样守信用的，怎好不归顺呢？”就向晋文公投降了。卫国人听到后说：“君主有像他那样守信用的，怎么能不跟从他呢？”随后投降了晋文公。孔子听到后记下来说：“攻打原国而得到卫国，靠的是信用。” 晋文公问箕郑说：“怎样救济饥荒？”箕郑回答说：“守信用。”文公说：“怎样守信用呢？”箕郑说：“在名位、政事、道义上都要守信用：名位上守信用，群臣就会尽职尽责，好的坏的不会混杂，各种政事不会懈怠；政事上守信用，就不会错过天时季节，百姓不会三心二意；道义上守信用，亲近的入就会努力工作，疏远的人就会前来归顺了。”

        吴起出门，碰到了老朋友，就留人家一起吃饭。老朋友说：“好吧。马上就会回来吃饭的。”吴起说：“我等您来吃饭。”老朋友到晚上还没来，吴起不吃饭等候着他。第二天早上，派人去请老朋友。老朋友来了，吴起才和他一起吃饭。 魏文侯和守山的人约定了打猎时间。第二天，正巧碰上天刮大风，近侍劝阻文侯不要再去，文侯不听，说：“不可因风大的缘故而失掉信用，我不能那样处身行事。”于是亲自驾车前去，冒风告诉守山人打猎的事作罢。

    曾子的妻子上集市去，小儿子跟在后面哭泣。孩子母亲说：“你回去，等我回来给你杀个猪吃。”她去集市回来，曾子打算抓猪来杀。妻子阻止说：“不过是和小孩开玩笑罢了。”曾子说：“小孩可不是开玩笑的对象。小孩没什么才智，要靠父母作出样子才会跟着学，完全听从父母的教诲。现在你欺骗了他，也就是教儿子学会骗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母亲了，这不是进行教育的方法。”于是就把猪杀掉煮了。 楚厉王遇到军情警报，就立起军鼓作为号召，通知民众一起防守。他喝酒喝醉后，错误地敲响了军鼓，民众都非常惊慌。厉王派人安抗大家说：“我是醉酒后和近侍开玩笑，才错误地击了鼓。”于是民众都松懈了下来。过了几个月，又遇到军情警报，厉王击鼓，民众却不去备战。于是他更改命令，明确信号，这样民众才信从了。

    李悝警告左有壁垒的军队说；“小心地警惕敌人，他们早晚就会来袭击你们。”像这样的警告说了好多次，但敌人却没有来。左右壁垒的军队都松懈了下来，不再相信李悝，过了几个月，秦人前来袭击他们，打起来后，几乎消灭李埋全军，这是不讲信用的祸害。另一种说法：李悝和秦人就要交战。他对左边壁垒的军队说：“快上。右边壁垒的军队已经上阵了。”又骑马到右边壁垒的军队说：“左边壁垒的军队已经上阵了。”两翼军队都说：“上阵吧。”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上了阵。过后第二年，和秦人交战。秦人前来偷袭，一交手，差点儿消灭魏军。这是不讲信用的祸害。

    有两个有争吵，请子产为他们评理。了产把他们隔离在两处，使他们互相不能交谈。然后把他们两人的话都颠倒其词告诉对方，是非曲直很快就知道了。

    卫嗣公派人扮成经过关卡的人，这个人在过关时受到了主管官吏的非难，该人于是贿赂这个官吏，才得以顺利过关。后来，卫嗣公对那官吏说：“某月某日，有个人给了你金钱，你就放他过关了。”关卡上管理官吏特别害怕，认为卫嗣公明察下情。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白话译文

本文经、说一论述赏罚得当则去私恩私怨，否定一个“德”字；经、说二论述君主恃势则无往而不利，否定一个“信”字；经、说三继“势”而论述君主独尊的重要性，宣扬一个“位”字，否定一个“义”字；经、说四强调依法独断，否定一个“谏”字；经、说五先从维护等级制度入手，重提去泰去甚，着重反对一个“俭”字；后面部分与经、说六都以公和君为焦点，否定一个“亲”字。

一

    由于犯罪而受到惩罚，被惩罚的人不会怨恨君上，所以被子皋处以别刑的人反而保全了子皋；由于建立功劳而受到赏赐，臣下就用不着感激君主，所以翟璜理所当然地乘着尊贵的轩车。魏襄王不懂得这个道理，对建立大功的昭卯只赏给三十里食邑，所以昭卯认为这好比是赚了很多钱的人穿着草鞋。君主不错误地用人，臣下不隐瞒有能力的人，那么臣下都将成为少室周那样的诚实人。

二

    君主依仗权势而不依赖臣下的诚实，所以东郭牙建议不能把大权全部交给管仲；君主依仗权术而不依赖臣下的诚实，所以浑轩反对晋文公断定箕郑以后不会背叛。所以懂得法术的君主，有功必赏，以便人尽其能；有罪必罚，以便禁止奸邪；即使臣下有乱七八糟的行为，也一定有可以利用的地方。赵简子任阳虎为相室，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鲁哀公了解到夔只有一个特长，认为也足可利用。

三

    不顾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周文王亲自系好鞋带却要夸耀一番。不论是上朝还是平日在家都一个模样，季孙尽管一生庄重，最终还是被人杀害了。

四

    应当禁止的，反而使其得利，对于有利的，反而加以禁止，即便是神，也不能办好事情；该惩罚的，反而加以称赞，该奖赏的，反而加以诋毁，即便是尧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造了门又不让人进里边，放出利又不让人前去取，这就是祸乱产生的根源。如果齐侯不听信近侍，魏王不听信捧场的人，而能洞察臣下的—切，那么钜就不会花费钱财了。孱就不会花费宝玉了。从西门豹请求治理邺地这件事，就足以明白这个道理。好像盗贼的孩子以他父亲的皮衣有尾巴而自夸，以及受刑断足人的孩子为他父亲冬天不费裤子而感到荣耀。像子绰说的那样，人不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以及拿肉去赶蚂蚁，拿鱼去驱苍蝇。如果不依法治国，怎能不发生齐桓公为臣下要求做官而担忧和韩宣工为马的消瘦而忧虑一类的事情呢?

五

    臣下的行为谦恭、节检，那么爵位就不足以鼓励他们；尊宠和表彰没有节制，那么臣下就会侵害、威胁君主。有关的解说在“说五”中苗贲皇非难献伯，孔子议论曼婴。所以孔子要议论管仲和孙叔敖。阳虎说他在鲁、齐所荐举的臣子，当他在职时和出逃时态度完全不同。赵简子答复说要多栽橘柚、少栽枳棘，失去了君主应当掌握的权术。朋党勾结，互相应和，臣下的私欲就会得逞，君主就会孤立。群臣都为公推举人才，下面不互相拉拢，君主就能明察。阳虎想做到赵武那样贤良、解狐那样公正，而赵简子却以为是栽了多刺的枳棘，这实在不是教化国人的方法。

六

    公室实力衰弱，就会忌讳直言；谋私行为盛行，为国建功就会减少。有关的解说在“说六”中范文子喜欢直说，父亲武子用手仗打他；子产忠君进谏，父亲子国对他加以怒责；梁东行法不避亲贵，赵成侯夺了他的官印；管仲公心待人，遭到边防官的怨恨。

    以上是经文部分。

说 一

    孔子担任卫相，他的弟子子皋担任狱吏，子皋依法砍掉一个犯人的脚，被砍脚的人得看守大门。有个在卫君面前中伤孔子的人说：“孔子图谋作乱。”卫君打算捉拿孔子。孔子逃跑了，弟子们也都逃跑。子皋跟着跑出门，断足守门人引导他逃到门边屋子里，官吏没有捕到他。半夜，子皋问断足守门人说；“我不能破坏君主的法令，只得亲自砍掉了你的脚，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为什么竞肯帮我逃走？我凭什么得到你的帮助呢？”断足守门人说：“我被砍掉脚，本来就是我罪有应得，‘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当您按刑法给我定罪时，您反复推敲法令，先后为我说话，很想让我免罪，这些我也清楚。等到案子和罪刑决定了，您心里十分不快，脸色上都表露了出来，这我又清楚地看在眼里。您并不是彻私照顾我才这样做，而是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本就这样。这便是我心悦诚服并要报答您的原因。” 孔子说：“善于做官的人树立恩德，不会做官的人树立怨仇。概这种器物是用来量平斗斛的，吏这种官员是用来公平行法的。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失去公正。”

     田子方从齐国来到魏国，远远看见翟黄乘着尊贵的轩车出行，因子方以为是魏文侯，就把车子赶到旁路上回避。车到跟前，原来只有翟黄。田子方问道：“您怎么乘这样的车？”翟黄说：“魏君计划着攻打中山，我推荐了翟角，使他的计划得以实施；将要攻打中山，我推荐乐羊，结果中山被攻下了；得到中山后，魏君忧虑如何治理，我推荐了李克，中山得以治理。因此，魏君就把这辆车赏赐给我。”田子方说：“翟黄得到的宠爱和他的功劳相比，还是薄了一此。”

     秦、韩攻打魏国，昭卯西去秦、韩游说，结果两国退兵了；齐、楚攻打魏国，昭卯东到齐、楚游说，结果两国退兵了。魏襄王用三十里食邑的待遇供养昭卯。昭卯说：“伯夷按将军的礼仪葬在首阳山下，天下的人说：‘凭伯夷的贤德和仁名，却只按将军的礼仪埋葬他，这就如同连手脚都没有掩好一样，现在我说退了四个国家的军队，但魏王竞只给我三十里食邑，这和我的功劳比起来，好比赚了很多钱的人却穿着草鞋一样。” 少室周是古代正直诚实的人，担任着赵襄子的侍卫。他和中牟的徐子比力气，不如徐子力气大，就进去对赵襄子说，让徐子取代自己做侍卫。赵襄子说：“你的职位是别人希望得到的，为什么您要推荐徐子来取代自己呢？”少室周说：“我是凭力气侍奉君主的，现在徐子的力气比我大，我不让他取代我，恐怕别人说到这件事时会怪罪的。”

    另一种说法：小室周担任赵襄子的马上卫士，到了晋阳，有个叫牛子耕的大力士，两人比赛力气大小，少室周比不过牛子耕。少室周对赵襄子说：“您之所以让我担任车上卫士，是因为我力气大。现在有个比我力气更大的人，我愿意推荐他。”

说 二

    齐桓公准备确立管仲的尊贵地位，命令群臣说：“我准备立管仲为仲父。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左边，不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右边。”东郭牙在门中间站着。桓公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下令说；‘赞成的站左边，不赞成的站右边。’现在你为什么在门中间站着？”东郭牙说：“凭管仲的智慧，将能谋取天下吗？”桓公说：“能”。“凭他的果断，是敢于干一番大事的吧？”桓公说：“敢。”东郭牙说：“如果他的智慧能够谋取天下，果断足敢干成大事，您因而就把国家权力全部交给了他。以管仲的才能，凭借您的权势来治理齐国，您难道没危险吗？”桓公说：“说得对。”于是就命令隰朋治理朝廷内部的事务，管仲治理朝廷外部的事务，以便使他们相互制约。晋文公出逃，流亡在外，箕郑提着食物跟随着。箕郑迷失了道路，和文公走散了，饿得在路上哭，越来越饥，却不敢吃掉食物。等到文公返回晋国，起兵攻反原国，攻下后占领了它。文公说：“能不顾忍受饥饿的痛苦而坚决保全食物，这样的人将不会凭借原地叛变。”于是提拔箕郑做原地的行政长官。大夫浑轩听到后反对说：“因为不动食物的缘故，就信赖他不会凭借原地叛变，不也是没有手腕吗？”所以做明君的，不依靠别人不背叛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背叛；不依靠别人不欺骗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欺骗。阳虎发议论说：“君主贤明，就尽心去侍奉他；君主不贤，就掩饰邪念去试探他。”阳虎在鲁国被驱逐，在齐国受怀疑，逃到赵地，赵简子欢迎他，用他做相室。侍从说：“阳虎善于窃取别人的国家政权，为什么还用他做相室？”赵筒子说：“阳虎致力于夺取政权，我致力于维护政权。”于是运用权术去驾驭阳虎。阳虎不敢做坏事，很好地侍奉赵简子，使赵简子强盛起来，几乎成了霸主。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说：“我听说古代有个‘夔一足’，它果真只有一只脚吗？”孔子回答说：“不是的。葵并非仅有一只脚。因为夔这种东西残暴凶狠，人们大都不喜欢它。虽说如此。它之所以还能避免被人伤害，是因为它守信用。人们都说：‘单是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夔不是仅有一只脚，而是有这么一点就足够了。”鲁哀公说：“确实是这样的话，自然足够了。” 另一种说法：鲁哀公向孔子询问说：“我听说夔仅一足，可信吗？”孔子说：“要是人，怎么会仅有一只脚呢？他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唯独能精通音律。尧说； ‘这种人有一个就足够了。’于是派他做主管音乐的官，所以君子说：‘夔有一个就足够了。’并不是只有一只脚。”

说 三

    周文王攻打崇国，到凤黄墟时，袜带散了，就自己系好。姜太公说：“何苦亲自系袜带？”文王说：“对上等的人，君王和他们相处时都看作是自己的老师；对中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对下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使唤的人。现在我周围都是已故父王的旧臣，所以没有可以使唤的人。”
另一种说法：晋文公和楚人交战，到了黄风陵上时，鞋带散了，就自己系上。侍从说：“不能指派别人系吗？”文公说：“我听说，对上等的人，君主和他们相处在一起时，都是君主所敬畏的；对中等的人，君主和他们相处在一起时，都是君主所爱惜的；对下等的人，君主和他们相处在一起时，都是君主所使唤的。我虽然不贤，但先父的旧臣都在场，因此我难以使唤他们。” 季孙喜欢文士，一生很庄重，日常的生活打扮常像在朝廷里一样。一次季孙偶尔疏忽，出了差错，不能够保持到底。所以门客便以为是讨厌和轻视自己，大家怨恨起来，于是杀了李孙。因此，君子行事不要太过分，不要趋于极端。

    另一种说法：南宫敬叔问颜涿聚说：“季孙蓄养孔子的门徒，穿着朝服同他坐在一起要以十为单位来计数，然而他终被刺杀，为什么呢？”颜涿聚说。“过去周成王亲近优伶保儒来放松他的思想，但要和君子一同决定事情，因此能够满足他想得到天下的欲望。现在季孙蓄养孔子的门徒，穿着朝服和他坐在一起的要以十为单位来计数，但却和优伶侏儒一同决定事情，因此被人刺杀了。所以说，不在于平时和什么人相处。而在于和什么人商量大事。” 孔子在鲁哀公处侍坐，鲁哀公赏给他桃子和黍子。哀公说：“请吃吧。”孔子先吃黍子，然后吃桃子，旁边的人都捂嘴偷笑。哀公说：“黍子不是当饭吃的，是用来擦拭桃子的。”孔子回答说：“我早就懂得。黍子是五谷之首，祭祀先王时属于上等祭品。瓜果有六种，桃子属于最下等的，祭先王时不能进入宗庙。我听说，君主用低贱的擦拭高贵的，没听说过用高贵的擦拭低贱的。现在用五谷之首的黍去擦拭瓜果中最下等的桃子，这是用上等的去擦拭下等的。我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敢把桃子放到宗庙祭品的前面来吃。” 赵简子对侍从说：“车上铺的席子过分华美了。帽子虽贱，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贵，一定是踩在脚下。现在车上铺的席子这么过分地华美，我该用什么鞋子去踩在上面呢？美化了下面，损耗了上面，就是妨害了义的根本。”

    费仲劝说商纣：“西伯姬昌能干，百姓喜欢他，诸侯依附他，不能不杀；如果不杀，一定会成为商朝的祸根。”纣王说：“你说的是讲仁义的君主，哪能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丽，一定要踩到地上。如今西伯姬昌是个做臣子的，修行仁义而人心归附，最终成为天下的祸患，他大概一定会昌盛吧？臣子不用他的才能为君主效力，是不可不杀的。况且是君主杀臣子，怎么会有过错呢？”商纣说：“仁义是君主用来勉励臣下的。现在西伯昌爱好仁义，不能杀掉他。”再三劝说纣都不听，所以商朝终于灭亡了。 齐宣王问匡倩说：“儒家人士弈棋吗？”匡情说：“不奔棋。”宣王说：“为什么？”匡倩回答说：“弈棋的人看重枭这颗子，取胜的一方一定要杀枭。杀枭，也就是杀掉尊贵的东西。儒家人士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弈。”宣王又问道：“儒家人士射鸟吗？”匡倩说：“不射。射鸟，是从下面向上面射去，正像臣下伤害君主。儒家人士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射。”宣王又问：“儒家人士弹瑟吗？”匡情说；“不弹。瑟是弹小弦发出大声，弹大弦发出小声，即是大小颠倒了次序，贵贱改变了位置。儒家人士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弹。”宣王说：“说得好。”孔子说：“与其使人们讨好下级，不如使他们奉承上级。”

说 四

    钜是齐国的隐士，孱是魏国的隐士。齐、魏两国君主不明察，不能亲自洞悉国内情况。却偏听亲信的话，所以这两个隐士花费金钱玉壁来求得做官。
西门豹做邮地的行政长官，清廉正直，一丝半毫都不谋私利，但很轻慢君主的近侍。近侍因此相互勾结中伤他。过了一年；西门豹去上缴赋税，汇报政绩，魏文侯收回了他的官印。西门豹请求说：“我过去不知道治理邺地的方法，现在我懂了，希望发还官印，让我再去治理邮地。如果治理不好，愿受重刑处死。”文侯不忍心拒绝，又把官印交给他。西门豹因而加重搜刮百姓钱财，极力侍奉君主近侍。过了一年，西门豹前去上缴赋税，汇报政绩，文侯亲自迎接，并加礼拜。西门豹回答说：“往年我为您治理邺地，而您要收回我的官印，现在我为您的近侍治理邺地，您反而要礼拜我。我无法治理邺地了。”于是交还官印离去。文侯不接受官印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尽力为我治理邺地。”最后没有接受西门豹的官印。

    齐地有披狗皮行窃的贼的儿子与受刑砍断脚的人的儿子在一起开玩笑并相互夸耀。盗贼的儿子说：“唯独我父亲的皮衣上有尾巴。”断脚人的儿子说：“唯独我父亲冬天不费裤子。” 子绰说：“没有人能够同时用左手画方，用右手画圆。用肉去赶蚂蚁，蚂蚁会越来越多；用鱼去赶苍蝇，苍蝇会越聚越多。”

     齐桓公对管仲说；“官位少，但求官的人却多，我很为此担忧。”管仲说：“您不要听从亲信的请求，根据才能而授予俸禄，记录功劳而给予宫职，就没人敢要求官职了，您还担忧什么？”

     韩宣子说：“我的马，豆谷饲料很多，马却很瘦，为什么？我为此担忧。”周市回答说：“让养马的人用充足的饲料去喂马，即使不想让它肥，也是不可能的。嘴卜说多给马吃，实际上给得很少，即使不想要它瘦，那也是不可能的。君王不去考察实情，而坐在那里担忧，马还是不会肥的。”

     齐桓公向管仲问设置官吏的事，管仲说；“辨别清楚诉讼双方的言辞，廉洁不贪财物，熟悉人情世故，我比不上弦商，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刑狱的官。升升降降，恭敬谦让，用明确无误的礼仪接待宾客，我比不上限朋，请您任命他为主管礼宾的官。开垦荒地，充实城市，开辟土地，种植粮食，我比不上宁戚，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农业的官。三子军已经摆好阵势，便士兵视死如归，我比不上公子成父，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军政的宫。冒犯龙颜，极力劝谏，我比不上东郭牙，请您任命他为主管谏议的官。‘治理好齐国，这五个人就够用了；若要成就霸王之业，则有我管夷吾在这里。”

说 五

    盂献伯做晋相，院子里生出野草，大门外长起荆棘，吃饭没有两样菜，坐时不垫两层席，内室没有穿丝织品的妄，居家不用谷牙喂马，外出没有副车随从。叔向听说后。把这件事告诉给苗责皇。苗责皇非议说：“这是弃置君主的爵禄赏赐而讨好下人。”
   
    另一种说法：盂献伯被封为上卿，叔向前去祝贺，孟家门外有车马，马不吃谷子。叔向说；“您没有两套马、两辆车，为什么？””献伯说；“我看到国人脸上还有饥色，因此不用谷子喂马；看到头发斑白的老人大多步行，所以不用两辆车子。”叔向说：“我起先来祝贺您封为上卿，现在要祝贺您的节俭了。”叔向出来，告诉苗贲皇说：“帮助我去祝贺献伯的节俭。”苗贲皇说；“这有什么好祝贺的呢？爵禄和旗帜是用来标明功劳大小、区别贤和不贤的。所以晋国的礼法是，上大夫拥有两辆车两套马。中大夫拥有两辆车一套马，下大夫拥有一套马。这是用来标明等级的。再说卿一定要掌管军事，因而要修整车马，训练步卒、战车，以便准备好打仗。国家有难时就可以用来防备意外，太平时就可以供朝事使用。现在他扰乱晋国的政事，缺乏预防不测的准备，却用来成全自己的节操，用来光耀私人的名声，盂献伯的这种俭省，能容许吗？又祝贺什么呢？”

     管仲担任齐相，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贫困。”齐桓公说：“让你拥有三归俸禄的家业。”管仲说：“我富有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把管仲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姓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是我和您的关系疏运。”于是桓公立管仲为仲父。孔子听到后非议说：“管仲威胁君主太过分了。”

     另一种说法：管伸出门时，坐的车用朱红车盖和青色车衣；回来时，用鼓乐引路。庭院有陈列的大鼎，家里有十分之三的商税收入。孔子说：“管仲是个良大夫，但他过分威胁君主了。”

    孙叔敖任楚相，坐的是母马拉的普通运输车，吃的是粗饭、菜羹和干鱼的膳食，冬天穿羊皮衣，夏天穿葛布衣，面带饥色，他确实是个良大夫了，但过于俭省，威胁到了下层官员。

    阳虎离开齐国逃奔赵地，赵简子问道：“我听说你善于栽培人。”阳虎说：“我在鲁对，栽培过三个人，都做了令尹；等到我在鲁获罪，都来搜索我。我在齐时，推荐了三个人，一个人能接近国君，一个人做县令，一个人做边防官；等到我获罪了，接近国君的不会见我，做县令的前来捉拿捆绑我。做边防官的追我直到边境，没有追上才罢休。我不善于栽培人。”赵简子低头笑着说：“种植橘柚，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种植枳棘，长大后反而刺人。所以君子栽培人时要慎重。”

    中牟地方没有县令。晋平公问赵武说：“中牟是我国的要地，是邯郸的重镇。我想选用一个好县令，派谁去好呢？”赵武说：“邢伯子可以。”平公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赵武说：“私仇不关公事。”平公又问道：“内库的主管，派谁行呢？”赵武说：“我的儿子就行。”所以说，对外举荐不避开仇人，对内举荐不避开儿子。赵武举荐的四十六个人，到他死后，来吊唁时都坐在客位上，他就是这样的不考虑个人恩德。

    晋平公问叔向说：“群臣中谁贤能？”叔向说：“赵武贤能。”平公说：“你跟老上级结成私党了。”叔向说：“赵武站立时好像连穿的衣服都负担不了，讲话时好像呐呐不能出口，可是他举荐的几十个人，个个都发挥了自己才能，公家很依靠他们。赵武活着时不为自家谋取私利，死了又不将孤儿委托给国家，因此我敢认为他贤能。”

     解狐举荐他的仇人做赵简子的相。他的仇人以为关系好转而消除了对自己的仇怨，就前去拜谢，解狐于是拉开弓迎头射去，说：“我举荐你是为公，是因为你能胜任。和你有仇，这是我的私怨。不能因为与你有私仇，就让君主不能了解任用你。”所以私怨不关公事。

    另一种说法：解狐推荐邢伯柳做上党太守，邢伯柳前往拜谢，说：“你开脱了我的罪过，岂敢不来拜谢？”解狐说：“推荐你是为公，怨恨你是私仇。你走吧，我跟原先一样怨恨你。”

    郑县人卖小猪，别人间他价钱，他说：“路远，天晚，我哪有空告诉你。”

说 六

    范文子喜欢直说，他父亲武子用手杖打他：“直说的人不被人所宽容，不被宽容就危及自身。不只是危及自身，还将危及父亲。”

    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子产忠于郑国国君，子国怒责他说：“孤傲地离异臣子，独独去忠于君主。君主贤明，能听从你；君主不贤明，就不会听从你。听或不听，还不能确知，你却已经脱离群臣了。脱离群臣，就一定会危及自身了。不只是危及自身，又将危及父亲。”

    梁车刚担任邺县县令，他姐姐前去看他，天晚了才赶到，城门已关，于是她越过外城进去，梁车就依法砍断了她的脚。赵成侯认为梁车不慈善，就收回他的官印，罢免他的官职。管仲被捆绑起来，从鲁国押送到齐国，路上又饥又渴，他路过绮乌边防时，就向边防宫讨食。绮乌边防官跪着给管仲进食，非常恭敬。边防官于是私下对管仲说：“如能侥幸到齐不死，并在齐国执政，该怎样报答我呢？”管仲说：“果真如你所说那样，我将任用贤人，使用能人，论功行赏，我能用什么报答你呢？”边防官因此怨恨管仲。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白话译文

本文分三部分，经、说一集中宣扬势治思想，提出对于臣民，“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要“蚤绝奸之萌”，要使臣民不得不“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经、说二继承并发扬了申子的术治思想，将老子的无为思想移用到统治术上就是君主好恶不现，不使人臣窥测到真实意图，最后归结到“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经、说三主要阐述了韩非法治学说中的“法行所爱，不避亲贵”思想，并且进一步明确要明罚、必罚。

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方法有三种：

一

    对权势不能加以驯化的臣下，君主就要把他除掉。师旷的回答，晏婴的议论，都丢掉了利用权势控制臣下这种易行的办法，而去称道实施恩惠争取民众这种困难的办法，这就如同，和野兽赛跑，不知道除掉祸害。祸害可以及早除掉。在子夏解释《春秋》时所说的话中已表达出来了；“善于掌握权势的君主，及早杜绝臣下作奸的苗头。”所以，季孙为孔子的门徒滥用权势而向他提出指责，何况把这样的事移于君主呢？因此，姜太公杀掉不为君主所用的狂禖，就像奴仆不乘貌似雄骏的劣马一样。卫嗣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拿鹿不能驾车来说明不能用如耳为相；薛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一对孪生子赌博时用权术吓唬他们。这些人都懂得君臣之间利害关系是相反的。所以明君豢养臣下的道理，在养乌鸦的故事中可以体现出来。

二

    君主成了群臣共同对准的目标。因此，君主如果表现出爱憎，就会被臣下利用，这样君主就被迷惑了；君主把听到的话泄露出去，臣下就难以向君主进言，君主也就做不到神明了。有关的解说在“说二”中申不害讲君主应该在六个方面谨慎小心，以及唐易鞠谈论七射飞禽的道理。不这样做的祸患在国羊用表示悔改来试探君主对他的态度和韩宣王的近侍从宣王的叹息中窥探到他的态度。阐明上述观点的有靖郭君用十个玉珥测试齐威王爱哪个妾，以及甘茂派人从小洞里偷听到秦惠王的话，因而用计陷害犀首，堂{奚谷}公懂得术，所以问及玉杯无底来说明君主不能把群臣的话泄露出去；韩昭侯能用术，所以才能听取堂{奚谷}公的话而独自睡觉以免泄密。明君的治国原则，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

三

    法术不能推行、总是有缘故的。卖酒人不杀掉他的恶狗，酒就会发酸。国家也有恶狗，况且君主的近侍都像是躲在社坛里的老鼠。一般的君主都不能像尧那样，一再杀掉反对自己决定的人；不能像楚庄王答复太子时那样，把坚决执法的臣子看作是最好的臣子；而都像薄媪那样，自家的主张却要取决于蔡巫婆。要区分贤能的人和无能的人，就用教歌之类的方法先予以测试。吴起因为爱妻织的布不合规定而把她休掉，晋文公因爱臣颠颉不遵从法令而把他杀掉，都是违反自身感情的。所以能让人治疗毒疮的人，一定是那些能忍痛的人。

    以上是经文部分。

说 一

    奖赏、称赞不能使他奋勉，惩罚、谴责不能使他畏惧，赏、誉、罚、责加到身上都无动于衷，就应当除掉他。

    齐景公到晋国，随晋平公饮洒，师旷陪坐。齐景公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说：“您将用什么来教我呢？”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饮到一半的时候，酒兴正浓，又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您用什么来教我？”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景公出门去住处，师旷送行。景公又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景公回到住处，考虑着这句话，酒还没有醒，就明白了师旷说话的意思——公子尾、公子夏是齐景公的两个弟弟，很得齐国民众的心。他们的私家又富又贵，民众又喜欢他们，可以和公室相比，这是危及君位的事情。现在叫我施惠于民，大概就是让我和两个弟弟争夺民众吧？——于是景公回到齐国，发放米仓粮食给予贫困民众，散发财库多余钱财去赏给孤寡人家。米仓没有陈年的粮食，财库没有多余的钱财，君主没有临幸过的宫女嫁了出去，七十岁以上的人可以得到国家供给的粮食。这是把恩德布施给民众，用来和两个弟弟争夺民众。过了两年，两个弟弟出逃，公子夏逃到楚国，公子尾逃到晋国。

    齐景公和晏子在渤海游玩，登上柏寝的台观，回头眺望自己的国都，说：“真美啊：广大弘阔，雄伟壮观！后代谁能拥有这样的国都？”曼子回答说：“大概是田成子吧！”景公说：“我拥有这个国都，却说田成子会拥有，为什么？”曼子回答说：“田成子很得齐国的民心。他对待民众，向上请求爵位俸禄赐给大臣，向下私自增大量器出贷粮食，缩小量器来回收。杀一头牛，自己只拿一盘肉，剩下的用来供养士人。一整年的布帛，自己只取七丈二尺，剩下的都给士人穿。所以集市上木头的价格不比山上的贵，湖泊里的鱼、盐、龟、鳖、螺、蚌的价格不比海里的贵。您加重搜刮，而田成子更多地施舍，齐国曾遇特大荒年，路边饿死的人不能数清，父子相携投奔田成子的，没有听说不能活下去的，所以全国民众都相聚歌唱道：‘哎呀，快要完了吧！成了，还是去投奔田成子！’《诗》上说：‘虽然没有什么恩德施给你们，你们却高兴得又歌又舞。’现在从田成子的恩德和民众的歌舞来看，民众都将情愿投奔他了。所以说：‘大概是囚成子吧。”’齐景公眼泪汪汪地说：“不是太悲哀了吗？我享有的国家却被田成子占去了。现在该怎么办呢？”曼子回答说：“您何必担忧呢？如果您想夺回它，就亲近贤人，疏远不贤的人，治理混乱的局面，放宽刑罚，救济贫困，抚恤，孤寡，施行恩惠，资助不富裕的人，民众就会归心于您。那么即使有十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么样呢？”

    有人说：景公不懂得使用权势，师旷、晏子不懂得除去祸患。打猎的人凭借车厢的安稳，依靠六匹马的脚力，用王良帮助驾车，那么自身毫不费力就可以轻易地追上轻捷的野兽了。现在丢掉车厢的便利，舍弃六匹马的脚力和王良的驾驭，却下车跑着追逐野兽，那么即使是楼季那样的快腿也没有追上野兽的时候了。依靠良马坚车，就是奴仆驾车追赶野兽，力量也会有余。国家好比君主的车，权势好比君主的马。不运用权势来限制和处罚那些擅施仁爱的臣子，而一定要用丰厚的恩惠，和普通人同样做法去争取民众，这样的做法，都像是不利用君主的车子，不依仗马的便利，丢掉车子而下地跑路一样。所以说：齐景公是不懂得运用权势的君主，而师旷、晏子是不懂得除去祸患的臣子。

    子夏说：“《春秋》上记载臣杀君、子杀父的事件，要以十为单位来计算。这不是一天就都积累起来的，而是逐渐积累以至于此的。”凡是奸人，阴谋活动的时间长了，势力就有所积累；积累多了，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能杀人，所以明君应该及早消灭他们。现在田成子作乱，有苗头露出来了，但君主不杀他。晏子不让他的君主禁止侵权犯法的臣子，却让他的君主施行恩惠，结果齐简公受到了祸害。所以子夏说：“善于掌握权势的人，要及早杜绝奸邪的苗头。”

    季孙做鲁相，子路做邱邑的长官。鲁国在五月份发动民众开挖长沟，在开工期间，子路用自己的俸粮做成稀饭，邀请挖沟的人到五父路上来吃。孔子听说后，叫子贡去倒掉他的饭，砸烂盛饭的器皿，说：“这些民众是属于鲁君的，你干吗要给他们饭吃？”子路勃然大怒，握拳露臂走进来，质问说：“先生憎恨我施行仁义吗？从先生那里学到的，就是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与天下的人共同享有自己的东西，共同享受’自己的利益。现在用我自己的俸粮去供养民众，为什么不行？”孔子说：“子路好粗野啊!我以为你懂了，你竟还不懂。你原来是这样的不懂得礼，你供养民众，是爱他们。礼法规定，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国境以内，大夫爱官职所辖，士人爱自己的家人，越过应爱的范围就叫冒犯。现在对于鲁君统治下的民众；你却擅自去爱，这是你在侵权，不也属胆大妄为吗！”话没说完，季孙的使者就到了，责备说，“我发动民众而驱使他们，先生让弟子给徒役吃饭，是想夺取我的民众吗？”孔子驾车离开了鲁国。以孔子的贤明，而季孙又不是鲁君，对于以臣子的身分，借用君主的权术，能在危害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及早杜绝，使子路不能施行个人的恩惠，使危害不致发生，何况是君主呢？用齐景公的权势去禁止田常争取民众的越轨行为，那就必定不会出现被劫杀的祸患了。

    姜太公受封于东方的齐国，齐国东海边上有兄弟二人，名叫狂禖、华士，是隐居的士人，他们确定为人宗旨说：“我们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我们无求于人。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我们不为做官忙碌而要从事体力劳动。”姜太公到了齐都营丘，派官吏捕杀了他们，作为最先问斩的对象。周公旦在鲁国听到这件事后，派出紧急的传信专车前往，向姜太公询问说；“这两位是贤士。现在您有了封国而杀了贤士，为什么？”姜太公说：“这兄弟两个确定为人宗旨说；‘我们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我们无求于人，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我们不为做官忙碌而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不臣服天子的话，那我就不可能把他们看作臣子了；他们不结交诸侯的话，那我就不可能派他们出使了；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不求助于别人的话，那我就不可能用赏罚来勉厉和约束他们。况且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聪明，也不能为我所用；他们不仰望君主授予的俸禄，即使贤明，也不能为我立功。他们不愿意做官就无法管教，不接受任用就对上不忠。再说先王之所以能驱使臣民，不是依靠爵禄，就是依靠刑罚。现在爵、禄、刑、罚都不足以驱使他们，那么我将做谁的主子呢？不打仗立功而显贵，不耕田种地而扬名，这又不是来教化国人的办法。假如有匹马在这儿，像良马的样子，是天下最好的马。但驱赶它，它不上前；制止它，它不停步；叫它左，它不左；叫它右，它不右；那么奴仆虽然低贱，也不依托它的脚力。奴仆之所以希望把脚力寄托在良马身上，是因为依托良马可以得到利益，避免危害。现在不受人的支配，奴仆虽然低贱，也不依托它的脚力了。这样，他们自以为是世上的贤士，而不愿为君主所用，自以为行为好到了极点，而不肯为君主卖力，这不是明君可以用作臣子的，也就像良马不可以使唤一样。因此，我要杀掉他们。”

    另一种说法：姜太公被封在东方的齐国。东海边有个贤士叫狂禖，姜太公听说后，前去登门求见，三次在门前停下马车，狂禖都不答应见面。姜太公将处死他。当此之时，周公旦在鲁国，驾车前去制止。等赶到齐地，姜太公已杀了狂棋。周公旦说：“狂禖是天下的贤士，您为什么要杀他？”姜太公说：“狂禖主张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我伯他扰乱法度改变教令，所以拿他作第一个问斩的对象。假如有一匹马在这里，样子很像良马，但是赶了它不走动，拉了它不前进，即使是奴仆也不会把脚力寄托在它拉的车子。” 如耳游说卫嗣公，卫嗣公又高兴又叹息。近侍说；“您为什么不任命他为相国？”卫嗣公说：“一匹像鹿的马可以标价千金，然而有价值千金的马，没有价值千金的鹿，因为马能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现在如耳是做大国相国的材料，表现出要到大国谋职的意愿，他的心不在卫同，虽有辩才和智谋，也不能为我所用，我因此不任他为相。”

       薛公做魏昭王的相国时，昭王近侍中有一对孪生子名叫阳胡、潘其，很受昭王的器重，但不肯替薛公效劳。薛公为此感到忧虑，于是就召他们来赌博。薛公给他们每人一百金，让他们兄弟二人赌博；一会儿又给每人增加二百金。刚赌了一会儿，传达官通报门客张季的儿子在门口。薛公悖然大怒，拿出兵器交给传达官说：“杀了他！我听说张季不肯为我效劳。”一会儿，刚好张季的党羽在边上，说：“不是这样的。我私下听说张季为您出力很多，只是他暗中出力，您没有听到罢了。”薛公就停了下来，不再杀门客张季的儿子，并厚礼相待，说：“过去我听说张季不为我效劳，所以想杀他；现在知道他确实为我出力，我怎么能忘了他呢!”于是通知管粮仓的人送给他千石粮食，通知管财库的人送给他五百金，通知养马的人从自己的马棚里拿出好马坚车二乘送给他，接着还命令宦官把宫中的二十个美女一并送给张季。孪生子就商量说：“既然为薛公效劳一定获利，不为薛公效劳一定受害，我们为什么不情愿为薛公效劳？”因而私下争相劝勉并行动起来替薛公效劳。薛公以臣子的势位，假借君王的权术，使祸害不能发生，何况把这种权术移用到君主身上呢？

    驯养乌鸦的人要剪断乌鸦的翅膀和尾巴下边的羽毛。剪断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后，乌鸦就必须靠人喂养，怎能不驯服呢？明君蓄养臣子也是这样，要使臣子不得不贪图君主给他的俸禄，不得不臣服君主给他的名位。贪图君主给的俸禄，臣服君主给的名位，怎么能不驯服呢？

说 二

    申不害说：“君主的明察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防备他；君主的糊涂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迷惑他。君主的智慧显露出来，人们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蒙蔽他。君主没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会探测他；君主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要引诱他。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知道其中奥妙，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它的端倪。”

       另下种说法：申不害说：“言行谨慎了，人们将会探测你；行动谨慎了，人们将会跟踪你。智慧显露出来了，人们将会躲开你；愚蠢显露出来了，人们将会算计你。有智慧，人们将躲避你；没有智慧，人们将对你采取行动。所以说，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其中奥妙。” 田子方问唐易鞠说：“射飞禽的人要谨慎什么？”唐易鞠回答说；“鸟用几百只眼睛看着你，你只用两只眼睛防备它们，你要谨慎地密闭你的谷仓。”田子方说；“好。你把这个道理用在射飞鸟上，我把这个道理用在治理国家上。”郑长者听到后说：“田子方知道要守护谷仓，却不知道守护谷仓的办法。那些虚静无为、不外露的人才能守护谷仓。”

       另一种说法：齐宣王向唐易鞠求问射飞鸟的方法，说：“射飞鸟的人看重什么？”唐易鞠说：“在于谨慎地守护谷仓。”宣王说：“什么叫做谨慎地守护谷仓？”唐易鞠说：“鸟用几十只眼睛看着人，人用两只眼睛看着鸟，怎么能不谨慎地守护谷仓。”宣王说：“那么用什么方法像守护谷仓那样来守护国家呢？现在君主用两只眼睛看着全国，而一国的人用上万只眼睛看着君主，将用什么方法自己守护国家这个谷仓呢？”唐易鞠回答说：“郑长者说过这样的话：‘虚静无为，不要外露，’大概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防卫国家这个谷仓了。” 国羊受到郑君重用，听说郑君厌恶自己，就在侍奉饮酒时，趁机先对郑君说：“我如果不幸犯有错误，深望您能告诉我。请让我改正过错，那样我就可以免除死罪了。”

       有个客人向韩宣王游说，宣王又高兴又叹息。君王近侍就把韩王对说客表示满意的态度争先告诉说客，以此做人情。靖郭君田婴做齐相时，齐王的正纪死了，田婴不知道立谁为正纪，就进献珠玉耳饰来了解真情。

    另一种说法：薛公田婴担任齐相，齐威王的夫人死了，宫中有十个姬妄都被王宠爱着，薛公想了解齐王打算立哪个姬妄为夫人，然后请求立这个人为夫人。齐王听从了，就是建议取得成功，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被齐王看重；齐王不听，就是建议失败，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被齐王看轻。田婴想先知道齐王想立的人，然后再去劝王立她，于是制作了十个珠玉耳饰，并把其中一个制作得特别精美，一起献给齐王。齐王把十个耳饰授给十个姬妄。第二天侍坐时，田婴就观察那只精美的耳饰由谁佩带，就劝齐玉立谁为夫人。甘茂做秦惠王的相。惠王喜爱公孙衍，和他私下有话说：“我准备立你为相。”甘茂手下的小官吏从孔洞里偷听到这件事，就去告诉了甘茂。甘茂进见惠王，说：“大王得到贤相，我冒昧前来拜贺。”惠王说：“我把国家托付给你，怎会另外得到贤相？”甘茂回答说：“您准备立犀首将军公孙衍为相。”惠王说：“你怎么听说的？”甘茂回答说：“公孙衍告诉我的。”惠王对公孙衍泄露秘密很生气。就赶走了他。

    另一种说法：犀首是天下的良将，是魏惠王的臣子。秦惠王想用犀首一起治理国家，犀首说：“我是做人臣子的。，不敢离开魏国。”过了一年，犀首因犯罪受到魏王的处罚，逃到秦国，秦王对他很好。樗里疾是秦国的将领，担心犀首会代他为将，在秦王经常说秘密话的地方挖了一个小洞。不久秦王果真和犀首商量，说：“我想攻打韩国，怎么样？”犀首说：“秋天可以。”素王说：“我想劳你负责国家大事，你一定不要外泄。”犀首倒退着拜两拜说：“接受命令。”这时候梧里疾也从小洞里听到他们的谈话了。秦王近侍都说：“秋天起兵攻打韩国，犀首担任将领。”就在这一天里侍从都知道了，就在这个月里，国境以内部知道了。秦王召见樗里疾说：“为什么这样喧哗？消息是从哪里出去的？’’樗里疾说：“好象是犀首。”秦王说：“我没有跟犀首讲过，为什么说是犀首讲的呢？”樗里疾说；“犀首在秦国寄居，由于刚受过处罚，心里感到孤单，想通过这样的话取悦于众人。”秦王说：“对。”派人召见犀百，犀首已逃往别国了。堂{奚谷}公对韩昭侯说：“假如有个价值千金的玉杯，上下贯通没有底于，可以用来盛水吗？”昭侯说：“不可以。”“有陶器不漏水，可以用来盛酒吗？”昭侯说：“可以。”堂{奚谷}公说：“陶器是最不值钱的，如果不漏，就可用它盛酒。虽然有价值千金的玉杯，最值钱，但没有底，不能盛水，那么还有什么人往里面倒饮料呢？现在贵为人君而泄漏群臣言论，这就好象没有底的玉杯一样。臣下虽有极高的智慧，也不肯充分献出自己的谋略，因为伯它被泄露出去。”昭侯说：“对。”昭侯听了堂{奚谷}公的话，从这以后，想对天下采取大的行动，没有不是单独睡觉的，唯恐说梦话而让别人知道计谋。

    另一种说法：堂{奚谷}公进见韩昭侯说；“假如有白玉杯而没底，有陶瓷杯而有底。你渴了，将用什么喝水？”昭侯说：“用陶瓷杯。”堂{奚谷}公说：“白玉杯很美，而您不用它喝水，是因为它没有底吧？”昭侯说：“是的。”堂{奚谷}公说：“做君主的泄露群臣的言论，就好比玉杯没有底。”堂{奚谷}公每次进见完出去后，昭侯必定单独睡觉，唯恐讲梦话泄密给妻妾。

    申不害说：“能独自观察问题叫明，能独自听取意见叫聪；能独自决断的人，就可以做天下的王。”

说 三

    宋国有一个卖酒的人，量酒非常公平，待客非常殷勤，酿酒非常醇美，酒旗挂得又高又显眼，但却卖不出去，酒都变酸了。他对此感到诧异，不知原因何在，就去问他熟悉的地方长老杨倩，杨倩说： “你养的狗凶吗？”他说：“狗凶。可是酒为什么就卖不出去呢？”杨倩说：“人们伯狗呀。有人让小孩子揣着钱拿着壶瓮去买洒，猛狗却迎上来咬他。这就是酒变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猛狗。法术之士怀有治国的策略，想使大国的君主明察起来，大臣却像猛狗一样迎上去乱咬，这也就是君主被蒙蔽和挟持，而法术之士不能受到重用的原因所在。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治理国家最怕什么？”管仲回答说：“最怕社坛里的老鼠呀。”桓公说：“干吗要伯社坛里的老鼠呢？”管仲回答说：“您曾看见过那些做社坛的人吗？把木头树起来；涂上泥巴；老鼠咬穿了木头，挖洞藏身在里面，用烟火熏它吧，又伯涂上的泥巴掉下来：这就是捉不到社鼠的原因。现在君主身边的近侍，在朝廷外就卖弄权势，从民众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就紧密勾结，在君主面前隐瞒罪恶。在宫内刺探君主的情况告诉宫外的同党，内外勾结助长权势，群臣百官以此获得富贵。官吏不诛杀他们，国法就要受到扰乱；诛杀他们，君主就不得安宁。他们控制着君主，也就是国家的社鼠啊。”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大臣既像猛狗一样迫害法术之士，左右近侍又像社鼠一样刺探君主内情，而君主却不能察觉。这样，君主怎能不受蒙骗，国家怎能不衰亡呢？

    另一种说法：宋国卖酒的人中有个叫庄氏的，他的酒一直很美。有人派仆人前去买庄氏的酒，庄家的狗乱咬，仆人不敢去，就买了别家的酒。有人问道：“为什么不买庄氏的酒？”仆人回答说：“今天庄氏的酒酸。”所以说，不杀掉庄氏的狗，酒就会变酸。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家害怕什么？”管仲回答说：“最怕社鼠。社坛，立了木头，涂上泥巴，老鼠趁势藏身在里面。用烟熏它，木头就会烧毁；用水灌它，涂上的泥巴就会掉下来。这就是人们苦于社鼠的原因。现在君主的左右近侍，在朝廷外就卖弄权势，从民众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就紧密勾结，欺瞒隐罪来蒙骗君主。不诛杀他们，就会扰乱国法；诛杀他们，君主就会不安。他们控制着君主，也就是社鼠了。”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所以左右近侍像社鼠，掌权的大臣像猛狗，治国的法术就行不通了。

    尧想把天下传让给舜。鲧劝谏道：“不吉利啊！谁会把天下传让给平民呢？”尧不听，起兵在羽山郊外诛杀了鲧。共工又劝谏道：“谁会把天下传让给平民呢？”尧不听，又起兵在幽州都城杀了共工。于是天下没有人敢说不要把天下传让给舜。孔子听到后说：“尧知道舜的贤明，并不是困难的事。至于杀掉那些劝阻一定传位给舜的人，确实是困难的。”另一种说法是，孔子说：“不因为进谏的人提出疑问而败坏自己明察的事情才是困难的啊。”

    楚庄王有外朝的法规是：“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有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处的，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掉他的车夫，”这期间太子入朝，马蹄踩到屋循下滴水的地方，执法官砍断他的车辕，杀了他的车夫。太子发怒了，进去向庄王哭泣道：“替我报仇，杀了执法官。”庄王说：“法是用来敬宗庙，尊社稷的。所以能确定法制，遵从法令，尊敬社稷的，是国家的臣子，怎么可以诛杀呢？违犯法制，废除法令，不尊敬社程的，是臣下凌驾君主之上，臣下侵犯君主。臣下凌驾君主之上，君主就失去威势，臣。下侵犯君主，君主的地位就危险。威势失去，地位危险，国家不能保有，我将拿什么传给子孙？”于是太子就回头跑开，躲避到外面露宿了三天，面北一再拜请给予死罪。

    另一种说法：楚王急召太子。——楚国法令规定，车子不准坐到第二道门。——天下着雨，院子里有积水，太子就把车子赶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车子不能到达第二道门。到达第二道门是不合法的。”太子说：“国王召唤得很急，我不能等到没有积水。”接着就赶马向前。执法官举起兵器刺向太子的马，摧毁太子的车。太子进去，对楚王哭诉道：“院子里积水、很多，我赶车到了第二道门。执法官说不合法，举起兵器刺我的马，毁我的车。父王一定要杀了他。”楚王说：“前有年老的君主，他不越规办事；后有接位的太子，他也不去依附，贤啊！这真是我守法的臣子。”于是就给执法官加了两级爵位，开了后门让太子出去，说；“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卫嗣君对薄疑说：“你嫌我国家小，以为不值得做官，我可是有能力满足你做官的要求，让你进爵做上卿。”就给了薄疑一万顷土地。薄疑说：“我的母亲爱我，认为我能做到大国的相并有余力。但我家有个姓蔡的老巫婆，我母亲非常喜爱并听信她，把家政都委托给她。我的智慧足以议论家事，我的母亲也完全听信我。然而母亲已经和我商量过的事，还要由蔡巫婆再来决定。所以要说我的智慧才能，母亲认为我能做大国的相而有余力；要说亲密关系，则是母子两人。即使这样，母亲还是不免要和蔡巫婆商量。现在我和君主，没有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君主身边却都是蔡巫婆之类的人物。君主身边的蔡巫婆，一定是握有权势的人。握有权势的人是能够行私的人。那些行私的人，是可以逍遥法外的；而我讲的，则是按法办事。非法与合法，是完全对立的，是不能相容的。”

    另一种说法：卫君要去晋国，对薄疑说：“我想和你一起走。”薄疑说：“老太太在家里，请让我回去和她商量一下。”卫君亲自请问薄疑的老母亲。薄疑母亲说：“薄疑是您的臣子，您有意让他随从您，很好。”卫君对薄疑说：“我已经问过你母亲，她答应我了。”薄疑回家，向母亲谈起这件事，说：“卫君对我的爱和您对我的爱比起来，怎么样呢？”老太太说：“不如我爱你。”“卫君说我能干和母亲说我能干比起来，怎么样呢？”老太太说： “不如我说你能干。”“您和我商量家事，已经决定了的，还要和占卜的蔡老婆子商量后才决定。现在卫君想让我跟他一起走，虽已和我说定，日后必会和其他像蔡老婆子一样的人去败坏它，这样一来，我就不能长久做臣子了。”

    教歌的人先叫学唱的人放声高呼，然后转变音调。对那些能在转音之后回复到清越微音的，才加以教授。

    另一种说法：教歌的人先用音法测验，要求学唱的人急呼合于宫调，慢呼合于微调。急呼不合宫调，慢呼不合微调，就不能算是教歌。吴起是卫国左氏邑中乡的人，让他妻子织丝带，结果幅宽比要求的尺度窄些。吴起让她改一下，他妻子说：“行。”等到织成，又量了量，结果还是不符合要求的尺度，吴起非常生气。他妻子回答说：“我开头就把经线确定好了。不可以更改了。”吴起休掉了她。吴起妻子请求哥哥去要求回去。她哥哥说：“吴起是制定法令的人，他制定法令，是想用来为大国建立功业。他必须首先在自己妻妄身上兑现，然后才能推行开去，你不要希望回去了。”吴起妻子的弟弟被卫君重用，就凭着被卫君器重的身份去请求吴起。吴起不听从，便离开卫国到楚国去了。 另一种说法：吴起把丝织的带拿给他妻子看过，说：“你为我织条丝带，织成这样。”丝带织成后一经比较，新织的那条特别好。吴起说：“让你织条丝带，要求像样品一样。现在织得特别好，为什么？”他妻子说；“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只是额外多用了工夫，所以更好。”吴起说：“这不是我的吩咐。”让她穿好衣服，把她休回娘家。她父亲前去求情，吴起说：“我在家从不说空话。”

    晋文公向狐偃询问道：“我把美味甘食遍赐朝内臣子，只有少量的酒肉放在宫内。酒酿成后尚未澄清就给大家饮，鲜肉不经存放就煮给大家吃，杀一头牛也要普遍分给国人，一年织成的布都给士兵做衣服穿，这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说；“还不行。”文公说：“我的民众有丧失财产的，我亲自派遣郎中去查看；对有罪的人予以赦免，对贫穷不足的人布施恩惠。这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回答说：“还不行。这些都是满足民众生存要求的办法。而要他们打仗，等于要杀死他们。民众追随您，是为了顺顺当当地活着，您却违反他们的意愿而杀掉他们，也就失去了民众跟从您的理由了。”文公说：“那么，要怎样做才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呢？”狐偃说：“使他们不得不去打仗。”文公说：“不得不去打仗怎么说呢？”狐倡回答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大概足以使他们打仗了。”文公说：“怎样达到刑罚的最高境界？”狐倡回答说：“刑罚不避开亲近和显贵的人，法治实施到你宠爱的人。”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在圃陆打猎，约定以中午为期限，迟到的按军法处置。这时有个文公爱重、名叫颠颉的人迟到了，官吏请君主定他的罪，文公掉着眼泪，很是犯愁。官吏说：“请让我对他用刑。”于是腰斩了颠领，拿他向百姓巡示，用来表明有法必依。此后百姓都非常害怕，说：“国君对颠领的爱重是那么深切，尚且按法治罪，何况对于我们，有什么值得留情的呢。”文公见百姓可用以打仗了，于是就起兵攻打原国，战胜了对方。攻打卫国，让卫国的田亩吁陌方向改为东西向，占领了五鹿地区。攻取阳樊，战胜虢国，讨伐曹国。向南围困郑国，破坏了郑国的城垛，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回兵和楚军在城淄开战，大败楚军。班师北上，主持了在践土举行的盟会；接着又成就了衡雍的结盟。一下子就建立了八项功业。所以能够这样，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由于听从了狐倡的主张，借用了颠领的脊梁。痈疽的疼痛，不用石针刺入骨髓，心里的烦苦就支持不了；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肯让人用半寸长的石针去刺它。现在君主治理国家也是这样，不是不知道只有经过苦痛才能平安。要想治理好国家，不是这样就不能听信圣人智士而镇压作乱的奸臣。作乱的奸臣，一定是握有权势的人；握有权势的人，一定是君主非常亲近宠信的人。君主非常亲近宠信的人，就像坚和白不能离开石头而独立存在一样，不能离开君主而存在。以普通人的身分，想要把君主和他所亲近的权臣分开，等于是劝说右腿同意割掉左腿一样，是不可能办到的。这样一来，自己一定会遭杀害，而主张仍然不会被采纳的。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白话译文

本文分五部分，经、说一阐明君主的威德不能分于臣下；经、说二阐明君主恃势不恃爱；经、说三阐明君主不能借权于臣下，应处处保持独尊地位；经、说四将老子的无为学说落实到政治哲学上，提出君主“不亲细民，不躬小事”，要“有术以御之”；经、说五是对“术”的补充和展开，具体说明如何“因事之理，则不劳而成”。全文始终围绕着巩固君主地位这个中心，教导君主如何对付群臣──他们时时处处在打着篡窃的主意。

一

    君臣共同掌握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怎么说明这个道理呢？用造父、王良驾马的事来说明。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田恒就像田圃里的水池，所以宋君和齐简公终于被他们杀掉了。祸害表现在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而无法指挥马，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而不能成曲调。

二

    国家的安定和强大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枉法办事，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公正地实行赏罚而不对下面讲仁爱。爵位和俸禄来自功劳，杀戮和惩罚来自罪行，臣子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卖命出力而不对君主效私忠。君主明白不讲仁爱的道理，臣子明白不讲私忠的道理，就可以称王天下了。秦昭王懂得做君主的道理，所以不散发五苑的瓜果蔬菜去救济民众；田鲔懂得做臣子的道理，所以教育田章一切要从利害出发；公仪休虽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唯恐因此失去相位。

三

    明君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然而对国外的事情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成功，于是就有苏代批评齐王不信大臣的故事。君主要借鉴上古的事情，然而听隐士的话而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显耀自己，于是就有潘寿谈论夏禹传位的故事。君主对这些一无所悟，方吾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提到古礼上说穿同一服装的人不坐同一辆车子，同一家族的人不住一起，何况把君权随便转让给别人呢！吴章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劝说君主连假的爱憎都不能表露出来，何况把真情流露给人呢！赵王厌恶老虎眼睛，结果却受到蒙蔽。明君的治国方法，就要像周王朝的外交官阻挡卫侯那样维护君主尊严。

四

    君主是依靠严守法令，责求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所以阴君致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有关的解说在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纲的故事里。所以失火时主管官员的作用是不能不弄清的。救火时，主管官员自己提壶赴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指挥，就能驱使上万的人去救火。所以对待法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马推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他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奴，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因此这种说法可以借榔头、砧石用来整治不平，榜檠用来矫正不直的道理加以解释，不然的话，失败就会如同淖齿在齐国掌权而杀死齐闵王，李兑在齐国掌权而饿死主父。

五

    遵循事物法则办事，不必劳苦就能成功。所以兹郑坐在车辕上唱歌来吸引行人帮他把车推上高桥。相应的祸害表现在赵简子的税官请求收税标准；薄疑说“国中饱”，赵简子误认为国家富强而高兴，实际上却是府库空虚，百姓挨饿而奸吏富足。所以齐桓公视察民间发现有人家贫无妻，因而同意管仲发放国家多余财物、嫁出宫中未用妇女。不遵循事物法则，就如同延陵卓子用自相矛盾的方法驾马，造父路过遇见后为之哭泣。

    以上是经文部分。

说 一

    造父驾驭拉车四马，时而向前奔驰，时而绕圈打转，是那么得心应手。之所以能如此得心应手地驭马，是因为他有独掌马缰和马鞭的权力。然而马被突然窜出来的猪所惊吓，造父不能控制的原因，并不是马缓和马鞭的威力不足，而是窜出来的猪把这种威力分散了。王良驾驭副车，不用马缰和马鞭，而是根据马的喜好，善用草料和水进行控制。然而马经过草圃水池而副车失去控制的原因，并不是草料和水不充足，而是草圃水池把马的注意力分散了。所以，王良、造父是天下驭车能手，然而使王良掌握马勒的左边大声呵斥，使造父掌握马勒的右边用鞭抽打，马连十里也走不上，这是由于两人共同驾驭、相互干扰的缘故。田连、成窍都是天下善于弹琴的人，然而让田连在琴首弹拨，让成窍在琴尾按捺，却不能构成曲谓，也是由于两人共用一物的缘故。以王良、造父技能的高超，共掌马缰驾驭，却不能驱使马，君主怎能跟他的臣子共掌权力而治理国家？另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车夫，用控制饮水的方法把马训练成功，在园圃里试车。渴马见了圃中水池，就离开车子跑去，试车因此失败。王良驾车为赵简子争夺长途赛马的锦标。车子刚出发时，有头猪伏在沟里，当壬良快马加鞭前进时，猪突然从沟里窜出，马受到惊吓，驾车失败。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励、赏赐是民众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民众所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宋君说：“行。”于是发布严令、诛杀大臣，宋君总说问子罕。于是大臣害怕子罕，平民归附子罕。过了一年，子罕杀了宋君，夺取政权。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来的猪一样夺取了宋君的国家。

    齐简公处在君位，刑罚重而诛杀严厉，赋税重而杀戮百姓。田成子对百姓表示慈爱，显示宽厚。简公把齐国的民众当作渴马，不对他们施恩，而田成子用仁厚作为草圃水池来争取他们。

    另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车夫，用控制饮水的方法训马，一百天后把马训成了。训成后，请求驾车给齐王看，齐王说：“在草圃中驾车给我看。”造父把车赶入草圃，马看见圃中水池就跑了过去，造父不能阻止。造父用控制饮水的方法训马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马一看见水池，就凶悍地跑去，即使造父也控制不住。现在齐简公用法令禁锢百姓很久了，而田成子却给百姓好处，这好比田成子倾倒出圃池里的水给陷于饥渴的百姓喝。另一种说法：王良为宋君进行千里赛马。车已备好，马情况正常。将要出发，王良赶车前进，轮子正好对着车辙；赶车后退，马的前蹄正好掩盖了后蹄的脚印。策马出发，猪从洞里跑出来。马受惊而后退缩，鞭打也不能使它前进；马凶悍地乱奔，缰绳也管不住了。另一种说法；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励、赏赐是民众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民众所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于是屠戮百姓和诛杀大臣，宋君就说：“去和子罕商量吧。”过了一年，百姓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所以全国都依附了他。所以子罕挟持宋君，篡夺了政权，法令不能禁止。所以说：“子罕是窜出的猪，田成子是圃池中的水。”让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一人掌握一边的经缰从里巷门中出发，驾驭定会失败，目的地一定到达不了。让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一人按一根弦弹，弹奏就必定失败，曲子无法演完。

说 二

    秦昭王生病，每个里的百姓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公孙述出门看见这种情形，入宫祝贺昭王说：“百姓都已在买牛为您祈祷。”昭王派人查问，果有这回事。昭王说：、“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甲。没有命令而擅自祈祷，这是爱我。他们爱我，我如果也改变法令，用同样的心去爱他们，这样法就立不起来；法立不起来，是乱国亡身之道。不如每人罚两副甲，重新跟他们搞好国家的治理。”

    另一种说法：秦昭王生病，百姓为他祈祷；病好后，百姓杀牛向神还愿。侍从官阎遏、公孙衍出门看见了，说：“现在不是祭土地神和腊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杀牛祭袍呢？”他们感到奇怪，就问百姓。百姓说；“国君生病，我们为他祈祷；现在他病好了，我们杀牛向神还愿。”阎遏、公孙衍很高兴，晋见昭王拜贺道：“您胜过尧、舜了。”昭王吃惊地说：“此话怎说？”他们答说：“尧和舜，还没到百姓为他们祈祷的地步。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所以我们私下认为大王是胜过尧和舜了。”于是昭王派人查问，看是哪个里这样干的，要罚该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阎遏、公孙衍惭愧得不敢吭声。过了几个月，昭王饮酒正痛快时，阎遏、公孙衍对昭王说：“前段时间我们私下以为大王胜过尧和舜，并非胆敢故意讨好。尧和舜生病，百姓还不至于为他们祈祷；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现在竟然罚那个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我们私下深感奇怪。”昭王说：“你们为什么不懂这些？那些百姓为我所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爱他们，他们就为我所用，而是因为我有权势，他们才为我所用。我放弃了权势和他们相互交结，那样的话，我偶然不爱他们，他们马上就不为我所用了。所以，终归是应该摒弃仁爱的做法。” 秦国遇到严重饥荒，应侯请求说：“五苑的草木植物，蔬菜、栋树果、枣子、栗子，足以养活百姓，请您开放了。”秦昭王说：“我们秦国的法令，是让百姓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现在如果开放五苑的蔬菜瓜果，却是不论有功无功都要让百姓受到赏赐。不论有功无功都让百姓受到赏赐，那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开放五苑而使国家混乱，不如委弃瓜果蔬菜而使国家太平。” 关于秦昭王回答的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命令开放五苑的瓜果蔬菜，倒也足以养活百姓，但却会使有功的人和无功的人相互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而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你们还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吧!”

    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你要想自己得到好处，首先要使你的君主得到好处；你要想使家庭富有，首先要使你的国家富有。”

    另一种说法：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君主售爵位给臣子，臣子出售智力给君主。所以说只能自己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

    公仪休担任鲁相。他爱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进献给他。公仪休不收，他弟弟规劝说：“您爱吃鱼，却不收鱼，为什么？”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收。假如收了，一定会有迁就他们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将违背法令；违背法令就会罢免相位。这样一来，我即使爱吃鱼，他们也不一定再给我鱼，我也不能自己再搞到鱼。假使不收鱼，因而不被免相，尽管再爱吃鱼，我也能够经常自己搞到鱼。”这是懂得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懂得靠别人相助，不如自己帮助自己的道理。

说 三

    子之担任燕相，地位尊贵并专权独断。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他说：“齐宣王是怎样的一个君主？”苏代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天下了。”燕王说： “为什么？”苏代回答说：“过去齐桓公称霸的时候，朝廷内的事托付给鲍叔牙，朝廷外的事托付给管仲，桓公蓬头散发和宫女肠混，每天在宫中市场游玩。现在的齐王不相信他的大臣。”于是燕王就更加信赖子之。子之听说后，派人赠给苏代一百镒金，随便他派什么用场。

    另一种说法：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看到不使子之获得好处，就一定不能办成事情回国，奉献和赏赐的东西也不会拿出来，于是见到燕王，就称赞齐王。燕王说：“齐王这样贤明，那不是一定要称王天下了吗？”苏代说：“挽救危亡都来不及，怎么能称王呢？”燕王说；“为什么？”苏代说：“他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燕王说：“齐国灭亡又是为什么呢？”苏代说：“过去齐桓公敬爱管仲，立为仲父，国内大事由他处理，国外大事由他决断、全国的事都由他掌握，所以能够彻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现在的齐王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所以知道齐国要灭亡。”燕王说：“现在我任用子之，天下的人还没有听说呐。”于是第二天大行朝会，全听子之。 潘寿对燕王说：“大王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人们所以说尧很贤明，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而许由又肯定不接受，那就是尧有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不失去天下。现在大王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肯定不接受，这样就是大王有让国家给子之的名声而和尧有同样的行为。”于是燕王就把国家整个地托付给了子之，子之异常尊贵。

    另一种说法：潘寿是个隐士。燕王派人招请他。潘寿拜见燕王说：“我担心子之会像益一样。”燕王说：“怎么像益一样呢？”潘寿回答说：“古时禹死时，本打算把天下传给益，禹的儿子启的手下人就相互勾结攻益而立启。现在大王相信宠爱子之，准备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太子的手下人都怀有官印，子之的手下人却没有一个在朝廷做官的。大王如果不幸去世，那么子之也就要像益一样了。”燕王因而把官吏的印都收上来，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给子之处理，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君主用来作为借鉴的，是诸侯手下的士人们，而现在诸侯手下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党羽。君主用来作为荣誉的，是隐居山林的士人们，而现在隐居山林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门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剥夺的权力在于之手里。所以吴章说：“君主不假装恨人或爱人。因为假装爱某人之后，就不好再恨他；假装恨某人之后，就不好再爱他了。”

    另一种说法：燕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向潘寿讨教，潘寿回答说：“禹宠爱益，要把天下托付给益，过后不久又把启手下的人任为官吏。禹到年老的时候，又认为启不足以担任天下大事，所以把天下传给益，但权势都在启手中。过后不久启和他的朋党向益进攻，夺了益的天下。这是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益，实际上是叫启自己夺取天下。这表明禹远远比不上尧和舜。现在大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官吏没有一个不是太子手下的人，这是名义上传子之而实际上让太子自己夺回。”燕王于是收回官印，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子之处理，子之地位就尊贵了。

    方吾说：“我听说古礼上讲：出外不和穿同样服装的人坐同一辆车，居家不和同一家族的人聚居在一起，何况做君主的把权势外借呢？” 吴章对韩宣王说：“君主不可以假装爱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恨他了；也不可以假装恨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爱他了。所以假装恨、假装爱的感情稍有表现，阿谈奉承者就会根据这个去诋毁或称赞他人。即使是明君也不能再把爱憎收回来的，更何况是把真实的感情表露给人呢！”

    赵王在花园里游玩，侍从拿兔子给老虎吃又收回来，老虎发怒地圆瞪着眼睛。赵王说：“老虎的眼睛真可恶啊！”侍从说：“平阳君的眼睛比老虎的眼睛还要可恶。看到老虎瞪眼还没有危险，看到平阳君瞪眼，别人就一定要死了。”第二天平阳君听说后，派人杀了进言的侍从，而赵王却不责备平阳君。 卫君去朝见周天子，周外交官问卫君的名号，卫君回答说：“诸侯辟疆。”周外交官拒绝他说：“诸侯不能和天子用相同的名号。”卫君于是自动改口说：“诸侯毁。”然后周外交官才接纳了他。孔子听到后说：“禁止冒犯君主，意义是多么深远啊！虚名都不能拿来借给别人，何况有关实权呢？”

说 四

    摇树的人如果逐一地掀动树叶，即使很劳累，也不能把叶子全部揭遍；如果左右拍打树干，那么所有的树叶就都会晃动了。在深潭的边上摇树，鸟惊而高飞，鱼恐而深游。善于张网捕鱼的人牵引鱼网的纲绳，如果逐一地拨弄网眼，然后捉鱼，那就不但劳苦，而且也难以捕到鱼了；牵引网上的纲绳，鱼就自然被网住了。所以官吏是民众的树干和纲绳，因此圣明的君主管理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

    救火时，叫主管官员提着水壶水罐跑去救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拿了鞭子、短棍指挥，驱使人们，就能役使上万的人去救火。因此圣明的君主不亲自治理民众，不亲自处理小事。造父正在锄草，这时有父子坐车路过，马受惊不肯前行，一个儿子拉住马，父子几人推车，还请造父帮他们推。于是造父收拾好农具，停止操作而把它寄放在车上，拽住那个儿子拉的马，然后才拿起缰绳和鞭子，还没有使上绳、鞭，马就一起向前奔跑了。假使造父不会驾驭，即使全力帮忙推车，马还是不肯前行。现在他自身操作得很安逸，而且把农具寄放在车上，又有恩德施于人家，是因为有办法驾驭惊马啊。所以国家是君主的车，权势是君主的马。君主没有法术驾驭它，自己即使很劳苦，国家还是不免于乱；有法术来驾驭它，自己不但能处在安逸快乐的地位，还能取得帝王的功业。榔头、砧石等是用来整治不平的；附在弓弩上的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的。圣人制定法令，就是用来整治不平、矫正不直的。淖齿在齐国掌权，抽了齐闵王的筋；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死了赵武灵王。这两个君主都不能运用如同榔头、砧石和榜檠一样的法令，终于自己被杀死，并为天下人所耻笑。

    另一种说法：到了齐国，只会听说有淖齿，而不会听说有齐王；到了赵国，只会听说有李兑，而不会听说有赵王。所以说，君主不掌握法术，威势就会减弱而使大臣垄断名望。

    另一种说法；赵武灵王让他儿子惠文王临政，李兑任国相，武灵王不自己亲手掌握生杀大权，所以被李兑劫杀。另一种说法：田婴担任齐相。有人对齐王说：“一年的财政结算，大王如果不用几天时间逐一亲自听取报告，就无法知道官吏的营私舞弊和政事得失。”齐王说：“讲得好。”田婴听到后，就立即向齐王要求去听自己的财政结算。齐王准备去听了，田婴让官吏准备好全年的财政大小收入的帐目和凭证。齐王亲自听取财政结算，但听不胜听，吃完饭，又坐下来，累得不再吃晚饭了。田婴又对齐王说；“群臣一年到头日日夜夜不敢马虎和懈怠的事情，大王用一个晚上听取报告，群臣就由此得到鼓励了。”齐王说：“好吧。”—会儿齐王已睡着了，官吏抽刀削掉凭证上的结算。君主亲自听取结算，就是国家混乱的开始。

说 五

    兹郑拉车过高桥而上不去。他坐在车辕上唱歌，前面行人止步，后面的行人赶上来，大家帮着推，车才上了桥。假如兹郑没有办法招人来，那么即使他用尽力气以至于累死，车子还是上不了桥。现在兹郑不受劳苦而车却上了桥，是因为他有办法招人来的缘故。

    赵简子派出收税的官吏，官吏请示收税标准的高低。赵简子说：“要不轻不重。税收重了，利就归于国家；轻了，利就归于民众。官吏从中捞不到私利，轻重就适中了。”

    薄疑对赵简子说：“您的国家中间富足。”简子高兴地说：“怎么呢？”薄疑回答说：“上面财库粮仓空虚匮乏，下面平民百姓贫穷饥饿，但是处在中间的奸吏富足了。” 齐桓公微服出访百姓家，有一个年老而自己料理生活的人，桓公问他什么缘故。老人回答说：“我有三个儿子，家里穷，无法为他们娶妻，出去当雇工还没有回来。”桓公回到宫里，把这件事告诉管仲。管仲说；“朝廷积蓄中有腐败的财物，民众就得挨饿；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民众就娶不到妻子。”桓公说：“对。”就考察宫中有未婚的女子让她们出嫁。对百姓下令道：“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嫁人。”

    另一种说法：齐桓公微服出访民间，有一个叫鹿门稷的人，年已七十而没有妻子。桓公问管仲说：“有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吗？”管仲说；“有个叫鹿门稷的人，年已七十了，却没有妻子。”桓公说：“怎样才能让他有妻子？”管仲说：“我听说：君主有积蓄财物，臣民在下面就一定穷困匮乏；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就会有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桓公说：“对。”于是下令宫中，让君主没有临幸过的女子出嫁。然后下令，男子二十娶妻，女子十五出嫁。这样宫内就没有年长而不及时出嫁的女子，宫外也没有无妻的成年男子。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挑文”的马拉，马身装饰华贵，前有钩、勒等物，后有上了针的鞭子。马想前进，就会碰到钩、勒禁止，马想后退就有鞭针戳刺，于是马就往斜里乱跑。造父路过时看到了，为马哭泣说：“古时治人也是这样。赏赐是用来勉励立功的，但毁谤也夹杂在里面；刑罚是用来禁止犯罪的，但赞美却也夹杂在里面。人们只好呆着不动，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另一种说法：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和“翟文”的马拉，马装扮得十分华贵，前面有交错的钩、勒等饰物，后面有锋利的鞭针。马前进时就向后紧拉，马后退就用鞭抽打。马前不能进，后不能退，于是就避开前后而乱跑，于是卓子就下车抽刀砍断了马的腿。造父看见了，流泪不止，整天不吃饭，仰天叹息说：“马鞭是用来让马前进的，钩勒却又在前；缰绳是用来让马后退的，鞭针却又在后。现在君主因为臣下廉洁而加以任用，却又因为他不迎合身边亲信而予以辞退；因为他公正而加以称赞，却又因为他不听从旨意而予以废黜。人们因此而害怕，站着不动，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本文分五部分，经、说一阐明君主的威德不能分于臣下；经、说二阐明君主恃势不恃爱；经、说三阐明君主不能借权于臣下，应处处保持独尊地位；经、说四将老子的无为学说落实到政治哲学上，提出君主“不亲细民，不躬小事”，要“有术以御之”；经、说五是对“术”的补充和展开，具体说明如何“因事之理，则不劳而成”。全文始终围绕着巩固君主地位这个中心，教导君主如何对付群臣──他们时时处处在打着篡窃的主意。

一

    君臣共同掌握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怎么说明这个道理呢？用造父、王良驾马的事来说明。子罕就像突然窜出的猪，田恒就像田圃里的水池，所以宋君和齐简公终于被他们杀掉了。祸害表现在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而无法指挥马，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而不能成曲调。

二

    国家的安定和强大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枉法办事，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公正地实行赏罚而不对下面讲仁爱。爵位和俸禄来自功劳，杀戮和惩罚来自罪行，臣子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卖命出力而不对君主效私忠。君主明白不讲仁爱的道理，臣子明白不讲私忠的道理，就可以称王天下了。秦昭王懂得做君主的道理，所以不散发五苑的瓜果蔬菜去救济民众；田鲔懂得做臣子的道理，所以教育田章一切要从利害出发；公仪休虽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唯恐因此失去相位。

三

    明君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然而对国外的事情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成功，于是就有苏代批评齐王不信大臣的故事。君主要借鉴上古的事情，然而听隐士的话而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显耀自己，于是就有潘寿谈论夏禹传位的故事。君主对这些一无所悟，方吾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提到古礼上说穿同一服装的人不坐同一辆车子，同一家族的人不住一起，何况把君权随便转让给别人呢！吴章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劝说君主连假的爱憎都不能表露出来，何况把真情流露给人呢！赵王厌恶老虎眼睛，结果却受到蒙蔽。明君的治国方法，就要像周王朝的外交官阻挡卫侯那样维护君主尊严。

四

    君主是依靠严守法令，责求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所以阴君致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有关的解说在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纲的故事里。所以失火时主管官员的作用是不能不弄清的。救火时，主管官员自己提壶赴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指挥，就能驱使上万的人去救火。所以对待法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马推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他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奴，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因此这种说法可以借榔头、砧石用来整治不平，榜檠用来矫正不直的道理加以解释，不然的话，失败就会如同淖齿在齐国掌权而杀死齐闵王，李兑在齐国掌权而饿死主父。

五

    遵循事物法则办事，不必劳苦就能成功。所以兹郑坐在车辕上唱歌来吸引行人帮他把车推上高桥。相应的祸害表现在赵简子的税官请求收税标准；薄疑说“国中饱”，赵简子误认为国家富强而高兴，实际上却是府库空虚，百姓挨饿而奸吏富足。所以齐桓公视察民间发现有人家贫无妻，因而同意管仲发放国家多余财物、嫁出宫中未用妇女。不遵循事物法则，就如同延陵卓子用自相矛盾的方法驾马，造父路过遇见后为之哭泣。

    以上是经文部分。

说 一

    造父驾驭拉车四马，时而向前奔驰，时而绕圈打转，是那么得心应手。之所以能如此得心应手地驭马，是因为他有独掌马缰和马鞭的权力。然而马被突然窜出来的猪所惊吓，造父不能控制的原因，并不是马缓和马鞭的威力不足，而是窜出来的猪把这种威力分散了。王良驾驭副车，不用马缰和马鞭，而是根据马的喜好，善用草料和水进行控制。然而马经过草圃水池而副车失去控制的原因，并不是草料和水不充足，而是草圃水池把马的注意力分散了。所以，王良、造父是天下驭车能手，然而使王良掌握马勒的左边大声呵斥，使造父掌握马勒的右边用鞭抽打，马连十里也走不上，这是由于两人共同驾驭、相互干扰的缘故。田连、成窍都是天下善于弹琴的人，然而让田连在琴首弹拨，让成窍在琴尾按捺，却不能构成曲谓，也是由于两人共用一物的缘故。以王良、造父技能的高超，共掌马缰驾驭，却不能驱使马，君主怎能跟他的臣子共掌权力而治理国家？另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车夫，用控制饮水的方法把马训练成功，在园圃里试车。渴马见了圃中水池，就离开车子跑去，试车因此失败。王良驾车为赵简子争夺长途赛马的锦标。车子刚出发时，有头猪伏在沟里，当壬良快马加鞭前进时，猪突然从沟里窜出，马受到惊吓，驾车失败。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励、赏赐是民众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民众所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宋君说：“行。”于是发布严令、诛杀大臣，宋君总说问子罕。于是大臣害怕子罕，平民归附子罕。过了一年，子罕杀了宋君，夺取政权。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来的猪一样夺取了宋君的国家。

    齐简公处在君位，刑罚重而诛杀严厉，赋税重而杀戮百姓。田成子对百姓表示慈爱，显示宽厚。简公把齐国的民众当作渴马，不对他们施恩，而田成子用仁厚作为草圃水池来争取他们。

    另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车夫，用控制饮水的方法训马，一百天后把马训成了。训成后，请求驾车给齐王看，齐王说：“在草圃中驾车给我看。”造父把车赶入草圃，马看见圃中水池就跑了过去，造父不能阻止。造父用控制饮水的方法训马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马一看见水池，就凶悍地跑去，即使造父也控制不住。现在齐简公用法令禁锢百姓很久了，而田成子却给百姓好处，这好比田成子倾倒出圃池里的水给陷于饥渴的百姓喝。另一种说法：王良为宋君进行千里赛马。车已备好，马情况正常。将要出发，王良赶车前进，轮子正好对着车辙；赶车后退，马的前蹄正好掩盖了后蹄的脚印。策马出发，猪从洞里跑出来。马受惊而后退缩，鞭打也不能使它前进；马凶悍地乱奔，缰绳也管不住了。另一种说法；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励、赏赐是民众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民众所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于是屠戮百姓和诛杀大臣，宋君就说：“去和子罕商量吧。”过了一年，百姓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所以全国都依附了他。所以子罕挟持宋君，篡夺了政权，法令不能禁止。所以说：“子罕是窜出的猪，田成子是圃池中的水。”让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一人掌握一边的经缰从里巷门中出发，驾驭定会失败，目的地一定到达不了。让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一人按一根弦弹，弹奏就必定失败，曲子无法演完。

说 二

    秦昭王生病，每个里的百姓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公孙述出门看见这种情形，入宫祝贺昭王说：“百姓都已在买牛为您祈祷。”昭王派人查问，果有这回事。昭王说：、“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甲。没有命令而擅自祈祷，这是爱我。他们爱我，我如果也改变法令，用同样的心去爱他们，这样法就立不起来；法立不起来，是乱国亡身之道。不如每人罚两副甲，重新跟他们搞好国家的治理。”

    另一种说法：秦昭王生病，百姓为他祈祷；病好后，百姓杀牛向神还愿。侍从官阎遏、公孙衍出门看见了，说：“现在不是祭土地神和腊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杀牛祭袍呢？”他们感到奇怪，就问百姓。百姓说；“国君生病，我们为他祈祷；现在他病好了，我们杀牛向神还愿。”阎遏、公孙衍很高兴，晋见昭王拜贺道：“您胜过尧、舜了。”昭王吃惊地说：“此话怎说？”他们答说：“尧和舜，还没到百姓为他们祈祷的地步。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所以我们私下认为大王是胜过尧和舜了。”于是昭王派人查问，看是哪个里这样干的，要罚该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阎遏、公孙衍惭愧得不敢吭声。过了几个月，昭王饮酒正痛快时，阎遏、公孙衍对昭王说：“前段时间我们私下以为大王胜过尧和舜，并非胆敢故意讨好。尧和舜生病，百姓还不至于为他们祈祷；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许愿，大王病愈，百姓杀牛还愿。现在竟然罚那个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甲，我们私下深感奇怪。”昭王说：“你们为什么不懂这些？那些百姓为我所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爱他们，他们就为我所用，而是因为我有权势，他们才为我所用。我放弃了权势和他们相互交结，那样的话，我偶然不爱他们，他们马上就不为我所用了。所以，终归是应该摒弃仁爱的做法。” 秦国遇到严重饥荒，应侯请求说：“五苑的草木植物，蔬菜、栋树果、枣子、栗子，足以养活百姓，请您开放了。”秦昭王说：“我们秦国的法令，是让百姓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现在如果开放五苑的蔬菜瓜果，却是不论有功无功都要让百姓受到赏赐。不论有功无功都让百姓受到赏赐，那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开放五苑而使国家混乱，不如委弃瓜果蔬菜而使国家太平。” 关于秦昭王回答的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命令开放五苑的瓜果蔬菜，倒也足以养活百姓，但却会使有功的人和无功的人相互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而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你们还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吧!”

    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你要想自己得到好处，首先要使你的君主得到好处；你要想使家庭富有，首先要使你的国家富有。”

    另一种说法：田鲔教育儿子田章说：“君主售爵位给臣子，臣子出售智力给君主。所以说只能自己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

    公仪休担任鲁相。他爱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进献给他。公仪休不收，他弟弟规劝说：“您爱吃鱼，却不收鱼，为什么？”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收。假如收了，一定会有迁就他们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将违背法令；违背法令就会罢免相位。这样一来，我即使爱吃鱼，他们也不一定再给我鱼，我也不能自己再搞到鱼。假使不收鱼，因而不被免相，尽管再爱吃鱼，我也能够经常自己搞到鱼。”这是懂得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懂得靠别人相助，不如自己帮助自己的道理。

说 三

    子之担任燕相，地位尊贵并专权独断。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他说：“齐宣王是怎样的一个君主？”苏代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天下了。”燕王说： “为什么？”苏代回答说：“过去齐桓公称霸的时候，朝廷内的事托付给鲍叔牙，朝廷外的事托付给管仲，桓公蓬头散发和宫女肠混，每天在宫中市场游玩。现在的齐王不相信他的大臣。”于是燕王就更加信赖子之。子之听说后，派人赠给苏代一百镒金，随便他派什么用场。

    另一种说法：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看到不使子之获得好处，就一定不能办成事情回国，奉献和赏赐的东西也不会拿出来，于是见到燕王，就称赞齐王。燕王说：“齐王这样贤明，那不是一定要称王天下了吗？”苏代说：“挽救危亡都来不及，怎么能称王呢？”燕王说；“为什么？”苏代说：“他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燕王说：“齐国灭亡又是为什么呢？”苏代说：“过去齐桓公敬爱管仲，立为仲父，国内大事由他处理，国外大事由他决断、全国的事都由他掌握，所以能够彻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现在的齐王对所爱的大臣任用不当，所以知道齐国要灭亡。”燕王说：“现在我任用子之，天下的人还没有听说呐。”于是第二天大行朝会，全听子之。 潘寿对燕王说：“大王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人们所以说尧很贤明，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而许由又肯定不接受，那就是尧有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不失去天下。现在大王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肯定不接受，这样就是大王有让国家给子之的名声而和尧有同样的行为。”于是燕王就把国家整个地托付给了子之，子之异常尊贵。

    另一种说法：潘寿是个隐士。燕王派人招请他。潘寿拜见燕王说：“我担心子之会像益一样。”燕王说：“怎么像益一样呢？”潘寿回答说：“古时禹死时，本打算把天下传给益，禹的儿子启的手下人就相互勾结攻益而立启。现在大王相信宠爱子之，准备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太子的手下人都怀有官印，子之的手下人却没有一个在朝廷做官的。大王如果不幸去世，那么子之也就要像益一样了。”燕王因而把官吏的印都收上来，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给子之处理，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君主用来作为借鉴的，是诸侯手下的士人们，而现在诸侯手下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党羽。君主用来作为荣誉的，是隐居山林的士人们，而现在隐居山林的士人们都是一些私人的门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剥夺的权力在于之手里。所以吴章说：“君主不假装恨人或爱人。因为假装爱某人之后，就不好再恨他；假装恨某人之后，就不好再爱他了。”

    另一种说法：燕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向潘寿讨教，潘寿回答说：“禹宠爱益，要把天下托付给益，过后不久又把启手下的人任为官吏。禹到年老的时候，又认为启不足以担任天下大事，所以把天下传给益，但权势都在启手中。过后不久启和他的朋党向益进攻，夺了益的天下。这是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益，实际上是叫启自己夺取天下。这表明禹远远比不上尧和舜。现在大王想把国家传给子之，而官吏没有一个不是太子手下的人，这是名义上传子之而实际上让太子自己夺回。”燕王于是收回官印，凡是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印都交子之处理，子之地位就尊贵了。

    方吾说：“我听说古礼上讲：出外不和穿同样服装的人坐同一辆车，居家不和同一家族的人聚居在一起，何况做君主的把权势外借呢？” 吴章对韩宣王说：“君主不可以假装爱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恨他了；也不可以假装恨人，否则，其他时候就不能再爱他了。所以假装恨、假装爱的感情稍有表现，阿谈奉承者就会根据这个去诋毁或称赞他人。即使是明君也不能再把爱憎收回来的，更何况是把真实的感情表露给人呢！”

    赵王在花园里游玩，侍从拿兔子给老虎吃又收回来，老虎发怒地圆瞪着眼睛。赵王说：“老虎的眼睛真可恶啊！”侍从说：“平阳君的眼睛比老虎的眼睛还要可恶。看到老虎瞪眼还没有危险，看到平阳君瞪眼，别人就一定要死了。”第二天平阳君听说后，派人杀了进言的侍从，而赵王却不责备平阳君。 卫君去朝见周天子，周外交官问卫君的名号，卫君回答说：“诸侯辟疆。”周外交官拒绝他说：“诸侯不能和天子用相同的名号。”卫君于是自动改口说：“诸侯毁。”然后周外交官才接纳了他。孔子听到后说：“禁止冒犯君主，意义是多么深远啊！虚名都不能拿来借给别人，何况有关实权呢？”

说 四

    摇树的人如果逐一地掀动树叶，即使很劳累，也不能把叶子全部揭遍；如果左右拍打树干，那么所有的树叶就都会晃动了。在深潭的边上摇树，鸟惊而高飞，鱼恐而深游。善于张网捕鱼的人牵引鱼网的纲绳，如果逐一地拨弄网眼，然后捉鱼，那就不但劳苦，而且也难以捕到鱼了；牵引网上的纲绳，鱼就自然被网住了。所以官吏是民众的树干和纲绳，因此圣明的君主管理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

    救火时，叫主管官员提着水壶水罐跑去救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拿了鞭子、短棍指挥，驱使人们，就能役使上万的人去救火。因此圣明的君主不亲自治理民众，不亲自处理小事。造父正在锄草，这时有父子坐车路过，马受惊不肯前行，一个儿子拉住马，父子几人推车，还请造父帮他们推。于是造父收拾好农具，停止操作而把它寄放在车上，拽住那个儿子拉的马，然后才拿起缰绳和鞭子，还没有使上绳、鞭，马就一起向前奔跑了。假使造父不会驾驭，即使全力帮忙推车，马还是不肯前行。现在他自身操作得很安逸，而且把农具寄放在车上，又有恩德施于人家，是因为有办法驾驭惊马啊。所以国家是君主的车，权势是君主的马。君主没有法术驾驭它，自己即使很劳苦，国家还是不免于乱；有法术来驾驭它，自己不但能处在安逸快乐的地位，还能取得帝王的功业。榔头、砧石等是用来整治不平的；附在弓弩上的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的。圣人制定法令，就是用来整治不平、矫正不直的。淖齿在齐国掌权，抽了齐闵王的筋；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死了赵武灵王。这两个君主都不能运用如同榔头、砧石和榜檠一样的法令，终于自己被杀死，并为天下人所耻笑。

    另一种说法：到了齐国，只会听说有淖齿，而不会听说有齐王；到了赵国，只会听说有李兑，而不会听说有赵王。所以说，君主不掌握法术，威势就会减弱而使大臣垄断名望。

    另一种说法；赵武灵王让他儿子惠文王临政，李兑任国相，武灵王不自己亲手掌握生杀大权，所以被李兑劫杀。另一种说法：田婴担任齐相。有人对齐王说：“一年的财政结算，大王如果不用几天时间逐一亲自听取报告，就无法知道官吏的营私舞弊和政事得失。”齐王说：“讲得好。”田婴听到后，就立即向齐王要求去听自己的财政结算。齐王准备去听了，田婴让官吏准备好全年的财政大小收入的帐目和凭证。齐王亲自听取财政结算，但听不胜听，吃完饭，又坐下来，累得不再吃晚饭了。田婴又对齐王说；“群臣一年到头日日夜夜不敢马虎和懈怠的事情，大王用一个晚上听取报告，群臣就由此得到鼓励了。”齐王说：“好吧。”—会儿齐王已睡着了，官吏抽刀削掉凭证上的结算。君主亲自听取结算，就是国家混乱的开始。

说 五

    兹郑拉车过高桥而上不去。他坐在车辕上唱歌，前面行人止步，后面的行人赶上来，大家帮着推，车才上了桥。假如兹郑没有办法招人来，那么即使他用尽力气以至于累死，车子还是上不了桥。现在兹郑不受劳苦而车却上了桥，是因为他有办法招人来的缘故。

    赵简子派出收税的官吏，官吏请示收税标准的高低。赵简子说：“要不轻不重。税收重了，利就归于国家；轻了，利就归于民众。官吏从中捞不到私利，轻重就适中了。”

    薄疑对赵简子说：“您的国家中间富足。”简子高兴地说：“怎么呢？”薄疑回答说：“上面财库粮仓空虚匮乏，下面平民百姓贫穷饥饿，但是处在中间的奸吏富足了。” 齐桓公微服出访百姓家，有一个年老而自己料理生活的人，桓公问他什么缘故。老人回答说：“我有三个儿子，家里穷，无法为他们娶妻，出去当雇工还没有回来。”桓公回到宫里，把这件事告诉管仲。管仲说；“朝廷积蓄中有腐败的财物，民众就得挨饿；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民众就娶不到妻子。”桓公说：“对。”就考察宫中有未婚的女子让她们出嫁。对百姓下令道：“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嫁人。”

    另一种说法：齐桓公微服出访民间，有一个叫鹿门稷的人，年已七十而没有妻子。桓公问管仲说：“有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吗？”管仲说；“有个叫鹿门稷的人，年已七十了，却没有妻子。”桓公说：“怎样才能让他有妻子？”管仲说：“我听说：君主有积蓄财物，臣民在下面就一定穷困匮乏；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就会有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桓公说：“对。”于是下令宫中，让君主没有临幸过的女子出嫁。然后下令，男子二十娶妻，女子十五出嫁。这样宫内就没有年长而不及时出嫁的女子，宫外也没有无妻的成年男子。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挑文”的马拉，马身装饰华贵，前有钩、勒等物，后有上了针的鞭子。马想前进，就会碰到钩、勒禁止，马想后退就有鞭针戳刺，于是马就往斜里乱跑。造父路过时看到了，为马哭泣说：“古时治人也是这样。赏赐是用来勉励立功的，但毁谤也夹杂在里面；刑罚是用来禁止犯罪的，但赞美却也夹杂在里面。人们只好呆着不动，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另一种说法：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和“翟文”的马拉，马装扮得十分华贵，前面有交错的钩、勒等饰物，后面有锋利的鞭针。马前进时就向后紧拉，马后退就用鞭抽打。马前不能进，后不能退，于是就避开前后而乱跑，于是卓子就下车抽刀砍断了马的腿。造父看见了，流泪不止，整天不吃饭，仰天叹息说：“马鞭是用来让马前进的，钩勒却又在前；缰绳是用来让马后退的，鞭针却又在后。现在君主因为臣下廉洁而加以任用，却又因为他不迎合身边亲信而予以辞退；因为他公正而加以称赞，却又因为他不听从旨意而予以废黜。人们因此而害怕，站着不动，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韩非子·难一第三十六》白话译文

“难”（nàn）是辩难，是韩非对前人成说的反驳，在文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驳论文。因为驳论点都是基于对具体历史故事的评价之上，韩非的立论又是紧扣驳论点深入开掘，因而可读性强；又因为这样的历史故事有二十六则，作者将它分为长短不等的四篇。在体例上，作者总是先引一段已有定论的历史故事，然后由“或曰”引出自己的议论，其论证过程体现出强烈的原创性和深刻性，有战国策士的雄辩之风，吕思勉称其“剖析精微，可见法术家综核名实之道。”（《经子解题》）其成功的创作实践开创了我国问难文体的一个先例。

本文分九章，首章从功利观点出发反对忠信崇尚诈伪；次章反对君主“以身为苦”，以德化民，提倡以赏罚和处势治国；三章反对儒家靠推己及人之爱治国，提倡通过“庆赏信而刑罚必”，防止臣重擅主；四章反对孔子的礼，提倡不以礼之依违定是非，而以功罪定赏罚；五章反对臣下极谏，明确君臣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六章贬黜隐士，明确君主与在野的处士的等级关系；七章反对大臣之间分谤，强调依法而行；八章强调以势治国，尊主明法；卒章认为治国之忧不在于一用两用，而在于君主是否有术。

一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还是使用欺诈手段罢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以后必定再猎不到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摆在后面，行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称霸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汁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二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当此之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说尧是圣人又该如何解释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又证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就是否定尧的明察；认为尧圣，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对。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最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最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说：‘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卖矛和盾的人就无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没有什么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称赞，是同上面讲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时存在有着同样道理的。再说舜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没有休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没有休止的错误，能纠正的就很少了。赏罚能使天下人必须遵行，命令说：‘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下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过错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舜还不据此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要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统治办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说他懂得治国之道的。”

三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探望，询问说：“您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死去，有什么话准备告诉我？”管仲说：“您就是不问我，我本来也要告诉您的。希望您赶走竖刁，除去易牙，远离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主管伙食，您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儿子，又怎么能爱您呢？您本性好妒而喜欢女色，竖刁就自己施行宫刑，以便管理宫女。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卫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要不了几天的行程，开方丢下自己母亲，做官很久也不回家，他连自己母亲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我听说：‘弄虚作假的不会长久，掩盖虚假的不能持久。’希望您能远离这三个人。”管仲已死，桓公不按他的话去做。等到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埋葬。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桓公的话，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说的话。要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又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有拼死出力来为君主的人，管仲就不会任用了。他会说“不爱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么能爱君主”。这是要君主去掉忠臣啊。况且用不爱自身来推断他不爱君主，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也在应当除去的范围之内了。明君的原则不是这样，他会设置臣民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得他们立功，所以制定爵禄而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建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守信而刑罚坚决，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一类的人，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尽死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死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属关系，而是从计算利害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对上蒙蔽君主而在下谋取私利。管仲对桓公没有阐明这种法术。他让桓公赶走竖刁，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方法。再说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的原因，是臣下的权力过大。臣下权力过大的结果，就是挟持君主。有了挟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隔断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祸福，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地位低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的人来推荐，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近侍来引见；百官都能逐级上通，群臣好象车幅聚集到中心一样归附君主；受赏的人君主能了解他的功劳，受罚的人君主能知道他的罪过。君主事先对群臣的功过了解得清楚，然后进行赏罚，就不会受蒙蔽，怎么会有死后不葬的祸患呢？管仲不对桓公讲明这个道理，只是让他赶走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四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我的国家危急，宗庙快完了。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对我表现出骄傲轻慢样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一个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置法令，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假使襄子被围晋阳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这就等于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襄子在晋阳被围，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锅灶进水，成了乌龟出没场所，而百姓没有背叛，证明君臣关系密切。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也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证明襄子失于惩罚。做臣子的，谋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襄子却赏他，这是失于奖赏。明君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哪里看得出襄子是善于奖赏的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

五

    晋平公和群臣一起喝酒。喝得痛快了，于是感概地说：“没有谁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于违背。”师旷在前面陪坐，拿，起琴撞了过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在墙上撞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边上有个小人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呀。”师旷说：“呀!这不是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近侍要求处罚师旷，平公说：“免了，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给予惩罚，这是君主对臣下应有的做法；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善意劝告仍然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下对君主应取的态度。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惩罚，拿琴去撞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君臣的位置，因而失掉了臣下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放弃爵禄，来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下应有的礼义。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就拿琴去撞平公身体，即使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但师旷却用来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下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反而高兴地听从，这是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平公的言行是不能张扬的，它会使君主在听劝上犯错误而觉察不到错误；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张扬，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杀君的行径。这两种做法都是不能张扬的，也就是双方都犯了错误。所以说：平公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掉了当臣子的礼节。

六

    齐桓公时，有个没做官的读书人名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也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没有轻视大国君主的资本；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就没有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的肚量。”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为了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而不顾及个人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才叫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国家混乱，通过做厨师向成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莫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他们都是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因而不顾及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桓公以大国君主的势位，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打算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足见小臣程忘记了民众。忘记民众不能叫做仁义。所谓仁义，是不失掉当臣子的礼节，不颠倒君臣之间的位置。因此国境之内，拿着鸟兽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务掌理政事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在民萌之列，又违背国君的愿望，因而不能叫做仁义；仁义不在小臣程处，桓公却又跟着礼遇他。假使小臣稷有智慧才能而躲避桓公，则是躲避，应当对他用刑；假使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平白无故地在桓公面前倨傲逞强，则是欺骗，应当把他杀掉。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桓公不能整治君臣关系而去礼遇该罚该杀的人，这是桓公用轻视和侮慢君主的风气来教化齐国，是不能用来作为治国之道的。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七

    晋齐靡笄之战，晋中军司马韩厥将斩人。主帅郤克听说后，驾车前去救人。等他赶到，人却已给斩了。郤克就说：“为什么不用他巡行示众？”郤克的侍仆说：“先前您不是要救他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厥分担别人的非议呢？”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能不加考察，它不是分担非议的。韩厥要斩的如果是罪人，就不能去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败坏的原因；法令败坏，国家就混乱了。如果不是罪人，郤克就不能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这就便无辜的人更加冤枉；双重冤枉，正是民众产生怨恨的原因；民众有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部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能不明察。况且韩厥要斩的若是罪人，谷阝克要分招什么非议呢？要斩的如果不是罪人，那么已经斩杀了，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构成而郤克后来方才赶到。郤克说把尸体巡行示众，不足以分担斩人的非议，而又产生巡尸的非议，这就是郤克所谓的分担非议。过去商约造出炮格之刑，崇侯、恶来又说斩涉水者的小腿，哪里就分担了对纣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亡面按法办事的希望是很强烈的，假使韩质没能做到，民众就会希望郤克做到；现在郤克一样没有做到，那么民众对上面就绝望了。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别人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再说部克前去救人，是认为韩厥错了；不讲清他做错的原因，而劝他拿尸体巡行示众，这是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使下而的民众对上面绝望，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知道郤克是怎样来分担非议的。

八

    齐桓公解了管仲的捆绑而任他为相。管仲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大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我还贫穷。”桓公说：“让你享有俸禄丰厚的家业。”管仲说：“我富裕了，但我和您的关系还疏远。”于是桓公把他立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治理地位尊贵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国两大贵族之上；认为贫穷的人不能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有俸禄丰厚的家业；认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治理和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得到了仲父的称号。管仲并非贪心不足，而是为了便于治理。” 有人说：假使让奴仆奉君命去告知卿相，没谁敢于不听，这不是因为卿相地位低下而奴仆地位尊贵，而是因为君命下达，没有人敢于不从。假使管仲治理国家而不遵循桓公的旨意，即是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可以取信于人的条件，何必要等待像高、国、仲父之类的高贵地位，然后才能行事呢？当今行事、都巫这些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如果依法办事，即使宦官也可使卿相信从；不依法办事的话，即使大官也会在民众面前感到理亏。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干着增加宠信和爵禄的事情，这要不是管仲贪心富贵，就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法术。所以说：管仲有错误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赞美。

九

    韩宣王向樛留询问：“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过去魏国同时重用楼鼻、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领土，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姓而丧失了鄢、郢两地。现在您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将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国家就一定要有忧患了。”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是国家的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齐湣王只重用一个淖齿，结果自己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重用一个李兑，结果自己被李兑围困饿死。君主有术，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构成忧患；君主无术，同时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导致大臣专权而劫杀君主。现在樛留不能用术去劝说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种做法，若没有丧失西河、鄢、郢的忧患，就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即是说，樛留没有好见解向君主恰当进言。

《韩非子·难二第三十七》白话译文

本文七章，第一章反对省刑，提出“刑当无多，不当无少”；第二章反对仁政，提出不能赏无功，必须诛有过；第三章否定孔子给予文王仁和智的评价；第四章提出成就功业需要“君臣俱有力”；第五章提出君主只要凭着手中的官职和爵禄就不会“劳于索人”，同时使用大臣时又要始终防范其劫夺和篡弑；第六章讨论利用天时和人事增加国家税入的问题；最后一章反对君主身先士卒，认为取胜的诀窍在于利用好利恶害的人性，实行信赏必罚。

一

    齐景公走访晏子，说：“您的住宅太小，又靠近集市，请把您家搬到豫章的园地去。”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我家穷，靠上集市买东西吃，早晚都要赶集，不能离得远。”景公笑着说：“您家人熟悉市场行情，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吗?”这时景公刑罚繁多。晏子回答说：“断脚人穿的踊贵，常人穿的鞋便宜。”景公说：“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刑罚太多。”景公惊讶得脸色大变，说：“我大概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子说踊贵，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借此来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懂治国之道的过错。刑罚恰当不嫌多，刑罚不当不在少。晏子不以刑罚不当告诉景公，而以用刑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法术的过错。打败仗的军队被杀掉的人虽以千百计算，还是败逃不止；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是否用得恰当，却拿刑罚太多劝说景公，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便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便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惠，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

二

    齐桓公喝酒喝醉后，丢了帽子，他觉得丢人，三天不去上朝。管仲说：“这是做国君的耻辱，您何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开仓贩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过了三天，民众就唱道：“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长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开仓赈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不合乎义的话，就不能洗刷耻辱；假使这样做是合乎义的，桓公不及时去做，而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去做，那么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的丢了帽子？这样说来，即使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帽的耻辱，却又在君子中滋长了失义的耻辱。况且开仓赈济穷人，这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这不是惩罚有罪的人。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赏赐；不惩罚有罪的人，民众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三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地、攻克莒地、夺取酆地，办过三件事后，引起了纣王的厌恶。文王于是很害怕，要求进献给纣王洛水西边、赤壤地方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聪明，不也是错的么？聪明的人，是能够知道祸难所在从而避开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因为文王不得人心吧，那么文王虽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的憎恶也是可以的。纣王因文王大得人心而厌恶他，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而争取人心，这就更使纣王怀疑。正因如此，他才被戴上刑具监禁在羑里。郑长者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了，这样做就可以不使人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聪明，还没有达到郑长者论点的水平。

四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不知靠的是臣子的力量，还是 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镶边，衣服做成了，君主拿起来穿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趴在琴上笑起来。平公说：“大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大凡做臣子的，好比厨师调好了五味送给君主吃。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让我打个比方：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好，然后草木才茂盛。这是君主的力量，臣子出了什么力呢？”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是美好事业中最大的了，不独是君主的力量，也不独是臣子的力量。过去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两位臣子才智之高，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行动都合于功利，虞、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到秦国就聪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妇女住所有二百处，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失去管仲，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狐偃极力劝谏，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狐堰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所有春秋五霸能在天下成功扬名的原因，一定是君臣都出力了。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五

    齐桓公时，晋国客人到了，负责接待的官吏请问用什么礼仪。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管仲去”。优人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一声仲父，二声仲父的。”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要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时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费力过了，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人的话，不像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桓公认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自己去做厨师向商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自己去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做俘虏是耻辱的事，做厨师是羞耻的事。蒙受羞辱来接近君主，因为贤人忧虑天下的心情非常急切。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足够了，寻求贤人并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人才自会到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使用人也不是安逸的事。君主虽然是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名实是否相符来检验他们；事情合于法就实行，不合于法就禁止；功劳同主张相符就赏，不符就罚。用名实相符来选用臣子，用法度来衡量臣下，这是不可以放弃的，做君主的哪能安逸呢？

    寻求人才不费力，使用人才不安逸，桓公说“寻求人才费力，使用人才安逸”，这话不对。况且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管仲不为他的主人公子纠殉身而顺帧桓公，鲍叔不看重自己的职位而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白了。已经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啊？管仲并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行天子之事七年，成王长大后，他便把政权交给成王，周公旦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为了尽他的职责。不篡夺幼君的君位而去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去侍奉先君的仇敌；背叛先君而去侍奉先君仇敌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于夺取幼君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桓公而没有得逞，他的主人死了，又去做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是可得而知的。假使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将成为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武王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政治混乱，商汤和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恒公是很危险的。假使管仲德行不好，他将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结果杀死了君主简公。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简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田常之上，桓公又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清楚了，但是他将做汤、武还是做田常，不得而知。如果做汤、武，桓公就有桀、纣的危险；如果做田常，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已经得到管仲之后，桓公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呢？假使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证明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但是虽说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他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桓公不能识别臣子欺主还是不欺主，已是很明白的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桓公是昏庸糊涂的君主。

六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县令年终上报时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你就此免除职务吧。”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论点说：“言语动听，听了使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不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常理，不是指听话的人，必定指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常理，一定不能用常理去度量它；君子用常理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究言的。所谓“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一定是不可靠的话。收入多叫做窕货，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道理。李克对于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一直等到年终上报，这是李克造成了过错。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道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庄稼丰收，即使有加倍的收入，又怎么样呢？农耕顺应自然的变化，种植根据四季作合理的安排，没有种早、种迟的失误和天寒、天热的灾祸，收入就多。不用小事妨害要务，不用私欲妨害耕织，男子尽力于农耕，女子致力于纺织，收入就多。注意饲养牲畜的道理，按照土地的情况合理种植，六畜兴旺，五谷善殖，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了解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少，得到的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利于通行，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换取没有的东西，客商闻风而至，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合于实用，不贪图珍贵的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界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不因为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而收入多，却硬把它们叫做窕货，是不懂法术的言论。

七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击鼓奋进，然而战士却不响应。简子扔了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是这些民众。献公死了，惠公即位，他荒淫无度，残暴昏乱，喜欢美女，秦人肆意入侵，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得到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击鼓奋进，战士闻声响应，打了个大胜仗。简子说：“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

    有人说：外交官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晋惠公用这些人而失败，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没有指出用人的办法。简子不该这么快就丢掉大小盾牌。父亲被包围，儿子不怕箭和滚石的危险去救的，是因为孝子爱父。孝子爱父，百人中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而战士尚可打仗，就是认为分属于各个宗族的战士对于君主，都像孝子爱父一样，这是外交官的谎言。好利恶害，是人固有的本性。赏赐多而严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人们就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统率士兵的人不采用必要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行为，说明外交官并不懂得使用战士的办法。

《韩非子·难三第三十八》白话译文

本文分八章，第一章反对子思道人善隐人恶，以防臣下比周欺上，告奸之法于是乎出；第二章提出君主要警惕有二心的臣子，防止他们巧言惑主；第三章针对管仲的“三难”，提出巩固君主集权的新三难；第四章反对孔子仁政、选贤、节财等主张，提出“知下”的政治学说；第五章反对子产察奸之法，提出恃势恃法不恃一己之耳目，可以看成是对第四章的补充；第六章进一步申述君主要自恃、恃势；第七章否定管子“观饰行以定赏罚”的主张；第八章否定管子光明磊落的政治信仰，提出“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一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我听说庞{米间}氏的孩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于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祟尚道德，提倡好事来给民众作出表率。至于错误行为，那是小人才会记住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厉伯进见，穆公问他庞{米间}氏孩子的劣行，子服厉伯回答说：“这孩子的过错有三条。”都是穆公不曾听说过的。从此以后，穆公看重子思而看轻子服厉伯。

    有人说：鲁国的君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控制着，不是应该的吗？明君发现好事就给予赏赐，发觉坏事就给予惩罚，两者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喜欢好事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厌恶坏事的：都是应该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报告给君主，是和君主离心离德而和坏人紧密勾结的行为，这是应该贬斥相处罚的。现在于思不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厉伯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鄙视他。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的，所以季氏已酿成祸乱了，却没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君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是陬、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不是弄反了吗？

二

    晋文公为公子时，出逃到蒲城，晋献公派宦官披前去进攻。披斩断了文公的衣袖，文公出逃到狄。晋惠公即位，又派披到惠窦攻杀文公，没有抓到。等到文公返回晋国，披求见文公。文公说：“蒲城的事，献公限令你过一夜赶到，而你当天就赶到了；惠窦的事，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过了一夜就赶到了，干吗那样快啊！”披回答说：“君命说一不二。除掉君主仇敌，唯恐不能完成，我管你什么蒲人、狄人呢？现在您即位了，难道就没有追到蒲、狄那样的仇人吗？再说齐桓公能不记管仲射中带钩的事，而任他为相。”文公于是接见了披。

    有人说：齐、晋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业，却忘掉他射中钩带的仇恨；晋文公能听从宦官的说辞，却饶恕他斩断衣袖的罪责：桓公、文公是能容忍他们的人。后代的君主，明智比不上桓公、文公；后代的臣子，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君主不察觉，就会出现公孙操杀掉燕惠文王、子罕杀掉宋桓侯、田常杀掉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察觉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宦官披的事例来自我开脱。君主如果不处罚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就是用仇人为臣而不能洞察阴谋，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活动条件，自认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他们即使丧失了政权，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再说照宦官披的话；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臣子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惠公早上死去，披傍晚就侍奉文公，宦官披究竟是怎样的忠贞不贰啊！

三

    有人出了个隐语让齐桓公猜，他说：“一难，二难，三难，是指什么？”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指君主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二难，是指君主离开了国都而屡次去海边游玩；三难，是指君主年迈而迟立太子。”桓公说：“好。”也不择定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设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困难。君主掌握权势而不能运用它，反而糊涂到不敢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很少能够制服他们的。君主的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祸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执行，即使远游海边，内部一定没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去海边游玩而不被劫杀，并不构成困难。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商臣作乱，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宠，于是凭借东州争夺君位，周分成东、西两个小国。这些都不是迟立太子的祸患。权力分配不并重，把庶子的地位压低，宠爱他们但不给他们资本，这样庶子即使做了大臣，迟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迟立太子，庶子不作乱，也不构成困难。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却又不想让对方侵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纪妄，却又不使她与正妻地位相等，这是第二件困难事。喜爱庶子，却不想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话，却又要他不敢与君主匹敌，这可以说就是第三件困难的事了。

四

   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于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这三个人走了，子贡问道；“三个人间您同样问的是政事，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众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则帧。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洒扫，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马车的户数，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论调。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却劝说叶公“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手段，无功可以得赏，有罪可以免罚，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乱政治理乱民，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是由于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不使叶公在明察上有所长进，却让他取悦近者而招袜远者，这是舍弃自身权势的制约作用，却使他和臣下一样用施惠手段去争夺民众，这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办法。尧的贤明，列于尧、舜、禹、汤、文、武六王之首，然而舜搬徒一次，所到之处就形成新的城邑，结果尧失去了天下。有人不能用术来控制臣下，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明君能从细微处发现小的坏事，所以民众没有大阴谋；从小事上实行轻罚，所以民众没有大乱。这就是《老子》说的“处理难事要从易处着手，处理大事要从小处开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赏，受赏的人并不感激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犯罪的人一定受罚，受罚的人并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行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老子》这话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爱悦可言！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恩赐的民众呢？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害，劝君主取悦近者、招徕远者，也可以作罢了！

    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哀公不知道选用贤人，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的贤人，所以这三个人能够执政。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况，结果自己被杀，遭人羞辱。吴王夫差认为太宰{喜否}聪明而伍子胥愚蠢，结果被越国所灭。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却用选择贤人去劝说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王哙一样的祸患。明君不凭个人心愿提拔臣子，臣子自会争相进用；不自以为谁是贤人，立功的人自会随之而来。从办事才能上鉴别他们，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从成绩大小上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公正而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不贤的人。既然这样，君主何必劳于选贤呢？

    齐景公用可出百套马车的户数进行赏赐，而孔子却劝他节约财力，这是要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而独自在上面节俭，结果仍不免于贫穷。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没他那样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而桓公用一半收入来供养自己，这样就比桀、纣还要奢侈了。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约束自己的，叫做灾难；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混乱；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困。明君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以诈骗为生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给予赏赐；行为污秽而图谋私利的人，君主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惩罚。这样的话，忠臣必能为公家尽忠，民众必能为家庭卖力，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奢侈几倍，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财力劝说景公，并非当务之急。用一句话来回答三个人，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那就是要了解下情。下情了解得清楚，坏事处于萌芽状态就能被禁止；坏事在萌芽状态就被禁止，奸邪就无从积累；奸邪无从积累，结党营私的事就不会发生；结党营私的事不会发生，公私就会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会离散；朋党离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下情了解得清楚，就心明眼亮；心明眼亮，赏罚就公正；赏罚公正，国家就不贫困。所以说，用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使三个人没有祸患，也就是说要了解下情。

五

   郑相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闾时，听见有妇女在哭泣。子产按住车夫的手，示意停车，仔细听听。过了一会儿，子产派官吏把那个妇女抓来审问，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人。另外一天，车夫问他说：“您凭什么知道那妇女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显得恐惧。一般说来，大家对于亲爱的人，刚病时忧愁，临死时恐惧，既死后悲哀。现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治国，不也是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亲自听到和看到，然后才了解，那么郑国查到的奸情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个人智寡，寡不胜众，个人智力难以普遍地了解事物，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胜多是指君主难以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不劳累身体就办好事情，不使用脑力就得到奸情。所以宋人有句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都逃不脱了。”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那是子产在胡干。老子说：“凭个人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大概就是说子产这种做法了。

六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询问道：“现在的韩、魏和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强大？”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哪个更能干？”近侍回答说：“不如过去。”昭王说：“孟尝君和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哩。”近侍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乐师中期推开琴而回答说：“大王把天下形势估计错了。晋国六卿执政时期，智伯最强大，智伯灭掉范氏、中行氏，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用晋水灌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淹着。智伯出门，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掺乘。智伯说：‘开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来消灭别人的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用来灌魏城安邑，绛水可以用来灌韩邑平阳。’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这么一碰，终于联合反叛，智伯的土地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现在您虽然强大，却不如智伯；韩、魏虽然弱小，还不至于像它们在晋阳城下那般光景。现在正是诸侯各国碰肘踩脚合纵抗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了。”

    有人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大凡明君治理国家，依靠他的权势。权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对我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君、芒卯以及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便害的话，那么像如耳、魏齐这样的无能之辈以及弱国韩、魏也能加以侵害。既然这样，那么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用问别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么又何必去管别人的强和弱呢？错在不依靠自己，却问敌人能把我怎样，那不受侵害也只是侥幸了。申不害说：“丢掉术而要别人忠实，就糊涂了。”恐怕就是说昭王这种情况了。智伯没有节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而企图用水灌城灭掉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智伯国亡身死、头盖骨被做成饮杯的缘故。现在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当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灭亡的祸患吗？虽有左右近侍在旁，可他们并不是韩康子、魏宣子，哪有碰肘踩脚的勾当呢？而中期却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一句。况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调和，曲不清楚，属于中期的责任，这才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任务，还不能使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谬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和“不如过去”还可以，说“确实如此”就是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不要越权，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讲。”如今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议论。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

七

    管仲说：“君主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有所证明，给予奖赏；看到非法的事，厌恶它要有所显露，给予惩罚。对于亲眼目睹的事情，赏罚能够兑现，那么，即使有察见不到的，谁还敢胡作非为呢？看到合法的事，虽然喜欢却没有奖赏作为证明；看到非法的事，虽然厌恶却没有惩罚作出表示。对于亲眼目睹的事，赏罚都不守信用，却要求查出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大庭广众和严肃场合，大家都会表现得很肃敬；私室独居，即便曾参、史麃也会轻慢随便。仅注意人们肃敬的场合，就得不到行为的全部真情。再说作为君主，臣下在他面前总要掩饰自己的。只凭自己所见断定好恶，臣下掩饰自己的奸邪行为来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赏罚，不也是弊病吗？

八

    管仲说：“屋里讲话，声音满屋；堂上讲话，声音满堂。此人即可称为天下之主。”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屋里说话声满屋，堂上讲话声满堂”，并不只说的饮食游戏方面的话，必定说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因此，明君谈法时，就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满堂的人知道；用术时，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更不该让满屋子的人都知道。而管仲却还说“在屋里讲话声满屋，在堂上讲话声满堂”，这就不是合乎法术的话了。

《韩非子·难四第三十九》白话译文

本文四章，第一章提出“君有失，故臣有得”，提醒君主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势位；第二章提出“臣之忠诈，在君所行”，要求君主知微、无救赦；第三章提出报恶要甚且“不得晚”，要求君主能“见难”而“独制”；第四章提出不仅不能使不肖者炀己，同时还要不使贤者炀己。

一

    卫国的孙文子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襄公登上台阶，他也同时登上台阶。鲁卿叔孙穆子快步上前对孙文子说：“各国诸侯聚会，敝国君主从来没有列在卫君后面。现在您不比敝国君主后一步，敝国君主不知道有什么过错。请您稍慢一点。”孙文子没有回答，也没有悔改的神色。叔孙穆子回来告诉别人说：“孙文子一定会灭亡。忘记臣子的身份而不走在君主后面，有了错误又不改悔，这是灭亡的根源。”

        有人说；天子失去治国之道，诸侯起而讨伐，所以才有商汤、周武王出现。诸侯失去治国之道，大夫起而讨伐，所以才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事。如果做臣子却讨伐君主的人必定灭亡，那么商场、武王就不能称王天下，韩、赵、魏三家和田氏也不能立国了。孙文子在卫国掌握了君主的权势，后来又不以使臣的身份对待鲁君，他名义上是臣子而实际上成了君主。君主有失，所以臣子有得。不断定有失的君主灭亡，却断定有得的臣子灭亡，这是不明察。鲁国不能处罚卫国的大夫，而卫君的明察又识别不了不知悔改的臣子，孙文子虽然有忘记使臣身份和不知悔改这两种表现，又怎么会灭亡呢？他正是因为忘记了自己的这种过失，所以才能取得君主的权势。有人说：君臣的设立是名分制度规定的。臣子能夺得君主的位置，是因为他比君主更得民心。所以不属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要夺回的；辞去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所给予的。因此夏桀索得珉山的琬、琰二女，商纣取出比干的心脏，结果天下人都离心离德；商汤自身改变姓名，武王自身受到责骂，结果海内的人都臣服了；赵盾进山避难，田氏出外当仆人，结果齐、晋两国民众都归附他们。那么成汤、武王之所以称王天下，田氏和三晋中的赵氏之所以立国，原因不一定在他们原来的君主身上，而是成汤他们得到民众拥护以后才当上君主的。现在孙文子还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却像君主一样去做，这是违反义和德的。违反义，是事情失败的原因；违反德，是怨恨聚集的原因。连失败和灭亡都不了解，为什么呢？

二

    鲁国的阳虎想攻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失败后逃奔齐国，齐景公很敬重他。鲍文子劝谏说：“不行。阳虎得宠于季孙却想攻打季孙，是贪图季孙的财富。现在您比季孙还富，而齐国又比鲁国大，这是阳虎要全力欺诈的原因。”于是景公就拘禁了阳虎。

    有人说：有千金财富的家庭，儿子们不和睦，因为人们追求利益的心情非常迫切。齐桓公是五霸之首，为了争当国君而杀掉哥哥公子纠。因为当国君利大。君臣之间没有兄弟之间的亲情。劫杀的结果，能统治大国而享有大利，那么群臣哪一个不是阳虎呢？事情因办得隐蔽巧妙而成功，因办得疏忽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作乱，是因为条件还不具备。群臣都怀着阳虎一样的心思，而君主不知道，可见群臣办得隐蔽而巧妙。阳虎贪心，天下的人都知道，可见他干得疏忽而笨拙。不叫齐景公去处罚齐国巧妙的奸臣，却叫他去处罚笨拙的阳虎，这是鲍文子的话说反了。臣子的忠顺或欺诈，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就会欺诈。能察觉隐情的叫明，不赦免罪行的叫严。不知道齐国隐蔽巧妙的奸臣而去处罚鲁国已经作乱的笨臣，不是很荒谬的吗？有人说：仁者和贪者心地不同。所以公子目夷让出君位，而楚国商臣却逼死父王；郑公子去疾把君位让给弟弟，而鲁桓公杀掉哥哥自当国君。五霸都是从事兼并的，而以齐桓公为标准来衡量人，那就没有忠贞廉洁的人了。再说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阳虎在鲁国作乱，失败后逃跑，逃到齐国而不杀他的话，这是让他在齐国继续作乱。君主明察就会用刑，因为知道阳虎会助成叛乱，这是看到了隐微的阴谋。俗话说：“诸侯把别国作为亲戚。”君主严厉，就不能放过阳虎的罪行，这是不赦免罪行主张的实施。杀了阳虎，是为了让群臣忠顺。不知道齐国巧妙的奸臣而免掉对公开作乱者的惩罚，追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不惩罚明摆着的罪过，这是荒谬的。现在如能惩处在鲁国作乱的罪犯阳虎，用来警告臣子中那些心怀不良的人，从而又可以博得鲁国季孙、孟孙；叔孙的亲善，鲍文子的话，怎么就说反了呢？

三

    郑庄公要用高渠弥为卿，而太子昭公很讨厌高渠弥，再三劝阻，庄公不听。到昭公即位，高渠弥怕他杀害自己，就在辛卯这天，杀了昭公而立公子亶为国君。君子说：“昭公知道自己讨厌的人。”公子圉说：“高渠弥该被杀戮吧！报复人家对他的厌恶也太过分了点。”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是说反了吗？昭公遭到死难，是因为他惩处讨厌的人太晚了；既然这样，高渠弥比昭公死得晚，恰恰因为他对昭公进行了过分的报复。明君不会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假使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不对罪臣及时予以处罚，罪臣就会轻率行动而行使计谋，这样君主就危险了。因此，在灵台饮酒时，卫出公对褚师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就发生了褚师作乱的事；吃大鳖的浓汁时，郑灵公对子公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子公就杀死了郑君。君子指出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并非说得太过分了，他的意思是：昭公既已了解得这样清楚，却不立即把高渠弥杀掉，以致自己被杀。所以说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意在表明他不懂得权衡得失。君主不只是不能充分地看到祸难，有时还会不能及时作出决断和加以制裁。现在昭公表露了对高渠弥的厌恶，又搁置他的罪过，迟迟不予惩处，结果使高渠弥怀恨在心，因为害怕被杀而想侥幸得免，所以昭公不能免于被杀，这是因为昭公惩处自己厌恶的人太软弱了。有人说：报仇过分，就是用大的诛戮来报复小的罪过，是最严酷的刑狱。刑狱的危害，本来并不在于已经处罚了的人，而在于诛戮不当引起更多人的仇恨。因此晋厉公杀掉郤氏三卿，栾书、中行偃二卿就起而发难；郑子都杀掉伯限，食鼎就起而作祸；吴王夫差杀掉伍子胥，越王勾践就乘机灭吴称霸。那么卫出公被逐，郑灵公被杀，并不因为卫出公没有杀掉褚师和郑灵公没有惩罚子公，而是因为不该发怒却表现出发怒的脸色，不该杀戮却产生出杀戮的想法。如果君主发怒符合臣下的罪过，如果臣子杀君不违背人心，即使蕴而未发，又有什么害处呢？君主未即位之前臣子有了罪，即位之后却把臣子的旧罪重提加以论处，这就是齐君胡公靖灭亡的原因。君主对臣子这样做，还会留下后患，何况作为臣子而对君主这样做呢？处罚已属不当，还要起心斩尽杀绝，这便是与天下人为仇了。那么公子圉说高渠弥该杀，不也是可以的吗？

四

    卫灵公时，弥子暇受到宠信，在卫国专权。有个谒见灵公的侏儒说：“我的梦应验了。”灵公问：“梦见了什么？”“梦了灶了，预示要见到您。”卫灵公发怒说：“我听说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为什么你要见我，会梦见灶呢？”侏儒说；“太阳普照天下，一件东西遮挡不了它；君主普照一国人，一个人蒙蔽不了他。所以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是灶的话，一人对着灶门烤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见火光了。或许就有一个人挡住君主了吧？那么即使我梦见灶，不也是可以的吗？”卫灵公说：“好。”于是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
 
    有人说：“侏儒善于假借梦来阐明君主的治国原则，但是卫灵公不理解侏儒的话。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这是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郑子都认为庆建贤明，结果受到蒙蔽；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结果受到蒙蔽。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并不能免除使一个人遮蔽自己的祸患。不贤的人蒙蔽君主，不足以危害君主的明察；现在君主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了。

有人说：屈到喜欢吃菱角，周文王喜欢吃菖蒲做腌莱，这两样东西都没有什么好的味道，但这两位贤人却很喜爱，可知人们喜欢的味道并不一定美。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参无恤、子之都不是正直的人，但两个君主却尊宠他们，可见君主认为贤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人。不是贤人而作为贤人来用，和因为宠爱而使用他是一样的。君主认为贤的人确是真正的贤人而提拔他，和君主用自宠爱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楚庄玉提拔了孙叔敖而称霸，商纣任用了费仲而灭亡，这些都是任用自己认为贤的人而事情结果却相反的实例。燕王哙虽然用了他认为贤的人，其实与用他宠爱的人是一样的，卫灵公哪里是同样情形呢？这是侏儒认识不到的。君主被蒙蔽而不知道受到蒙蔽，听侏儒话后知道自己受了蒙蔽，因此辞退蒙蔽自己的臣子，证明他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说什么“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现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么即使蒙蔽自己，也一定没危险了。

《韩非子·难势第四十》白话译文

本文先设为尚贤的学者对于慎到势治学说的问难，接着是韩非对于这问难的问难，很有战国策士的雄辩风采。尚贤者悬尧、舜为高标，以尧、舜之治明任贤之功。韩非则把任贤等同于任尧、舜，而尧、舜不世出，治乱又如救饿，故治国不待贤。况且贤与势如冰炭，于是任势自然必须舍贤――无疑，是说亦不免为“两末之议”也。正如文末韩非有云：“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又云：“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忠孝》）若以中智之贤者易尧、舜，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慎到说：飞龙乘云飞行，腾蛇乘雾游动，然而一旦云开雾散，它们未免就跟蚯蚓、蚂蚁—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腾空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贤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3不贤的人之所以能被贤人制服，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大、地位高。尧要是一个平民，他连三个人也管不住；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搞乱整个天下：我由此得知，势位是足以依赖的，而贤智是不足以羡慕的。弓弩力弱而箭头飞得很高，这是因为借助于风力的推动；自身不贤而命令得以推行，这是因为得到了众人的帮助。尧在平民百姓中施行教化，平民百姓不听他的；等他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时候，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智不足以制服民众，而势位是足以使贤人屈服的。

    有人责难慎到说：飞龙乘云，腾蛇驾雾，我并不认为龙蛇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说这样，但舍弃贤才而专靠权势，难道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吗？那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了云雾的依托，就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龙蛇天生资质高；现在同是厚云，蚯蚓并不能腾云，同是浓雾，蚂蚁并不能驾雾。有了厚云浓雾的依托，而不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蚯蚓、蚂蚁天生资质低。说到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情况，他们把天子的威势作为依托，而天下仍然不免于大乱的缘故，正说明夏桀、商纣的资质低。

    再说慎到认为尧凭权势来治理天下，而尧的权势和桀的权势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桀把天下扰乱了。权势这东西，既不能一定让贤人用它，也不能让不贤的人不用它。贤人用它天下就太平，不贤的人用它天下就混乱。按人的本性说，贤的少而不贤的多，如果用权势的便利来帮助那些扰乱社会的不贤的人，这种情况之下，用权势来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权势来治理天下的人就少了。权势这东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将飞进城邑，任意吃人。”要是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这好比给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纣造高台、挖深池来耗尽民力，用炮格的酷刑来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约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天子的威势成了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还没有开始干一件坏事，早就被处死了。可见权势是滋长虎狼之心、造成暴乱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祸害。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可是慎到的言论专讲权势能用来治理天下，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够浅薄的了。

    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两样，有的达到日行千里，有的却被人讥笑，这是因为驾车的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假如把国家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号令当作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让尧、舜来驾驭天下就太平，让桀、纣来驾驭天下就混乱，可见贤和不贤相差太远了。要想跑得快走得远，不知道任用王良；要想兴利除害，不知道任用贤能；这是不懂得类比的毛病。尧、舜也就是治理民众方面的王良。

    又有人驳斥那个责难慎到的人说：慎到认为权势是可以用来处理政事的，而你却说“一定要等到贤人，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不对的。所谓权势，名称只有一个，但含义却是变化无穷的。权势一定要出于自然，那就用不着讨论它了。我要谈的权势，是人为设立的。现在你说“尧、舜得了权势天下就太平，桀、纣得了权势天下就混乱。”我并不认为尧、舜不是这样。但是，权势不是一个人能够设立起来的。假如尧、舜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这就叫做“势治”；假如桀、纣同样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好天下，这就叫做“势乱”。所以说；“势治”就不可能扰乱，而“势乱”就不可能治理好。这都是自然之势，不是人能设立的。像我说的，是说人能设立的权势罢了，何必用什么贤人呢？怎样证明我的话是对的呢？某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耀他的盾很坚固，就说“没有东西能刺穿它”，一会儿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驳斥他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他没法回答。因为不能刺穿的盾和没有东西刺不穿的矛，在道理上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按照势治的原则，是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不受约束的贤治和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贤治和势治的不能相容也就很清楚了。

    再说，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世才能出现一次，这就算是紧接着降生的了。世上的君主不断以中等人才出现，我之所以要讲权势，是为了这些中等人才。中等才能的君主，上比不过尧、舜，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如果放弃矫正木材的工具，不用度量尺寸的技术，就是让奚仲造车，也不能造出一个轮子。没有奖赏的鼓励，刑罚的威严，放弃了权势，不实行法治，只凭尧、舜挨户劝说，逢人辩论，连三户人家也管不好。’权势的重要作用也够明显的了，而你说“一定要等待贤人”，那也就不对了。

    况且一百天不吃去等待好饭菜，挨饿的人就活不成；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好比等将来的好饭菜来解救饥饿的说法一样。你说：“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我不认为是对的。等待越国的游泳能手来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车马，也好比等越人来救落水者的说法一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马坚车，再加上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车夫来驾驭，要想跑得快走得远，是可以办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达，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也就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而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你的议论赶不上势治理论啊。

《韩非子·问辩第四十一》白话译文

本篇认为辩“生于上之不明”，提出“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明确以功利标准反对百家争鸣。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韩非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话的人说：“君主不明智就产生辩说，为什么呢？”

    韩非回答说：“在明君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而法律是处理政事的最高准则。除命令外，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没有第二种行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动不合乎法令的必须禁止。如果言论没有法令作依据，但可以对付诡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君主必须采纳这种言论并进而责求它的效果。言论和实效相符，就给重赏；言论和实效不符，就给重罚。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就是没有辩说存在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学术主张加以反对；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为加以违反。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这就是世上有那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磨快猎箭，用来无目的地乱射，箭头不曾不射中细小的东西，但是不能称为善于射箭的人，因为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立直径五寸的箭靶，拉开十步的距离，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艺高的；没有固定的靶子，胡乱发射而射中微小的东西，仍然算是技艺差的。现在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不把功用作为它的目的，言论虽然很明察、行为虽然很刚直，不过是些胡发乱射的言论。因此在乱世里，听取言论时把隐微难辨作为明察，把博学多文作为雄辩；观察行为时把远离社会作为贤能，把违抗君主作为刚直。做君主的喜欢这种明察，雄辩的言论，尊重这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定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游侠多了，耕战的人就少了；‘坚白’‘无厚’的诡辩风行起来，宪章法令就会遭到破坏而消亡。所以说君主不明察，辩说就产生了。”

《韩非子·问田第四十二》白话译文

本文取篇首二字为标题，还有战国初期的命题作风。首段提出选拔官吏要逐级提拔；次段表明了法家不惮患祸而图民萌之利的精神，并认为这就是法家的“仁智之行”。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用历任低级职务就能被君主赏识，圣人不用显示出成绩就能被君主接纳。现在的阳城义渠是个英明的将领，可他曾被安排做个小官；公孙亶回是个杰出的相国，也安排做过地方官，为什么呢？”田鸣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君主掌握了法和术。况且，难道您没听说楚国用宋舰为将而败坏了政事，魏国用冯离为相而断送了国家？两国的君主为花言巧语所驱使，被诡辩利说所迷惑，没通过低级职务的考验，不具备基层工作的经历，结果有败坏政事和断送国家的祸患。由此看来，那种不经低级职务和基层工作考验的办法，哪里该是明君采取的措施啊！”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达到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我私下认为会给您生命带来危险。用什么加以验证呢？听说您曾讲道：‘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的祸患。’遭遇如何是不能肯定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干冒险的事，替您设想，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韩非说：“我明白您的话了。整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但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抱定了这样的主张，即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

《韩非子·定法第四十三》白话译文

本文名为“定法”，实际上“术”亦在其中，文章通过对于前辈法术家申到、商鞅各执一隅的危害性的分析，表明了法术二者不可或缺的思想。从中可以看出韩非思想的渊源以及法家思想在韩非手上出现的创造性发展。

   问话的人说：“申不害和商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一家对治理国家更急需？”

   韩非回答他说：“这是不能比较的。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在极寒冷天气下，不穿衣服也会冻死。若问衣和食哪一种对人更急需，则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条件。现在申不害提倡运用术而商鞅主张实行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这是臣下应该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所以术和法缺一不可，都是称王天下必须具备的东西。” 问话的人说：“只用术而不用法，或只用法而不用术，这样都不行，情形究竟如何呢？”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二个国家。晋国的旧法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已公布；晋君 的旧法令没有收回，而韩君的新法令又已下达。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奸邪的事就增多了。所以奸人认为旧法令对自已有利，就依照旧法令行事；认为新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新法令行事；他们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对立中取利，那么申不害即使频繁地让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雄厚的强韩，经过十七年的努力还没有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但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结果带来了害处。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同受罪责，该厚赏就一定厚赏，该重罚就一定重罚。因此秦国人民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追击敌人，再危险也不退却，结果使秦国国富民强，但是没用术来识别奸臣，那不过是用秦国的富强帮助群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继位，美国的变法措施没有废除，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逼迫韩、魏的事件上。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甘茂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打仗上。武王死，秦昭襄王继位，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而穰侯却增加了陶邑的封地。应侯范服攻打韩国达八年之久，给他自己增加了汝南的封地。打那时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扩大地盘，就建立了私人的封地。这是君主不能用术去了解奸邪的缘故。商鞅纵然频繁地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霸业，就是因为官府虽然不断地整顿法令，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结果带来了害处。” 问话的人说：“君主使用申不害的术，而官府实行商鞅的法，这样可以吗？”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的术不够完善，商鞅的法也不够完善。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越权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办事不超越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知道了不说，这是不告发罪过。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清楚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令规定：‘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如果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房屋也盖不成，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是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适应。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白话译文

“说疑”，顾名思义是为人君释疑解惑的，人君所疑的对象，从文中看来是五种窥窃君权、惑乱民心的奸臣。文章首先提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禁之之法则是“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接着列举大量历史上的“亡国之臣”、“不令之民”、“疾争强谏”之臣、“逼君”“谋上”之臣、“谄谀之臣”展开论述，然后提出举臣之法，文章最后以倡导破除乱国之“四拟”作结。

    治国的大事，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赏无功的人，罚无罪的人，不能称作明察。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且全无遗漏，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现在世上的人都说“给君主带来尊崇，国家带来安定的，必然要靠仁义智能”，却不知道导致君主卑下、国家危乱的，必定因为仁义智能。所以掌握法术的君主，据弃仁义，废除智能，用法来使人服从。因此声誉远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国家安定，在于君主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一般而论，术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法是官吏应该遵循的。既然这样，那么派遣侍从官员每天把法治的道理传达到宫门之外，直到境内的民众每天都看到法令，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过去有扈氏有个臣子叫失度， 兜氏有个臣子叫孤男，三苗有个臣子叫成驹，夏桀有个臣子侯侈，商封有个臣子叫崇侯虎，晋国有个臣子叫优施，这六个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臣子。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阴险毒辣，外表小心谨慎，用以表明自己善良；称颂远古，使好事变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以投合君主的爱好来扰乱君主：这些都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一类的人。以往的君主，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安国存，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危国亡。得到大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利弊相差极大，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近臣不能不加倍小心。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臣子说的话，那么区别贤与不贤的人就像区别黑白那样清楚了。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一旦遇到劳苦和屈辱，就不愿要官府的俸禄。见利不动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赏，也不能勉励他；临危不惧的人，即使君主重罚，也不能镇服他：这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而死在山洞里，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有的在深山里饿死，有的投水自尽。有了这样的人，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做臣，当今之世，又用他们派何用场？

    至于夏桀时的关龙逢，商纣时的五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凭激烈争辩或强行劝谏来压服君主。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就会出现如同师徒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君主对他们如果有一句话语不听从，一件事情不照力、，他们就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豁出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做来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用他们呢？

    至于齐国的田常、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如意、晋国的孙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胜、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结党营私来侍奉君主，不走正道而大搞谋私的勾当，对上威逼君主，对下破坏国家安定，勾结外国势力来扰乱国内政事，拉拢下属来对付君主，做来毫无顾忌，像这样的臣子，只有圣王明主才能予以控制，至于昏君乱主，能看得出来吗？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蠢、文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早起晚睡，自谦自卑，恭敬地表白自己的心意；严明地执行刑法、优异地干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进献好的建议、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立了功成了事也不敢自表劳苦；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家庭残破，为了君主安全，不惜献出生命；把君主看成上天和泰山一样尊贵，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君主在全国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君乱主仍可建立功业，何况遇到贤明君主呢？这就叫做霸王的助手啊。

    至于西周的滑之、郑国的公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进则埋没贤良去蒙蔽君主，退则扰乱百官而兴祸作乱；都辅佐他们的君主，迎合君主的欲望，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也不难办到。像这样的臣子，即使是圣明君王也伯被夺权，何况昏君乱主，能不失去权柄吗？有这些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威王被杀，国家分成两半；郑君子阳被杀，国家一分为三。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楚灵玉死在乾溪之上，随国被楚国所灭，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阳城下，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殓。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君主才能识别，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因而落到身死国亡的地步。

    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选拔臣子时，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正确的，就据以任用；错误的，就据以处罚。因此，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在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尧时有儿子丹朱，舜时有儿子商均，夏启时有儿子太康等五人，商场时有孙子太甲，武玉时有弟弟管叔、蔡叔。这五个帝王惩罚的，都是自己的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为什么要使他们家破人亡受到惩罚呢？因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法治。请看圣王选拔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然而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据此选拔他们，君主地位得以巩固，声望得以提高。

    昏君乱主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行为，却把国家大权委任给他们，所以轻者君主名望下降、国土丧失，重者国家灭亡、君主身死，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任用臣子。不能用法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判断他们的好坏。众人称赞，就跟着喜爱；众人诽谤，就跟着憎恶。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费财，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盟约来加强勾结，用口头上封官许愿来给予鼓励。说什么“顺从我的就能得到好处，不顺从我的只能得到祸害”。众人贪图奸臣给的利益，又迫于他的威势，从而认为：“他真能对我高兴，就会让我得到好处；对我猜忌恼怒，就会伤害我。”众人都归附他，民众也靠拢他，把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上达到君主那里。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奸臣又会派出诡诈的人，在外充当别国宠信的使者，把马车借给他，给他瑞节使人相信，教他外交辞令使他庄重，用贵重的礼物资助他，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暗中夹带为奸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为谁做使者呢，是为别国的君主；为谁讲话呢，是为君主左右的奸臣。君主喜欢使者的话，认为他讲得头头是道，从而认为他称赞的奸臣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暗示君主：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身让位而居其下，轻者赏赐高爵厚禄使奸臣得利。奸臣位高禄厚，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授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奸臣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党羽就说：“舜逼迫尧，禹逼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这四个王，都是作为臣子而杀了自己的君主，天下却都称赞他们。考察四个王的思想，是出于贪得天下的野心；衡量他们的行为，是使用了暴乱的武力。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管扩充势力，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自管显耀名声，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高明。这样，威势足以凌驾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一世，天下人都顺从他们。”又说；“根据现在知道的，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荼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奸臣听到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再说，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背离正道，心怀阴谋，对上钳制君主，对下扰乱法治，这样的奸臣，是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史书记载说：“周宣王以来，亡国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那么祸乱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还都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改变法令，君臣易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拱手交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做君主的，假如真能洞察臣子的言论，那么即使打猎骑马，沉溺女乐，国家还是可保全的；不能洞察臣子的言论，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仍是要灭亡的。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不修德行，而喜欢尽情享乐，满足于身体安适，耳目快乐，冬天射箭打猎，夏天泛舟游玩，不分昼夜地饮酒，一连几天都不放下酒杯，不会喝酒的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在席前杀死。请看，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内部没有群臣百官闹事，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这些都是因为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几十万士兵。他，不沉洒于女色，不听妙音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君位被子之篡夺，自身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

     所以说：臣子中有五种奸邪行为，而君主却不曾识别。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来骗取声誉的，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有凭借免除赋役、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奇装异服、漂亮称号来惑乱人们视听的。这五种人，是明君所疑虑、圣君所禁止的；去掉这五种人，那么诡辩和奸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乱说乱动了。而好话说得多、实事做得少，行为不合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因此，群臣闲居时就会加强自身修养，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乱说乱动，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办法。那些圣明的君主，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子。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弄清真相的，是天下少见的。所以说：庶子中有和嫡子行事一样的人，配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臣子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根源。所以说：内廷的宠妃与王后并列，外朝宠臣和君主争权，庶子和嫡子匹敌，大臣和君主相似，都是通向祸乱的必由之路。所以《周记》上说：“不要抬高妄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子的地位而抬高庶出者的身份，不要推重宠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上述四种混淆上下关系的做法一旦被摧毁，君主就没有顾忌，臣下就没有邪行；这四种做法要是不被摧毁，便会以君主身死、国家灭亡而告终。

《韩非子·诡使第四十五》白话译文

本文韩非从重农战之本、抑工商之末的观点出发，认为人君在使役民众时存在着严重的悖反，这就是“诡使”之意。他认为世人所乐道而又受人主礼遇的高、贤、重、忠、烈士、勇夫、正、廉、齐、勇、愿、仁、长者等等实是“不便”治国的二心私学者；相反，被认为是窭、愚、怯、不肖、陋的人却是守法之民，是国家农战政策的依靠对象。因此，作者为后者鸣不平，要求立法令、废私学，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使莫得为私，然后上能胜下。

   圣人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措施有三种：第一是利禄，第二是威权，第三是名称。利禄是用来赢得民众的，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名称是君臣共同遵行的准则。除了这三种，即使还有别的措施，也不是急需的了。现在利禄不是没有，民众却不受君主感化；威权不是不存在，民众却不去服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但办事时却没有严格按照明文规定。这三种措施不是不存在，但社会有时安定，有时混乱，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推崇的东西和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措施相违背。

    设立名位称号，本是用来表示尊贵的，而现在有人轻视名位和实权，世俗却称赞他们高尚。设立爵位等级，本是用来作为区别贵贱基本标准的，但是对君主傲慢而不愿求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贤明。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而对于那些无视利禄和轻视权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庄重。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但对于那些不遵从法令而为私门效劳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忠诚。官爵是用来勉励民众的，但对于那些追求声誉而不肯做官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是有气节的人。刑罚是用来独揽威严的，但对于那些无视法令、不怕刑杀的亡命之徒，世俗却称赞他们是勇士。民众急于追求名声，超过了追求实利；这样，一些沦落到饥饿贫困境地的士人，哪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以便在天下挣得名声呢？所以，社会得不到安宁的原因，不是下面的罪过，而是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君主常常尊重那些造成祸乱的行为，而轻视那些能使社会安定的措施，因此下层人士向往的，就经常和君主应该用来治国的措施背道而驰。

    现在让臣子听从君主，是君主的当务之急。但对于忠厚老实、纯朴诚信、做事专心、说话谨慎的行为，却被说成是贫陋无礼。严格遵守法度，认真听从政令，却被说成是愚笨。尊敬君主，害怕犯罪，却被说成是胆小。言论适合时宜而有分寸，行为符合法治而恰如其分，却被说成是没有出息。对君主没有二心而不从事私学，听从官吏而遵循教化，却被说成是浅薄。

    不接受君主的召唤，却被称为正直。不接受君主的赏赐，却被称为清廉。不接受君主的制约，却被称为平等。有令不听从，却被称为勇敢。对君主毫无益处，却被称为厚道。缺乏上进精神，为人与世无争，善于行德施惠，却被称为仁义。为人持重而妄自尊大，却被称为长者。私立学派，结帮成群，却被称为师徒道统。沉默寡言，安于现状，无所事事，却被称为善于思考问题。损害道义，追逐私利，却被称为机灵。凶险浮躁，反复无常，却被称为聪明。主张先人后己，对官爵高低同等看待，宣扬泛爱天下的，却被称为圣人。鼓吹一般原则、根本规律，理论站得住而实际不可用，干起事来悖于社会常法的，却被称为是伟人。轻视爵位俸禄，不服从君主统治的，却被称为俊杰。臣下习染这种风气到如此地步，在内就会扰乱民众，出外就会不利于祖国。君主本该禁止他们的欲望，废除他们的非法活动，这样尚且阻挡不住，还要去推波助澜尊重他们，这是教导臣下犯上作乱，还想达到天下大治。

    总的说来，君主用来治理国家是靠的刑罚，而现在自行其是的人却得到尊重。国家得以维系是靠的社会安定，而现在浮躁凶险、搬弄是非、阿谈奉承的人却受到任用。全国民众服从君主而令行禁止，靠的是信义和德行，但现在那些狡猾奸诈而惯于诬馅倾轧的人却得到使用。法令得以实行，威严得以树立，靠的是臣下恭敬虔诚地听从君主，但现在那些隐居深山、攻击现实的人却声名显赫。粮仓得以充实，靠的是把农耕作为本业，但现在那些从事纺织、刺绣、雕刻之类末业的人反而富裕。名望得以树立，地域得以扩大，靠的是打仗的士兵；现在阵亡战士的孤儿却饥饿不堪，到处流浪乞讨，而那些优伶酒徒却高车大马穿锦衣绣。赏赐俸禄是用来换取民众为君主卖命的，现在有战功的人劳而无赏，而那些在君主跟前占卜、看手相、弄神作鬼、巧言奉承的人却经常得到赏赐。君主掌握法律条令是为了控制生杀大权，但现在奉公守法的人想用逆耳的忠言向君主进谏却得不到接见，而那些花言巧语、内外行奸、在社会上侥幸投机的人却经常得到晋见。根据法令直言不讳，名实相符，遵循有关规定，铲除奸邪的人，为的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但君主却越发要加以疏远；而那些逢迎取媚、顺从君主的意愿和欲望而危害国家的人却成了亲信。征收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国难、充实仓库，而士兵逃避耕战，躲藏起来，依附于权门贵族来偷免得役赋税，结果使君主失去了劳力，这样的人竞数以万计。拿出好的田地房屋作为赏赐，是为了鼓励士兵奋勇作战的，而一方面，那些身首异处、尸骨抛散在荒野上的战士，活着没有房子容身，死后田地还要被夺去；另一方面，有姿色的少女、没有功劳的大臣和亲信们，却挑选好的房屋和田地尽情享受。赏赐一律由君主颁发，是为了便于驾驭臣下的，但披甲野战的士兵得不到赏赐和职位，游手好闲的所谓学者却得以显贵。君主拿了这些反常现象作为教化，名声怎能不卑下，权位怎能不危险？使君主名声卑下、权位危险的人，一定就是那些不服从法令，怀有二心而专搞私学，反叛现实社会的人。假如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解散他们的群党，还要去尊重他们，那就是当权者的过错了。君主树立廉耻标准，是用来劝勉臣下的。现在士大夫却不以肮脏卑鄙的勾当为耻而做官，有裙带关系和私人交情的人不按官阶次第而升官。赏赐是用来使人尊贵的，但现在英勇作战的有功之士却贫贱不堪，而那些谄媚逢迎的人和优伶酒徒却得以越级做官。名号和功业相符合关系到君主的威势和尊严，然而现实是君主受到蒙蔽，近臣宫女同时弄权，各个部门都能给人定爵和提升官吏。这些反常现象表明当权者措施已经严重失当了。大臣任人为官，先与亲信密谋策划，植党营私，尽管他们不按法律行事，但赏罚大权已被臣下操纵了，结果君主地位就变得卑贱而大臣权势就变重了。

    确立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废止私行。法令得以贯彻，私行就必被废止。私行是扰乱法令的罪魁。现在那些怀有二心专搞私学、隐居山林、老谋深算的士人，重则诽谤现实，轻则造谣惑众。君主不加以禁止，还要进一步用美名抬高他们，用实利提拔他们，结果就是使无功者显贵，无劳者富有。这样一来，怀有二心专搞私学的士人怎能不挖空心思、玩弄智巧和诽谤法令，去拼命追求那些和当代政治背道而驰的东西呢？大凡危害君主统治、反对现实社会的，常常就是那些身怀异心大搞私学的人。所以《本言》说：“国家安定靠的是法，国家混乱棍子在私。法立起来的话，就没有人再行私了。”所以说：倾向于私行的，社会必然混乱；倾向于法的，社会一定大治。君主不用法治，聪明的人就有违法言论，贤能的人就有违法企图。君主有法外的恩惠，下面就有非法的欲望，圣人和智者就会成群结队地制造谣言和诡辩，用非法手段对付君主。君主不严加禁止，反而对这些人大加尊崇，那就是教育下属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结果就造成了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的现象。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正因如此，君主便再也控制不住臣下了。

《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白话译文

本文从功利观点出发，指出社会上分别存在着六种“奸伪无益”之民和“耕战有益”之民，前者应受到诛罚却得到了称誉和礼敬，后者应得到奖赏却受到了轻视和贬抑，这就是“六反”。据此，文章又进一步反对仁爱、轻刑、足民，提倡君主以威严治国、以能立竿见影的信赏必罚劝禁。

    害怕死亡，逃避危难，本是投降败逃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学做神仙，设立方术，本是违反法治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大有学问的文士。游手好闲，给养丰厚，本是社会的寄生虫；世俗却称誉他们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诡辩，玩弄智巧，本是虚伪巧诈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辩士智士。行侠舞剑，喜斗好杀，本是凶暴而冒险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刚强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盗，隐藏坏人，本是该判死刑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仗义舍身的名士。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献身君主，本是舍生取义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失多得少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浅薄愚昧的人。尽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创造财富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没有才能的人。品德优异，单纯朴实，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胆小伯事的人。打击贼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奉承讨好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而无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而有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却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听到虚名而尊重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会得到好处。百姓从私害出发话毁后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视他们，而受到鄙视的，一定会受到迫害。结果声誉和赏赐归于私下干坏事、应当判罪的人，而诋毁和迫害却给了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奖赏的人。这样还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事。

    古代有句谚语说：“执政好比洗头一样，即使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仍是必须洗头的。”看重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针刺痈疮是痛的，吃药是苦的；因为苦痛的缘故就不刺痈和吃药，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现在君臣相交，没有父子间的恩泽，却想用施行仁义去控制臣下，那么君臣之间的交往必定会出现裂痕。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杀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怀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贺，是女孩就杀了的原因，是考虑到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利弊相对待，何况是对于没有父子间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要君主抛弃求利的打算，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于子女的亲情，也就属于不善于谈论恩泽问题的谎言和欺诈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一是能详细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了，官府事务就会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出偏差，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官府事务得到妥善处理，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兵力就强盛。结果，统一天下的大业也就随之完成了。统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统一天下的目的来治理国家，所以他根据能力任用官员，实行赏罚没有私心。要让士人民众明白，为国家尽力拼死，功劳就可建立，爵禄就可获得；获得爵禄，富贵的事业就完成了。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取得富贵的目的来办事，所以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力、事，竭尽全力。死而无怨。这叫做君主不讲仁爱，臣下不讲忠心，就可以因此统一天下了。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把廉价的东西放在冷僻之处，即使是曾参、史{鱼酋}这样有修养的人也有偷窃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闹市中，即使出名的盗贼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觉，曾参、史绍就可能在暗处于坏事；一定察觉；大盗就不敢在闹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多设耳目，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爱护子女要倍于父亲，然而父亲严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心，然而对于民众发号施令，其效果更要万倍于父亲。母亲过分宠爱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运用刑罚的威严，命令就能让人服从。采用威严的略好，还是仁爱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寄希望于子女的，行动上是想让他们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们不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危难时就要他们拼死作战，安定时就要他们尽力耕作。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但子女却不听父母的话；君主在不用爱与利的条件下要求民众为自己出死力，命令却能行得通。明君懂得这些，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不好，是因为宠爱的结果；父亲不偏爱，常用体罚，子女多数，很好，是因为严厉的结果。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相互勉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仍然能吃饱穿暖的，一定是这种人家；用吃好穿好来相互爱怜，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遇到灾荒年月，卖妻卖儿的，一定是这种人家。所以把法作为治国原则，虽在开始时艰苦，日后定得长远益处；把仁作为治国原则，虽有一时的快乐，日后必定困苦交迫。圣人权衡法和仁的轻重，选择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来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学者的话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乱国亡身的方法。大凡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优厚，想要的东西就会迅速得到；刑罚重，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和利益相反的东西。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赏赐一定优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刑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不太厌恶动乱，也不太想治理好国家。这种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断一个人贤与不贤、笨与智的方法，在于他对赏罚轻重的看法。况且重刑，不单是为的惩罚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为的准则。惩治大盗，不只是惩治大盗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大盗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死囚。对小偷用刑，不只是惩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小偷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苦役犯。所以说：严惩一个坏人的罪行来禁止境内的奸邪，这才是惩治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重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至于优厚的赏赐，不只是奖赏功劳，还可以勉励全国民众。受到赏赐的乐于得利，未得赏赐的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一个人的功业而勉励了国内民众。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会伤害民众，如果轻刑已能制止奸邪了，何苦定要实行重刑呢？”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言论。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的条件下，奸邪全能得到制止；奸邪全能得到制止，这怎么会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给予的惩罚重。人们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被制止。所谓轻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给予的惩罚轻。人们向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所以先圣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大，所以人们会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们粗心大意。要是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等于给民众设置了陷阱。因此，轻刑正如会使民众不经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导致国家混乱，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叫伤害民众啊！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考察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总是很重，于是民众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百姓财用富足并施加仁受，即使减轻刑罚，国家也可以治理好。这话就不对了。大凡受到严惩的人，本来就是在财用富足后才犯罪的；即使财用富足后君主加以厚爱，并进而使用轻刑，还 是会走向混乱的。母亲溺爱子女，提供的财货 足够他们花用了；财货足够花用，他们就会滥 用；一旦滥用，就会挥霍无度，溺爱子女，就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 使他们骄横放纵。挥霍无度，家境就会贫困；骄 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富足并加 以厚爱、使用轻刑造成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财用富足了，就会懒于劳作；君主软弱了，就 会放肆地干坏事。财用富足还努力劳作的，只 有古代的神农；君主治国手段软弱而自己行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参、史{鱼酋}。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绍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在满足之后不再要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富有四海而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做君主的纵然使民众富足，但不能使他们富足得像天子一样，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为满足；那么纵然使民众富足，又怎么能用来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明君治理国家，顺应时务来获得财物，确定赋税来调节贫富；厚赏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依靠出力得到富裕，依靠功业获得尊贵。因犯罪受到惩罚，因立功获得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是通往帝王大业的政治措施。

    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睡醒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来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言语，没有本领的人就不能发现；不让他任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能发现。听他说话而责求他有相应行动，让他任职而责求他能把事办成，那么没有本领、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却光凭自己介绍，普通人和乌获就无法加以区别。把巨鼎大案交给他们举，是疲弱还是勇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是试验人们才能的巨鼎大案，让他们办事，是愚蠢还是聪明就区别出来了。所以没有本领的人从君主不检查自己言论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从君主不任用自己办事中取利。君主不检查他的言论，他就自吹善辩；君主不任用他办事，他就自命高明。当代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辩，轻易相信他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是不等看东西就断定他眼明，不等说话就判定他口才好，这样，哑巴和瞎子就无从得知了。明君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实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功效，这样，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再谈了，虚妄自大的行为就掩饰不住了。

《韩非子·八说第四十七》白话译文

本文从八种世俗观念违背功利原则出发，提倡功与赏、能与事相参，而以是否利于耕战为检验标准。反对任用辩智修洁之士，要求废止学术活动；鉴于“当今争于力”，所以反对远于事功的礼治，力倡“出其小害计其大利”的法治，提出“仁暴者，皆亡国者也”。最后还是回到诛重臣的论题上，目的是巩固“有土之君”的权势。

    为老朋友行私被称为不遗故旧，把公家财产分送给人被称为仁爱的人，轻视利禄看重自身被称为君主，违反法制偏袒亲属被称为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被称为侠义，逃避现实避开君主被认为清高傲世，私斗不休违抗禁令被称为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被称为得民心。不遗故旧，官吏就会行奸；做仁爱的人，国家财富就有损失；做君子，民众就不听使唤；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坏；讲侠义，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侍奉君主；做刚直好汉，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会遭到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对于国家的利害关系，而采纳个人的私誉，要想国家没有危乱，是不可能做到了。

    任用什么人办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没有一次任用不是失败的。君主要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就是品行好。任用人，是使他有权有势。聪明人未必可靠，只因为赞赏他的智辩，就以为他们可靠而加以任用。凭聪明人具有的计谋，再加上处在有权有势的地位而去干私人急事，君主就一“定会受到欺骗。因为聪明人不可靠，所以君主可能去任用那些老好人，叫他们处理政事。老好人未必有智谋，仅由于觉得他们品德纯洁，就以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愚夫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处理问题，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任命聪明，人的话，君主就受欺骗；任用老好人的话，君主的政事就被搞乱。这就是没有政治手腕导致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是，地位低的能够议论地位高的；官吏有罪，下属不告发则同罪；用检验的方法判明事情的真相；不偏听偏信；所以聪明人无法弄诈行欺。按功行赏，量才授职，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考察官吏的过失，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担任政事了。聪明人不敢行骗，愚蠢的人不得决断，政事就没有失误了。

    只有明察的人才能通晓的东西，不可用来作为法令，因为民众不都是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不可用来作为法律，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明察的人，但他们想整顿乱世，终究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学说虽属明察，却并不能作为官方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尽；他们虽属贤能，却并不能成为耕作打仗的人。所以，君主要加以明察的，智士就在这方面竭尽巧辩；君主要予以推崇的，能人就在这方面全力去干。当代君主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尊，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这是不可能的事。像孔子、墨子那样知识渊博、机智巧辩的人，但他们不从事耕作，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鲍那样讲究孝道、清心寡欲的人，但他们不参加打仗，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个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耕作而给养充足，不做官而声名显赫，这是私利；废除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公利。一方面设置法令来引导民众，另一方面却又推崇私学，民众就会对遵守法令产生怀疑；一方面奖赏功劳。来鼓励民众，另一方面却又祟尚修身养性，民众就会懒于耕战。推崇私学而使法令受到怀疑，崇尚修身养性而使论功行赏出现双重标准，要想求得到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朝用笏板和仪仗兵器，敌不过大刀长矛；讲究升降转身繁琐礼仪，其效用难以和日行百里的士卒训练相提并论；奏着《狸首》乐章而演习射靶的仪式，比不上硬弓劲射的真功夫；捍卫城邑、抗拒冲车的防御战术，比不上通过地道水灌烟熏的进攻战术。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在的人在力量上较量。古时候事少而设施简单，器具粗陋而不完善，所以有蚌壳做的除草农具和简陋的手推车。古时候人少而互相亲爱，物品丰富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拱手把天下让给别人的作法。既然如此，那么他们行礼谦让，推祟仁慈恩惠，称道仁义忠厚，就都属于原始的政治措施了。处在多事的时代，却仍用少事时代的简陋器具，这不是聪明人该奉行的路线；处在大争的社会，却仍遵循礼让不止的老规矩，这不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聪明人不坐古代的手推车，圣人不采用手推车式的原始政治。

    法律是用来制约事务的，事务是用来显示功效的。设立法制如有困难，考虑到虽有困难但能成事，则应予设立；事务既成而有害处，考虑到虽有害处但功大干过，则应予实施。不遇到困难的法制，不伴随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攻克周长千丈的大都城，击败十万之众的敌军，尽管我方伤亡人数达到三分之一，武器装备严重受损，士卒伤亡惨重；但仍然要庆贺打了胜仗，获得疆土。其原因正在于考虑到了代价小而获利大。洗头总有脱发，开刀总会流血伤肉；要是有人看到这点难处，就放弃洗头治病，便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先圣说过这样的话：“圆规再精确也会存在误差，水面再平静也会存在波纹。我想改变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的！”这是通晓权衡利弊的说法。因此主张有言之成理但不切实际的，言论有词句笨拙但能立即付诸实施的。所以圣人不强求挑不出毛病的言论，而致力于那些无可更易的事务。人们不在衡器、量器上打主意，并不是因为他们正直廉洁，不追求财利，而是因为量器本身不能给人增多或减少财物，衡器本身不能给人加重或减轻财物，对它们有要求并不能得到什么；所以人们不去多打主意。明君的国家，官员不敢违反法禁，吏属不敢谋取私利，人们不用财物进行贿赂活动，这样，国内的事务就会都像衡器、量器一样公正无私了。这样，大臣中干坏事的就一定会被察觉，察觉了的就一定给予惩罚。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致力于一定能察觉臣下奸邪行为的方法。

    慈母对于幼子的爱是任何其他的爱都无法超过的。但是孩子有不良行为，就得让他受老师管教；有了重病，就得让他就医治疗。不受老师管教，就会犯法受刑：不就医治疗，就会临近死亡。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虑的，是近利远害。母亲尚且不能用爱来保全家庭，君主怎能用爱来维护国家呢？明君通晓富国强兵的办法，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慎重地处理政事，就是富国强兵的方法。君主应该严明法令，明察计谋。法令严明，内部就没有动荡叛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对外就没有国破为虏的灾难。所以保全国家不是靠的仁义道德。讲究仁义道德，也就是要博爱慈惠并轻视财利；为人暴戾，也就是心地残忍并轻易杀伐。博爱慈惠，就不会下狠心；轻视财利，就乐善好施。心地残忍，憎恶态度就会在下属面前暴露；轻易杀伐，就会胡乱地屠戮无辜。不下狠心，就会赦免许多该受处罚的人；乐善好施，就会赏赐许多没有功劳的人。憎恶态度表露出来，就会使臣民怨恨君主；胡乱地屠戮无故，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臣下就会胡作非为而轻易犯法，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处在君位上，法令就会妄行，君臣就会离心离德，民众就会怨声载道而产生叛乱心理。所以说：仁爱和残暴，二者都能导致国家灭亡。

    不能提供丰盛食品而去劝饿人吃饭，不算是能救活饿人的人；不能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而去劝君主施舍赏赐，不能算作造福民众的人。当今学者高谈阔论，其主张不是要致力于耕作而是要追求仁政，只知道称引虚假的圣人来取悦民众，这就等于是凭空劝人吃饭之类的说教了。凭空劝人吃饭的说教，明君是不接受的。

    书的内容太简约，弟子就会发生争论；法律条文太省略，民众就会争论不休而轻慢不拘。因此圣人著书一定观点鲜明，明君立法一定详尽规定所要裁断的事情。竭尽思虑，估量得失，聪盼人也感到困难；不动脑筋，根据已有的法律条例来责求当前事务的功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明君采用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途径，不采用聪明人也感到困难的途径，所以不用费心费力，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咸淡究竟如何，如果不亲自用嘴品尝而取决于主管饭食的官员，厨师们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小官了。音乐的高低清浊，如果不亲自去听作出判断而取决于主管乐队的官吏，奏乐的盲人们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乐官了。治国的是非得失，如果不通过政治手段来判断而取决于宠臣，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宠臣了。君主不亲自了解政事，而让臣下来决断一切，自己就会变成寄食在国内的客人了。

    假使人们不吃不穿而不饿不冷，又不怕死，就没有待奉君主的愿望了。意愿不受君主控制，君主就无法加以支使。如果让生杀大权落到大臣手里，而君命仍得贯彻执行的，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虎豹不用它的爪牙，就会和小家鼠的威风无异；拥有万贯家财的人不使用他雄厚的资产，就会跟看门人一样贫穷。拥有国土的君主，喜欢某人而不能给他好处，憎恶某人而不能给他处罚；要想求得别人畏惧并尊重自己，是不可能的。臣子随心所欲被说成是侠，君主随心所欲被说成是乱；臣下轻慢君主被说成是骄，君主轻视臣下被说成是暴。这两种行为实质是相同的，但臣下因此受到称誉，君主因此遭到诽谤。臣子得到很多好处，君主却要蒙受重大损失。

    在明君的国家里，有贵臣而没有重臣。所谓贵臣，就是爵位尊贵而职务高的官员；所谓重臣，就是主张被君主采用、势力又大的臣子。在明君的国家里，升官晋级，赐予爵位，根据都在于他们的功劳，所以就有贵臣出现；而对于那些言行不一、弄虚作假的人，必然地给予重罚，所以就没有重臣存在。

《韩非·八经第四十八》白话译文

八经，即八项基本原则，文中所论者皆为专制君王设谋，是君主牢牢把持权力和地位的具体操作方法，大题下分为八个小题：因情、主道、起乱、立道、参言、听法、类柄、主威。

（一）因情

    凡要治理天下，必须依据人情。人之常情，有喜好和厌恶两种趋性，因而赏和罚可据以使用；赏和罚可据以使用，法令就可据以建立起来，治国政策也就进而完备了。君主掌握政柄并据有势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政柄是决定生杀的本权，势位是制服众人的基础。废除什么，建立什么，如果无章可循，政权就不神圣了；如果和臣下共掌赏罚大权，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因此，明君不带偏爱去听取意见，不抱成见去计谋事情。所以听取意见不加验证的话，权力就会被奸臣分割；不能使大家尽心竭力，君主就会受臣下困窘。所以明君行使权力时像天一样光明正大，任用臣下时像鬼一样神妙莫测。光明正大，就不会遭到反对；神妙莫测，就不会陷入困境。君主运用权势，管教严厉，臣民即使有抵触情绪，也不敢违背；毁誉褒贬的标准始终如一，不容有妄自非议的余地。所以奖赏贤人，惩罚暴行，是鼓励做好事的极致；奖赏暴行，惩罚贤人，是鼓励干坏事的极致：这就是奖赏和自己意见相同的，惩罚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赏赐最好是优厚一些，使民众觉得有利；赞扬最好是美好一些，使民众感到荣耀；惩罚最好是严重一些，使民众感到害怕；贬斥最好是残酷一些，使民众感到羞耻。然后坚决把法制贯彻下去，禁止臣下私行诛罚，不让他们破坏赏功罚罪的制度。该赏该罚，君主一定要清楚；清楚的话，治国方略就完备了。

（二）主道

    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胜过众人的；仅靠一个人的智慧，是不能尽知万物的。君主与其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如用一国人的智慧和力量，所以就能敌得过众人的智力而胜过万物。君主遇事只靠自己猜度的话，即使对了，也要花费自己精力；一旦错了，就要自己承担责任。下等的君主竭尽自己的才能，中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力量，上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智慧。因此遇到事情时，就要集中众人的智慧，一一听取大家的议论，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如果君主不一一听取大家的议论，臣下后来发表的意见就可能悖于原先的看法，这样君主就不能分清臣下的愚智。如果君主不把大家的意见都集中起来，自己就会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话，事情也就得不到及时处理。君主有主见地采取一种中肯意见，就不会有掉入臣下所设的陷阱里的危险。所以，要让臣下提出建议，然后威严地责令他完成。因此群臣发表言论时，一定要有记录。出谋划策的人，等事情发生后，君主要加以检验；贡献能力的人，等功效表现出来后，君主要对成败进行分析。成败经过核实，随之进行奖赏或惩罚。事情成功了，君主就收取他们的功劳；谋划失败了，臣下就承担其中的罪责。做君主的，对合符验身这样容易做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是要动手操劳的事呢？君主对用智费心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是要百般推测的事呢？所以君主用人时，不取彼此意见相同的人；意见相同，君主就要严厉地加以斥责。使臣下都相互制约而同为君主所用，那么君主就能神妙莫测，臣下也就会竭尽自己的智能；臣下竭尽智能，就不会向上钻君主的空子，而君主驾驭臣下的方略也就完备了。

（三）起乱

    君主懂得君臣之间利益不同的，才能称王于天下；认为利益相同，就要被臣下所挟制；与臣下共掌大权；就会被臣下所杀害。所以明君详察公私之分与各自利害之所在，奸臣就无机可乘。动乱产生于六种人：君主的母后、君主的妻妄、君主的子孙、君主的兄弟、大臣和有名的贤人。任用官吏，督责臣下，太后就不敢放肆；礼仪上区分不同的等级，妻和妾的界限就不会混淆；权势不分给庶子，庶子就不会与嫡子争夺；权位不丧失，君主的兄弟就不敢侵犯；臣民不被私门控制，权臣也就不敢蒙蔽君；禁令和赏赐坚决施行，有名的贤人就不敢暗中作乱。臣子有两种凭借，这就是国外势力和宫中亲信。国外势力是君主害怕的，宫中亲信是君主宠爱的。君主对国外的要求总是给予满足，对亲信的主张总是言听计从；这就是乱臣所要利用的。外国暗中安插官吏的情况一旦发生，君主就要追查和惩办与之关系密切并接受贿赂的人，臣子就不敢借助于外国势力了。君主按照功劳赏赐爵禄，对于无功而请求爵禄的人，连同替他请求的人一起办罪，左右侍从也就不会成为臣子作乱的凭借了。外国势力无从借助，宫中亲信无从利用，那么内奸和外奸作乱的途径就都被堵塞了。官吏逐级提拔，一直到担任重大的职务，才是明智的用人方法。对于职位很高并担任重大职务的人，要用三种不同办法来加以控制：一是质，一是镇，一是固。厚待他们的亲戚妻子而严加看管，叫做质；给予丰厚的爵禄而且一定实行，叫做镇；检验言论，督责实效，叫做固。贤者因有人质抵押而不敢妄自行动，贪婪的人因受奖赏抚慰而消除野心，奸邪的人因有种种约束而无计可施。宽容而不予制裁，臣下就会侵犯君主；小的奸邪不除掉，势必要导致大的诛罚。可见罪名和罪行相符时就该严加处置。留着这些人要坏事，杀掉又会败坏名声，就通过饮食毒死他，否则就交给他的仇敌杀掉他。这叫做除阴奸。蒙蔽也就是诡诈，诡诈也就是变化无常。君主能够见功行赏，见罪行罚，奸臣就不敢诡诈。君主不把对是非的判断泄露出去，也不将臣下的谏说互相透露，奸臣随机应变手段也就不敢使用。君主的父兄和有才能的人逃亡在外叫做游祸，它的危害在于给敌人增加了力量。君主与受过刑罚的人亲昵叫做狎贼，它的危害在于这种人的忿恨和凝结在心头的耻辱会发作。君主隐藏自己的愤怒而不发作，掌握了臣下的罪行而不揭露，叫做增乱；它的危害在于怀着侥幸心理而轻举妄动的人会起来活动。君主同时重用两个大臣，二者权势相当，叫做卷祸，它的危害在于私家势力强大，劫杀君主的灾难会发生。君主随随便便而不能表现出神妙莫测，叫做弹威，它的危害在于后纪用毒酒害死夫君的乱子会出现。这五种祸患，君主如果不能察觉，就有被劫杀的灾难。官吏的任免，由自己决定则治，由外国势力控制则乱。因此，明君在国内讲求事功，而从国外取得利益，所以本国安定而敌国混乱。导致危乱的途径是：臣下被君主憎恶，就借助外国势力，使君主像得了头晕病一样；臣下被君主宠爱，就借助君主的左右亲信，使君主像吃了暗中下的毒药一样。

（四）立道

    检验考察的途径是：通过严格核查来谋取功效，通过交互衡量来追究过失。严格检验，必须对臣下的言行进行解剖；交互衡量，必须对臣下的过错加以斥责。不进行解剖，坏人就会轻慢君主；不加以斥责，臣下就会朋党为奸。进行解剖的结论足以看出臣下事功的多少；严加责罚之前，不要把意图泄露给众人。观察臣下行为和听取臣下意见的一般情况是：臣下有紧密勾结的迹象，君主就奖赏那些与之离异的人；臣下知道奸情而不告发，君主就将他和坏人治同样的罪。对于言论，要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根据地利加以衡量，参照天时加以思考，运用物理加以验证，适应人情加以分析。这四方面的情况都符合了，就可以了解是非了。分析臣下的言论，用以了解他对君主是否忠诚；从不同角度观察臣下，从而了解他各方面的表现；掌握亲眼目睹的情况，以便了解臣下的反常行为。一人专职，使亲近宠幸的臣子有事可干；反复强调，让出使远方的使者感到畏惧。列举往事来了解臣下的旧况，留在身边来了解臣下的内情，派到远地来探知臣下的表现。掌握表面现象来探问暗中情况，运用诡使方法来杜绝侮慢行为；用正话反说来探明自己疑惑的事，从反面考察来了解隐蔽的奸邪活动；设置谏官来纠正大臣的独断，列举错误来观察奸臣的动静。公开说明，引导臣下避免过错；谦恭下士，核察臣下是直是诣。宣布已了解的事情以便揭露未被发现的坏人坏事，促使坏人内部争斗以使他们自行瓦解。深入探究一件事情的真相，使众人有所警戒；故意泄露不同的想法，使坏人改变企图。遇到类似情况，要通过检验弄明真相；列举臣下过失，要指明他的根本毛病。知道臣下的罪过，就要对他的罪过用刑，以便禁止他的私威；暗中派使者时时巡查各地官吏，以便了解他们是否忠诚。逐步更换官吏，以便离散勾结在一起的奸党。君主和臣下约定，要他们告发上级：针对相国，就和廷臣约定；针对廷臣，就和他属下的官吏约定；针对军吏，就和兵士约定；针对派遣的使者，就和他的随从人员约定；针对县令，就和他任命的属吏约定；针对郎中，就和他的侍从约定；针对后姬，就和宫女约定。这就叫做条达之道。假如把臣下的告密和要办的事情泄露了出去，君主考察臣下的政治手段也就无法施行了。

（五）类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