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克斯的冰箱怎么样:唐太宗不纳谏之患

唐太宗不纳谏之患

　　假如现在有民意调查机构要在新加坡调查，问新加坡人最熟悉的中国历史人物是谁，我敢肯定唐太宗和魏征将会成为排名最靠前的两位古人。事缘工人党新科议员陈硕茂在国会的处女演说中提到了他们，执政党议员跟着争相回应，再经由大众传媒的传播，论客议士的凑热闹，这对贞观君臣的大名遂变得满城皆知。

　　陈硕茂的华文演讲不长，为了令人印象深刻及更好地说明问题，引用了譬喻作为修辞手段。他以唐太宗和魏征为例，“希望明理的执政党可以做唐太宗，而我们来做魏征，开出太平盛世，而不是一个执政者独断，而小人唯唯诺诺的世代”。

　　相信过了一段时间，除了少数真正关注政治事务的有心人以外，大多数人只会记得陈硕茂在国会里提到过太宗和魏征，而不会记得他的其他演讲内容。这就是譬喻的力量。然而，由于时空的不同，情境的差异，引用过往的历史来比喻当代的状况，不一定贴切，也未必得体。更何况，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往往并非史实，而是经过刻意装扮的所谓“历史”。被历代传诵，誉为“圣君贤臣”典型的太宗和魏征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例。

　　经过陈硕茂这么一说，众人又跟着说之后，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会认为太宗和魏征之间的关系很铁，李世民也真的是一位虚心纳谏的有道明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了还历史以原来面目，以正视听，遂作此文。

　　先说这对所谓“贞观君臣”的关系。魏征原本是建成太子的太子洗马，按隋唐官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子府图书馆馆长。作为幕僚和侍从官，老谋深算的魏征早就察觉秦王（李世民）有夺嫡之心，曾经不止一次提醒建成太子先下手为强，可惜他遇到的是一位和项羽一样有妇人之仁的老板。所以，当李世民后来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后，沦为俘虏的魏征只是说了一句话：“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而李世民之所以放过魏征，因为他是弄墨文臣而非带兵武将，威胁不大，固然是个考虑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正如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所言：“李世民本来想把魏征杀掉，但是为了表示君主圣明，又不杀他。”

　　贞观六年（632年），太宗有一次被魏征惹火了，想杀了他，假如不是长孙皇后劝阻，魏征就算不掉脑袋，也会被贬出京城。而魏征之所以敢谏，八成也是因为他是从死人堆活过来的人，与其畏死，不如破罐子破摔，就算因言惹祸，也不过是再死一次，还能留名青史。

“从善如流”有机制为后盾

　　其次，太宗真的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吗？贞观前期也许如此，贞观末年则肯定不是。贞观十九年，也就是魏征逝世的两年后，太宗决意征伐高丽，群臣以劳民伤财、穷兵黩武谏之，他拒纳忠言，坚决出兵，结果大败而归。

　　兵败后，太宗后悔得不得了，开始思念魏征了，感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可是，后悔还不到两年，他又在群臣一片反对声中，二征高丽，结果还是打了个大败仗。此外，太宗晚年不纳谏言，大造宫殿、耽于游猎的荒唐事迹还有很多，恕不赘言。而太宗晚年不听忠告的结果就是造成大唐国力大降、民怨四起，否则后来单凭武则天一介女流之力，岂能轻易地以周代唐？

　　顺便说一下，太宗若只纳魏征之谏，而不接受其他臣子的忠言，也实在算不上“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不过，这也说明了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即使贤明如太宗，也有可能犯上执政错误。太宗之所以会前期“有德”而后期“不德”，和长期执政形成的惯性也有关系。

　　譬如说，有些政策在一段时间是可行的，但时移世易就未必可行；但是长期执政的政府往往会因为惯性使然，老皇历能不改就继续用，结果等到真的不能用再来改，往往都是弊端出现之后的补锅之举。

　　可是，许多长期执政的政府，都很难摆脱“一度正确就认为一贯正确”的惯性。也不仅是太宗，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皇帝都是执政前期还不错，后期就一塌糊涂，他的子孙唐玄宗就是另一例。

　　若从长期执政形成惯性的角度看，贤明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和贤明的唐太宗，确有一定的可比性。与古代王朝不同的是，我国是个民主国家，太宗无法摆脱的惯性，民选政府是可能摆脱的，因为选票就是晴雨表，就算不想也会被迫摆脱。

　　5月份的大选之所以会被称为“分水岭”，并不是因为国会里多出几个反对党议席，而是因为这让长期执政的行动党政府警觉到，许多多年“行之有效”的既定政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所以，杨荣文才会说行动党必须改变，李显龙总理才会说没有什么政策是不可以检讨的。

　　事实上，当行动党政府再度执政后，其执政风格确实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圣牛”也宰杀了几头。新一届国会开幕后，陈庆炎总统在宣读政府五年施政方针时，呼吁全民齐力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以包容性增长为基础、人人得以分享成果的独特国度”，李总理上周四在国会里，也表示国家应该采纳更开放的政策与治理模式。

　　要使新加坡成为“独特国度”，政府“虚心纳谏，从善如流”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这样的谏言不一定要提供什么建设性的真知灼见，只要确实能指出问题所在就行了。即使是在古代王朝，谏官的责任也只是指出毛病在哪里，要如何解决问题，只能由皇帝和宰相自己去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