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珍宝岛药业地址:多质的大众与共享的价值——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402 更新时间：2010/1/7 10:22:04    热     ★★★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这种无产阶级求得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就开始了它的大众化的进程。正是在这种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了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获得了自己的精神武器，从而成就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生动实践与辉煌图景。然而，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也有着不同的规定性与指向性，在当代中国同样如此。真切理解当代中国这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独特历史境遇，并基于这种真切的理解而探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有路径，是我们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应有视角。
当沿着这一视角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重大课题时，我们便面对诸多应当予以深刻审视与思考的问题。如，我们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那么，当下的“大众”究竟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究竟需要以怎样的形态、遵循怎样的路径才能够有效地“化于大众”？笔者认为，多质的大众、多样的转化、共享的价值，或许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应当把握的关键词所在。换言之，前提——准确把握多质的大众，过程——积极构建多样的转化，目标——努力形成共享的价值，这是我们全面理解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基本点。
一、多质的大众
从“现实的人”出发，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出发点。而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所讲的“大众”，是以“多质”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着的，而不是以“同质化”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着的。
“大众”从来都是多质的，有史以来，便不存在完全同质化的大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都曾在多种意义上使用过“大众”的概念，其所谓的“大众”也都曾包含广泛的、不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以“人民大众”来指称“无产阶级”，［1］也曾经以“国民大众”来指称农民和小资产者。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２］列宁在有关论述中，也曾经明确地将“大众”细分为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地主大众等。［３］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动员起民众的力量从而领导中华民族赢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其对必须依靠的“大众”的高度关注与深刻理解。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将“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4］一切“革命阶级”称之为“人民大众”。［５］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多次阐述过这一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等方面形成为统一战线的“人民大众”构成成份的多样性及其在多方面的差异性。毛泽东曾经反复而又深刻地分析过构成“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在革命进程中的不同使命与意义。他明确指出，在革命的进程中，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同盟者，……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６］等等。没有对“大众”的构成及其在革命立场、所负使命、阶级特征等方面诸如此类的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显然不可能有对“大众”的广泛动员、强力凝聚和充分引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从来都是基于对“大众”多质存在与发展特点的深刻把握而获得有效推进的。
在当代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多样化已经越来越鲜明地成为当下社会现实的基本特征。我们所谓的“大众”，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烈、鲜明的“多质”存在的特点。利益与阶层的分化、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等等，都成为“大众”以“多质”的形态存在与发展的重要表现。大众所呈现的诸如此类的“多质”，便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路径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
利益的分化、阶层的分化，必然导致越来越多不同的“大众”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应当跳出的认识误区是：只有基于不同利益、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才进而存在思想的多样化。事实上，思想的多样化以利益和阶层的分化为重要的前提，但思想的多样化不只是出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政治群体之间，相同的政治群体之间，思想的多样化也在发展。有研究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上个月月收入’等变量的影响后,作为政治资本的‘党员身份’在各个模型中都失去了统计影响力。……以往的研究，尤其是在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为核心内容的研究中，‘党员身份’这个政治资本变量，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意义。”……如同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这一调查结果说明，“党员的增加，尤其是党员数量的迅速增长给党的思想整合带来了重大压力”。［7］换言之，思想的多样化，同样出现在需要以强大的思想理论凝聚力而确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之内。这显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关注的新课题。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关注需求尤其是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化。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强劲扩增。这种强劲扩增，同样呈现出多样化的鲜明特征。在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强劲扩增中，“大众文化”仍然是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指向。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于2007年8月至2008年初进行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最广受我国读者喜欢的杂志是《读者》，其次是《知音》，第三是《家庭》，然后依次是《青年文摘》、《家庭医生》等”。［８］调查还显示，文化娱乐类、家居生活类期刊在期刊阅览率中分别占45.9%和39.7%，纸质读物的“浅阅读”趋向愈加明显。［９］以“大众文化”为主要指向，以“浅阅读”为重要特征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当下的干部群体中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有以干部群体为对象的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在“您喜欢哪类书籍”的调查中，选择“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受访者达29.2%，列第一位；选择“与业务相关的书籍”的达16.9%，列第二位；列第三、四、五位的依次为“各种经管类书籍”、“当前流行的畅销书”、“名人传记”。选择“理论著作”的为8.3%，列第六位。［１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显然只有在与大众现实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对接中才能有效实现。那么，当前呈现如上特征的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间的有效接口究竟在哪里？我们所要实现“大众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大众文化，也不可能“大众文化化”，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实现与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对接、与大众文化的对接，显然也无法更加有效地走向更加普遍的大众。
综而言之，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日趋多样化的社会现实及日趋多质的大众，这是事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否有效实现大众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应当关注的重大课题。
二、多样的转化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关注“大众”在当下的现实存在与发展状态，同样应当关注“化”的形式与路径。然而，在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机制与路径等问题的探讨中，人们仍然更多地停留在“通俗化”的层面，似乎马克思主义只要通俗就能说服人。对此，我们显然需要做出更多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确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问题。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便曾经明确阐述过写作的基本原则即通俗化，“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11］在为《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撰写的序言中，马克思也专门表明，自己在著作中对价值实体与价值量的分析，“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１２］列宁同样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大师，他不仅明确提出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Umschlag）最高限度的通俗化”［１３］这一重要命题，而且身体力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工作。当1915年12月于彼得格勒成立的孤帆出版社根据马·高尔基的建议筹划出版一套题为《战前和战时的欧洲》的通俗丛书时，列宁便欣然允约，并在充分准备与精深研究的基础上①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②一书。列宁明确指出，这部著作就是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阐述”。［１4］1918年12月，列宁还专门就工农通俗读物的问题发表指示，就编写任务、题目乃至篇幅与形式等详加阐明。如，他提出，“读物应当由分篇的即每篇自成一个完整单元的活页材料编成，每一材料的篇幅为2-4印张”，“材料数量为50至200篇；该书第一册为50篇”，“可以而且应当采用一些原有的好活页材料，改写原有的文章。该读物提供的材料应当做到可供当众宣讲，也可供家庭阅读，可以单篇翻印，也可以稍加补充译成其他语言”［１５］等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同样是从通俗起步和切入的。在20世纪30年代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运动，将艾思奇等人的名字深深地刻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同样将通俗化作为用先进的理论掌握群众、动员群众的基本途径和基本要求。1940年2月，毛泽东为《中国工人》的创刊撰写的发刊词便鲜明地表达过这一取向和追求。毛泽东写道：“《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１６］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上，通俗化之所以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这种内在必然性，我们同样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历史境遇中才能予以更加清晰地体认。其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借重通俗化而走向大众——受压迫的劳动大众或者刚刚解放出来的劳动大众，与大众文化素养的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1922年莫斯科中央统计局国民教育统计处曾根据192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编辑出版《俄国识字状况》一书。该书反映，1920年俄国居民每一千人口中识字人数仅319人。列宁在1923年1月2日口授，后以《日记摘录》为题发表的文稿中，专门抄录这些数据，并不无感慨地指出：“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１７］然而，正如列宁所讲的那样：“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１８］列宁之所以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问题并身体力行，与此显然不无关系。在1918年12月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中，列宁明确要求，“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的。”［１９］其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之所以也极其注重借重通俗化的形式走向大众，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年是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走进中国的。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众而言，外来的、译介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要为其掌握，通俗化无疑是一项基本而重要的要求。
然而，在当前，我们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却应该超越简单“通俗化”的思维范式，否弃“大众化=通俗化”的认识框架。这是因为：其一，当代中国“大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在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曾经指出：“不要为了通俗而作太多的牺牲，不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２０］在当前，讨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如果我们还仅仅从通俗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显然也会陷入对我国当前“大众”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的误区。而事实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文化素质普遍而显著的提升。其二，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对的是“多质的大众”。这种多质的大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特点与需求，显然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可能全面停留在要求“通俗化”的层面。其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易于为大众所理解。之所以现在有人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深奥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少的研究者将之复杂化了。曾经提出“赶紧使哲学大众化”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曾经批评有些哲学家故弄玄虚的“晦涩”，他将之称为“大师们的装模作样”，并认为“这是他们喜欢在人民和自然之间拉起的一道帷幕”之故，并分析指出：“他们会不会说，有些作品是永不能弄得为常人的智力所能及的?如果他们这样说，只显得他们不知道良好的方法和长久的习惯能做出什么。”［２１］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我们显然也要拒绝“大师们的装模作样”，以良好的文风和学风，推动我们党不断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加顺畅地转化为人民大众的理论素养与价值追求。
在任何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应当在关注形式通俗化的同时，更加关注理论的彻底性，以及革命的实践的力量。理论说服人的力量在其彻底性。斯大林曾经记述过列宁关于形势和土地问题的演讲中所蕴含和展现的强大理论力量。描写了列宁演讲中“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之后，斯大林话锋一转，写道：“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许多万能的触手，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２２］支撑、强化、放大这种逻辑力量的，显然是革命的实践的力量，是理论的魅力在实践层面的丰富展开。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我们除了要关注理论的通俗化之外，显然还应当关注理论本身的建设，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以理论的彻底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事实的力量，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真实、普遍而有效地转化为大众的理论。概言之，理论的形式、理论的内容、理论的实践等，加之对大众多种多样现实存在与发展特点的把握，如何在此基础上构建多样化的机制与途径，当是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关注的又一重要课题。
三、共享的价值
正如众多论者所言，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落脚点是要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普及于大众，使之由少数人掌握转变为由多数人掌握。此言当然不无道理。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是要将作为理论知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普及于大众？还是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之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牢固地确立为当今中国社会普遍的、主导性的价值？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定位，也关系到我们在准确认识“现实的大众”的基础上，基于怎样的目标去探寻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与手段。
显然，我们应当基于前者而达之于后者，即在普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努力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所持守的基本价值，即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享价值。之所以要“基于前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享价值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理论认识，没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涵纳的关于当代中国发展与强盛的基本理论的知识掌握，便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不可能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共享价值的自觉持守。之所以要“达之于后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仅仅以其知识形态而为大众所掌握还远远不能成其为指导思想，只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以其价值形态而为大众所掌握、感召大众的心志、凝聚大众的精神、引领大众的行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灵魂。在20世纪3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期而起的还有文艺的大众化、社会科学的大众化等多种大众化运动，然而，之所以在新世纪新阶段，唯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然作为一项重大课题提到全党的面前，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意义等不无关系。
进一步揭明共享价值的建设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目的性意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要求。正如笔者在一篇短文中所写道的那样：我们所处的当下正以更加响亮的时代之音呼唤着核心价值的引领。诚然，任何一个社会的运行与发展，都有赖于相应核心价值的确立、维护与发展，然而，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确立核心价值并有效发挥其在价值领域的引领作用，却具有更为独特的意义。我们正身处空前复杂而多变的时空境遇，科技革命更加急速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国力竞争更加凸显出综合性与激烈性，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较量更加复杂地展开，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织、相互激荡；我们正历经空前复杂而多变的发展进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发展也正面临着空前复杂而多变的机遇和挑战。可以说，多样化与急速展开、永不停息的变化变革正成为我们阶段性发展特征的一种写照。多样化与急速展开、永不停息的变化变革并不否定整个社会的根本价值遵循，而是更加强烈地呼唤、更加强劲地历炼着整个社会的根本价值遵循；我们的社会也只有在对“一”与“多”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中，尊重多样而又凝魂聚气，包容差异而又强基固本，才能审一定和，科学发展。也正是在对根本价值的张扬与遵循中，一切多样化与变化变革才能够成为整个社会发展华彩乐章中有意义的音符。概言之，多样化与急速展开、永不停息的变化变革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构建核心价值的必然之理。［２３］同样，这一社会现实中也凸显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应有的目标指向，即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享价值。
综上而言，就目标指向或目标定位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应当是当代中国社会共享价值的构建进程。如果这一判断准确的话，那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就更应当突破将其视作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掌握到多数人掌握等几为共识性、定义化的理解，跳出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亦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等研究论域，紧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享价值这一核心论题，在更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中，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和机制。而这，或许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走向深化的通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