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20:寇乃天：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宪政解读

                                                                                                                                                                      寇乃天：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宪政解读 

  【摘要】胡适自由主义的性情基础是徽州文化、徽商精神与父母恩亲的人格魅力。胡适自由主义经历了萌芽、结胎、成熟与癌变几个时期。胡适自由主义的理性内核包括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平的改良主义、英美宪政模式、实验主义哲学、科学与民主、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独立精神与中立意识、世界主义。胡适自由主义的宪政意义体现为史学价值与借鉴价值两个方面。 Hu Shi liberalism's personality foundation is the Huizhou culture， the Anhui merchants spirit and the parents graciousness own personality charm. Hu Shi liberalism experienced several times，which are germination period， pregnancy， maturity period， carcinogenesis period. Hu Shi liberalism rational essence including perfect individualism， peace reformism， UK-U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attern， experimentalism philosophy， science and democracy， suspicion spirit and critique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 spirit and neutral consciousness， cosmopolitanism. Both the reference valueand the history value are the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of Hushi.

   【关键词】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宪政解读 Hu Shi; Liberalism thought;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引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历史之河奔腾向前，冲刷着此岸与彼岸的世界。吾辈抬头仰望历史的星空，数风流人物，灿若星汉。毋庸置疑，中国近现代史，实乃民族救亡史与中华复兴史，亦是风云人物与精英人士的逐鹿史！在那风云际会与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之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言论风靡一时，深刻地影响时局，“颠倒”芸芸众生的思想；斯人已逝，然其睿智思想横亘不朽，必将穿越历史时空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经济全球化与科技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如何解读胡适的思想，并赋之以价值论的分析，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关于胡适的评论文字，俯拾即是，且呈现多元化样态；从民国时期至新中国初期，再到文革时期一直未曾中断过，直至大陆改革开放，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胡适思想的“解禁”，海峡两岸乃至海内外学者对于胡适的研究日益增多，且更显公允，——胡适思想之研究与解读，遂成为一门显学。对于胡适思想，初步认识如下：其一，胡适思想具有多元性，它既包括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史学思想、训诂学思想，亦不乏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等领域；其二，胡适思想具有复杂性，其思想既受到过国共两党的阶段性肯定，亦最终遭受两党的共同抵触与排斥，因而胡适思想是富有争议的，体现矛盾的特点；其三，胡适思想具有渊源性，胡适本人深受赫胥黎的怀疑精神与其恩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理念的二元化影响，当然，这主要指胡适的思想受前述两人的影响颇深（胡适在介绍自己的思想时有些许文字阐述），除此之外，其思想当然还有其他来源；其四，胡适思想具有“派系性”，这个所谓的“派系”，便是中间派，——一个不能真正称之为派系的派系，胡适便是中间派系的“思想领袖”，倘若从文人派系上划分，胡适则是新月派文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彰显该派系文人的理性之光；其五，胡适思想具有前瞻性，他以世界主义的情怀倡导吾国国民世界化（原为全盘西化论，后加以措辞与发展改善为世界化思想），以实验主义的哲学理性主张一点一滴地再造文明（此为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径路，在多元矛盾激化的当时多少有些难以迎合时局之“胃口”），这些观点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不谋而合的；其六，胡适思想具有务实性，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其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强调问题意识，主张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异议者指出，此为胡适思想的一大弊病，不利于“宏观”把握中国的问题解决，值得探讨）；其七，胡适思想具有民族性，胡适作为二十世纪的重要文人之一，其国学底蕴极其深厚，例如，他是“新红学”的奠基人，他在《水经注》方面的造诣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他在禅宗史方面颇有研究，等等；其八，胡适思想具有中立性，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肇始于胡适的自由主义言论，——他一生恪守“为学与为人”的父训（《学为人诗》为其父亲胡传留给胡适的诗，供其习诵），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以不偏不倚的立场评论时局，至死不渝地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被誉为“自由主义大师”！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窥得胡适体系化思想的基本脉络与轮廓。本文对于胡适思想的展开式解读，主要限定在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领域，从而将视野加以框限，以避免讨论的宽泛性与肤浅性，规避论题的过大化。同时，文章的解读主要以宪政的视野（但又不限于此）来剖析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现宪政解读的基本特点。　

　　一、揭开自由主义的面纱：与胡适自由主义“亲密接触”　

　　“山下绿丛中，瞥见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隔山遥唱旧时歌，声苦没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 [①]历史的车轮辗过二十世纪，驶入二十一世纪，重温胡适旧梦，我们如何与胡适自由主义“亲密接触”，而又不至于品得一场惊梦，让胡适依然犹道“声苦没人懂”？这便需要我们理性客观地揭开胡适自由主义的神秘面纱！　

　　（一）性情：胡适自由主义的“人性化考量”　

　　周国平先生曾言：“岁月陶冶性情，绚烂归于平淡。”胡适的性情因素，必然与其自由主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性情之塑就，又促使我们追溯胡适的悠悠童年岁月，诚如此言所述，“胡适在晚年时仍那样依恋着他的童年。那里蕴蓄了太多的内容，太多啊，水一样悠悠……” [②]　

　　徽州文化与徽商精神在胡适性情上的投影是隐性与显性的二元统一。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的第一章故乡和家庭中，对此有所叙述，——尽管其出生在上海，他坦言，“我是安徽徽州人。” [③]胡适之先生对于徽州文化是有深厚感情与极强的认同感的。徽州文化的精髓部分包括徽商文化。俗谚有云：“无湘不成军，无徽不成商。”又言：“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品胡雪岩。”由此可见，徽商文化是极其富有魅力与影响力的；胡适性情上反映徽商文化的特色，亦在情理之中。徽商崇尚敦厚信义，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群体意识与乡党观念交互作用，又使得徽商“在性格机制上，常形成进取与保守的矛盾统一体”。 [④]徽州文化的另一凸显部分，为徽州学派及其求是精神。徽州学术以徽州经济为依托，自成一派，卓有成效，彰显怀疑与求是的治学理念。维新骄子、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先后称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 [⑤]胡适性情在徽州文化地理格局下，表现出开拓进取之精神风貌与怀疑求是之治学态度，并隐性或显性地反映在其自由主义的特立言行上。　

　　父母恩亲的人格魅力对胡适的性情之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这是胡适自由主义之性情基础的又一重要因素。胡适幼年丧父，然其父胡传为其遗留了一篇亲自编写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该诗首句云：“为人之道，在率其性。”综观斯人一生，胡适谨慎恪守父训，书写率性人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进行着自由主义“左右开弓式”的独特呐喊！胡适三岁丧父，其父亲的人格力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母亲冯顺弟间接输导入胡适灵魂深处的，“（胡适）父亲的人格力量是通过（胡适）母亲传播到胡适幼小的心灵，使胡适终身难以忘却。” [⑥]冯顺弟是个坚毅且有远见卓识的伟大女性；从她身上，胡适感受到了母亲对自己的期待，看到了父亲的些许身影，——胡适的母亲，扮演着慈母与严父的双重角色，恪守胡传的叮嘱要胡适勤奋读书，渴盼小胡适早日学有所成，出人头地，“以学为人，以期作圣。”“她集沮丧、悲戚、幽怨、恐惧于一身，但在小胡适身上，她却投下了使他受用终生而不竭的资本：为学与做人。” [⑦]]冯顺弟在其夫死后，周旋于大家族的关系琐事间，并表现出绝妙的待人处事能力，其柔似水，其坚如盘；对此，小胡适是深切感悟的，——这也为其日后的自由主义思想所彰显的宽容精神，提供了基本素因。胡适从他父母恩亲遗传与学到了率性的表达与宽容的处事的原则，因而，其性情上表现出率性与宽容的禀质。率性与宽容，决定了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富有伸张力的。　

　　（二）萌芽：前自由主义时期的胡适思想的“混沌状态”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漫漫求学路，鲲鹏展翅翔。”别了，徽州故乡;别了，慈爱母亲！1904年，年仅13岁的胡适踏上了上海的七年求学之路；未曾滴洒半滴泪，隐忍心中凄凉意，——他深知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轻易落泪；胡适携着母亲的厚望慈爱，带着徽州文化中特有的进取与怀疑精神，凭着一股年少轻狂的闯劲，来到了风云变幻的上海滩，迎接新思想的洗礼！　

　　上海的魅力之处在于其常新，且有包容精神。因而，上海亦乃新思想新风气的荟萃之地。胡适上海求“新学”，共念了三个学校：1904年他进入了由其父亲胡传的生前至交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堂；该学堂设有国文、舆论、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英文、法文等课程。翌年秋，胡适进入由宁波籍富商叶成忠创办的澄衷学堂，——该校为当时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故课程设置较为科学、管理亦显完善；胡适在此学堂打牢了英文、算学的基础。时至1906年，胡适考入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国公学，该校为“一部分留学日本的学生返回后发起，经十三省代表决议，由社会各界捐款赞助创办的一所学校”， [⑧]其实质为上海革命的机关与掩体。但于中国公学之求学，胡适可谓受益匪浅，——无疑，胡适在此期间进行了思想上的砥砺与白话文写作的磨练。　

　　上海求新学，胡适思想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与饮冰室主人梁任公的“新民说”，给予胡适以思想上的冲击与灵魂上的震撼！尤其是进化论，“成了他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并成为他日后接受实验主义，走上自由主义之路的桥梁”， [⑨]适之之名，亦源于此！胡适在上海公学期间，参加竞业学会，并在“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的《竞业旬报》上发表大量的诗歌、小说、社会时政论文；这是胡适得以自由发表其思想的良好机会，对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萌芽的作用。1908年中国公学起内讧，胡适在此期间处于感情上的空虚期，与他的一些“浪漫”的朋友整天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遂有适之“才子兼浪子”的称谓；日后胡适每回忆此段往事，必内心忏悔，还多次在公众场合力劝青年人戒嫖。纵观此段时期，胡适的思想处于混沌状态，还有待“拨开云天见日月”！　

　　（三）结胎：美国精神的领悟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定型　

　　1910年，时值第二次留美庚子赔款官费生考试。胡适以平均59.4分、第55名（共录取70人）的成绩，金榜题名，折桂步蟾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油轮，——前方浪花激越飞溅，迎接胡适的是美国精神的灌输与领悟，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与洗礼！初到美国，胡适开始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生活。美国是个自由之邦，崇尚自由宽容，提倡个性解放。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期间，有幸与绮色佳地区的基督教家庭接触，从而与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人士接触。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适逢美国大选，胡适选修了奥兹教授的美国政府和政党专题课。“我记得就在这个大选之年（1912——1913），我选了他的课。” [⑩]威尔逊、托虎托、老罗斯福分别充当民主党、共和党和进步党的候选人，奥兹教授则要求学生读三份报纸，即《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纽约晚报》（这三份报纸分别支持威尔逊、托虎托、老罗斯福），写出札记与研究心得，一并交上，作为期终作业。这使得胡适对于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后来，胡适转学哥伦比亚大学，时至1916年美国在次大选，胡适支持的威尔逊在大选中获胜，当时胡适激动得热泪盈眶。胡适对于美国政治的关注，为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依据。胡适指出，“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11]　

　　胡适美国求学，其青年时期的政治训练有三：其一，公开讲演的训练；其二，学习议会程序；其三，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这些所谓的“政治训练”，对于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以武力相威胁的不合理的“二十一条”，华夏震惊，神州色变！霎时，留美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偏于镇静的胡适此时正醉心于“不争哲学”，特立独行地在《中国学生月报》上发表了《致留学界公函》，其文曰，“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这与其日后的为祖国之崛起图强“造新因”的自由主义言论，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其恩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胡适坦言，“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12]杜威对于胡适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实证思维术，胡适创造性的发展为其独特的治学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使得胡适以后的一系列文字都以其为哲学依据，——坚持怀疑精神，不盲信任何主义，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方法论依据亦在此处。另外，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是主渐进的，即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运用于社会政治层面，则表现为温和的改良主义色调。以杜威哲学为基础的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彰显出怀疑精神与改良主义的理性。　

　　（四）成熟：民国风云下胡适自由主义的“辉煌”　

　　1917年3月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伊利亚特》中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该年7月，胡适应陈独秀之约，自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启了其自由主义之旅！胡适力倡白话文，以青年才俊，暴得大名，一时间，青年学子“以胡适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章士钊语)”，——短时间内，胡适便成为梁启超之后的学界领袖、思想明星！对此，余英时先生指出，胡适正好填补了学术史上的一块空白。时代，为胡适提供了展现其思想与魅力的舞台。　

　　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表的两篇文章，被视为胡适自由主义的先声！1918年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此篇文章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表达，他与此文阐述易卜生主义，并借以向青年一代发出警醒之音：“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八十四)。” [13]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宣扬个人主义的，提倡个性之张扬，人格之独立。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必然表现出个人本位的特色。1919年胡适发表《实验主义》，宣扬杜威哲学。根据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解释，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所以，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更好的名字应该是“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或者“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胡适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有译“实用主义”）。他认为“实验主义”是科学的产物，用科学的观点看，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因而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同时，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的。他解释“实验主义”，是只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的效果。世界是人创造的。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人类应该从事实中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利用环境的本事，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知识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他坚持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要培养创造的思想力，就要以怀疑为起点，找到新知识来解决这疑难。胡适把它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其实就是杜威在《思维术》中讲述人之有系统思想的“五个阶段”的精炼概括。胡适一生都用这一学术思想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曾被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受批判。实验主义是胡适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有进化论的痕迹，彰显务实精神与怀疑精神。总的来讲，《易卜生主义》与《实验主义》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早期代表性文章。　

　　自美回国伊始，胡适曾立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以此为文化心理底线，胡适准备安心于学术，主张一点一滴地再造文明，为祖国强大“造新因”，打牢新文化运动的基础。然而，五四运动毕竟“冲击”了胡适的“迷梦”。胡适甚至指出，“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14]五四运动后，胡适终于“忍不住”要谈政治了，并发表了那篇有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而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是胡适自由主义言论的第一次在国内的呐喊与表达，亦是其运用实验主义哲学的一次典范。它折射出五四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自由主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流派，兴起于五四时期，在政治理想上，它追求欧美近代的民主共和体制；而在行动方式上则坚持政治改良，反对引发社会剧烈动荡的革命和过激行动；在个人行为方式上，则注重人格独立性，蔑视政治权威，漠视团体规则，带有较强的独立不羁的风格。” [15]至于该文的写作基础，胡适研究学者沈卫威指出，“作为一个实验主义信徒，他的实验态度和自由主义议政——渐进的政治改革主张，使得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只可能采取‘问题’性的干预。这是他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基本政治文化心理。” [16]此项争论中，是问题压倒了主义，胡适的谈政治的情愫得以唤醒！胡适自由主义表现出治学复议政的特色。　

　　时至1920年8月1日，自由主义的呼声第一次如此激昂的响彻在华夏神州的上空！这一天历史不会忘记，——胡适和蒋梦麟、李大钊、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东方杂志》第17卷16号予以转载。他们开篇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他们所以要郑重提出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就是希望全国同胞起来力争。在关乎“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的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然后是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争自由的宣言》明确提出如下六条：（1）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2）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3）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4）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5）民国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6）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同时还指出：“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1）言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结社自由；（4）书信秘密自由。”该文“以英美式的民主、人权、自由和法制精神作参照，对现行政治进行了正义的要求和舆论上的限制”， [17]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篇公开的宣言，它播撒了自由的种子，宣扬了争自由的斗争哲学，是自由主义言论的光辉典范！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封具有现代自由和宪政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宣言书’，是本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次自觉的自由追求和意识觉醒。在这份宣言书中，明确了公民自由的权利以及针对政府可能对自由进行迫害的限制政府的自由意识。在胡适之前，我没有读到其他人有这么明晰划定权利归属的自由文本。” [18]胡适于此文后，正式走出书斋，擎起自由主义的大旗!　

　　1921年5月21日在丁文江的倡议下，胡适、丁文江、王征与蒋梦麟成立“努力会”。该会一成立，胡适便开始为民国之动荡时局开出第一个“药方”，即“好政府主义”。该年8月5日，胡适在安庆第一中学演说“好政府主义”。对此胡适在日记中写到，“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正式创刊，“努力会”演变为公开的组织“努力社”。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二节写道：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19]　

　　该诗表明胡适的自由主义言论倾向性，是自由主义者的一次呐喊！《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有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十六个人签名的，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先生领衔，在君（即丁文江，引者注）和胡适签在最后。这篇《政治主张》在当时曾引起不少的讨论，内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的方面，第一要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三、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一个宪政的政府，（二）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三）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与恶势力作战。“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五、我们对于当前问题的意见：（一）要求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早日正式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对于南北议和的条件，我们要求（甲）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乙）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丙）和会应该协商裁兵，（丁）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三）我们对于裁兵的问题，主张四点，其中一项“裁废虚额，缺额不补”，是在君主张最力的。（四）我们提出一个“裁官”的办法，并主张参酌各国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迁的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五）对于现行的选举制度，我们主张废除复选制，采用直选制，并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六）对于财政问题，我们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根据我们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全被直系军阀所操纵，“好人政府”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罢了。“好政府主义”这种政治思想，是从1921年开始传播的，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坏政府”而来的。但现实中的“好政府主义”却与理念中的自由主义宪政理念相去甚远，这亦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悲哀！“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义’声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于提及了。” [20]　

　　1922年6月16日胡适发表了《我的歧路》一文，反思自己的学术路径的取向性与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其文开篇曰：“梅先生是向来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却极赞成我谈政治；孙先生是向来最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很恳挚的怪我不该谈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并非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他只希望我此时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这真是我的歧路！” [21]胡适的歧路，其实是一代自由主义宗师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学术是永恒的，谈政治是暂时的，于人类历史文明之长河观视，学术的影响是长远的！“胡适‘三十年不谈政治’的约言一再打破，他不得不写下《我的歧路》等文章为自己多次‘谈政治’辩白。” [22]胡适坦言，“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 [23]他进而指出，“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 [24]《我的歧路》投影出胡适的实用人生，反映了一种矛盾的心理，亦体现了胡适的反思的理性。　

　　1922年9月10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19期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其文指出，“我们的朋友陈独秀是反对联省自治的。……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帝制运动的时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运动可代表一种‘强求统一’的迷梦。这个迷梦的来源长的很呢！……为强求统一而封建军阀，然而封建军阀却使各省格外分裂，逐成了独秀说的政治纠纷的现状。” [25]对此，胡适提出自己的见解，“总括起来，我们的意见是：（一）中国不适宜于单一的国家组织；军阀的割据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恶果。（二）今日只是督军总司令的权大，而地方的权极小。这两件事决不可混作一件事。（三） 军阀的权限所以大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地方没有权，又因为中央虽有权而无力裁制军阀。（四）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我们可以大胆说：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 [26]我们认为，胡适的联省自治论是其对美国联邦制的中国化的一个倡议，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只能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1927年6月胡适入股新月书店。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同年4月30日，胡适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历史注定记住这帮带有浪漫与理性色彩的文人，——新月派文人。“时光退回到民国十八年即公元1929，这是国民党统一中国后‘训政’开始的第一个年头。题目所谓的‘人权论战’，即‘新月’知识分子与国民党训政体制的交锋。这一交锋，发生于国民党执政伊始，它由此拉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执政党之间龃龉、抗争、批判乃至被打压的第一幕。” [27] 毋庸置疑，胡适于1929年4月发表于《新月》杂志上《人权与约法》一文掀起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关于人权问题的一次最深入、最具理论价值的讨论热潮，即人权论战！该文的写作背景主要有二：其一，“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登出消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部长陈德征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该安提醒人们警惕“反革命”活动，并将“一切反对三民主义的人”视为“反革命分子”。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证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陈德征的这一提案为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党说谁是反革命分子，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对于此类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组织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这一提案激怒了胡适。他看到提案后忍不住给当时任司法院长的王宠惠写信，问他对此提案有何感想。在这封公开信里，胡适对国民党破坏法律程序和根本否认法治的现象提出了抗义。他责问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胡适将此信稿送国闻通讯社发表。但几天后得知信稿已被检查新闻的官员扣去，未能刊出。这就更加激怒了胡适。他愤怒地表示：“这封信是我亲自负责署名的，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陈德征知道胡适批评他的提案后，很快写了一首气焰更加猖狂的打油诗登在《民国日报》上。此诗题目为“胡说”，一语双关地直接针对胡适的姓名和主张而来。诗的前几句警告胡适： 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其二，国民党政府的所谓保障人权令。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权令，规定：“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实际上“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乘”，竞然还会出现所谓保障人权令。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极大讽刺。胡适细读此令后感觉到更加失望。他指出此令的缺点如下：一是此令认为人权就是“身体、自由、财产”三项，并且对这三项权利都未作明确规定，自由和财产都包括什么内容，如何受保障等问题都不清楚。二是此令将侵权行为主体仅限于“个人或团体”，而对党与政府只字不提。这就为国民党政府侵害人权留有余地。对此，胡适明确指出：“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都是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三是此令所谓“依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对此，胡适指出：“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或党部名义行之，人民便完全没有保障了。”总之，国民党政府的人权保障令无非是欺人之举欺人之谈。在国民党政府人权保障令颁发前后，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这些事件也是激起胡适愤怒抨击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的缘由。一是安徽大学学长被禁案。该学长只因语言顶撞了蒋介石，便被拘禁多天。其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而不能去法院控告任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二是唐山商人杨润普被军队拷打案。杨被当地驻军拘去拷打，遍体鳞伤，商会代表集体求情也无效。此事还是在国民党政府公布人权保障令后十一天后发生的。这两件事表明，上至国民政府主席下至地方驻军军管，随意侵害人权，何尝受到法律制裁。以上便是《人权与约法》一文的写作背景。对此，胡适指出，“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 [28]他进而倡议，“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 [29]行文至最后，胡适呐喊：“我们的口号是：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30] 随后胡适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将新月人权运动推向高潮。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一文中，胡适对于孙中山的宪政三段论提出质疑，“我们可以明白中山先生的主张训政，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所以他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以一县为单位，从县自治入手。……参政的能力也是这样的。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胡适进一步质问，“宪政之治正是唯一的‘入塾读书’。唯其不曾入塾读书，故急须入塾读书也。……我们姑且让一步，姑且承认共和是要训练的。但我们要问，宪法与训练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为什么训政时期不可以有宪法？为什么宪法之下不能训政？”胡适最后指出，“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31]胡适此文以西方宪政之理念为标尺，秉承自由批判之精神，表达了一代自由主义宗师的宪政诉求！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一文中，胡适又对国民党奉为圭臬的孙文学说进行了自由主义的批判评论！孙中山知行过度分立的态度，将导致两大危险：一是误导青年“只认得行易，而不觉得知难”；二是当权者借“行易知难”和“训政”的招牌，钳制言论自由。在胡适自由主义大旗下，有三个人物起了重要作用，即被誉为“新月三剑客 ”的罗隆基、王造时与梁实秋。和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发于《新月》二卷二期上的是罗隆基的《专家政治》。两篇文章搭配为一组，都是面对训政开火，也都是“人权论战”的标志性文章。罗隆基是1928年才从英国留学回上海的，回来不久就以“初出茅庐不畏虎”的姿态投入胡适发起的“人权论战”。如果说胡适是这场论战的领袖，罗隆基则是名副其实的主将（而当时被称为“新月三剑客”之一的梁实秋只是裨将，他前前后后一共只贡献了两篇文章，其精力很快转移到和鲁迅的文学论战上）。作为主将的罗隆基在“人权论战”的前期多少是作为胡适的配合出现的。胡适强调用约法保障人权，罗隆基很快就有正面的呼应《论人权》。在胡适、罗隆基的文章之后，梁实秋在第三号的卷首登出了《论思想统一》。其文曰：“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容忍！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传授给民众，也没有什么计划要打破现状，只是见著问题就要思索，思索就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出一点道理来就要说出来，写出来，我们愿意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所以不能不主张自由的教育。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 [32] 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更是言辞激烈，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政治！“1930年1月，这些文章编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这部书称得上更为出色的‘盛世危言’。” [33]尽管国民党政府对此呼声置之不理，甚至反而变本加励地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迫害，但是胡适对人权法治的倡导的确定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有力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动。胡适本人也因此遭到迫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曾以颠覆罪要求正式逮捕胡适。由于胡适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免遭逮捕。但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因胡被罢免。《新月》杂志也遭查禁。胡适在《人权论集》之后，于1930年4月10日撰文《我们走那条路？》，发在《新月》二卷第十号上。文章立足和平渐进的改革，提出中国之真正敌人是贫困、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此文体现了胡适的实用人生与问题意识。斯人自由主义之言论已然成为明日黄花，然人权论战所阐发的人权精神与理念的熊熊烈火依旧忘情燃烧，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圣火！　

　　1932年5月22日，以胡适为核心，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人再度汇聚在一起，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胡适在发刊词中指出：“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该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提供西方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最高发行数达1.3万份。1936年底因著论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一度被迫停刊。1937年4月复刊，同年7月18日终刊，共出244期。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l930年代前期，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了自由主义的论争。张太原的新著《〈独立评论〉与20世 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对于胡适在《独立评论》中的独立精神加以肯定。立论基于三点：“20世纪30年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一思想’的年代，三民主义被规定为‘唯一正确’的思想，以政权的力量强制灌输给民众。但是，‘统一思想’的举措并未改变多元鸣放的局面，特别是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三大思潮鼎立的格局。……第一，自由主义者并未与三民主义文化相妥协。……第二，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第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并非紧张。” [34]　

　　1933年1月胡适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2月，胡适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除名。“民权保障同盟的创立，蔡氏未必完全不知来由而‘被人利用’，他与左翼人士的接近显然有不满当局欲与抗争的意味。胡适则不同，他自然是热心人权的人，然此时他更强调‘法制’，甚至常常为‘国家’设想，他称保障民权是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一开始即与左派人士相左。” [35]对于民权理解的差异，是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决裂的根本原因。　

　　1934年胡适发表《信心与反省》一文。其文曰，“我很高兴我们的青年在这种恶劣空气里还能保持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绝大信心。这种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我们当然是完全同情的。可是我们要补充一点：这种信心本身要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据不稳固，一朝根基动摇了，信仰也就完了。”进而，他指出，“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我们的前途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下什么种，出多少力。” [36]其文立论深远，反思中华文明与近代西洋文明，指出我们民族信心的根基在于学习借鉴西洋文明。　

　　时至1935年6月21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的文章。他引用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的父亲的话：“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他认为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实乃名词上的论争。他指出，“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沦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第二，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37]最后，胡适将其全盘西化论措辞为充分世界化思想，体现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性！　

　　“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38]1938年9月17日，国民党政府颁发了“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令。对此胡适表明自己的立场：“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力，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10月5日，胡适至华盛顿大使馆上任，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了其外交官生涯。使美任内，胡适通过频繁的讲演打消美国朝野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情结，并运用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和广博的学识，巧妙地周旋于美国政要之间，为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被人们誉为“书生大使”。 日本政界则对胡适将出任驻美大使感到惊骇，东京《日本评论》甚至出了一个“三对一”的主意，让以文学见长的鹤见佑辅、外交界的宠儿石井菊次郎、英语极好擅长雄辩的松岗洋右，三个人联合起来开展对美宣传战，以抵挡胡适的巨大影响。“作为学者和文人的胡适，不是战略家，更不是军事家，但他也有一套战略，概括起来也是两句话：和比战难，苦撑待变。他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文章、讲演、函电中，一再阐述过这两句话共八个字的战略方针(或日指导思想)。” [39]胡适的外交思想集中体现为八个字：和比战难，苦撑待变。这体现了胡适的和平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胡适在四年大使期间，以公开演讲影响美国高层政治人物，体现了一代自由学人的书生外交的个人努力，对于国内的抗日提供了外交支撑！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这是胡适自由主义言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曰：“在这几段话里，冲突二字，有了定义；极权主义的挑战，碰到反击；参加战斗，已是义不容辞了。这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是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他进而指出极权主义的特征：“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十一、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我认为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文章最后，胡适得出结论：“最后，我认为真正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第一，这种急进革命的方法，与渐进改善的方法之冲突，第二，这种企图强迫划一，与重视自由发展的冲突。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辩护，须对于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须对于民主主义的迟缓渐进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进步总是日积月累的，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 [40]由此可见，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理性内核是重视民主，反对极权的，是倡导个性张扬，反对整齐划一的，是主张解放自己，反对泯灭个性的！　

　　1942年9月8日，胡适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他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5年4月25日，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胡适、董必武、张君励、王宠惠、魏道明、施肇基等一批具有外交影响的知名人士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期间，胡适向董必武提出他的“无为”政治主张，建议共产党做国民党以外的第二大党，成为参政党。这也反映了胡适自由主义与中国政治实际相脱离的一面！胡适自由主义在国共两党的夹缝间生存，预示着胡适自由主义必将走向“癌变”！　

　　二、自由主义的“癌变”：胡适的无地自由　

　　“宁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此诗原本指代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其实也影射出胡适自由主义的悲哀，——在一个无地自由的年代，胡适的自由主义终究走向了“癌变”！行文至此，不自禁的一种怆然感涌入心底，——谁人又能不为自由主义而悲哀？！　

　　（一）自由主义的“疲软”：国共内战时期的自由言论　

　　“应怜自由多磨难，东风无力百花残！”1946年7月胡适回到北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个不合时宜的北大校长。1946年11月胡适出席“国民大会”。 1947年胡适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中说：“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合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1947年3月，蒋介石拉胡适加入国府委员会，出任考试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表示在野帮助政府。该年5月，胡适在北平组织“独立时论社”。12月，蒋介石欲拉胡适出任行政院院长或竞选总统。1948年3月，胡适出席“行宪国大”，同意蒋介石的决定，做总统候选人。4月，因国民党中常委大多数人反对，胡适参加总统竞选之事未成。同月，《独立时论集》出版。“1948年8月初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自由主义》的长篇广播，……此后他在南京讲《自由与进步》(9月27日)、在武昌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5日)、在杭州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20日)、在台湾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1949年3月27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幻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在中国建立起他梦寐以求的美英式的自由政治体制。” [41]这里着重要提及的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一文。其文曰：“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随后他笔锋一转，指出，“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行文至最后，他指出，“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文章最后，胡适得出结论，“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 [42]胡适的自由主义是英美式的，是表里如一、自始至终的，但时局为国共内战、风雨飘摇，因而，那时的胡适自由主义又是疲软无力的！　

　　历史的车轮终于走到了十字路口；胡适面临何去何从的自由主义抉择！1948年11月，蒋介石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院长，胡适不就。12月，胡适乘蒋介石派的专机离开北平，到达南京。12月13日胡适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14日给北大同仁留言：“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筹备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他痛感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惟有“希望北大能够完全渡过这一难关。”说话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会场一片凄然。这天正是他57周岁生日。1949年4月6日胡适离开大陆，自上海坐海轮赴美。对此，李泽厚先生曾质疑：“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有学者加以分析指出，“和极权体制相反的当然是民主体制。可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来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体制，而是一个在现实土壤中尚待形成的体制。因此，胡适与其说是选择民主，毋宁说是选择有可能走向民主的体制土壤。比较而言，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体制，是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的一个‘威权体制’。它尽管也是独裁的，但比之极权，它的权力有相当的限制。……这就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之难，它不是在‘民主’与‘极权’之间选择，而是在‘威权’与‘极权’之间选择。胡适斥极权而择威权，并非对它认同，而是一种基于‘宽容’的考量。这里的宽容不是别的，是一种制度空间，或者说，宽容就在于空间。” [43]胡适自由主义终成“癌变”，——在一个无地自由的情形下，选择了容忍的自由！别了，胡适；别了，自由主义的梦！　

　　（二）自由主义的“暮年”：《自由中国》的幻灭　

　　胡适1949年4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在此前后，他和雷震等人商议出版《自由中国》杂志。该杂志1949年11月在台北出版，胡适任发行人。直至1960年被查封为止，《自由中国》杂志一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舆论阵地与精神堡垒！　

　　1949年4月胡适赴美从事国民外交，并写成《〈自由中国〉的宗旨》。该文后发表在11月20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上：“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二、我们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展他的势力范围。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此时，《自由中国》完全成为一场迷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的言论倾向于为蒋氏政权辩护，反对大陆政权，很难真正体现自由主义的不偏不倚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自由中国》杂志很难真正与台湾政府当局相安无事，事实证明《自由中国》在中后期又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针砭台湾时政，触动蒋氏政权的政治利益，因而，《自由中国》难自由，——终究是自由主义者的一场幻象迷离的梦！　

　　1951年8月，胡适致信雷震，提出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衔，以示对台湾当局压制《自由中国》的抗议！1953年2月，胡适正式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衔。1955年4月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七期上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文。该文指出，“范文正《灵鸟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他进而指出，“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44] 此文凸显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言论自由色彩！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他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婉拒祝寿贡献建议”的花招，并令“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总统府”的名义下发到各机关团体。1956年10月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大触蒋家父子之大忌，被蒋经国视为“毒素思想”！他述说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是艾氏就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后，同意该校的副校长的建议，每天约各院系的负责人3人来谈。但他见了十几个人就感到很累，得知需要见面汇报的有63人后大叫道：“天啦，太多了，太多了！你知道，我过去做盟军统帅时，只接见我直接指挥的3个将领，其他的就由他们管，我完全信任他们。如果63人个个来谈，既浪费双方的时间，又有许多是我不懂的，加上我又无法细心听，作用不大。你帮我定的那个日程，是不是取消呢？”副校长觉得艾森豪威尔讲得很有道理，中断了各院系负责人的汇报活动。胡适讲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旨在告诉蒋介石：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应将主要时间、精力放在考虑大事方面，不要对下面管得太死、太多、太细，管细管多了反而管不了。要充分信任自己的部下，发挥大家、特别是直接部下的积极性，放手让部下去做事。胡适在文中讲的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个故事是：一次艾氏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白宫总统助理亚丹士突然送一急电给艾森豪威尔批示。亚丹土当时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总统许可，一种是不许可。艾森豪威尔看了后，一时拿不定主意，在两种意见上都签了同意的意见。之后，艾森豪威尔觉得这样不妥，又加上一句话：“请狄查(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艾森豪威尔批了之后，叫人将急件马上送回白宫，他则在场上继续打球。胡适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蒋：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不懂、不会干的事情，要让那些有智慧、懂行、会干的人去干，“总统”虽然高高在上，并不是圣人，世上的事情不一定样样都懂，样样都会，不能什么事情都过问，都包揽，更不能认为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自己考虑的都对，对手下、别人，要信任、放心。此文足以显示胡适的文人风骨，表现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自由主义精神！　

　　1957年5月，雷震与郭国基、杨金虎、吴三连等台籍人士申请成立“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以改革国民党长期包办台湾地方选举的弊端，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雷震于是与胡适商量筹建“中国民主党”。1958年5月胡适在《自由中国》社讲演《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与雷震等相互呼应。胡适、雷震的行动得到美国各界尤其是舆论界的支持，同时也给国民党施加了极大的压力。随着组党工作步伐的加快，《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冲突一触即发。 　

　　1959年3月，胡适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殷海光先生盛赞此文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由此可见，此文彰显了自由主义的理性光芒，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在晚年的集中体现！其文曰：“殷海光先生誉为“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进一步讲到，“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最后，胡适指出，“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45]“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似乎成为胡适自由主义的绝响！　

　　1959年11月，胡适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第三届连任总统。1960年9月，《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1961年11月，胡适在台北“东亚区科学教育会”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引起“围剿”。胡适心脏病复发，入台湾大学医院。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会议，心脏病猝发而死，——一代自由主义宗师与世长辞！别了，自由主义；别了，胡适的梦！暮年的胡适内心是凄凉的，但自由主义的种子已经播种在华夏神州的土壤里；历史将永远记得“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的笑容，——自由主义的幽幽精魂，永世不朽！　

　　三、自由主义的悖论：反省胡适自由主义及其宪政意义　

　　悖论，实乃理性之癌变！自由主义之悖论，是指自由主义思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按照胡适的解读，自由主义并非舶来品，我中华文明亦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朴素思想，但这种自由主义又缺乏西方所特有的政治自由主义色彩！因而，在我们看来，中国语境下近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肇始于胡适自由主义思想，——胡适是自由主义之集大成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所以，我们要解读自由主义的中国性，必得研究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坦率的讲，国人对于胡适的误解太深，亦有扭曲的成分，——这何尝不是自由主义之大悲哀？因而，我们要还原一个真胡适，心平气和地论胡适，理性审慎地解读胡适，科学实验地剖析胡适！申言之，我们要反思胡适自由主义及其宪政意义！　

　　（一）胡适自由主义的理性内核　

　　胡适自由主义是一个体系化的产物，具有其合理的内核，我们应当理性地加以剖析！根据前文的史学追述，我们已经看到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清晰脉络，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我们认为，胡适自由主义之理性内核至少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健全的个人主义，是胡适自由主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胡适的个人主义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非狭隘的个人主义，因而，他的个人主义具有伸缩力，与国家主义既对立又统一，形成辩证之和谐！胡适认为，纵观中华文明上下之五千年，是泯灭个性的历史，是国家主义压制个人主义的历史，是不利于个人充分张扬个性的历史。比较东西文化，他提出要自由，便要健全的个人主义。他劝诫青年学子，你要想有利于社会，你便要首先把自己塑造成才，塑造好自己这块儿器。他进一步指出，要想争国家之自由，必先争个人之自由！因而，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主张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的！同时，胡适从社会政治的高度，认为社会之自由与民主，需要张扬人的个性，倡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言论自由！在我看来，胡适自由主义的一系列言论行为都难以挣脱“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一基本思维路径！　

　　第二，和平的改良主义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有力张力。胡适之先生是反对暴力革命的，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生前的一系列言论，没有一个是不主张和平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穷其一生，他是一个彻底的改良主义者！他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一点一滴地再造文明！他津津乐道的依然是当初的新文化运动，并美其名曰“中国的文艺复兴”，努力从学术文艺上为中国之复兴“造新因”！他认为中国之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须用科学民主的精神改革我少年之中国！　

　　第三，英美宪政模式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胡适是受过英美式政治训练的精英人士，深谙英美宪政之精义，倡导以宪政为基石的民主与法治。他主张过好政府主义，其初衷是好的，但在宪政之实践中终究“流产”，——破灭了他美国式的宪政之梦！他倡导过联省自治，其实质是主张美国的联邦制，对此，我们应当加以批判，——我国只能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他在人权论战中，高举自由主义旗帜，激烈抨击作为国民党党义的“三民主义”，质问孙中山的“宪政三段论”，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建国大纲》！他在美国四年大使期间，分析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国共内战时期，他甚至准备参加副总统的竞选！《自由中国》时期，他敢于直言“进谏”，公开反对蒋介石当选第三届总统！其言其行，都是以英美宪政精神作为参照系数的。　

　　第四，实验主义哲学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胡适醉心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并以此为自己言论的基点，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危害社会的“五敌说”，均渗透着胡适的问题意识。他不迷信任何主义，反对终极真理，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验主义哲学经胡适之手，改造为胡适的治学理念，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的自由主义是重视实验训练的，胡适的人生是实用人生！　

　　第五，科学与民主，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磁力场”。胡适比较西洋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优劣，极力倡导科学之精神，民主之风气！如其诗所言：“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腾云无碍。” [46]又如：“我们叫电气推车，我们叫以太送信，——把自然的秘密揭开，好叫他来服务我们人。” [47]胡适对于科学的提倡，对于民主的推崇，正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魅力之处！　

　　第六，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助推器”。胡适深受赫胥黎的怀疑主义精神的影响，并引用尼采名言“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主张整理国故与输入学理，进而对于一切旧文化加以批判，倡导新文化运动。以怀疑精神为标尺，胡适的自由主义言论，每每不同于流俗，从而焕发出自由主义的旺盛活力！胡适的率性，使得胡适在怀疑与批判基础上的言论，具有极强的爆发力！　

　　第七，独立精神与中立意识，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支撑。如此文所言，胡适自由主义思想最终走向了“癌变”，但“癌变”以后又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绝响！归根结底，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支撑是胡适的独立精神与中立意识。一旦胡适的独立精神丧失，中立意识缺位，胡适的自由主义便行将灭失，无地自由！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之所以受人推崇，就在于他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彰显独立精神，体现中立意识，不偏不倚地评论时局！　

　　第八，世界主义，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向标”。胡适倡导吾国国民世界化，并从全盘西化论发展为充分世界化思想。他具有极强的世界公民意识，希望自己的国家早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世界接轨，分享世界文明之成果。胡适重视国际法准则，提倡靠国际力量解决问题，注重国家间的协调合作。因而，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与前瞻性的！　

　　（二）胡适自由主义的宪政意义　

　　宪政的意义，便是宪法保障下的民主的自由。林毓生先生指出：“胡先生的自由主义立场，之所以能够持久不变，主要是因为，他领会到了西方自由主义主流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在应付政治与文化问题上，确有智慧。” [48]由此可见，胡适自由主义是表里如一、自始至终的，因而，具有研究价值。胡适自由主义的宪政意义，主要指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宪政价值论！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于宪政层面的价值，主要包括如下两项内容：　

　　第一，史学价值。胡适自由主义，首先为我们研究二十世纪的宪政思想史，提供了研究对象与基本素材！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一度成为民国史上三大政治思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胡适的自由主义言论极多，文字中英文皆有，而我们看到的多是中文材料，英文材料见之甚少，因而，对于胡适的解读，难免具有片面性。但毋庸置疑，胡适的文字，为我们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国近代宪政思想史，具有重大史学价值。此乃胡适自由主义在宪政上的研究意义。　

　　第二，借鉴价值。必须承认，胡适自由主义的言论多是时局评论，时过境迁，胡适自由主义思想言论已然成为明日黄花。但胡适的宪政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亦具有其宪政借鉴价值。胡适穷其毕生主张的言论自由，是宪政上的表现的自由的重要形式之一。胡适关于民主与极权冲突之解读，对于我们坚持民主，反对极权，具有警示作用。胡适在容忍与自由的关系阐述中，提倡与容忍反对党，对于坚持民主自由具有重要意义。胡适“一点一滴地再造文明”的主张，对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胡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对于我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又何尝不是对胡适倡导的“充分世界化”思想的回应？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我们要尽力挖掘胡适自由主义思想背后的学理资源，以此为借鉴，服务于我国现在以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宪政实践，从而为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与自由国而不懈奋斗！此乃胡适自由主义在宪政上的实践意义。　

　　结语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胡适二十世纪初的自由主义呐喊，在二十世纪末才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回应！斯人已逝，然而自由主义的幽幽精魂永世不朽！于人类文明长河，观胡适自由主义思想，胡适永垂不朽！于改革开放与世界潮流，思胡适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永垂不朽！平心静气论胡适，他是一个典型的实验主义者，一个彻底的改良主义者，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尤其要指出的是，胡适骨子里是爱国的，他的自由主义的言论，归根结底是为了祖国的伟大复兴！胡适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呢？如其墓志铭所言：“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胡适给予我们最大的财富是自由主义的光明，是自由主义思想的财富！　

　　 【注释】

　　作者简介：寇乃天，男，1984年8月1日出生，河北石家庄人，河南大学法学院2004级本科生。

著作类： [1] 胡适：《尝试后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徐虹主编：《北大四才子》，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沈卫威：《胡适传》，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沈卫威等编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胡适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年版。 [6] 章清：《胡适评传》，第14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7] 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8]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网络类： [1] 胡适：《易卜生主义》，载于http：//www.shulu.net/files/article/html/4/4038/176824.html [2]傅建华：《胡适和他起草的《自由宣言》（纪念胡适诞辰115周年）》，载于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612/show579832c17p1.html [3] 易竹贤：《新文化战士：胡适传》，载于http：//book.sina.com.cn/nzt/cha/hushizhuan/93.shtml [4] 胡适：《我的歧路》，载于http：//www.oklink.net/a/0210/1012/syrs/009.html [5] 郝庆军：《鲁迅缘何批评胡适?——一个思想史的梳理》，载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95278/ [6]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载于http：//fazheng.shnu.edu.cn/cpsr/zhongguozhengzhi/new_page_10.htm [7] 邵建：《“新月”知识分子与“人权论战”（1929-1931）》，载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92846/ [8] 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载于http：//www.thinkpad.cn/41474/viewspace-32585 [9] 梁实秋：《论思想统一》，载于http：//aidi.bokee.com/3342605.html [10] 袁伟时：《从〈盛世危言〉到〈人权论集〉》，载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08693/ [11] 左玉河：《〈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评价）》，载于http：//www.cass.net.cn/file/2007031288567.html [12] 胡适：《信心与反省》，载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24510/ [13]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载于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835 [14] 桑逢康：《胡适的学者外交》，载于http：//qkzz.net/magazine/1003-0255/2007/06/1609779.htm [15] 胡明：《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载于http：//www.gotopku.cn/data/detail.php?id=3475 [16] 胡适：《自由主义》，载于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957 [17] 胡适：《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载于http：//we.hbu.cn/dlct/archives/2007/1243.html [18] 邵建：《胡适为何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载于http：//yuehuafangzhen.blog.sohu.com/65412737.html [19]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载于http：//tw.myblog.yahoo.com/rchn-23/article?mid=2863&prev=2865&next=2845 [20] 胡适：《容忍与自由》，载于http：//cul.sohu.com/20060824/n244973080.shtml [21] 林毓生：《平心静气论胡适》，载于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youth/history/200405050220.htm 【参考文献】

　　[①] 胡适：《尝试后集》，第2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徐虹主编：《北大四才子》，第382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沈卫威：《胡适传》，第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 沈卫威等编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胡适卷》，第5页，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年版。 [⑥] 章清：《胡适评传》，第14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⑦] 沈卫威：《胡适传》，第1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⑧] 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第1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⑨]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第1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4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4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9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胡适：《易卜生主义》，载于http：//www.shulu.net/files/article/html/4/4038/176824.html [14]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8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第2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 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第8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7] 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第8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8] 傅建华：《胡适和他起草的《自由宣言》（纪念胡适诞辰115周年）》，载于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612/show579832c17p1.html [19] 胡适：《尝试后集》，第7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0] 易竹贤：《新文化战士：胡适传》，载于http：//book.sina.com.cn/nzt/cha/hushizhuan/93.shtml [21] 胡适：《我的歧路》，载于http：//www.oklink.net/a/0210/1012/syrs/009.html [22] 郝庆军：《鲁迅缘何批评胡适?——一个思想史的梳理》，载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95278/ [23] 胡适：《我的歧路》，载于http：//www.oklink.net/a/0210/1012/syrs/009.html [24] 胡适：《我的歧路》，载于http：//www.oklink.net/a/0210/1012/syrs/009.html [25]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载于http：//fazheng.shnu.edu.cn/cpsr/zhongguozhengzhi/new_page_10.htm [26]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载于http：//fazheng.shnu.edu.cn/cpsr/zhongguozhengzhi/new_page_10.htm [27] 邵建：《“新月”知识分子与“人权论战”（1929-1931）》，载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92846/ [28] 沈卫威等编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胡适卷》，第134页，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年版。 [29] 沈卫威等编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胡适卷》，第134页，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年版。 [30] 沈卫威等编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胡适卷》，第136 页，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年版。 [31] 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载于http：//www.thinkpad.cn/41474/viewspace-32585 [32] 梁实秋：《论思想统一》，载于http：//aidi.bokee.com/3342605.html [33] 袁伟时：《从〈盛世危言〉到〈人权论集〉》，载于http：//w ww.douban.com/group/topic/2308693/ [34] 左玉河：《〈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评价）》，载于http：//www.cass.net.cn/file/2007031288567.html [35]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第2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6] 胡适：《信心与反省》，载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24510/ [37]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载于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835 [38] 胡适：《尝试后集》，第5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9] 桑逢康：《胡适的学者外交》，载于http：//qkzz.net/magazine/1003-0255/2007/06/1609779.htm [40] 胡适：《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载于http：//we.hbu.cn/dlct/archives/2007/1243.html [41] 胡明：《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载于http：//www.gotopku.cn/data/detail.php?id=3475 [42] 胡适：《自由主义》，载于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957 [43] 邵建：《胡适为何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载于http：//yuehuafangzhen.blog.sohu.com/65412737.html [44]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载于http：//tw.myblog.yahoo.com/rchn-23/article?mid=2863&prev=2865&next=2845 [45] 胡适：《容忍与自由》，载于http：//cul.sohu.com/20060824/n244973080.shtml [46] 胡适：《尝试后集》，第4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7] 胡适：《尝试后集》，第2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8] 林毓生：《平心静气论胡适》，载于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youth/history/20040505022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