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允浩最新消息:郎咸平：胡适误读了马克思

郎咸平：胡适误读了马克思

是胡适误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

本文摘选自我的新书《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P37-41

1825年，被恩格斯称为早期“乌托邦共产主义”者的英国慈善家罗伯特?欧文参考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中有关罗伯特?欧文的一段历史。在著作中，恩格斯提到了“欧文式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肯定了欧文的成就，把他称为早期“乌托邦共产主义”者。（Robert Owen，1771—1858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州创建了一个公社，而且他给这个公社所取的名字竟然叫做“新和谐”（New Harmony）。于是，美国第一个“乌托邦共产党”便以建立新和谐社会为目标。这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不由得使我们对 “公社”（commune）和“共产主义”（communism）进行思考，这两个词的法语对应词是“commune”和“communisme”。在英语和法语中，它们都和“community”（community/communite）一词联系在一起，即“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中性的社会。举例而言，在英语中，一个人吵闹骚扰了邻居，不参加邻里活动，或者不愿为邻里设施出一份力，这样的人便被认为是缺乏“社区精神”（community spirit）的人，所以社区这个字就包含了和谐的意思在内。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一些政治家们为这两次大屠杀感到震惊，于是建立了欧共体（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其明确的目标就是把欧洲建设成一个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和谐家园。

实际上，仅在法律的意义上与集体所有制（collective ownership）相关的组织仅会称自己的组织为一个“集体”（collective），而不会寻求和词语“公社”及其附带的社区和谐有什么联系。马克思深刻领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共产党宣言》里他这样写道，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了自治的公社。请读者注意，资产阶级提倡私有制，这与集体所有制的精神截然相反。因此马克思在提到中世纪的资产阶级时，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公社”，这表明对于马克思而言，“公社”绝不意味着“集体所有制”或“共产”，这个证据直接挑战了“communism”被翻译为“共产主义”的传统说法。

资产阶级发展的每一步都与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所取得的进步密不可分。一个处于封建贵族统治压迫下的阶级，一个全副武装、实行自治的中世纪公社的联盟：这里指的是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正如意大利和德国建立的社区一样）；是由处于封建君主统治下强制纳税的“平民阶级”所组成的（正如法国的情况）……

Each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was accompanied by a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dvance in that class. An oppressed class under the sway of the feudal nobility, an armed and self-governing association of medieva1 commune: here independent urban republic (as in Italy and Germany); there taxable “third estate” of the monarchy (as in France)…

事实上，首批自称为“公社”的组织是中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市区团体，当然这并不是指这些城邦中的公民共同享有财产，而是反映出公民如何将他们本身视为一个社区，或者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恩格斯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事实，因此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注脚中写道——“这就是意大利和法国市民从封建领主手中获得自治权后，给他们的城市团体起的名字。［恩格斯：1880 德语版］……'公社’是法国一些新兴城镇所用的名字，甚至早在他们征服封建领主以前……就用这个名字了……”［恩格斯：1888英语版］。法国的第一个自称为“公社”的政治组织——1789年爆发于巴黎的法国大革命的公社组织——也同样如此。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 （Liberte， Egalite， Fraternite），这一口号把兄弟关系或者家庭和谐延伸到全社会。1870年在巴黎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竟然也使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马克思的女儿珍妮（Jenny）曾经加入了这个“共产党”，还差一点在暴乱中丧生。

1921年，胡适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我很想了解他为什么会犯这种翻译的错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翻译词根本就没有一点和谐的意思在内。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在进行革命打倒沙皇和孟什维克政权，并驱逐外国入侵者之后，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私有财产公有化。基于苏联这一激烈的历史背景，因此胡适选取了“共产主义”这个词作为英语“communism”的翻译。但是“共产主义”这个词完全忽略了社会和谐的一面，而和谐却是英文“communism”含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共产主义者能够和平地追求其目标的时候，他们强调的正是社会和谐，正如欧文挑选“新和谐”作为第一个共产党之名称所展示的情况一样。

社会和谐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核心，“集体所有制”或者“共产”仅仅是实现此目标的手段。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早期评论中看到。1930年左右出版的一些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展现了一个不同的年轻马克思——新婚不久、理想主义、充满希望、慷慨且仁慈。他在那个时期的著作包括：《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对来自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政治经济学要素之摘录的注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在1844年左右完成的，而这时的马克思是26岁左右，我们后面将会对这些著作进行分析。

当时，马克思感叹——他认为私有财产给人们的交往强加了一个抽象的框架，并且错误地追求抽象的货币。而这种抽象的框架却令人们彼此疏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化”）。人际关系退化为金钱得失的计较，人们也被分割为互相争斗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样，马克思推翻资本主义的使命就从早期的重建社会和谐的渴望中产生了。而且他在这个时期也表达了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他认为他们是孤独和悲伤的，因此他们需要宗教的慰藉，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再提到，那就是马克思绝不是所谓的无神论者，相反的，他甚至认为宗教对于受压迫的人们来说是重要的。

但是，后期马克思的心态和他年轻时截然不同。举例而言，《资本论》是1867年出版的，也就是马克思49岁的时候出版的，当时他正深受贫困之辱，并且因为失去三个孩子而几乎崩溃。自从他的臀部由于数年来一直坐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学习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而长了痔疮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就站在桌子旁边写完了最后的草稿。读者如果去伦敦观光的时候可以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看看，你可以看到马克思坐过的椅子，椅子上有一个中空的坐垫，以保护他的痔疮。《资本论》分析了资本家用残酷的、私人的方式对工人的剥削。正如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资产阶级会记住我的痔疮！”但是这种充满仇恨的心态并没有扫除他对和谐的追求。他推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清除国家的腐败，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表露无疑——他仍然强烈地期待一个无阶级社会，仍然憧憬着和谐社会的到来。除非我们追溯到他早期的哲学著作，否则无法彻底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国内很多人误以为马克思是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所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事实上就是他的唯物辩证史观，而这是他熟读欧洲哲学史书，继承了由苏格拉底等大哲所启蒙的伟大哲学思想，而绝不是一个简单肤浅的唯物主义。此外，他不但不是无神论者，反而是一个主张宗教信仰的人。鉴于绝大多数读者只了解马克思后期写《资本论》时候的激烈观点，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证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和谐社会思想以及他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从而说明他早期的思想是如何在精神上与后期革命性马克思主义保持一致的。

我的新书《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由东方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各位读者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我和杨瑞辉教授，作为喝着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怎么会写这本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小册子。其实理由很简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自由经济思想主导的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结果，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研究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实我从大学就开始慢慢接触马克思理论，可是由于水平有限，一直无法领略其思想的本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修了一门一位德国教授 Alois Wenig开的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课程，我很震惊地发现这位教授竟然用多变量微积分解释《资本论》，而且Wenig 教授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当成经济理论教学，这位德国教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当时觉得德国人自己追捧德国人马克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领略不到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只是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资本论》可以用数学来解读。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位教授出考题要求我们用数学解答《资本论》的几个问题。不瞒各位读者，我们全班同学，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答对任何一题。最后Wenig教授要求我们全班补考，我只得了35分，这门课的成绩不是太理想，只是教授比较客气，没把我们全班给当掉了。以后我请求这位教授帮我写推荐信申请美国的大学，教授很客气地对我说，我很愿意帮你写推荐信，但是你的水平有限，你只能申请二三流的学校。所以我能进入世界一流名校沃顿商学院读书是一个我到现在都不能解释的奇迹，至少教过我的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命运就是这么有趣，我在纽约大学教书的时候， Wenig教授也到纽约大学访问，他看到我时的眼神除了有看到老学生的兴奋之外，我还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迷惑。

　　我进入沃顿商学院以后，经常在经济系修一些经济学的课，当时我想去修两门课程，一个叫经济思想史，一个叫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可是开课第一周我就打了退堂鼓，因为数学之难、理论之艰深让我感到痛苦万分，可我还是决定旁听一个学期，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其中的重要主题。由于我本身的水平实在有限，我当时只能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技术性数学化的理解，而完全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我当时就已经了解了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几乎都在1950年之后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证实，而这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向各位读者介绍如何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数学解读《资本论》。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是现代经济学竟然证明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的正确性。

　　我拿到博士学位的二十多年后，整个学术理论体系逐渐成形，我对于马克思的理论精华也渐渐地开始理解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经常和同事杨瑞辉教授喝茶讨论马克思。杨教授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从和他的持续对话中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对话（dialogue）这么重要，这也是柏拉图对话集的重要意义，因为相互的对话、讨论、激辩才能形成辩证（dialectic）, 我也开始慢慢地理解了马克思承袭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自成一派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在这本书中将马克思这一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给读者，而且以此为基础，我们开始讨论从马克思年轻时代始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我们查证资料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他想达到和谐社会的一个手段，他这一生真正追求的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当我读完他的著作之后立刻有了一个疑问，以马克思的聪明才智而言，难道他真的相信透过共产主义可以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研究马克思从年轻到去世的所有著作之后发现，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充满激情、乐观的年轻学者。但是到了晚年，他不但深受病痛折磨，而且儿女的过世让他难以承受打击，性格开始转向悲观，而且痛恨命运的无情，甚至痛恨他晚年所经历的资本家的贪婪霸道。最后，他从根本上放弃了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由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目前，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老大哥竟然轰然垮台。

　　难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吗？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资本家则无情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代经济学基本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但是马克思接着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最终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论》第二卷指出资本逐利的天性一定会导致再生产失衡和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后来也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资本主义确实也发生了危机，例如1929年经济大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但这些危机绝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论》第三卷指出资本家必然进行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投资，从而导致利润率的必然降低，这个观点也在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在现代社会，持续的创新可以享受高额利润率，直到更多人跟进模仿，然后行业利润率才下降，因此美国就是透过不断的创新，例如互联网，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说法只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他过世之后，资本主义透过进一步的民主与法治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从而避开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诅咒。

　　我实在很难想象，马克思这么严谨的学者竟然没有用他的唯物辩证法推理出民主与法治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经过我们的研究，是可以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在此书中，我们想重塑一个马克思，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论》所谈到的欧洲的历史，希望能够重新塑造马克思的思想，以解答为何资本主义能持续领导世界。我们详细分析了欧洲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后，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因为在马克思过世之后，欧洲透过了更进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败，从而挽救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而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苏联没有遏制腐败，违反了马克思的理论。

　　当然，谈到马克思就不能不谈亚当·斯密，他被誉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孕育了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重新阅读《国富论》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震惊不已。斯密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源之一。当时英国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以致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他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根本不是鼓吹资本主义，反而表现出像马克思一样的悲天悯人的胸怀，他反对政府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才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

　　我们比较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理论之后，发现两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竟然如此类似，马克思透过“民主和法治”打击权力的腐败，而亚当·斯密则是透过“看不见的手”打击权力的腐败，但是这两位悲天悯人的大思想家打击权力腐败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亚当·斯密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请问各位读者，这两位学者到底谁是右派，谁是“左派”？这么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基本上都是把手段当做目的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左派”所尊崇的马克思为例，把他的共产主义手段当成了目的，而完全忽略了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及和谐社会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改革开放之前无民主、无法治的“左”的错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僵化，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横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而言，他们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当成目的，否定政府的一切干涉，忽略了社会整体利益。例如，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都没有全面进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部门，而在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下，政府全面退出公共产品部门，从而造成了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的社会不公现象。而这些改革的结果忽略了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图利了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却由全社会来承担。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错误的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模式，切割“左”和右的思想羁绊，这也是我们写作这本小册子的重要目的。

　　既然切割了“左”和右的错乱思维，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呢？其实对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也应该有着不同的阶段划分，以现实意义而言我认为应该以“追求公平”为现阶段的执政目的，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效率。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只有这么做才能达到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维护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为了阐释这个理念，我特别把我2005年12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放在本书中，这是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