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院谈吴英死刑判决:揭发他人未构成立功

　　中新网杭州2月7日电(记者 严格) 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今天浙江省高院二审审判长沈晓鸣就吴英集资诈骗案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记者：二审法院为什么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

　　答：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以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作各种虚假宣传，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 实际骗取3.8亿余元， 尽管认定的集资直接对象仅10余人，但下线人员众多、涉及面广，既严重侵害不特定群众财产利益，又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特别巨大，并将巨额赃款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符合我国的法律和死刑政策，所以二审维持了原判。

　　2.记者：请审判长介绍一下法院查明的案情事实。

　　答：吴英是浙江省东阳市歌山镇塘下村人，曾经营过美容店、理发休闲屋等。2005年3月，吴英开始以合伙或投资等为名，向徐玉兰、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竺航飞、赵国夫等人高息集资，于2006年4月成立东阳本色商贸有限公司，而实际上此时的吴英已负债1400余万元。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钱财，吴英用骗来的5000万元注资成立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在同年7月至10月间，先后成立东阳开发区本色汽车美容店、东阳开发区布兰奇洗衣店、浙江本色广告有限公司、东阳本色洗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本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东阳本色电脑网络有限公司、东阳本色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东阳本色婚庆服务有限公司、东阳本色物流有限公司等9个公司，并组建本色控股集团，子公司包括本色广告、酒店管理、洗业管理、电脑网络、婚庆、装饰材料、物流等。公司股东工商登记均为吴英及其妹，但是其妹并未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所以，实际上就是吴英一个人的公司。吴英用集资诈骗款虚假注册成立上述众多公司后，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但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公司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的社会资金。

　　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支付高额中间费为手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名义，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杨卫江、蒋辛幸、周忠红、叶义生、龚益峰、任义勇、毛夏娣、龚苏平等11人处非法集资77339.5万元，用于偿还集资款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汽车及个人挥霍等，至案发尚有38426.5万元无法归还。

　　此外，吴英还用集资诈骗所得资金购买的房产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1月向王香镯、宋国俊、卢小丰、王泽厚、陈庭秀抵押借款共计6619万元，案发前仅归还1000万元，尚欠5619万元。因公司装修、进货、发售洗衣卡、洗车卡等，由相关单位和个人向公安机关申报债权总计2034余万元。2006年10月，吴英以做珠宝生意为名从方黎波处购进标价12037万元的珠宝，仅支付货款2381万元，其中大部分珠宝被吴英直接送人或抵押借款。

　　3.记者：有网民讲吴英是民间借贷，法院为什么要认定她集资诈骗。

　　答：吴英的行为不是民间借贷，而是集资诈骗。理由是：

　　(1)吴英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向社会公众作虚假宣传的方法非法集资。

　　第一，在案证据证实，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利集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做煤和石油生意、炒期货赚钱、资金周转等各种虚假理由，如在向林卫平、杨志昴、杨卫江、龚益峰等人集资时，虚构合作投资广州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在向杨卫陵等人集资时，虚构炒铜期货赚了大钱，等等。但实际上，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纯属子虚乌有，炒期货亏损近5000万元。不但如此，吴英还用非法集资来的1600多万元给杨卫陵等人分红，诱使杨卫陵的下线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给杨并催促杨将钱给吴英，吴英从而又从杨卫陵等人处集得9600多万元。又如，在向周忠红、毛夏娣等人集资时，虚构做煤、石油等生意，并许以每季高达50%的利润分成。

　　第二，吴英为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买断东阳至义乌道路两边的广告位，集中推出本色集团各公司宣传广告；支付保证金后，一次性签订大额购房协议、高调参与大宗地块竞拍，制造轰动效应，但事后又不购房、购地，分文不付；将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或随意送人，在公众面前制造暴富假象，蒙骗集资对象及他们的下线。

　　第三，一旦有中间人拉来资金大户，吴英即带其参观本色公司一条街，提供大堆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用诈骗款购买的房产证，从而使得为数众多的受害人对吴英的财富信之不疑，“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

　　第四，到集资诈骗后期，为了应付挤满本色概念酒店的讨债人和继续集资诈骗，吴英还伪造了4900万元假的工商银行汇票和私刻了两枚广发银行业务专用章。

　　(2)吴英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第一，吴英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仍大肆高息非法集资。吴英本来就没有经济基础，自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已负巨额债务，其后又不计条件、不计后果地大量高息集资，根本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对巨额集资款又无账目、无记录，并向本色集团高管和员工隐瞒前述行为，致使他们都不知道钱从哪里来流向哪里去。

　　第二，吴英以高额利息或高回报率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吴英刚开始集资的回报条件就达到每万元每天30元至50元，且给介绍集资的中间人每万元每天10元或每季30-100%的好处费。但其并未进行经营活动，即使经营，也不可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到后期集资的回报条件是受害人说了算，吴英曾指示帮助其集资的人：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只要能拿到钱就行。

　　第三，吴英并未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吴英除了将少部分非法集资款用于注册传统微利行业的公司以掩盖真相外，绝大部分集资款并未用于生产经营。一是为了造成其守信誉和巨富的假象，骗取更多的钱款，吴英将部分集资款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一次性签订上万平方米的购房协议并交纳上千万的定金，但事后又不买房，参与竞拍土地将价格抬到最高拍得后就不支付余款，因此仅被没收的预付款、定金、保证金就达4000多万元；用集资款购买1亿多元珠宝，随意赠送他人、或摆在办公室炫富等，她曾对珠宝商说“我的钱太多了、不知怎么花”；还用集资款进行赞助等，欺骗群众。二是肆意挥霍集资款。吴英本人供认购物从不计较价格，经常到商场扫货，往往一次购买几十万元，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个人吃玩和购物花费就有1000多万元；吴英喜欢车，用集资诈骗来的钱购买法拉利、宝马等豪车40多辆共计近2000万元，其中一辆二手法拉利就用了375万元；还用集资款进行赌博。至案发前，吴英已四处躲债，根本不具偿还能力，造成巨额集资款不能归还，还有大量债务。

　　吴英的上述种种行为显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集资，一、二审法院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与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的刑法规定相符。

　　4.记者：有关报道上说，吴英案件虽金额巨大，但集资对象只11人，且为亲友，这是否可以认定为向“社会公众”集资？

　　答：目前认定的吴英案的直接受害人虽只有11人，但从本案证据情况看，其中仅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杨卫江4名受害人的集资对象就有120多人，而这些人的下线就更多了，涉及浙江省东阳、义乌、奉化、丽水、杭州等地，都是普通群众，因此，认定为向社会公众集资，是于法有据，合乎情理的。况且，吴英也是明知林卫平等人及下线的款项是从社会公众吸收而来。同时，判决认定的这11人并非吴英的亲友，而是通过集资过程中经支付高额的中间费认识的。另外，吴英还以各种形式的广告、签订大量购房协议等方式，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其一夜暴富的神话，以骗更多的不明真相的公众资金。故吴英的行为显属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具有公众性。

　　5.记者：有媒体报道，吴英在看守所内检举了多名官员，希望通过立功争取宽大处理，请问吴英是否存在立功表现？

　　答：吴英确实在侦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举揭发他人受贿犯罪事实。经查实的均是吴英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向公务人员行贿，尽管相关被检举人已经被处以刑罚，但吴英的行为属于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依法不构成立功。

　　6.记者：二审宣判后，吴英的律师在网上提出吴英被判处死刑与 “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等因素有关；还有人在网上说，吴英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十几名东阳市政府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审判长怎么看？

　　答：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是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和法院审理过程中，都没有发现任何所谓与“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有关的情况，吴英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法院审理中也没有发现政府部门的干部写信或以其他方式上书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的情况。

　　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7年3月16日被逮捕，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2010年1月，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二审吴英案，吴英所借资金究竟系用于正常经营活动，还是个人挥霍挪作他用，将成为判决的关键。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完)

　　浙江高院详解吴英获死刑缘由

浙江省高院称枉法违心判吴英死刑言论系造谣

　　本报记者陈东升

　　本报实习生王春陈逸群

　　“我们已注意到近日网络上有关浙江高院枉法违心无奈判处吴英死刑的帖子。”今天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这些帖子完全是造谣，该院将依法追查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我们高院已注意到最近网络上专家学者、民营企业家和普通民众对吴英案的关心议论。”浙江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说，吴英案在浙江省已依法走完审判程序，现已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浙江非法集资案高发

　　吴英案引发了法律界、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广泛热议。

　　2009年，浙江丽水杜益敏因集资诈骗罪7亿元被终审判决死刑后，温州的高秋荷和郑存芬均因集资诈骗1亿多元被判处死刑；到2010年，绍兴赵婷芝因非法集资2.7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台州王菊凤因非法集资4.7亿元被判处死刑；温州陈少雅因非法集资5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011年，丽水银泰非法集资55亿元，主犯被判死刑……

　　重刑仍然阻挡不了非法集资的愈演愈烈，温州最新版“吴英”施晓洁又因涉嫌非法集资7亿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元，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近日，风传了3个月的温州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最终走进了司法程序，董事长被刑拘，涉案额可能达22亿元。

　　《法制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非法集资类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仅2007年第一季度，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类案件就同比上升了101%；2010年全年，浙江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达206起。

　　来自浙江大学的一份《浙江民间融资问题研究报告》中显示：2010年，杭州处理非法集资案47起，宁波处理49起，涉案额分别达16亿元与61亿元；丽水在2008年至2011年间已经处理此类案件涉案额达86亿元；在台温地区，发达的台会、标会、担保公司、地下钱庄，每天有数亿的热钱在涌动。

　　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陈俊向记者指出，民间借贷成就了浙商，95%以上浙商有借贷。

　　据了解，去年年底，浙江省出台了国内首个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将试点推行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并健全信息检测、预警与风险救助制度。

　　温州立天集团董事局主席曹绍国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目前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监管机制尚未真正落实到位。

　　缘何成非法集资重灾区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多，民间融资活动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市场基础。”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融资本质上属于私人交易行为，一旦涉及不特定公众，就具有相当的社会性、公共性和连锁效应，容易引发欺诈和各种犯罪，甚至影响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从而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据了解，浙江台州民间融资总额达1000亿元，温州民间资本估算大概超过8000亿，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浙江第一位的投资力量。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吴伟萍曾做过一项调查：在其走访的255家企业中，有182家曾经有民间借贷，占71.37%；在被调查的423户家庭中，则有367户家庭有过民间借贷行为，占86.7%。

　　“企业相互借贷的现象非常普遍，临时周转性的民间借贷利率明显偏高，无息的都是向亲友借的，月利超过30%的9家企业有5家是来自民间借贷机构，1家来自社会集资，还有3家借自别的企业。”吴伟萍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交易规范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就容易演化成非法集资，像路桥、黄岩等区都出现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

　　中国光大银行台州支行吴杰向记者透露说，台州民间借贷机构都有一个诸如担保公司、典当行之类的公开合法身份，由过去的地下金融逐渐转向半公开与公开，企业相互拆借、借贷的高利率增加了企业的财务负担，容易引起资金链断裂，隐藏着较大的金融与治安风险。

　　“民间融资有利于缓解金融压抑造成的扭曲，每年近百亿的利息形成了相应的利益输送渠道，滋生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浙江律师童松青为记者分析说，浙江民间融资活跃，是因为正规金融单一及较强的政策性垄断局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市场化程度低所致，客观上增加了非法集资的机会。

　　“家庭妇女，没别的事，就是放贷，反而比干别的工作来钱快，又轻松，你说干嘛不做啊？”家住临安市锦城街道的朱阿姨是某集资诈骗案的受害者，她告诉记者，“借钱给人很平常，但各家借各家的，不通气，出事了才知道原来他发展了那么多下线，这下被害苦了！”

　　据记者了解，在这起案件中，十多个被害人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但都被告知因没有可执行的财产而宣告执行终结，朱阿姨说，“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但其中有几个靠利息赚够了，也不会追究了。”

　　民间融资如何引导规范

　　民间融资如何引导与规范？作为民间融资课题的参与者，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硕士生徐雅婷梳理了现有的民间融资立法，发现现有立法呈现出分布散乱、层级效力低的状态，但释放出了逐步放松金融管制的信号，现正处于从金融“压抑”到“自由”的转轨时期。

　　“规范与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合法化，以促进和推动其健康发展的政策意图十分明确。”浙江省金融办袁军培向记者指出，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无不表明国家为鼓励民间投资提供更多的政策与立法支持。

　　去年，浙江省政府出台的国内首个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就是为了引导与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一面，逐步构筑一个使之从地下走上地面的阳光化体系。

　　政府对货币财产在平等主体间运行如何干预？既要实现有效监管，又让融资者免受无端追究，就需要一项免除后期纠纷的程序安排。备案登记制度应成为民间融资立法的主要内容。

　　“在安全港湾的制度设计上，法律责任的明晰更加重要。”李有星说，应细化民事责任，强化行政责任的预警机制，立法逻辑应同时关注融资双方，可以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从被融资者角度对法律责任进行规制，当然，民间融资涉案面广，单靠某一部门的力量很难实现有效的管理，要建立协调机制，由政府、银监会、人民银行等共同监管模式。

　　本报杭州2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