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迈的语言学校哪家好:秦子忠：文化之源，文化之渠，文化之洋

引言：在《文化体制改革笔谈》（刊登于《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12期）一文中，朱正等五位学者已经给以了较充分的说明。这五位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给文化以自由而宽松的社会环境。对中国文化强盛的根源，他们所诉诸的原则可以适当地表达为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文化之源

　　1个观点，100个模仿，10000个甚至上亿个转贴，实际上观点总量还是1个。弄不好，还走思想界的一言堂。文化繁而为荣，说白了，就是转贴的多，模仿或者抄袭的多。谈文化强国，生长点当是文化源泉的开辟。谈文化的自觉，首先，要落实到个体的人身上，落实到人的创造思维的培养上。其次，要落实到幼儿园到博士后的教育整个流程上。

　　中国文化的不振，症结所在：一是标准化教育，二是意识形态教育。

　　标准化教育，从幼儿园开始，教育机器就以统一口径方式生产批量“商品”。这些“商品”流入社会以后，除了技能有所区别外，思维模式几乎是一样的：模仿思维。模仿思维，出发点不是个人的反思，而是外在的标准。标准下的教育，符合标准的，多半是被削足适履了，要么唯上，要么唯书，剩下的那些则游离于边缘。

　　这个标准至于是哪（不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得来是次要的。这一点，从博采众长的角度，进而从功用的层面上来看，不是不好的。问题是，博采众长的前提是以创造思维前提的。在“博采”之中，将“众长”创造性地改造成属于自己的东西。反过来看看，中国的学者，多数都是力求完全地表达他者或者外来者的思想体系。这一点也无可厚非。思想、学术，需要这样的基础性工作，即完整的翻译（语言翻译、思想翻译）。但是，如果学者以趋近原本的翻译为学术之目的，那么中国学术二流、三流之处境是不会改观的。

　　另一方面，作为标准化教育的补充，统一的意识形态教育几乎涵盖了整个教育流程。意识形态教育，作为一门培育公民政治理念的学科，是国家统治功能（而不是国家服务功能）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但是，什么样的国家机器，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一观念本身忘了，就根本而言，是什么样的公民，塑造了什么样的国家机器。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公民屈从国家机器，而是国家机器屈从乃至服务于公民。

　　无论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意识形态教育课，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吸引力。并且，国家政府越是强制推行意识形态教育课，学生越是消极抵制上课。这种抵制，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不如说是教育体制、教学体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是真理，政党政府就应当自信地，让它与其他思想体系进行竞争。给马克思主义以某种优待，实质上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在公民社会中的生命力。

　　标准化教育，桎梏多元，推挫个性，僵化思维，抽空思想。而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本以为能填充学生的思想空白，结果是升级学生的逃课与反感，甚至宁愿“空虚”也不要“被教育”。

　　对于文化之源泉的开辟，两个字，一个是破，一个立。破是指，破除教育体制的标准化，破除意识形态教育的单一化或垄断化。立是指，确立培养思维方式的多元化的教育机制，确立竞争化的意识形态教育。

　　文化之渠

　　文化之源泉，开辟之后，若无渠道加以规约，一是封堵泉眼，二是难成江海。无渠道，积水，要么四处泛滥，终干枯于荒漠之境，要么淤积一处，挤压泉眼涌流，终封堵源泉。

　　笑蜀先生，呼吁文化关乎心灵，给以心灵以自由以促成强文化。然，当前中国之文化，即不“一种境界，一种品格，一种气质”（笑蜀语），更多是一种模仿，一种翻译，一种转贴。因而，这既不美好，高贵，也不优雅的文化，在姗姗来迟的领导那里，“无非就是文工团的干活，唱歌跳舞，喇叭锣鼓，不过是吃饱之后的消遣”（笑蜀语），也就情理之中了。学者的委屈，在这个意义上，反思的不应当是文化的神圣被如何践踏，而是自身代表的文化在哪个层次。因为如果连所谓的代表高层文化的学者，都没有自觉地去做这样的反思，那么期待领导官员自觉来尊重文化的神圣性更不具有可能性。因为，领导官员的文化观，也只不过是这样的教育体制、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一个产物而已。

　　因此，杨继绳先生的担心是合理的，即文化体制的改革，可能由原来只是权力压制、干预文化的自由，升级为权力与资本这两个“婆婆”一起来桎梏文化的自由发展。不过，我还是较为乐观一些。因为我相信社会民主的力量能够导向行政权力，从而权力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其功能不是勾结资本，而是制衡资本。理由不说。

　　创新的思维，转化成理论成果（著作等），进而转化成科学技术，需要一个社会机制加以规约和保护。这个社会机制，我称之为文化之渠道。这个渠道，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是言论、观点得以自由竞争；二是理论的社会价值得以兑现。

　　对于第一点，在《文化体制改革笔谈》（刊登于《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12期）一文中，朱正等五位学者已经给以了较充分的说明。这五位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给文化以自由而宽松的社会环境。对中国文化强盛的根源，他们所诉诸的原则可以适当地表达为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对于第二点，理论创作，也是一种社会劳动。它生产的是知识产品，而这个产品能否交换出去，实现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决定着理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的可持续性。但是知识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这不仅在于它的社会价值相对难以估量，还与它的生产者的价值立场密切相关。理论创作，理论转化为技术，是思维方式的对象化化过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理论（手稿，草稿）都能公开正式发表的。因此，根据思维方式对象化的情况，将思维劳动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手稿、草稿阶段，即为未发表阶段；第二阶段，著作、论文阶段，即公开发表阶段；第三阶段，理论成果阶段，即被社会认可阶段；第四阶段，科学技术阶段，即理论成果转化成为先进生产力阶段。这四个阶段能否顺利衔接，从而完全思维劳动的整个过程，关键在于文化体制的改革能否提供相应的机制作为支撑。因此，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始终围绕着这个四个阶段，进行规划和设计改革的路线图。尤其一提的是，这个路线图中必需包含这样的两个着力点：一是畅通思维劳动兑现成其主体的物质利益和社会荣誉的渠道；二是公共财政的导向作用，应当具体化到思维劳动的每一个阶段。

　　文化之洋

　　当自由而宽松的社会环境培育起来，当支撑言论自由竞争、理论的社会价值兑现成主体利益与声誉的渠道建立起来，那么，文化之海洋，自然是每一个人充分挖掘自我思想，培育自我独立人格，彰显自我生命个性，点滴思维对撞而结成溪流，溪流相争而融成江海。

　　中国文化的贫弱，根源在于点滴思维自由对撞而结成溪流，没有得到社会与政府双方的应有的重视，从而也缺乏相应的渠道来支撑。而不幸在于，当前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主流的着力点，是在没有点滴创新思维，从而是没有“溪流”作为基础的前提下，来设计“溪流相争”的规则，来构想“江海”的蓝图。这个规则，这个蓝图，注定飘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