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魏学洢写的古诗:近现代于右任书《刘允丞墓志》、《张清和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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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早年书从赵孟俯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腐败，国力渐衰，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他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他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否则，如果只是临习书法，是无须“夜夜泪湿枕”的。他曾说过，“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他正是这样，博撷约取，以个人审美原则取舍，形成了自己的行楷书，得以在千载书史上“卓然自立。”
于先生自一九二九年始，即从事历代草书之研究，一九三二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此外，于先生又逐步总结出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对应的规律性符号，这些符号架起了衍化草书的桥梁，解决了草书产生与"准确"书写的关键性问题。于右任先生的四个标准书写原则；一组神奇的符号；一本《标准草书》千字文，成为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伟大创造，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同时，《标准草书》的问世，成了初学草书者最喜规抚的入门课本，是学草书的最佳途径。这本书在台湾已九次再版，在大陆也多次印行，但仍供不应求，真乃一时"洛阳纸贵"，可见这本《标准草书》在书界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正如著名书画家刘延涛先生所说〈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广大悠久！”
于右任的书法雄豪婉丽，冲淡清奇，于先生到了晚年，他的草书更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真是字字奇险，绝无雷同。在他的笔下，将草书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时呈平稳拖长之形，时而作险绝之势，时而与主题紧相粘连，时而纵放宕出而回环呼应，雄浑奇伟、潇洒脱俗、简洁质朴，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他将推广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用于实践，作到笔笔随意，字字有别，大小斜正，恰到好处。结体重心低下，用笔含蓄储势，出神入化。他在书法上成为一代宗师，日本朋友称他为“旷代草圣”。
于右任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驱，诗人、政论家，是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当他滞留孤岛时，对大陆情念颇深。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作歌：“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望(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其乡思之苦，溢于言表，成为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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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的晚年时常借债度日
于右任晚年在台湾，除了为亡友写序、写墓志铭，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参加诗会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看望朋友。后来由于腿有寒症，朋友上门的多，他到朋友家去的少，但也有几位老友是经常走动的，莫德惠老人便是其中的一位。
莫德惠是东北人，但出生在新疆，他的父亲跟左宗棠到新疆后，与当地的马家姑娘结了婚，1883年生下莫德惠。他俩都是“院长”级的高级官吏，夏天可以去避暑。两位老人不喜欢群居，在北投风景区共同要了一座小洋房，每至夏日，在一起盘桓数周，除了谈诗写字外，说古论今，旁及时事，也免不了谈到张学良将军的近况。
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在台湾的这些年，能去看望他的人，只有莫德惠。因为莫从清末到民初，在东北出任过县长、道尹、厅长、省长等职，是东北的耆宿，他以同乡和父执的身份要求去看张，蒋介石也不好回绝，只得让他去看。莫和于住在一起，莫德惠每每谈起张的近况。于右任也向莫谈起，1949年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时，他曾当面向蒋提出：是不是把张学良、杨虎城放了？蒋说：我已下野，请于先生和德邻（李宗仁）商量。后来于右任不断催促李宗仁，李终以代总统的身份下令释放张、杨，但遭到看守张、杨的军统特务断然拒绝，他们声称必须有蒋总裁的手令，才能放人。这事已过去十多年了，于每谈及此，总是摇头叹息不已。当然，在这种敏感性的问题上，于、莫虽系老友，也是适可而止的，因为随从人员常在身边，免得招来麻烦。还有就是回忆起1948年的那场副总统选举，于右任名列第四，莫德惠名列第五（得218票），真所谓“难兄难弟总相亲”，两个北方副总统候选人都未能当选，这使他们过了若干年后还不免悻悻不平。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它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大门是绿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几株老树，还有几盆海棠点缀其间。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书房略大，兼作他的会客室，其余卧室和下房都非常小。卧室中是一张木板床，床上的被和褥极其普通，与鸡鸣早看天那种客栈的客房陈设相差无几。他院落中的花木，也不大修剪，一条水泥小径因年久失修，一遇雨季（台湾多雨），长满青苔，穿皮鞋走小径，常会滑倒。有一次，他的长子于望德跌了一跤，他的老副官宋子才也跌过一跤，于右任因常年穿布鞋，还不曾跌过。他的随从人员怕他跌倒，还特为他的手杖做了一个胶皮套子，以便防滑。在刘恺钟做秘书长时，曾议论过重修一下院子里的小径，后来刘去职，再也没有人提及这事了。
他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所以也不用通报，不用名刺，直来直往，毫无大官公馆的排场，真正做到跟老百姓的住宅一样，这在台湾官场中实属罕见。他的书房就是会客室，由于他十分好客，往往来宾云集，座无虚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让后客。他总是坐在书桌旁的圆椅上，晚年行动不便，所以来者点头，去者挥手，不再起立迎送，一派长者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长”，既难启齿，也诸多不便，所以这类难办的差事常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宋从大陆跟随他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曾劝过老人，也在经济上卡过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也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
有一年，著名画家张大千由国外回到台湾（张一直在巴西、美国居住，1977年始回台湾定居），得知老人经济很困难，主动接济他一笔钱。老人和张大千是很要好的朋友。1958年张大千六十寿诞时，于老还写了一首《浣溪沙》相贺，词曰：“上将于今数老张，飞扬世界不寻常；龙兴大海凤鸣冈。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一池砚水太平洋。”现在听说张大千要送给他一笔钱，却婉言辞谢。后来张大千去拜访老人时坦率地告诉他：这次在国外举办画展，卖画的收入不错，得了一大笔钱（他的一幅泼墨通景大荷花被《读者文摘》社的创办人华莱士夫人以14万美元购藏，创当时国画售价的最高记录），送给您的这点儿只能算小意思，不成敬意。于右任见老友如此诚挚，拒之反而显得寡情，于是，就收下了这笔钱。据说，这笔钱后来偿还了宋子才平日所垫付的款项。
老人晚年，很想长寿，盼望活到100岁，除了想回大陆，欢晤亲朋故旧外，很想再见到他的老伴高仲林。1958年，他与高仲林结婚60周年即将到来的金婚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于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高仲林比于老小两岁，1898年与于右任结婚后，仅生女于芝秀。于夫人性格开朗，素为于老所尊重。于右任1904年从开封逃往上海后，于夫人在三原奉老育幼，独任其劳；靖国军后期，于夫人周旋于已接受直系改编的部属将领之间，为掩护于右任出过大力。她除一度随于在上海、南京居住过一段时期外，与于离多聚少，独自在陕西一住数十年。然伉俪情深，于右任早年所着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多为其一针一线所缝制。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将于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视若珍宝，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
1956年，于右任通过在香港的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来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于在来信中，倾吐对大陆亲人朝思暮想、心牵故国之情。此后，吴季玉每年赴台为于老祝寿，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这是朋友们对于老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不久，总理办公室罗青长打电话给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时于夫人的寿辰已过了一个星期，但陕西风俗，如亲人在外不能及时赶回，可以补寿。总理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决定为于夫人补寿，绝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于芝秀若干年来一直与其母同住陕西），为于夫人祝寿。出席宴会的有于保任的老友茹欲立、孙蔚如，以及当地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和亲朋故旧二十余人。于夫人兴高采烈，形于辞色，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深深的谢意。
事后，屈武决定写封信，连同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于右任。在信中，他想把祝寿的事是出自周总理的关怀告诉岳父，但信里又不能写上周总理的名字，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于是，向邵力子先生求教。邵力子同于右任是老朋友，他们自1904年在震旦学院同学相识起，有几十年的交往，彼此之间相当了解。果然，邵力子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邵力子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
后来于右任看到信和照片后，非常激动，特托吴季玉带来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悃。屈武按于先生的意思办了。周总理听了后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
为于右任传递家书的吴季玉先生的行动，被台湾国民党特务所侦知。1963年9月，特务乘吴季玉又一次去台，于14日将吴暗杀，而凶手则逃到了香港。于右任闻此噩耗，不胜哀悼，曾亲往极乐殡仪馆吊唁吴先生，因哀伤过度，病倒在床。在他卧病期间，蒋介石也曾假惺惺地派蒋经国前往慰问，并向于先生保证一定将凶手引渡到台湾法办。但结果不了了之，“引渡”、“法办”云云，不过是遮人耳目。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后，回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伤，加上身患疾病，心绪不宁，自知在世之日不会太久，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
1月12日：“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一段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3日“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可见死的问题经常在他脑际萦绕。又过了两天（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老人写了这首摧肝裂肺的哀歌之后，在人世间活了两年零九个月又十七天。
1964年5月1日，是他在世上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这一年的7月2日上午11时，老人支撑着病体，应台湾大专学校本届毕业侨生之约，会见了12名侨生代表，同这些青年人谈了“立志”的问题。
不久，他生病住院。入院前，因感冒喉咙发炎，言语困难，饮食顿减，继而脚腿浮肿，赵聚钰（台湾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长）劝其速入医院治疗，但因医药费尚无着落，又拖了三个星期，才入荣民医院。
在医院的三个月里，于右任曾试图写份遗嘱，据身边的人说他写过好几次，因心绪不宁，写了又撕，撕了再写。在那种情况下，能写点什么呢？所以最后于右任没有能够留下遗嘱。
11月10日晨，他的血压开始下降，心音减弱，心跳不规则，脉搏及呼吸先快后慢，身边的人呼唤他不再有任何反应，医院施用各种方法抢救，已气息微弱。中午，“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秘书长”硕、台糖公司董事长李崇实、“立法委员”程沧波、于之长子于望德、秘书张振蛰等，为了寻找于先生的遗嘱，打开了他的自用保险箱。不料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既没有钱财珍宝，也没有股票证券，保险箱中多为其生前的日记和书札，以及为其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之借款单的底稿，还有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的账单，再有就是于夫人高仲林女士早年为于亲手缝制的布鞋袜。在场的人目睹此遗物，无不凄然。于右任做官达半个世纪以上，所遗者唯几千册书、日常衣物及普通用具而已，连遗嘱也未曾留下，故治丧委员将其1962年1月24日病中所写的《望大陆》一诗，作为遗嘱。
当晚8点正，于右任先生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