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服饰的民族特色

　　在辽代，服饰还是身份地位和阶级关系的反映。从辽庆陵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多穿小袖，有裹巾子的（图十七），有髡发露顶的（图十八）。这与当时人的身份地位相关。《辽志》记载：“契丹国内富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驮十头，马百匹，并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由此可知契丹巾裹代表阶级身份，契丹本部的身边部从，有品级的才许使用巾裹，一般仆从及本族豪富也必露头，即或身为富豪要想取得戴巾子资格，也需向政府献纳大量财富。另外，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墓道西壁壁画中，以墓主人和侍从的形象刻画，则深刻反映了主仆之间的阶级关系：墓主人（图十九）身着淡蓝色圆领窄袖长袍，足登红靴，左手挎带、右手端红色方口圆顶帽；墓主人身后随一侍从（图二十），戴黑色巾帻，内穿蓝色中单，外着淡蓝色交领窄袖长袍，外套蓝色交领半臂，围捍腰，袍襟掖于腰部，缚裹腿，穿麻鞋。左手持蓝伞荷肩，右手握拳至胸前。主仆的地位悬殊，从各自的装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宗教信仰的表达

　　契丹人的服饰中还体现了其宗教信仰。在宗教信仰上，一方面契丹人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及民族传统宗教的成分，另一方面则逐渐接受中原地区的宗法性国家宗教的影响，形成一种混合的形态。

　　在契丹人的服饰中，对于萨满教、佛教及道教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契丹族早期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由萨满扮演重要角色的一种宗教形态，以萨满和神相通，代神说话，驱魔消灾，为民求福为特色。萨满教的法具有很多，其中法帽①（又作“神帽”）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器之一。早期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冠，在造型上与“神帽”较为相似，有可能就是从“神帽”衍变而来的。如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一顶双凤戏珠纹鎏金银冠（图二十一），高20、周长62、径19.4厘米。冠面正中悬一火焰珠，两侧双凤相对，昂首展翅，长尾，中有云气浮动，周边压印卷云纹，上宽下窄，装饰图案疏密有致，线条流畅，形象生动，制作精致。据介绍这顶鎏金银冠出于棺内东头，即死者头部，它表明墓主动脉对于萨满教的信仰。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过一种双龙戏珠纹的鎏金银冠（图二十二），其形制、大小，都与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这一种相仿。

　　辽国自太祖皇帝起世代崇信佛教，对佛教皆采取支持、保护政策。辽国对佛教的信仰，在其服饰上同样也有一定的反映。在辽代早期的墓葬诸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发现有盾形宝相花金戒指（图二十三）一枚，做工精致，花式边，中心模冲宝相花，周围在枝叶纹，指环饰卷叶纹。该墓随葬品中还有凸字形（图二十四：1）与桃形（图二十四：2）鎏金铜带扣各一个，其扣环正面皆模铸忍冬卷草纹。宝相花和忍冬卷草纹都是佛教的经典图案之一，将其运用在手饰和带扣上，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与倾向。

　　佛教艺术中，为强化大众联系而兴建的建筑物，其象征意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辽代皇帝皆崇奉佛教，所以辽代建造了许多寺庙和佛塔，不少建筑保存至今。辽代佛教的流行和寺塔的林立，在服饰上也有所体现。在法库叶茂台辽墓的石棺内，有一具老年妇女的骨架，身上穿裹着十余件丝织品袍衫和裙裳，其中棉袍袍带的背饰为一件鎏金镶琥珀宝塔鸾凤纹银捍腰，后附罗衬，围于后腰。其面部锤錾出五个塔式建筑，刹如伞顶，檐有流苏，底为莲座，塔身镶琥珀，地錾鸾凤纹，此器两端分垂于膝下。

　　道教在辽朝的力量和影响比佛教要小得多，流行区域及人数也不能与佛教相比，尽管如此，它还是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他们当中对道教感兴趣者不乏其人。据《契丹国志》记载，景宗第三子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圣宗“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兴宗亦好道，授王纲等道士以官爵，又在夜宴时，命后妃易装为女道士。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随葬物品中，有鎏金银冠和高翅鎏金银冠各一件。共中鎏金银冠（图二十五）用银丝连缀16处长镂雕鎏金薄银片制成。前面2片，左右两侧各三组6片，后面2片。银片边缘多呈云朵形，唯后面上片为山形。前面下片正中錾刻一道教人物像，并錾刻云朵、凤凰。而高翅鎏金银冠（图二十六）是用镂雕鎏金的薄银片制成。银冠旁边有一银质鎏金道教造像。像下为双重镂空六瓣花叶形底座，像后有背光，边缘有九朵卷云，或似九枝灵芝。造像人物高髻长须，身着穿袖长袍，双手捧物盘膝而坐。座底有二孔，与冠顶二孔相吻合，推测原应缀于冠顶。鎏金银冠和高翅鎏金银冠上的道教人物造像，表明陈国公主与驸马对道教的倾慕。

　　辽服的历史演变

　　辽代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盛唐的衰落，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宋政权的软弱等等，所有这些却造就一个共同的结果：契丹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承与交融。而这种文化上的传承和交融，必然会在服饰上有所体现。

　　（一） 辽代服饰对唐服的继承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繁盛期的唐朝，其服饰对其后的辽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出土的木板画《侍女图》（图二十七）来看，侍女的妆饰与衣着特征就颇具唐代侍女遗风，明显受到唐代着装风格的影响：侍女乌发浓重，束高髻，髻顶有白色环状饰，下系红色带，带边饰黄色联珠纹。髻前两鬓插半圆形梳，左梳红色，右梳淡绿色。上身外着乳白色短襦，直领，淡绿色边，襦下为绛紫色地淡绿色团状牡丹花纹夹衣，胸前领后露出红色衣里，衣下部两侧开欹，分前后两片，底缘半圆形。内穿长裙，足穿绛紫色敞口鞋。胸前露墨绿色护胸，外缘淡黄色。于夹衣外胸前结红边桔黄色长带，带头并列下垂。此外，在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的2号墓《颂经图》（图二十八）中，盛装女子均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尤如唐代仕女画翻版。全图围绕颂经贵妇展开。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球路纹宽袖袍，蓝色长裙，端坐于高背椅上。贵妇前侧并立4人，前2人为男吏，头戴黑色展脚幞头，分着红色、深褐色衣袍，表情谦和。后2人为侍女，一人着红袍，一个着浅色袍，均面向女主人拱手恭立。贵妇身后侍立2女，一持扇，一捧净盆。上述侍女除持扇者梳双髻外，其余发型均与女主人相同，着服亦为宽袖袍配长裙。这些都是汉族服饰的风格，但在辽墓壁画中却有所反映。

　　再者，辽耶律羽墓中的丝绸团窠①和团花图案，也从服饰图案上表明了辽——契丹族与唐的不解之缘。在唐代，团窠成为一种将圆形主题纹样和宾花纹样作两点错排的图案形式的通称，而与此相类似的具有圆形外貌的花卉图案，称团花更为合适。耶律羽之墓中的团窠卷草对凤织金锦、绢地球路纹大窠卷草双雁乡、黑罗地大窠卷草双雁蹙金乡、罗地凤鹿绣、簇六宝花花绫等，基本上属于团窠或团花图案的范畴。这显然是对唐代团窠和宝花图案的直接继承，受到了唐代晚期丝绸花鸟图案中穿花式纹样的影响。

　　（二） 辽宋间服饰的融合

　　与唐相比，辽与宋则处于并存状态，它们之间的交往当然更为频繁，还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①，形成“茶马互市”。宋辽服饰之间的相互融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1、宋朝流行服饰进入辽境

　　宋朝流行的服饰诸如男子戴的幅巾，女子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百裥裙，旋裙以及宫廷舞乐者的穿戴等自然会很快传入辽朝。在《契丹国志》一书中的“衣服制度”记载：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户部员外郎李维往贺国主生辰，还，言国主见汉使疆服衣冠，事已，即幅巾杂蕃骑出射猎矣。从中可知契丹国主受宋使的影响，在外出射猎时也头裹诸如汉人戴的幅巾。在契丹画家胡环所绘《旧歇图》（图二十九）里就有戴幅巾的契丹人物形象。

　　包髻指的是妇女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娶妇）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在辽墓出土的壁画中，也常常见到妇人包髻的形象。例如河北宣化辽代壁画5号墓的后室西南壁壁画（图三十）上，画有一桌，桌后站一妇女，黄色扎巾；桌右妇人包髻。察右前旗豪欠营6号辽墓出土的鎏金铜面具的上部，有一圈宽8厘米的帽状巾帻（图三十一）。帽状巾帻由四层丝织物组成，内絮丝绵，厚约0.3厘米。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的后室西南壁（图三十二）上，也在画面右端描绘有一妇人头部包髻的形象。由此不难看出，在当时，契丹妇女受宋影响也养成了包髻的习惯，北宋大都市妇女，除了爱好包髻，还特别重视花冠。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2号墓东南壁（图三十三）也画有：一妇人头饰白色花。由此可见，宋人以花冠装饰发髻的习尚也对辽代妇女产生了影响。

　　百裥裙始于六朝，至宋大兴。宋释惠洪《裙带间六言诗》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云轻。”宋代流行的百裥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反映，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3号墓东壁壁画（图十六）上的妇人：头束髻，上身着蓝色左衽短襦，不系裙腰之中；下身穿红色蓝花百裥裙，足着团体色鞋。同为河北宣化的张文藻壁画墓，其后室南壁壁画里的挑灯侍女穿的也是百裥裙。宋代流行的裙式中还有以裙两边前后开衩的“旋裙”。这种旋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体现，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墓西壁画有《散乐图》（图三十四）：舞蹈者梳髻，上穿绿色交领短衣，下穿杏黄色旋裙，绿地白圈红点裤，红色蔽膝，黑色鞋。10号墓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花脚幞头在宋代是宫廷舞乐者所戴的一种幞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宰执亲王室百官入内上寿，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鸦霞之服，或卷曲花脚幞头，四契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结束不常，莫不一时新妆，曲尽其妙。”在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壁画墓中，西壁《散乐图》（图三十四）中的乐队7人：均头戴形状各异的花肢幞头，上插花卉，眉间涂一黑点。10号壁画墓中前室西壁男装女乐亦戴类似的花脚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