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杰车祸女友是谁:中国国民党军统（36）大案之1936年7月16-18日陈济棠、李宗仁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闲话军统（120）
　　“擅自”出走的，正是第二中队丁纪徐和第五中队敖伦的部下。
　　黄志刚，第五中队飞行员，黄志刚与陈振兴是航校六期的同学，受陈的策动，准备投向“中央”。接着，经黄志刚又串联了第二中队的飞行员黄居谷、蔡志昌等，密谋起事。
　　1936年6月16日，利用训练的机会，黄志刚率四架轻轰炸机，在从化起飞；黄居谷率三架驱逐机，在天河起飞，当天降落在南昌机场，并由7人连衔发表了声讨陈济棠的通电。
　　后南京政府将黄等编为空军第十七中队，任命黄志刚为中队长，其他飞行员全部晋升为上尉军衔。
　　据第二中队中队飞行员钟锦棠回忆，6月16日早上，黄居谷准备出发的时候，曾建议钟锦棠与其一起做编队训练，意思是让他同走。结果钟没有会意，说先练习着陆，再飞编队不迟。黄不好说得太明了，只好自行出走。后钟锦棠见黄等一去不返，后悔不迭。
　　黄志刚等人的“擅自”出走，打乱了黄光锐、陈卓林等的全盘计划。此时，他们还没有做好集体“出走”的准备工作，不能露出形迹。出了这样大的事，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只好假装疯魔地派陈卓林前来兴师问罪。
　　一来，先把黄居谷所在的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抓了起来。
　　丁纪徐平素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一些，大家都对他有些忌惮。正好把事情的责任硬栽到丁纪徐的身上，这样既可表示出以公心，又正好借以恶心陈济棠，可说惠而不费。
　　钟锦棠与飞走的七人都是航校六期的同学，黄居谷等三人又是在与钟共同训练的时候跑的，自然也是调查重点。

　　当时陈卓林做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问钟，昨天发生的事情，丁纪徐事先知道不知道？
　　此时，钟锦棠作为一个下级飞行员，并不知道黄、徐已经与南京达成协议，准备“出走”的事情，此番前来，纯属做作，给陈济棠看的。
　　但初生牛犊不怕虎，钟锦棠毫不躲闪地说，丁纪徐不知道，他要知道了，飞走的会更多。
　　陈卓林又问，你事先知不知道？这次钟锦棠答得更脆：“黄居谷昨天确实暗示我了，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否则，我肯定跟他们一起飞走。”
　　陈卓林听了，心里暗中满意，但又不好过多表现出什么来，只好说，“我并不是审讯你，只是了解情况。”于是给了钟锦棠200元港币，让他“安心工作”，然后心满意足地押着丁纪徐找陈济棠复命去了。
　　按下葫芦起来瓢，几乎与此同时，海军又出事了。

　　——跑了两艘鱼雷舰。陈济棠从英国、意大利购买的4艘鱼雷舰，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是陈济棠海军中的精锐。
　　据许耀震回忆，策反鱼雷舰的，是原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1893年生，广东海南文昌人。广东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五期毕业，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任命陈策为广东舰队司令，1932年，陈济棠强行将广东海军划归第1集团军，陈策被迫“下野”，出国考察。
　　陈策是旧中国海军的一位风云人物，广东海军的许多人物都曾是他的下级，由他出面策动海军，再合适不过了。
　　据当时在鱼雷舰上服役的李鼎新、汤生等人回忆，当时，陈策联系了4艘鱼雷舰的舰长邝文光、麦士尧、陈宇钿、邓萃功，准备同时出走。临到走的那一天，由于联络不畅，没有找到麦士尧。陈宇钿倒是找到了，结果他在回舰时，公共汽车中途又抛了锚，等赶回军舰时，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只有一、四两舰按计划出走成功，逃到香港。
　　陈济棠垮台以后，一、四两号鱼雷舰又返回广东海军。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1937年的虎门海战中，4舰均被日军击沉。
　　海、空军接连出事，陈济棠气得七窍生烟。7月6日，陈济棠召集所有空军人员训话。他说，“广东空军人员应以整体为重，切勿妄动。若离开团体，投奔他处，寄人篱下，其结局是悲惨的，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陈济棠讲了近一个小时，说到伤心处，竟至声泪俱下。
　　此时，陈济棠还没有想到，十天过后，更加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等待着他。
　　为了防微杜渐，陈济棠明令，所有飞机一律锁在机库当中。如有训练任务，只加满足1小时飞行的油量，以限制长途飞行。
　　1936年7月10日，蒋介石派来3架侦察机，到广州上空抛洒传单。黄光锐趁机向陈进言，你看，我们的飞机都在机库里，无法随时出动，否则，不就可以把蒋的飞机打下来了么。陈济棠听着也有道理，慢慢放松了管制。
　　接着又有人建议，说可以把广东空军所有的飞行员的家属接到某处，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对此，提出反对的是陈维周。他说，不用这样做，我看过这些飞行员的面相，没有一个是脑后有“反骨”的，可以信赖。
　　最后，陈济棠派他第1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李鹤龄到空军来监视大家。于是，陈卓林派大家轮着番地请客，天天陪着他花天酒地，根本无暇外出了解情况，执行监视任务。
　　接着，大家又集体请愿，要求释放丁纪徐。由于查无实据，7月13日，陈济棠释放了丁纪徐。

　　这丁纪徐才叫冤枉！被黄光锐、陈卓林平白无故地把一宗大罪扣在头上，其实他也不过是表面上看着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而已，并无其他企图。在7月18日的“胜利大逃亡”中，丁纪徐也逃到了香港。
　　海、空军的事，暂且放在一边，因为，陈济棠的陆军那边又出事了。
闲话军统（121）
　　对陆军的策反，最初是老蒋亲自抓的，时间还在对空军的策反之前。只因一开始没有找对门路，结果反而落在空军之后“见响”。
　　老蒋曾当过粤军的参谋长，对广东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因此，他打算亲自出马，策反陈济棠的陆军。

　　派谁去呢，他的目光落在了林虎身上。
　　林虎，原名林荫清，1887年生，广西陆川人。
　　林虎从16岁起就一直在广东、广西当兵。“二次革命”时曾任江西讨袁军左翼司令， 1918年5月，林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1919年11月任粤桂边防军总司令。1924年5月，北京政府委任林虎为广东督办。1925年3月，林虎被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打败，此后一直避居香港。
　　林虎在广东、广西打了二十年，可谓门生故旧满两广，而且陈济棠也曾经是他的手下，派林虎去联络两广军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老蒋跟林虎有交情，因此，他准备派人去香港会见林虎，请他“出山”。
　　此时，林虎在九龙新界隐居，不过问任何政事，也不与政界的任何人打交道，所以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去，才能跟他过上话。
　　先出马的，是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他派了香港中国银行的一个经理去，结果连门都不让进。

　　杨永泰的面子不够，蒋介石想，杨永泰与林虎没有任何渊源，不见也正常，我派一个他的广西老乡去，总可以吧。
　　于是，蒋介石让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去想办法，黄是广西容县人。于是黄绍竑让自己的旧部黄权、当时也在九龙，就近前去拜访，结果仍是不得其门而入。
　　两碰钉子，老蒋也觉得很栽面，于是，他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戴笠。
　　戴笠打电报给潜伏在广州的梁干乔，让他去想办法。
　　梁干乔是广东人，让他去找门路、联系广西人林虎，确实有些难度。于是，他找到了军校同学邓匡元。
　　邓匡元，1904年生，广西柳城人，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此时同样担负策反两广的任务。
　　邓匡元一听也很挠头，像林虎这个层次的人物，两个省主席都见不到面，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两个人对着发愁。

　　偶然中，邓匡元与他的老乡，广州市社训总队第1团团长何峨芳谈起此事。
　　何峨芳，1908年生，广西苍梧县人，军校六期骑兵科毕业。
　　还在军校入伍生队的时候，何峨芳被编入第一总队骑兵队骑兵第二连，与徐亮是一个连的。我们知道，戴笠也是军校六期骑兵科出来的，徐亮与他一起参加了“密查组”的工作，并因此而成为特务处的得力干部、军统“十人团”之一。
　　徐亮很欣赏何峨芳的才干，早就劝他跟着戴笠干。何峨芳却有自己的打算，因为他早听说特务处纪律峻厉，他不大愿意受这个约束，于是婉拒了徐亮的邀请。但表示说，如果需要自己帮助，会尽最大的努力。
　　这不，需要何峨芳帮助的事情就来了。
　　何听了邓匡元的苦恼，马上对他说：你去找陈文波，他能够见到林虎。

　　何峨芳对邓匡元说，有个广东人陈文波，与陈济棠是同宗，不知怎么与陈济棠不对付了，还是有什么血海深仇，居然派人挖了陈济棠的祖坟，陈济棠要宰了他。结果陈文波跑到上海经商，此人长袖善舞，很快成了上海的巨富，你去找他吧，他有办法。
　　1940年，何峨芳任军统局广西站站长，到底还是做了戴笠的手下——戴笠看上的人，无论好事坏事，一般来讲，是跑不掉的。
　　梁干乔根据何峨芳的指点，到上海找到了陈文波。一说来意，陈哈哈大笑：“你要我干别的，不一定行。你说要见林虎，我敢担保，他会待我以贵宾之礼。”
　　粱问陈文波，你认识林虎么？

　　陈说：不认识啊。
　　梁干乔自然要请教其中原委：“那你凭什么要林虎把你当成贵宾呢？”
　　陈文波说，我有两个侄子在跟着林虎当副官，现在他倒霉了，依然跟着他。不仅如此，林虎的儿子在上海念大学，我每月资助他儿子200元，两年了，林虎说我这个人讲义气。你说，现在我去看他，他会怎么对待我？”
　　梁干乔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去见戴先生。
　　陈文波说：“是这样，我只能带你们进他家的门。但是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你们要让他干什么，这个我不管，你们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跟我一块去。”

　　戴笠手下，“能说会道的人”多了，而且净是广东人，陈亦川、陈质平，这两个人还记得吧？都是广东人。
　　这次，戴笠派出的，是另一个广东人张君嵩。
闲话军统（122）
　　张君嵩，1898年生，广东合浦人（今属广西），军校一期毕业。
　　张君嵩时任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就是何峨芳的顶头上司。当时，张君嵩正在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受训，于是被戴笠派到广东，游说林虎。
　　陈文波带着张君嵩，果然很顺利地见到了林虎。不知道是张君嵩会说，还是蒋介石的亲笔信起了作用，林虎第二天即动身前往广州。
　　通过各方面的工作，陆军中不少高级将领表态愿意归顺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李汉魂和陈手下的第一悍将余汉谋。
　　李汉魂，1895年生，广东中山人，保定军校第6期毕业。进入粤军以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干到师长。陈济棠扩充第1集团军的时候，提拔他为第3军独立第3师师长。
　　据余汉谋的部下胡铭藻回忆，7月1日，他见到李汉魂，李一见他就气冲冲地说：你知道陈济棠要干什么吗？他这是要带我们走死路啊！我已经与邓龙光、莫希德（均为陈手下的高级将领）一道请幄奇（余汉谋字幄奇）负起“倒陈的责任”，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干。可他一直犹豫，还说要到香港去发表通电。到了香港，离开部队，还有什么用？
　　李还说，明天我就要回汕头，很快通电反陈，希望你把这个话带给幄奇，如果他不出这个头，那就算我看错他了！
　　次日，李汉魂回到驻地，然后仿照关云长“封金挂印”去了香港，7月6日，李汉魂发出“鱼”电，声讨陈济棠。
　　李汉魂的作为，触动了余汉谋。

　　余汉谋，生于1896年，广东高要人。
　　余汉谋也是保定军校第6期毕业的，跟李汉魂是同学。毕业以后，余进入粤军，其经历跟李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从最底层干起，一个台阶不拉地干到师长。
　　不同的是，余汉谋一直是陈济棠的直接下级，陈提升一格，他就跟着水涨船高，陈当师长，他当副师长，陈当军长，他当师长。直到第1集团军成立，余汉谋任第1军军长，属于陈济棠的精锐部队。
　　尽管如此，陈济棠对余汉谋并不信任，1932年，陈济棠借口帮蒋介石“剿共”，把余汉谋第1军的驻地从广东调到江西，远离家乡，早有宿怨。
　　同时，余汉谋对陈济棠的许多做法，并不认可，不值其为人，尤其是对他事事听从他那个哥哥陈维周的摆布，早就看着有气。
　　据余汉谋的副官处长卜汉池回忆。1932年6月， 余汉谋曾对他说：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民众都在抵制日货，唯独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利用他担任“两广盐运使”的便利条件，派缉私舰艇从香港载运日货运回广东境内贩卖。
　　因此，余汉谋派卜汉池回广州，让他告诉第2军军长香翰屏：余汉谋要和香一起去见陈济棠，劝他阻止其兄的走私行为，如果陈济棠不听，余汉谋和香翰屏就一起辞职不干了。

　　临行，余汉谋特别强调，提醒香翰屏，千万不要单独去见陈济棠，一定等余有机会回到广州的时候，俩人一块去找他进言，力量更强一些，法不责众嘛。
　　香翰屏，1890年生，广东省合浦县人（今属广西），合浦是名将之乡，粤军的很多都出身这里，比如陈铭枢，李扬敬、张枚新等。其中陈铭枢与香翰屏还是姑表兄弟，李扬敬是第1集团军第3军军长，张枚新则是香翰屏的老部下。前面说到的策反两广的张君蒿，也是合浦人。
　　1912年，香翰屏入广州法政学校，并加入国民党。后加入粤军第1师第4团，师长即他的表兄陈铭枢，团长就是陈济棠。
　　1932年，陈济棠扩充第1集团军，香翰屏被任命为第2军军长。
　　卜汉池奉命去见香翰屏，把余的意思转告了他，没想到，香翰屏却有不同的见解。
　　他说，以陈济棠的性格和他对陈维周的信任程度，不要说两个人，就是再多去几个人，也照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与其两个人一起垮台，不如由我一人牺牲不干，留幄奇作为将来替代陈济棠的地位，这样做较为上策。”
　　香翰屏把陈济棠看得很透，早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既然如此，不如以这样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提前与陈济棠“掰”掉，划清界限，把自己的脚步站住，以便在未来的新格局里确保一席之地。所以他自己做公孙杵臼，留着余汉谋做程婴，“吾任其易，君任其艰”。
　　此后，香翰屏果然单独去见陈济棠。
　　不出所料，陈济棠听他说陈维周的“坏话”，立时大怒，不仅强迫香翰屏自行辞去第2军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把香翰屏赖以起家的第2军第2师师长张枚新也给撤了，最后连香翰屏兼任的中区绥靖委员也给抹了，一撸到底，成了老百姓。
　　此事一出，对余汉谋刺激极大，衔恨于心。
　　当初，在陈济棠策划造反的时候，余汉谋就提出反对，但陈不听，余汉谋也没有办法。此时见李汉魂这么做得这么决绝，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1936年7月06日，余汉谋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7月8日，余汉谋乘蒋派来接他的飞机飞抵南京。
　　行前，余汉谋明人不做暗事，把要去南京的事告诉了陈济棠，并表示对他的造反坚决反对。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西南两机关”，取消第1、第4两个集团军番号，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4路军总司令；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同时，给陈济棠任命了一个空头的军委会委员。

　　至此，陈济棠已是众叛亲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