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举行的“迈向全球走向资本市场：安稳度过此次金融风暴研讨会”上，上交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表示，存货的增加以及公司治理可能是上市公司目前所要面临的问题。

刘啸东说，上市公司为了在近一段时间维持公司运营，又在不断增加存货。而当存货的增加最终反映到12月31日的财报上时，第四季度上市公司报表将承受较大的压力。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存货的增长本不会让市场如此紧张，但是在全球金融动荡的环境下，库存原材料加速贬值，使得上市公司的存货价值难以界定，成为上市公司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部分。作为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存货的猛增往往被认为是公司基本面下滑的标志之一，在金融环境动荡的背景下，这还将有可能增加公司在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风险隐患。

而另一方面，公司治理本身存在的风险也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急中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上市公司治理的情况已经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上市公司治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刘啸东说。

，如果对通货膨胀进行宏观调控，如果对通货膨胀过于敏感，国家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大型企业来说，没有什么影响，而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来说，又会面临着2007-2008年紧缩银根带来的痛苦，加息、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10多次，许多中小企业当时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在来看，大多数国有企业“不差钱”，相反，许多中小企业仍然融资困难，而我国中小企业占99%以上，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如果能够对通货膨胀概念进行规范，进行标准化，并明确国家对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的安全警戒线，什么时候国家采取宏观调控，不要稍微经济形势好一些，就叫通货膨胀预期增加，引起不必要的紧张！

决策层终于开始表达对通胀的关注。2009年10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首次提出，将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列为今后几个月的重点调控内容。

 有关今年以来的保增长和调结构政策及其后果，公众见仁见智，虽然批评之声不绝于网络，但是官方似乎颇有沾沾自喜之态，极力捍卫政府救市之合理性，并把今年经济增长保八作为其成果。 表面看来，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显得很光鲜，不过问题是通过大量的货币投放为特征的投资驱动带来的增长，有一个难以承受的特别账单：通货膨胀。最新的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已经达到29%，为自1997年以来的最快速度。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今年以来的巨量货币投放，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

 根据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货膨胀其实早已发生，只不过没有反映为特定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就是官方统计意义上的CPI上涨。但是即便是官方的CPI信息, 上涨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对于通货膨胀的前景，虽然学界多有论述，但是决策层之前的态度是选择性失明。这次决策层正式对通胀打招呼，显示经济现实开始唤醒决策层。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那么通货膨胀将以何面貌出现？表面看来，中国经济结构和CPI的构成具备了某种对抗统计意义上的通胀功能，因为短期内似乎看不到CPI快速上涨的可能。当然，这仅仅是表象，经济体本身是个复杂的蝴蝶效应的过程，当当局隆重其事的宣布对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管理，通胀的预期反而会被强化，部分市场主体的行为将会变化，引发一连串的价格上涨，这恐怕是一个心理上极度脆弱的市场的吊诡之处。通货膨胀其实一直在场，只是当局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拉开其面纱而已。

 那么当通胀逐步呈现，自我加强的时候，经济将会是何种景观？可以想象，那时候宽松货币政策触顶，回收流动性成为被迫之选，而由于前期激进的货币投放，需要同样激进的货币回收措施才能对抗通胀，这自然导致投资引擎疲软，资产泡沫收缩，而由于制度性的因素，消费依旧低靡，而出口回升无法指望，经济将再次下挫---我们将迎来典型的滞涨时代。

 当然，选择是有代价的，一个选择自然会带来对应的结果，通货膨胀就是目前政策组合的自然后果。 而不幸的是，我们失去了采用替代性政策组合的时间窗口，现有畸形的经济结构反而得到强化。我在半年前的短文中曾经提到通货膨胀的发生逻辑是：通过强力的财政刺激政策，纵容通货膨胀的宽松信贷，制造了经济复苏的迹象，掩盖了经济体结构性问题，符合社会中强势集团的利益格局。 如今回头看，这个轨迹更加清晰。

 不过，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各种力量生生不息，通胀驱动下，我们将迎来一个过山车时代。 绑好安全带吧。

中国经济前景与中国转型
张大军

 这个题目非常大，定这么大的题目是因为我想从宏观的视角来把握中国经济的前景及其与中国转型的关系。我讲的内容分成三大块：第一，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第二，中国经济状况对转型的影响，这个转型包括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最后再来一个总结。

 

一、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

我先要谈一谈对中国经济总的评价。这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第二个部分讲中国经济的现状；第三个部分主要是讲中国经济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风险及其影响。

1.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条件与环境

我先讲第一部分：中国经济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首先，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变成现在这样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它继承了过去的历史遗产。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历史的遗产，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我把它们称为四大遗产：第一个是大量的廉价、没有受过教育、并且对生活水平要求极低的劳动力；第二个遗产是极权体制下的动员机制和对人权漠视的政治体制；第三个是广袤的国土以及绝对额巨大、但利用率低的自然资源；第四个是相对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我觉得中国过去30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是利用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的，这些遗产并不一定是正面的，但恰恰可以供改革开放之后利用。

除了这些历史遗产之外，我觉得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地方就是国际环境的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过去王朝时代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前所未有地融入了世界体系。关于世界体系或者国际环境，我总结为三个特点：一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展现无疑，资本主义的模式成为比较被大家认可的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模式相对来讲处于信誉破产的时期；第二个是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表现出巨大活力，而且其发展出复杂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在国际经济体制里面，金融资本发展得特别强大；第三个就是冷战之后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我觉得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条件或环境。有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面临这样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这就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所谓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既充分地利用毛泽东时代经济、政治、自然资源的历史遗产，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国际上全球化的趋势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式。邓小平仅仅靠推动对外开放政策就让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2.中国经济形势的现状

我认为分析中国经济现状要有一条主线，我的主线就是财政，或者说财政金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财政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要养活整个体制，维系体制的运作，另外一方面也适当地在民政方面有一些帮助。在中央集权体系下面很容易形成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这个经济模式我认为其重心就是财政，为什么我刚刚又提到金融？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毛泽东时代的核心的经济体制没有很大的变化，金融很大程度上是为财政服务的。虽然说我们从1978年开始搞过一些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写进了中共的党的决议，甚至宪法里面。但是我个人认为，集权、专制体制核心没有变，经济体系的根本点实际没有变化，这就构成了我分析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主线。

以财政、金融为主线来分析中国经济形势可以参照四组重要的数据：第一就是财政收入，我刚刚提到这是最主要的；第二是和财政收入有关的金融数据，就是货币发行量，中国现在的钞票发行体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出口的顺差，也就是中国硬通货积累的量。中国的银行体系，货币创造机能主要是由外贸顺差以及从国外涌进的外商投资，换汇之后进入中国经济体系的人民币来创造的。第三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劳动力方面的数据。我刚才提到中国发展的是出口导向型产业，要利用的很重要的现有条件就是中国大量廉价、对生活水平要求很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我们可以想象，在78年的时候中国农村实际上一大半都是文盲，甚至到89年，或者老邓第二次南巡的92年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人口我估计一半是文盲。这样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粗放型出口产业发展的强有力的劳动力投入要素。第四个重要的数据我认为是大宗商品或者自然资源数据，比如石油、煤炭和铁矿石。可以说中国出口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汇率相对定得比较低，另外对很多的要素价格通过残存的计划体制控制得比较低，尤其是劳动力和能源。

因此，我的整个经济分析是一个主线，然后是四组数据。

我现在稍微展开说一下，从我自己的计算看，大概从94年中国分税制开始之后，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率，也远远高于民众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把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的一块拿走了，拿走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抑制。资源通过政府之手的配置，导致了浪费或者说资源运用没有充分发挥效率。第二个是货币发行量增长太快，我看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货币发行量每年增长率有的说是在15%，有人说是30%多，取一个平均的话，实际上中国的钞票每年大约贬值20%。所以我这里要分析两组宏观的数据，一个是财政收入，还有一个是货币发行量，而货币发行量实际上表示通货膨胀的程度。一方面，因为政府消耗过大，财政收入过高，经济活力越来越受到抑制。另外一方面政府又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制造持续的通货膨胀，让民众手中的钱贬值。可以说，大量发行货币也是让政府变相地收税，实际上货币发行最终也是为整个专制体制、官僚体系运作服务的。

我下面谈劳动力资源和大宗商品这两个相对来讲比较微观的重要数据。我们先看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从1990年的高峰2621万开始逐年下降，如果按照农村的人16岁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来看，大概中国劳动力市场年度供给最丰沛的年份是2006年。我注意到很有意思的是，从1990年之后，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非常大，尤其是1991年比1990年大概下降了400、500万，这个很恐怖。如果按照40岁为一个廉价劳动力退出粗重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或者说退出需要大量体力活动的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的话，2015年的时候，退出这一市场的人数远远高于进入这一市场的人数，1975年出生的人会退出这一市场，我没有找到1975年的出生人数，可以以1976年出生人口作为参数。1976年中国出生人口是2049万，到2015年，如果还是按16岁进入粗重劳动力市场的话，那他们就是1998或者1999年出生的人，这个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最多只有1300万，这中间差了700多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实际上正处于一个比较快速的减少阶段。除了这个，比如现在很多农村一些40岁以上的人慢慢也被吸引到劳动力市场里面干一些轻体力活。随着农村以前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被吸入到城市劳动力市场里面，将来剩余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少。还有再加上大学扩招，比如说2010年，中国的大学计划内招生650万，加上计划外，再加上民办大学，加上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我估计至少有700多万人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或者职业技能教育。这样，每年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要脱离廉价劳动力阶层的大概有700多万。这700多万占2010年18岁人口的比例大概是40%，那就意味着只有60%当年18岁的人才会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因此我们会看到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产业，因为劳动力供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我刚才提到出口导向模式在主要利用廉价劳动力之外，还要利用相对比较低廉的自然资源要素，尤其是能源和矿产资源。中国的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2009年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2%。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用的油一半以上都要从国外进口，因此能源的定价能力越来越弱，中国已经没有很大的空间在能源、石油上刻意压低价格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大宗商品是煤炭。中国实际上2009年生产的煤炭是33亿吨，进口是1亿吨，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从国外纯进口煤炭，进口1亿吨，虽然数量很少，只占中国整个煤炭消耗量的3%，但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从1994年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之后，国际市场石油的价格就开始涨。现在国际煤炭行业就普遍预计，随着中国从煤炭出口国变成一个煤炭进口国，国际市场上的煤炭价格也会跟着涨。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控制煤炭这个自然资源要素价格的能力也会下降。第三个重要的大宗商品是铁矿石。据统计，铁矿石2009年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69%，中国三分之二的铁矿石资源供给依靠国外市场，对定价控制的能力也肯定更弱。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在减少，甚至是绝对量的减少；另一方面大宗商品要依靠国际市场，因此，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遗产：一个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一个是绝对额巨大，但是低利用率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慢慢都不复存在了。

毛泽东时代所留下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还剩两大历史遗产，也就是政治上的历史遗产：一个就是极权体制下的动员机制以及对人权的压迫机制，这导致中国人必须在一个人权状况比较差的工作环境里面工作，因此相对来讲，可以压低工人的劳工成本；第二个依然发挥作用的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是政治和社会上的相对稳定，虽然现在已经比以前不稳定很多了，但是实际上还是相对稳定。这就意味着对一个企业来说，整个商业环境的政治和社会成本没有那么高。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内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的条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外部条件，资本主义体制优越性的展现，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表现出的活力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就是冷战后全球化的进程。美国一直是中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这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借款的循环打破了。这就意味着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要暂缓全球化的进程，因为它内部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这样的话，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外部条件实际上已经基本上不具备了。总而言之，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内外部条件都遇到很大的麻烦。另外一方面，中国财政的收入在增长，政府的消耗在增加，对经济体系、经济活力构成了威胁，同时通货膨胀在加剧，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中国经济状况。

 

3.中国经济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风险及其影响

A.近期风险

我认为近期的风险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汇率之争。我说的近期是指一年之内。中美之间的汇率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彻底切断了中国出口发展模式继续往下延续的可能性。美国一直试图说服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一直都没有升值。如果到六月底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就汇率问题做出决定的话，美国有可能通过法案，采取行动，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所谓的贸易战、经济战可能就会打起来。不管人民币最终是升值了，还是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了，我个人认为这都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这里的资本市场指的不仅是股票，我认为房地产也是一个资本市场，因为房地产现在变成投资品了，就意味着大量的热钱会逃走。如果热钱出逃的规模足够大，中国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肯定就要崩盘，并且短期内都会崩盘。这是对资本市场而言。还有一个是对实体产业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中国沿海的出口工厂很多都要倒闭，因为工厂的出口竞争力没有了，它们最多只能再养三个月的工人，养了三个月的工人之后，再没有订单，只好关门了。这是中国近期的风险。

中期的风险（中期是指1到3年的时间）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如果中国出口产业因为国际环境的原因而没法发展的时候，中国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在哪里？中国政府为了维持表面上GDP的增长率，实际上从2008年就开始在大量印钞，2009年印得特别多。很可能的办法就是继续印大量的钞票，表面上维持经济的增长。印钞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剥削大量的中产阶级，一方面让经济活动增加，它可以有更多的税收，然后用中国的税收补贴特别穷的人，通过这个办法来维持经济增长。但我个人认为，在中期之内，比如说1到3年的时间里面，这么做的话，通货膨胀有可能到失控的边缘，对政权本身构成危险。另外，比如说2008年之前，中国印钞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也就是出口产业，中国很多的印钞是以美元储备或者硬通货储备为基础的，比如进来1美元，换8块人民币或者7.5块人民币，然后进入到中国经济体系里面。这样印钞是有实体经济基础的。以后因为中国的出口产业没有办法再大规模带来顺差，就有可能意味着印钞没有实体经济基础，等于就是凭空增加了这么多钞票，通货膨胀可能会更厉害。

中国远期的问题就是自然资源的瓶颈。我上面已经提到中国对石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已经非常高了。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排名是比较低的。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经济，中国经济根本没有相应的资源支撑。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发掘人力资源的潜力，让教育水平逐渐提。我刚才提到，在2010年，中国将接受高等或者专业技能教育的18岁或者18岁左右的人的比例占到40%。在中国现有的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情况下，这些人的潜力没法用，因为出口导向型产业只需要简单的劳动力。要充分利用这些人的潜力，就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如何提升并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品质，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最关键的地方。另外，中国需要学习日本。一方面中国面临着自然资源的瓶颈，要学日本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做法。

 

二、中国经济状况对转型的影响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对中国转型的影响，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谈：一个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对政治转型的影响。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中国面临高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压力这个宏观的环境，必须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化。要控制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这是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典办法。还有就是自由化，所谓的自由化就是要解除行业管制，比如说医院可以随便私人开，学校可以私人办，交通运输电信都可以私人办。最后是要实行私有化，中国石油、中国银行、中国电信等等所有国有大型企业全都应该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行业竞争的自由化以及产权安排的私有化既可以降低中国政府的刚性支出，增加收入，减少财政赤字，还可以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现在不能进入的产业，通过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分给民众，让民众获得财富，民众就会增加消费。当中国经济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述“三化”的部分内容肯定会得到实施。但这里有一个倒逼的过程，不到局面实在转不开的时候，中国经济的转型不会真正开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本身最终会导致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

第二，关于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影响，如果出现很大的经济问题的话，首先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就会出现问题，其潜在的后果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体系或者官员个人对体制的忠诚度会降低。经济发展会带来合法性，这个问题实际上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经济增长让老百姓对现政权增加了认同感，另外一个是经济增长也让官僚体系的官僚对现政权增加了认同感。如果官僚体系里面的官僚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它不会对现政权有认同感。如果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经济问题，也就意味着地方各级的官僚没有办法通过为体制效忠获得大量的好处的话，这个体制本身就会遇到内部人的背叛问题。

第二个是高通货膨胀对民众的影响。高通货膨胀很可能让民众产生普遍的不满。很多极权国家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民众普遍的不满，这个普遍的不满很可能就是来自于高通货膨胀。财政危机有可能会导致体制内的政治危机或者说合法性危机，通货膨胀有可能会造成体制外的合法性危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合法性危机对共产党的执政者肯定都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我们不知道首先是体制内的合法性危机让共产党出现大的变动，还是体制外的合法性危机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让这个体制没有办法去应对，并进而导致现政权出现危机。我的感觉是，在目前共产党维稳体制下，体制内的合法性危机更容易对现政权造成冲击。体制内的离心离德趋向事实上会形成地方的半自治状态，比如说省级地方会半自治，市级地方有可能会半自治，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再去收买和控制它们了，它们只好靠自己的办法去敛财，来维持政府的治理。这在客观上会造成政治控制的松驰，就是说出现一个准联邦化或者说半联邦化的局面，这是体制内合法性危机造成的后果。如果再加上体制外合法性危机导致民众大规模反抗的话，这个局面就很难应对了。

三、总结

我基本的观点已经表述完了，稍微有点乱，最后总结一下。我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再加上利用国际市场。现在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的老本吃得差不多了，现在还在吃的老本就是政治上的老本，政治体制的老本，所以中国的政权还能维持住。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有可能在中短期内出现体制外、体制内危机双重夹击的状况。体制内危机可能是财政危机诱发的，其后果或者是官僚体系的分崩离析，或者是官僚体系内斗的白热化和表面化。体制外的危机无疑就是民众因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失业率增加或者生活水平下降而出现普遍的不满。这两个方面叠加在一块，中国整体上的局势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我没有办法做出精确的预测，只能说，大体上趋势如此。

怎么样去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答案是我刚才提到的“三化”。通过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也即提高利率并大规模削减财政支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问题会得到根本的解决；然后把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宝钢等国有企业全都私有化，无偿分给民众，让民众获得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消费能力，内部经济才能够发展，摆脱对出口导向型模式的依赖；还有一个自由化，就是把很多的产业，包括媒体、文化、教育、医疗等所有的产业全部放开，以创造就业机会。我觉得“三化”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所在。

11月10日和11日，国家统计局先后公布了10月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今年10月份，PPI较去年上涨6.6%，涨幅比上月回落2.5％；CPI同比上涨4%，比上个月也回落了0.6%。

对众多存货暴增的上市公司高管来说，看到10月的PPI和CPI数据无疑是痛苦的，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过快，仓库里的原材料、半成品还来不及处理，同时还有大量的产品停留在销售环节，年末将对存货进行统一计提，部分上市公司第四季度可能出现急剧下降的情况，《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石化、钢铁和有色金属三个行业的情况最为突出。

石化业库存原油价值千亿

Wind资讯数据显示，1602家A股上市公司在9月30日的存货达到19087.72亿元，较年初增加了4780.83亿元，增幅高达33.42%。

其中， 中国石化(行情 股吧)（600028，收盘价7.34元）、中国石油(行情 股吧)（601857，收盘价10.99元）、万科A(行情论坛)（000002，收盘价6.27元）、中国中铁(行情 股吧)（601390，收盘价5.17元）和 宝钢股份(行情 股吧)（600019，收盘价5.18元）库存积压最多，分别达到1649.75亿元、1108.78亿元、873.76亿元、722.47亿元和521.40亿元。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原油、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回落是10月PPI大幅回落的重要原因之一。10月原油、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只同比上涨11.3%和15.3%，大大低于9月25.6%和24.7%的增幅。

三季度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已由140美元的高位跌至60美元左右，跌幅超过50%。原本希望在油价下跌中扭转炼油业务亏损的石化双雄又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新问题：如何处置超过千亿元的巨额原油存货？

中石化的三季报中没有公布存货结构，而是将存货增加的原因笼统地归咎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及库存增加。不过从半年报财务附注来看，原材料在6月30日的账面价值就高达1100.07亿元，占了存货总额的绝大部分。

业内人士指出，中石化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对原油价格运行趋势判断失误，在原油价格过高的时候囤积过多存货。现在油价已经遭遇腰斩，即使中石化炼油业务盈利，若对这数以千亿计的原材料计提跌价准备，中石化今年年报业绩也不会好看。

事实上，中石化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资产减值损失为119.52亿元，主要因为“库存原油成本上升引起的减值所致。”而10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又从90美元上方跌至60美元左右。如果原油下跌趋势不改，中石化的年末存货将面对极大的减值风险。

钢铁业巨量存货构成隐患

国庆节后，国内钢材价格出现大幅下跌。数据显示，截止10月31日，国内综合钢材指数108.59点，较9月末下跌35.35点，跌幅达到24.56%。也许钢价回落对汽车、房地产、机械等用钢大户是个利好，但是钢铁企业却不得不面临行业滑坡的困境。

Wind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上市公司9月30日存货达到2463.42亿元，较年初增加了821.99亿元，增幅高达50.08%。

业内人士指出，钢铁业存货大幅增加是缘于上半年相关企业大量囤积铁矿石。今年2月和6月，行业龙头老大宝钢股份先后接受了淡水河谷公司和力拓公司高额的铁矿石价格，而现在铁矿石和钢价却双双大跌。

三季报显示，宝钢股份三季度末的存货达到521.4亿元，较年初上升了130.71亿元（增长33.5%）。同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上升560.4％或上升9.3亿元，主要因是今年下半年以来，不锈钢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下滑，公司对不锈钢原料及产品计提的跌价准备就增加9.7亿元。

其中第三季度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达到创记录的10.98亿元。公司表示，因四季度碳钢产品预计出现亏损，年末公司可能还需要按照相关规则对碳钢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实际上，存货跌价已成为吞噬钢铁企业利润的巨大隐患。前三季度宝钢和鞍钢两家分别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11.38亿元和8.79亿元。而众多钢铁企业在三季度未计提或者计提的跌价准备很小，与公司激增的存货严重不匹配，而这隐患将在四季度释放出来，从而对钢企全年的业绩造成极大影响。

平安证券分析师聂秀欣指出，由于持续一年的高成本、高钢价运行，使得钢厂库存增加成为常态。但7月以来，铁矿石现货价暴跌超过50%，钢材价格指数暴跌近40%，因此对钢厂来说，目前最大的风险是存货跌价的风险。

但是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司很少，除 鞍钢股份(行情 股吧)、 重庆钢铁(行情 股吧)、宝钢股份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占存货6%、2.5%、2.2%之外，其他公司几乎未计提损失。

有色金属业警惕年末计提风险

另外，有色金属价格暴跌也促使了10月PPI的走低。根据统计局数据，10月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下降9.8%。其中，铝下降7.5%，铜下降16.9%，铅下降22.7%，锌下降39.7%。

Wind数据显示，9月30日有色金属行业存货达到894.44亿元。虽然目前许多有色金属公司已经大规模减产，但由于需求疲软，有色金属价格下跌趋势依然未能改变。

拿铝行业来说，目前电解铝价格在14000元/吨左右，而根据有关资料，企业生产成本在18000元/吨左右。即铝企业每生产一吨电解铝，将承受4000元的亏损。如果企业成功实现销售，则不得不接受亏本的现实；而如果市场不回暖，企业不但要承担价格继续下跌的风险，还会占用大量的流动资金，形成资金链紧张。

  高房价的多重推手

 

国家统计局2月25日公布《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3%,二手住宅价格上涨2.4%。统计局这个数据一公布，立刻成为网络舆论和纸质媒体尖锐抨击的靶子，有网友质疑“是不是小数点放错了位置”，以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北京两会期间被迫承认该统计有不完善之处。

 

对中国统计有所了解的人们，并不会把官方统计数据太当真，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小小的统计数据都可能承担着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以房价数据为例，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统计局想通过对房价涨幅的修饰，瞒天过海，安抚公共情绪，岂料事与愿违，公众对于高房价的愤怒籍此再次爆发。这个小小的“统计门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房价的敏感性和高房价导致的普遍愤怒。

 

的确，身处大陆，时刻可以感受到这种愤怒，说房价已经成为最有共振性的公共话题，应该是成立的；说高房价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危机四伏也许并不过分。“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电视剧《蜗居》热播，其辛酸台词热传，都折射出在高房价的挤压下，当下都市中底层民众的困惑与愤懑。

 

撇开社会公众情绪，从纯粹的经济分析来看，房地产“一业独大”的弊病已经十分明显，资产泡沫恶化经济结构，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对金融系统构成威胁，对未来经济发展构成重大隐患。同时，从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等等指标也可以证明目前大陆一线城市的房价之高，已经失去经济合理性，而处在极度扭曲状态。

 

不过虽然如此，笔者并不想去预测未来房价涨跌趋势，因为在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强势政府主导下，做中短期的预测是很困难的。笔者希望去梳理高房价背后蕴含的乱象，还原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逻辑，显然这并非易事。因为高房价背后，纠结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商勾结，市场畸变，制度紊乱，政经错位等等因素，每一个因素解释起来都颇费周折。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混乱，和其物理属性较少相关，因为在现代工业生产条件下，房子无非是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堆积，它的生产已经可以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的形式进行，房子的生产甚至比白菜还要便捷。

 

我们也许可以以简就繁，循着最近这些年中国公众对房地产市场的声讨和认知变化之线索来逐步厘清高房价背后的主要成因。

 

在2003---2004年前后，当房价开始第一波全国性的上涨的时候，舆论火力偏重于攻击开放商，似乎是开放商的暴利导致了房产价格的上涨，房产奸商的说法不胫而走。不过在这个争辩过程中，观点开始分化，像任志强这样的敢言商人也一再从他们的专业立场，提出颇具挑战性的观点。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土地价格，和房地产相关的税费等因素才是构成房价成本的大部分，开发商在整个产业链中只是占据一小块蛋糕而不是广为流传的暴利。这些争论依旧在继续，争论多方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不同信息和视角的叠加，的确逼迫人们放弃简单化的结论，虽然官商勾结无疑是扭曲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因此把棍子打在开放商身上，肯定是缺乏说服力的。

 

从2006年以后，随着房价再次上涨，更多的评论和分析已经开始关注地方政府在房价上涨当中的推手作用了。人们经过分析发现，在整个土地房产利益链中，地方政府依靠其独到的优势，攫取了最多的利益。最新的消息是，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09年终盘点报告，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排名第三。而在政府责任一端，地方政府承诺的降低房价措施，总显得那么虎头蛇尾，三心二意。比如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建设，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赶上规划的进度。 具备了更丰富信息的公众，因此逐渐的意识到，原来以“为人民服务”标榜的地方政府，其实还是“为人民币服务”，依靠垄断的土地资源，疯狂的攫取巨大的利益。因此舆论焦点开始把矛头对准地方政府，认为地方官员的无良和失职是房价的主要推手。 而在某个阶段，中央政府由于频频表明要抑制房价，甚至多部委联动发文，包括推出土地稽查等约束性政策，来表明其抑制房价的决心，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众似乎相信了中央政府的善意和诚意。

 

只是随着争论的深入，人们发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现有的财税体制和官僚考核机制和高房价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在中央地方分税制度下，地方财源有限， 而在向上负责的政治权力安排下，事权重心在下，中央负责出台政策，具体执行往往要依靠地方，所谓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埋单。而地方政府要埋单，却缺乏相应的财政能力。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困境是无法持续的，因此在中央政府的纵容下，地方政府各显神通，通过经营城市土地资源，依靠巨额土地出让金来运行城市，成为地方官员的不二之选。 同时，对于官员个体来说，在政绩考核制度下，也必须想方设法发展经济，才能保住乌纱帽。而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房地产市场无疑已经是最便捷的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因此，在目前的政治架构下，地方政府炒高地价，进而炒高房价的举措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地方政府面目虽然可憎，但是却不是抬高房价的唯一罪魁。一些评论开始质疑中央政府在房价游戏中的角色。

 

2008年经济危机袭来，在巨大的保增长压力下，中央政府慌不择路，快速放弃原来表面化的一些抑制房价的举措，进而快速推出四万亿的政策大包，作为结果，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却全面逆市飘红， 很多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接近百分之百。按照统计数字,2009年,无论是商品房成交量、销售额、房价涨幅,都创下了历史纪录。 而其中，央企更是依靠其资本，实力，政策，信贷等等优势，频频制造地王，哄抬房价。在这种状况下，中央政府抑制房价的形象客观上破产，而其作为高房价推手的面目开始清晰。 因此，在2010年初，虽然中央政府再度推出税收，土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等举措， 做出打压房价的姿态， 但是公众舆论对此已经不买帐。在今年两会前夕，当温家宝再次和网民展开互动，并且承诺要在任内解决高房价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网民都开始冷嘲热讽了。

 

因此，经历过上述认知过程，人们痛苦的发现所谓的高房价，绝不是一时一因导致的结果，而是开放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多种力量共谋推动的结果，并且这些角色的影响力一个比一个关键。因此，普通的购房者会发现，在和高房价的对垒中，他面对的其实是最强有力的联盟，而不是原来设想的个别企业或者个别机构。并且随着房价高企，在经济中比重增高，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形成路径依赖，形成了房价和政府相互套牢的一种特殊机制。简单的说，开发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共政权结构，都希望保持房地产价格的有序上涨，虽然程度不同，但是他们都共同分享着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的红利。

 

当然，上述进程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那就是土地的公有制。正是因为土地的公有制，使政府占据了土地供应的垄断地位，使得土地价格一路飞涨。而土地公有制可以说是中共政权的核心经济支柱。对中共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们知道，土地是中国夺取政权的武器，也是用来控制社会的武器。虽然社会上已经有许多土地私有化的呼吁， 但是在土地国有问题上，中共迄今不肯做任何松手。 这也许和某些历史记忆有关，比如60年代共产政权导致了大量人口饿死，因此粮食安全变成执政集团的紧箍咒，而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又得出了严格控制土地的措施，在这层层观念强化下，中共政府对土地的控制，依旧如意识形态一般根深蒂固。而另外一方面，通过垄断土地可以获得巨额收益，各级官僚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守住土地国有制的招牌，自然是最佳选择。因此，可以说土地公有制是高房价的终极源头。

 

当然，畸高房价能多年持续存在，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而必然和我们的社会政治权利有关联。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下，民众的博弈能力缺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并不需要对民众负责， 哪怕民怨沸腾，并不会葬送官员的政治前途。而在单一制的权力架构下，中央出台的政策，或者由于忽略了地区差异性，或者由于其内涵了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以致政策缺乏相关性，政策自然无从实施。另外，在房价问题上，民众无法形成集体性的力量去影响房地产政策，货币政策。除了偶尔掀起一些象征性的不买房运动的抗议之外，公众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发声的渠道。因此，要拜托“房奴”的境地，首先要争取到公民的权利。

 

因此房价一事，说简单不简单，它事实上已经和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进程纠缠在一起。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 必须依赖土地要素更充分的市场化，也将和公众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实现紧密相关。

严格来说，所谓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并不是经济学话语，而是行政和管理话语， 这些词汇容易引发各种争议和分歧。转换成经济学语言，与其说是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不如说是由于产权不清，激励不明导致的资源错配。并且，表面上看起来的资源错配某种程度上是市场内生的，人们需要关注的是产权和激励制度的安排。当然关于这些分歧可以暂且存而不论，但是人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可以以钢铁行业为例做初步分析。根据官方说法，钢铁行业目前的生产能力是6.6亿吨，需求4.7亿吨，过剩1.9亿吨，现在还有5800万吨的在建项目，过剩异常严重。钢铁业的现状也许让人叹息，但是对钢铁行业有些常识的人们都知道的是，这是政府调控力度最大和调控频率最高的行业，政府部门几乎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打击重复建设的宣示。2004年的常州铁本事件，就是上一轮调控的标志性事件。不过几年下来，钢铁行业的产能有增无减，现在则变成了“过剩异常严重”。这说明了市场的力量并不是行政权力能轻易压制的。但是在中国的经济情境下，除了市场本身的力量之外，还有诸多不按市场规律游戏的玩家，这就是几大国营钢铁企业。一方面，在行政权力要压缩产能的时候，这些企业往往受到行政权力的偏心安排，可以照常扩张。另外一方面，这些国营钢铁企业虽然效率低下，但是往往占据得天独厚的信贷，土地和政策等资源，可以对抗市场竞争中正常的清空过程。 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在经济危机导致的需求低迷情况下，以产能过剩的形式表现出来。

 

还有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则是政府支持结下的恶果。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为例，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几年以前，这些行业都是政府的宠儿，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电价、土地和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大力推动这些行业的发展。财政部也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财政出资的方式支持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是转眼之间，这些行业已经成为政府的弃儿。

 

另外，看起来政府部门似乎总是缺乏对经济活动复杂性的认识。以国土资源部的文件为例，其中提到了“优先保障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工艺和新产品产业发展用地，” 但是到底这些意味这什么呢？这些词汇所指代的对象是清晰无比，没有争议的吗？显然现实远不是这回事。在利益驱动下，所谓的高技术，高附加值都是可以被包装出来的。而新工艺和新产品如果是建立在政府资源的输送基础上而不是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那么照样是资源的浪费。上述的多晶硅和风电设备行业就是一个例证。

 

人们愿意相信，当初政府在推动这些行业发展和如今抑制这些行业的发展，都有适当的理由，都有某种同样善良的愿望。可问题是经济活动太过复杂，官僚阶层并没有能力进行充分的认知，试图以行政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无论本着多大的善意，结果注定走向其反面。最近数年政府和产能过剩等经济现象的反复迂回角力，应该给人们提供足够的警示。面临种种纷杂的经济活动，政府适当的角色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让市场机制其作用，价格和利润会引导企业去淘汰过剩产能，平衡供求关系。行政权力的积极干预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08年上市公司库存快速上升,销售不畅,库存周转率下降,08年三季度新增存货/三季度新增营业收入达到120%,其中大部分是原材料。到08年三季度除金融外上市公司存货为18977亿,同比增速46%。

　　

 

　　

 

　　目前与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的去存货化,在需求下降,现金为王的时代,企业不愿意让存货继续占用大量资金,此外大宗商品价格的急速下跌也让生产商惊慌失措,急于抛售库存。存货的下降导致了生产的下降速度快于需求的下降（也有统计口径和数据质量的原因）。

　　

 

　　因为没有长经济周期的数据,无法判断库存周转率和库存增速将下降多长时间,但从05-06年的经验来看,当时库存增速明显下滑,库存周转率也停滞不前,显示库存和销售的增速基本是同步下降的,也就是说库存增速相对周期有明显的同步性,而不是领先。

　　

 

　　从历史来看,库存增速与销售增速正相关,而且比较稳定,这从库存周转率在04年后就比较稳定可以看出。我们发现PPI和库存增速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价格波动对库存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那明年的PPI究竟多少？我行发现中国PPI与CRBCMDTIndex指数有滞后相关性,预计明年PPI为负的概率很大,这意味09年库存很可能面临负增长。

　　

 

　　但是物价也不会无限制的下跌,很多产品已经逼近成本,产能正在被关闭。

　　

 

　　支出法GDP中有存货增加值对GDP的贡献,需要注意到是存货增加值是流量的概念,07年为5027亿元,存货增加值一般占GDP的2%左右。

　　

 

　　为了考察存货增加对GDP的贡献,我们需要考察存货增加的增速。但是上市公司和全社会的存货增加的增速并不一致,我们只能大致估算。到08年三季度除金融外上市公司存货为18977亿,同比增速46%。,考虑到PPI的回落,我们假设08年上市公司库存增长38%,库存增量增长58%,全社会库存增量增长30%,这贡献了2.1个点GDP的增长。

　　如果明年PPI达到-2,我们相信09年的库存增长达到-10%。也就说08年库存增长贡献6500的GDP,而估计09年约为-3000亿的贡献。对GDP增速拖累达到3.1个百分点。从支出法来看,08年进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占比大致分别为7%,43%和50%。我们认为09年尽管出口面临0增长,但顺差将增长7.2%,能拖动GDP上升0.46个百分点；消费保持在11-12%左右的增长,而假设GDP平减指数为0,如果投资明年在7-10%左右,则GDP实际增速将达到9.5-10.8%。当然以上方法是一种近似计算,因为消费、顺差和投资与GDP支出法里的细项目有较大统计口径上的差距。如果扣除库存带来的3.1的负贡献,我们预计明年的GDP增速应该在6.4-7.7之间。（

 

 

 

 

目前信贷投放的特征：准行政动员。这个特征有两个基础，一是国家依旧是大部分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唯一或者最大股东，二是保增长已经成为巨大的政治压力，宏观政治考虑已经压倒了金融资产安全和公司治理等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考虑。

不过略带遗憾的是，这个准行政动员的特征虽然如此明显，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权威信息来进行证明，迄今为止各大银行都坚持放贷是市场行为。当然人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到行政性的面孔：

一是各大银行高层的公开表态。几乎各大银行高层都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坚决执行保增长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态度。

二是信贷投放数据本身。无论是同比数据还是环比数据，信贷投放数量的突然暴涨表明其必定滋源于某种特定压力，而事实上只有行政压力才能导致银行如此快速热烈反应。

三是直接间接的从银行人员那里传出的消息。在第一季度，对于很多信贷员来说，就是按照管理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的意见直接砸钱。据说一些地方政府干脆就给银行机构开出清单，让银行照单放贷。

四是信贷结构---目前大部分信贷还是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者国有大中型企业。

毫无疑问，这种政府动员驱动的信贷投放的安全性，配置效率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把经济危机的风险转嫁给银行，最终都将沉淀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上一轮金融机构改革的成果都将付之东流。同时这种偏向政府项目，偏向大型投资的信贷结构终将恶化经济结构。

不过这种可怕的后果并没有反应在当下，在目前经济危机急火攻心的状况下，决策层似乎无暇兼顾长远目标，设法刺激当下的经济增长成为压倒性的关注，而一些官方学者也适时提出论调，认为目前的信贷投放哪怕造成将来数个百分点的银行资产坏账，也是值得的代价。

 

这是一种可怕的论调，这种论调其实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大量的货币投放必将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中，货币投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完全可以被扭曲。从第一季度的存款数据就传递了另外的信息，一季度企业存款增加2.8万亿元,同比多增2.2万亿元,其中,企业活期存款增加9441亿元,同比多增1.05万亿元。这说明信贷投放中的很大部分转化成为存款，货币并没有流进实体经济中，这类似一种体内循环。最近股市行情和楼市的“小阳春”行情，也表明一部分货币热衷追逐投机性强的资产。作为一个反向证明，上市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大部分房地产企业的新增投资依旧处在冰点。

 

当然，对经济增长的最大制肘还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内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这次经济危机），仅仅依靠天量的货币投放根本冲击不了经济结构的障碍。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简单的罗列下列现象：

一是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市场要素之一，受制于意识形态和陈旧法律的限制，流动性非常低，这使得经济发展无法深化。

二是金融体系市场化发育程度很低，金融体系配置资源能力很差，货币根本无法通过各种金融载体输送到需要的地方。也因此，天量信贷投放并没有解决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的融资困难。

三是庞大的垄断性行业的存在，成为向经济体其他部分汲取资源的癌细胞，提高了市场创富行为的门槛。

 

如果再结合目前的经济危机，那么由于出口和消费需求的黯淡前景，市场中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更加稀缺，货币很难和其他的经济要素结合，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行为。简单的说，现有的经济结构使得市场中的企业家对货币投放不敏感，“货币深化”无法展开，天量的信贷投放只是在经济体表面流转，也因此无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空间，真正推动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第一季度货币供应同比增长25.4%，但是官方GDP增长却只有6.1%；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明。第二季度的数据也将表明，巨大的货币供应无法转化为期待中的经济增速。没有结构改革的配套，单一的货币政策哪怕在激进，也终将失效。

 

如果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改革当作应对经济危机的三个基本招式，那么目前决策层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已经用力过猛，但是结构改革这一关键招式却迟迟无法出梢。那么什么力量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结构变革呢？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政策选项，这已经变成一个社会公共选择问题----社会终究会发声的。

 

 

从理论上讲，通货膨胀对整个社会并没有任何好处。借用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说法，通货膨胀只是牺牲一群人的利益来造福另一群人。通货膨胀是用欺诈的方式侵犯他人财产。不过，罗斯巴德也提到，通货膨胀好比赛跑，看谁最先拿到新钱。先拿到钱者是那些与政治权力较近的人。因此，通货膨胀是政府的一种意愿，往往同政府权力的远近有关。离政府的权力越近，拿到新钱就越早。简单的说，通货膨胀是对社会的一次征税，但是征得的税收却按照有权有势则得的分配逻辑进行。

 

因此，通货膨胀理论上不创造财富，但是在短期却可能导致一副繁荣景象。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社会结构中哪些群体最期待一场通货膨胀呢？

 

首先，当政者会比较认同。因为用再泡沫化来解决去泡沫化引发的问题，是一个不费脑力的思路。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下，社会消费会受到刺激，会拉升经济增长率，那样的话GDP保八将没有什么悬念。

 

房地产商尤其是地方政府将成为最开心的群体。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去杠杆化过程，使得房地产信贷困难，而同时销售大幅下降，流动性近乎冰点。今年第一季度的天量信贷已经给房地产企业及时输送了资金。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房产则成为不多的保值选择之一，因此房产销售有可能会再度火爆。 房地产业火爆了，地方政府的财源又开始滚滚而来。

 

国有垄断企业集团。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他们掌控的资源往往具有垄断性和稀缺性，在产业格局中占据上游位置。因此，他们的叫价能力强，可以转移通货膨胀带来的价格上涨；另外一方面，在信贷发放结构中，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拥有大量的负债，通货膨胀正好是消减他们债务负担，保持垄断利润的良机。

 

那么通货膨胀中损失最大的群体是谁呢？一部分是那些资产结构简单的群体----这包含大部分普通中产阶层，他们辛辛苦苦积累起来一些财富，但是由于投资渠道狭窄，又缺乏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因此大多数以现金的形式储蓄在银行中，通货膨胀一来，他们的财富被无形的掠夺，而他们的负担包括房贷，教育，医疗等方面则会随着通货膨胀水涨船高。 另外一个深受通货膨胀打击的是就是社会底层，他们本来是最脆弱的群体，生存维艰，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将把他们推进贫困的深渊。

 

经过这样的简单分析之后，目前的政策组合就显示出了其“合理性”， 通过强力的财政刺激政策，纵容通货膨胀的宽松信贷，制造了经济复苏的迹象，掩盖了经济体结构性问题，又符合社会中强势集团的利益格局。至于那些被通货膨胀以隐蔽的方式剥夺了财富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话语权，参与权都被代表了，他们对政策没有影响力。

 

当然，目前这种政策组合的决策者也许还存有一种侥幸，那就是当目前这个政策组合的负面后果变得无法回避的时候，那时候，欧美经济可能已经复苏，中国经济又可以切换到出口驱动模式的轨道。“以时间换空间”的侥幸心理使得饮鸩止渴式的政策组合成为不二之选。再说，也不能高估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短视是政治人物的常态。一个未来遗祸的政策，如果能暂时解决或者掩盖当下的问题，对政治人物就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路易十五的这句政治箴言在继续回响。 当权力不受公众制约的时候，通货膨胀这种公众福祉的砒霜，的确可能变成权力的蜜糖。

 随着宏观调控各项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趋好。与此同时，人们也注重到一个重要经济指标的变化，那就是企业存货的增加
随着宏观调控各项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趋好。与此同时，人们也注重到一个重要经济指标的变化，那就是企业存货的增加，其实质就是企业流动资金比较紧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5000户企业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以来工业企业存货快速增长，并呈逐月攀升势头，目前已达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2004年6月末，企业存货同比增长22％。其中原材料存货增长25％，产成品存货增长16％，原材料存货增长高出产成品存货增长9个百分点，存货占流动资产比重已接近30％。一般来讲，在企业财务中，流动资产包括存货、应收账款等短期资产，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等短期负债。存货大致分为三类，原材料存货、在制品存货、产成品存货。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告分析认为，导致存货上升的原因有很多，而存货上升一定会导致流动资金占用增加，一些企业会因此感到流动资金紧张。企业对于存货上升导致的资金紧张，一般的融资方式可以是从银行借款，也可以进行票据贴现等。短期贷款很多是无抵押的，但有的企业也

常用存货或应收账款做抵押从金融机构借款。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进行存货治理，存货表现出顺周期特征，即在经济景气好时，存货上升，从而使经济景气更好；在经济萧条时，存货下降，使存货需求更低。今年以来，我国产成品资金占用不断攀升，6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资金9530亿元，同比增长19.9％，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9.5个百分点。但是，在存货增加的同时，销售形势也比较好，存货的增长速度低于销售收入的增长，存货对销售的比率保持了稳中略降的态势，存货周转率逐渐加快。针对这些情况，央行认为随着存货的增加，企业应及时地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结构，或是减少其他的流动资产，或是相应地增加流动负债。但在宏观紧缩环境下，一些企业和银行宁愿削减流动贷款也不愿放弃长期投资项目，导致流动资金紧张。中国人民银行5000户企业调查显示，2004年上半年，企业长期投资增长11％，比上年同期加快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短期贷款同比少增1684亿元，票据融资少增2128亿元。由于流动资金紧张，企业应收账款不断上升，6月末，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年产

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净额达到2万多亿元，增长18.7％，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9个百分点。从整个宏观和金融结构来看，我国由银行向企业提供的流动资金是相当多的。在人们的概念中，只要企业有生产，银行就供给流动资金贷款。央行的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末，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为5.9万亿元，与GDP比例为80％；2003年末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为10.2万亿元，与GDP比例为88％。2004年6月末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为10.6万亿元，与上半年GDP比例折年率则高达90％。这一现象表明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与GDP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央行货币政策执行道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一比例是最高的，很多国家的同一比例都在10％以下。由于企业经营过度依靠银行贷款，加上企业单位产出所占用的流动资金不断增加，造成流动资金贷款规模不断扩大。不可否认，目前我国流动资金紧张主要是我国融资结构和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但这种不合理状况有其历史原因，并不是短期就能改变的。因此，这份告

提出为了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题，企业要不断加强对短期财务的治理，非凡是对存货的治理；金融机构也要积极主动地为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提供正常流动资金贷款。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央行并没有回避企业库存增加、流动资金紧张的现实，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还需要企业和银行双方共同努力来寻找有效解决途径。

 

一般来讲，存货和应收账款是财务报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如果存货出现猛增或者应收账款猛增，往往预示着上市公司基本面正处在大幅下滑的过程中。

　　有分析人士指出，存货增加现象具体到每家公司可能原因各异，但是如此大范围和大规模的存货增加，总的来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体上市公司业绩未来变化不容乐观。

　　在1105家非金融企业中，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同比都有大幅上升。2010年应付账款为11421.8亿元，比2009年增加了26.4%；应付账款为5639.767亿元，比2009年上涨了32.236%，保持了2009年来的高增速。

　　这些数据在陈李看来，暗示了在信贷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企业间欠账越来越多。在2011年信贷收缩大背景下，“如果实施激进的财政政策，民间企业获信贷资源会更困难，企业间的‘三角债’会更多。”陈李指出。

　　所幸的是，背靠A股这棵大树，这些上市公司的现金流还算比较充裕。至2010年底，1105家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达到9743.22亿元；2009年的经营性现金流为9482.337亿元。

　　但是，在房地产调控的大背景下，房产类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大幅流出。已公布年报的58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总计为-650亿元，而2009年这一数据为398.76亿元。另外，统计还显示，58家房企的负债总计已经达到7470.35亿元。

 

　【财经网专稿】记者 徐斌 电荒魅影初现，煤荒油荒已现端倪，一季度CPI同比涨幅超5%，考虑到发改委频频约谈相关企业搞价格管制，一季度实际通胀幅度可能远远高于统计局公布数据。上市公司2010年报信息透露出，企业纷纷加大库存，增大产能，预示今年各行业企业产能将充分释放。结合煤电油运等基础产品以及消费品价格指数实际涨幅来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过热的临界点。

　　据东方早报报道，中国今年“电荒”来得特别早。3月份，江苏、浙江等地提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压缩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用电，鼓励企业错避高峰用电，对非连续性生产企业限电，等等。限电之后很多企业可能改用柴油发电，将新增大量的柴油发电需求，进一步加重国内柴油的供给压力。

　　根据最新一期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4月13日当周，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为784元/吨，和去年12月22日当周水平持平，达到了三个多月以来的高点。在当前国内煤炭价格超过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国内第二、三季度煤炭进口量将出现上升局面，且沿海省份可能在“迎峰度夏”时节面临电煤阶段性、结构性紧张，并将拉动国际煤炭价格进一步上涨。

　　尽管国家发改委对外表示，约谈日用消费品企业，不是价格管制，但实际上相关企业产品价格已经冻结。一季度CPI涨幅同比高达5%，但如果将实际价格管制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涨幅显然远超次数。

　　有分析师统计上市公司2010年报中发现，可以正常比较现金流和库存的1034家企业中，2010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8%，但经营性现金流同比下滑19%，两者之间的差异达到57个百分点！创历史最高水平。造成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存货变动。查询这些公司2008年、2009年的现金流量表，以现金支出衡量的存货，同比下降9%和21%。但到了2010年，存货猛然增加了192%。以绝对量来看，上市公司存货历史最高点出现在2008年中，而目前的企业存货绝对量水平几乎是两倍于2008年中期水平！企业库存暴增，不管是通胀预期推动，或是企业信用扩张加大产能所致，一旦各行业企业进入正循环，那么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货币当局严厉的紧缩措施出台为止。

　　划分经济周期的惯例说法是：扩张、波峰、收缩和波谷。各个阶段之间都有一个临界点，各自对应着一些经济现象。经济由扩张到波峰这个阶段，在中国一般被称为“经济过热”。突出表现为：高通胀、社会通胀预期强烈、煤电油运等基础产品出现“XX荒“现象，企业纷纷信用扩张增大产能，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社会投机热潮。而在扩张到”经济过热“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突出表现为通胀形势逐渐严峻，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抑制社会通胀预期，煤电油运等基础产品供应压力增大的同时，政府开始用行政措施调控供需缺口。

　　目前正处于经济过热的临界点上。

　　（证券市场周刊供稿）

 

     中国11月份重要宏观经济数据出炉，数据与结果均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

　　11月份CPI超过市场预期，达到5.1%，按理央行应该加息，但央行只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锁定3500亿元的资金。另据报道，今年10月份被央行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六大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招行以及民生银行)已接获通知，到期后将再被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个月，部分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9%的新高。

    央行不加息而上调存款准备金，是为了应对热钱的侵袭，也是为了替贷款大户减负。存款准备金是在行政力量较强的市场经济体中行之有效的办法。央行不进入加息周期遭到指责，被认为是通胀的罪魁；而广义货币量之大，更被认为是通胀的渊薮。

　　不加息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原因是热钱威胁与节日窗口。年底将到，各银行、企业进入结算高峰，加息对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各大企业是不可承受之重，上调0.5个百分点，利率上升千亿元。另一方面，年底圣诞节、元旦、春节三节叠加，处于消费最高峰，加息将抑制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减少消费。

　　目前中美之间利差2.5个百分点，加上人民币一年升值3%~5%的预期，无风险套利可获得至少5%以上的收益。外管局对于热钱严加戒备，不过千疮百孔，不是外管局无能，而是热钱太狡猾。德意志银行发布报告称，将近一半的热钱通过FDI的途径进入中国，超过20%的热钱以虚假贸易的形式，还有借由短期信贷、海外捐赠等暗道进入。不说其他，就说央企在海外的资金是否都能监管到，就是大难题，更何况随着移民潮而来的大规模资金流动。

　　通胀上升，归咎于宽松的货币。我国的货币超发严重，更要命的是超发的货币未能有效地配置到市场。

　　我国的广义货币M2中包含投资性需求，与美国不同。我国的M0是流通中现金；狭义货币M1是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2001年7月，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修订后M2的统计口径为：M1+居民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单位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根据上海财经大学证券期货学院李胜利等人的研究，中国的M2、M0与股市有正相关关系。

　　美国的M2占GDP比例远低于中国，表面上货币发放似乎要比中国谨慎得多，但看美国货币与金融的疯狂程度，不能看M2，要看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也就是要看M4、M5，以至于M无穷。

　　以美国的CDS市场为例，2001年只有1万亿美元，到2008年高达62万亿美元；2009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计划，试图监管高达592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2009年GDP的40.82倍。

　　可怕的数字！可见，美国的纸面货币比中国只多不少，如果中国未来发展金融衍生品，则账面上的货币不知道会是今天的几倍？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财富不进行消费则罢了，一旦纸面财富进入真实消费领域，泡沫不崩溃才怪。

　　通常M2减去GDP与CPI之和来看货币的宽窄，根据吴晓灵的数据，2001年~2003年间，中国M2增速16.6%，GDP增速为9.8%，CPI增速为1.4%，M2增速超出GDP增速与CPI增速之和5.4个百分点；2005年~2007年间超出2.8个百分点；2008年~2010年9月超出9个百分点。这部分是货币的超发部分，但没有加上证券市场的那部分。

　　中国的广义币发行确实高，无论央行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无法解释依靠外汇占款来发行基础货币的错误，也无法解释在短期内大量放贷、大量发行货币的激励举措。目前央行的赎罪之举就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接锁定货币的流动性、直接减少信贷，以减少全社会的金融杠杆。但央行无法改变一点，就是信贷与投资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这是政府投资项目审批与证监会的责任。而我国的证券市场在以中小板、创业板的审批，以“三高”估值，将资金诱导入泡沫之中。

　　中美的广义货币含义不同，但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电子时代虚拟货币的爆炸性增长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债衍生品试点，而中国始自房地产与证券市场的爆发性增长。

　　中国货币发行有问题，美国同样如此。一对难兄难弟。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这天，各大网站报道《山东卷心菜价格低至8分钱一斤菜农绝望自杀》，白菜2分钱一斤无人收，大葱1亩300元。而一些种植芹菜的菜农则在考虑“雇两个人，收收扔了，空出大棚来种其他的菜”。

　　而城里的菜价则一路高歌猛进，菜价是菜农收购价的100倍！与此同时，中国3月份CPI同比涨幅5.4%。如果城里百姓的日常支出如果能够落到菜农的腰包里，那是多么双赢的一件事！老百姓戏称，这年头除了工资和股票，什么都在涨。多么畸形！这到底是怎么了？ 有人说是中间商黑。中间商则大喊冤枉！

　　在不少搞批发的人看来，最大的问题出在运输环节，一句话，费用太高！一位生产企业的老板认为，油价过高、公路乱收费严重和高速公路低效等因素将所有需要公路运输的农业和工业产品的成本都拉高了一大截。此外，高速公路堵车也不新鲜，这就使保鲜期很短的蔬菜运输风险加大，因此，有人就会放弃运输蔬菜，改拉其他货物，最终不但蔬菜价格高，还供给少。另外，有人调查，菜市场的摊位费以及各种管理费，这种收费从批发市场一直到散卖市场。

　　原来根源在两桶油为代表的运输部门！中石化花几百万购买万元一瓶的50年茅台等天价酒，油价上涨竟然是为了天价酒买单？下一次茅台酒价上涨是不是可以说是为了天价油买单？而就在发改委宣布油价上涨的同时，韩国政府却宣布为抑制通货膨胀下调油价。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韩国外汇储备不到中国一个零头，为什么韩国能够用有限的外汇储备补贴本国居民，而中国约3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宁可通过购买美国债券股票的办法借给美国，宁可遭受贬值损失，也绝不用于补贴本国人民？前些日子，某些政绩工程不是吹嘘中国高铁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高铁建成后能加大货物的运力！结果又怎样了？高票价让老百姓坐不起，而普快铁路票又买不到，销声匿迹的沪杭城际巴士开始繁忙起来，原因是汽车票比高铁票便宜多了！而我们的高速公路呢？动不动堵车！高速公路不会因为堵车低速而降低消费者的过路费！

　　我们在提振内需，可我们的经济运行成本太高了，这个太高在哪里？在流通成本太高。流通成本太高的关键在哪？油价、各种路桥费、管理费太高。我们一边在调控CPI，一边却在任由着大量中间环节，特别是中间流通环节大量从消费品种抽血，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大病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伤害不仅仅在蔬菜这一部分，而是几乎每一部分都受制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高企。为什么中国生产的东西在中国卖的毕在国外卖得还贵？归根结底就是中间各种税、费太高！我们要降CPI，一定要对症下药，同时要治本而不是治标。

　　老百姓不求世界第一，只求衣食住行的物价不要世界第一，能平淡的活下来。

结构矛盾非常突出！

 

近期通胀高企似乎是输入性因素推动的。但实证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下游制成品价格却保持相对稳定。比如过去几年，石油价格从20美元/桶上涨到100多美元/桶，可下游塑料制品价格却没有同步上涨；铁矿石价格上涨了几倍，可汽车价格还在下跌……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传导到CPI之前要过四道关：原材料成本价格传导系数；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企业利润弹性；流通环节利润弹性。原材料成本可以分摊到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企业共同消化，这也是上游大宗商品涨价、下游产品价格相对稳定的原因所在。

　　此外，货币对物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高估。当前中国M2过高，很多人都说是基础货币投放过多，而没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活跃的良好表现。M2的主要构成是存款，而这些存款并非是真正的居民和企业的原始存款，更多的是贷款转为存款而成的“派生存款”。中国M2高说明中国贷款活跃，而贷款活跃则是经济向好的直接表现，这与货币发行的关系不大。一个经济体如果其投资不活跃，货币乘数过小，即使发行多少的货币，其M2都上不去。

　　当然中国M2过大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不同国家对M2的定义不同，统计口径不同。M2与一个国家的融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直接融资为主，则M2数据较小；如果是间接融资，则M2数据较大。

　　被忽视的地租级差化的过程是造成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过程。在中国地租级差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重大转变，其一是从无地租到有地租，其次是平等地租向级差地租转变，这两个因素都大大推高了通胀。

　　中国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化就是放大了这一因素。中国GDP七八年才翻一番，而房价从1997年以来已经翻了数倍，这对通胀将是多大的冲击力。当然房价的上涨与地租的上涨并非同步，主要表现为房价上涨快，房租上涨慢。

　　在经典的通胀理论中，并没有地租性通胀的概念。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慢，地租性通胀不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胀的主要根源。而中国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地租级差是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

 

 

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货币升值，而货币升值则意味着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增加，以日本为例子， 日本的货币则一直处于升值状态，战后日元实行固定汇率时期的定价为36 0：1，而现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则在90：1左右，因此日元已经累计升值近4倍。其他国家如德国、亚洲四小龙都存在货币升值现象。如果将人民币与日元进行比较，那么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贬值了几十倍，这一点与民众的直观感受也是一致的。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是导致货币贬值的根本因素

　　抛开人为对汇率的干预外，货币的升值实际是本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排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的币值只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有关。人民币不能与世界主要货币保持同步升值是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国际主要货币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我国在2005年以前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在国际上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进入发展高潮，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都蓬勃发展，大规模应用，因此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非常快。以美国为例子，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及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崛起导致贸易平衡转变。但从另一方面即背后深层次原因来看，实际上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幅下滑直接导致了美元与黄金双挂钩体系本身缺陷的爆发，并进而引起布雷顿体系的崩溃。同理，美元在 1995年至2002年出现强势，而这一时期的美元强势无论是利差还是贸易赤字均无法解释，从根本上看，这段时间的美元强势是由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所致，因为美国1995年至2000年的长期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2%，是30年最高水平。

　　货币升值比GDP增长更重要

　　因此，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一比一，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与日元同步升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

 

我两年前的论文《中国式增长》是一个用新古典模型重新解释中国经济一些重要特征的“故事”。它包含了中国的高增长、不同经济部门的投资率和回报率问题、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问题。

　　1992年之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GDP年均增长一直保持两位数的水平，以人均GDP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值从30年前的3%上升了5倍。中国GDP增长如此之快，还没有一个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更有趣的是，中国高增长伴随着非常非常高的投资率，最近几年接近40%。一般而言，如果不考虑经济开放性，在没有技术进步的连续推动下，高的投资率一定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比如说三四十年前，我们看到新加坡投资率非常高接近50%，但过了15年，新加坡无法支撑如此高的投资率，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了一半。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人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估算中国总的投资回报率，结果令人惊讶，他们发现1980年代到现在，投资回报率基本上在20%以上，非常稳定，虽然有些波动，但非常稳定。甚至如果光看工业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高达25%，这个势头在92年以后一直是上升势头。

　　中国这么高的投资率，竟然没有发生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甚至相反还在上升。当然，有人说我不相信中国的宏观数据，那么中国的宏观数据都是假的话，那么中国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还是比较完善的。1998年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9%，而今天已经平均接近20%了，当然这里面也许有其他的争议，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考虑企业进入退出。问题是这些简单的进入和退出没有办法解释这么惊人的增长。

　　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率，伴随着较高且稳定的投资回报率，高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东西竟然同时发生。中国现在正在高速城市化，它的强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体都没有出现过的，城市、农村之间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流动，包括城市内部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流动，这太惊人了。

　　坦率地说，教科书里面的模型完全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就是用一个简单的框架，加入一点中国元素，就可以把一般我们认为很难理解的跟美国发展模式如此不同的中国模式很好地剖析出来。当然，我的文章是抛砖引玉。

　　首先，中国经济最关键的牛鼻子是金融资源的分配。私营企业有着很高的生产率，因为他们的产权结构更能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它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进入的融资市场——这个市场是被国有银行所控制的，他们的资本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储蓄；而国有企业则相反，它对应着较低的生产率，但是却能便利地进入融资市场，获得廉价资本，这其实就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分配效应，同时劳动力也会对应着这种分配。私营企业成为劳力密集型的，而国有企业慢慢变成资本密集型的。

　　劳动力资源向私营经济转移，但不走运的是，私营经济的资本扩张是根据自我积累而发生的，但后者只是限制了它的速度，却没有改变大的走势——即私营经济不断膨胀，国有经济占经济整体比重萎缩，但是资本的密集程度在提高。最后我们发现，私营部门因为生产率提高而受益，但国有部门因资本密集提高形成的资本回报上升。也就是说，总和的投资回报率上升，没有任何的下降趋势。

　　简单地说，就是在私营和国有两部门形态下，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门道”，私营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国有部门因为劳动力不断向私营部门移动，而且它对应的是一个廉价便利的融资市场，所以它的资本生产率就比较高。最终两个部门形成一个均衡的回报。

　　这个双部门双结构的博弈过程很有意思。我们将中国的经济民营化看做是一个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因为私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它吸纳的资源将不断增多，所以它的回报在上升。当转型结束以后，所有劳动都被私营经济吸纳以后，这个模型又变成了投资的增长会引起投资回报率下降。

　　更有趣的是工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只要还有劳动力在国营经济里面，这个工资的增长就比较慢，就不会有明显的工资增长。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单部门经济里面，如果出现资本增加的话，自然而然会出现劳动生产力上升和工资的上升，这都是同步增长的。但是，在两部门经济当中，虽然资本增长，就是工资不会增长，为什么呢？我们还是有相当的劳动力是国营经济向民营经济转移，同样的还可以扩展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不断的有新的劳动力转移到私营部门，那么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就不会有太高的“议价”。

　　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生了一些新的插曲，产生了各个层面的“国进民退”，原本我们的理论预计私营企业的比重应该还会不断上升，但是新的插曲是增长趋势被遏制住了，甚至出现了一些退步，2009年私营企业的比重比2008年还要低。主要是经济刺激让国有经济成为主力军，国有经济一下子雇了好多人，国有经济的雇佣人数年年在下降的势头被短暂地遏制住了。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是，劳动力反向流动到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效率却不断下降，这表明这种流动是错误的。

　　那么这种结构怎么影响到外汇储备上呢？我们已经知道了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分配以及生产率上的不同。大量劳动力资源被私营部门吸纳，然后工人得到收入，并存在银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存钱？我的朋友魏尚进说，是因为中国男多女少，男人没有储蓄就吸引不到女孩子。中国的私营企业因为其资本积累主要依靠自身，所以它们也有很高的储蓄倾向，所以银行有非常高的储蓄资源。

　　我们已经说过，国有企业是比较便利地进入银行系统融资的，但私营则不可以。麻烦的是，私营部门不断膨胀，大量劳动力资源都奔着私营去，而国有部门的比重在萎缩，银行对私营部门的借贷是有限的，它们非常发愁，因为国有部门是萎缩的，它们不需要太多的贷款。于是，银行部门就挤压着非常非常多的钱，形成所谓的存贷差。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前存贷差占GDP比重有60%。这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个考验，既然它没办法放款给经济，那么只好去购买外汇资产。但这给外国造成很大的误会，以为中国央行购买外汇资产是操纵汇率，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师认为，解决巨额贸易失衡并不难——中国政府应该让人民币升值。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这一权宜之计将收效甚微。人民币升值将会使制造业转移到其他低成本亚洲国家，不会刺激中国人购买美国商品，也不会为美国创造工作岗位。中国人并非不喜欢消费。陈解释说，1952年中国人的相对消费水平和今天美国消费者的相当。但从那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控制了这个国家至少60%的财富，这就让百姓难以分享土地增值、国企利润和资本收益。因百姓能分享的财富效应有限，民间消费就难以跟GDP的高速增长同步，导致了中国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并由此导致了贸易失衡。陈总结说，民有化和纳税人在财政决策中有更多发言权，会比人民币升值更能有效地拉动中国人消费和驾驭全球贸易失衡问题。——耶鲁全球

人民币升值不会引发购物狂潮

只要政府掌控着土地、资源和企业股权，中国人必然会被迫节省
 纽黑文：随着中国于今年夏天让人民币升值，开头可能升值5%，人们自然要问：人民币升值能纠正现在人人都谈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吗？尤其是，中国的这一政策变化会在减少贸易失衡同时，把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在新兴市场之间转移，使美国贸易赤字稍微下降，同时会使其进口商品价格抬高，让利率也升高，但未必会提高美国的就业。人民币升值本身不太会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尽管全世界都想看到这一点。只有当中国政府放松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民有化改革使政府不再是主要的土地与财产所有者，让普通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中国民间消费才会发生根本性增长。 二十四年前，为了办手续准备来耶鲁大学读书，我跑遍北京，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才发了一份电报到美国。当时，打电话到美国每分钟至少是四美元，而且在北京只有两个地方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业务！跨太平洋通讯缓慢又艰难，信息流量也严重受限。在那时的运输与通信价格那么高、容量那么小的情况下，跨国贸易的成本和壁垒如此难以克服，以致于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可能不到美国工人的四十分之一，但是，美国制造业还是不用担心，制造外包还没成气候。 即使人民币升值50%，制造业也不会流回美国。然而，今天，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不仅越洋通讯近乎免费，信息传播手段良多，而且洲际运输成本也非常低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币升值50%，使中国劳动力成本升至美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制造业仍然不会流回美国。至多是美国零售商不从中国进货，而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货罢了。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或就业问题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积极影响。 正如几乎所有中外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全球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提升国内消费。许多人说挑战在于中国人不喜欢消费，只喜欢储蓄。——肯定并非如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民众一样喜欢消费，喜欢过更好的日子。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the Penn World Table），在1952年，也就是中国土地集体化、企业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67.4%，这与今天美国的71%并没有多大差距。之后特别是大跃进的那几年，民间消费急剧下滑；整个计划经济期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一直在下滑；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民间消费所占GDP比下降到48.7%。改革开放的头十五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保持平稳。到1997年，是49%。那时候，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相对消费水平太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太高，开始呼吁调整政策，让民间消费对推动增长发挥更重要作用。然而，虽然愿望强，但接下来民间消费仍继续下降，现在只略高于GDP的35%！为什么这么难？ 中国民间消费占GDP之比。（放大图）已经给的解释很多，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到位、规避未来生活风险的金融产品还不丰富，还有就是银行储蓄利息被人为压低，让百姓的收入因此没有应该的那么高，变相由百姓给国有企业补贴；这些当然是家庭不敢消费、必须多储蓄的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在这些，民间消费之所以一直没有跟上中国GDP的增长步伐，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国有经济，政府拥有社会最主要的资产和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国家享有，并且也因为征税权和财政程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制约监督，缺乏民主运作机制。 中国太多的财产性收入和国民收入流进了各级政府的金库，个人收入占比当然就越来越少，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低。按照一些官方统计，国有经济产值大约占GDP的35%。然而，这一比例被严重低估了，因为许多由多个国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没算作国企，但实际的产权还是国家拥有。如果算上企业产权、资产和土地，政府差不多拥有整个社会资产性财富的60%以上。诚然，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土地、企业股权和其他资产的价值都升高了，但这些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各级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个人手里。 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因为它使百姓不能从土地增值、国企利润和资本收益中直接获益，使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人们会认为，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会惠及所有公民，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的增值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公民交税的必要。但是，在中国，实际征税权主要掌握在国务院和其部委手中，并且很少受到全国人大的监督核查。所以，不奇怪，从1995到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企资产收益、土地出让收益）增加了6.7倍，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这期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两倍，而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则低于GDP增长率。 随着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几乎失控地增长，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政府靠税收和卖地收入就够了，无需国企上交利润，甚至在各国企和国有事业单位出售资产之后，也不需把所得上交国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上交利润，上交国企资本所得。实际情形是，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会期十天，其常务委员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对国家负责。于是，国企能把大部分利润留下，也能把资产出销收益留下，然后按照国企自己的意愿进行再投资，不断投资。当然，即使把利润交给了地方政府，政府也会拿这些钱去投资。这两方面就解释了如下现象：中国总储蓄占GDP的百分比从1992年的41%增长到最近的51%；在新增的这十个百分点中，有七个百分点归功于企业储蓄的增加，其余三个百分点归功于政府储蓄的增加，而私人储蓄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停留在21%左右。 国内产能和消费需求间的失衡迫使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并因此需要人民币汇率保持低水平。简言之，资产由国家所有，加上缺乏制约征税权的民主机制，一并造成了如下这种循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和资产价值都在增加；但大部分财产性收益和比例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都流进政府金库，变成了国企和地方政府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制造产能；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民间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只能跟着下降；这就加剧了国内产能和国内需求的失衡，使得中国更加依赖于出口，而为了便于出口，就必然要求人民币停留在低币值水平。 民间消费增长不足、人民币汇率必须很低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膨胀，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产物，不是偶然。 过去，对各种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和并由政府控制经济，使中国能够迅速工业化，其好处是明显的。但是现在，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情况跟以前不同，增长模式必须转向靠内需，而此时，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征税太多就成了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障碍：因为它们抑制了民间消费的增长，所以，国有制经济体和征税权不受制约，也要为全球贸易失衡担负部分责任。因此，尽管人民币升值在表面上可以促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部分调整，但是，如果国有资产能够被民有化，并且纳税人对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预算有更多实质的监督，那么，这不仅能促成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开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进程，而且也将有益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陈志武：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施压是转移国内风险

　　来源：中国证券报 记者刘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表示，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近来陡然加剧，他将在对华贸易关系上采取更严厉态度，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化，强化贸易规则，确保所谓美中对等的贸易关系。怎样理解当前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所做的新“文章”以及中国应以何姿态对待，就此问题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摆姿态迎选举

　　中国证券报：金融复苏尚未企稳的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大做文章，在您看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陈志武：在我理解，美方这样做是出于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和就业需要的考虑。美国方面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对中美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做出某种修正和调整，以此为奥巴马政府赢得民意支持。

　　这当中美国内部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今年1月19日，民主党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选举中失利。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席位，损失后不仅让参议院格局发生了变化，尤其改变了美国政治氛围；更为紧要的是，马萨诸塞州是50个州中民主党地盘最稳固的地方之一，这次失利是对奥巴马政府的警讯。从选举结果看，民主党失去了这个看似胜券在握的席位。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社会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

　　2010年11月份，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在这种压力下，奥巴马必须从民主党政客和选民的利益出发，保护美国就业，以此稳住民主党议员对他的支持。如果在11月之前奥巴马不能使其民意支持度上升的话，连民主党都会抛弃他，奥巴马今后也就难以有大的作为。

　　奥巴马手中有一张牌，其实也是一个老话题，那就是促使人民币升值、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因为在一些美国老百姓看来，失业率这么高，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压低了人民币，让美国人的就业岗位流到了中国。这样做，出自于选举政治。对奥巴马来说，实际效果或许并不是最重要，但这样的姿态则更为重要。

　　人民币成美国转移风险的目标

　　中国证券报：奥巴马政府在人民币问题上做文章，就是希望转移国内焦点和政治压力，可以说是“转移”风险？

　　陈志武：是的。奥巴马政府这样做，美国的一些议员这么做，主要是基于竞选的压力，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倒不是希望真正能创造多少就业，而是希望在舆论上和形象上表现得很亲民。他们当前的第一任务，就是保住自己在国会以及其它民选机构的席位，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很遗憾，人民币就成为了奥巴马手中的一张非常重要的牌。

　　中国证券报：照此说来，您估计未来的结果会怎样？

　　陈志武：在我看来，奥巴马现在讲要强化中美贸易规则，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和布什也都讲过，但二人的任期内并没有遭遇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我们或可将以往的表态理解为“口头表示”，无非是为了应对一些国内的政治压力，很多时候并非能真正付诸实施。但这次不同，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1月19日马萨诸塞州参议院选举民主党失败了，使得美国现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会更具攻击性，“风险”转移也就更有说服力。

　　中国证券报：今年4月份的美国财政部有关货币汇率的报告中，会不会就以此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呢？

　　陈志武：我个人认为概率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还来得及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先让人民币适当升值，人民币浮动区间可以放大。这样一来，可以压低美国政坛炒作人民币的空间。

　　中国证券报：在人民币问题上发起攻势的同时，有关中国的“双反”案件也层出不断，您怎么看目前的贸易摩擦？

　　陈志武：如果按照目前形势向下发展，如果双方都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扭转，后果将很严重。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还需要中国购买更多的国债。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实际对中国伤害也很大。美国并不害怕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其实，在资本市场，被动的往往是投资者，所以能博弈的往往是中国是否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已购买美国国债的资产则已失去博弈的功能。

　　国内企业亟须转型

　　中国证券报：您似乎认为人民币适当升值是利大于弊，但中国很多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人民币升值势必会对中国很多外贸企业构成冲击，会给中国就业带来压力，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武：抛开美国的因素，只从中国利益考虑，人民币适当升值，对中国长远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都不是一件坏事，短期也能起到降低通胀压力的效果。

　　对于外贸和就业压力的问题，我还想谈谈我的看法。从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了约20％，但中国外贸出口仍每年按照30％左右速度在增长，其实并没有带来消极影响。中国自己的经验就证明，人民币升值并不必然带来出口下降，实际上，前几年升值的速度，控制在一年5％左右，并没有带来消极影响，此其一；第二是在就业方面，看起来升值会影响就业，但实际上这中间可能存在误解和夸大。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事实上有些下降。换句话说，由于过去十几年，制造业效率的提高，过去100块钱的利润和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每年都在下降。于是，出口可以增加，但就业不一定增加。

　　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这条路越走越窄，而且大量出口造成的是中国环境、资源等问题上的重大代价。要创造更多就业，中国主要应该靠扩大第三产业，扩大消费需求。通过人民币适当升值，迫使一些企业实现转型，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结构的转换，促进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财产是国有还是私有，决定了人们的财富感

　　 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流动性财富或说资产是其私人拥有的土地和房产，财产的私有使每个人很具体地感觉到这是自己的财富，是非常具体的财富感。相比之下，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因为某块土地的升值而感到自己“更富了”，原因是那些土地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所以在人们考虑到底可以多花还是少花钱时，不会受到土地升值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城市的房产终于是私有了，这对中国人的财富感是一种本质上的变革，房价的涨跌和租金的升降终于进入越来越越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中。

　　按照同样的道理，美国的企业都是私有的，这些企业价值的涨跌当然直接反映到众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上。中国却不然，许多企业还是国有，中石油、中国电信、国家电力公司等等企业的价值是上涨还是下跌，利润是100亿还是1000亿，这些对中国家庭的财富感没影响。实际上，由于这些大国有企业靠垄断增收，它们盈利越多，那意味着老百姓为垄断支付的就越多，对老百姓的开支预算是负效果，不是正效果。

　　因此，国有制占一国经济的程度越高，老百姓就越是只能根据实际收入决定消费的高低。反之，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里，人们的消费水平就越可以跟土地等资产价值的涨跌挂钩。

　　但是，仅有土地私有、资产私有化还不够，土地和其它各类资产还必须得商品化、市场化，必须可以自由买卖流通，否则这些财富只能是死财富，还是不能完全地进入个人消费预算里。没有流通性的资产是不能轻易变现的，如果是这样，资产价值的涨跌只是名义上的，不能被立即消费。因此，活跃的土地市场、房产市场、资产市场是关键。在美国，不仅什么资产都可自由买卖，而且都有很活跃的交易市场，许多种资产的流通性都接近现金。

　　在中国，虽然农民和其它人现在可以转让、购买某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其交易范围严格受限，交易程序和手续非常漫长。乡镇与农村的房产基本没有被商品化、市场化，其交易市场基本不存在，并且也不能被用来做抵押到银行贷款。因此，这些资产都缺乏变现途径，是死财富，大大抑制了乡镇与农村的消费需求。在大中城市，虽然商品房市场越来越火热，但时下要求进一步限制房产交易的呼声很强，要求加强管制，增加交易税和房产税，为交易设置各种障碍。如果真的这样，那必然把中国目前最具流通性的资产又变成死资产，割断消费跟这部分财富的联系，压低城市的消费水平。

 

在中国的经济语境下，滞和胀其实代表着两个问题。简单的说，滞是结构，而胀是货币，造成滞和胀是相当不同的机制。

 所谓结构，既有经济意义上的，如要素市场发育不完整，金融，土地要素被国家权力过度控制；也有社会和政策意义上的，比如城乡割裂，户籍制度，人口政策等等，也有政治意义上的，比如公民政治权利不完整，参与经济博弈能力受限。这些结构性的约束导致的共同后果是： 国有企业恶性生长，行政垄断危害一时，分配机制极端不公，消费驱动动力匮乏。正是这种结构损害了经济活力，抑制了经济成长空间。结构之滞导致经济之滞。

 至于经济的胀，则一定和货币供应有关。表现出的问题束有：央行的独立性匮乏，货币供应失控，汇率灵活性缺失，经济决策目标冲突，以通货膨胀来转移国家债务等等。

 因此，要治理滞胀，不能依靠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建议，而必须基于中国特定的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清滞和胀的不同成因，在结构改进和货币政策上同时下功夫，中国经济才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至于如何改进结构，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所能承载，而必须依赖公共参与基础之上的政治进程。

造成流动性过剩表面化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方面是汇率体制的僵化。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使得外汇储备的增加等价于基础货币的投放，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更加强化了这种机制。虽然中央银行采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流动性， 但是由于央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有限，它必须受制于决策层其他的政策目标，因此这种对冲至多是一种扬汤止沸的举措

另外一方面，下列因素的存在，使得流动性无法与其他市场要素融合：

一是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市场要素之一，受制于意识形态和陈旧法律的限制，流动性非常低。（这使得那些可以流动的土地，包括房产，价格就畸高）

二是金融体系市场化发育程度很低，流动性根本无法通过各种金融载体输送到需要的地方。

三是庞大的垄断性行业的存在，成为流动性无法进入的高地。

 

假设上述三个问题都不存在，那么以下经济过程将大幅度的吸收流动性：土地要素将和货币要素结合，将产生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资本将渗透到经济体的各个角落，广大的农村将有机会得到金融服务；垄断行业通过自由竞争的资本改造后，将大幅度提高效率，给市场参与者带来更多的福祉。这些就是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 资本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美好图景。

但是现实是，土地，金融，垄断性行业往往被过时观念，特定利益集团 或者行政权力所套牢， 处处是门槛和障碍，使得四处流动寻找投资机会的资本，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资本行为短期化，同质化，最后被迫在有限的房产和资本市场搏杀，造成这些市场畸形繁荣。而一旦资本套利逃离这些市场，泡沫破裂，给经济体造成伤害。因此，中国经济体的流动性过剩，折射的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这是一种低级的过剩，与一个自由经济体的流动性过剩，不能同日而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就是流动性过剩在中国经济结构下的畸变。

如果承认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那么流动性过剩的解决自然不能仅仅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或者其他一些部委的政策组合拳，而必须在更深层次上进行变革。应该进入政策选项的包括土地私有化，金融体系的开放，垄断企业的破除等等。这些其实就是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是真正考验当局变革意愿的试金石。 其实，在当下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执政当局如能凝结政治意愿，因势利导推进这些变革，应该是一举数得的高招。

 

反之，不增加土地的自由流动，不增加金融体系的竞争性，不打破权力主导的垄断行业，不改变实体经济的结构, 不解放实体经济的内在活力，中国经济体必然要经历“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不足”冰火两重天的煎熬，经济泡沫和经济管制对经济体将产生双重打击并导致经济危机，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可能消失殆尽。 只有通过提高经济自由度的政策变革，让各种经济要素流动起来，才能对冲流动性过剩，让充裕的货币和经济的其他要素相结合，演绎一个个的财富故事。 

 

 

 通涨的真正原因是汇率，明明用三块钱就能从他美国买回一美元的商品，可政府非要用六块钱去买他一美元的商品。出口也是，明明用三块钱的商品就能到他美国换回一美元，可政府非要用六块钱的商品去换回她一美元。结果换的国内是商品馈乏。物价飞涨。虽然货币投放是过多，但是这绝不是高通胀的主因!德国财长说过很好的一句话，如果货币都到该去的地方，那目前世界不存在流动性充沛的问题!中国通胀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货币没去该去的地方，大肆投机农产品，矿产品，房子。。。。。国家不去控制投机，主要精力如果都放在怎么回笼货币，提高存款准备金上，那中国经济下地狱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中国经济被外国或人民银行说还是过热，那是非常可笑的，实际 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是虚火，而非实火，民间资金并没投入实体，所谓的经济增长，实际还是完全停留在政府在保障房，高铁，基建之类的拉动上。。。如果政府不去遏止对民生品疯狂的炒作，不去控制地下钱庄，那一方面地下越来越多的为追逐人民币升值而冒出来的货币持续在民间兴风作浪，同时地上资金被遏止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全面死亡，先是中小企业，然后就是硬着陆而导致的大面积的基建半拉工程!。。。。这个国家人民银行不是一般的有问题，是相当的有问题，最可笑就是一个持续被流动性困绕的国家却持续的采取亲FDI政策!FDI 一下降就说自己资金面临困难。。。这个国家简直可笑到荒谬的程度!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国执政者的咎由自取!TG拿15亿人的福祉狂赌自己的福祉.想起了那句话：“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典型的强盗逻辑。很客观，事实确实如此。感觉现在zF在经济工作中很迷茫。尤其是目前的经济转型阶段。慢了怕金融风暴淹到，快了又通胀了，总是试着搞。希望zf能有好的决策方案。下面那些愤青，有时间多上上学，看看书，别拿无知当个性。很多时候国家就是毁在你们这些愤青手里。就好像利比亚反对派一样。难道目前的利比亚处境是你们想要的。首先去央行网站公布的M0 M1 M2数据，再看看你的银行存款。07年你的现金存款是100万。（现金，不包括房产）你现在是200万吗？但是国家是！意思就是假设现在3个人，没人手里10元，M0就是30。3年后M0是60。但你手里还是10元。别人手里是20，30。钱是哪里来的？国家印的！但是市场上的商品没增加一倍。一亩地还是1000斤粮食，商品价格当然也要对应货币上涨了！！！！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一个导火线，将中国潜在的问题暴露出来而已。中国看似高速发展，内在却已千疮百孔了。现在的问题是即便让经济降温，也不见得能解决通胀。经济降温说白了是减少需求量。但这不一定会让大宗商品降价。因为定价权不在中国手里。从目前的纽约油价比伦敦油价低就知道。中国减少需求你可以减产。现在石油不就因利比亚局势减了100多万桶吗。中国的通胀说白了其实不可避免的。实则上人民币内在贬值。高储蓄不可持续造成的。上上下下讨论的很热闹，文章分析的很在理，其实我觉得还是尺度问题，07年的时候全国基本都在炒基金炒股票，不少人因为这个也挣了不少钱，到08年初期的时候已经有点过热了，只不过大家都被挣钱的好小气冲昏了头脑，08年金融危机一下就就把大家给打晕了，年底刚刚有了紧缩的可能性，这时候就大量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对局势把握的并不准确，如果这时候是小幅度增发甚至是不增发，现在的通货膨胀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到现在物价这么高，政府铁了心要采取强硬手段把通胀控制住，还有这两天这个增加个税的问题，不是说要增加起整点么，可现在细化到9级税率了，这是不是又有点过了，这么整的老百姓日子感觉越来越不好过了，而且这样物价好像也不会大幅下降啊，你说这事情整的，咱国家非要把人民都弄的越来越穷才甘心么，还是应该找点有用的办法啊，最主要还是适可而止，过犹不及啊。中国政府投放入市的四万亿元不足以做成目前经济的急速反弹，只能算是个催化剂或药引。真正的推动力是：１） 中央下达的※保八圣旨※；２） 政府有庞大外汇储备；及 ３） 民间储蓄率高。保八是军令状，所有国家机器必须以它为目标而为，银行明令开闸放水，而监管方面则因此变得松弛。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和企业更打蛇随棍上，利用松弛的监管向民间集资。至于借贷或集资是否有需要，或资金是否用得其所，则是另一回事。估计，中央政府已投放的约２－３万亿，加上今年银行放贷的至少 10 万亿，以及各省市自已筹集的资金，加起来有可能接近廿万亿，或甚至更多。当市场突然涌现这样庞大的资金，再加上经济乘数效应 (Economic Multiplier Effect)作用，令市场流动性急涨，出现资金过剩是必然的事，继之而来的就是乱投资和投机。经济反弹之快确令中央政府错愕，而一连串的后遗症和副作用更非政府所愿（Unintended Consequences）！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说：※目前宏观经济呈现如此快的复元速度，「令人感到不安」，不排除仍有问题处理，故一定要抓紧如何应对服药后可能出现的后遗症状。（一）过大投入和宽松借贷必然引致市场流动性过高，但资金使用又缺乏有效监管，这正正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疑问 ----- 究竟是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　相信根源是出在中央的一锤定音上，必须保八，它就有如军令状一样。很明显，中央正处于一个两难的决定，不能急煞车，也不能继续宽松。是否必定要保八得留待学者将来去判断，目前的问题是该怎样去妥善处理一连串的后遗症和副作用 ---- 而高通胀更是必然的！这个国家人民银行不是一般的有问题，是相当的有问题，最可笑就是一个持续被流动性困绕的国家却持续的采取亲FDI政策!FDI 一下降就说自己资金面临困难。。。这个国家简直可笑到荒谬的程度!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国执政者的咎由自取!──引用rella的发言，FDI是外资吗？不过是中国的灰色收入出国穿了个马甲又杀个回马枪而已，那政策能不亲吗？自己的孩子不亲吗？呵呵。为什么中国的FDI香港占大头呀？外资，买办官资的画皮罢了。高通涨引发的投机代替投资，虚拟代替实体。结果是需求不振，供应短缺。生活必须品却价格高企。中国的通胀 更多的是输入性通胀；原油、金属、铁矿、农产品；kao 美元才是始作俑者。通货膨胀引致物价上升，图像化的说法是水涨船高。要水涨但船不高，潜水艇原理是其一，即通过控制沉浮箱中的注水情况来改变潜艇的重力。沉浮箱中的注水何来？外汇储备是也，特别是放在外国的债券，取回后减少等量的人民币发行量，则不足以影响本国的经济增长。但举债国因被抽去了水，除了开动印刷机补水外似无别法，这是人胀我不胀，最少也可人家涨的比我快。举债国日后水浸眼眉，会否成为美金美圆之※金圆※券？则是华尔街的烦恼了。好在美国有“文化、产权、法律和政治自由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的潜水艇“换气管”，没事的，绝不会被红种人赶去大西洋新英格兰罗德岛的。真是各方任他水涨退，都可稳坐潜水艇。当然潜水艇原理要成核潜艇，还需繁复的机制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