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用夺命剪刀腿:让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戏

—浅谈中国精神

杨逸

作者简介：杨逸，青岛大学教务处，青岛大学文化管理研究所

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文化怎样走向世界”，这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谈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东西文化的交流。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得不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如何正确认识本国的民族精神；如何继承和发扬本国民族精神的优秀成分；如何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国家。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先明白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即“中国精神”的概念，以及这个“民族魂”体现在哪几个方面。这样，才能在现代化交流中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意识，进而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向世界，形象的说就是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我们中国自己的“戏”。

那么，什么是“中国精神”呢？我觉得，概括起来，就是数千年来，华夏民族中各时代、各民族人民所创造的、使这个民族国家历经千劫万难而不倒的内在精神支柱。主要体现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身正己、平和开放、发展创新的民族心理和天人合一的至高追求。

先谈自强不息。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主形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光荣的传统。封建社会里，中原王朝的周边始终都有很多少数民族政权，例如汉代的匈奴、魏晋的鲜卑羯羝羌、唐代的回鹘和吐蕃，宋代的党项、蒙古以及明代的靺鞨、女真等。历代仁人志士为了反抗这些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原民族的侵袭，涌现出大量的英雄事迹。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更是遇到了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爱国志士举起“图强”、“自强”的大旗，不断寻找与开拓、尝试救亡图存的道路。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以及全国性的辛亥革命，都是这一类的代表。可以说，虽然国家处于危亡时期，但有股民族精神在，我们才闯过了激流险滩，才最终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民族精神依然发挥了重大作用。纵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我们这个国家处于怎样的状态，我们的民族姿态总是进取向上的。

其二，就是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我们爱好和平，但绝不软弱可欺；我们崇尚和谐，但不是一味妥协。古代的历史上，我们有过“天可汗”时代的辉煌。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大的成就，我觉得除了经济原因外，文化的吸引和一种厚德载物的心态十分重要。大家知道，唐帝国成立初期，饱受草原民族的困扰，但我们不是以怨抱怨，而是以德报怨，化干戈为玉帛。我们现在读唐代的史书知道，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唐太宗虽曾多次派兵反击突厥、吐谷浑等的侵扰，并进而征服了突厥、吐谷浑等，但他主要还是采取以怀柔为主的羁縻政策。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于依附的各族，他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注意保存其部落体制，尊重其习俗。不但基本上不征税，而且还经常给各族贵族以大量赏赐。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很信任，不少人被授以高级官职、册封爵位。还帮助他们的部属，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他通过“和亲”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又开通通往西域的大碛道和通往北方边疆地区的“参天可汗道”，以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这种精神凝聚在一起，才有了盛唐辉煌。到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从1840年的近代历史走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沧桑，我们不是把西方的国家当成敌人和对手，而是视为伙伴和朋友，我们不是握成拳头，而是伸出友谊的手，与任何愿意友好相处的文明国家和谐相处。百年耻辱，自然要有发展，这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但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自然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获得她所希冀的幸福。

第三，修身正己。我们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之所以能够被其他的文明所认同，乃至被吸引，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作为整体的价值魅力。这些传统化非常强调修身。《四书》的第一本《大学》一开始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提高自身价值要通过修身,修身才能使人超越原生状态而进入自觉追求崇高的境界。修身离不开正己。那什么是正己呢？正己方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道德根基和重要精神支柱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在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基本内涵来看，“仁”主要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互相尊重和互相爱护的情感，是世间万物共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一种道德规范；“义”是超越自我、正视现实、仗义公道的做人态度；“礼”是建立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一种标准和规则；“智”是人认识自己、了解社会、解决矛盾、处理问题的眼光和能力；“信”是人们交往和处事的道德准则。从五大要素的关系看，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大厦的根基，也可以说是道德大厦的支柱。“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是我们要很好遵循的、最重要的五种社会道德规范。

   第四，平和开放，这是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够发展的主要精神因素。中国文化的要义在于和的理念，和，是宇宙万物衍生运行的自然规则，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从先秦儒家的天地万物贵“中和”的思想，到当今时代“和谐社会”理念，无不渗透着以“和”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积极追求。《乾·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朱熹说解释：“圣人在上，高出于物，犹乾道之变化也。‘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犹万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和太和也。”这段话是说：天的运行，保持、调整着全面和谐的关系，于是达到普利万物、正常循环的境界。天的功德超出万种物类，给万国带来普遍的康宁。这里所体现和谐思想，不仅是宇宙的理想，也是社会的发展目标。但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注意到注意区别“和”与“同”的概念。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才能产生百物，如果同上加同，不仅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而且世界的一切也就变得平淡无味，没有生气了。“和”是承认差别性的存在，每一个体和团体的存在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提倡的是“和而不同”。吸收一切优秀民族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但保留有自己的传统和意念。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外交政策也提倡和而不同，我们在处理大到国与国关系，小至人与人关系，都是秉承这个原则。能够做到“和”本身就要求具有开放的意识。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是保守自己的园地，还是开放进取，我们的先人选择了不断的面对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用“开放”的意识，缔造了杰出的古代文明。历史发展到今天，改革开放已经是深入人心的重大国策，开放再次成为中国的重要主题词。而历史也再一次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关起门搞建设，不会有太大的成就；而开打国门，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正是时代和世界的要求，也是民族强盛的内在需要。

第四，发展创新。中国人讲究不讲究发展？在一些吃西方论调的史学家看来，中国人似乎是满足现状的。但我们要明确的说，我们是一个自古就有发展意识的优良传统的民族。与之关联的是创新精神。我们知道，公元前一世纪，《大戴礼记》记载，中国古代有象征吉祥的河图洛书纵横图，即为“九宫算”。这被认为是现代“组合数学”最古老的发现。而几乎同时，公元前480-前380年间战国时期，《墨经》中记载了杠杆平衡的现象。而此后的几千年间的封建王朝里，我们的科技贡献始终处于世界的领军地位。在经历了民族浴火重生的风雨征程后，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迎头赶上，与此同时，一批崭新的中国人形象开始出现在传统西方的面前。1957年12月10日，杨振宁和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有着“核物理女王”之称的吴健雄的实验论证了中微子的存在，也给实验物理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从而带来了三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产生。吴健雄的博士生导师赛尔瑞在上个世纪曾对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有这样一段评述：“这三位中国物理学家显示了下面的预测：历史上中国曾扮演世界文化领袖的角色，当中国从她目前的浴血革命时代走出，重新担任她的历史角色之后，她会对未来世界物理学有多么大的贡献！”这既是值得我们思考，也是值得奋进的一段话，这说明，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中国的面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国家，更是一个以科技著称的世界大国。

最后， “天人合一”。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统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有双重含义。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实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为“天命”。二是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实就是大自然。从文化比较来看，世界上多数民族和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但中华民族却没有得到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所以对“上帝”的观念比较淡薄。“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中国精神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比如在政治领域，《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对它既恐惧又依赖，从而产生崇拜自然的观念。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于是才认识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这种认识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季羡林先生曾提出对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必将光耀于世界的愿景。我们可喜地看到,在党中央的大力推动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文化已是重要的一环，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每一位炎黄儿女都有责任来学习和继承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以饱满的热情来迎接中华民族的更为辉煌灿烂的美好的明天，让世界的舞台上的中国戏唱得更远、唱得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