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改了一个字

门振成 文汇报2012-01-17 第十一版

　　我没见过这么倔的人。我竟然跟着他也一块“倔”了十八年。

　　就是为了一个字，“退休”改“离休”。他本该办离休。1945年他参加八路军，1948年战斗中负伤。解放后1952年参加工作。到1984年是按1952年办的退休，办完后觉得不对劲，然后回头去找。

　　这个人姓于，平时我喊他老于。

　　那天他到了单位，人事科长跟他开个“玩笑”：“于头，不要小看只改这一个字，你可要多拿好多钱哩！”科长动了动手指，笑眼瞟他：“你得出点血！”老于皱了皱眉，心里觉得挺别扭。心想，这么点事，又是本该办的，却说出这个来。老于倔，偏不想出这个血。

　　他真就没出血。空着手一趟一趟地跑，理直气壮地催，把人家催烦了，科长说：“公司党委研究了，没定也没否，回去等着吧！”听说党委研究了，老于立马就往楼上跑，找到了一把手：“书记，我的事研究了？”书记一愣：“你的什么事？”“唉！我的退休改离休哇。”书记有点懵：“我一点不知道啊！没研究，没研究。去找人事科。”老于一听这，急忙跑下楼，指着科长问：“你不是说党委研究了？我刚刚问书记，书记说没研究！”老于一竿子捅到底，弄得科长很尴尬：“谁让你去找领导？回去等着吧。”老于虽然也生气，但总算把火压住了，他有一种胜利感，出门时边走边嘟囔：“小子，别跟老子玩这套。”

　　老于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1985年了，那时候我是河北日报的驻市记者。他把事情说完之后，两眼直勾勾盯住我。我不经意地问，人家不是让你“出血”吗，咋没出点呢？“不出血就不能办事了！共产党是这么办事的么？”一句话把我闷那了。过一会儿我又问，没找政府信访吗？“找过，不管事。”

　　这类事不能写报道，也不能发内参，弄不好容易帮倒忙。思来想去，最后我给他们公司领导打个电话，电话里我是客客气气地，生怕对方有误解。

　　怕什么，偏偏来什么。老于再去找科长，科长变脸了：“到处去告状，让记者给解决吧！”瞧，人家果然较上劲了。

　　话说回来，这时顺着科长的“玩笑”走下去，事情也许还会顺畅，嘻嘻哈哈就OK了。那时候价码低，两瓶好酒就见亮。可老于最烦这一套，他是从骨子里看不惯。人家呢？人家也别扭：偏碰到这么位不开窍的爷！

　　又拖了一年多，我给他们公司党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管事了。党委开了会，眼看就要解决了，没想到人事科又提出新问题，说老于负伤没材料，还得搞外调。

　　外调回来后，老于的事黄了。公司下了文，说他养伤时间短，工龄接不上，不能办离休。

　　原来，政策上有规定：第一次参加工作到第二次参加工作，中间间断三年以上的，工龄按第二次算起。外调说，老于养伤只有三个月，间断时间长。

　　“怎么会是三个月！”老于一听就火了，气冲冲地去找外调者。那次外调是一个人去的。

　　“我是哪年负的伤？”老于指着他的鼻子问。那人有点慌，直眉瞪眼地看着老于，吞吞吐吐答不上。“我在谁家养的伤，啥时养好的，谁给证明的？”老于连珠炮地问，那人汗出来了。“外调至少去两人，那个人是谁？”一听老于问这个，他更慌，临时抖机灵：“养伤三个月，是你姐姐说的，要不你去找公司，说你姐有神经病，要求重新来。”“我看你神经不正常！”说着老于就去揪他的脖领子：“走，跟我去对证！”那人见事不好，撒腿跑了。

　　老于再去找公司，上上下下跑遍，没一个人听他的。没办法他又找到我。

　　不能吧，会拿外调开玩笑？我在琢磨这件事。总不该不相信一级党委吧？老于看出我心思，他捶胸顿足地冲我喊：“凭良心，凭良心啊！”他手指着卷橱急赤白脸地说：“档案里有记载呀，他们欺负人！”

　　老于脱掉裤子让我看他大腿上的伤疤。他说，那年月八路军负了伤，上哪找药哇，老乡用牙粉往伤口里塞，结果化脓、溃烂，折腾一年多才把子弹取出来。看着老于的伤口，想到前面发生的事情，我顿生决心：管！这事我管到底！

　　经过请示后，我写了一封函调信。回函上盖着当年老于养伤的那个村村委会的大章子，证明老于说的是真话。上次外调是那人事先写好的，骗老于的姐姐按的手印。

　　函调转给公司后，上次的外调人员怕了，他怕我给曝光，主动到记者站来认错。这人五十开外，脸上写满惊恐，浑身透着可怜，让我看着不好受。原来，他是为了给服过刑的儿子找工作，才做下了这等交易。

　　事就怕往一块挤。这些天，老于急猴似的到处找。凡是接待过他的单位，都把反馈的信件、电话对准公司一把手。再加上记者又搞了真外调，闹得一把手很恼火。偏偏这时，老于找来了。还没开口，双方已带着八分气。老于问：“他们搞假外调你知道不？是谁让去的！”话像机关枪，上来就是一梭子。正好打在一把手的火头上。“是我让去的，怎么着！”老于一愣神：“是你让去的？那好哇，你签上字，写上是你让去的。”老于火上浇油，一把手彻底燃烧了：“我不签，你告去吧，告到再上边儿，我不批你也办不成！”他顶着火走了。“好，你等着，不告趴你我不姓于！”老于指着一把手的背，气得直蹦高。

　　事情闹到这分上，也就难免节外生枝了。1988年10月，市劳动部门过问了老于的事，眼看着问题就要解决了，公司里又有人提出个新问题——验伤。目的很明确，如果说老于伤口不是枪打的，他的事就彻底玩完了。

　　老于知道这里边有猫腻。通知验伤后，一连等三天，说医院还没联系好。第四天，公司把老于叫去了，说要到“266”医院去验伤。“我不去，除了‘266’，别处哪都行。”

　　“为什么？”

　　“你们有鬼，验个伤还用联系三天吗！”老于冲着在场的人。当时，一二把手都在场，保卫科的人也来了，科长冲着老于喊：“快上车！”这时，几个人一拥而上，推的推，搡的搡，硬把老于往车上拽。老于腾一下子就火了，猛地挣脱开，吼道：“你们吓唬谁？谁上来，我拿板凳砸死你！”老于要抄家伙，大伙拉开了，这次验伤没验成。

　　又拖了三年多，到了1991年，轻化公司撤销，与二轻局合并为轻化工业管理局，原来公司一把手变成二把手。这一年，老于的事出头了。验伤的事，是局里定的点，请市医院外科主任给验的，确认老于的伤是枪打的。局里下了文，承认老于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工资由原来的85%改为100%。

　　这事已经“奋斗”了七年，有了这个结果，也算是谢天谢地了。可老于万万没想到，关键那个字仍没改，说他是工人，工人不能办离休。

　　1992年，我从记者站调回编辑部，和老于已是千里之遥，他的事也已鞭长莫及。后来才知道，这些年他几乎跟档案干上了。无非是人家说出一件事否定他，他不认，要求查，盯着找，上上下下地跑。好容易澄清这件事，又出来那件事，一件事周而复始转一圈，没个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两年工夫下不来。最让他头疼的是，一到节骨眼上，档案里的关键材料不见了，事后又有了。

　　老于像着了魔，疯子似地跑。突然，他倒下了，一连三年没出家门。他那年仅42岁的儿子得了癌症，从住进医院到死还不到半年。当他得知那个“癌”字时，当场吐口血，雷击般地瘫软在医生面前。他强打着精神瞒下了，没敢跟病榻上的老伴说，怕她受不了。直到儿子临终前，才把老伴搀到病房看一眼。老伴扑在儿子身上哭昏了。老于心碎了，眼前一片恍惚。“爸爸，离休的事别找了，好好看着我妈吧，您也有高血压，我怕你们……”儿子病危时的话，一字一钉地往他心里扎……

　　“我就不信没处说理去！”老伴病好后，老于的倔劲又来了，又要去上访，那架势，活像个冲锋陷阵的兵。老伴堵着门口拦住他：“求你了，老头子，可别折腾了，都这把年纪了，又都有病，熬着多活几年吧。”说着，老伴抽泣了，老于也哭了。他拍着胸口说：“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你让我出去蹦跶蹦跶，心里反倒好受些。”

　　1996年，老于特意跑到石家庄来看我，一见我面就哭了。他老了，那一脸的虎气不见了，他像变了一个人。我深知，在精神上他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这一次，我给老于所在市的市长写了一封信，同时附上老于的材料，让他带回去。没多久，市长批示了。市委组织部也承认老于是干部，市劳动局也决定给老于办离休。尽管是这样，基层还是迟迟不落实。“魔术档案”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一直拖到2001年，老于所在的厂换了“婆婆”，归属当地的钢铁集团后，老于“退”改“离”那个字，才真正改成了。前后算起来整整18年。

　　明眼人能看得出，老于的福星是那个“换”字，只有换了头头，换了单位，才能见亮。多亏老于命大等得起。我跟他摽了18年，他的事解决了，我也退休了。这18年，我为他找过省劳动厅、市劳动局，省市委组织部、企工委；找过部长、市长、厅长、局长，记不清写了多少信，打过多少电话。

　　问题解决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2年“七一”这一天，老于坐了一夜火车来看我。他送来一面锦旗，上写六个字：“人民的好记者”。报社的人给我们照了相，刊发在机关内部小报上。可我总是高兴不起来。看着锦旗上的六个字，我心里说不清是啥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