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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融合与引导
    ——试析新世界秩序构建中的中国作用 【原文出处】当代亚太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112 【原刊页号】68～86 【分 类 号】D6 【分 类 名】中国外交 【复印期号】201107 【英文标题】Balancing, Integration, and Guidance: Considering China’s Role in a New World Order 【作 者】王双 【作者简介】王双，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频繁的世界危机凸显出全球化时代下国际问题不可阻挡的跨国溢出与无序的世界治理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从能源到气候变化问题，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从国际金融系统的稳定到跨国宏观经济协调，政治、经济、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世界越来越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当前处于世界新秩序重构的重要转型时期，中国不断增加的国家实力、声望和影响力赋予其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旨在阐述中国在新秩序构建中的力量平衡、制度融合与理念引导作用。 【摘 要 题】理论与政策 【英文摘要】Frequent global crises highlight the deep tensions between the inexorable flows of international problems across bord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lack of world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From resource shortage to global warming, from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o the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from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o macro-economic coordination across borders, a complex array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issues have caused the globe to become increasingly chaotic and volatile. In this critical period in the transi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aspirations and influence continue to grow, giving it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the crafting of a new world order.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scribe China’s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the new order. 【关 键 词】世界新秩序/平衡/融合/引导
    new world order/balance/integration/guidance 【正 文】
    世界及中国对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认识
    要求变革现有世界秩序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1956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提出建立联邦主义的“同一个世界”的理想，他认为，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冲突，但“唯一能让我们坚定向前的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同一个世界的出现”。①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台执政前就指出，急切需要改革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制，以应对我们所面对的快速变化的威胁。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时任英国首相的布朗数次公开呼吁世界秩序的重建。“为了现在和将来的成功，只适用于冷战和只有50个国家的战后世界规则、国际机制需要进行根本变革，以适应包含200个国家的全球化世界、新兴的单一市场、空前的个人自治以及不断增加的遍及世界的非正式网络的力量。”③在基辛格看来，自肯尼迪时代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变化，从未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同时出现过巨大的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组织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全球化下放任自流的世界经济缺乏减缓冲击与扭转趋势的全球性机制，而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利己的现实主义自助行为无法完成只有靠共同行动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世界需要新秩序，否则就要退回到混沌无序的状态之中。④
    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及世界秩序的性质是每个领导人和决策者都必须深刻思考和谨慎决断的重大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致力于世界新秩序⑤理念的创新与实践。在冷战时期两极对立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一度将反帝、反霸、反殖以及建立平等、合理的国际秩序作为历史使命。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阐述了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第三世界国家一起进行反帝、反殖斗争。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交环境以及东西方对立的国际秩序决定了中国必须用一种激进和革命的理念和方式宣示并实践自身对世界秩序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做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新判断，将中国由国内革命道路转向了对外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此后，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加深，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才真正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
    冷战以后，经济合作超越政治对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这催生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更多关注和改革诉求。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倡导国际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阐述了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推进联合国改革，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的理念。⑥针对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倡议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原则和方向。总体来看，这些理念和认识比较抽象，只是中国关于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宏观政策或口号，具体的策略方针尚未成形。
    中国的作用及选择
    中国在新世界秩序构建中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发挥作用：一是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力量和影响力——平衡作用；二是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和支持国际机制的革新进程——融合作用；三是促进范式的更新和新的规范的发展形成——引导作用。⑦
    (一)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力量和影响力——平衡作用
    现实主义者往往将权力的变化和转移视为世界秩序变革的触发因素。比如，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当一个新兴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而原有霸权国出于维持自身利益和声誉不愿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时，崛起国家将会成为挑战者，试图改变现状和游戏规则。这就将引起新老国家间的冲突、国际秩序的动荡甚至霸权战争。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挑战，提出先发制人的遏制战略。
    美国霸权力量变化是国际权力转移和世界秩序变革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变量。约瑟夫·奈曾撰文指出，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80年代日本经济的强势都曾被视为美国衰落的标志，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实际经济潜力仍位列世界第二，同时，美元依然是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中心储备货币。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显然处于弱势地位。⑧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崛起中的国家不必为另一个已经崛起了的国家而迷惑，而衰落中的国家也不能像已经衰落了那样被抹消。”⑨如何判断美国霸权的走向，深切关系到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以及如何确定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角色。
    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中国首先要协调好与美国的关系，平衡中美之间在国际战略、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与影响力。中美之间的协调将对新秩序的构建将起到支柱作用。
    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由于金融危机下中国掌握着有助于对抗危机的丰富经济资源，中国领导人在峰会上格外受关注，从而引发对新的中美“两极”世界的讨论。⑩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在解决全球问题时，中国将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在美国高层领导看来，中美关系是解决时代大多数挑战的关键所在。(11)“华盛顿和北京可以做出重大决定，并集中调动广泛的资源，而这些是布鲁塞尔、新德里和东京都无法做到的。”(12)诸多事实证明，中国和美国需要在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无论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核安全问题，还是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中美两国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基础缺乏稳固，“中美在治理和施政能力上的巨大鸿沟却往往导致双方的相互阻挠与指责”。(13)美国依然对中国的崛起之势和地位十分关切，而中国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和角色也非常敏感。中美战略与对话机制的建立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可以使双方从战略和对称的官僚机构对话中增进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全球问题上分享价值、融合利益、紧密合作。中国的平衡作用将对中美双边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中国要平衡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崛起的中国无疑是新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创造力和改造力，但“直到中国在成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和在全球问题解决中建立了坚实的记录之前”，与美国相提并论是“极为不相称的”。(14)在当今世界力量结构中，其他大国和地区力量如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等依然重要，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持续加速变化，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实力排序和重组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实力不断增长，将会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进行深刻地改造和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和制约，美国霸权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加温和的自我限制阶段。
    金融危机并未颠覆自由主义原则下的世界秩序。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美国新时刻(a new American moment)的说法，认为“美国能够、必须而且愿意领导新的世纪。事实上，今日世界的复杂性和联系性产生了一个新的美国时刻，一个我们的世界领导地位是必不可少的时刻，即使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领导”。(15)可以预见，虽然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或许弱化，但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仍将继续维持。当今世界仍处于以围绕美国所主导的规则为基本结构，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经历“成长的烦恼”时期。(16)今后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仍将是对现有国际秩序持续而杂乱的修正。
    国际政治力量结构的最终成形还将取决于诸大国与美国力量的相对排序及其互动上，从单极转向多极或伴随着漫长的权力转移的过程。随着全球化下国家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要面对全球化形成的国际秩序下其他国家在推行其行动过程中所遇到的选择限制，国际关系或将进入某种“帕默斯顿”(Palmerstonian)状态，即“没有自动的和可预见性的明确的对手与盟友。国家可以在某个问题上是积极的伙伴，而在另一个问题上都是消极的旁观者”。(17)在这种状态下，大国间力量的平衡和协调对世界新秩序构建将更加重要。
    国际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和必要的责任，因此要求中国在大国协调体系中起到实力平衡作用。“大国协调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越多，国际秩序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18)在美国无法有效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情形下，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协调将承担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从而对世界秩序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再次，中国要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平衡南方与北方的力量。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身份和角色非常复杂。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经济总量在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主要债权国。但中国却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却还远未将其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中国的声望和信誉不断提高，但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性公共产品却很少；中国的地位和影响与其实力也不相称。
    复杂的身份和角色赋予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更具建设性的使命。通过资源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合作，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增强了传统友好关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是发展中国家集团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实力的增长使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争斗中起到决定性的平衡作用，例如在伊朗问题、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作用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协调和政策对话中承担着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最典型的实例是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联合其他几个发展中大国形成“基础四国”(BSICs，即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谋求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终达成对己有利的成果。“哥本哈根峰会明确显示出，我们正从一个世界秩序主要由美国决定的时代走向一个美国必须更大程度上参与到讨价还价的时代。”(19)
    最后，中国需平衡因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快速增长所引起的周边国家的紧张和猜忌。在区域层次，中国在促进东南亚和东北亚等次区域合作中，通过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使地区一体化的融合更加趋于平衡。中国秉承“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和新安全观等理念，采取“新俾斯麦式”(20)的外交平衡策略，使自己融入地区一体化建设和参与各种地区机制和组织，减少实力增长给周边国家带来的紧张和猜忌。中国运用“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21)通过外交、文化活动、对外援助和投资以及实施灵活有组织的公共关系等手段，扩展自身软实力。中国在美国领导乏力的东亚区域安全合作中，很好地发挥了区域大国的力量平衡作用；在六方会谈框架中，中国成为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柱。这些努力都为地区力量的平衡与和平友好氛围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从而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地区和平与稳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亚洲邻国曾一度采用平衡实力(balance power)和平衡影响力(balance influence)以及对冲(hedging)战略。(22)随着中国参加地区合作与交往的不断加深，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不断深化，逐渐转向寻求将中国捆绑在地区机制和对话之中，以使其崛起力量变得更加可预测。实践证明，中国在地区内应作为一个“善良的大国”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将发展成果与地区国家分享，以消除他们对中国获得统治地区权力的疑虑。中国力量的增长必然引起地区内力量的不平衡，地区力量会经历一段艰难复杂的摩擦与调适过程，因此平衡作用极为重要。中国灵活地通过多边论坛、地区机制、正式的双边关系等方式，适应美国主导下的地区秩序并尝试对其进行影响改造，使其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行进，同时传输与亚洲同步崛起的理念并切实践行，以缓释因快速崛起而引起的地区国家的忧虑。中国不在地区一体化建设中谋求主导地位，而坚持让东盟国家领导就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范例。
    在经济领域，东亚地区的经济融合日益紧密，中国日益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核心力量。经济持续强劲的增长，使中国成为以贸易为本的区域实体经济融合的活力中心。在对欧美出口严重萎缩的背景下，中国的进口增长减缓了美国的消费减少给东亚国家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韩等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还在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金融合作等方面成为领导者。在美国无力提供开放市场和经济繁荣的国际性公共产品时，中国承担了这个角色，对地区经济秩序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
    中国在参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不但要平衡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还要平衡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平衡南方与北方的实力。因此，中国的平衡作用对世界向新秩序转变的过程将是至关重要的。
    (二)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和支持国际机制的革新进程——融合作用
    二战以后建立的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深刻改变着国际秩序的面貌，改造着国际秩序的结构。“人类已进入了一个不可能避开现行国际机制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代，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活动中心，也是维系当代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23)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逐渐认识到多边主义和国际机制对促进国家利益和提高国际形象的重要性，由一个体系外的国家逐渐融入国际制度体系，并努力在国际机制的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发挥作用，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国际角色，更加支持多边主义的政策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提升了中国的全球角色，并增强了其相对地位。”(24)
    自2001年，中国开始成为联合国国际维和行动中的重要力量，目前已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数最多的国家。通过维和行动，中国建立起了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传统影响。在核安全问题上，中国一向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于1992年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2002年底，中国对战略武器出口控制实施了大规模改革，2004年5月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这些都凸显出中国不但是一支“和平发展”的力量，而且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25)中国坚持核不扩散和削减核武器的立场，为世界无核化以及人类共同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贸易组织内，中国基本接受了该组织的全部决策程序和体制，并小心翼翼地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26)入世以来，中国从世界贸易体系中获益匪浅。2001-2010年，中国的商品出口从2670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中国在维持和滋养世界贸易体系中有着巨大的利益，而并非只是简单从中获取利益。(27)
    从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条约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程度。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数量相当于美国的80％，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已超过其发展水平。(28)中国几乎参加了联合国的所有附属组织。中国加入的多边条约已多达300多个，涵盖领域广泛，内容丰富。随着中国对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融合的加深，中国将自身的发展利益深深根植于国际制度体系之中。
    中国融入国际制度体系并改造世界秩序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对国际制度的遵守上，还表现在对国际制度特别是联合国系统的积极改革的努力上。由于当前的很多国际制度已不适应时代发展，改革现有国际机制是中国的利益和责任所在，公平合理的国际机制将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也将是新的国际秩序的支撑基础。中国认为，“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应该继续成为维护和平的使者，推动发展的先驱。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作用，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29)为有效推动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以及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能力，联合国应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循序渐进的改革。
    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市场和发展力量。“即使没有付诸实践，实力仍然是重要的。中国空前强大的金融实力赋予其在世界经济中各方面的影响力。”(30)中国应利用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争取在塑造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投票权和发言权，成为改造世界经济不平等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国已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切实的利益需求促使中国更多地参与对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改革和新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构。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的设想，提出“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31)表达出中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决心和争取构建更平等更合理世界经济秩序的理想。
    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力量的对比变化在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中有所表现。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本次改革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中国是本次投票权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投票份额的改革方案，加大了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中国的份额将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这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良好开端，也酝酿着国际经济秩序的加速转型，新兴国家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希冀打破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与欧美国家垄断世界经济权力的不公平现状，创造更加平等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此外，中国在参与其他国际制度及多边组织，以及推动某些革新过程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在从G8到G20机制的转变过程中，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组成的群体力量的增长使发达国家俱乐部认识到，没有前者的参与不可能解决所面临的全球问题。在气候与环境合作机制中，中国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及示范作用。在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谋求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的巨幅减排目标，表达了中国对世界环境治理的坚定决心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度关切，展现出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不但积极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维护和革新，甚至在新的国际机制建设中处于最前沿。
    中国在融入地区机制的过程中不但保证了自身的发展，更为地区秩序的构建创造了和平友好的氛围。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全面积极地融入区域机制，如“10+1”、“10+3”、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峰会(EAS)等，这些地区性组织使中国可以传达和平意图，避免被视作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不稳定大国，中国利用区域机制赢得了地区国家信任，并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国支持磋商一致、合作、舒适度、开放原则下的新区域主义的区域合作方式，“在某些实例中，中国作出巨大妥协，限制自身主权利益以融入区域多边框架，追求更紧密的区域相互依赖。”(32)这使中国可以更好地融入地区合作机制，塑造地区秩序。
    中国不断加强与地区国家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海上安全、防扩散、灾难救援、传染病防治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和合作，充分发挥多边安全机制的积极作用。中国同各国建立了军事安全对话机制，积极推动军事领域的信任合作措施。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运转表达了中国对新安全理念和新地区安全秩序的解读。
    中国还十分重视“二轨”机制的建设，支持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香格里拉对话，以及商界领袖和政要参与的博鳌亚洲论坛，为地区民间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有利于加深地区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理解。
    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融合的加深，中国在地区机制和地区秩序建设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程设定者和倡议发起者。在“10+3”的东亚合作机制中，中国第一个提出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第一个签署《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主动提出承办第二次东亚峰会；牵头组成“10+3”专家小组，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积极推动《清迈倡议》合作机制下的双边互助协议多边化；提议建立地区外汇储备基金等等。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东亚合作的一个中坚力量，不仅表现出高度的自信，而且体现出可贵的务实精神。中国不仅积极推动东亚的经济合作和制度化安排，而且也对开展政治、安全合作持开放态度。(33)中国在地区秩序建设中的努力实际上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34)
    国家实力的对比变化必然带来国际机制的变迁以及世界秩序的转化，但这并非是一个直接发生的过程，国际机制的惰性以及权力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国际机制的变革和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尊重成员的不同意见将继续影响国际组织的议程，并限制各种解决方式的方案的尝试。(35)因此，一个全新的国际制度体系在短期内是无法出现的，而只有对现存国际制度结构进行适当调节与革新，才能使其逐渐适应解决新的全球问题的需求。从G8到G20的转变正说明了这一点。
    融合(integration)是应对新时期挑战的唯一途径，特别是由全球化引发的问题，如保护主义、扩散、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36)中国深度融合于国际制度体系，将对解决新时期的新问题、塑造世界新秩序起到愈加重要的作用。
    (三)促进范式的更新和新规范的发展形成——引导作用
    当前不但处于世界政治经济力量急剧变化的时期，更是一个缺乏主导意识形态与范式争鸣的时代。世界历史性事件，比如战争或者国际体系中的大萧条会导致对新的观念与规范的寻求。(37)当世界领导者(美国)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世界秩序混乱并且自身已处于名誉沦丧的边缘时，“新兴力量开始表述一个替代机制的结构与不同的治理模式，形成其自己的体系框架，以及(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看来)合理合法的政治经济秩序”。(38)对新的观念与规范的需求将加速世界秩序新理念的形成。在物质力量变得更加模糊、权力结构越发被稀释的背景下，中国应提供独立而有吸引力的未来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引领世界秩序的走向。
    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倡人类应从东方文明中发掘优秀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以柔和的中国文化来调和西方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中华文化“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创立了覆盖整个东亚，远播南洋与塞北的华夏文化圈；在第二个一千年启发了西方现代文明，为现代性的确立、现代主义的超越提供了文化灵感；为整个东亚的现代化提供了儒家文化资源，并完成了中华文化自身从衰落到复兴的艰难历程”。(39)中国在引领世界秩序构建和世界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应从凝聚了中国古代无数思想家智慧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髓，结合时代现实，为世界秩序提供可行的模本，为未来世界勾画出“中国式”图景。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就是对世界新秩序观念层面的一个重要贡献。
    意识形态是理念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进步向世界诠释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现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都缺少一个可以制衡美国并争取与其平等地位的要素，即提供一种自己的社会秩序的模式，作为指导人类创造性努力的目标，为世界提供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40)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才是中国所应该努力的方向。中国在未来世界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取决于是否能创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以滋养世界新秩序的理念的构建。
    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机制，如北约或者G8等，对于志在维护其独特的国家文化、民族认同而不是模仿其他国家的大国，如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是不实用的。中国在国际合作中不以价值观为判断标准，践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外交理念，提倡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念，尊重多元文化的和谐并存，通过自身的实践向世界和地区传达中国新的合作理念和新的行为规范，引导国际政治文化向和平、公正、合作、共同安全的方向演进。
    在地区秩序的改造和地区一体化的模式上，中国能否提供一种新的范式，以起到引领地区秩序和平转型和加强区域合作的作用，也是未来中国在区域政策制定中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
    中国在地区观念层面的作用的发挥有赖于软实力的不断积累和吸引力的增强。“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政治问题的现代趋势和变迁对权力及造就权力的资源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影响……当今的诸多趋势使同化行为和软权力资源变得愈加重要。”(41)国家软实力建设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软实力的提升可以有效加强地区认同，使中国得以在地区合作观念的更新和新规范的形成中获得更多引导能力。
    中国努力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与泰国等国家签订协议，将汉语融入公共学校课程，并帮助如柬埔寨等贫困国家的学生进入到中国的小学学习汉语。(42)中国对区域国家的援助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援助方式，中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因此也被受援国家所推崇，在地区内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软实力。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展得益于不断增加的一系列共享的规范作为多边合作的基础。而这却是“一群弱小国家安排一系列程序规范，并说服该地区大国接受且适应这些规范”。(43)现实的考虑使得中国易于接受以东盟为领导的区域合作，遵循其社会化规范，以赢得地区国家的信任，增强地区认同。秦亚青等认为，中国在区域角色结构的改变是一个大国被社会化的进程。(44)阿查亚则指出：“今天的亚洲可以从包括西方思想在内的思想中汲取政治和战略思想，而中国既没有社会资本、也没有意识形态吸引力来主导未来的地区观念。”(45)长远来看，中国不应仅仅被动接受规范，而应引导创新，积极主动地设定并影响规范的进程。
    要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观念和范式的引导者，中国还面临诸多的问题。首先，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尚未占据优势，难以在世界秩序的观念性层面创造孕育中国元素，主导世界新秩序理念。其次，在西方占据所谓“道德高地”的民主价值观、人权等领域，中国还无法与之竞争，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行为还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往往遭到西方国家的诟病和发难。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来自国内外社会的关于要求更多自由、民主、透明、公正的舆论压力。再次，中国等新兴国家还未发展出成熟的、具有凝聚力的替代领导模式。最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往往引起区域国家的敏感和密切关注，难以凝聚地区认同，在地区内的吸引力和软实力建设还不足以有效影响、引导地区观念。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已深度融入区域一体化并志在有所作为的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崛起中大国，中国将为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通过以上对三种作用的论述，笔者试图用图表简化出三者的互动关系。表1列出了中国在世界和地区秩序建构中的作用，图1展现了中国在构建一个世界新秩序中平衡、融合与引导这三种作用的关系，即三者交叉互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紧密联系。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平衡作用可以使其有效应对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关系、平衡自身在地区内的影响，而这种作用有助于中国更深地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维持和革新。更深的融合和社会化又要求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内承担更具建设性的协调和平衡作用，并赋予其更多引导国际秩序理念的塑造功能。而中国在世界新秩序理念构建中的引导力和塑造力关系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体系中的行为和身份的确立，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平衡和融合作用，最终又会提升中国的声望并保障其国际利益的实现。
    
    
    图1 中国在世界新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结语
    “角色，并不是抽象地创造出来的，而是(行为体)对所理解的世界结构的一种反应。”(46)在一个全球性问题复杂难解，需要世界各国集中力量加以解决的时代，在一个权力更加分散、行为体身份模糊难辨的时代，在一个世界秩序缺乏领导力和治理理念的时代，作为实力和影响力快速提升的新兴大国，中国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复杂且至关重要的。
    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地位要求其在全球和地区的权力结构变化、国际制度体系的变革和国际社会范式更新与规范进化中起到实力平衡、制度融合和观念引导作用。三种作用相互交汇、相互促进、紧密联系，将深刻影响中国国际利益的实现和世界新秩序的形成。
    注释：
    ①Jawaharlal Nehru, "Towards a World Community", in S. K. Madhavan, ed., India at the United Nations, 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Vol. 1, 1956(Revised edition 1999),pp. 61-64.
    ②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for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8, No. 2, March /April 2009, p. 50.
    ③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Prime Minister's Speech at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Delhi, January 21, 2008. http://www.number10.gov.uk/Page14323.
    ④Henry Kissinger, "The World Must Forge a New Order or Retreat to Chaos", Independent, January 20, 2009. http://www.independent.co.uk/opinion/commentators/henry-kissinger-the-world-must-forge-a-new-order-or-retreat-to-chaos-1451416.html.
    ⑤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的最大区别在于，世界秩序中包含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影响。参见林甦：《国际新秩序、世界秩序与世界新秩序》，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第44～49页；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3～142页。本文不做细致区分。
    ⑥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212365.htm.
    ⑦为简述中国在世界新秩序构建中的多重复合作用，本文尝试对“平衡”、“融合”的概念做出比较宽泛的界定。本文论述的中国在世界新秩序构建中的平衡作用，既有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平衡实力和影响力的“制衡”(balance)含义，一定程度上又包括协调、调和国际关系的稳定器的含义。而融合作用则不但涉及中国参与多边主义合作、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过程，还涉及中国对国际制度体系的改造革新的作用，应是一个深度融入的社会化过程。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⑧Joseph S. Nye, "China's Bad Bet Against America", Daily News Egypt, March 11, 2010. http://thedailynewsegypt.com/article.aspx?ArticleID=28371.
    ⑨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for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8, No. 2, March /April 2009, p. 55.
    ⑩Sheila A. Smith, “Japan's New Economic Challenge”, Expert Brief,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5, 2008,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7854/japans_new_economic_challenge.html; Willy Lam, "Beijing's Stimulus Plan: Preemptive Crisis Management", China Brief, Issue 228, November 24, 2008, http://www.jamestown.org/uploads/media/cb_008_22.pdf; Niall Ferguson, "Team 'Chimerica'",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1/16/AR2008111601736.html; Fred Bergsten, Charles Freeman, Nicholas R. Lardy and Derek J. Mitchell,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in Yoichi Funabashi, "Forget Bretton Woods Ⅱ: the Role for U.S.-China-Japan Trilateralis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pril 2009, pp. 7-25.
    (11)Hillary Clinton and Timothy Geithner, "A New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7, 2009.
    (12)William H. Overholt, "China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Rising Influence, Rising Challeng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0, p. 33.
    (13)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3, 2009, p. 16.
    (14)Abraham M. Denmark, "China's Arrival: A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in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 eds.,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Final Report),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ociety, September 2009, p. 172.
    (15)A Conversation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Washington D. C.: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8, 2010.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2896/conversation_with_us_secretary_of_state_hillary_rodham_clinton.html
    (16)Naazneen Barma, 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07, p. 24.
    (17)Richard N. Haass, "The Palmerstonian Moment ",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2, 2008.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the-palmerstonian-moment-1918
    (18)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的研究》，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19)Nikolas Gvosdev, "Finding a New Model of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in Parag Khanna, Thomas P. M. Barnett, eds., Rethinking The Post-American World, World Politic Review Document, July 13, 2010, p. 5.
    (20)Avery Goldstein, "China'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 A Neo-Bismarckian Turn",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 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7-106.
    (21)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006, pp. 270-276.
    (22)对冲战略被定义为“为避免(或者应急规划)一种在国家无法直接决断的诸如平衡、追随或中立的选择的形势下采取的一套战略，而是发展一种中间姿态，阻碍或避免为选择一方而明显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三个要素包括：一是间接制衡或“软制衡”。其主要手段是将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引入，以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斯蒂芬·布鲁克斯和威廉·沃尔福斯对“软制衡”的概念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引用了保罗的定义，认为“软制衡”除正式的联盟外还包含默契的制衡。它一般产生于国家与另一方订立协定或者有限的安全互谅，以平衡一个潜在的威胁国家或者一个崛起力量。“软制衡”一般建立在有限的军备扩张、特定的合作演习，或者区域或国际机制内的联合的基础之上。当安全竞争变得激烈和实力国家变得有威胁时，这些政策可能转化为公开的“硬制衡”政策。参见T. V. Paul,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73.二是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战略层面进行多方面接触，期待中国能被劝诱或被社会化以遵守国际准则与规则。三是将地区大国网罗的总方针，以使其在地区秩序稳定性上有利害关系。总之，对冲战略是为防止三种不希望的结果出现：中国的主导或霸权，美国从该地区撤出以及不稳定的地区秩序。参见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Policy Studies 16, Washington D. C., 2005, p. viii..
    (23)刘振民：《国际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求是》2005年第10期，第56页。
    (24)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34, Number 4, Spring 2010, p. 87.
    (25)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6, p. 86.
    (26)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Multiple Personalities in Geneva: Constructing a Templat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nese Behavior in WTO", Paper Presented at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Conference in Honor of Allen S. Whit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 8-9, 200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 20.
    (27)Gary Clyde Hufbauer and Robert Z. Lawrence, "Let's Make a Deal: How to Bring the Doha Trade Talks to a Close",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7, 201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6532/gary-hufbauer-and-robert-lawrence/lets-make-a-deal.
    (28)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p. 13-14.
    (29)《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199083.htm
    (30)Ken Miller, "Coping With China's Financial Power: Beijing's Financial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6466/ken-miller/coping-with-chinas-financial-power.
    (31)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detail.asp?col=4200&id=279
    (32)Amitav Acharya, "China's Charm Offensive in Southeast Asia", in Amitav Acharya, Asia Rising: Who is Leading?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8, pp. 3-5.
    (33)张蕴岭：《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再认识》，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1期，第18～19页。
    (34)门洪华：《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17页。
    (25)Mathew J. Burrows, "Revisiting the Future: Geo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pril 2009, p. 38.
    (36)Richard N. Haass, "The Palmerstonian Moment",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2, 2008.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the-palmerstonian-moment-1918
    (37)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 909.
    (38)Naazneen Barma, 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p. 24.
    (39)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40)Timofei Bordachev, "Without Ideology or Order", RIA Novosti, December 25, 2009. http://en.rian_ru/valdai_op/20091225/157370972.html.
    (41)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42)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Charm Offensive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006, p. 273.
    (43)David Martin and Michael L. R. Smith, "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Summer 2007, p. 154；转引自唐小松：《三强共治：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然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10页。
    (44)参见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大国的社会化——东亚共同体角色与中国崛起》，载王正毅、迈尔斯·卡勒、高木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页。
    (45)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Winter 2003/04, pp. 149-164.
    (46)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1991, pp. 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