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流落在城市與鄉村之中

賣炒飯的能吃得起炒飯，賣茶葉蛋的也吃得起茶葉蛋。但在深圳富士康加工iPhone的余雪峰卻買不起iPhone。

余雪峰是來自河南省商城縣一個村莊的農民工。工作的艱辛對他來說並不算什麼，這位年僅21歲卻擁有4年工齡的年輕人，目前最為困惑的是不知道以後會做什麼。

這種反差強烈刺激著中國的農民工，他們在城裡拿低薪、幹著最大強度的苦力活，卻不得不讓他們的父母做留守老人、讓妻子成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

中國政府一直在試圖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但農民工諸多久拖不決的問題，卻似並沒有多少緩和的跡象。

一年一度返鄉過節的農民工再次成為熱點，他們每年這個時候都要跟候鳥「望鄉」一樣回家，這被稱為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新年伊始，再次肯定了農民工對這個國家的貢獻：沒有農民工城市不可能發展這麼快這麼好。

國家統計局此前的調查顯示，中國有1.53億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其中58.4%是生於1980年及以後的「新一代」農民工，即中國約有8900萬新一代「80後」農民工。

就是這麼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每年都在制度缺失下重複著工作難找、薪酬低、無法融入城市、討薪難等日子。

有跡象顯示，中國正在考慮撤銷「農民工」的稱謂。農民工輸入大省廣東和農民工輸出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近日都提出了取消「農民工」稱謂的建議。

返鄉

1月11日下午1時3分，河南青年陳久超坐上了從深圳西開往河南信陽的1204次列車。他必須要在車上度過21個小時，在12日中午就能回到闊別一年的家鄉。

就是從1月8日開始，中國近9萬公里的鐵路沿線又被疲於奔命的人們擠得爆滿，很多農民工都要在春運期間搭乘「歸途列車」趕回家過春節。

春節是中國兩大「黃金周」假期之一，也是幾乎所有農民工回家省親的唯一機會。今年這次年復一年、全球最大規模的遷徙運動「春運」持續40天，將在2月16日結束。

國家發改委估計的數據稱，2012年春運的客流總量將達到31.6億人次，道路運輸將有28.45億人次。其中鐵路客流量有2.35億人，而絕大多數是來自農村地區的外出務工者。

雖然鐵道部推出網上訂票系統試圖緩解農民工春節回家買票難的問題，但該系統剛推出幾分鐘後就崩潰，這不得不讓很多人對此表示憤怒。

為能盡早與家人團聚，陳久超在2011年12月31日一大早就開始訂購火車票。他先是在網上無法訂購，不得不幾個座機一起打轉為電話訂票。

訂到一張硬座票，讓陳久超「高興了好半天」，因為自2004年南下深圳打工以來，他每年都是買站票回家。

和其他同鄉一樣，陳久超也不喜歡坐汽車回家，「汽車不僅價錢貴」，從深圳到信陽跋涉1500公里地「很容易出事」。

陳久超的家在信陽市下轄的商城縣吳河鄉郭廟村，在這個地處大別山腹地的國家級貧困縣，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都可能發生。

譬如乘坐長途汽車的車費，平時從商城到深圳只要200元多一點，甚至200元就能搞定。但每逢春運期間，車費至少要漲至500元。

無良的車主和當地一些腐敗的官員勾結在一起，使得部分車主壟斷了長途運營線，最後只能讓外出農民工挨宰。

在陳久超看來「那叫黑錢」。陳久超高中畢業後，2004年就在深圳富迪印刷廠做學徒工，他那時的月薪只有800元錢。

一年後，陳久超進了金之彩包裝公司，他在那裡接觸到了酒類包裝，並用兩年時間掌握了酒類包裝製作的流程。

為「充電」學技術，陳久超在2007年進入了金銀泰包裝設計有限公司。雖然月薪由先前的2500元降為1500元，但他很快摸清了「看酒類包裝算價錢」的竅門。

工作與生活的壓力，讓陳久超這位擁有兩個孩子的年輕父親深感負擔沉重，他不得不嘗試創業謀求更大的發展。

外出打工者總是會面臨一大堆挑戰，但沒有什麼比養育子女的問題更艱巨了，這是陳久超目前最為重要的事情。

而農民工隊伍出現了越來越多更為年輕的農村打工者，他們受到的教育比父輩好一些，多數人基本沒種過田，渴望在城市擁有自己的新生活。

幾經周折，陳久超與來自湖南農村的李加保、劉凌、黃建輝3人，在2011年年底終於註冊成功了元和包裝設計有限公司，主營紅酒包裝。

這4個年輕人在位於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陣地的深圳市福田區，租了一個只有65平方米的寫字樓作為辦公室，他們將在春節後返回深圳開始「掘金」之旅。

他們4個人分工明確：兩個做核心設計、一個做業務、一個負責生產實體。儘管在深圳這個大都市才剛剛開始，但他們對公司的前景充滿期待。

年輕一代的農民工日益渴望在城市安身立命，他們渴望掙錢、擁有住房，擁有以戶口為代表的城市居民權益，借此完成從農村融入城市生活的進程。

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此前的一項調查顯示，30歲以下的農民工中56%希望「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他們對城市環境比對農村環境更熟悉、更適應。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看來，必須要用制度建設讓「新生代農民工」真正進城。

於建嶸表示，要真正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政府應採取措施降低農民工入戶門檻，直至條件成熟時，取消戶籍的城鄉劃分、地域劃分。

近年物價高企也同樣讓農資水漲船高，回家種地只會入不敷出。「努力、吃苦、積累」成了陳久超留在深圳的關鍵詞，他不想回老家種地，因為「種地看不到錢」。

遷徙

就像深圳這座都市裡數百萬外來務工人員一樣，余雪峰每天早晨8:00就開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他在深圳富士康的工廠上班，每天很晚才能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

余雪峰是陳久超的鄰鄉余集鎮石板村人，他在2008年高中畢業後就到了深圳平湖大華手袋廠打工，當時的月薪最多只有1300元。

那時只有17歲的余雪峰，每天要從早晨8時一直工作到晚上11時，他的工作是把機器紮好的包袋等從反面翻正。

雖然飯菜有很多沙子，但余雪峰每頓都能吃一小鐵盆。那段時間的伙食讓他終生難忘，有一天發現菜裡有塊肉，看清後原來是只蝸牛。

那段日子，余雪峰至今記憶猶新：在宿舍睡覺用的涼席都是辭工走的工友留下來的，在天熱時光著膀子去乘公交車，「司機不敢停車」。

4個月後，余雪峰辭去翻包工作回家，他省吃儉用攢了不到3000元錢。直到2009年8月，他再次南下深圳進了富士康。

當時底薪有每月1200元，富士康對新來員工的承諾是，干3-4個月後加薪。但很多人熬不到加薪的時間，就不得不離開富士康。

余雪峰和他的工友們沒有選擇的機會，大部分人在加薪前被調崗或者無班可加，在收入大幅縮水的情況下被不知不覺地「幹掉了」。

在2011年5月底，因為戶籍問題，余雪峰必須回河南老家舉辦婚禮結婚。但富士康需要看到他的結婚證才能批婚假，否則只能辭工。

戶籍制度為農民工帶來了麻煩，他們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很多權利，包括住房、醫療保障和子女教育等。

但是沒辦法，余雪峰的妻子王雯是他們鄰村掌店村的人，他們結婚必須要回到原戶籍地領取結婚證，這讓他不得不從富士康辭工。

為結婚，余雪峰家僅裝修房子就花了近6萬元錢，加之送聘禮、辦酒席等，把媳婦娶進門一共花了至少15萬元，他為此欠下數萬元的債務。

「花光了父母的積蓄，」余雪峰的父母早年外出打工，後來在村裡開了個雜貨鋪，也只能勉強維持生計。他的兩個姐姐出嫁多年，也在深圳打工。

就在結婚後不久，余雪峰突然大病一場。他在床上躺了幾個月，身體也明顯消瘦了許多。

沒有醫保，那場病又花了余雪峰近4000元錢。2011年8月底，他和新婚的妻子帶著3000元錢再次南下深圳。

找工作耗了余雪峰1個多月的時間，他們夫妻倆在深圳平湖真彩人才市場辦求職卡花了310元錢，男性一張卡200元，女性一張卡是110元。

他們每天都要去人才市場，當時只能住20元一夜的旅館，旅館客房裡除有一台放不出聲的電視機，別的什麼都沒有。

就在2011年9月25日，他就陰差陽錯再次回到了富士康。他現在每個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最多可以加班2個小時，這樣才能保證一個月有2300-2400元的收入。

余雪峰和他的妻子租住在富士康廠房附近的一個民房裡，這個房間連衛生間還不到10平方米。進門就是一張木板床和一張小桌子，房裡唯一的電器是電熱水壺。

他們夫妻倆每月平均要花3000元錢，但不知道錢花到哪兒去了。余雪峰對富士康的工作表示不滿，他認為在那工作沒有尊嚴。

兩進富士康，給余雪峰最大的感受就是「那邊不把人當人看」。他決定馬上辭職回家，年後另謀出路。

枯燥的工作和不夠人性化的管理，讓這個台資企業近年來接連發生年輕工人跳樓自殺事件，引發社會各界關注農民工在外企工作的待遇和工作條件。

於建嶸在幾年前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提出了「漂移的社會」概念，他也在深圳接觸過不少富士康的員工，他批評一些工廠管理缺乏人性化。

如果一個年輕人帶著夢想來富士康這樣的公司打工的話，那麼他的失望值就會隨著勞動時間延長、工資待遇長時間不變的情況下急劇上升。

余雪峰在廠裡受夠了，他厭煩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認為富士康需要他們時，「就把我們招進來;不需要時，就趕走我們，變相逼我們辭工」。

很多人在富士康這樣的工廠裡，干一天算一天。和他的工友們一樣，余雪峰希望能做點別的事情來改變目前的狀況。

但他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擔憂，「我沒有技術，但我會努力嘗試做別的事」。余雪峰也不會種地，即便仍然打工，也可能會繼續過著這種「無家可歸」的城市生活。

討薪

和信陽相鄰的河南漯河市，是48歲的民工隊長郭金科的家，他每年都從漯河老家的農村帶領幾十個民工外出打工。

郭金科這幾年基本是在為中鐵十一局打工。自兩年前的那場全球次貸危機以來，郭金科往年在臨近年關提「錢」返鄉，正在演變成提前返鄉。

討薪難近乎要了郭金科的命，中鐵十一局在2008年欠他40多萬工程款，不但一分未給他，反而用以假工資單稱他已領取工資款。

郭金科不得不將中鐵十一局和當時負責包西鐵路通道陝西段工程的主管秦來燕訴至公堂，但3年以來，他討薪沒有任何進展。

如今年關將至，郭金科的家多次被討薪的民工兄弟包圍。他的妻子離家出走，子女也不敢回家。他多次想到「死」，但又「死不瞑目」。

從2011年11月6日開始，郭金科就隻身一人前往北京。他希望伺機上訪解決問題，他甚至被迫「死諫中鐵」以討公道。

但在北京逗留兩個月以來，郭金科的做法基本算是徒勞。他一邊在被威脅中討薪，一邊向親朋舉債20多萬，向民工們支付了部分工錢。

郭金科每天住在車站的候車室，只有換洗衣服才住一晚很便宜的黑旅館。他花3元錢買12個饅頭，就著幾塊豆腐乳，可以吃3天。

工錢討不到，郭金科還經常被威脅。無奈之下，他只好在新浪微博開通了「民工隊長郭金科」賬號，在網上控訴他的遭遇。

郭金科在網上公佈了中鐵十一局欠他工程款的證據和每次被威脅的情況，他警告中鐵十一局「年關就是農民工的關!這一關過不去了……魚死網破」。

但他最早發佈的幾條微博都被刪除，他在2011年12月23日悲憤地發了4個字「死不瞑目」。他的遭遇獲得了網民們的同情，但他討薪卻一直沒有任何進展。

郭金科在2008年11月，帶了52個民工前往陝西浦城縣，為中鐵十一局一公司承建的包西鐵路一橋樑施工。

中國第一代農民工，他們只會憑借做苦力活命。而他們的壓力最大，上有年邁父母，下有正在上學的子女。

跟著郭金科打工的人，也以35歲以上的農民工居多，他們就靠血汗錢養家餬口。打工的工資，則成為他們家庭的主要收入。

國家統計局早前的調查數字顯示，老一代農民工將收入的51.1%寄回家。郭金科認為他連累了他的農民工兄弟，他希望下輩子能「做牛做馬」來報答他們。

郭金科已經傾家蕩產，他多次以死相搏，但他又「死不瞑目」，他擔心「家人要背黑鍋，自己的孩子也抬不起頭」。

有中鐵十一局的人致電郭金科，希望他來公司所在地武漢談判。但郭金科堅持要他們帶錢去北京，郭金科認為要他去武漢「是個幌子」。

郭金科向中鐵十一局表達了「不會輕易去死，但並不代表我不死」的意願，他稱「2012也許就是我的最後一站」。

郭金科還表示，「與其不能好好活著，不如轟轟烈烈地去死!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中鐵十一局是如何對待農民工的下場」。

自從2003年年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重慶向一農民工家屬承諾協助追討欠薪後，每到年終，各地政府都會針對拖欠農民工薪酬問題，開展聲勢浩大的專項執法檢查活動。

按現行法律規定，拖欠農民工薪酬只屬違反勞動法規，由勞動部門處理。但勞動部門執法力度有限，因而能躲則躲，能推則推。

多位受訪的學者建議，應借鑒新加坡等地的經驗，追究欠薪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可惜官方一直充耳不聞。

城市

無法融入城市、薪酬低、討薪難、享受非國民待遇等問題，長期困擾著中國的農民工。

劉澤春也是余雪峰的鄰村掌店村人，在河南省商城縣這個人多地少的丘陵地區，很多人都只能依靠外出打工過日子。

由於家中姊妹多，劉澤春早年喪父，他在未成年時就跟隨大人一起外出謀生。如今他20歲的兒子劉源兵也跟他一起在蘇州打工。

農民工一代、農民工二代，在商城縣實在是太普遍了。這個總人口超過70萬的國家級貧困縣，打工經濟一直是其主要支柱。

位於中國中部的人口大省河南，一直和四川、安徽等省份，成為全國農民工的主要來源地之一。而廣東和江浙等省份，則是農民工輸入大省。

「農民工」這一早已約定俗成的稱謂，或許很快就要被撤銷。農民工輸出大省河南和輸入大省廣東的省委書記，近日都提出了取消「農民工」稱謂的建議。

就在2011年12月下旬，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呼籲社會慎用「農民工」這一稱謂，他認為「農民工」這樣的稱謂本身就帶有歧視色彩。

「農民工」應該呼籲取消這個概念。盧展工質疑，「工農商學兵，本是職業的劃分，為什麼唯獨農民永遠要被加上特定的標籤呢?」

盧展工認為「農民工」這一稱呼背後隱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視，他呼籲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勵外來務工人員融入社會。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在1月3日的中共廣東省委全會上表示，廣東將加快研究並適時出台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

汪洋要求廣東探索建立外來務工人員根據職業和工作年限享受相應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村社會研究中心的張世勇博士看來，有歧視意味的「農民工」稱謂不僅不倫不類，而且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他們身份認同和實現社會流動的困境。

儘管廣東和河南有意向取消農民工稱謂，這雖然是改善對農民工不公平待遇的積極措施，但張世勇認為其可能所起的實際作用有限。

張世勇表示，改變稱謂的重要意義在於表明政府和社會在農民工態度上的轉變，表達了對農民工的尊重，但關鍵在於將這種尊重轉變為可行的政策方針。

不少人提出了一些改變「農民工」稱謂的建議，其中包括「新市民」、「新型合同工人」等。

但稱謂的改變只是一種外在形式，關鍵還在於農民工是否能和城裡人擁有同等的權益，包括孩子教育、醫療和福利等。

多位學者建議，政府應採取措施根除中國的社會「二元化」狀態，制定政策保障農民與城鎮人口獲得相同的社會福利，這才是改變農民和農民工「低人一等」處境的根本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