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式梳妆台:精锐对精锐：从三次长沙会战中来看中日军事实力之对比

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中日双方在中国正面战场上进行的三次规模较大的作战。在这三次作战中，中日双方包括指挥官在内投入的都是当时的精锐部队，日军共投入兵力近30万人，伤亡9万人左右；国民党军队共投入兵力70多万人，伤亡13万人左右。从每次作战的具体情况来看：第一次作战，可以说双方是打成了平手，日军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国民党军队也未能取得如其宣传那样的大捷；第二次作战，日军基本达成作战目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第三次作战，日军显然是失败者，非但没有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反而使己方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可以说，在整个长沙会战中，若就局部而言，日中双方在作战方面是各有胜负，中方的损失相对日方来说要多一些。但若就战略目的及战略全局而言，日方未能达成歼灭第9战区主力、进而迫使蒋介石政权妥协屈服的目的；第9战区虽然损失了一些兵力，但却基本上完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赋予的保卫湘赣的任务，且给了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因而，从战略层次上讲，中方应是长沙会战的最终胜利者。


　　那么究竟该如何去看待长沙会战呢？这里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以简要的分析。

　　一、关于双方的战略指导思想

　　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正面战场上发生的具有各战役代表性特征的典型战例。就日方而言，在其侵占了广州、武汉以后，便调整了侵华战略，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与此同时，其军事战略方针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在军事上“除发生特殊重大和必要的情况外，不再扩大占领地域”，不再以攻城掠地和抢夺物资为作战目的，而只以局部的战役进攻，来配合其政治、外交攻势，达成在全局上“不战而胜”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当然，这种变化是由于日军力不从心造成的。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巩固其已取得的占领区，尽可能地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力量，便成了在华日军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在长沙会战中，日军每次制定的作战目的都是以歼灭或击溃第9战区的主力、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为主，而不以占领地区或掠夺财物为主；其每次制定的作战时间基本上都在两周左右，日军在作战中所携带的粮弹也就以此时间为参照。因此，每次作战，日军打到一定时候就撤回原防，这也是后来正面战场诸役中日军每每忽然未败先退的原因之所在(也有败了以后再退和战后不退的个别现象)。所以，从根本上说，日军每次作战后的撤退是由其战略指导思想决定的。

　　第9战区在长沙会战中基本上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时所制定的第二期抗战军事战略为指导思想。保存实力可以说是其中的关键点。欧战爆发后，蒋介石认识到中日问题“实是世界问题之一环，只有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所以，“静观时局，保存实力，待机而动”便成了蒋介石喊得最多的一句口号。实际上，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决战，蒋介石甚至一度要求薛岳放弃长沙。因此，在长沙会战中，受保存实力这一思想的影响，第9战区每次作战都无法真正投入所有力量，且每次作战都是以防守为主，在战役中的各主要作战阶段，也多取守势,少有主动进攻，作战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对方，这也是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上历次会战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关于双方的战役指挥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是古今战争的通用原则。对于战役指挥者来说，此点尤为重要。
　　在长沙会战中，中日双方在战役指挥上均有值得反思之处。

　　从对敌情的判断来看。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过低，他甚至认为日军1个大队便可对付国民党军队1个师，同时也没有想到第9战区会投入35个师的兵力与其作战，从而造成日军“无功而返”。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9战区的统帅及高参们判断日军仍会从三路或两路进攻，继而做出三路迎敌的错误决定，造成兵力分散，没有形成防御的重点，从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第三次长沙会战，阿南惟畿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主要也是由于判断失误造成的。他认为第9战区在刚经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沉重打击后，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战斗力，这次作战，必然是不战自溃。因而在日军到达汨罗江一线后，阿南惟畿又独断决定进攻长沙，从而造成了作战的最终失败。日方在检讨这次作战失败的教训时也指出：日军“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与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战斗力量”。

　　从兵力使用上看。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分别从赣北、鄂南、湘北分兵三路进攻长沙，没能形成重点进攻即湘北主战场上相对优势的兵力，因而在与第9战区部队的较量中没能占得便宜。第二次长沙会战作战，阿南惟畿吸取了冈村宁次分兵使用的教训，集中全部力量于湘北，在战略的局部上形成了绝对优势；而第9战区则恰好相反，基本上仍在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平均使用力量，结果造成“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被动局面。会战开始后，第9战区分散使用兵力的错误仍在继续，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不是立即集结重兵一次性投入战斗，而是逐次添兵，将依次到达战场的各军，逐个用上去抵抗日军三四个师团的进攻，这无异于送羊入虎口，这也是第9战区在这次会战中遭受重创的主要原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军虽仍集中兵力用于湘北主战场，但第9战区也将主力全部集中于湘北方面，尤其是预先埋伏在长沙附近地区，从而形成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力量，并最终对日军构成了包围态势。

从作战地区的选择来看。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在日军不断遭到伏击时即开始撤军，没有硬向长沙进攻，可以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否则，此次作战的最后结局一定会对日军更加不利；第9战区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将决战地区选在长沙以北的福临辅、金井一带，但由于日军过早地撤退，并未能形成围歼日军的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薛岳将围歼日军的决战地带选择在汨罗江南岸。而从当时的战场形势来看，将汨罗江南岸作为决战地带显然有些过早。因为日军从新墙河推进至汨罗江一线才用了两三天时间，而且几乎未遭到任何有力的打击，其攻击势头还处在旺盛阶段，根本达不到疲敌及诱敌深入的效果。第三次长沙会战时，阿南惟畿原定的作战方案中只是攻击到达汨水一线时即结束作战。果真如此，日军也就不会遭到后来的惨败。但他后来在各方面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即独断决定向长沙追击，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失策。因为这样一来，日军的补给线便被拉长了，重武器也因道路被毁而无法全部运到长沙附近，同时还造成了其兵力的分散，既加剧了补给困难，又导致战斗力下降。薛岳则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将决战地区选择在长沙东南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地带。这样，第9战区第一线兵团能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长沙城守军又能顽强地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既达到了疲敌、又达到了诱敌深入的目的，从而为第二线反击兵团在长沙外围合击日军创造了条件。

　　三、关于双方的战术及其运用

　　国民党军队在长沙会战中的战术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让开大路，集重兵于后方要地，待日军孤军深入、疲惫不堪之时，加以重兵围歼。实际上，国民党军不仅在长沙会战中，甚至在整个相持阶段的各战役中，也多采取此种战术。由于日军在总体上处于战略守势，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纠集大军展开全面攻势和作持久之斗，即使占领某些城镇也多无法固守，最后无论胜败与否都不得不撤回原防。

　　这种战术可以说是一种以“空间换兵力”的战术。它是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根据保存实力的原则，利用日军无长久耐力的弱点及华中、华南地理特征所制定的较能符合战地实际的一种作战方法，国民党军队依此战术在对日军的作战中，有时也能取得不错的战果。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国民党军队采用这一战术正说明其在正面战场上抗日作战积极性的下降，不求主动进攻，但求防守自保。国民党军队采用的这一战术，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确定的抗战第二期军事战略所决定的。

　　尽管这种以“空间换兵力”的战术对国民党军队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国民党军队在运用这种战术时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主要是由其整体战术素质不高所造成的。如在长沙会战中，每次临时配属给外单位指挥作战的部队在行动上很难与该单位的部队达到“步调一致”，不是不听指挥，就是联络不上，甚至有的部队为了保存实力，“隔岸观火”；多数官兵仍有呆守阵地的习惯，作战缺乏灵活性；中下级指挥官多不能适时捕捉战机，对于预备队、工兵、辎重部队等使用，也多不适当；部队撤退时，往往是直线后退，而且一退就很难再站稳脚跟，这样，反而冲乱了己方后线阵地，从而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全面溃退局面；步炮难以协同，配属各部队之炮兵，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等等。

　　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日军的战术手段要灵活得多，也较为先进。如日军进攻时，常在正面用锥形突击，而从侧冀进行包抄；除以正规部队作战外，还利用“顺民”作向导，配备伪军及便衣队、骑兵钻隙迂回，扰乱国民党军队侧后，牵制国民党军队的调动，使国民党军队的纵深配备失去效用，并威胁国民党军队的后方各级指挥机关；注重步、骑、炮、空的协同作战，在进攻时，先行炮击，继以飞机轰炸，待守军阵地基本被摧毁后，再以步、骑兵突进；撤退时，各种非作战单位及步兵先行，以骑兵殿后，以飞机在空中掩护，从而使得国民党军队在追击时不敢太靠进日军，撤退的日军则趁机溜之大吉；常利用黄昏、拂晓或飞机轰炸之际，先以大刀队潜至国民党守军阵地附近，以机枪在后掩护，并就地呐喊，分散守军注意力，而其白刃部队，则乘机冲入守军阵地；偷袭强攻时，初则一点突破，继则到处钻隙，寻找守军弱点加以利用，终则几面合围；擅长山地战，虽对湘鄂赣交界一带的山地地形不熟悉，但作战中却常能避实就虚，攻击得法；惯用欺骗手段，常声东击西，迷惑国民党军队等等。

　　不过，就整体情况而言，日军在战术上却有一个其无法克服的弊端。日军在作战时，基本上是分散使用兵力，以大队为战术单位。进攻时，几个甚至1个大队便可对某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合击。这样一来，其作战线必然板结不牢，薄弱点比比皆是。而处于内线的国民党军队，随时都可跳到外线去，任其作战计划再周详，也终难免兜空，从而就造成一种包围多歼灭少，击溃多俘获少的现象。防守时，日军通常以1个大队防守数处据点，往往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若非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弱及协同不佳等失误，只怕小股日军没有多少能逃脱被全歼的命运。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是由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日本以少兵临大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战场幅员辽阔，日军兵力单薄；同时，日军对其战斗力也颇为自负，1个大队便敢进攻国民党军队1个师甚至更多的兵力，由此也就注定了其战术上的上述弱点。对此，日军也常常感到苦恼。如其在1939年8月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栏外有如下记述：“秘密：……(二)最近敌军逃跑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很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敌情乃所谓从对峙状态到发起攻势，须在最短时间内一举突破敌第一线，进入预定目标。此点第一线各兵团在编制、装备、战术上都须特别注意……”日军指挥机关虽绞尽脑汁，但终无法克服其自身的上述弱点。当然，就某次具体的战斗而言，日军也有集中相对优势兵力的时候，但从全局来看，日军大多数作战都是以少击众。

对于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第9战区指挥机关似乎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但只是从消极方面利用——逃跑。而若能从积极方面利用，拈手便可抓到战机。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上村支队4个大队孤军深入，当其于9月23日在营田登陆时，日军主力还在新墙河一线。直到27日，上村支队才与其主力取得联系。在这4天时间里，第9战区的指挥机关如能集中兵力围攻该支队，完全有机会解除第15集团军左翼的威胁。而事实上是，第9战区一接到营田失守的消息后，马上令第15集团军后撤。这样的例子在长沙会战中举不胜举。这也是由保存实力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四、关于双方的战斗力

　　在战斗力方面，不需多说，日军显然要优于国民党军队。对此，日军也很自负。如其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总结中曾这样写道：“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日本军队以1个大队，可以和敌军1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我方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在随后进行的两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在考虑作战所需投入的兵力数量时虽不再以1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1个师来计算，但顶多也只用2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队1个师来计算，由此也可看出日军的自负程度。

　　后来，日军对其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仍能确保各阵地的据点，但“无充分转向攻势的余力”；国民党军1个师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则能抽调转用兵力，随时粉碎敌的攻势”；当日军1个大队据守阵地时，只要各个据点阵地未被国民党军炮兵等破坏，“虽受到绝对优势兵力的攻击，也可确保相当时间”。虽然这种比较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上反映出了长沙会战中双方战斗力的差距。例如，日军在退却过程中，其小股部队虽常遭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但其多数最后仍能在空军或增援部队的救助下逃脱，从而使得国民党军队通常二三个师或更多的兵力也无法将1个大队甚至更小股的日军全部歼灭。

　　日军战斗力强，除了其自身的装备优于国民党军队外，其战斗素质总体上也高于国民党军队。这与其平时的教育、训练密不可分。特别是日本所谓的不成功即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作战中对维系其战斗力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全部战死或宁愿自杀也绝不投降，这样的场面在长沙会战中也多有体现。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不如日军，有多方面的因素。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教育训练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第9战区当时有不少中央嫡系部队，甚至有几支国民党的“王牌”军，如第4军、第10军、第74军等，但其战斗力也不能说就完全胜过对方，何况这样的“王牌”军毕竟数量有限。至于其他部队，不是兵额不足，就是装备太落后，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仍以大刀、长矛等原始兵器与日军作战；多数官兵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在作战中不知道如何疏散、怎样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伤亡，不讲求伪装，不知道也不会打敌飞机；射击过早且盲目射击，不爱惜武器，随便丢弃装备；更有些中下级指挥官打起仗来连自己手里有多少兵都不知道，勇敢一点的不管怎样还知道指挥部队“给我顶住”或“给我冲”，贪生怕死之辈则一见日军撒腿就跑，有的甚至在大战来临之前即以各种理由离开部队，连战场都不敢上。

　　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我们不能因为说日军战斗力强，就处处都强，日军也有一些“软肋”，甚至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病，如一些官兵的厌战情绪增长，士气普遍不高等；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也不能因为其存在着上述不良现象就完全否定了其战斗力。若是国民党军毫无战斗力，只怕日军也不会在作战中有那么多伤亡，长沙也未必能守得住，长沙会战的最终胜利也就不会属于第9战区。

　　五、关于双方的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在战争中历来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会战也不例外。应该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情报工作方面远不及日军。第9战区在敌人内部没有情报来源，也没有空中侦察。落后的侦察工具和通讯手段使得第9战区在获取信息和传达命令等方面都显得有些迟缓，有时打了半天仗，还不知道对面的敌人究竟是谁，有多少兵力，其进攻目标是什么等等。而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9战区的作战命令更是几乎被日军悉数截获并破译，从而使其全部行动都被对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并最终导致了这次会战的失败。不过，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从被击毙的日军军官身上搜出的重要情报，却帮了其很大的忙。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预备第10师官兵从日军加藤大队长尸体上得到的关于日军各师团作战任务、携带弹药数目不足等重要情报，对第9战区实现在长沙城下围歼日军的计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军的情报工作是其在作战中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其在中国内部的间谍活动异常活跃，获取情报的手段也各种各样。在长沙会战前及作战过程中，日军多次利用汉奸、伪组织为其提供各种信息；同时用飞机、骑兵等各种手段进行侦察。对此，第9战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检讨中这样写道：日方会战前及会战中使用飞机、骑兵进行战略上之搜索侦察，并利用汉奸为坐探、密探，故其搜索侦察机关完善、情况易于明了；其通讯手段迅速周密，还特别善于使用军鸽、军犬、闪光等各种辅助通讯手段。不过，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情报工作也有失误，即如其在检讨中所说的那样：“我军推进到汨水一线，情报及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重庆军当时节节退避，我军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情报工作的不到位也是导致其这次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关于长沙会战的意义

　　长沙会战，打破了日军歼灭第9战区主力、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的幻想；牵制了日军的南方作战；保住了湘赣，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动摇了日军“部分官兵必胜的信念”；提高了中国军队广大官兵的士气，增强了其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影响范围很广，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卫强国的力量；长沙会战也为以后的抗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这里着重要谈一下后两点。

　　关于长沙会战与中国的战局。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第三次长沙会战紧接太平洋战争而爆发，当时日军一路势如破竹，同盟国军队接连败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国内，对同盟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这次会战的胜利引起了盟国、特别是英、美的广泛关注。

　　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的1942年1月1日，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自尊、自强，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誉与平等待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当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换来的，特别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