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柜吧台尺寸:名将王耀武 60

中共济南市委商埠区委书记唐守松化名蒲永年，目前供职于济南市内一所中学当勤杂人员，他经常到一家叫做“冯记膏药铺”的地方，现已查明唐守松手中掌握了一定有价值的情报，并且他与济南乡下中共秘密武装力量有联系，目前必须抓住此人。同时根据线报，中共山东分局自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起调整济南地区的地下领导层，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委归口管理中共济南市委，所以，这个唐守松一旦被捕，极有可能从他嘴里能了解到中共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委的一些重要情况。徐州绥署（绥靖公署简称绥署）要求限期破案，一举抓捕。 许揆一和陶富业从丰顺茶庄出来，马上开会布置抓捕任务，行动从1946年3月12日下午开始，到次日中午，终于将唐守松等三人抓获，许揆一、陶富业将唐守松等人立刻解往省会警察局第二看守所特种刑讯科（简称刑二科）关押，当晚即开始连轴熬审，唐守松受刑不过，随即叛变自首。唐守松供出的若干情报中有一条引起了许揆一等人的高度重视，那就是3月15日中共方面鲁中军区下属的军分区副司令员王道将要秘密拜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何思源。何思源在山东被骂作“饮水不思源”，尽管如此，国民党高层对他也始终不抱信任的态度，而且，据查王道同何思源的接触一向不疏，两个人早有联系。所以，许揆一报请徐州绥署准备在王道来到济南的时候，即行监视，必要时予以密捕，徐州回电同意许揆一所请。本来，这些事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王耀武并不知情，哪知道这次抓捕唐守松时因为同时也抓了冯记膏药铺的掌柜的，由此竟引出一团闹剧来。 现在一些影视剧里反映军统的情况，总是写军统局某情报站站内私设公堂、大肆刑讯。其实，军统局的外勤情报战始终是处于秘密状态，站不过是一个组织，里面一般情况下是不设具体的衙门的，更别说刑讯室这类的惹眼的东西了，军统局外勤机构中只有成都站等极少数站设过刑讯点，通常他们都是把侦讯、刑讯放在由军统完全掌控的公开单位进行，尽量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除非万不得已或者点名的要案。眼前这起案子也算是要案了，所以，尽管军统的人从唐守松口中得到了一些情报，但他们还是希望再挖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一进去就看到了一个半大小伙子被捆在那里，半跪着的样子。小伙子看上去也就十六七岁，一直喊着“我冤枉，放我出去”，负责审讯的头子用手一指这小伙子说：“开始吧。”这时候，马上过来两个人，用铁丝将小伙子的脖子缠住，左右手各一个人拉住铁丝的两头，用脚踩住小伙子的脑袋，猛的一拉，小伙子当即没了声音，过了一会，小伙子的肚子便鼓了起来，其中一个人上去照着小伙子的小肚子就是一脚，小伙子放了一个屁，当时就没有呼吸了。他小时候就听说过“嗝屁朝凉”的故事，说是人死前要打一个嗝，再放一个屁然后彻底玩完，可几十年过去了，从未亲眼见过，而且是用这种方式当着他的面让这么一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送了命的，他腿肚子一软，一泼热尿当时就从裤腿里溜了出来。提过去以后，不管问不问的一律都说，说得审讯他的人都懵了，是不是一下子给补大发了，人给“补”傻了？就在这时，第二看守所外面闹了起来，审讯不得不暂时中止，不但审讯中止了，连山东省政府调查室主任许揆一也给惊动了，直接跑了过来。 许揆一尽管说了软话，可对鲁中军区王道等人还是采取了秘密监视，而且就在王道来到济南后不久，许揆一还指责王道等人是来做情报工作的，受到了包括中共方面军事调处代表旷任农等人的反驳，即便是这样，许揆一还是一意孤行，拒绝恢复王道等人的自由。王耀武是在许揆一执行了对王道等人的监视行动之后的第三天才知道的详情。而且，还不是许揆一直接向王耀武汇报的，而是旷任农等人的抗议材料摆到王耀武桌面上，王耀武才知道的。正准备发火，许揆一厚着脸皮登门报告。 这次许揆一扔出很多理由，看起来条条过硬，第一，之所以不及时通报王道被监视乃至失去自由的情况在于避免引起绥区司令部同省政府之间的不谐；第二，如果调查室就能独立办案的话，直接查出王道同省政府某要人之间的勾连，正好为绥区在山东省的施政扫开障碍。王耀武问道：“那么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对付王道？”许揆一：“我们初拟了一份脱党声明，是以王道的口气写的，只要他在上面签了字，这辈子他就休想再回到共军那边去。”王耀武：“你有这个把握吗？”许揆一：“王道的历史情况，我们摸了不少。再者，司令官您对王道也应该不陌生吧？他不是铁杆的中共干部出身，用中共的眼光看，他是有前科的。” 王道原名王徵绂，系山东莒县大地主家庭出身，同族王尽美是中共一大代表。王道本人毕业于济南法政大学，做过国民党莒县县党部执行委员，为人豪爽、好交朋友，生平最喜一副对联：“竿头打旗随风动，留得残荷听雨声。”颇能道出其人的处世哲学与志趣。日寇侵入山东后，王道一度拉起一支武装进行抗日活动，该武装后被编为山东新编第四师第二旅，王道任旅长。当时王道的顶头上司就是吴化成，王道与吴化成关系不睦，王担心吴化成加害自己，遂把队伍拉了出来。1942年9月，王道投降日寇，出任日伪“灭共建国军”第一师第八团团长。 就在这时，王道的一位熟人忽然从天而降。说是“从天而降”只是形容意外，根本上说是从逃亡途中偶然间看到报纸上有关王道的消息才赶来的。此人大名叫靖任秋，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中的一位传奇人物，最后的职务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当初靖任秋在邓小平手下工作，因为他有过被捕入狱和越狱的经历，所以，靖任秋主动要求组织上审查他，邓小平对靖任秋说：“先工作，工作就是审查。”这句话让靖任秋记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他还感慨的说：“工作就是审查把我们党的审干精神表达得非常好，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 1983年，邓小平视察黑龙江时同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靖伯文握手道：“哦，靖任秋还有这么个儿子。” 在王耀武看来，抗战时期落水失足的一些地方武装忽而投国，忽而投共本也是正常不过的事。自二绥区在山东立足以后，王耀武亲自出面招抚了很多地方势力，这些人最看重的无非是人、枪、钱和地盘，只要满足了这里面的主要几条，剩下的都好说，戴谁的帽子都可以。像王道这样的标准的地主出身的人，王耀武觉得他没理由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许揆一提出了让王道签署《脱党声明》的建议，王耀武表示同意。许揆一临走时似乎有意无意的又提到了一件事：“司令官，本来这件事事关我们团体的纪律，但您不是外人，所以，我斗胆就跟您说说。” 许揆一告诉王耀武，昨天（3月21日），军统局搜索队在孝陵卫附近发现一架飞机残骸，共收到尸体十三具，内中现已找到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图章一枚。因龚仙舫同戴笠同机前往，所以，戴笠遇难基本可以确定。王耀武听到这里，脑袋“嗡”的一下，他紧盯着许揆一问：“真的确定了吗？”许揆一点点头：“这件事毛主任下了密令，让我们不能向外透露半点风声，我想到您和老板生前的关系，所以，才冒险说了出来，请您务必保密。” --------------------------------------------------------------------------------------------------------靖任秋（1905年-1996年） 江苏铜山人。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由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后调叶挺部队二十四师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的委派，在西安、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为党收集情报，策动反蒋斗争。七七事变后，打入国民党将领孙殿英部队，任孙殿英新五军暂编第四师副师长。1941年7月，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坚守党的机密。1943年越狱后，在山东、河北继续从事策反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曾任第二野战军第十纵队参谋长、桐柏军分区参谋长，曾策动国民党高树勋所部在邯郸起义，为平汉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政府委员、公用局局长，国家交通部党组成员、河运总局局长、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曾受到长时间的政治历史审查和不公正待遇。1961年，得到历史清白的结论，后调中共中央华东局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再度受到残酷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恢复工作，历任上海市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和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蒋介石便挑起内战的烽火。10月中旬，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官孙连仲派遣所部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等部共4万余人，在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等人的率领下，沿着平汉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妄图打通平汉路，配合空运和海运的国民党军进入华北地区，进而抢占东北。 　　10月16日，刘、邓首长下达平汉战役作战命令。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源源不断开赴平汉线，准备与蒋介石的北进部队决战。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各部队还适时展开了瓦解敌军的工作，尤其是对高树勋部加强了政治攻势。在八路军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高部的部分官兵开始动摇，高树勋也感到焦急不安，他当着几个老部下的面说:“不能再继续打了，照这样打下去，我们全军一万多人的性命就要断送在老蒋的手里了！”于是，他派出使者王定南，带上自己的亲笔信，潜赴太行，去找当年同他有过交往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联系。 　　几经周折，王定南在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见到刘伯承、邓小平。他汇报了高树勋的矛盾心理，并请八路军派人前去谈判。随即，刘、邓决定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和联络部负责人靖任秋前去和高树勋谈判。刘伯承还写了一封信，让李达带给高树勋，代表他和邓小平向高树勋问候致意。 　　10月27日，李达、靖任秋冒险穿过火线来到新八军军部，与高树勋见了面。李达首先代表刘伯承、邓小平向高树勋致以问候，并拿出刘伯承的亲笔信。高树勋看罢说:“多谢刘、邓二位将军的关照。此次进犯解放区，并非树勋本意，实为他人所逼。”然后强作镇静地说:“先吃饺子，吃了再谈。” 　　这时，国民党军已进入我军预先准备的口袋阵中，无险可守，无路可逃，面临被歼灭的下场；然而，若宣布起义，高树勋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他在屋里徘徊，愁眉不展，心情沉重。 　　关于当时的情况，邓小平回忆道:“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见《邓选》第三卷)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这个回忆有误，与李达一起谈判的不是王定南，而是靖任秋。 　　那个晚上，三个人谈了整整一个通宵。李达曾是西北军的老人，也认识高树勋，但交往不多，而靖任秋与高却很熟，交情很深，所以，主要就由靖任秋来谈。 　　靖任秋一条一条地进行分析:其一，蒋介石发动内战违背了人民的愿望。过去八年，大家团结抗战。抗战胜利后理应和平建国，让人民安居乐业。然而，蒋介石却发动大规模内战，这完全违背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的。其二，这是蒋对付杂牌军的一贯手法。蒋介石让你们三个军打头阵，进攻华北解放区，打通平汉路，实际是让你们试探一下。试探嘛，无非两个结果，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你搞成了，蒋介石得好处；失败了嘛，被八路军消灭的是你们杂牌军，蒋介石无损毫毛，乐享其成。其三，华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八年中建立起来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尚能生存发展，建立并扩大根据地，这就说明他有力量；如今打败敢于来犯之敌也是易如反掌，前不久的上党战役就是明证。当前，你们前进的阵地正在滏阳河河套的多沙地带，无险可守，平汉路两侧都是我们的军队和广大民兵，你想通过平汉线到平津，肯定是难于上青天。 　　这一夜，靖任秋同高树勋翻来覆去地讲道理，替他分析形势，请他慎重考虑。靖任秋的儿子靖叔平回忆:文革前夕，社会上批判电影“逆风千里”，我问父亲如何做国民党军队的起义说服工作，父亲吐了四个字:“晓以利害”。 　　这时，新八军全线都与八路军有了接触，均吃了亏。中码头的国民党军已经撤退，再没有犹豫的时间与余地。高树勋在屋里徘徊了一夜，最终打消顾虑，下决心起义。 　　紧接着，双方就起义后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28日晨，李达和高树勋告别后，返回指挥部。靖任秋仍留在高部，继续协商具体工作。 　　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所属新八军和一个纵队通电起义。此时，北进的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准备突围逃跑。刘、邓随即指挥各部，对国民党军多路兜截，四面围攻。经过激战，三十军和四十军大部被歼，并俘获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等高级军官。11月2日，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为了扩大对高树勋起义的宣传，中共中央于11月12日专门下发了《关于扩大高树勋起义宣传的指示》，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在不少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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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正统靠山”险被吃,放弃抗战投日寇
　　王道,原名王徵绂,1902年3月出生于今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时属莒县)。王道早年毕业于济南法政大学,曾任国民党莒县县党部常委,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七七事变前,他在家乡办过联庄会,后去青岛、东北供职。少有抱负,性豪爽、自负,喜交友但不拘范围,受其老师、国民党中央委员王立哉影响最深,颇有国民党正统观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王道回到家乡,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王立亭一起组织抗日游击队,被编为国民党山东纵队第六梯队第二十八支队。不久,王立亭去重庆,他自立旗号,自称司令。但这支队伍成分复杂,缺乏战略战术训练,思想又不一致,忽而从莒县到安丘,忽而又从安丘到诸城,只能是抗战不足,扰民有余。
　　后来,王道为了寻找所谓“正统靠山”,投靠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开始被编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特务旅,后编为暂编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贺钫,王道任参谋长。整编后,师长吴化文伙同贺钫企图将王道吃掉。一次,吴化文竟派嫡系部队包围了王道部队,适逢贺钫外出,王道迅速把队伍拉到益(都)临(朐)博(山)交界地区,从此脱离了他们的控制。后来,王道通过伪青州道尹公署道尹方永昌牵线,于1942年10月投靠了日寇,被编为伪“灭共建国军”第八团,王道任团长,被当作“以华治华”的工具和进攻八路军、残害老百姓的马前卒。此时,王道的兵力除原嫡系独立营,陈志祥团一、二、三营和苑升堂团一个营外,还有新参加进来的赵益广团一个营,合计1000余人。
遭遇“斜里巴之围”,对日军产生了不满
　　王道投靠日寇不长时间,即在益都设立了办事处,打算在此长期驻扎。但事与愿违,日寇很快把他派到寿光北部牛头镇驻防,攻打八路军。牛头镇是我清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王道来此安据点,替日寇打头阵,处境十分困难。加之当时盘踞寿光的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对其采取经济限制政策,致使王道部队后勤供应毫无保障,吃穿无着,常靠外出抢粮或到野外采集菜种充饥。官兵怨声载道,王道本人也满腹苦衷。
　　1943年4月,日寇在“蚕食”我小清河南根据地之后,又调集日伪军两万余人,在飞机、舰艇掩护下,对我小清河北根据地实行大“扫荡”。这次,王道部又被派去攻打头阵。八路军清河军区为粉碎敌人之“扫荡”、“蚕食”,发起夏季反“扫荡”战役。战役开始不久,王道部即退守至广北斜里巴、斗柯据点。当时日军只有一个小队驻守斗柯。八路军清河军区司令部根据王道不是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狠狠打击而不是彻底消灭的策略,7月13日,调集优势兵力,对王部在斜里巴的驻军发动凌厉攻势。斜里巴被围之初,王道向日军呼救,但日军见我军来势猛、火力强,不敢靠近。拂晓,王部溃退,增援日军从远处射击,结果反而打死打伤许多王部官兵。接着,驻守斗柯的日军又仓惶撤走,只留下王部固守。王道一气之下,便将大部兵力撤回牛头镇。他对日军不满的同时,也看到了抗日军民的强大力量。
通过妹夫建立联系　暗中配合我方工作
　　我军拔除斜里巴据点后,立即包围了斗柯,并在进行军事攻击的同时,加强了政治攻势。对王部进行教育,并主动释放了在斜里巴俘获的王部官兵,他们回去之后,纷纷宣传我军优待俘虏政策,使许多官兵深受教育,改变了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后来,王道的妹夫、王部秘书科长刘同泰认为要想使王部摆脱困境,唯一出路是弃暗投明。这一地区属我清河军区管辖,司令员是杨国夫(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中将)。于是,刘同泰修书一封,派人送呈杨国夫。杨司令和刘其人副政委见信后,要他们前来面谈。次日,刘同泰来到我清河军区司令部,杨司令热情款待。刘同泰诉说投靠日寇后,不仅本人在外吃尽苦头,而且家属在家乡也有难言之处。杨司令答应尽量给予方便。没几天,我军便将埋设在斗柯据点周围的地雷起掉。几天后,刘同泰接到家乡莒县来信说,他的家属已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关照。这一切,使刘同泰及王部官兵深受感动。紧接着,刘同泰二次来到我军区司令部。经过协商,我方同意送给王部部分粮食、药品,以解燃眉之急；刘同泰答应筹集部分子弹送给我们以表谢意。上述协议很快实现。
　　王道从斗柯撤回牛头镇后,因受我军打击,无法立足,随即撤至寿光西部丰城。此时,守在斗柯的王道部队也想撤退到丰城。刘同泰在征得王道许可后第三次来到我军区司令部,寻求撤退路子。经过协商,我军佯装攻击,王部则佯装溃败,从斗柯撤退到丰城。从此,王部同我军建立了联系,刘同泰作为王道的代表多次到我军区司令部,我们派张国民、孟方到王部,以便联络。
　　王部撤至丰城后,陈志祥加紧在内部制造分裂,企图脱离王道。当时陈志祥手中控制着编制健全、人员充足的一、二、三营,而王道只掌握着独立营和一些学生出身的军官,其苑团、赵团又很不得力。王部刚到丰城,陈志祥即派人去见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表示愿意脱离王道。张景月对王道继续实行排挤政策,企图将他逼走。张景月还策动陈志祥取而代之,把王部吞并。同时日寇对王道撤至丰城产生怀疑,对其施压。此时,我清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同志分析了王道的处境及各方关系,全力开展争取王部的工作。王道审时度势,暗中配合我方工作,根据王道请求,我军区司令部派沈福民以刘同泰同学身份进入王部。不久,沈福民以新任上尉副官名义在王道部露面,开始活动。
　　1943年冬,我情报部门获悉,日寇准备再次实行大“扫荡”,由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济南坐镇指挥,敌十二军团长喜多在张店督战。为进一步摸清敌情,我清河军区敌工科长相炜化装潜入丰城,由张国民协助,同王道进行了多次深谈。王道除再三表示同意发展同我军的关系外,并主动提供有关日寇“扫荡”的情报,为我们做好反“扫荡”的准备起了重要作用。在敌人“扫荡”过程中,由于刘同泰及时将情报通过沈福民送出,致使日寇所到之处皆扑空。同时,刘同泰还严令部下:“不准再抢老百姓的东西,中国人不能自己祸害自己。”使王部官兵从思想上逐步向共产党军队靠拢。

 

王道反正罗荣桓慰问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6月14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作出了《夏季对敌政治攻势的决定》,争取、瓦解敌伪军。在我敌工人员的帮助下,王道开始有计划地为起义反正做具体准备。7月21日,王道各部以换防名义从各个据点依次撤出,我军迅速予以接管。至此,王道部队起义告捷,王道及所部“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000余人全部光荣反正。经过整顿,王部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王道为旅长。王道率部弃暗投明的光荣义举,在山东大地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山东军区首长罗荣桓、黎玉、萧华特驰电嘉勉,慰问王部官兵；继王道起义之后,山东境内不久又有莫正民(莒县)、张希贤(诸城)、韩寿臣(安丘)三股伪军反正,相继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三、四旅。
结拜兄弟牟宜之谈时局,坚定王道反正决心
　　牟宜之,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奎山乡牟家庄人,是王道的结拜兄弟、老朋友,他到丰城使王道分外高兴。王道把几年来的苦楚,全盘地向他倾吐出来,并请他拿个主意。牟宜之首先对王道进行了安慰,然后向他讲解了抗战形势和我党的主张,并介绍了我鲁南军区部队击毙伪“建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刘桂棠、鲁中军区部队二次讨伐吴化文战役的胜利,从而使王道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光明大道的决心。与此同时,许多王部官兵也从我军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中看清了我必定胜利的前途,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八路军真有能人,共产党真有办法。”不久,王道要求同我渤海军区(注:1944年2月,我清河军区同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负责同志面谈。为促使王部反正,1944年5月,渤海军区司令部派敌工科长符浩以王道“朋友”身份同王道会面。经过几次会谈,王道感慨道:“国家要有希望,民族要得解放,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符先生,请转告杨司令,从今以后,我一心一意听共产党的,跟八路军走。”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王道坚定了反正举义的决心。此后,在我敌工人员的帮助下,王道开始有计划地为起义反正做具体准备。
　　为了迷惑日寇,避免日寇猜疑,王道一方面利用请客送礼,维持表面上同日本人友好；另一方面以佯攻做法,表示同八路军“势不两立”。对待张景月,王道则利用当地帮会的关系去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使张景月允许王部在寿光地盘上筹集各种物资。在军队内部,王道伺机夺回了被陈志祥等掌握的那部分军权,调换了他们的职务,并通过整顿军纪,稳定了部队。此外,为尽快提高部队官兵的思想觉悟,在沈福民、张国民等协助下,1941年初,王道在丰城建立了训练大队,他任大队长,轮训排以上军官和骨干分子。
作出长期与八路作战假象,获取部分钱粮
　　经过半年多的政治思想工作,我方在王部官兵中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刘同泰、孙亮东(一营副营长)、王维兰(独立营副营长)、张耕民、高贵智、张希三等为中共党员,基本上掌握了王部中下层军官,为起义反正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准备。
　　1944年5月底,山东军区再次派牟宜之、孙光等来到丰城,具体帮助王道筹划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一,将陈志祥调离,派他去鲁南根据地参观,清除内部障碍；第二,调整各营兵力部署,便于我部队接近和深入王道各部配合起义；第三,将起义的临时指挥部由丰城迁到靠近我根据地的独立营所在地辛庄,以保证指挥机关的安全；第四,为了迷惑敌人,由王道出面,四处张扬准备增设据点,以此从日寇、张景月处取得粮食十万余斤、伪钞二十万元的供应,作出长期与八路作战的假象。
　　当起义条件基本成熟,王道在7月10日同我渤海军区杨国夫司令见面。杨司令帮助王道消除后顾之忧,并就起义行动路线,八路军如何配合作战以及家属、机关如何安全转移等作了指示。为配合王道部队起义,留出回旋的余地,在王道部队起义前夕,我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在杨国夫司令员的亲自率领下,撤出小清河以北,开赴小清河以南地区,并在离丰城十几里路的隋家道口设立了指挥部。7月20日晚,军区直属团政委孙正、副团长李丕功带领五个主力连开赴王部驻地,秘密地接近了各据点。第二天临近中午,符浩奉杨司令之命,先进入辛庄据点,经与王道联系后进入丰城王道司令部,认真听取了沈福民关于王部起义准备的详细汇报。午后,符浩又迅速返回我指挥部,向杨司令报告了情况。接着王道各部以换防名义从各个据点依次撤出,我军迅速予以接管。
王道部队起义告捷,2000人投身抗日洪流
　　并不是所有的王部官兵都赞同起义,一部分人有自己的小九九。起义前,王部一营营长刘焕章正在青州公馆里寻欢作乐,在他得知部队要起义的消息后,火速窜回丰城司令部。见到王道后,气势汹汹,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质问道:“我跟你干了这么多年,我的位子还有没有?”王道早有预料,平静地答道:“营长还是你的,如果有人不听指挥,你可找我。”刘焕章仍不放心,立即骑马直奔一营营部。刘焕章这么一闹,内部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有些人思想开始动摇。为预防不测,确保王道起义成功,我部队在孙正率领下进入王道司令部的大围子,将王道秘密接到了辛庄,李丕功带领两个排包围了司令部,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当刘焕章回到营部时,全营人马已由副营长孙亮东安排党员高贵智、张希三等带领拉出据点,顺利到达我部防地待命。刘焕章进门质问孙亮东:“我的人你给我弄到哪里去了?”孙亮东以大局为重,好话安抚说:“都到外边催给养去了。你营长有令,我马上把人调回来。”说着,机智地派人给他点上大烟,扶上床,使他进入飘飘欲仙的境界。当刘焕章醒来时,埋伏在一营营部周围的我八路军战士早已控制了据点,刘焕章见大势已去,表示“愿意”反正,跟随我军到了辛庄。
　　王部二营营长郭名贤,于起义前率五连赶到丰城司令部,企图要挟王道,破坏起义。因王道已被接走,未能得逞。正在这时,我军开进司令部,在拥护起义的八连配合下,缴了五连的枪,郭名贤被押送至辛庄。至此,王道部队起义告捷。
　　当晚,王部发表了《告伪军兄弟书》及《告广寿同胞书》,呼吁弃旧图新,共同抗日。至此,王道及所部“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000余人全部光荣反正。经过短期整顿,王部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王道为旅长,孙光代参谋长,刘同泰代政治部主任。1944年10月,王道率部到达山东军区驻地。罗荣桓、黎玉、萧华等首长亲切慰问王部官兵。从此,王道部队便以新的面貌投入到争取抗战胜利的战斗中去。王道历任鲁中南军分区司令员、青州警备司令等职。建国之后,王道历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省体委主任等职,他是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10月,王道病逝,享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