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试衣软件怎么安装:高新民：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从源头开始改革

　　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是一项综合性工作，真正实现监督工作防错纠错功能，党风廉政建设让人民满意，需要从源头进行改革创新。

　　源头之一：授权方式科学化和民主化

　　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很多地方实行基层公推直选，民主推荐、民意测评、竞聘上岗、干部任前公示制成为各行业、各单位选拔任用干部的常态化制度，同时推行用人失察责任制，加大了主要领导交流的力度，推行反映科学发展精神的干部考评体系，等等。但是，面对严峻的党风廉政建设现实，人们依然期待正视干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在诸多腐败案例中，人们往往会发出质疑：腐败官员是如何提拔起来的？这里原因很复杂，提拔到领导岗位之后腐败变质者有之，边腐败边提升者有之。选人用人的问题，干部管理中的疏漏，监督体制机制中的“死角”，往往与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有正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没有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没有授权方式的改革，某些领导干部层面的腐败现象难以遏制在低发范围内。遏制腐败现象，特别是遏制用人领域的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现象，需要从源头上反思干部人事制度的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人事理论的逻辑起点，或者用传统的话语体系来讲，就是干部人事工作的基点，发端于两大基点：一是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二是调节人与岗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确定向谁负责，反映的是大多数人愿意接受谁的领导，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博弈，由此导致所谓民主问题，需要以选举制度来确认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并迫使当选者与选举人的意愿保持方向的一致性，否则就会被选举人所抛弃。而人与岗的关系，则是从办事能力、业务专长出发，确保承担的任务、事宜能够顺利完成。这种能力，不是选票所能决定的。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一般地说，代表大会制和委员会制的成员（包括我们所说的“书记”、“常委”），富有政治责任的行政首长（如省长、市长、县长等等），往往由自下而上地授权——选举产生，以确保向人民负责，确保政策的政治方向正确。而为了保证“政治正确”的政策能够得到实施以及确保社会管理的正常运行，又需要有大量的来自上级授权的职位，这部分人大多聚集在职能部门的内设机构，大多是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岗位。如此分类确定权力来源，是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确保完成任务。民主的施行是有条件的，越过其边界并非科学。

　　由此来看我们的改革，在很多地方的改革重心恰恰是在职能部门的内设机构，也就是在原本需要上级授权的岗位来进行改革，先实现下对上的选择，再由上级任命。至于大家所认可的人是否是该岗位的最佳人选，则很难说，更多的是人缘上的选择。更何况，有的单位由于领导者在民主推荐前“做工作”，即使得票多的人也未必是大家真正认可的人。而真正需要下对上授权的岗位，由于其十分重要、事关重大，往往是上级内定了候选人（实现了基层公推直选的地方除外），最后在代表大会或者委员会上以“选举”的形式通过。这里，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授权方向的实际错位。

　　当然改革不能一步到位，需要过渡。广东省所推行的党委、政府和党政机关的正职，一般由全委会或党员领导干部会差额推荐提名的办法，其意义在于：一是以初始提名方式的改变，推进授权方式的渐进改革。实际上，党政领导机构的正职，人们一般所说的“一把手”，原本属于运用民主方式而产生的干部，但为了稳定地发展，逐步改进提名方式，亦是可以理解的。二是边界清晰，把“正职”作为改革对象。三是拓展了参与范围，非全委会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可参与到提名过程中来。相对于以“组织”的名义提名、委员会或代表大会象征性选举通过而言，毕竟是进步。虽然授权方式改革的功效也不是无限的，但至少从一个方面减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一个方面的建设性支撑力量。

　　源头防腐：多种形式的权力制约

　　权力制约有多种途径，比如，以权力制约权力。这里所说的就是政治资源的配置，权力配置问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决策、执行、监督等力量的权衡、牵制问题。党的十七大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是权力间的配置问题，属于领导体制问题。当然，从体制层面来讲，各权力机构间的力量配置是宏观层面的改革。领导班子内部的个人权限分工，则属于个人权力的制约。

　　就中国政治生活现状来看，对领导班子正职的监督往往是同级监督工作难点。人们通常认为“一把手”权力太大，难以监督，但实际上不同层级的“一把手”究竟有哪些权力，并无正式的制度规定。但当体制中力量配置整体趋向于集中时，“一把手”的权力事实上也随之加强。因此，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已经深刻指出了这一问题的根源，并提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适当的分权，严格确定每个机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等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这一视角来看问题，媒体报道的广东省纪委《意见》中所涉及的明确集体决策和个人分工负责的权限边界，防止执行权侵害决策权；明确各层级之间的权限边界，防止不适当的干预和包办应由下级组织决定的事项；明确政府首长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权限边界，防止职能部门规避责任、矛盾上交等等内容，当是从制度建设上、从权责对应上改变内部权力结构。

　　权力制约的另一形式，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比如，党章赋予共产党员的选举权的实现，就可以遏制某些领导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风气；参与决策权利的实现，可以防止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则可以使防错纠错功能得到更好地体现。但是，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能否不被人随意剥夺，还需要特定力量的保护，说到底，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是重要问题。

　　贯穿始终：提高执政党和政府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度

　　公开透明，是防错纠错、真正实现权力制约的重要前提，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中国所发生的腐败，也大都是在不公开环节。因此，党的十七大强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07年试行（2008年正式生效）政府工作信息公开条例，2010年党务公开制度正式推行，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有媒体质疑，政务信息公开已经推行，但腐败现象依然高发。这里需要指出两点：

　　一是需要有权力运作过程的公开，才能真正对防错纠错、反腐败起到重要作用。所谓过程公开，是指除重大军事、外交、商业机密外，权力机构从决策议题的产生就需要公开；讨论过程公开，即与群众相关的重大问题需要群众公开参与讨论；表决结果公开，即相关机构表决后公开结果；执行过程公开；决议实施结果和群众意见反馈公开，等等。只有当权力运作的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才有可能使监督置于民众之中，使监督效果最大化。

　　二是公开体现在多方面制度中。仅仅制定一个公开条例并非能够解决对权力的监督，公开性体现在多方面制度建设中。列宁曾经指出，没有公开性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当然，公开并非民主的核心问题，但没有公开，权力制约就是少数人的事情，所谓把“一把手”作为监督的重点更是领导层内部的事情了。

　　一句话：从源头上改革，公开性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