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背后：我国人口红利已近尾声\\张曙光：还不能轻言中国模式

每经实习记者胡岩

话题缘起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

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新一轮的“民工荒”，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已近尾声？如果我国的廉价劳动力难以为继，将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预示着经济格局正在变化？能不能倒逼企业去升级产业？在产业转型艰难突破的大背景下，如何解决“民工荒”？《每日经济新闻》邀请学界和业界的3位专家为您解读以上问题。

逼近“刘易斯拐点”

NBD：有专家称中国的“人口红利”阶段已近尾声，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未来几年将会出现转变。据新华社报道，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已在不断降低，预计3年后将会“见顶”。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

刘元春：过去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但是，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人口红利”的贡献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逐渐减弱。长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就表现为劳动力的缺乏。从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来看，并不是缺技工，缺的是普通工人。

汪小勤：中国现有的9.5亿农村户籍人口中，有5.3亿劳动年龄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两大部分。其中真正从事农业产业的劳动力，约为3.2亿。据农业部估计，上述3.2亿农业劳动力中，目前仍然还有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转入非农产业。在这样的情势下，还不能说中国已经走到“刘易斯拐点”，只是逐渐逼近拐点。

NBD：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如果廉价劳力难以为继，“刘易斯拐点”是否带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具有比较优势的根本性转变，换句话说，劳动力供给的变动是否将倒逼产业升级？

刘元春：用工短缺对加工制造业会造成一定冲击，在某些地区甚至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民工荒”持续发生并加剧，企业的自发调整就很可能改变区域的产业布局。实现了结构调整并保持了竞争力的企业生存下来，无法适应的企业则可能关闭或转移。

汪小勤：经济衰退的时候，企业要考虑生存，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如选择多用一些机器替代人工，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当企业的这种行为成为行业内的共同选择时，已有的劳动者和产业结构调整后的劳动力需求不匹配，产业结构就要进行调整。从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角度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沿海地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这些企业有一部分已经开始采用机器、资本替代人工劳动。

NBD：从专家的观点可以看出，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经济也面临“重生”

NBD：广东省就去年初提出了“腾笼换鸟”式产业转型，转型的同时也致使企业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转移，普通农民工供给不能与之对应，进而出现结构性“民工荒”，如何看待农民工结构性失业的问题？

刘元春：珠三角一直是“民工荒”问题的一个缩影。目前，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转型势在必行，在内地招工工资水平已和沿海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企业要走自主创新路，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不能再走靠廉价劳动力获得利润的老路子。

汪小勤：广东省曾提出要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有学历、年龄上的要求，如一些制造企业规定女工年龄不能超过26岁。在“民工荒”背景下，如此矛盾的现象说明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并不缺民工，缺的是低薪、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民工；缺的是能够提升民工薪酬的企业与经济结构。

吴柏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但按照今年的订单量来看，公司势必要扩容才能满足供货需求，可公司目前的劳动力缺口还有近千人。招短期工和生手虽然可以满足一时之需，但要付出巨大的培训成本，而且还要有一个熟练的过程。

说白了，“民工荒”不是农民工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工资高低的问题。你大幅度提高待遇水平，自然能雇到合适的人，但这不是企业和农民工讨价还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企业和全世界其他企业的“讨价还价”的问题。

NBD：在很多专家看来，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劳动力结构性错位

NBD：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有相当比重，这些人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的“80后”、“90后”，并无农业生产经验，同时又未能完全融入城市。他们无论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加剧了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小勤：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更新换代，以后“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会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更关注薪金高低、企业的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如果珠三角、长三角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还不随之提高，“民工荒”将从经济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如今，许多企业对民工的态度在慢慢改变。改善工人福利成为许多企业的选择，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也日益受到重视。

吴柏纯：新兴产业也需要具有相对高素质的工人，但很多年轻农民工的素质不达标。我们企业有二百多名年轻人，基本都在二十多岁，有的只有十几岁，都是早早地辍学。虽然他们的脑子要比父辈灵活，但散漫、纪律性不强是显著的特点，能吃苦耐劳的不多。如果不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训，这些农民工将很难适应新的劳动岗位提出的新要求。

此外，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群体还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另有相当部分的年轻人学历越来越高，但技能并不一定高，而现在企业需要的是大量的一线工人，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论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就业都难。

NBD：已经有专家提出，“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需加快推进城镇化

NBD：每年春节前后，为数庞大的农民工队伍都要在城乡之间往来迁徙。无论流入地还是流出地，由于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缺陷，“民工荒”和“失业潮”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那么这是否凸显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失衡？

刘元春：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工业化推进，中国城市化率已经提高至4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然而，城市化的标志绝不是简单的城市建设和人口规模的扩张。只有当这些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真正成为就业稳定、生活体面的城市居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事实才真正改变。唯其如此，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才能进一步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

汪小勤：中国的服务业严重滞后于制造业，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正是这些因素造成农民工就业和发展空间狭小。如果两者协调发展，就不会造成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动；而农民工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也乘势将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眼下，由于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户籍制度迟迟未敢对农民工开放，相应的福利制度形同虚设。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推动城乡统筹”方面着墨甚多，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城镇化的重点，提出将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居民”，有望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

NBD：实际上，“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过去2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而今，重新定位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改革现有工资制度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专家表示，根本之道还在于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城乡统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否则，不仅沿海地区，甚至全国都可能将为此付出代价。

对话记者

每经实习记者：胡岩

对话嘉宾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汪小勤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乔新生：生产者剩余还是消费者剩余

作者：乔新生

经济学家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自从铁道部顺应民意，推广火车票实名制之后，学术界一直关心实施的效果。事实证明，只要铁道部着力推广，这项制度就可以收到显著成效。但是，中共中央党校一位学者却颇有微词，他认为铁道部推行实名制是“劳民伤财，对社会纯属浪费”。这位学者使用了一个经济学概念，认为在火车票销售中存在所谓“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愿意出高价购买某商品，可是，由于价格管制却以低价成交，这样消费者内心愿意支付价格与管制之后成交价格之间就有了差额，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者剩余”。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差额，所以才会导致黄牛党出现。铁道部应该提高车票价格，而不应该向“身份证验证设备供应商”“让利”。当然，火车票价格放开之后，可能会加重外出打工民工的负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位经济学者建议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希望“乡政府出具打工证明、企业的雇佣合同等”，再返还给民工一定的折扣。

这样的观点令人感到啼笑皆非。首先，“消费者剩余”是在分析竞争市场使用的概念。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在多元竞争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剩余现象有助于生产者发现并且调整价格，与其相对应的概念是生产者剩余——生产者销售所得的收入减去实际成本所得的收益，它与消费者剩余构成整个社会“市场总剩余”。在非竞争条件下使用这样的概念，完全是方枘圆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一些学者习惯于生吞活剥，把西方一些经济学概念直接照抄照搬到我国，由于不了解这些经济学概念使用的基本假定，出现了不应有的笑话。

当前我国的铁路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模拟市场，由于缺乏竞争性，所以生产成本、生产利润极不透明。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消费者剩余或者生产者剩余问题，纯属盲人摸象。生产者剩余是指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扣除固定投资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劳动者成本之后的剩余，而企业的利润除了扣除固定投资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劳动者成本之外，还要扣除其他包括运输、销售、储存环节的成本。所以，生产者剩余和生产者利润不是一个概念。在生产者剩余不确定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计算市场总剩余，因而也无法考察整个社会的总效益。

其次，消费者剩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在多元主体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每个消费者的主观愿望有所不同，所以，在交易环节可能会出现消费者剩余。但在中国铁路运输领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消费者剩余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农民工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高于市场管制的价格。即使在春节运输高峰时期，高速铁路仍然有车票出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铁路普通客车运输具有福利性质的时候，借用市场的概念来分析中国春节期间火车票价格问题，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在我国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管制极为特殊，政府既不是根据生产成本或者服务成本制定价格，也不是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价格，而是根据历史成因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需要制定管制价格。这一点在中国的电信领域也有突出表现。在电信价格听证会上，笔者多次要求电信部门拿出详细的成本价格清单，可是，无论是电信运营商还是政府部门，都感到十分为难。现在中国铁路运输成本究竟多少，政府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面对公众的强烈质疑，铁路运输部门提供的成本价格标准，是在没有对铁路运输效率进行核算基础上制定的成本价格标准。铁路部门为了提高价格，在成本核算的时候一定会将相关或者不相关的成本计算在内，按照铁路运输部门的计算方法，火车票的价格一定会低于运输成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财政支持，争取社会同情。

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利益博弈结构中，不存在消费者剩余问题。现在人们需要关心的是生产者剩余问题。假如铁路部门通过革新挖潜，进一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那么，火车票仍然有降价的空间。

第三，之所以实行车票实名制，不是解决供需问题，而是解决公平问题。当前我国之所以出现周期性的人口迁徙，就是因为在中国境内要素资源配置极不合理，东南沿海一带集中了大量的生产企业，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不得不像潮汐一样，周期性地南来北往。面对这种现象，政府应当统一调度，敦促铁路部门增加客车供应量，尽快疏散短期人流，防止引发其他社会群体性事件。当短期铁路供求出现严重失衡现象时，内外勾结倒买倒卖火车票的黄牛党就会存在。为了防止黄牛党借机提高价格，进一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政府应当敦促铁路运输部门改进售票方式，减少投机性行为。

张曙光：还不能轻言中国模式

张曙光　张弛

在世界的大变局中，中国经济不仅赢得了连续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而且经受了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既是中国人的运气，也与中国自己的努力有关。于是，有人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的问题，这一点值得高度关注。是否存在一个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我看不能轻言，还需要实践检验。

为什么热炒“中国模式”，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可能有这个意思。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确有一些明显特征，这些特征既造就了以往的经济成就，也导致了未来经济的困难和风险。这就是以国有企业为基础、以增强国力为目标、政府主导的经济；政府、财政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由于政府控制了大量的资源，掌握了迅速增长的收入，而且是由于国有企业也呈现出积极扩张的态势，政府通过财政和国有企业主导和控制着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

所以，还不能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就已经完成了。我们还存在着不完善和有待改革的地方。

一是财政的超常增长和结构偏差。

2009年的中国财政继续了近十年来的趋势，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不仅超过经济增长，而且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全年预算内财政收入68771亿元，比上年增长11.7%，超过经济增长率3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8.2%，分别比财政收入增长低2.9和3.5百分点。政府支配的收入是相当大、财政的增长是相当快的。

不仅如此，在中国财政收入的结构中，预算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预算外收入。地方财政的预算外收入就占一个很大的比例。预算外收入中最大的有两项，一项是土地出让金，一项是社会保障收入。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1.08万亿元，上海达1043亿元，占财政收入增量部分的50%和存量部分的25%左右；北京市达928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45.8%。

政府的财政收入一是来自对企业收入的征收，二是来自居民的交纳，因而是对私人财产权以及个人创业和消费增长的一种限制。

二是国有企业的定位和行为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一个大规模重组的过程，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地减少了，但其实力却大大地增强了。从1998-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64737家减少到21313家，减少了2/3，但其产值和资产却增加了3.28倍和1.52倍。而中央国企的扩张更为明显，2008年底，全部央企总资产17.6万亿，比上年增长18.1%；净资产7.3万亿，增长10.9%；利润6961.8亿元，下降30.8%，平均资产报酬率5.6%。

政府把国有企业定位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至于国有企业能否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还有待实践来说明。但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则显然处于特殊的优待地位。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文件，为什么不能贯彻落实，其根源也在这里。

国有企业快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的确增强了，在世界500强中，就有24家国有企业，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这是值得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但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一定全能够惠民，国力的增强与老百姓的富裕也没有必然联系。其实，国有企业是在与民争利中发展壮大的：在很多行业中，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是不能进入的；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它的垄断地位，把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把很大一部分消费者剩余变成垄断者的利润；把大量资源无偿送给国有垄断企业，或者象征性收取很少的使用费；政府给国有企业注资。

如果政府过分扶植、援救、照顾、恩惠，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到无如何，恐怕是令人怀疑的。

三是政府主导和政府治理。

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中国社会的进步则相形见绌。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还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只能寄希望于继续改革和调整。所以，还不能轻言“中国模式”，我们的未来仍然任重道远。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