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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前汉纪》
第一部编年体缩写史书
《前汉纪》本名《汉纪》，后世人为了与袁宏所作的《后汉记》相区别，故称之为《前汉纪》。
《汉纪》的编撰者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148-209年）。荀悦字仲豫，颍阳（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年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退身穷处，不与宦者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
东汉末年，政归曹操，汉帝形同虚设。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其所辩论，通见政体，所谓为政之术，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议论，为汉帝所深喜。
汉献帝喜好读历史书，可每读班固《汉书》，即为其文繁难省所烦。就命荀悦按《左传》体例，将《汉书》加以缩编。
荀悦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至建安五年（200年）成书。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做到这五点，则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损其业。"今以此五原则作《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很明显，荀悦希望以《汉纪》启发献帝重振朝政。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31年的历史。全书共30卷：
《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纪之中。全书18万字左右，约为《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戏称其为简本《汉书》者。
但是，《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含蕴着编撰者的思想、史识及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汉纪》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梁启超称赞《汉纪》是"善钞书者"。
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抄"《汉书》，而是在运用编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年间刊本为较佳。
三十五：《后汉书》、《续汉书》
"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
"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
《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
《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著《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三十六：《后汉纪》
"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
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三十七：《三国志》
"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影响。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宋、辽、金三史，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
三国志篇幅较少，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历史变化情况。陈寿以《魏志》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又分别以魏、蜀、吴三书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等等，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当代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
"《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51页）。这话是很确实的。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代的需要。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三十八：《晋书》
"铨次旧文，裁成义类"
在五代纪传修成10年之后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他组织了一个人员众多、人才济济的修史班子，从当年开始工作，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晋书》是真正成于众手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参加修撰的人员如果算上唐太宗，则有22人之多。这个写作班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房玄龄等3位监修负责全面领导，来济等14位撰稿人分别撰写各部分稿件，考证类例的令狐德棻等4人则负责全书的发凡起例和审正定稿工作，其实就是全书的主编。这样的分工组织，保证了全书的顺利修成，也为后世分工合作写作史书树立了一个样板。
两晋南北朝期间，有多人撰写过晋代历史。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之时，还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这十八家中有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十家。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有的繁杂寡要，有的空洞鄙陋，有的记载不全，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重修《晋书》的外在原因。借修晋史之机宣扬囊括华夷的大一统思想，为自己以至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动因。唐修《晋书》问世，十八家晋史全部亡佚，说明新书确有胜于旧作之处。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烦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晋书》的缺点主要有三条：
其一是宣扬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书中对晋朝的开国，作了神意论证，大谈兴亡有运，不可以力争等陈词滥调。书中又大讲孝亲尊君等封建伦理，详述王祥卧冰得鲤等等孝亲的事迹。天命有常与孝亲忠君相配合，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意图是明显的。
其二是成于众手，疏漏龟踔ι醵唷！督椤吩谡庖坏闵希恢笔艿郊テ溃迦?张熷在《读史举正》中，揭出《晋书》谬误多达450余条，可见问题的严重。
其三是对琐事异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书中采摭了大量鬼神妖异、因果报应等荒诞迷信的材料；也记载了很多无关大体的琐碎小事，如记述苻朗如何善于识味，卫玠如何美仪容等。《旧唐书·房玄龄传》中说这部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是一针见血的。
三十九：《宋书》
"式规万叶，作鉴于后"
《宋书》是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
《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坛领袖。沈约出身于江东世族，家族父祖辈有多人在政治斗争中丧生。梁武帝代齐时，他参与谋议，立下了大功，被拜为尚书仆射，并得到封侯。后来与武帝关系恶化，忧惧而死，得谥曰"隐"，后世因此称他为沈隐侯。
沈约学术渊博，才华出众。他20岁左右开始史学工作，在几十年的撰史生涯中，写作了《晋书》110卷。《宋书》100卷，《齐纪》20卷及《梁武纪》和《新定官品》等史书。他的文学著作主要有：《四声谱》、《文章志》和自己的文集等。现在他的著作大多亡佚，只有《宋书》和文集现仍存世。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奉命修撰《宋节》，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梁初写成30卷的志，全书告成。他以凝聚了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诸人心血的65卷本《定书》为基础，进行增删、订补工作，所以才在短时间内修完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
《宋书》写刘宋历史，有一些独到之处。它概述南朝著名的"元嘉之治"的盛况："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54《孔羊沈传论》）这个概括是很能抓住要害的。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富饶的经济状况，沈约也做了比较准确的记述。《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了自屈原以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的评论和他关于诗文用声律的主张，这是研究六朝文学史的珍贵材料。《宋书》在《蛮夷传》中记录了宋朝与亚洲邻国的交往，是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史的珍贵记录。在《天竺迦毗黎国传》中，记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当时南方的传播情况，以及佛教与政治和儒家的关系，反映了佛教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接受和初步改造的过程，是研究我国佛教史的重要材料。
《宋书》的志有八个门类，包括《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号称《宋书》八书，分量几乎占全书的一半，是书中的精华所在。《律历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和祖冲之《大明历》原文。它和《天文志》颇能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是难得的科学史文献。《乐志》记载乐器演变情况，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独特的风格。《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对于考察这一时期的地理沿革，具有珍贵的价值，等等。记事能超出刘宋历史范围，进行通贯古今的历史考察，这是沈约有历史见识的体现。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不足，使它们的价值更为突出。
但《宋书》缺少食货、刑法、艺文三志不无遗憾之处。
《宋书》列传多为合传或类传，传目大都因袭前史。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了带叙法。带叙法就是在一些列传中，将相关人物的简历、事迹，在传主行事的记叙中夹带写出。在《卢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写义真慎守关中时，怀疑僚佐王脩欲反而杀掉王脩，顺便介绍王脩的生平。写义真逃离关中途中，遇见段宏单骑来寻，又插入关于段宏身世的一段文字，接着再叙义真事迹。这是使用带叙法的典型例子。使用带叙法，"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齐书带叙法》）这是沈约叙事得宜之处。
《宋书》纪传中，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保存了不少文献材料。《武帝纪》载《禁淫祠诏》，《何承天传》载《谏北伐表》，《王徽传》载《与江敩辞官书》，《顾觊之传》载《定命论》等，都是当时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宋书》收录时人文章，虽使篇幅冗长了一些，却为人们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此是不应轻易否定的。沈约是当时的大文学家，行文比较优美流畅，也是《宋书》的优点之一。
《宋书》的思想体系，基本属于正宗儒家系统。书中宣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沈约声称"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凯不作"。把符命、祥瑞当成了麻痹民众、维护皇权的工具。
沈约既提倡忠君，又主张机变，反映了当时朝代更迭频繁特有政治状况下的社会伦理观念。他说："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口口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宋书》卷89《袁粲传论》）他认为天下已定，须强调忠贞以守其业；改朝换代，则运用机变以通其务。他把忠贞与机变这两种互为矛盾的观念调和在一起，随时而用，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念。
书中还提出一些诸如广开言路，听纳谏言；持法公平，不徇私情；选用良吏，久居其任；宽刑缓政，减免役税；亲近贤臣，斥远小人等等改善政治的主张，并用历史实例论证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利处和暴政虐民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也是有利的。
《宋书》中的民族思想比较复杂。它一方面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承认民族区域划分的现实，反对民族间的征伐战争，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以羁縻和防御为主。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已经被人们所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南方士族的衰落，无所作为。
《宋书》的缺点除思想倾向比较保守落后而外，最突出的是对政权鼎革之际史实的记载多所回护，歪曲和掩盖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宋书》到北宋时已有很多缺失。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南史》等书作了增补。现在的《宋书》虽仍为百卷，但有些篇章已非原帙。
四十：《南齐书》
"类叙得法，有补益于世"
《南齐书》原称《齐书》，后人为了与《北齐书》区别，才在书名前冠一"南"字。它记载南朝齐政权23年的历史，起于齐高帝萧道成立国（479年），终于齐和帝萧宝融被废（502年）。全书原为60卷，《自序》一卷早已亡佚，今存59卷，有本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作者是南朝梁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他是南齐的宗室，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齐亡时，他14岁。在梁朝，他因好学多才，而得梁武帝的器重，历任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国子祭酒、吏部尚书、仁威将军、吴兴太守等职。他出生于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病故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7年），享年60岁，因其恃才傲物，得谥曰"骄"。
萧子显才思敏捷，勤于著述，一生撰有《后汉书》100卷，《齐书》6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孝经义疏》1卷，《孝经敬爱义》1卷和文集20卷等。可惜，现存之作只有《南齐书》了。
在萧子显撰《南齐书》之前，江淹曾受齐明帝诏撰史，他写成了《齐史》十志。另外沈约有《齐纪》20卷，吴均有《齐春秋》30卷，王逸有《齐典》5卷，熊襄有《齐典》10卷。
这些都给萧子显撰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可取的撰述经验。
梁武帝天监年间吴均要求撰写齐史，未获准许，萧子显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书成上奏，武帝下诏付秘阁收藏。
《南齐书》的史料比较真实可靠。书中的许多史事为作者所亲历目睹，是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材料。齐梁嬗代，未经战乱，原始档案材料保存完好，萧子显撰史又得到政府许可，所以他的文字材料是完整而又具权威性的。《南齐书》成书之时，南齐的遗臣大多数都还健在，就是梁武帝萧衍本人，也是身历宋、齐、梁三朝的人物，这些人既可以为撰史提供活的材料，又可以对《南齐书》的历史记载进行检验、鉴别。《南齐书》经时人认可，才被作为国家典籍收存，可见它的历史记载是大致可靠的。
书中对于生产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反映。如《沈文季传》记载唐璘之领导人民起义，揭示人民在残酷的压迫下，奋起反抗斗争，资料珍贵。《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叙述追逋租、征赋役、兴水利、垦荒田等情况，反映农业生产、阶级剥削等状况，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书中无《食货志》的缺憾。《张敬儿传》言及镇压蛮人的情况，列传中有《蛮》、《芮芮虏》、《河南氐羌》等传，记载各民族事务，虽很简略，仍能反映民族状况、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
《南齐书》中的一些文化史记载颇有价值。萧子显为科学家祖冲之立传，在传中记录了他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的过程和机械特点。又在传中全文引用祖冲之的《上大明历表》，详细向世人介绍了创大明历的指导思想和大明历的具体特点，为人们研究科技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萧子显用很多篇幅对佛教进行宣传，对佛教传入中国及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过程作了介绍，对于研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有一些用处的。
《南齐书》在写作上受到沈约《宋书》很大影响。萧子显在书中也设立了八个志，它们是《礼志》2卷，《乐志》1卷，《天文志》2卷，《州郡志》2卷，《百官志》2卷，《舆服志》1卷，《祥瑞志》1卷，《五行志》1卷。其中与《宋书》不同的只是去掉《律历志》另立《舆服志》，和把《符瑞志》改名为《祥瑞志》而已。《南齐书》的八志总体上看比《宋书》八志要单薄一些，但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提供了南齐一代典章制度史的重要材料。八志之中，《州郡志》与《百官志》内容较为充实。《百官志》对于重要官职的职守、设置及变迁作了系统详细的记载，还详记了各职官的人数，它的记载较《宋书·百官志》为详，对于研究南朝官制有重要价值。
《州郡志》记载郡县设置、沿革的历史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行政区划，以及古代的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它六志内容各异，其中《祥瑞志》、《天文志》、《五行志》多记载一些祥瑞符命、阴阳灾异学说，是书中的芜累。
《南齐书》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些可取之处。书中较多使用类叙法来记述各类人物，是颇得史法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类叙法最善》条中，对此作了分析："《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类叙徐嗣医术，要精于澄。《韩灵敏传》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自备载"。《南齐书》行文比较简洁，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道家相比，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这对于史家来说是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四十一：《梁书》
"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锺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的《梁史》53卷，刘璠的《梁典》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锺嵘和刘勰立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龟醯募窃兀谷四砸皇牵匏蚀印！读菏椤吩诒史ㄉ弦泊嬖谧徘试雒阑涠竦拿?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四十二：《陈书》
"凭其旧稿，加以新录"
《陈书》是唐代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姚察去世后，姚思廉一直未能忘怀父亲让他续写梁、陈二史的遗愿，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奉诏撰写《陈书》，贞观十年（636年）书成上奏。关于《陈书》撰写的经过，宋代曾巩所述颇详："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梁、陈）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
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
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可知《陈书》正式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实际上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才修成的。在《陈书》中，仅本纪中有姚察史论两篇。看来思廉写《陈书》因袭父亲的成果较少，自己创作的居多。
《陈书》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陈书》与《梁书》都出自姚氏父子，特别是姚思廉之手，因此在撰述的特点上，二书多相同之处。陈朝历史仅33年时间，书中的列传却达30卷之多。《陈书》记述了陈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交待了陈朝末代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信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大量陈朝历史人物事迹在书中得到反映，其中争夺诈伪，营营苟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又足为世人楷模。陈朝一代之史虽然短暂，但留给后人的教益启示却很多。《陈书》交待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描画了陈朝社会历史全图，现在人们研究陈朝的历史，《陈书》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材料，这是它的根本价值。
《陈书》因为姚思廉一个人编次的工夫较多，所以列传的体例比《梁书》要整齐规范一些。在文风上，《陈书》与《梁书》是一致的。这两部史书，尤其是《梁书》中多用古文，一反六朝以来争尚骈俪对偶的颓靡文风，给人以清新健康的感觉。《梁书》总论为魏征所撰，行文还采用骈四俪六的方式，两相比较，更显示出姚氏父子这方面的卓见。清代史家赵翼评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韩愈）始，而岂不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对于姚察、姚思廉改变六朝文风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陈书》与当时问世的其他史书一样，撰写中看重士族门第、履历身世和家族兴亡。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总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列传就占去11卷，叙述王子55人，几乎占了其他列传的一半。把一代史书写成了陈氏家谱，这是令人不能满意的。《陈书》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史书内容的空泛和乏味、呆板。它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个固定的程式，一般都是先列姓名、地望、祖、父官职，次及传主幼年生活、性格相貌、次及历任官阶，次及行事文章，有时最后还有饰终诏书、封赠、子孙官职、著述名称等。
《陈书》和《梁书》中，都贯彻着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正宗思想。它们对臣僚、百姓宣扬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封建帝王则极力吹捧、赞颂。在书中统治者的面目被添加了很多油彩，他们的丑行则被尽量加以掩饰。《南史·刘师知传》记载：陈霸先为篡夺皇权，命令刘师知去杀害梁敬帝，敬帝绕床躲避，刘师知抓住敬帝的衣服，手下人上去杀了敬帝。
在《陈书·刘师知传》中却只字未提杀敬帝这样一件大事。为个人恩怨而上下其手的事情，在《陈书》、《梁书》中也有一些表现。虞寄、虞荔兄弟在陈朝，虞荔的儿子世基、世南在隋朝都曾同姚氏父子共事。姚思廉在撰史中，就为虞寄兄弟尽力浮词溢美，撰写佳传。对于史家来说，这是严重的失德，可惜的是，从南北朝到唐初的史书中，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四十三：《魏书》
"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
在"二十四史"中，名声最差的就该算是《魏书》了。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时朝野大哗，攻之者蜂起，很多人把它说成是"秽史"，几经修改，方颁行于世，它的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它和它的作者可议之处实在不少。平心而论，《魏书》取得了一定的史学成就，说它是"秽史"有点过甚其词，但是指出它存在着严重的曲笔讳饰缺点，则是十分必要的。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学（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它的监修人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其他撰修者如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等人由于缺乏史才，也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整个这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他在魏、齐两朝先后任过太学博士、散骑侍郎、著作郎、秘书监、中书令、太子少仆与尚书右仆射等官职。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
他所作的《南狩赋》、《庭竹赋》等都得到时人好评。在一次应诏赋诗时，他在诗作中写出"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之句，意谓不动干戈，就可招降南方的萧梁和北方的西魏，一时传为名句。他的文才得到北齐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朝廷的重要文告、册命、诏书等，大多由他执笔。魏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好色、恃才傲物。史学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却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在承担了撰写国史的任务之后，他曾经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史·魏收传》）出自他手中的《魏书》颇遭物议，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十志20卷。
北宋初年，《魏书》已经残缺不全，纪缺2卷，传缺22卷，不全者3卷，志缺2卷。后人据魏澹《魏书》、张太素《后魏书》以及《高氏小史》、《北史》等书作了订补工作。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是目前整理最好的版本。
北朝魏政权重视修史工作，从开国到灭亡，历史记录未尝中断。这一时期，南朝也有多部史书记述了北朝史实。因此《魏书》所依据的材料是丰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有邓渊受诏所撰编年纪事的《代纪》10卷，崔浩、高允等人陆续受诏写的编年体《国书》（又名《国纪》）30卷，李彪、崔光等人改编《国书》而成的纪传体《国纪》，邢峦、崔鸿等人修撰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起居注，元晖业写的记载皇室人物事迹的《辨宗室录》30卷，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诸家《晋书》、沈约《宋书》等。
利用丰富的现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时期内修成了卷帙可观的《魏书》，对材料的广泛采择，也使《魏书》具备史料价值较高的特点。今天，记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大都亡佚，《魏书》已成为介绍北魏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来说，它的参考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拟的。
《魏书》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书中特别设《序纪》一卷，追溯北魏建国前的情况。反映了拓跋部与魏晋皇朝发生联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私有制得到发展，氏族成员发生分化，以及设置百官，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魏书》也记述了拓跋部封建化的漫长途程，记录了它在汉族封建文明影响下逐步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对于冯太后和孝文帝为完成鲜卑族封建化而实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书中记述得尤其详尽。书中还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在北魏政权中的合作和矛盾。《魏书》专门记载我国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内容比较丰满。《高句丽传》、《百济传》、《勿吉传》、《契丹传》、《氐传》、《吐谷浑传》、《蛮传》、《僚传》、《西域传》、《蠕蠕传》、《高车传》等，分别记述了夫余、沃沮、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然、高车、突厥、伊吾、龟兹、于阗、疏勒、乌孙以及吐谷浑、蛮、僚等少数民族和朝鲜等外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皇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书中的这些记载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错居杂处和共同进行生产，民族融合日益加深，不仅南迁中原的鲜卑等少数族人民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就是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书》对于北魏社会历史的记述范围比较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书中介绍了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发展情况。《魏书·官氏志》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是别具匠心的。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600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封建社会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北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书中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130余次之多。《魏书·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责任把它反映出来，《魏书》特辟专章，记录这方面内容，是有功劳的。
《魏书》在撰写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魏收在本纪前立《序纪》追述北魏建国前的历史情况，把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化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得体的。书中引文很多，引文与叙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丰富了本书的表现能力。书中还详记了一些君臣对话和外交辞令，生动、得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另外书中描写人物，也有很见功力之处。
《魏书》的主要缺陷：
一是书中宣传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释老志》记崔浩劝太武帝毁佛，寇谦之对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不仅宣扬了非佛之报，还宣扬了道士寇谦之预见的灵验。
二是歪曲史实，为现政权服务。魏收为北魏、东魏、北齐争正统地位而贬低东晋及南方各朝和西魏、北周政权。在述及北魏先世时，书中千方百计掩盖拓跋部被前燕、后赵、前秦等国统治的真相。对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政权，取消其固有的国号，加以谩骂攻击，冠以岛夷等称号。对于西魏、北周政权，书中也尽量贬低，对它们进行丑化和攻击。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魏收往往根据他们在世子孙的地位而决定对其的褒贬。书中为此而篡改史实的地方是很多的。它所以被人们称为秽史，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是为了讨好当时权贵，不惜浓墨重彩地为高门大族树碑立传。在很多传中对他们的谱系姻亲，加以胪列。如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简直把一部正史写成了士族地主的家谱。
四十四：《北齐书》
"下笔不苟，以史为签"
《北齐书》与《梁书》、《陈书》有两个相同点：其一，它们都是父子相承的世业；其二它们都诞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都由官府下令修撰，而成于私人之手。《北齐书》有50卷，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自高欢秉政于东魏政权，止于北齐政权灭亡，大致包括534年到577年北齐政权（包括东魏）44年的历史。《北齐书》到宋朝时，原文已缺失33卷。
现在我们见到的《北齐书》是后人根据《北史》和《高氏小史》等书陆续订补而成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于565年，去世于648年，享年84岁。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齐书》。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了批判。
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
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分析。
四十五：《周书》
"旁征简牍，意在摭拾"
《周书》是唐初所修八史之一，它的成书与初唐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有着密切联系。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乾牵连，他被免职。后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作出了由萧瑀等人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征等人修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作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著，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的。
《周书》有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记载北周（包括西魏）的历史，时间溯自534年东西魏分裂，止于581年隋文帝灭周立隋。
《周书》的修撰有一个很大困难是文献资料缺乏。除隋朝牛弘的18卷《周纪》之外，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著作可供取材了。而《周书》却以材料丰富见长，可见令狐德棻搜罗材料的功夫下得相当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的例子，评论"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是有说服力的。
《周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继承了《汉书》、《宋书》的优良方法，收录了很多当时的重要文献。在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以见到周代授勋之典。《苏绰传》中载录六条诏书和《大诏》全文，可以考见周代创制之事。
《宇文护传》记其母子相寄的书信，今天读来，其母子的真情也催人泪下。《王褒传》记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记其《哀江南赋》都是文学史上的杰作。这些文献的采录可以使人们更真切地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周书》所记史事范围广阔。从纵的方面看，它的记事仰包西魏。对于西魏时期的政治、军事大事，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在魏澹所撰记述西魏历史的《魏书》佚失之后，《周书》对魏史的记述，更加宝贵。从横的方面看，从宇文泰控制西魏到建立北周之时，北有东魏、高齐、南有梁、陈，在48年时间里，有6个政权先后或同时存在，史事错综复杂，头绪纷繁。但《周书》却能很好处理这些关系，把几国的大事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赵翼对此最为赏识，他说："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
此书法之最得者也。"（《陔余丛考》卷7《周书》条）
《周书》所记史实详尽，还可以补充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
萧詧是梁武帝萧衍的孙子，初封岳阳郡王，因援助其兄湘州刺史萧誉，被梁元帝萧绎逼迫，遂在襄阳自立为梁王，后在江陵称帝，建立起后梁政权，成为西魏和北周的附庸，历三帝33年后灭于隋朝。后梁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可姚思廉的《梁书》不载其事，造成历史记载的一年缺失。《周书》特立《萧詧传》，补充了当时的重要史事，这是很妥当的。
《周书》和《魏书》、《北齐书》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这三部史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如果把这三部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变化，与《三国志》、《后汉书》里所记鲜卑族历史加以比较的话，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这个记录是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发展进步，和他们同汉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伟大过程的一个缩影。
《周书》同当时修成的其他各史一样，对记述文人有特殊的兴趣。他不但详记了王褒、庾信等文学家的事迹，所记史学家的事迹也比较详细、具体。如对西魏史学家柳虯，记下了他提出的修史后即在朝廷公布，以杜绝曲笔现象，及时发挥劝戒功能的重要建议，也写出了柳虯直书宇文泰废黜西魏废帝的过错并当朝宣布的史实。这对于史家励节励行是有促进作用的。
《周书》在行文叙事上能够做到繁简得宜，文笔简劲，反映了令狐德棻深厚的史学功底。
《周书》在撰写中暴露出作者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它同许多正史一样，把农民起义诬为寇乱，对帝王将相却尽力粉饰、美化。书中还反映了作者较深的门阀观念，在讲到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时，作者津津乐道：他们当时的荣盛，没有人比得上，现在称道门阀，也首推八柱国家。可见门阀观念在作者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周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唐初不少功臣、显贵的先人都立了佳传。唐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杲，在北国原无突出事迹，《周书》勉强为其它传。后梁傀儡皇帝萧詧被美化得"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原因就在于他的孙子萧瑀是当朝宰相。今狐德棻还在书中对自己的先人加以吹捧。这类问题在唐修五代史中普遍存在，但《周书》表现得明显一些。另外，《周书》在材料考订和编排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周书》流传到北宋初外已经残缺，大约有5卷全缺，有3卷缺少大半。现经后人辑补，大致恢复了原书面目。
四十六：《隋书》
修史与求治的结合
《隋书》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纪传部分有本纪5卷，列传50卷，记载隋朝38年的历史，志的部分有十个门类30卷，记载的是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典章制度史，又称《五代史志》，由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修成于高宗显庆年间。
《隋书》纪传的修撰始末同于梁、陈、齐、周四朝之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曾责成封德彝、颜师古主修隋史，但无成果。
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申修撰五代史之议，房玄龄和魏征负责五代史的监修工作，魏征又任《隋书》的主编。到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纪传与其他四史一同修好奏上。
魏征是初唐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家，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馆陶）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去世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享年64岁。他幼年丧父，生活贫苦。
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有兼济天下的大志。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魏征加入了元宝藏的义军，又到李密手下掌管文书。瓦岗军失败，他和李密一起降唐。降唐后他成了李建成的亲信。
玄武门之变后，他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劝李世民接受隋亡的教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结果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在贞观时期，他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通过谏诤方式，前后共提出200多项施政建议，不但直接影响了此时的国家大政，也为后人树立了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榜样。
魏征在史学上也有很大建树。贞观年间所修的五代史，他负总的领导责任，对于各史多所损益订正。在五代史中他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具体主持修撰了《隋书》。此外他还负责主编《群书治要》，主持修定《五礼》，亲自编注《类礼》。对于初唐史学和文化的繁盛，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隋书》的纪传在编次上注重以类相从的方法，体例比较严整。如列传分为16类，比以前的史书都要严密而妥当些。
其中把少数民族史划成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个方面，分别得更为清楚。因为参加写作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所以《隋书》在笔法上也更简炼，严整一些。在历史记载上，《隋书》纪传中保存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如《万宝常传》记录《乐谱》64种，《张玄胄传》记载其精密天文推算的结果，《琉球传》及《陈稜传》记载台湾居民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以及与大陆联系状况等等，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至于注重传主的官阶履历，把个人传记写得如同案牍公文，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活动内容，这样的毛病，在五代史中普遍存在，《隋书》也是如此。
《隋书》中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史论，史论出自富于政治经验的魏征之手，它把论史与论政结合起来，以隋朝的兴亡为借鉴，阐发出不少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给人们的教益是不小的。
《隋书》史论认真总结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它比较了文帝与炀帝社会状况和统治政策的不同，指出文帝进行统一战争意在安定天下，虽然初起时国力不强，最后终于取得成功。炀帝穷兵黩武，骚动天下，就是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这样的历史结论是深刻的，对于唐初的施政方针来说，针对性也是相当强的。
魏征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理想的秩序，关键是对百姓进行教化，因此统治者应抚恤民众，休养民力，务使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个统治秩序中，封建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书中赞扬那些"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隋书·循吏传序》）的循吏，而鞭笞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抓住教化和用人两个环节，要求用适当人才来实施理想统治，应该说对于封建统治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隋书》的史论还探讨了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评论了隋朝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及历史作用，阐发了作者的人才思想、法治思想等，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史学家都是很有启发的。
当时史馆所修的五代史都没有志，唐太宗乃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下诏让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人续撰《五代史志》，最初由令狐德棻监修，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年）书成上奏。
此书为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修，实际是上接《晋书》书志部分的南北朝典章制度专史。最初为单行本，因为其内容以隋为主，隋代又居五代最末，所以后来被编入《隋书》。现在被称为《隋书》十志。
《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隋书》十志包括：《仪礼志》7卷，《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各3卷，《五行志》2卷，《百官志》、《地理志》各3卷，《食货志》、《刑法志》各1卷，《经籍志》4卷。
《隋志》继承了《汉书》十志的传统，它记述典章制度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已有史志的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权结构、统治规模和学术文化的面貌。《隋志》写得一般都很有章法，每志都有序论概述历史源流和本志要旨，然后按五个朝代分段记述史实，给人以清晰、严整的印象。《仪礼志》记载封建礼制方面的内容，贯彻着维护等级制度的宗旨。《音乐志》除记录祭天地、祀鬼神的乐章外，还记载当时杂技的各种表演和域外音乐的内流，是有价值的艺术史料。
《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记载了不少神秘主义的东西，是统治者用天意来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但是其中记有不少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食货志》和《刑法志》篇幅较小，内容却很重要。它们写出了南北朝时期土地、赋役、货币和刑法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封建统治的特点。《百官志》记载当时封建国家的政权结构，记述了各朝的官制、官职及其沿革情况。
《地理志》反映当时国家的行政区划，它确记了隋大业年间全国的郡、县、户、口、垦田数字，记述了各朝所置郡县沿革和当时的自然山川状况。
《隋书·经籍志》在十志当中价值最为突出，它是《汉书·艺文志》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史志目录专著。它考究了书籍的存亡，著录了各种书籍，为人们研究古籍流传情况和进行辑佚、辨伪等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线索。在图书分类上，它采用最新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于唐以后的图书分类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写法上，它的大小序齐全，对于各门学术及其分支学科都能抓住要害，进行提纲挈领的评介，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于古代目录学的发展，《隋书·经籍志》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隋书》十志的编纂成功，对于《通典》有直接的影响。
四十七：《唐律疏议》
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唐律疏义》。
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
《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
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八议，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则规定得更为详备。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以下几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总之不外乎皇帝的亲戚故旧，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这种特权制度，反映了等级和阶级差别。
唐律《名例律》还规定了一些原则，对如何认定犯罪性质和确定刑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划分公罪与私罪，关于自首减免刑罚的规定，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关于合并论罪的原则，关于累犯加重的规定，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等等。关于老幼废疾减刑的规定，关于同居相瞒不为罪的规定，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的规定，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完备和相当细密的。
卫禁律是关于警卫宫室和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职制律是关于官吏职务及驿传方面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厩库律是关于国有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擅兴律是关于发兵和兴造方面的法律。贼盗律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及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讼律是关于斗殴和诉讼方面的法律。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杂律是关于买卖、借贷、度量衡、商品价格规格、犯奸、国忌作乐、私铸货币、赌博、决失堤防、破坏桥梁、放火失火、医疗事故、阻碍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宝"。
四十八：《南史》、《北史》
"编次别代，共为部帙"
《南史》和《北史》都是纪传体的通史，作者李延寿。
《南史》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载从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到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约170年间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兴亡的历史。《北史》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包括北朝魏、齐、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间的史事。
李延寿字遐龄，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他撰写《南史》、《北史》，是继承父亲李大师的事业。李大师（570-628年）曾任窦建德的礼部侍郎。他有感于南北朝长期分裂、互相敌视，致使历史记载不能周悉完备，统一后南北思想隔阂不易消除的状况，决心写一部编年体的南北朝史，以适应全国统一的历史要求。他为此作了一些编纂工作，可惜过早辞世，使他的宏愿未能完成。李延寿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他的生卒年月史书失载，现在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30年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的《太宗政典》和《南史》、《北史》3部历史著作。
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大致开始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书成上奏，前后共用去16年时间。如果加上李大师的修撰工作和李延寿的材料准备等工作，那么这部书就可以说是凝聚他们父子30余年心血而成的。
《南史》和《北史》是在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也是李延寿在史学史上成功的再创造。与八书相比较，它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价值。
李延寿对八书的改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是"编次别代，共为部帙"。李延寿打破朝代体系，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编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两部书。这两部书的体例都是先按时间顺序编排各朝的本纪，然后是按朝代顺序写成的人物列传，人物又按各种类传分别编排。这就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完整地交待给读者。这个编排是很成功的。从编撰技术方面考虑，南北朝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比较短暂，跨朝代的人物相当多，相互递嬗的朝代之间历史联系也比较密切。把它们贯通起来加以记述，既能克服史实断裂、重复记载、难于剪裁、卷帙繁冗、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又能用简明方式记述具体事实，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
从记述效果上看，把广阔时空下的历史发展变化，放在一起加以记载，有利于比较出各朝代、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有利于准确勾勒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化趋势，易于使读者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性特点。从思想价值上看，这有利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的历史思考，有利于消除南北长期分裂产生的隔阂，容易培植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南史》、《北史》在上述方面都表现出一些优点。但二史处理如此纷乱的时代，不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说明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对于南北各代的变异，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远远落后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见识。
二是"除其冗长，捃其菁华"。李延寿对八书的改造，主要是进行抄录工作，这其中有沿用、有勘究、有削烦。用二史贯通各朝，不像八书各自为书，必然会删除很多互相重复的记载，这是李延寿工作的重要部分。另外李延寿还有意识地进行了史实和文字记载的撮要删烦工作，最突出的是删掉了很多八书本纪中的诏令、策文和列传中的奏议、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史料价值极少，二史把它们完全删除。有的比较重要，李延寿则以数语概括出来。经过这个工作，史实被突出出来，篇幅却大量减少了。李延寿把537卷的八书，删入180卷的二史之中，卷数仅及原著的三分之一、文字仅占一半。由于其卷数不繁，头绪清楚，叙事突出，读者研习甚便，抄写易成，因而在长时期内，二史比八书流传得要广泛一些。
在宋代以前，世人了解南北朝史事，主要是靠《南史》、《北史》。宋代以后校勘八书，也多用二史来补其缺失。当然简略并不等于精当，李延寿的删削存在着一些不当之处，对此前代史家已有所批评。
三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并非单纯节抄八书，他在撰史过程中，又补益进来大量的史实。八书中的《魏书》是北齐魏收所撰，北齐承东魏而来，因此魏收不承认西魏，在《魏书》中只记北朝、东魏历史，不包括西魏史事。李延寿据魏澹撰《魏书》（已佚），在《北史》本纪中补进西魏文帝、废帝、恭帝三帝纪，在列传中补入西魏人物传记，使北朝的历史得到完整记载。二史除补入一些八书所无的纪、传外，还对八书原有的一些纪传作了增补，如在对范缜的记述中，增加了范缜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和不祠神庙的一段史实，使这位无神论者的战斗性格更为突出。《北史·苏威传》补入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北史·李谐传》补充南北交往的记载，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自述："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这一方面反映了二史采摭增补材料的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取材的驳杂。二史中对史实增益不当之处，也有很多，其中大多是琐言碎事，以至一味追求骇视听、资谈助的记事，包括一些荒诞不经，疑神见鬼的迷信内容，成为书中的芜累。李延寿在撰书时，也订正了八书中的一些史实。他距所记时代较远，这使他可以改正一些当时讳饰失实的史实，显示出一定的长处。
《南史》、《北史》在思想上的价值，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它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与北方互称"岛夷"与"索虏"的陋习。李延寿认为南朝与北朝占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他反对把北魏以前北方一些少数政权的历史"编之四夷"。也指出东晋、宋、齐梁、陈各朝，虽偏安江南，但前后相承300余年，不承认它们历史地位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不分正闰，给南北朝各政权以同样的地位。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作法，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是历史的进步。在具体撰述中，李延寿也采取了一些适当的作法来宣扬统一意识。他对南北之间的战争采取"两国交兵不详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3《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条）的作法，就是有意削减对此的过分纠缠。
《南史》和《北史》在记述人物的历史活动时，通常都把所记述的人物和他的家族兴替得失、荣辱悲欢联系起来，而尤其注重说明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因果同"家声"、"门风"的关系。二史也很注意家族兴替与皇朝盛衰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四十九：《贞观政要》
"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
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
"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
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
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五十：《通典》"随时立制，遇弊则变"；"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
他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时任宰相，78岁因病退休，不久去世。
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时间。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
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等等。《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
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郡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
五十一：《旧唐书》、《新唐书》
"新旧合璧，备一代之典"
二十四史中有两部记载唐代历史的著作，按两书完成的先后，分别称为《旧唐书》和《新唐书》。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的官修史书，当时叫《李氏书》。到宋朝，因欧阳修、宋祁等人编修了《唐书》，才有了新、旧之别，称前者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
《旧唐书》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共有200卷。
早在后梁、后唐两代，就已经开始了搜集资料、编撰唐史的准备工作。《旧唐书》的正式编撰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完成于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历时4年多。最初由宰相赵莹监修，做主持工作，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做了大量工作。以后担任宰相的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参加具体编写的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等9人。在全书最后完成时，正好是刘昫任监修，由他领衔奏上，所以《旧唐书》题为刘昫等撰。
《旧唐书》的显著特点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旧唐书》编修的时代离唐朝灭亡很近，所以能直接利用大量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但由于当时正是割据混战的时代，《旧唐书》在短期内仓促修成，所以对唐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录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唐代后期的史料则较少，只有《武宗实录》1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史》主要是抄录唐代史料成书，所以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繁杂，《历志》、《经籍志》的记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很多。此外还有一人两传，同一篇文字重复出现等现象。《旧唐书》比较粗糙是它的重要缺陷。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上述的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
《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
《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旧唐书》编撰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由于《旧唐书》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新唐书》意在克服《旧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所以行文记事又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了解具体情况。《新唐书》还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这样就改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相比之下，《新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不能取代《旧唐书》的。
《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
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当时的编修目的，一是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一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奸善恶的褒贬，因为《旧唐书》"褒贬或从于新意"，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新唐书》是由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编撰的。
全书由纪、志、表、传四部分组成，共225卷。
庆历五年（1045年），宋仁宗下诏开局修《唐书》，至嘉祐五年（1060年）最后完成。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
《新唐书》所依据的史料，除了《旧唐书》外，还有一些当时重新搜集到的文献以及碑刻文字。宋祁为唐朝后期人物立传，就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细。《新唐书》史料来源比《旧唐书》多，这是它的主要成就之一。另外，它的诸《志》内容也比《旧唐书》丰富得多，不少记载补正了旧书的缺误。
与《旧唐书》相比，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
《新唐书》还恢复了立表的传统，《史记》创造了表这一形式后，只有班固《汉书》有表。《新唐书》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弥补了纪、传的不足，对以后史书的编修也有很大影响。
《新唐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仿照《春秋》的笔法，通过用不同的字句来进行褒贬，这种做法对忠实地记载历史是不利的。
总的说来，《旧唐书》与《新唐书》互有优缺点，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两部书就互有褒贬，就史料价值看，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五十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综事迹之备，追《史记》之文"
北宋时期，先后有两部记述五代时期历史的著作，一部是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旧五代史》，一部是由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来称为《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150卷。完成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至第二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人同修。后来欧阳修《五代史记》问世后，称为《新五代史》，薛居正等所修的史书就被称为《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编修的目的性是很强的，那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宋王朝的政治提供借鉴。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混乱的时期，在短短的50余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5个王朝，这些王朝的创建者都是前朝的镇将，他们手握重兵，一旦时机可乘就以武力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个时期的中央政权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服藩镇，谁的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做皇帝，毫无秩序可言。因此，王朝的变换很快。此外，5个中原王朝之外，还先后存在过10个独立的小国。北宋是继后周之后而建立的，赵匡胤有结束分裂局面，建立稳固的赵宋王朝的雄心。因此，总结五代时期的经验教训就很重要。
《旧五代史》的编撰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是很快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宋离五代很近，参加编写的史官大多亲眼目睹了五代的历史场面，对五代的历史比较熟悉。另外，当时可以利用的资料比较全面，主要有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还有范质所编《五代通录》可供借鉴。
《旧五代史》由《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杂传》、《志》7个部分组成。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
《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时期各朝《实录》，这些《实录》是原始资料，比较能反映历史实际，特别是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可信程度很高。《旧五代史》保存了大量五代时期的历史文献，是它的可贵之处。《旧五代史》现存的《志》有10篇，全面地叙述了五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旧五代史》所叙述的范围，除中原王朝外，北至契丹，南至占城（越南北部），西至党项，东至新罗（朝鲜）的广大范围内的情况均有交待。
《旧五代史》因为史料丰富翔实，所以很受重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胡三省著《通鉴注》都依据此书。
《旧五代史》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它是依据五代实录，而实录多是由当朝人编写，所以隐讳粉饰的地方较多，修《旧五代史》的史官又多是五代时的旧臣，他们不加区分地照录了这些不实屈笔的文字，使书中的不少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旧五代史》叙事较为繁杂。这些都引起后人对它的批评。
北宋时期，《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行于世，到后来《新五代史》因为更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越来越受到推崇，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下诏不用《旧五代史》而专用《新五代史》，到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等人才从《永乐大典》等书中加以辑录整理，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的史书。中国古代本来有私家修史的传统，但隋文帝时下诏禁止私人修史，正史都由官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
《新五代史》由本纪、列传、考、世家、年谱、四夷附录六部分组成，共74卷。在编撰体例上，欧阳修不按朝代界限，打破了《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体系，把五代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欧阳修还分类编排列传，分列了《家人传》、《死节传》、《杂臣传》等等。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也是与他相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
当时正是北宋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的时候，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赋税繁重，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同时辽和西夏给北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它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大量钱物。范仲淹等人试图改革，却遭到了失败。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抨击保守派，因而被贬。他在给尹洙的信中说：因为我们被贬到外地，所以想通过缩写《五代史记》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欧阳修想通过仿照《春秋》笔法，表现褒贬之意，为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统治秩序服务。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的确切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从他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并在《职方考》中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五十三：《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五十四：《通鉴纪事本末》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五十五：《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五十六：《文献通考》
"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廖廖；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
《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
五十七：《宋史》
"天水一朝的辉煌"
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便是《宋史》，总共有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字数多达500多万。但是同时它也是二十四史中问题最多，后人已经或者想要重修者最多的正史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且每一朝一代都为先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传统也继承下来了。诚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攻克后，负责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所说的"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元史》卷156）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但因元初局势初定，无暇顾及修史之事，《宋史》也就没有实际着手修撰；世祖以后数朝也曾多次下令纂修三史，也迁延未就。其原因何在呢？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筵检讨官危素在写给中书右丞贺惟一（太平）的信中说：三史迁延未修，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三史纂修时，究竟以辽、金、宋哪一朝为正统问题的长期争论；二是本朝攻取金朝、宋朝有所避讳；三是经费问题；四是缺乏良好的修史人材。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朝野上下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到了元顺帝时，在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才最后下定决心纂修三史。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而这一次之所以成功，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脱脱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脱脱的这一裁决虽然专制，但是它既为三史的纂修成功创造了条件，而且也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修史观念。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于是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三史，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因脱脱已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因而《宋史》是由继任的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呈给顺帝的。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因素不识汉字，因而所起作用不大；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宋史》修撰的时间是相当仓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修成后对它的批评也极多，概括地说，其主要问题是：第一，篇帙庞大，内容繁芜；第二，对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是非失当之处比比皆是；第三，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考证等方面相当粗糙；第四、事实记载详北宋而略南宋，详南宋前期而略后期，因而轻重失当；至于史实的疏漏、前后矛盾等则更为常见了。因此易代之后，就有人开始改订，重修《宋史》，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
出现了不少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删繁就简的；有重点改进正统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明代五洙《宋史质》100卷；柯维祺《宋史新编》200卷；王惟俭《宋史记》250卷。清代陈黄中《宋史稿》219卷、陆心源《宋史翼》40卷，等等。这一风气还影响了我们的邻国，朝鲜的李算也编了一部148卷的《宋史筌》。
这些改订之作，虽然也改进了《宋史》的某些缺点，然而没有哪一部能够取代《宋史》，甚至不能像欧阳修重新撰写《新唐书》那样，即虽不能取代，但也可与《旧唐书》并行于世。其原因何在呢？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又得从《宋史》的史料价值方面加以考察。
宋代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宏富，官府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官府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这些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政府完整地接受下来了，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的野史、笔记、文集等。《宋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它主要依据哪一类的宋代史料呢？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15种志及列传基本来自宋国史的志及列传；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的（宋国史无表）。这些史书至今大都已经散佚，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因而《宋史》的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加上在记载宋代历史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因而，要一般性地了解宋代历史便不可能离开《宋史》了；众多的修改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也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了。
《宋史》修成以后，即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以后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均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的标点、校勘的版本。本书吸收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校勘、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好的版本，极便阅读、应用。
宋代文治、武功略逊汉唐，然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昌明、思想的繁荣则远超汉唐，近代大史学家陈寅恪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天水一朝。而要了解这一光辉灿烂的时代，《宋史》将是一部很好的入门参考书。
五十八：《辽史》
穹庐里的春秋
《辽史》也是元代官修的一部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16卷，计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另附《国语解》1卷，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辽代（907-1125年）的历史事实。
与《宋史》一样，《辽史》也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
四月开始纂修的，但《辽史》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至正四年三月（1344年）便完成了。要想修成一代之典籍，无论如何，一年时间是不够的，因而《辽史》完成之后，即成了二十四史中缺陷最为明显的正史之一。这一点既与如上所述的《辽史》纂修时间短促，元代史官不能仔细整理、考订有关；也与旷时日久、与辽有关的文献散佚太多有关系。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开国于公元907年，1125年为金所灭，共历218年。辽朝时，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二、金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余人，最后由陈大任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不过此书亦未正式刊行。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祐、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撰写而成。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
"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宋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因为以上诸种缺陷，学者们一般认为元初三史中《辽史》是最差的一部。但是，留传到现代的辽朝史料已经非常之少，《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加上《辽史》在体例及内容也有许多为其他正史所不及的优点：首先，《辽史》立了许多的表，如世表、部族表、属国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等等，内容极为丰富而且简明扼要，为其他正史所望尘莫及；其次，其《营卫志》及《国语解》的设立也是颇为独特的。前者的设立，为我们保留了契丹早期宫帐（斡鲁朵）、捺钵（行营）及部族的组织与历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后者的设立则对在本纪、列传、表、志中出现的有关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方面的契丹词汇作了译解，成了我们研究契丹语言文字历史的珍贵资料。正因为如此，《辽史》也能与其他诸正史一样，成为记载祖国各族悠久文化及历史文献的重要篇章。
《辽史》修成以后，在元代只刻印了100部，但这一版本今已失传。以后明朝及清乾隆、道光及民国时也有刻本。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勘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五十九：《金史》
草原与田园的交响诗
《金史》也是元末官修的一部记金代历史事实的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35卷，计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书后还附有《金国语解》一篇。
《金史》的纂修，我们有必要从为《金史》作过重大贡献的王鄂说起。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朝廷的最后据点——蔡州，因蔡州的抵抗，元军恼羞成怒，攻下蔡州后下令屠城。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军统帅张柔发现原金朝状元——王鄂也在被俘者之列，张柔马上救下了他，从此，王鄂便成了张柔的座上客。他们二人为《金史》的成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王鄂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为元初朝廷上下的文字制作及各项典章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鄂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史馆，并且纂修辽、金二史。
他认为，金辽二代皆有善政，如不及时记录，便可能逐渐被人遗忘，"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名臣事略》卷12）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国史馆，并命编修辽、金二史。于是王鄂即开始搜集金朝材料，并亲自拟定了《金史》的体例并将它委托给王恽。但《金史》的纂修工作并未从此具体展开；后来数朝因为正统义例问题的争论，《金史》的纂修也与宋、辽二史一样被耽搁下来了。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才正式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皇帝的支持下，并由中书右丞相脱脱裁定，解决了正统问题，《金史》才与其他二史一起修纂成功。《金史》是至正四年四月（1344年）始修，次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总裁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由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撰写而成。可见，这个写作班子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与《宋史》、《辽史》不一样，《金史》修成以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好评。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专立《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朝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当然，《金史》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如史实的记载经常出现颠倒，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以及张冠李戴等等。
《金史》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评价，主要在于它纂修的准备时间比较长，有了比较好的史料准备。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了。元朝建立后，金朝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开始着手搜集、整理金代的历史资料。卫绍王朝没有实录，现在卫绍王本纪中的材料都是中统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迁蔡州之后，史书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这一段亡国的历史始末记载下来。因而金代历史文献保存得比辽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注意搜集金代史实，如金末文人刘祁著《归潜志》、诗人元好问著《壬辰杂编》（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实。可见元末修《金史》，既有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补缀，还有刘祁、元好问等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其所依据与《辽史》纂修时所据要丰富多了。加上这些资料又已经过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编纂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撰写时面对一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于是《金史》比辽、宋二史高出一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尽管《金史》的优点比较突出，但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后代史学家虽然没有像《宋史》那样，有这么多人主张重修，但考订、校补之作还是不少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施国祁，他本是布店老板，花了20多年时间，细读《金史》十余遍，并与其他版本的《金史》和其他有关文献互相参校，写成《金史详校》10卷，订正了不少版本、史实错误，是读《金史》时所必备的参考书。
《金史》完成之后，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即在江浙等处刻印了100部，以后明代、清代、民国都有刻本。目前最为通行的是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勘本，它吸收以前诸种版本的长处及国内外学者的许多校勘成果，极便我们学习阅读。
六十：《元史》
因以往之兴废，作将来之法戒
《元史》是记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至元朝灭亡160余年历史的史书。
1206年，蒙古族卓越的首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后，建立了蒙古帝国。1271年，忽必烈在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汉族儒士的建议，改国号为大元。1276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自成吉思汗始，共传14位皇帝，立国162年。元顺帝统治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军队攻克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逃到漠北，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的时候，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强大。元顺帝在漠北地区仍然维护着自己的统治，史称北元。参与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在陕甘地区与北元协同抵抗明朝，元朝残余势力还占据着东北和云南，江南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不肯与明朝合作。朱元璋面临着巩固统治和统一全国的任务。为了巩固政权，笼络元朝遗民，招抚和平定割据势力，朱元璋利用编修《元史》这一举动，来表明自己建立明朝的合法性。
《元史》修成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的结束，从而打消元朝残余势力复国的幻想。明朝在建国之初即急于编修《元史》是有着良苦的政治目的的。同时，明朝修《元史》也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明军攻克大都后，获得了元朝大量的文献典籍，为《元史》的编修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洪武元年十二月（1368年），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组成了16人的编修班子。第二年二月正式开局修史，至八月就完成了元顺帝元统元年以前的部分。接着又派人到各地征集史料。
洪武三年二月（1370年）再次开局，继续修史，这次除仍用宋、王2人为总裁官外，只有1人参与了前一次的编修，其余人员都是新人。至七月，全书修成。《元史》编修前后总共用了331天，参加修史的人员前后共31人。
明朝修《元史》时，元朝的各位皇帝的《实录》、《后妃功臣列传》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元史》的《志》和《表》则主要取材于元朝所修《经世大典》。
《元史》全书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元史》有14位皇帝的本纪，《太祖纪》除记载铁木真一生活动外，还记载了其以前10世的简单情况和世系。
《元史》各志，按时间先后记述事实和制度的变化沿革，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天文志》记载了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制作的天文仪器的制作、使用方法、用途和效果，以及引进西域的天文仪器。还记录了元代的各种历法，特别是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地理志》记录元代考察黄河发源地的情况，是汉唐以来对黄河河源考察最具体、记载最详细的文献。《祭祀志》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记载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元史》有列传人物1281人，去掉重复者，实有1270多人。《外夷传》记载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同时也因为它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元朝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资料可以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的资料常常无处可找，因此立传的不及一半。就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认为不值一提的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传。这些内容虽还有悖惯例，但恰恰反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元史》存在的不足也是很多的。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
本纪和列传部分的记载，大致是后世多、前世少；文臣多、武将少。这是由于元朝史料本身原因造成的。从编修人员看，前后两次开局，人员变更大，当时修史的人员也是临时凑集，大多是江南的文士儒生，缺乏修史经验，这也造成了书中的许多错误。比如内容重复，前后记载矛盾，同一地名、人名、译名不统一，等等。
《元史》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流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等，但因为《元史》有保存原始资料的长处，所以这些史书都不能取代《元史》。
六十一：《明史》
"一代贤奸托布衣"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当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历16帝，历276年。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档案。
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加上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事等，因而《明史》修撰所据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更是史事之渊薮。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其余官修政书、方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私人所撰明史，如郑晓《吾学编》、李贽《续藏书》、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既有如此丰富的史料，《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比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综观《明史》，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这些都是我们阅读《明史》必须注意的。
这些隐讳，如果再结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的事实，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经在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明史》的"完善"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而已，何况这一"返照"还有赖于一位"布衣"史学家呢！
《明史》刊行后，清乾隆、同治、光绪诸朝及民国时皆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六十二：《读通鉴论》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
六十三：《海国图志》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滩人。魏源21岁时，父亲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
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等史地知识。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圣武记采要序》）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晚清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日本维新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六十四：《列女传》
第一部女性名人传记
《列女传》8卷，汉刘向撰。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的后代，经历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曾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官，是西汉著名学者，生平著书多种，其中有《洪五行传》、《新序》、《说苑》、《别录》、《世说》、《高士传》、《列女传》等。
西汉成帝年间，命谒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于是，散落于民间的大量的诸子百家及各行各类典籍被汇集于汉政府藏书台。为了对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古书进行系统整理，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遂与其子刘歆受诏同领校书，开始细心地校正古书。而《列女传》就是刘向在校书时编撰的，他说："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屏风四堵。"（徐坚《初学记》引《七略别录》）班固也说"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之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汉书·刘向传》）
可知刘向作《列女传》，其目的就在于以此作为妇女的教育用书，同时也以"古列女善恶所以兴亡者以戒天子"（宋人曾巩语）。
《列女传》屡经传写，到了宋代已经不是原来的本子了，分篇也各有不同。现存的本子是7卷，每卷15人，共105人，每一卷的后面都有颂。书后有《续列女传》1卷，相传是东汉班昭所增加，《续传》又收列女20人。到了晋朝，又得名画家顾恺之为之一个个画出图像来，于是《列女传》的影响才大起来。
本书的7卷就是7类，按其编排顺序依次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
《母仪传》主要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选取那些言行仪表中合封建礼仪道德的母亲，用以教育后代，以兴教化。例如魏芒慈母的故事，讲魏芒卯的后妻宁肯委屈3个亲子，而绝不亏待前妻5子，勤劳忧惧，仁爱持家，致使前后8子亲如一母兄弟，后来皆为魏大夫卿士。
《贤明传》主要选取贤明廉正、动作有节、通晓事理、遵纪守法的女性。如周宣王后姜氏，贤而有德，非礼不言，非礼不动。周宣王曾沉湎于女色，早睡晚起，不理朝事。姜后即脱簪珥彩服，待罪永巷，痛责自身以谏宣王。宣王惭而从谏，乃早起晚退，勤于政事，成为有名的中兴之君。
《仁智传》选取的是聪明仁智、能预识难易、避危趋安的女性。如曹僖氏妻善于观人。晋公子重耳不得志时，曾到曹国，曹恭公不予礼待。曹僖妻则谓僖曰：不知其子者，视其父；不知其君者，视其所从。视晋公子的随从，皆有卿相之材，将来必有成就，应该礼待他们。曹僖即从而礼待之。后来公子重耳果然成霸业，成为著名的霸主晋文公。文公为报曹僖当年之恩，令兵士不许入其间里，而士民百姓却扶老携幼，赴其闾门以避祸，门外成市。时人都夸赞曹僖之妻有远识。
《贞顺传》选取的是谨遵妇礼、忠贞不二的女性。如蔡人之妻既嫁于蔡，而其夫有恶疾，其母欲改嫁之。该女认为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嫁人之道，一旦结婚，则终身不改。今夫不幸染上恶疾，正应细心照料，以情相慰，怎么可以弃之而再嫁呢？遂不从。
《节义传》选取的是好善慕书、终不背义、为了节义而不避死亡的女性。如鲁义姑姊的故事。齐军攻鲁，于郊野之中见一妇人怀抱一儿，手牵一儿而行。见齐军将至，妇人弃怀中儿而抱手牵者向山中奔去。弃儿啼哭，妇人径行而不回头。
齐将追及而问之，才知妇人怀抱者乃是其兄之子。她解释说：
见齐军将至，力不能护两儿，则舍己子而反抱兄子。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己子，是背义也。齐人听之，而罢兵。
《辩通传》选取的是智慧聪颖、能言善辩，以讽喻而排忧解难的女性。如齐钟离春故事。齐无盐氏之女奇丑无比，但很有辩才。因年已40而无能嫁人，乃自荐于齐宣王，谏曰：
齐国有四殆：西有强秦之患，南有劲楚之仇。外有国难，内聚奸臣，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如此，一旦山陵崩驰，社稷不稳，则一殆也。修渐台，饰以黄金白玉、珍珠翡翠，致使百姓疲惫，则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立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则三殆也。饮酒沈湎，夜以继日，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齐宣王闻之，愧而从之，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齐国由是大安。无盐女也因之被立为齐宣王正后。
《孽嬖传》选取的是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致祸败的女性。如殷纣之妃妲己，淫乱无度，唆使纣王造酒池肉林，令男女裸体而相逐其间。又鼓动纣王剖比干之心，囚禁其子于狱，逼走微子，终使殷朝佐臣尽失，殷终为周所灭。
《续传》也即第八卷，已非刘向所撰，而是后汉班昭所补，共收20人，也以"母仪"、"贞顺"、"仁智"等区分之。
《列女传》的成书有其重要意义。不管作者编撰此书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刘向把古代著名妇女事迹，"种类相从"的搜集起来，便于人们查考和研究。人类社会本是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是男女共同劳动的结果。在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重男轻女，妇女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列女传》可以稍稍提高人们对于妇女的认识。自从刘向编撰《列女传》以后，《汉书》即立《元后列传》，《后汉书》则有《列女列传》，其后许多史书有开设记载妇女活动的专栏，创立了重视妇女历史地位的先例。所以，《列女传》在中国古代妇女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六十五：《史通》
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
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证》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
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病。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