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黑鱼多重:中共“革命叙述”如何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1）

中共“革命叙述”如何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
2011年11月02日08:11财新网-中国改革刘芳我要评论(17)
字号：T|T
[导读]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了不少通讯。50年代以后，有关胡风、“反右”的几篇社论，也都是他写的。直到在床上不能动了，毛泽东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195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90% 以上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同时要求知识分子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会议期间，毛主席在接见了巴金(右一)和周信芳(右二)等人。
改造知识分子
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开展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革命。要培养新型的人，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
财新《中国改革》：提到改造知识分子，你曾经用“有限革命”“无限革命”加以概括，请问这两个概念怎么解释？
高华：这两个概念不是我提出的，其他学者也用过这种说法。具体而言，有限革命是以改变政权为目标，而无限革命会螺旋式地不断向更高层面发展，比如说，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开展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革命。中国革命就是无限革命。这就涉及你提到的革命与人性改造的问题。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大规模的革命，近代意义上的革命就有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等。英国的“光荣革命”使各方达成妥协，有问题以后再逐步改善；美国革命推翻了英国统治取得独立，革命高潮也就过去了。但是，法国革命不一样，它普及了“公民”的概念，进入到“锻造新人”的阶段。
俄国革命也是具有创造性的，这场革命具有一种“救世情怀”。“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文化曾经一度出现多元局面，在音乐、电影、美术、文学等领域都有所体现，但上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就被“党文化”给平面化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俄国革命进入文化革命阶段。到了1934年，斯大林在某些人的帮助下，创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在文艺领域一统天下，实现斯大林主义的绝对主导地位。
以后，一个新概念就顺理成章提了出来：“苏维埃人”，或者说“新人”。特点是具备全新的思想，无限忠于领袖，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自己的父母很可能就是敌人，要大义灭亲。1932年，苏联树立了一个不到13岁的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作为全国学习的英雄模范，到处都有他的塑像。他的事迹就是向苏联政治保卫局（即以后的克格勃）揭发了他的身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如何同情富农，语涉反动言论，等等，其父随即被捕，最终死于劳改营中。据苏联官方宣布，莫罗佐夫被其祖父和舅舅在森林中杀害了，然后政府处决了他的祖父、祖母和舅舅，然后号召全国向他学习。这就是典型的“苏维埃人”。学习他的浪潮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慢慢消退。我的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就是考察中国的英模制度，结论是中国的英模制度一部分来自苏联，其中就专门写到了莫罗佐夫的个案。
所以，要培养新型的人，而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制度。1958年，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去人民公社的发祥地——河南的“嵖岈山人民公社”考察，他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就是改造人性。这种对人性的改造就是“无限革命”——不断改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以至于最后心中除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之外别无杂念。
财新《中国改革》：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接受改造？
高华：早在“五四”之前，梁启超、鲁迅等知识分子就觉得中国的国民性存在严重问题，应当“改造国民性”。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思想”，过渡并不困难。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感受到外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痛彻心脾。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虽然许多知识分子对“向苏联一边倒”有看法，却基本认同统一的局面。他们的思想本身产生了变化，就像费孝通说的，“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次，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有民粹倾向，就像“五四”之后鲁迅写于1919年11月的《一件小事》，为自己坐黄包车感到惭愧，心里同情穷人。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能否具体帮助穷人，但是对底层人民的困苦是有感觉的。1949年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党，使穷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很多人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这就打开了思想改造的大门。
共产党主要是靠事实——结束内战、统一中国，改善穷人地位，这些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对社会建设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从而开始接受共产党的若干新解释。再加上诸如周恩来这样的人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改造经历。连周恩来这样的人都要思想改造，那他们还能不改造吗？
财新《中国改革》：你先前曾经提到，延安整风对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大有助力。那么，建国之后的这种改造思想的斗争，又起到了怎样的实际作用呢？
高华：它首先是对党起作用，把党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战斗性、纪律性的严密组织。另外，它提供了一个整合社会、特别是整合人的思想的基本方法。关键是，它锻造了兼具忠诚和战斗性的革命者，一方面无限忠于领袖，听组织的话；另一方面又站稳阶级立场，对敌斗争勇敢，敢于冲破传统伦理秩序，做大义灭亲的革命先锋。
当然，也有很多很现实的因素，不单纯是为了主义和理论，很多时候也是出自权力、利益的考虑，强调师出有名，什么事情都要先搞一个概念。这次是“右倾”、下次是“左倾”，再下次是“小脚女人”“形左实右”“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黑帮”“走资派”“犯了走资派错误”“右倾翻案风”“投降派”等等……永远有概念。当然，这也有解释，诸如“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等等，从此“阶级斗争”就可给任何斗争找到合理性的解释了。
同时，不可否认，执政者也是极其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如果局面走向极端，也知道要回头。比如到了“文革”后期，老百姓已经对无休止的“斗争”产生厌倦，就提出“安定团结”的口号，甚至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当然，转折点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