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住宅小区车库配比:王康：读《走进重庆》有感

读《走进重庆》有感 时间:2010-08-27   作者:王康
　　终于有一篇稍微像样的文字献于朝天门梯坎下，不然重庆就太枉然了。当然,还只是冰山一角。比如若无一位“下江人”--蒋中正，若不是他从1934年就决意把四川建为抗日大后方，把重庆作为战时中心，若无更早（1932）蒋百里在《国防论》中对中日全面战争的“持久”性质的预见，若无更早（1912）孙中山关于南京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的担忧，以及更早（1898年）康有为上光绪帝等五书中首倡“迁都”，以避免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而亡国灭种之虞”……，重庆肯定没有今天。如果国民政府没有选择重庆为抗战陪都（其实比“首都”还“首”），而是选择西安、洛阳、成都、昆明等地，中国肯定会再次亡都（继南京沦陷后）至于亡国。元蒙和满清两大蛮族都可征服中国，日本与中华同种同文，是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和宪政（即使是君主立宪）的国家，且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血胜对手，在世界史上首次赢得了非西方民族打败白种人的战争，开辟了20世纪全球非殖民化先河……。按蒙、满入主中原的历史逻辑和成王败寇的东方史观，日本征服中国，建立并持续中华帝统，秦汉唐宋元明清后出现“日”代，实在不是什么稀罕事。重庆得天独厚，蒋中正为领袖的国民政府天然具有国族使命感和东亚乃至世界历史意识，中国才免除另一种历史命运。本人此番不到300字的简短文字，出于浩瀚的历史因缘和一己沉思，自认可为抗战历史作一权威注脚。若是，则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将成为中国两千年历史最后一则亡于异族征服的历史记载，蒋中正本人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也是最大的“亡国之君”。若是，中华民国固然永远被取而代之（不知日本统治者会把一个什么样的国名“赐”予这片神州天府，日本历代天皇和国号皆出于中华经典），中国所有人民、党派、个人--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之辈--也绝对没有后来的一切。
　　本人的结论极为简单且不会更改：若无重庆，若无这座抗战陪都，中国肯定亡国。反之，重庆若无缘无幸承此国族大运，就与万县、宜宾等川江城镇差不多，不过是一座水码头，农副产品集散港埠，一座“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山城（费正清语）。当然，后来的一切，“解放碑”、“人民大礼堂”、“红卫兵墓”以及“唱红打黑”统统不会出现。当然，文中所述人物包括本人在内，都是另外一种命运，或根本不存在。
　　事情还不到此为止。日本轰炸重庆始自1938年初春，至1943年夏末结束，长达五年半。其间欧战猝发于1939年9月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两次曾制定战略，拟攻略四川，拿下重庆，以“尽快解决'支那事变'”。事实上，武汉会战以后中日近二十次大型会战，日本军事目标都指向重庆。而日本究竟“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还是“南下”与英美开战，正取决于“重庆政府”能“苦撑待变”到几时。君不见，汪精卫正是从重庆取道昆明飞往河内最后建立“南京政府”。同为“知日派”的日本留学生蒋中正怎么就不会与汪联手走上亲日之路，免除生灵涂炭和红色统治降临中华的另一种悲剧呢？1939年5月3、4日人类战史首次惨绝人寰的“无差别轰炸”后，中国当局就面临这种选择。我曾以讽刺之笔指出，素以爱好自由著称于世的法兰西，一战的胜利者，拥有欧洲和全世界最强大的陆军和“不可摧毁的马奇诺防线”，竟在一个半月时间里臣服于纳粹德国。2006年10月登上埃菲尔铁塔鸟瞰巴黎时，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揣度希特勒站在此处的表情。
　　只能用“不自由，勿宁死”来形容重庆。容我再说一句，如果不是重庆，不是“不怕你龟儿子炸”的战争移民之都重庆，不仅中国将沦亡，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的天下。君记否，二战最大英雄罗斯福（斯大林语）曾指出，如果中国投降了，如果中国被炸垮了，日本军团将横扫太平洋，拿下澳洲，征服印度，杀向近东，在埃及与德国军队会师。
　　斯大林也有类似表示：如果不是中国拖住日本，当德国入侵苏联时，日本就可能在东方动手，苏联就不可能从远东调回20个骑兵师和坦克部队。谁拖住了日本？难道是毛泽东那几万残兵败将？难道“一分抗战”的中共愿意并可能抵御牵制骄横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皇军”吗？君请思，日本空军怎么就没有像样地轰炸过延安呢？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吟诗写字，跳舞打牌与江清姘居，并且发福到死，八年间没有离开他的温柔小窝一步，这样的好日子是谁赐予的呢？毛后来屡次公开感谢日本，明显带有个人感情，--在这一点上，毛对有“知遇之恩”的日本，可称一往情深。
　　重庆战前20余万人，战后达140万之众。政府、工厂、学校、外交机构、新闻单位，近3000万沦陷区人民（包括本人爷爷奶奶和父亲）转徙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这次破天荒“衣冠西渡”，乃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迁移，是中国名符其实的“出埃及记”，喻重庆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并不为过。
　　对于重庆，可与抗战陪都比较的只有一件事，合川钓鱼城。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殁于合川钓鱼城，致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大面积入侵欧亚、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军队纷纷回顾争夺汗位，欧洲的历史才得以归现在大家知道的样子发展。
　　世界历史如此这般演变的实情是，令欧洲惊恐万状的“上帝之鞭”折戟重庆，使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战略发生了偏转。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北京，从陆路侵略印度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个兄弟旭烈兀则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占巴格达、克阿勒颇、德黑兰和大马士革，蹂躏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汗别尔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后挑战蒙古帝国汗位，引发了长达40年的蒙古各部落内战。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蒙古铁骑沿伏尔加河、多瑙河、莱茵河、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征服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的战略路线图从此改观。其结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卧尔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国连同俄罗斯在内的全部欧亚结合部陷于数百年的历史停滞，惟有西方赢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之机。欧洲由此突破中世纪的厚重帷幕，开始了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进程，并且把这一进程推进到今天，推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
　　重庆不过因应形势，耗费20年光阴修筑了一座钓鱼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驻地。重庆人用自己的铁肩、钢腿和金腰垒筑的城池，竟坚持了40年的“重庆保卫战”，浑然不觉地改变了世界历史。
　　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感谢重庆，也没有一个穆斯林会忌恨重庆。天意从来高难问，重庆的全部自豪和悲情，都不轻易示人，--事关天意。
　　无论马可·波罗、利玛窦对中国的“发现”还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说、麦哲伦、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甚至帮助中国建立海关的赫德、率先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海约翰以及推动孙中山“联俄联共”和协助创立中共的鲍罗庭、马林、巴甫洛夫将军等俄国共产国际代表，都从未将其视野真正投放到中国的腹地，中国依然陌生，古老，难以理喻。直到日本的全面入侵逼迫中国历史地图大幅变动之后，直到重庆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近九年之久，作为盟邦的西方和俄苏人士才接踵而至，一个完整的中国才卓然出现于世界的东方，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才第一次与现代世界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联系。
　　上段文字不知写于哪 年，好像是为笑蜀主编《中国改革》写的《最后的陪都》，自文自引，无涉知识产权。显然，钓鱼城事件纯属偶然，重庆不小心作了历史的工具，要到七百多年后才因为旅游之故被今人想起。抗战陪都可是中国人高度历史自觉的产物，仅仅冰山一角，它的历史身份也已令人肃然起敬。1949年后，无论出于党派恩怨，无论出于利益需要，抑或无论出于当下政治缠斗，甚至无论以何种意识形态语汇和城市扩建理由将抗战陪都所有历史遗迹犁庭扫穴式地铲除殆净，这座天纵地屹云横雾纵的伟大城池，仍然会流芳百世。
　　还不止于此。如同个人一样，城市也有其天定命运。君请看，美苏冷战终结已20年，国共内战却阴云不散。大陆无数粗制滥造的内战宣传还无日无之。在重庆，“解放碑”取代“纪功碑”（全中国唯一的抗战胜利纪功碑），周公馆、红岩村、烈士墓等红色经典旅游景点僭据了世界四大反法西斯东方名城，不请自来的下作无聊文人、与重庆素昧平生的编剧、导演强加给重庆的无聊文字、方案、电视剧，都是依附于僵而不死的内战幽灵上的赘疣。
　　但是，只要海峡两岸不爆发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新内战，只要国共两党还多少葆有致使抗战胜利的民族大义，两岸领导人迟早会再次见面。从最善意最乐观的角度说，重庆既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心城市，周恩来在这里前后近八年，又是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所在地，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来此43天（不是47天），有一纸“政府与中国代表会谈纪要”（不叫“双十协议”），为何不能设想，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国共两党两位现任主席马英九、胡锦涛不会到此城举行又一次“重庆谈判”呢？从法理（天知道什么法理，姑且言之）上说，国共内战还没有一纸停战协议，两岸仍未解除战争状态，1945年“重庆谈判”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历史是否要到66年后的2011年，才允许中国人在这座伟大的山城旧事重温，然后以列祖列宗和十数亿同胞的名义、福祉、前途签署一纸和平协议呢？
　　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天不变，道亦不变。问题是“天”已变，冷战终结，全球化时代君临，中国人不回归本位，不自作主宰，不放弃一切外来教条和制度模式，难道还有任何别的正道可行吗？
　　两天前台湾立委选举，国民党再次败北。有论者认为，明年“五都”选举，若民进党继续获胜，马英九干脆不必参加2012年大选。国共两党如果不愿看到台湾独立运动卷土重来，唯一的正事，就是及早举行国共和谈，庄严结束内战，签署永久和平协议。最佳地点当然是重庆。
　　当年基辛格与黎德寿因结束越战、贝京与萨达特因埃以和平协议、拉宾与阿拉法特因中东和平进程、曼德拉与德克洛克因实行南非种族和解分别双获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胡、马在重庆达成终结国共内战的和平协议，我敢负责地预言，201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将没有其他竞争者。
　　“魏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抗战胜利纪功碑”这段铭文，虽早已被铲除，但并未湮灭。至少在本人心中，与南来山色、东去江声一样，长存霄壤之间。
　　不知这篇刊于“新民周刊”的文字作者是谁。他还屈尊到陋室，并封我为“巫师”。抱歉，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者尊容。应对他表示谢意，文字生动，功夫不浅，是迄今为止关于重庆的最好文字。但是，重庆是中国存亡继绝之地，曾攸关二战东方战局，决非“杂糅”、“焦躁”一类轻薄用词所可名之。有之，不过来去匆匆的过客。杜翁1300年前的诗句应是他们与重庆关系最恰切的描述：尔曹身与各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顺便一句，花甲后，突然悟到，所做一切，其实是一名“祭师”本份，中华历史和文明的祭师。
　　罗列一份“很不周全、也不可能周全”（李慎之先生语）的名单，今人可一窥抗战陪都之历史气象之。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弘一法师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感领过巴山渝水的雄浑浩淼，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大师辈出。郭沫若、老舍、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夏衍、柳亚子、孙伏园、阳翰生、张恨水、骆宾基、肖军、肖红、安娥、孙师毅、曹靖华、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无忌、陈纪滢、赵清阁、陶百川、潘公展、肖同兹、邵力子、胡小石、卢翼野、陈望道、楼光来、张士一、臧克家、艾青、邹荻帆、史东山、郑君里、于伶、陈鲤庭、陈白尘、洪深、金山、赵丹、项堃、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魏鹤龄、宋之的、司徒慧敏、吴祖光、黄宗江、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旂、王临乙、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陈之佛、吕凤子、丰子恺、林凤眠、吴作人、刘开渠、黄君璧、雷震、吴景洲、宗其香、特伟、丁聪、尹瘦石、庄子蔓、贺渌汀、郑志声、蔡绍序、马思聪、熊十力、梁漱溟、方东美、宗伯华、汤用彤、张君劢、陈寅恪、唐君毅、冯友兰、贺麟、杜国庠、侯外庐、朱光潜、孙本文、言心哲、许德衍、柳诒徵、胡适之、顾颉刚、朱希祖、翦伯赞、吕振羽、黎东方、邓初民、徐中舒、周谷城、蒙文通、商承祚、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张知本、马洗繁、沈钧儒、史良、张友渔、马星野、顾执中、吴南轩、潘菽、程沧波、王芸生、陈铭德、欧阳竟无、太虚法师、邓子琴、何鲁、孙远光、郭坚白、柯召、郑行芬、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张文裕、任之恭、周钧时、吴子方、任鸿隽、侯德榜、张洪元、付鹰、林一民、冯简、阵章、胡庶华、罗冠英、顾毓秀、茅以升、胡焕庸、张其昀、沙学浚、竺可桢、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卢于道、梁思成、刘敦桢、谭垣、杨廷宝、梁希、金喜宝、李演泰、蔡翘、谢锡臻……
　　李小川发来《走进》一文，正写12集电视片《孔子》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十篇序文，匆匆浏览，确实可读，却又流于浮表，忍不住写点感想。这就打住。回到我的正文上去。建议与重庆有缘和真正关怀这片雄关错列古渡环峙的神奇山水的朋友们一阅，期有奇文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