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政务中心: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

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北京市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

1967年3月24日，北京石油学院、石油部、国家计委、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苏东海等人在校园张贴了大字报：《给周总理贴大字报》，开始试探着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他们的行动立刻遭到了广大师生的反对，“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一类的大标语、大字报布满了师范大学校园。1967年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派学生批判了参与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于3月31日发表声明，依然重申炮打周恩来的观点。

1967年5月，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的新组织。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有人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题目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保护李先念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

5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人，正式组建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随后贴出了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开始越来越升级地炮打周恩来。在张建旗等人的策划下，几个高等院校炮打周恩来的人员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这个于6月份成立的人数不多、规模有限的跨校组织，开始了炮轰周恩来的行动。由于人寡力薄，他们大都在深夜活动，在市内街道秘密张贴炮打周恩来的大标语、大字报。《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这样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代表了他们的斗争口号。这一口号在路线上将周恩来诸多保护干部的行为归结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在策略上对周恩来仍称之为周总理，以求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在舆论中占领进攻的滩头阵地，再逐步升级发展。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下，“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6月－7月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继续进行着。“打倒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大标语、大字报，在北京一些单位不时可见。

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是反击“二月逆流”的产物。任何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都像一个潮流一样，必然有其潮头，而这个潮头的最尖端部分，往往会突破预想的界限表现出极端性质。毛泽东发动了反“二月逆流”的运动，红卫兵中必然会出现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因为在那个政治格局中，惟有周恩来担当了保护老干部的角色。

如果再从造反派本身的思维、行为逻辑总结，可以说，学生中一些人突破既成的政治格局，顶着环境的压力，以胆大包天的勇气又发起一个炮打周恩来的斗争，不过是一种争当造反英雄的冒险。聂元梓的成功，蒯大富的成功，王洪文的登峰造极，是毛泽东树立的全国性样板，这些人物的成功给了广大青年人以无比的刺激力。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都冒过险，都受过压，都在别人没露头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豁出去当“反革命”，孤注一掷，以致于博得了人生的大彩。

文化大革命是争当造反英雄的冒险家乐园。在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一鸣惊人”而“飞黄腾达”的追求冲动。红卫兵初期“破四旧”时，竞相发布惊天动地的先锋通告，都有这种冲动含在其中。北航的红卫兵曾经发出“将全国都变成红海洋”的号召，用红、黄油漆涂抹所有的街道、商店、门面。有的红卫兵则提出把交通标记红绿灯颠倒过来的革命倡议，红色意味着马列主义，意味着毛泽东思想，所以应该红灯行、绿灯停。在一系列竞相标榜革命造反的行动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极端行为。

然而，并非每一个极端行为都能够成功。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极端行为的成功，惟一的途径，是获得毛泽东的承认与支持。

当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得到毛泽东支持而一步登天时，受到巨大鼓舞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群众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多少文人渴望获得君主的赏识而飞黄腾达、耀祖荣宗。这个潜藏在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心理中的动力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极端的领袖崇拜一起被焕发了出来，显示出巨大的能量。英勇无畏的造反行动之后，等待的是毛泽东的赏识。

然而这一次，他们的愿望落空了。

用文化大革命中通行的一句话讲，他们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第一，就全国政治斗争形势而言，周恩来是惟一站在一线有效地帮助毛泽东维持国计民生的操作人物。没有周恩来，“天下大乱”就会乱到全国人民都没有饭吃的地步。三年自然灾害一定给浪漫的毛泽东留下深刻的教训：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要在解决了吃饭问题的经济底盘上才便于开展。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周恩来。

第二，在目前这个全国性的政治斗争中，周恩来是惟一能够帮助毛泽东缓和党内干部系统敌对情绪的人物。周恩来这个从无个人野心的兢兢业业管理国务的总理，是毛泽东“团结干部大多数”这一政策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后象征。毛泽东需要这个象征。

第三，“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不仅引起周恩来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会引起党内更多的中上层干部的不满。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那些干部中的相当一些人，在大夺权后的新政权中，是要结合与使用的干部队伍。他不能使这些人不满。因此，“五·一六兵团”的出现，倒给了毛泽东一个作文章的机会。当他决定打掉“五·一六兵团”时，不仅平衡了来自干部队伍的不满，甚至还能够笼络他们，从而巩固和补充了毛泽东团结和保护干部大多数的领袖形象。

在这里，毫不犹豫地打掉“五·一六”，如同打掉王力、关锋一样。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的报纸、社论一时间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口号。这在中央文革看来，是处理武汉军区问题的必然结论，意外的是，毛泽东却做了“还我长城”的批示。为了平衡军队的暴乱情绪，也为了补充毛泽东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领袖形象，中央文革丢卒保车，将王力、关锋抛了出来，在1967年8月这个十分炎热的夏季，祭奠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四，用文化大革命又一个通用的语言说，运动发展到1967年夏天，随着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的推进，在右的干扰的同时，也出现了“左”的干扰。用毛泽东在1967年7、8、9三个月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那就是“现在是红卫兵、造反派犯错误的时候了。”

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信号。随着逐步摧毁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保守系统，在组建新的各级政权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需要抑制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权力要求了。全国范围内天下大乱的事实已经给了毛泽东足够的印象，这不仅是造反派中有坏人的问题，也是整个造反派队伍自以为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问题。只有整肃他们，才能领导他们。只有限制他们，才能借用他们。

在未来的政权中，需要更多地依靠接受统一指挥的军队，甚至还要比较多地依靠站在革命路线上的领导干部。对于权欲旺盛的造反派们，则到了教训、管制的时候了。

抓“五·一六分子”，意味着严厉管制的开端。

第五，当然，这一定是毛泽东的全局观念，只有他真正具有这样的全局观念。

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的利益出发，可能更倾向于搞掉周恩来。他们和毛泽东的眼界从来是有差异的。“大树底下好乘凉”，这些人在毛泽东的大旗下，极力想搞掉他们权力扩张的全部障碍。然而，他们没有力量违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当毛泽东发出了保周恩来、保军队的指示之后，他们除了坚决地打掉“五·一六兵团”，坚决地牺牲王力、关锋及随后（1968年初）的戚本禹之流，没有别的选择。

随后，他们或许也便意识到毛泽东战略部署的正确：在1967年的这个时刻，远非炮打周恩来的时机，当时全国政治斗争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

于是，对“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活动，立刻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打击。

1967年8月11日，中央文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首次提出“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炮打周总理实际是反对党中央。1967年9月5日，在一个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又指出：“目前北京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再一次发出了揪“五·一六分子”的战斗信号。类似的大标语第二天便大批出现在北京街头。

1967年9月8日，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作为批判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重要文章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写了如下一段有关“五·一六”反动组织的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显示了他要平衡整个局势、完整自己保护周恩来及其所象征的党内大多数干部、信赖和稳定军队的领袖形象之目的。打掉“五·一六兵团”，是他赐给党政军大多数干部的一个礼物。至于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所说的“‘五·一六组织’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尤其具有威慑力。现在的斗争任务是，逐步地管教那些桀骜不驯的造反派了。

1967年9月23日，又有一个文件进一步落实了毛泽东管教造反派的战略部署。这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

经过这一系列部署，揪“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这个运动持续时间很长，范围日渐扩大。到了1968年，江青在3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对“五·一六分子”定出了极为宽泛的标准。凡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三指向”者，就是“五·一六分子”。

到了这时，最初在北京某些高等院校出现的那个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早已被历史遗忘了。当为数寥寥的人物被清查、批斗、专政之后，并不足以注释毛泽东所说的“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所以，这些人在揪“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倒不被提及了。清查“五·一六分子”，以相当的规模从1967年延续到1968年，乃至1969年、1970年、1971年以及更长的时期，范围遍及学校、工厂、农村、机关。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它成了整造反派、整群众、整学生、整知识分子的最有效手段。

在北京，相当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文化教育部门的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印象最深刻的，是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某些学生组织和某些文化部门中被定为“五·一六分子”的，在一个时期内几乎达总人数的一多半。相当一些造反派学生到了这一步，才领教了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和惨烈。

清查“五·一六”在1967年、1968年以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军宣队、工宣队、新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整肃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这确实显示了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高明。推翻旧政权所要借用的各种造反力量，现在都该予以不同程度的镇压、限制和管教了。不允许这些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学生、群众和知识分子提出他们的权力要求，干扰新政权与新秩序的建立。

文化大革命需要自己的新秩序，毛泽东需要自己的新政权。

毛泽东于1967年便高瞻远瞩地抓住了清查“五·一六”这一战略部署。在随后的几年内，其伟大意义被林彪、江青之流越来越充分地领会了，清查“五·一六”成了他们全力推动的事情之一。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全国范围内把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又过了一遍。甚至可以说，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普遍的运动中，清查“五·一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抓坏人运动。到了1970年，已经进一步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建立起自己政权的林彪、江青势力更把抓“五·一六”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

如果说在此同期进行的各种反右倾的活动主要是针对上层，那么清查“五·一六”就指向了整个社会。在他们眼里，各种各样的反对势力都可能隐藏在社会中、群众中，甚至也隐藏在军内、党内的基层成员中。

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发出了清查“五·一六”的新指示。林彪以带有法西斯意味的强硬声音宣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为抓‘五·一六’的问题，我好几天没睡觉了。”她高呼：“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

林彪、江青的讲话被迅速传达，全国掀起了又一轮清查“五·一六”的高潮。那时，林彪、江青的势力已经统摄了全国的局面，因此，他们的指示便带有了更大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全国范围内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成了普遍性的阶级斗争。

在很多地方，清查“五·一六”将中国历次阶级斗争运动，从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到反右斗争，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各种阶级斗争手法都综合在了一起。人人过关，人人揭发，隔离审查，逼供信，灵魂深处闹革命，关押、批斗，法西斯专政，应有尽有。这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百倍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对清查“五·一六”问题又做出了重要的《二·八决定》。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于1971年3月27日正式发出《三·二七通知》。同样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统一部署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的运动。

在《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部署下，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梳理着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群众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个一贯用在对待反革命、后来又用在对待走资派的口号，此刻高悬在了所有热诚地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头上。

林彪、江青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像刘少奇这样被他们打倒的党内军内的势力；另一个，是曾被他们借用过、现在又必须整肃下去的造反派、学生和群众。两种势力都可能成为隐蔽的反对力量，清查“五·一六”，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击一切反对分子。作为他们大权的基础，派驻各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各级革委会在清查“五·一六”中的变本加厉、层层加码，也都是出于维护自己权威的需要。

在对刘少奇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残酷打击中，在借清查“五·一六”对广大学生、知识分子、群众的残酷打击中，论证了林彪的一句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垮台之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一度有所搁浅，军队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尤其受到动摇，因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及“五·一六”嫌疑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是反对林彪集团的人。然而，当江青等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不断稳定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依然残忍地维系着清查“五·一六运动”，把它作为继续整肃反对派和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手段。各地区、各单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也因地、因人地延续着。曾经领导或参与过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人，自上而下都不会否认这个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同时结束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肃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