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钧剑讲述“伤痛往事”

　　数秒钟的煎熬与考验

　　1979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北京新街口豁口小七条九号院的二楼，郁钧剑面对总政歌舞团的各位招考官演唱了两首歌：一首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另一首是当时很流行的歌唱周恩来总理的《假如我是一只鸿雁》。第二天一早，他便接到时任总政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陆德培的电话：“小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昨天的考试通过了。”

　　说来奇怪，郁钧剑考歌舞团每次都是一次过。1975年，他凭一首《乌苏里船歌》考上了总政军乐团，但也是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而未能成行。而1979年，中国已步入改革开放时代，“海外关系”等政治限制少了很多，这帮助郁钧剑最终走入总政的大门。

　　刚到总政歌舞团时，郁钧剑是在合唱队。那时，总政歌舞团的节目以“宏大”为主，一台2小时的晚会，百余人的大合唱就要占去三四十分钟。留给独唱的时间非常少。而在歌舞团，像李双江、寇家伦这样有独唱实力的人又太多。不过，郁钧剑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在香港出版独唱专辑的“资本”，进入总政没几个月，就有了独唱的机会。“最初是到张家口802军事大演习、云南扣林山等部队慰问演出；到1983年，赶上团里‘培养新人’，我也有机会正式登上了大舞台。”

　　郁钧剑清楚地记得，在老政委乔佩娟、副团长胡德风以及合唱队老队长王莹波等人的坚持下，他终于独立登台。“当时团里排练场有块黑板，每天都会标注类似‘下午×点，某某合乐’的字样，而我的名字上，总会莫名其妙地被人画上叉……为了能上台唱个独唱，我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正式演出那天晚上，郁钧剑站在舞台上，当大幕徐徐拉开，看着台下满满的1000多名观众，他的心似乎一下子被填满了，“什么都忘了，没什么比这更激动的事情了！”《送别》、《少林少林》两曲歌毕，沉沉的大幕徐徐拉上，郁钧剑退到场边，站在台口，等待……心跳得像快要从胸口蹦出来一样。“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站在台上自说自话，就能一首接一首地唱下来。我们必须在大幕落下后退到场边，舞台监督会观察台下观众的反应，如果大幕完全合拢后掌声还能持续数秒，才能重新拉开大幕，歌手再次登台。这数秒钟，对歌手而言无疑是一种煎熬和考验啊！”还好，郁钧剑等到了大幕重新拉开的那一刻。王队长说：“小郁啊，大幕拉开了，就意味着你胜利了，什么闲言碎语都不要听了。”

　　巅峰时刻激流勇退

　　走上独唱道路的郁钧剑，此后可谓顺风顺水。他不断地参加全国全军的各种大型演出，20次参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出访了4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录制了40余种独唱专辑。他将美声、民族、通俗等唱法糅和在一起，演唱风格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但就像任何硬币都有两面，郁钧剑虽然“红”了，但也被推进了各种争执的漩涡。“谁排（名）在前谁排（名）在后，谁上了春晚谁没有，谁多唱几句谁少唱几句……这种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争执，在文艺团体中却不时发生。”郁钧剑无奈地说。

　　其实，对于这些所谓的荣誉，郁钧剑并没有看得太重。“我一直牢记父亲在我赴京时的临别赠言，老子《德道经》中的一句话‘一慈二俭三不为天下先’。”1990年，他甚至将这种心情，写成一首题为《无所谓》的新诗：

　　一次成功是一次呕心沥血的跋涉

　　走不到头的太阳，永远只能张望

　　满眼的金光是密密麻麻在飞溅的创伤

　　获奖的喜悦如同一炉报废的钢

　　拍纪念照时有一把一只腿短的椅子

　　偷偷把胸前的红花垫在下面以免摇晃

　　自己懂拿自己寻欢作乐的时候

　　便在无所谓里诞生了洒脱

　　即使有如此平和的心态，但矛盾还是无法绕道而行。郁钧剑唱了大量军歌，其中在春晚上演唱过的《小白杨》和《说句心里话》，一直在歌坛上有着“到底谁是首唱”的争议。当记者就此事问他时，郁钧剑先是闭口不谈，再三问，才开始“答非所问”：“首唱这个概念，是在1993年毛宁和张咪因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打起版权官司后才在中国文艺界兴起的。在此之前，任何一个作曲家都会将自己的作品推荐给不同的歌者，希望大家都唱，而这是当时文艺界的常态。那时候中国没有版权意识，谁唱红了归谁。而在我们总政，常常是一个总谱多人唱，也没有什么谁先谁后之分。大量功成名就的歌唱家，都经历过首唱者和传唱者成功之间的矛盾。”

　　1999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针对此事开导他：“任何一件事，两个人同时做，总有一个吃亏，总有一个占便宜，看你是愿意吃亏还是愿意占便宜。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想开些，毕竟50年后，谁还记得谁啊。”听了这些话，郁钧剑豁然觉悟，并开始了思考。

　　也是在那年，郁钧剑在杭州的一次演出结束后，被一群孩子围了起来：“郁叔叔，给我签个名吧！”郁钧剑一愣：“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叫我，此前，大家多是叫我‘郁大哥’，最多叫一声‘郁老师’。”紧接着，有个孩子说：“我爸我妈最喜欢听您的歌了！”敏感的他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一个时代就要过去了。他由此萌生了退意。

　　2000年，郁钧剑递交了转业报告。总政一直不批，直到2002年12月，他才从总政歌舞团转业到中国文联。郁钧剑在正当红时果断地离开，让许多人始料不及。老政委乔佩娟至今说起此事，还十分惋惜：“小郁就是这样‘任性’，说打报告就打报告，说走就走了，他的离开是我们军队文艺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