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中国成都徒步:中国流氓学简史之五：流氓学江湖的四大门派

中国流氓学简史之五：流氓学江湖的四大门派(2006-07-13 09:26:24)   分类：学术探索
 流氓学的四大类型 “觉起期”的流氓学研究风起云涌，出现的各类专著在近百种，而专题文章约在700～800篇左右，其中良莠不齐，大都是互相模仿、借鉴、抄袭和剽窃之作，但也不乏少数真正的原创性精品，后者可按狭义流氓学、广义流氓学、外围流氓学和西方流氓学等四个类型加以简述： 狭义流氓学 流氓－帮会研究是狭义流氓学的主要母题，也是传统的国家主义流氓学的核心。陈宝良的《中国流氓史》15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书援引了大量史料，对中国流氓的整个历史进行详尽回顾，令我们对中国流氓在各朝代的行为特征有了全面了解。它属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其“绪论”部分还探讨了流氓的定义和称谓的演变，研究了流氓与游民、流氓与土匪、流氓与流丐、流氓与习拳舞棒者、流氓与帮会人员、流氓与纨绔子弟、流氓与帮闲、流氓与政客、流氓与文人之间的异同之处。颇具启示性。但研究面较为狭隘，未能指涉流氓的心理、文化和话语等层面，是为其最大的缺憾。
 
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一文，与陈宝良的著述形成鲜明对比：它仅仅是一个断代史的分析，但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却有全面而深入的铺叙，其思想分析深度为陈著所望尘莫及，是“影射史学”在流氓研究方面的代表。 王毅指出，中国传统的流氓文化在明代恶性膨胀的原因在于，宋代以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内空间格局，由里坊制向街巷化转型，使得城市对游民的吸纳力剧增，游民就此成为宋以后城市的重要阶层，从而为流氓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空间。另一方面，宋明以后君权统治的专制特征日益强烈，它迫使流氓在较少触动这个“刚性结构”的前提下，去充分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王毅认为，在既定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其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中，明代流氓阶层比任何时候都善于通过依附权势、欺诈钻营等等手段而谋生和满足贪欲。 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由于流氓文化的蔓延和泛化，作为整个社会内在支撑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蜕变到‘无一事无假’的‘妖魔世界’的程度，于是这个社会向着光明方向进化所必须依藉的一切基本的良性资源和机遇，当然也就被最广泛而彻底地连根铲除了。” 在文章的末尾，王毅暗示了明代流氓现象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同构性。作者指出，中国君权专制制度就是流氓文化发展的根源。由于预伏了这样的历史文化基因，所以只要后世的专制权力恶性膨胀机制没有被现代民主制度所根本取代，那么流氓文化循着我们叙述过的既有轨迹而再度泛滥，恐怕势在必然。王毅的著述深入揭示了专制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之间的互动、互相依存和互相滋生的秘密，显示了迄今为止狭义流氓学的最高成就。 其它与陈宝良的《中国流氓史》相似的著述计有：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帅学富《中国帮会史》、徐俊元《近代中国帮会内幕》、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郝志清《天地会起源研究》、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等等。但其中大多数著述限于史料的组织和表层分析，有史学价值，少社会学价值，更遑论思想史价值，构成流氓学研究的集体性缺憾。 广义流氓学 广义流氓学不仅把狭义流氓，而且也把各种身份破裂者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游者”纳入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王学泰的著述具有显著地位。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时十年，耗费洋洋四十万字，首次打开了流氓学研究的视域，提醒世人关注作为“隐形社会”的游民社会，序言作者李慎之先生称赞其“无异于发现另一个中国”，尽管这一赞誉有夸大之嫌，但把游民纳入文化层面加以剖析，却可以视为广义流氓学的开山之作。 王学泰认为游民即指所有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也即“脱序者”。它起源于流民，包括游侠、游士(游民知识份子)、江湖艺人等等。该书不仅详尽地分析了这些亚社群的特征，城市游民的生成机制，而且进一步利用民间通俗文艺作品，细致研究了隐含在游民文本中的游民意识和游民文化，如英雄崇拜、尚武习刀的游侠意气、忠义情结、平等意识、渴望发迹变泰心理、反社会性格、帮派意识、暴力倾向、复仇主义等等，从而为中国游民意识形态勾勒了一个基本轮廓。 王学泰的另一贡献在于，他发现民间游民文艺作品不仅是娱乐读本，而且更是游民生活和行为的重大指南。该书在详尽研究天地会的起源时发现，神话、传说、暗语、隐字、暗号的传播，神秘仪式的强烈魔力，以及民间戏曲和小说，都成为帮会组织进行传播、学习、模仿和聚集人心的资讯样板。它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传统认知范围，而具有类似“红头文件”的指导性地位。这无疑是流氓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 王学泰的文本研究显然已经逼近了现代话语分析的的大门。但遗憾的是，王著仅仅在门外徘徊，而未能引入现代哲学及符号分析的范畴与方法，从而阻碍了对流民的文本细读，并与国际学术水准接轨。该书的另一个缺憾是未能对当代社会的游民现象做出必要的回应。 此外，传播于互联网上的任不寐的《灾变论》，深入探究了流氓的成因，把灾变作为流氓形成的主要动因，尽管失之偏颇，但它所发出的警告，却是对国家主义的一种严厉警示。 无论狭义还是广义，上述著述无疑都是大陆学派的样本。大陆学派的流氓研究接受了国家主义的影响，其基本特征在于将流氓、游民和灾民都视为社会灾难的根源。在大陆学派的模式中，流氓（流民和游民）永远是负面的道德标志，代表着破坏、颠覆、混乱、解构等黑暗性势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海洋文化和游历文化为精神特征的台湾学界，却把游民视为一种正面的光明势力加以颂扬。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17是岛屿学派的杰出代表。该书从一开始就质疑“乡土中国”的传统理念，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居与游互动的社会”，它包含“居民”和“游民”这两种基本类型。游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势力之一。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土”对“水”的压迫和蔑视，这实际上是居民社会对流民社会的歧视，显示了居民社会的文化强权。导致这种霸权的建立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需要与土地联姻的固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皇帝、官僚阶层和乡村宗法制度的坚定支持。
 
这是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对传统中国文化理念所作的重大颠覆。它推翻了大陆学派的居民社会主体论，建立了居民－游民的二元论体系，这个二元体系不是光明与黑暗的对位结构，而是两种正面力量的明亮互动。龚著还以此为逻辑前提，展开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历史探究，描绘了“游”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历史线索。龚鹏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引用了文化精神分析和文化象征符码分析的方法，对现存历史文本作了全新阐释，从而为广义流氓学开辟了一条奇特的道路。龚著的缺陷是在赞美游民精神的同时，完全回避游民文化的负面价值，结果在摆脱大陆主义的桎梏之后，又掉进了岛屿意识的研究圈套。 外围流氓学 所谓外围流氓学，实际上是一些其它领域的研究，在其中的某些章节或阶段与流氓学领域相交和重叠，或是某些单一流氓现象的专题性研究，等等。前者以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的《赤字：论当代中国文化》（In the Red：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为代表，它指涉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流氓化特征，尤其对中国知识份子的犬儒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但全书并未能进行更深入的文本细读；后者可以李宗吾的《厚黑学》以及徐贲、胡平的犬儒主义研究为代表，它们指涉了当代犬儒主义的精神本质，却未将其与流氓主义直接挂钩。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自由主义学派代表朱学勤针对王朔小说的批评随笔，话语犀利，直指王朔主义的本质，可惜未能深入展开。如此等等。外围流氓学是对核心流氓学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它提供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见解，并填补着现有流氓学留下的大量空洞。 西方流氓学 这其实就是广义流氓学在西方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应用。但华人有关西方流氓社会的唯一研究专著，就是尹虹女士的《十六、十七世纪前期英国流民问题研究》，这部博士论文从一个罕有的角度，探讨了英国都铎时期圈地运动所引发的流民浪潮及其帝国所采取的各种行政解决方案。该书不仅填补了国人进行海外流氓研究的空白，而且在两个方面对中国流氓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性意义。 首先是关于流氓的成因，该书否定了西方盛行的“移民派”的观点，即流民起源于移民的需要的传统说法，指出它实际上源于16世纪以来的大规模圈地运动。由于近代工业、尤其是呢绒业的发达，贵族地主通过暴力强迫农民退佃，或强迫自耕农的土地产权，同时侵占原属公社的公地，用栅栏加以圈围，放养羊群，出卖羊毛，以牟取超过农业收入数倍以上的利润。正是土地的丧失导致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使大批小农最终沦为雇工、流浪者、乞丐、窃贼和罪犯。 尹虹著述的另一个启示性成果是探讨了英国历代王朝解决流民难题的方式。16世纪以前，英国政府主要采取血腥惩治的方式，逃亡者面临绞死的威胁。而到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救济和安置贫困流民成为主导性政策。都铎王朝先后发布了53个法令（统称“流民法”）来指导行政当局和民众处置流民的行为。当局征集济贫税和发放募集来的救济金，通过“社会福利”（救济为主、惩戒为辅和政府管理济贫事务）手段，令英国走上了理性立法轨道，并为英国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英国流民群体的兴起和解决的历史过程，与饱受流民困扰的中国转型社会，形成了微妙的讽喻性关系，因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文本，同时，该研究所指涉的西方流民现象，也拓展了中国流氓学的研究视域。（作者：朱大可，原载《流氓的夜宴》） 本文题图：秦秀杰《春心不老》